《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三篇

导语：《我们与恶的距离》与别的罪案剧并不一样，编剧并没有带着观众重新走一遍加害者的犯罪之路，而是将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为加害者辩护的律师等联系在一起，将新闻职业道德、原生家庭、家庭教育等诸多社会议题抛上台前，来试图探讨人性“善与恶”间的距离。这里励志故事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希望你们喜欢。

看完《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最大疑问是——

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致使了如此多的悲剧发生？

李大芝和李爸李妈是影片中最为悲剧性的人物之一，李爸李妈勤劳本分工作、大芝刻苦努力学习，家庭虽不富裕却也平静自得，直到这份平静被李晓明的枪声打破。李晓明入狱后，李家人成为过街老鼠，他们不得隐姓埋名，过着暗无天日的逃亡生活。更为痛心的是，直到李晓明被枪决，他们都没有与他见面，亲口去问个为什么的机会。李家人有错吗？

宋乔安是媒体人也是妈妈，她受到生活的磨难之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独自消化失去儿子的痛苦，身边的人并不理解反而对她诸多抱怨，她有错吗？

王赦是一位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权律师，为了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被群众扣粪被发短信威胁生命，因为他的理想，导致妻子压力过大而早产失子、女儿“被精神病劫持”，可是坚持理想有错吗？

应思聪是一位少年天才导演，在读书时候便拿过国际大奖，他在接连遭受母亲遗弃、事业瓶颈与女友离世的打击后得了精神分裂症，得病之后他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完成梦想，他哪里错了？

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女儿在早恋中寻找慰藉有错吗？整日收到恐吓而祈求丈夫体谅自己的妻子有错吗？收到上司命令第一时间抓取新闻完成KPI的记者有错吗？希望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未婚妻做婚前体检的富二代有错吗？同样痛失爱子又遭遇妻子性情大变而精神出轨的丈夫有错吗？

他们都是悲剧故事的承受者，我相信如果以其中任何一人为主角拍片，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坏人甚至所有人都会对他们带有极其悲悯的同情与深重的喜爱

——换作是我，不一定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但是为什么这些可怜又坚强的人聚在一起，就酿成了整个社会的悲剧呢？

导演用短短10集的电视剧为我们揭露了一个冷冰冰的事实，

我明明期待自己能够明辨是非、也期待着自己与社会都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但是当我置身于此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拥有上帝视角来考察每个人的处境，更没有能力得到一个最优解，不犯错已是万幸，搞砸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从小我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强大完整的道德律，可是当我真正怀揣着正义的梦想学习了法律之后，发现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研究案情的时候我必须要抛弃混乱的情绪与朴素的正义观，为权利、效率与利益而绝非为了道德而斗争。

我崇拜那些离经叛道、被放入神坛的媒体人，可是我依旧会忍不住点开最有流量话题的新闻，接受并输出最主流的观点，因为它轻松易得，并且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态度——这个态度可能并不符合真相，也可能并不善良，但是它一定是最安全的。

我做了六年的义工，可是它并没有让我帮助的孩子生活变得更好，反而我早早将他们定性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或是拉着他们偏离原本正常快乐的生活轨道，我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些经历变得一团乱，既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因为义工为我带来的荣誉，更担心着自己被这些经历牵扯住而找不到那些让我能生活得更容易的工作。

这也是这部剧最吸引我的地方所在，

它恰巧大胆地勾勒出了我大学时代梦寐以求的三个职业

慢慢地当我在面对事情的复杂性时，我研究出了一套更加平庸却温和有效的办法，这使我不再如同第一次遇到挫败时那样失望。而后我慢慢学会了不再幻想，因而不再失望。我知道更好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理想中的自己应该为了更好的世界去奋斗，但是现实中这其实很难，甚至根本做不到。曾经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我宁愿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至少这好过做一个理想主义废物。

很多人读到这里一定会站在道德高度指责我：“那是你没有勇气和毅力”。但是我想说：

“当你站到我的位置时，你不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与[恶]的距离，也是绝大多数人与[恶]的距离——汉娜·阿伦特曾经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有段对平庸之恶的描述非常触动我：

