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医院道门口可以让朋友家长代拿药吗?

郑惠连(中)在原卫生部大门前合影(作者供图)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小火轮徐徐驶离码头。身后,天空的云彩越来越模糊,直到彻底消失。

29岁的郑惠连在船尾站了很久。当李之仪这首《卜算子》反复在心头掠过的时候,她明白,从此以后,上海,成了自己和同船20多位同事的故乡。

彼时,是1956年5月。

66年过去了。扎根重庆的郑惠连而今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她心中的故事,她脑中的信念,她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仿佛一首经典老歌,从上个世纪,穿透时空,扑面而来,在新时代的山川大地上徜徉流淌,沁人心脾。

郑惠连的父亲郑达宸,本名郑伟三,17岁时,与胡适、赵元任、竺可祯等同榜考取录入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名单,到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学习。毕业归国之后,他先在开滦煤矿任矿务工程师,后来选择实业救国,潜心从商,成为民族资本家。

1926年6月30日,郑惠连出生于辽宁北票煤矿。3岁时,随父迁居上海。受父亲熏陶,郑惠连从小喜爱读书,向往成才。启蒙时期,父亲为她选择了上海英租界的教会学校,以使郑惠连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时期,郑惠连进入上海市第一女中学习。诚如父亲所愿,郑惠连在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熟练使用英语。

1944年,郑惠连中学毕业。那时她的想法:“因为从小爱好文艺,我曾梦想当一名艺术家。”但是,看到战乱仍频,疾病流行,若要匡时济世,便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是,她报考了医学院。

当年9月,郑惠连如愿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此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后来,校名几经变迁,曾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如今,名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950年7月,郑惠连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学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医学毕业生。起初,被安排到上海华山医院儿科工作。不久,调回母校,开始了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简称“上医”)附属儿童医院的职业生涯。

郑惠连在上海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生活是舒适惬意的。按照这个轨迹,她的人生,会多些一帆风顺,少些精彩万分。

看似不经意处,却有转折。

一天,院长陈翠贞突然来到跟前。“郑惠连,选派你去重庆,有意见没?”

“听从安排,没有意见。”陈翠贞只是征求意见,并非下达命令,郑惠连没问缘由,不假思索。双方意见仅在一问一答之间,瞬间达成一致。

上医为何派员去重庆?缘于中央的决定。新中国成立不久,沿海与内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地区缺医少药现象突出。1955年,中央政治局指示,沿海城市高等学校内迁,其中,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重庆。

在此之前,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曾经有过一次。那是抗战期间,该校辗转内迁,1940年来到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1946年,迁回上海。

再次西迁,是要建设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重庆医学院本院,专业课程要开设儿科学;同时建设附属医院,其中包括儿科医院(即今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上医”“重医”,仿佛冥冥之中,总有缘分。这种缘分,具体到某个人,就铸成了人物命运。时代赋予的命运,要求郑惠连从长江尾迁往长江头。

当她明了西迁缘由后,郑惠连觉得自己的痛快表态非常值得。

从大处讲,这是响应中央号召,使命神圣,当然应该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任何顾虑,不讲任何条件。

从小处讲,自己身为上医儿科医院医疗秘书、主治医师,支援重庆义不容辞。

“医疗秘书是管理岗位,主治医生是业务骨干。又熟悉管理,又懂得业务,自己当然应该支援西部。”郑惠连这样解释。

于是,序幕一拉开,郑惠连成为西迁先锋。

1956年2月,大年初三。29岁的郑惠连,随同“上医”总务长刘海旺一道,新年开启了人生新历程。一架小飞机,人、货同机,载着热血沸腾的西部建设支援者,从黄浦江畔,来到嘉陵江边。

当时,郑惠连自己也没意识到,就是这架小飞机发动的一瞬,翻开了她“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重要创始人之一”的人生篇章。

筹备中的重庆医学院(即今重庆医科大学)的选址在袁家岗,上海来的支援者将来会在这里授课,当然首先去看看。而当到达后,郑惠连有些傻眼了:难道这是到了上海郊外?

目之所及,能够看到农田,能够看到炊烟。有楼房,但不是上海那种高楼大厦。有马路,但是尘土飞扬。有平地,但随时随地要爬坡上坎。

而她要支援建设的儿科医院,选址尚未确定。

当时,重庆方面,成立了儿科医院筹备小组,但重庆方面没有医院建设经验,眼巴巴望着上海援军快快到来。

那是一张白纸,在等最新最美的图画。

郑惠连甫一落脚,就充当起了“总规划师”的角色。

当时,上海来人中援建儿科医院的,仅她一人;筹备小组中了解医院建设的,也只有她一人。

首当其冲的工作,当然是选址。

重庆方面备选改建成儿科医院的,有两处,都有现成的大楼。

一处在枇杷山上,原重庆博物馆。一处在枇杷山下,原重庆市政府办公大楼。

两相比较,郑惠连力主选址山下,即原重庆市政府办公大楼。她认为,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选址。尽管筹建中的儿科医院非常弱小,将来,儿科医院一定会发展壮大。因此,一定要留足将来的发展空间。

她的意见,得到重庆方面负责人杨厚等同志的首肯采纳。

接下来的建设任务,就是将大楼改建建成占地面积100亩、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病床30张的儿科医院;医院内设门诊部、住院部。为重庆医学院儿科系的教学做必要准备,加强西南地区的少年儿童医疗保健工作。

困难是明摆着的:原大楼是机关用房,没有医疗用房,没有建筑材料,没有医用器械,没有多少医生;需要药品购置规划,需要服装设计采购,需要表格设计印制……

况且,重庆有重庆的情况,上海有上海的条件,重庆不能照抄照搬上海医院的硬件标准。

困难就是挡路巨石,艰苦奋斗、团结一致赋予建设者逢山开路、勇往直前的力量。

为摸清重庆儿科实力底细,制订儿科医院建设标准,郑惠连马不停蹄,走访参观重庆范围内开设儿科的所有医院:道门口的一院,中山二路的中山医院、三院;为摸清西部儿科建设参数,她还赶赴四川华西医学院儿科学习取经。

为按期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医院如期开工,郑惠连精心筹划、精打细算。所有置办事项,大到房屋的改建、医疗仪器设备、病床、医生护士的服装采购,小到医生的处方签、化验单、检查单,护士的体温单、医嘱单,病人使用的体温计等等,郑惠连必会开出清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线人员,从管理员到现场施工人员,从临床力量到后勤力量,都是全身心投入其中。每一项建设任务下达,大家用手搬、用肩扛、用脚量,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筑造,一寸一寸推进。