恶，不只属于极端的极权统治者，很多时候，它还属于每一个平庸的参与者。

我向世界袒露着自己的伤口，也袒露着我的软弱与自私，我期待有人能够救赎我，所以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四处寻觅依靠，直到我看到别人强撑起同样血肉模糊的躯体向我开枪。

加缪在《鼠疫》中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即使在灾难降临、不幸的火种蔓延大地时，人依旧有机会去做一个正向放大的人。可在我真真实实存在的这个世界里，所折射的一切灾难与惶恐，制造者不是鼠疫，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相信绝大多数臭名昭著的“键盘侠”的初衷是在他们的认知能力范围内用力所能及的方式“伸张正义”，而他们为什么认知能力如此有限呢？

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的罪人并不是出于本能的“坏”（毕竟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是哪一个环节让他变坏了呢？这个结果是他发自本能去追求的吗？

可能会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们遭遇过各种各样的不幸，那我们这些看起来“善良”的“既得利益者”又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谴责他们呢？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当恶的链条长到看不到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我不过随便评论了这篇报道。

-卧槽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评论这篇报道。

-哎这些人骂来骂去真没意思

最终会每一场恶都会演变成一场打着“正义”口号的集体狂欢。

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集体中抽身出来，变成一个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与他人行为负责的个人，我们在混沌中彼此畏惧、互相指责、玷污蹂躏着各自的荣光。

我们杀的人，并不比“李晓明”少啊，

而最后被杀死的是我们自己。

这也是这部剧我为什么扣了0.1分的原因。

故事最后被害人走出了阴影，思悦收获了爱情，王赦依旧能够坚持理想，罪犯的家属能够撕掉标签重新生活，思聪能够治好精神疾病、理智清醒地追求梦想。导演给我们书写了一个关于未来的乌托邦，太美好了，美好到足以让我落泪。

但是，这个世界真的会好吗？

导演呀，你还没有给我解决方法。

好在导演给了一个温柔的暗示：

当我们开始真正计算自己与[恶]的距离时，

[善]的距离就近了一点点。

之前这部剧被炒得火热的时候以为它的话题可能主要围绕媒体责任，没有想到其中还包含了废除死刑，精神病人自主权和卫生立法这类社会议题，很惊喜。这类议题是网络战的中心，但真正理性的探讨却很少看到。废除死刑这个话题由于自己专业缘故，之前有过思考，而精神病人其实我在生活中有亲身接触过，遂看完这部剧就想试着说一些什么。法律的道德其实我没有料想到这部剧里的律师形象是这样的，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当时初入法门被重洗三观的自己。记得当时刚进法学院，基本一年级主要的专题就是探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那时探讨过火车转轨的问题，也在课堂上辩论过食人案，加之蜂拥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科学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课程，都在解构我原来的善恶观，而在大学以后的几年里我的三观又慢慢被重构。这可能就是法学对人思维的影响，不仅是逻辑能力的提高，还有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质理解上的提高。虽说目前来看，大家都觉得律师强调技术，那些理念等偏哲学的理论不必要了解，因为这并不会影响你的律考，也不会影响你以后做律师业务，然而我并不后悔自己花费了很多精力去阅读有关材料，至少在这以后，当别人需要我胡扯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法学的魅力有几层。且这种三观的建立，大概也促进了我目前这种看待世界的态度的形成。这种态度给人的感觉很难描述，但你可以觉得快活得像池塘里的鱼，总之，会面对生活变得很从容。

其实王律师这个愣头青的样子，像极了当时打破了凭直觉建立的善恶观的我。连和老婆吵架都要讲道理和逻辑，当时看到那几段差点笑喷。王律师说人权平等，一个国家凭什么可以胡乱杀人，一个国家怎么可以通过杀人的方式获得民主，他声嘶力竭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到了自己。其实我是同意他的，但我也知道这些理论是理想层面上的，我可能没有他那么勇敢，去把争取它作为实际的事业，但至少我是认同它的。这种正义观是站在普世角度的，或许是理论上的理性的正义观，可是理性需要考虑感性，所以它并不是实际上的理性。比如，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属，我可能希望加害者及其家属去死，也无法原谅他们，这时候我便喊不出人权平等，国家不可以杀人这类话。同时我也不想把律师的职业看得过分高尚，这只是万千赚钱养活自己的职业之一，我愿意遵守如美国律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准则，即客户利益最大，而不是去思索法律是什么，我该站哪一方。我会无脑成为一枚推动程序正义的棋子，而实质正义的内容，则“听天命”。不过无论如何，我或许奉行实际的理性的正义，但却愿意把这种理论上的正义作为一种上限，一颗头顶的星星。我相信这和头顶没有星星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谢法学院的教育，让我不仅习得了如何运用法律，更了解了法律是什么，从而获得了头顶这颗星星。

其实法律和道德是两样东西，即便它们有内在联系。这里的标题是“法律的道德”，它说的是法律自己内在的道德，而不是用外在的道德标准去评判法律。如果理解了“法律的道德”，大抵就可以理解一个法律人的正义观是什么样的，进而了解如上所说的，律师如果没办法对实质正义作出推动，那么至少坚持法律人的正义观，是可以推动程序正义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刑法课上，正巧林某案在网上热议，大部分意见都表示他该死。那时老师课上提到量刑的艺术，提及为什么刑法立法要有意去为犯罪者铺设一条回头的路，即便是已经酿成了悲剧，法律也表现得足够宽容，并很动情地希望大家记住刑法的仁慈，他说你们十年后把我教的知识忘了没关系，但这个一定要记住。对“回头路”的理由，实质层面上来说还是关于人权和效率，即一是你不能让一个没有恶意的人去死，否则你就变得和行凶者一样恶了，二是要思考效率，即处死这样一个人对社会有好处吗，如果目前来看杀死这样一个人只能平息愤怒，死人不能起死回生，而再死一个人则或许又是一种损失的话，为何还要再杀一个呢。这类问题在此不多探讨，因为那已经涉及外在的道德。而所谓内在的道德，指的是法律程序是否正义。那时我们讨论罢这个案子，课堂陷入沉默，其实大家感到难过的，并非完全都出于“死刑之合理性”，而更多来自于林某他并没有走完法律程序，却已经必死无疑了，这个时候法律的尺度随个体变化了，因而便变得不公正了。

其实了解一点社会学知识后，你便会意识到许多观念没有什么道理，譬如红灯停绿灯行，但是由于“代代相传”，社会强制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给我们。考虑到立法难免会涉及“功利主义”，少部分人的利益淹没在大部分人的利益里，简单的数量比较或许并不公平，遂我曾想如果法律不完美，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它，为什么还要这么在意程序正义？后来我想到，其实人类除了制定了法律，也制定了别的领域的刻度，譬如，1cm是多少长。但在日常中，似乎没人去较真1cm为什么要这么长，在你无法找出别的1cm的“实际存在”的时候，就用眼前这把普普通通的自称能量出1cm的尺子就好了。1cm的功能是大家赋予的，大家都认为1cm是这么长，因此1cm也便有了意义和正确性。法律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很多层面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外在的道德指的是在没有尺之前，如何去决定1cm的长度，而内在的道德指，在拥有尺子后，1cm长度的不变动。这也是为何要双方充分辩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家用的尺子是一样的。为弱者辩护或许出自对实质正义的渴望，但至少一定符合了程序正义的标准。大众或许不理解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遂觉得律师可恶。想要理解律师的职业，类似恶律师凭什么也能自称正义使者这样的问题，想想尺子，可能就想通了。或者想想你自己以后犯了事，你是希望律师替你辩护看看呢，还是一听案情立马告诉你不行的这个事情你死定了。鼠疫“我们只能近似地达到圣徒的标准。假如那样的话，我们就设法维持一种谦逊而仁慈的恶行吧。其实要说对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比喻，我至今还没找到比加缪的“鼠疫”更好的比喻。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比方就是：这世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携带鼠疫病菌，而没有人是对鼠疫免疫的。我们可以做的或许就是戴上口罩，尽力不去传染他人，而也有人，或许会愿意去医治那些患者，但他自己也可能感染上鼠疫并且将这种病传染给他人。