为不负期望,不负托付,郑惠连似乎成了“全能”。她负责和参与了各种工作。图纸设计,建材采买,设备配置,规章制定,制度建设,账务往来,表格印制,上下联络……

郑惠连笑称,她从小练就的本事,没想在这个期间派上了用场。那就是记账算账,因为父亲做生意,从小跟着记数算数,所以她经手的账务,清楚明白,没有差错。

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大家心无旁骛,一心干事,只想为西部建设多做贡献,再难再苦再累,都会被火一样的热情化为灰烬。

实际上的困难不少。建设中的困难自不待言,日常生活就够人“喝一壶”。比如,水土不服。那时的重庆气候,总让她感觉云山雾罩,尤其天热,仿佛置身蒸笼里面。比如,路不平。在上海走惯了平路,而在重庆,从两路口到观音岩去办事,一口气要爬200多级台阶。脚上打起了血泡,只能脱了鞋子继续走。

就待遇而言,上海重庆的工资存在地区差异。重庆工作量大,又费脑力,又费体力,收入却比原来少了一大截。

但是她从没计较,反而非常乐观。她说,楼里有个小礼堂,政府的人不时来此跳舞。郑惠连从小喜欢跳舞,每逢舞会,哪怕白天再苦再累,她必出席,从第一个音符响起,跳到最后一个音符结束。

痛并快乐的四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很快过去。

当年5月,医院改建完工。郑惠连速去速返,从上海迎来到渝工作的20多位同事。

同事们至今记得,当时从上海到重庆,溯江而上,3400里水路,须在长江航道里坐7天7夜轮船。

1956年6月1日,儿童节。重庆两路口,一道缓坡之上,原来的大楼焕然一新。

这天,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开诊了。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首家儿童医院。

院内人潮涌动,门诊大厅热闹非凡。隆重热烈的开诊仪式,郑惠连记忆犹新。仪式由重医儿科医院首任院长陈翠贞教授主持,重庆市副市长陈筹、市妇联主任华逸和各界人士、各医院领导出席了儿科医院的开院庆典仪式。

陈翠贞是国内儿科专业先驱之一,时任上医儿科医院院长,还任重医儿科医院院长(未到任)。开诊之后,她在重庆工作了四天,带领来宾参观了门诊和病房,听取筹备组工作汇报,提出工作意见。她谆谆告诫郑惠连:“你在重庆的工作干得不错,但不能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团结勤奋,努力把儿科医院办好。”“要牢记上医校训:正谊明道、严谨厚实、勤奋进取。”

郑惠连感慨,陈院长对自己真是了解,这次专门谈话,既肯定了成绩,又了指出了缺点,还指明了方向,让自己受益一生。

重医儿科医院开诊之始,仅只设有儿内科,医生完全靠听诊摸诊,病房只有30张床。然而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专科儿科医院雏形,一开诊便病人多、病种多,急诊多、危重病人多、疑难病人多、传染病人多、婴幼儿多、农村病人多,医疗任务特别繁重。

作为当时重医儿科医院的唯一主治医师,同时身兼医疗秘书,医院门诊、病房、药剂、检验、放射、供应、营养等工作,她都脱不了干系。郑惠连里里外外一把手,被同事和领导亲切称呼为“管家婆”。

“管家婆”管过的几件事记让人忆新新。

有一件叫“辅餐制”。她发现很多就诊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一问,原来当时重庆的不少家庭每天只吃两餐。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两餐制,赶忙让负责伙食办理的总务处为患儿增加辅食。然而总务处没有营养师,不知道要增加哪些东西。郑惠连告诉对方应该加“羹”。对方又派人来请教:羹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有一件叫“预诊制”。前来门诊的患儿必须预诊,目的是排除传染病。虽然病房十分简陋,检验设备很少,但是门诊非常正规,不但预诊,医务人员精神面貌还非常好,统一着装,医生都是整洁的白大褂,护士服都是统一的白帽子、白鞋子、白袜子。

有一件叫“包干制”。进入住院区治疗的患儿,危重症除外,必须经由护士洗澡之后,着医院统一服装,才能入住病房。入住病房之后,梳洗、喂药、整理床具均由医护人员负责,护士必须在病房守视,对病人包干负责。除开母亲哺乳,其余时间,家属不得陪护。

表面看来,这些不过鸡毛蒜皮,实质层面,这些都是儿科医院规范化、制度化、特色化服务的创举。

如今,几十个年头过去,重医儿童医院今非昔比。每天出门、回家,郑惠连都要经过医院。每次经过当年创建的第一栋医疗大楼,她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欣慰。几十年来天天见证医院的发展壮大,她越发觉得当初投身西部建设,决定正确,使命光荣。诚如当初选址时她的预判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今,重医儿童医院拥有教职员工近4000名,编制床位2480张,在全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儿童医院第三位,2018年度儿内科综合排名居全国儿童医院第三位,儿外科居第三位,科研产出居第一位。

郑惠连感慨:钱惪教授生前说出了我们这批人的共同感受。他说“当初,我们是为了支援大西南的建设而来。而今,可以说我们经受了锻炼,付出了辛苦,也看到了成果——学校、医院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辛劳在内,这几十年没有白过。”

郑惠连希望,医院同仁前赴后继,传承好发扬好“西迁精神”,甘于奉献,吃苦耐劳,勇于创新,有所作为,努力为人民服务。

如果没有逆境,何谈人生?如果不能战胜逆境,那就会被逆境战胜。

人生磨砺,唯一的好处是让郑惠连越发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坚持什么、坚守什么。

1978年的春天,绝不止代表时令与季节。那是开启郑惠连命运的一个春天。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叶剑英元帅赋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一年,郑惠连已经52岁,她政治上所受到的二十年不公正对待得以平反。知识分子受到尊重,郑惠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

她如饥似渴勤奋学习,孜孜不倦钻研业务,兢兢业业为儿童健康服务。她立下志愿:把余生贡献给儿童健康事业。

郑惠连能够如数家珍地背诵儿科医院科室设置:从起初的儿内科发展到新生儿科、传染科,从两个科发展到心血管、肾脏、神经系统、呼吸道、消化道等专科。

1978年,“儿童保健”作为新的课题,进入重医视野:儿院设立儿童保健科,重医大设立儿童保健教研室。

儿保工作到底干些什么,大家心中没底。隐隐约约的感觉,是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对,就是“婆婆妈妈”的事情。郑惠连表示。儿童保健涉及喂养、营养摄入、性格培养等方方面面。如果一个孩子的基础打好了,这是让孩子一辈子受益的事,很值得!

本来,郑惠连先后主管的是新生儿科和血液科。她想,如果儿保你不干,我不干,那就无人干了。

她说,我干。从此,她与儿保终身结缘。

黎海芪回忆了当初自己被郑惠连硬拉“入伙”的经历。她刚从兰州调到重庆来,医院领导已为安排了其他科室工作。

她跟大家想法一样,每每为孩子看好病,就有成就感。而儿保科,找不到这种感觉。

郑惠连游说她,患儿怎么看也看不完,正说明关键原因在于预防。儿保是个治未病的工作,是搞好筛查的工作,是念好育儿经的工作,儿保做好了,其他科室就没“生意”,就要失业。三番五次,黎海芪被说动了心。

几十年过去,如今,黎海芪已是儿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接过郑惠连的接力棒,成为儿保教研室主任。

郑惠连就是以这种精神,拉起了儿保工作队伍,树起了儿保工作旗帜,纠正了“儿保就是老弱病残者干的”认识,有声有色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郑惠连承认,当时,儿童保健学在全国刚刚起步,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在现成经验。儿保科和儿童保健教研室既要进行临床教学,培养专业的儿保人才,还要开展实用科研。

能不能干好,心中很是忐忑。

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正因为没经验,正好积累经验。

当她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去之后,困难没能阻止她前进的步伐。

从无到有,筚路蓝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她带领儿保科和儿保教研室勇攀高峰,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重医儿保教研室是全国医大儿科系第一个儿保教研室;重医儿院在全国第一个招收儿保学硕士研究生;编写了全国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儿童保健学》。

郑惠连是儿院第一位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她先后培养了七名硕士研究生。

她带学生以严格严谨著称,但凡“挺过”她的严厉,便已成才。

学生梅其霞的研究课题是“脆性X染色体综合症”。从指导阅读文献到建立染色体培养方法,从患儿数据收集到总结临床结果,从过程推演到论文书写,郑惠连对细节都毫不放过。结果,课题获得四川省科技鼓励奖,梅其霞后来成长为心理科专家。

学生王亚希在她带领下,研究儿保领域中的电脑应用软件。他们边学边研究,开发的“儿保电脑系统软件”获得四川省优秀软件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王亚希毕业后在暨南大学任职,为该校信息中心主任。

先后有两名研究生,课题方向都是“维生素A与铁代谢”。他们证明了维生素A的亚临床型的存在意义及与铁的关系,为维生素A对儿童的重要性开启了新观点,出刊了多篇论文。这两名学生,后来都成了医院领导。其中的女生,名叫李廷玉,退休前任职重医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其中的男生,叫符州,现任重医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符州说,郑教授对他谆谆教诲,鼓励他直面逆境,迎难而上。培养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磨砺他的意志,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让他一路披荆斩棘、迈过人生的道道关卡。

他记得,1989年,作为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正做“铜缺乏对儿童出生的影响”课题,但是遇到困难不能开展下去。同一时期,自己身患疾病,又遇到亲爱的妹妹遭遇车祸过世,双重打击之下,他意志消沉。郑惠连对他严厉批评和教导:“退缩不前,意志不坚定。”郑教授以自身经历鼓励符州,人生难免挫折和困难,但要始终保持一颗积极向上、永不放弃希望的心。

郑教授建议他转换课题,改做“维生素A缺乏与缺铁性贫血”研究。在郑教授的开导和同学的帮助下,符州办理好妹妹的后事,重整旗鼓,一边养病一边新做课题,最终成功。

不仅对学生,对下级医师,郑惠连同样要求严格。

“当年,我们对郑教授又敬重又敬畏。”说这话的是蔡方成,今年81岁,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小儿神经病学专家。

当年,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要交郑惠连审读签字。事先已知郑教授以治学严谨著称。比如,论文引用,源自何处,要提供原件;下笔之前,阅读过哪些书、收集过哪些资料,也要提供原件。

因此,蔡方成交论文时,是挑着一挑佐证资料,汗流浃背往郑惠连办公室走。别人问你干啥,他说找郑教授交论文。

此事,成为医科大学儿科医院一件趣事,也是一大美谈。

郑惠连教导晚辈,经常会说三句话。

“生命只有一次,不能重来,我们面对的是儿童,不是儿戏,必须高度负责,不仅态度要好,而且技术过硬!”

“儿科是‘哑科’,患儿不会说话,或者不能清晰表达,全凭医生耐心细致地‘解码’,必须要有真本事、硬本事。”

“我坚决反对学术、技术弄虚作假!”

重医儿童医院《院志》载:“1956年10月3日,成立医学科学研究小组,由张锦同志任组长,郑惠连任副组长,李鼎寰、舒荣丛同志任组员。建院后十年科研课题多系结合临床医疗实践,针对难题进行疗效观察,病例分析等,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44篇,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的5篇。”

郑惠连主张,医学科研应从临床入手、现实入手、需要入手。

儿童生长营养需要,是她一直坚持的重要研究方向。

她同儿院专家臧萃文一道,成功研制“婴幼儿营养代乳粉”,经权威部门鉴定投入生产,受到家长欢迎,对增强婴儿体质、预防疾病、促进发育有良好效果,荣获重庆科技成果二等奖。

让她没想到的是:1983年,她57岁,年近花甲,还被国家卫生部“盯上”。

这一年,她被“借”到国家卫生部,在妇幼司项目办公室担任执行主任。主要任务,是负责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开展全国贫困县的医学合作项目。