如果把鼠疫当作恶，那么就是，恶的传播是无意识的。然而善的传播是有意识的，小善如戴口罩，大善如医治他人。除了无意识的恶，还有有意识的大恶，比如故意去传染给他人。

其实所谓的一命抵一命，或者“我作为受害者家属，活得那么惨，你加害者家属凭什么可以笑“这样的逻辑，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它只不过是在传递愤怒和仇恨。A把这个潘多拉魔盒丢给B，B再把魔盒丢给C。而网络键盘侠也多半出自这样的心理，即通过骂别人释放自己在别的地方承担的社会压力。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情感“逻辑”。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所以这一方面也说明了朴素善恶观的无用，也说明了为何法律强调程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鼠疫里说即使好人也不能避免杀人，或者指使别人杀人，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逻辑。所有的丑恶一定有一条因果链，法律里要严肃探讨因果链到哪里需要切断，但在现实中这条因果链可以绵延很长很长。例如弑母的可以责怪家庭环境的恶劣，而他的父母则可以责怪社会压力大或者再责怪自己的父母。也比如这部剧的主旨，片名叫“我们与恶的距离”，即是在提醒人与“恶”的亲密，媒体可以成为杀人犯，世上任何一个人的无意中的举止都可能在促成一个悲剧，遂它本真是在教导我们去有意识地选择善，克服那种正常的惯性情感逻辑。

其实加缪对人类社会抱有了莫大的乐观，而其实我也同意他的态度。学习法学不得不接触世界的许多丑恶面，然而每次中二地对着眼前繁荣的城市发呆的时候，也会默默佩服人类的了不起。我们多么坏啊，我们曾经挑起过多少战争，杀戮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恶行，可是现世的一切却都看起来还是那么好，大抵就像应思聪说的那一句“人世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如果站在上帝视角，可能人类世界是充满爱的。人类似乎总有办法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总有一股力量在试图破坏，但总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在支撑这人类挺过这些灾难。

“在人类身上，令人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令人鄙弃的东西。”加缪似乎没具体解释这个句子，我有体会但也解释不出，这可能就是让我觉得人类身上令人赞叹又奇妙的地方，也可能是我觉得自己很爱这个世界的原因，即便很多时候我也承认你必须大方承认有些事情就像一坨屎一样恶心，但似乎你总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不朽人企求不朽，总有一天，摄影机将向我们显示他那张怪形怪状的嘴，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的变成抛物线形状的东西，而且终生如此；他将进入可笑的不朽。很多时候我嘲笑自己落后于时代，大抵缘于我发现我不懂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虚幻的交往。这种虚幻不是针对媒介，比如电脑还是写信，而是指人对待关系似乎从小农经济到了游牧经济。这世上的许多东西的形式和实质都在追求着一刹那的五彩斑斓，然后满地纸屑的话也没人管，反正也灿烂过了。大概算是种消费主义精神？

我说自己落后于时代，还有一点就是我真的惧怕社交网络，即便我承认自己也有献宝的心理，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公开的平台，我做不到展现更多的自己。一是我大概本身有轻微被迫害妄想症，害怕泄漏信息被坏人看到，二是我纯粹觉得被不认识的人看到或评论有点奇怪，虽说我也不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但可能就是觉得古怪吧。

可能我很久前就看了米兰·昆德拉的《不朽》，由此被“荼毒”颇深。那本书给我灌输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追求不朽，因而尝试用媒体或者一些公开平台来推广自己，希望世界记住自己，但是实际上别人对你的印象很可能是错误的。由此就会有一个很古怪的例子，就是A名人死后采访了B同事，B同事其实也不是很了解A啦，但只是随便说了一句他大概爱吃红烧肉，于是A名人爱吃红烧肉就被铭记了下来，而实际上是B同事记错了，爱吃红烧肉的是C。所以不朽的那个人，是A，还是A‘？A‘是A吗？你真的达到了不朽的目的吗？