在此期间,受卫生部委派,她先后四次率队出国考察。1984年,泰国;1985年,荷兰,丹麦;1988年,比利时;1989年,瑞典。

在妇幼司,因为项目原因,她常与国外专家用英语沟通交流,让她“原汁原味”地了解了世界妇幼工作动态。

在泰国,学习参观如何开展公共卫生和儿童保健工作,“老师—学生—家长”的卫生教育方式,让她感到大开眼界。

在荷兰、丹麦,学习参观妇幼保健工作,惊叹于对方的社区儿保、幼儿园管理、伤残儿童管理、孕妇教育及产后护理,深感国内差距较大,必须奋起直追。

在比利时,作为访问专家,郑惠连仍然没忘取长补短,留心对方的公共卫生、妇幼卫生、管理制度等经验。

在瑞典,作为副领队,由于英语过硬,63岁的她天天晚上为中国学员“补课”,翻译当天的学习课程,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分享心得体会,受到学员们的尊敬爱戴。

睁眼看世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郑惠连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后儿童保健专业的发展方向,还让她深入了解了文献之外的世界妇幼保健工作。她把中外经验加以融通,研究出了更有影响的成果。

主编的《让宝宝健康成长》,正式出版,并获得重庆市第二届优秀科普二等奖。主编的《小儿常见疾病及家庭护理》,一版再版,被同行广泛应用。主编出版的《儿童保健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并获得卫生部高教教材二等奖。

“世无良医,枉死者半”。希波克拉底誓词要求对知识传授者心存感激;为服务对象谋利益,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

郑惠连认为,医者仁心,核心是“仁”,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同情心、怜悯心、帮助心,对病人,要有人性、真诚、爱心、关心,视病人为亲人。

她说,“仁”在医疗中的体现是医疗技术物尽其用,在对待病人上是以诚相见。“病人需要什么就用什么,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不要以医药为刀刃,否则就是谋财害命;对待病人要讲诚信、有耐心、负责任。”

敖果昌与郑惠连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他耳朵不好,所以用笔写了长长一段:郑教授任劳任怨,敬职敬业,心胸坦荡,乐于助人。说到医德,他写道:她宅心仁厚,技术精湛,诊查细致,极有耐心,往往药到病除。

陈尔瑛比郑惠连后参加工作。她说郑教授每主持一个科室的工作,都会既讲医技,又讲医德,既将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医生,又让医者仁心代代相传。

朱勇记得,当时自己在电教室工作,郑教授遇到了少见病例“舞蹈症”,专门去到电教室,为大家分享“舞蹈症”临床特点。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病。他说,对同仁不保守,也是一种仁爱。

“当好医生,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仅技术要过硬,诊治水平高,还要呵护好脆弱的生命,没有高度的责任心,医疗工作就不能做到精益求精。”

郑惠连讲了一个“捡病看”的故事。

一天上班,她发现一位年轻父亲、一位黄毛丫头,双双蜷在医院一角。大人神情沮丧,小孩萎靡不振。她忍不住爱管“闲事”,前去询问情况。家长说,孩子2岁,发育滞后,智力低下,多方求医,一直找不到病因,懊恼万分。

郑惠连低下身去,仔细查看后,说,孩子极有可能是克丁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症)。

听到此话,家长如获至宝,如遇救星,牵起娃娃紧跟郑惠连,再三恳请医治。

那时没有更多检查手段,全凭医生的经验和见识判断。经过确诊,小孩的确是克丁病。

对症治疗,不久痊愈。小女孩如今长大成人,不仅拥有一份满意工作,还结婚生子,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那时起,女孩一家视郑教授为救命恩人,逢年过节必到郑教授家团聚。郑教授90岁生日,他们全家带着大蛋糕前来贺寿。

“你对孩子的好,人家会一辈子记得。”郑惠连说。

从医70年,接诊的孩子有的已为人母,现在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找她做儿保,让她特别高兴。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1996年,70岁,郑惠连从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退休。这时,她已“功成名就”。

她拥有不少美誉。她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开院元勋”,她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她是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她拥有众多头衔。诸如:教授,硕导;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庆市优秀预防医学专家,全国妇幼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儿保工作者,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她拥有系列著作和科研成果。诸如:《儿童保健学》《让宝宝健康成长》《妇幼保健》《欧美孕产妇保健和育儿新法》《婴幼儿营养指南》《婴幼儿养育指南》《婴幼儿家庭教材》《优生、优育、优教成才三部曲》……

人言功成身退,然而她根本闲不住。她说儿保就是自己的事业,就是自己的命根子,热爱它,就要爱到底。

她一直坚持上门诊。最开心的事就是天天念“育儿经”。她先后在康华医院、龙湖医院、五洲妇儿医院坐诊儿童保健。

“钱多钱少无所谓,能够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父母,帮助他们养个健康快乐的宝贝,开心无比,其乐无穷。”

作为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的知名社会活动家,90岁高龄以后,她还经常飞来飞去。受邀到全国各地出席会议,开办讲座,传经送宝,传道授业,广泛宣传妇幼知识,提高人群公共卫生认知。

除开现场传授,她还在网上接受咨询。

“郑教授,我咋个判断新生儿宝宝是否吃饱了呢?”

“郑教授,宝宝每次吃奶后总是吐出来,怎么办?”

“郑教授,小月龄宝宝需要添加哪些营养?”

年轻父母没有带娃经验,即使问题很“幼稚”,郑惠连也会百问不烦,耐心为他们支招或解答。

“作为一个医生,知识要全面。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

她如今的日程,仍然是坚持每天看书读报2小时,坚持做笔记,坚持自己制作讲座课件,坚持学习英语,坚持阅读英文期刊原文。学术会议,常有邀请,她乐于出席。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郑惠连精神奕奕,“口红、旗袍、高跟鞋”,一次次走上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讲医科大学“西迁精神”。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我的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统一。

2021年1月11日,“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现场。

绣花旗袍、精致短发、步履稳健……94岁的郑惠连甫一出现在颁奖台,场内立刻响起阵阵掌声和喝彩。

“听党召唤,以国为先,告别黄浦江,拓荒大西南,你把最美的岁月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个甲子的不辍耕耘,撒下燎原火种,医德双馨泽被后代,西迁精神光照四方——赤诚爱国心。”

几十个字的“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词,高度凝练了她的人生。

今年她已96岁高龄,但她仍然活跃在儿童保健的第一线,坚持每周坐诊,每月举行讲座,经常到基层义诊。

郑惠连,这位奔跑者,始终以奋斗的姿态,不抱怨,重行动,求极致,无悔、无怨、无憾,尽情翱翔在追梦的天空。

她教会年轻人,人生目标既定,就要勇往奋进,百折不挠,不为困难所惧,不为世俗所扰,永远保持奔跑者的姿态,就会永远保持年轻。

她还在奔跑,从未停息。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供职于重庆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郑惠连(中)在原卫生部大门前合影(作者供图)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小火轮徐徐驶离码头。身后,天空的云彩越来越模糊,直到彻底消失。

29岁的郑惠连在船尾站了很久。当李之仪这首《卜算子》反复在心头掠过的时候,她明白,从此以后,上海,成了自己和同船20多位同事的故乡。

彼时,是1956年5月。

66年过去了。扎根重庆的郑惠连而今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她心中的故事,她脑中的信念,她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仿佛一首经典老歌,从上个世纪,穿透时空,扑面而来,在新时代的山川大地上徜徉流淌,沁人心脾。

郑惠连的父亲郑达宸,本名郑伟三,17岁时,与胡适、赵元任、竺可祯等同榜考取录入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名单,到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学习。毕业归国之后,他先在开滦煤矿任矿务工程师,后来选择实业救国,潜心从商,成为民族资本家。

1926年6月30日,郑惠连出生于辽宁北票煤矿。3岁时,随父迁居上海。受父亲熏陶,郑惠连从小喜爱读书,向往成才。启蒙时期,父亲为她选择了上海英租界的教会学校,以使郑惠连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时期,郑惠连进入上海市第一女中学习。诚如父亲所愿,郑惠连在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熟练使用英语。

1944年,郑惠连中学毕业。那时她的想法:“因为从小爱好文艺,我曾梦想当一名艺术家。”但是,看到战乱仍频,疾病流行,若要匡时济世,便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是,她报考了医学院。

当年9月,郑惠连如愿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此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后来,校名几经变迁,曾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如今,名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950年7月,郑惠连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学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医学毕业生。起初,被安排到上海华山医院儿科工作。不久,调回母校,开始了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简称“上医”)附属儿童医院的职业生涯。

郑惠连在上海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生活是舒适惬意的。按照这个轨迹,她的人生,会多些一帆风顺,少些精彩万分。

看似不经意处,却有转折。

一天,院长陈翠贞突然来到跟前。“郑惠连,选派你去重庆,有意见没?”

“听从安排,没有意见。”陈翠贞只是征求意见,并非下达命令,郑惠连没问缘由,不假思索。双方意见仅在一问一答之间,瞬间达成一致。

上医为何派员去重庆?缘于中央的决定。新中国成立不久,沿海与内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地区缺医少药现象突出。1955年,中央政治局指示,沿海城市高等学校内迁,其中,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重庆。

在此之前,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曾经有过一次。那是抗战期间,该校辗转内迁,1940年来到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1946年,迁回上海。

再次西迁,是要建设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重庆医学院本院,专业课程要开设儿科学;同时建设附属医院,其中包括儿科医院(即今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上医”“重医”,仿佛冥冥之中,总有缘分。这种缘分,具体到某个人,就铸成了人物命运。时代赋予的命运,要求郑惠连从长江尾迁往长江头。

当她明了西迁缘由后,郑惠连觉得自己的痛快表态非常值得。

从大处讲,这是响应中央号召,使命神圣,当然应该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任何顾虑,不讲任何条件。

从小处讲,自己身为上医儿科医院医疗秘书、主治医师,支援重庆义不容辞。

“医疗秘书是管理岗位,主治医生是业务骨干。又熟悉管理,又懂得业务,自己当然应该支援西部。”郑惠连这样解释。

于是,序幕一拉开,郑惠连成为西迁先锋。

1956年2月,大年初三。29岁的郑惠连,随同“上医”总务长刘海旺一道,新年开启了人生新历程。一架小飞机,人、货同机,载着热血沸腾的西部建设支援者,从黄浦江畔,来到嘉陵江边。

当时,郑惠连自己也没意识到,就是这架小飞机发动的一瞬,翻开了她“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重要创始人之一”的人生篇章。

筹备中的重庆医学院(即今重庆医科大学)的选址在袁家岗,上海来的支援者将来会在这里授课,当然首先去看看。而当到达后,郑惠连有些傻眼了:难道这是到了上海郊外?

目之所及,能够看到农田,能够看到炊烟。有楼房,但不是上海那种高楼大厦。有马路,但是尘土飞扬。有平地,但随时随地要爬坡上坎。

而她要支援建设的儿科医院,选址尚未确定。

当时,重庆方面,成立了儿科医院筹备小组,但重庆方面没有医院建设经验,眼巴巴望着上海援军快快到来。

那是一张白纸,在等最新最美的图画。

郑惠连甫一落脚,就充当起了“总规划师”的角色。

当时,上海来人中援建儿科医院的,仅她一人;筹备小组中了解医院建设的,也只有她一人。

首当其冲的工作,当然是选址。

重庆方面备选改建成儿科医院的,有两处,都有现成的大楼。

一处在枇杷山上,原重庆博物馆。一处在枇杷山下,原重庆市政府办公大楼。

两相比较,郑惠连力主选址山下,即原重庆市政府办公大楼。她认为,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选址。尽管筹建中的儿科医院非常弱小,将来,儿科医院一定会发展壮大。因此,一定要留足将来的发展空间。

她的意见,得到重庆方面负责人杨厚等同志的首肯采纳。

接下来的建设任务,就是将大楼改建建成占地面积100亩、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病床30张的儿科医院;医院内设门诊部、住院部。为重庆医学院儿科系的教学做必要准备,加强西南地区的少年儿童医疗保健工作。

困难是明摆着的:原大楼是机关用房,没有医疗用房,没有建筑材料,没有医用器械,没有多少医生;需要药品购置规划,需要服装设计采购,需要表格设计印制……

况且,重庆有重庆的情况,上海有上海的条件,重庆不能照抄照搬上海医院的硬件标准。

困难就是挡路巨石,艰苦奋斗、团结一致赋予建设者逢山开路、勇往直前的力量。

为摸清重庆儿科实力底细,制订儿科医院建设标准,郑惠连马不停蹄,走访参观重庆范围内开设儿科的所有医院:道门口的一院,中山二路的中山医院、三院;为摸清西部儿科建设参数,她还赶赴四川华西医学院儿科学习取经。

为按期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医院如期开工,郑惠连精心筹划、精打细算。所有置办事项,大到房屋的改建、医疗仪器设备、病床、医生护士的服装采购,小到医生的处方签、化验单、检查单,护士的体温单、医嘱单,病人使用的体温计等等,郑惠连必会开出清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线人员,从管理员到现场施工人员,从临床力量到后勤力量,都是全身心投入其中。每一项建设任务下达,大家用手搬、用肩扛、用脚量,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筑造,一寸一寸推进。