逃避网络可能源于我讨厌由他人定义自己。想当时我想过开公众号，觉得有一批读者也很好，但慢慢就怕自己难免以后会考虑读者爱读什么而不是我想写什么，所以还是缩回自己的小圈子写文章。另外就是其实在社交网络上很容易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而别人也会对你的标签再做一番消化，最后就可能出来一个四不像。比如，A晒出一条红裙子以有意表示自己喜欢红色，B观后觉得A强调的是喜欢裙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定义自己，由此我也讨厌别人定义我。因此对我来说媒体做“贴标签”“下定义”的事情，就很烦人了，且关键这类标签可能不一定准确，却可能像被刀一样把它们刻在了那些不了解某个人的观众的心上，形成了一种当事人自己根本不想要的古怪的“不朽”。由于自身专业缘故，了解分析热点案件要看法律文书，每当掌握法律文书里的案情，再看媒体报道，有时便觉得一些修辞太过了，媒体的立场太过明显，过分煽情，这样对另一方就很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不是小事，或许判决不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但是一篇报道却可以。为什么要把新闻报道写成故事会呢？前不久某刘案件的舆论公关战也更是看得让人觉得反胃，很多东西似乎不经求证就可以对外透露，“话术“用得也太过明显。

媒体的措辞不同是完全可能引发不同内容的舆论的。之前看北大弑母案，还有大学生杀滴滴司机案，前者称该北大学生家庭不幸福，内心压抑，网友表现了更多的共情，而后者只说明了有抑郁症，于是网上便又一次展开了对抑郁症的狂轰滥炸。按道理是，精神疾病对意识的干扰程度才是探讨的关键，而不是哪一种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更多人有共情因而更有说服力，但很多人却会默默将之忽视掉，觉得大多数人所站的立场便是正确的立场。但是试想，如果媒体也披露大学生抑郁是因为家暴呢，情况会不会有好转？当媒体披露的信息是筛选过的，零碎的，片面的时候，网友凭借这些信息以为了解了案情，就会十分危险，尤其是在天朝这个司法动不动被绑的地方。当年林某的案件就是很少有人去关注他这一方面的陈述，即他为何杀人？他杀人以后的想法是什么？当年他的律师斯伟江写过一篇在监狱里和他交谈内容的文章，至少让人感受到他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冷血杀人魔的文章，但也不能力挽狂澜。

遂很惊喜此剧探讨了媒体的责任，最后也算有一个好的指引。我不了解媒体人有怎样的职业操守，只记得当时CM里面FBI也烦死了媒体，因为媒体追消息可能激化犯罪者的情绪，最后好不容易安抚好的罪犯瞬间被“引爆”。但就像我说我不会把律师看得过分高尚一样，媒体人也是万千需要赚钱存活的人种的一类人，不过大抵至少拥有一颗头顶的星星吧。其实目前住的公寓就在CNN旁边，每次上下课路过那栋大楼，看着可能是记者可能是编辑的人来来往往，偶尔也看到举着摄像机走来走去的人，便会想其实大众还是需要听“媒体”讲故事的吧。凡事存在必有合理性，只在于如何制衡。我也想不出如果没有新闻的话，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怎样糟糕。且我也知道许多媒体人也是真的很令人敬佩。乌合之众正如上所述，存在即合理，其实要说媒体人可恶，更可恶的还是人群。宋乔安说新闻是放给智商只有七岁，国中文化程度的人看的，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台湾社会人的平均文化程度或平均智商，但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人在人群中会变得智商低下，丧失该有的理性判断能力的特点。

其实媒体很容易成为舆论战的工具，或者公关的工具，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人群”实在太好煽动太好用了。但是人群这种不稳定的存在，你也不能说人群不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革都需要群众的力量。近日最新一季《傲骨之战》在宣传马基雅维利，即只要结果正义，那么用恶的手段也不要紧，好不刺激噢。想即便历史上是一群暴民给时代带来了曙光，那这群暴民似乎还是功不可没的。如果这个世上大家都理性，都难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连民族感情都可以复议，那么许多事情就很难办，估计这个社会也容易裂掉。

然而无论如何，觉得于人群，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下它的力量，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伤，例如打砸抢烧寻找存在感。私以为除了经济学，社会学讲到群体和个体关系的书籍，也是每个人有空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的题材。青山黛玛人類意難平的一切問題 你都一笑避開 世間太傻 而你是天才最后赞叹一下这部剧对精神病人的关注。其实我也觉得自己的经历很惊奇，总是很容易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之前租房遇到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的女孩子，我和她还出去吃过饭，她陪我一起买过东西。而小时候记忆里也有一个姐姐，是我爸同事的女儿，家人很不愿意带她出门，聚餐碰到过一两次，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