为不负期望,不负托付,郑惠连似乎成了“全能”。她负责和参与了各种工作。图纸设计,建材采买,设备配置,规章制定,制度建设,账务往来,表格印制,上下联络……

郑惠连笑称,她从小练就的本事,没想在这个期间派上了用场。那就是记账算账,因为父亲做生意,从小跟着记数算数,所以她经手的账务,清楚明白,没有差错。

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大家心无旁骛,一心干事,只想为西部建设多做贡献,再难再苦再累,都会被火一样的热情化为灰烬。

实际上的困难不少。建设中的困难自不待言,日常生活就够人“喝一壶”。比如,水土不服。那时的重庆气候,总让她感觉云山雾罩,尤其天热,仿佛置身蒸笼里面。比如,路不平。在上海走惯了平路,而在重庆,从两路口到观音岩去办事,一口气要爬200多级台阶。脚上打起了血泡,只能脱了鞋子继续走。

就待遇而言,上海重庆的工资存在地区差异。重庆工作量大,又费脑力,又费体力,收入却比原来少了一大截。

但是她从没计较,反而非常乐观。她说,楼里有个小礼堂,政府的人不时来此跳舞。郑惠连从小喜欢跳舞,每逢舞会,哪怕白天再苦再累,她必出席,从第一个音符响起,跳到最后一个音符结束。

痛并快乐的四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很快过去。

当年5月,医院改建完工。郑惠连速去速返,从上海迎来到渝工作的20多位同事。

同事们至今记得,当时从上海到重庆,溯江而上,3400里水路,须在长江航道里坐7天7夜轮船。

1956年6月1日,儿童节。重庆两路口,一道缓坡之上,原来的大楼焕然一新。

这天,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开诊了。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首家儿童医院。

院内人潮涌动,门诊大厅热闹非凡。隆重热烈的开诊仪式,郑惠连记忆犹新。仪式由重医儿科医院首任院长陈翠贞教授主持,重庆市副市长陈筹、市妇联主任华逸和各界人士、各医院领导出席了儿科医院的开院庆典仪式。

陈翠贞是国内儿科专业先驱之一,时任上医儿科医院院长,还任重医儿科医院院长(未到任)。开诊之后,她在重庆工作了四天,带领来宾参观了门诊和病房,听取筹备组工作汇报,提出工作意见。她谆谆告诫郑惠连:“你在重庆的工作干得不错,但不能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团结勤奋,努力把儿科医院办好。”“要牢记上医校训:正谊明道、严谨厚实、勤奋进取。”

郑惠连感慨,陈院长对自己真是了解,这次专门谈话,既肯定了成绩,又了指出了缺点,还指明了方向,让自己受益一生。

重医儿科医院开诊之始,仅只设有儿内科,医生完全靠听诊摸诊,病房只有30张床。然而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专科儿科医院雏形,一开诊便病人多、病种多,急诊多、危重病人多、疑难病人多、传染病人多、婴幼儿多、农村病人多,医疗任务特别繁重。

作为当时重医儿科医院的唯一主治医师,同时身兼医疗秘书,医院门诊、病房、药剂、检验、放射、供应、营养等工作,她都脱不了干系。郑惠连里里外外一把手,被同事和领导亲切称呼为“管家婆”。

“管家婆”管过的几件事记让人忆新新。

有一件叫“辅餐制”。她发现很多就诊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一问,原来当时重庆的不少家庭每天只吃两餐。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两餐制,赶忙让负责伙食办理的总务处为患儿增加辅食。然而总务处没有营养师,不知道要增加哪些东西。郑惠连告诉对方应该加“羹”。对方又派人来请教:羹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有一件叫“预诊制”。前来门诊的患儿必须预诊,目的是排除传染病。虽然病房十分简陋,检验设备很少,但是门诊非常正规,不但预诊,医务人员精神面貌还非常好,统一着装,医生都是整洁的白大褂,护士服都是统一的白帽子、白鞋子、白袜子。

有一件叫“包干制”。进入住院区治疗的患儿,危重症除外,必须经由护士洗澡之后,着医院统一服装,才能入住病房。入住病房之后,梳洗、喂药、整理床具均由医护人员负责,护士必须在病房守视,对病人包干负责。除开母亲哺乳,其余时间,家属不得陪护。

表面看来,这些不过鸡毛蒜皮,实质层面,这些都是儿科医院规范化、制度化、特色化服务的创举。

如今,几十个年头过去,重医儿童医院今非昔比。每天出门、回家,郑惠连都要经过医院。每次经过当年创建的第一栋医疗大楼,她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欣慰。几十年来天天见证医院的发展壮大,她越发觉得当初投身西部建设,决定正确,使命光荣。诚如当初选址时她的预判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今,重医儿童医院拥有教职员工近4000名,编制床位2480张,在全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儿童医院第三位,2018年度儿内科综合排名居全国儿童医院第三位,儿外科居第三位,科研产出居第一位。

郑惠连感慨:钱惪教授生前说出了我们这批人的共同感受。他说“当初,我们是为了支援大西南的建设而来。而今,可以说我们经受了锻炼,付出了辛苦,也看到了成果——学校、医院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辛劳在内,这几十年没有白过。”

郑惠连希望,医院同仁前赴后继,传承好发扬好“西迁精神”,甘于奉献,吃苦耐劳,勇于创新,有所作为,努力为人民服务。

如果没有逆境,何谈人生?如果不能战胜逆境,那就会被逆境战胜。

人生磨砺,唯一的好处是让郑惠连越发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坚持什么、坚守什么。

1978年的春天,绝不止代表时令与季节。那是开启郑惠连命运的一个春天。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叶剑英元帅赋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一年,郑惠连已经52岁,她政治上所受到的二十年不公正对待得以平反。知识分子受到尊重,郑惠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

她如饥似渴勤奋学习,孜孜不倦钻研业务,兢兢业业为儿童健康服务。她立下志愿:把余生贡献给儿童健康事业。

郑惠连能够如数家珍地背诵儿科医院科室设置:从起初的儿内科发展到新生儿科、传染科,从两个科发展到心血管、肾脏、神经系统、呼吸道、消化道等专科。

1978年,“儿童保健”作为新的课题,进入重医视野:儿院设立儿童保健科,重医大设立儿童保健教研室。

儿保工作到底干些什么,大家心中没底。隐隐约约的感觉,是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对,就是“婆婆妈妈”的事情。郑惠连表示。儿童保健涉及喂养、营养摄入、性格培养等方方面面。如果一个孩子的基础打好了,这是让孩子一辈子受益的事,很值得!