其实这一类人发病都是有原因的，就像那时房东的女儿可能是由于太小出国，而那位姐姐据说是当时非典期间被以为是患者，强制隔离，自此以后便患上了病。这类人大抵心灵过分脆弱，受不起社会的伤，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他们的心灵比我们正常人可能纤细很多，敏感且善良很多。就比如那个房东的女儿，她会注意到我可能喜欢小兔子，且也时常会关注我住得好不好，帮我房间添很多东西。

想他们发病时应该很痛苦，我不是他们不知道，但只看那位房东的女儿就觉得她很痛苦。而这类人的痛苦还会加持吧，因为别的病可能并不会受到社会的歧视，而这类病则总会被社会另眼相看。我知道的那位房东的女儿，以及那个姐姐，似乎都是从来再没有朋友，日常交际圈只剩下父母，而父母对他们的关心可能就是要吃药，有没有再发病。大抵这个样子即使没病也会搞出抑郁症来吧。其实他们理应有个机会再回归到社会。我记得那时候我买了好多书放到书架上，房东的女儿看到了，向我推荐书，也不知道说着什么，她就开始抹眼泪了。我也记得她看到我的大衣，说以后瘦下来了也要穿这样的，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她可能是吃药缘故（？），变得很胖，我根本不知道她几岁，也不知道她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她那时候可能爱听《上海滩》，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突然大哭。

可惜在天朝这个社会，这种病大概还会让家里人羞耻。我只知道那个姐姐是没有被好好治疗的，后来就被关在家里。其实他们如果能回归社会，正常的和人交往，正常地得到该有的尊重和爱护，或许会好一点点。不过我也不是专业的，也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只是以自己的经历来说，其实他们服药的话，好好和他们相处并不吓人。也再次给这部剧有关注到这样一群人而点赞。上帝的孤独上帝的存在，是人的孤独其实很多时候人类真的很奇妙，我们读不懂自己，却已经在这个世上迷迷糊糊折腾了这么多年。人类好想知道一些问题的答案，例如“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或者“好人是什么” “好的社会又是什么”，所以创造了上帝。好像上帝就什么都知道。

自从接触社会科学，就开始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小白鼠，眼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大型实验现场。谁在做实验呢？上帝吧。

自以为很多时候我会想太多关于这个社会的宏观的问题，然而大概也不是坏事，虽然过程会比较磨砺。我现在好喜欢说自己的“三境理论“，我想说这部剧好就好在它诠释的三观的内容和方式都十分出色。先说方式，就是在我看来，它把“三境“都走过了。从常人定势思维，即所谓的惯性纯天然朴素的正义观，到修正过的站在普世角度的理想化的正义观，最后是理想化正义观再修正，结合现实考量后的理性的正义观。最后一种正义观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相对理想正义观来说并不苛刻，并不要求别人揍你一拳你还拥抱他一下，这种正义观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同时，也相对纯天然的正义观要输出稳定很多的正义观。那不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而是几经抉择后坚定的勇。所以说这部剧的指引还是很棒的，它在教人为善，但不是苛求你做圣人。

“愚昧无知是人世间罪恶的根源，如果缺乏认知，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总体而言，人类的善是多于恶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人类或多或少是愚昧的，这就是我们称为恶习和美德的东西；最不可救药的恶习是一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此认为自己有权利杀戮的愚昧。杀人者的灵魂是盲目的；而缺乏透彻的认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爱。”遂大抵，折腾过三个境界，才得以说知道了善和爱。

其实人本来就是现实和理想都需要兼顾的，关键就是得搞清楚什么是理想，什么是现实。我需要考虑现实，就好比我不吃饱饭就会不开心会不能做事情，我也需要理想因为我需要精神的愉悦，钱太多花在一样上面边际效用会下降，每个都花遍了钱也没有价值了，所以我需要去追求点别的。对我来说现实就是一条具体的底线，而理想则是无形的上限，如果我达到了底线，我就可以无限往上蹿。

“看得见的东西不用去相信，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才有理由去相信。” 其实越长越大，我也会感受到一种迷糊，不知道是我疯了，还是世界疯了，许多我觉得本该如此的东西变得好像是错的了，我分明觉得其实过去一直都这样啊，但却被人说傻，怎么回事呢？不过由于大抵我自信自己的三观很稳定，我还是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有些理想也不会放弃，不去坚持那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遂那些最开始我相信的东西，我还是相信着的。

上帝我可能不信，但我信我自己信的那些东西。什么都不信的话，真的好无聊噢。

最近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疯狂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名为《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部听起来很普通的剧，却因为内容的现实以及角度的新鲜引发了观众的赞赏。

观剧完之后会让人忍不住反思自己：我们自己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故事是围绕着一场“无差别杀人案”展开，以每个人不同的视角来叙述同一件事情的影响。

在辩护律师、被害人家属、凶手、凶手的家属、新闻媒体、精神医师以及普通大众的视角中展现彻彻底底的人性的丑恶以及现实的黑暗。

每集电视剧的开头都是由着一个小事情开始，引发新闻媒体进行报道，从而形成网络上的舆论对其进行阐述。

并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我们一件事：“我们”皆不完美。新闻人

新闻不仅可以报道事件，更可以杀人。

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应该秉承着自我内心的道德准则，不能因为社会舆论的导向而进行着所谓无谓的报道，只播送观众喜欢的东西或者舆论要求的东西。李大芝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想当记者，记者每天都在抢时间，抢观众喜欢看的东西，所以比较单向片面，编辑可以让观众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

不是新闻大于天，而是人命大于天，在面对收视率以及孩子安全的两者下，我们会如何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只愿意知道那些和我们意见相同的人的建议，但是不愿意去了解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的人。被害人的父母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我们的教育体制，永远也控制不了那些加害人”宋乔安对自己的丈夫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失去孩子的疼痛是一辈子都无法在这些父母的身上抹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永远无法做到所谓永远的保护自己的孩子生命安全不受到任何的侵害，就算存在着社会法律体系，但是它只是加害人的一道枷锁，却无法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戏中借助医生，说出了一个很切合实际的问题：“我不想要我的小孩，出生来面对这个众生皆有病的社会”。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辩护律师

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关心的应该不仅仅是如何将这场官司给打赢，更多的是应该关心凶手背后存在的杀人动机。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真的很神奇，将那些凶手全部杀掉以泄民愤，将那些精神病人给关押起来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么？这算是什么民主法治的国家，而且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么？”一个理想化的律师王赦面对众多的目光，发出这样的呐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并非非黑即白的存在，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秉持着双面看待的原则。杀死凶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并且作为罪人的凶手，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但是这些凶手背后的杀人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难道我们所可以做的仅仅只有执行死刑？这些都是这部剧给观众带来的思考。

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凶手的父母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愿意花上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当李晓明成为杀人凶手后，全部的社会舆论开始直面攻击这个人的父母，他们畏惧以及害怕了社会的舆论，不敢出门，更不敢反抗。原本相对比较幸福的一家人却因为儿子成为社会的杀人犯后开始了四处躲藏的逃匿生活。李父开始每天用酒精麻痹自己的大脑，李母出门只敢用口罩遮面，哪怕脸上捂出了湿疹也不愿意将口罩给放下来，李大芝被迫中途辍学，从原来的李晓文改成李大芝的名字。

他们向社会大众媒体公开下跪道歉，面临不是原谅，而是更多的谩骂。

什么样的父母才会养出这样的精神病杀人犯？“我们”

剧里所有的民众，都秉持着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会去网络上批评那些凶手的变态行为，会同情那些家庭濒临破碎的父母。

但是或许正是这些所谓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恶的推手。影片中有位导演名叫思聪，因为长期拍片精神压力过大，从而患了所谓的“思觉失调症”，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因为他每天的所见所闻，不仅仅只是来自家人的鼓励，还有整个社会大众对他的舆论道德谴责。

在现在这个网络黑子发达的年代，每个人都会成为网络攻击的对象，很多人就只是因为不堪所谓的骂名，从而选择了轻生。但是如同影片中的疾病的根源来自于整体的社会大众。我们也仅仅只会怪罪于我们的社会体制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确是这样的社会体制的拥护者。或许“我们”才是真正罪恶的推手，将人一步一步推向了深渊。或许在“我们”自以为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时候，却在不经意间杀了人。其实我们众生皆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

这是一部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电视剧，它会引发我们的思考。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社会？该去做些什么呢？

不愿成为恶的推手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