本来,郑惠连先后主管的是新生儿科和血液科。她想,如果儿保你不干,我不干,那就无人干了。

她说,我干。从此,她与儿保终身结缘。

黎海芪回忆了当初自己被郑惠连硬拉“入伙”的经历。她刚从兰州调到重庆来,医院领导已为安排了其他科室工作。

她跟大家想法一样,每每为孩子看好病,就有成就感。而儿保科,找不到这种感觉。

郑惠连游说她,患儿怎么看也看不完,正说明关键原因在于预防。儿保是个治未病的工作,是搞好筛查的工作,是念好育儿经的工作,儿保做好了,其他科室就没“生意”,就要失业。三番五次,黎海芪被说动了心。

几十年过去,如今,黎海芪已是儿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接过郑惠连的接力棒,成为儿保教研室主任。

郑惠连就是以这种精神,拉起了儿保工作队伍,树起了儿保工作旗帜,纠正了“儿保就是老弱病残者干的”认识,有声有色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郑惠连承认,当时,儿童保健学在全国刚刚起步,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在现成经验。儿保科和儿童保健教研室既要进行临床教学,培养专业的儿保人才,还要开展实用科研。

能不能干好,心中很是忐忑。

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正因为没经验,正好积累经验。

当她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去之后,困难没能阻止她前进的步伐。

从无到有,筚路蓝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她带领儿保科和儿保教研室勇攀高峰,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重医儿保教研室是全国医大儿科系第一个儿保教研室;重医儿院在全国第一个招收儿保学硕士研究生;编写了全国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儿童保健学》。

郑惠连是儿院第一位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她先后培养了七名硕士研究生。

她带学生以严格严谨著称,但凡“挺过”她的严厉,便已成才。

学生梅其霞的研究课题是“脆性X染色体综合症”。从指导阅读文献到建立染色体培养方法,从患儿数据收集到总结临床结果,从过程推演到论文书写,郑惠连对细节都毫不放过。结果,课题获得四川省科技鼓励奖,梅其霞后来成长为心理科专家。

学生王亚希在她带领下,研究儿保领域中的电脑应用软件。他们边学边研究,开发的“儿保电脑系统软件”获得四川省优秀软件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王亚希毕业后在暨南大学任职,为该校信息中心主任。

先后有两名研究生,课题方向都是“维生素A与铁代谢”。他们证明了维生素A的亚临床型的存在意义及与铁的关系,为维生素A对儿童的重要性开启了新观点,出刊了多篇论文。这两名学生,后来都成了医院领导。其中的女生,名叫李廷玉,退休前任职重医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其中的男生,叫符州,现任重医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符州说,郑教授对他谆谆教诲,鼓励他直面逆境,迎难而上。培养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磨砺他的意志,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让他一路披荆斩棘、迈过人生的道道关卡。

他记得,1989年,作为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正做“铜缺乏对儿童出生的影响”课题,但是遇到困难不能开展下去。同一时期,自己身患疾病,又遇到亲爱的妹妹遭遇车祸过世,双重打击之下,他意志消沉。郑惠连对他严厉批评和教导:“退缩不前,意志不坚定。”郑教授以自身经历鼓励符州,人生难免挫折和困难,但要始终保持一颗积极向上、永不放弃希望的心。

郑教授建议他转换课题,改做“维生素A缺乏与缺铁性贫血”研究。在郑教授的开导和同学的帮助下,符州办理好妹妹的后事,重整旗鼓,一边养病一边新做课题,最终成功。

不仅对学生,对下级医师,郑惠连同样要求严格。

“当年,我们对郑教授又敬重又敬畏。”说这话的是蔡方成,今年81岁,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小儿神经病学专家。

当年,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要交郑惠连审读签字。事先已知郑教授以治学严谨著称。比如,论文引用,源自何处,要提供原件;下笔之前,阅读过哪些书、收集过哪些资料,也要提供原件。

因此,蔡方成交论文时,是挑着一挑佐证资料,汗流浃背往郑惠连办公室走。别人问你干啥,他说找郑教授交论文。

此事,成为医科大学儿科医院一件趣事,也是一大美谈。

郑惠连教导晚辈,经常会说三句话。

“生命只有一次,不能重来,我们面对的是儿童,不是儿戏,必须高度负责,不仅态度要好,而且技术过硬!”

“儿科是‘哑科’,患儿不会说话,或者不能清晰表达,全凭医生耐心细致地‘解码’,必须要有真本事、硬本事。”

“我坚决反对学术、技术弄虚作假!”

重医儿童医院《院志》载:“1956年10月3日,成立医学科学研究小组,由张锦同志任组长,郑惠连任副组长,李鼎寰、舒荣丛同志任组员。建院后十年科研课题多系结合临床医疗实践,针对难题进行疗效观察,病例分析等,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44篇,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的5篇。”

郑惠连主张,医学科研应从临床入手、现实入手、需要入手。

儿童生长营养需要,是她一直坚持的重要研究方向。

她同儿院专家臧萃文一道,成功研制“婴幼儿营养代乳粉”,经权威部门鉴定投入生产,受到家长欢迎,对增强婴儿体质、预防疾病、促进发育有良好效果,荣获重庆科技成果二等奖。

让她没想到的是:1983年,她57岁,年近花甲,还被国家卫生部“盯上”。

这一年,她被“借”到国家卫生部,在妇幼司项目办公室担任执行主任。主要任务,是负责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开展全国贫困县的医学合作项目。

在此期间,受卫生部委派,她先后四次率队出国考察。1984年,泰国;1985年,荷兰,丹麦;1988年,比利时;1989年,瑞典。

在妇幼司,因为项目原因,她常与国外专家用英语沟通交流,让她“原汁原味”地了解了世界妇幼工作动态。

在泰国,学习参观如何开展公共卫生和儿童保健工作,“老师—学生—家长”的卫生教育方式,让她感到大开眼界。

在荷兰、丹麦,学习参观妇幼保健工作,惊叹于对方的社区儿保、幼儿园管理、伤残儿童管理、孕妇教育及产后护理,深感国内差距较大,必须奋起直追。

在比利时,作为访问专家,郑惠连仍然没忘取长补短,留心对方的公共卫生、妇幼卫生、管理制度等经验。

在瑞典,作为副领队,由于英语过硬,63岁的她天天晚上为中国学员“补课”,翻译当天的学习课程,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分享心得体会,受到学员们的尊敬爱戴。

睁眼看世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郑惠连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后儿童保健专业的发展方向,还让她深入了解了文献之外的世界妇幼保健工作。她把中外经验加以融通,研究出了更有影响的成果。

主编的《让宝宝健康成长》,正式出版,并获得重庆市第二届优秀科普二等奖。主编的《小儿常见疾病及家庭护理》,一版再版,被同行广泛应用。主编出版的《儿童保健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并获得卫生部高教教材二等奖。

“世无良医,枉死者半”。希波克拉底誓词要求对知识传授者心存感激;为服务对象谋利益,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

郑惠连认为,医者仁心,核心是“仁”,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同情心、怜悯心、帮助心,对病人,要有人性、真诚、爱心、关心,视病人为亲人。

她说,“仁”在医疗中的体现是医疗技术物尽其用,在对待病人上是以诚相见。“病人需要什么就用什么,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不要以医药为刀刃,否则就是谋财害命;对待病人要讲诚信、有耐心、负责任。”

敖果昌与郑惠连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他耳朵不好,所以用笔写了长长一段:郑教授任劳任怨,敬职敬业,心胸坦荡,乐于助人。说到医德,他写道:她宅心仁厚,技术精湛,诊查细致,极有耐心,往往药到病除。

陈尔瑛比郑惠连后参加工作。她说郑教授每主持一个科室的工作,都会既讲医技,又讲医德,既将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医生,又让医者仁心代代相传。

朱勇记得,当时自己在电教室工作,郑教授遇到了少见病例“舞蹈症”,专门去到电教室,为大家分享“舞蹈症”临床特点。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病。他说,对同仁不保守,也是一种仁爱。

“当好医生,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仅技术要过硬,诊治水平高,还要呵护好脆弱的生命,没有高度的责任心,医疗工作就不能做到精益求精。”

郑惠连讲了一个“捡病看”的故事。

一天上班,她发现一位年轻父亲、一位黄毛丫头,双双蜷在医院一角。大人神情沮丧,小孩萎靡不振。她忍不住爱管“闲事”,前去询问情况。家长说,孩子2岁,发育滞后,智力低下,多方求医,一直找不到病因,懊恼万分。

郑惠连低下身去,仔细查看后,说,孩子极有可能是克丁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症)。

听到此话,家长如获至宝,如遇救星,牵起娃娃紧跟郑惠连,再三恳请医治。

那时没有更多检查手段,全凭医生的经验和见识判断。经过确诊,小孩的确是克丁病。

对症治疗,不久痊愈。小女孩如今长大成人,不仅拥有一份满意工作,还结婚生子,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那时起,女孩一家视郑教授为救命恩人,逢年过节必到郑教授家团聚。郑教授90岁生日,他们全家带着大蛋糕前来贺寿。

“你对孩子的好,人家会一辈子记得。”郑惠连说。

从医70年,接诊的孩子有的已为人母,现在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找她做儿保,让她特别高兴。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1996年,70岁,郑惠连从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退休。这时,她已“功成名就”。

她拥有不少美誉。她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开院元勋”,她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她是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她拥有众多头衔。诸如:教授,硕导;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庆市优秀预防医学专家,全国妇幼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儿保工作者,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她拥有系列著作和科研成果。诸如:《儿童保健学》《让宝宝健康成长》《妇幼保健》《欧美孕产妇保健和育儿新法》《婴幼儿营养指南》《婴幼儿养育指南》《婴幼儿家庭教材》《优生、优育、优教成才三部曲》……

人言功成身退,然而她根本闲不住。她说儿保就是自己的事业,就是自己的命根子,热爱它,就要爱到底。

她一直坚持上门诊。最开心的事就是天天念“育儿经”。她先后在康华医院、龙湖医院、五洲妇儿医院坐诊儿童保健。

“钱多钱少无所谓,能够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父母,帮助他们养个健康快乐的宝贝,开心无比,其乐无穷。”

作为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的知名社会活动家,90岁高龄以后,她还经常飞来飞去。受邀到全国各地出席会议,开办讲座,传经送宝,传道授业,广泛宣传妇幼知识,提高人群公共卫生认知。

除开现场传授,她还在网上接受咨询。

“郑教授,我咋个判断新生儿宝宝是否吃饱了呢?”

“郑教授,宝宝每次吃奶后总是吐出来,怎么办?”

“郑教授,小月龄宝宝需要添加哪些营养?”

年轻父母没有带娃经验,即使问题很“幼稚”,郑惠连也会百问不烦,耐心为他们支招或解答。

“作为一个医生,知识要全面。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

她如今的日程,仍然是坚持每天看书读报2小时,坚持做笔记,坚持自己制作讲座课件,坚持学习英语,坚持阅读英文期刊原文。学术会议,常有邀请,她乐于出席。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郑惠连精神奕奕,“口红、旗袍、高跟鞋”,一次次走上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讲医科大学“西迁精神”。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我的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统一。

2021年1月11日,“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现场。

绣花旗袍、精致短发、步履稳健……94岁的郑惠连甫一出现在颁奖台,场内立刻响起阵阵掌声和喝彩。

“听党召唤,以国为先,告别黄浦江,拓荒大西南,你把最美的岁月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个甲子的不辍耕耘,撒下燎原火种,医德双馨泽被后代,西迁精神光照四方——赤诚爱国心。”

几十个字的“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词,高度凝练了她的人生。

今年她已96岁高龄,但她仍然活跃在儿童保健的第一线,坚持每周坐诊,每月举行讲座,经常到基层义诊。

郑惠连,这位奔跑者,始终以奋斗的姿态,不抱怨,重行动,求极致,无悔、无怨、无憾,尽情翱翔在追梦的天空。

她教会年轻人,人生目标既定,就要勇往奋进,百折不挠,不为困难所惧,不为世俗所扰,永远保持奔跑者的姿态,就会永远保持年轻。

她还在奔跑,从未停息。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供职于重庆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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