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市的私人幼儿园保育员工资要帮老师买五保吗?我在幼儿园保育员工资上班三年了,是保育员。老板只帮老师买保险不帮我们买

喜欢小人物的故事。  希望以后出版社能出书给你爸一个最大的犒劳奖。
  《个人史:草根百姓的一生》
  易读 整理版: http://www..cn/art_.html
  太感动啦!好朴实的文字啊!我爸爸以前也想写自传的,记录他的一生.这次回去,我要好好陪他,听他说,帮他代笔,.
  记号一下,慢慢读
  非常好.我也要请我父亲写一下他的回忆录.
  还有吗?
  在这个社会还能看见如此朴实的文章,很高兴  期待更新中
  斯人斯文野已矣  老人的文字 莫说此处回帖的 就是如今发书的那些 也没几个能媲美的
  毛板船湾在大洋江,二月初发春水,毛板船驶向益阳。驶到对口溪看到惊心的一幕,一艘毛板船在堰里转来转去。我问:“这船怎么了?”舵师说:“推磨。划不出来了。”这时,我想如果我驾船进了堰,我的历史该要怎么写啊。  ----------------------------  老人果然有心已久
  中午,赈灾队发给受灾人面包、馍馍,但没有水喝。龟山脚下人山人海,我们过着逃灾的生活。这里是乱葬山,遍地是坟墓、坟坎,令人感到恶心。    下午,赈灾队发芦席。受灾人们就在龟山坟地安家,我们和孚亮公共围一间芦席棚。我们两家安置对门床铺,挤在一起过夜。白天,我和孚亮公到鹦鹉洲筑堤。晚上,我和孚亮公住鹦鹉洲工地。我家芦席那边死了一个老人,第三天才拿到隔壁的火化场火化。把崇香吓出病来才转到龟元寺住。振铎吃了不干净的水拉肚子,崇香也冻病了。我从鹦鹉洲回龟山买煤球,借钱买棉絮。振铎患了疳积,瘦得皮包骨头。我从鹦鹉洲请假抱振铎去汉阳工人医院看病。医师一见病情严重,只存奄奄一息,说我们怎么不早送医院看病。我说:一没时间二没钱。医院免了费,急救之后,又用土法治疳积。后来,振铎双眼白内障失明。崇香拿出结婚的压箱银元和父亲给的压岁银元,以一元银元换取一元人民币。我抱着振铎去汉口协和医院治眼睛。一位女医师给振铎动眼睛手术,当即复明,没有住院,去时是瞎子,回家是光子。全家高兴,真是吉人天相助。    家属住在龟元寺,我在鹦鹉洲修堤。植培兄从龟山回到鹦鹉洲工地,他告诉我周崇香病了,尽说糊涂话。我听后如五雷击顶,赶紧回到龟山。    周崇香胡言乱语,她不认识我了,也不认识振铎,不给振铎喂奶,把振铎往床下推。我知道她受了寒,属伤寒病。我急忙筹钱,很难借到钱买棉絮,买煤球,真是大难临头了,儿子振铎不能同她睡一头。傍晚,我买半斤饼干为振铎断奶吃。夜间,一个说糊涂话,一个哭着要吃奶。我把饼干分喂儿子,饼干吃光,天还没亮,我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周崇香病了,在龟山经济条件太差,我们搬回武圣庙桂英姐家楼上住。崇香病情严重,叫三轮车送汉阳医院。崇香一路上要下车,到了医院不肯下车。她说她没有病,指着我大吵大骂。医师说是精神病人,要送神经医院。当我辩护时,崇香的劲很大,摊手顿脚地骂我,她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三轮车夫要她下车,我只好请三轮车夫把她往回拉。回到家里桂英姐不肯让她上楼,我求情让她先住下来再想办法。    夜里,我请胆子大的今达叔陪我睡。桂兰、振铎睡在邻居家。烧盆大火一来烤火,二来壮胆守夜。半夜间,我和今达叔刚刚躺睡,崇香嘴里喊着,身子起了床,带着什么鬼神来捉我。并说:“他(指我)火焰高,很厉害的。”当她靠近我床边时,我叫今达叔快起床,我不敢麻痹,振作精神对待。霎时一股阴冷的风扑面吹向我的额头,是病?是鬼?分不清楚。    桂英姐夫搞来鱼网把崇香罩住。桂英姐在楼下喊:“洪安要注意。”天亮后,桂英姐说:一要打符除鬼,二要崇香搬家。没有办法,桂英姐请来道士打符。当要崇香喝符水时,她端起碗边喝边说:“喝就喝,有什么了不起?”一口气把符咒水喝完了。    向邻居借钱买一匹毛板船上的浆作梁,三根杉木尾子作架,两张晒簟作顶,搭一个临时的三脚架棚子。我动员崇香下楼住在三脚架棚子里。夜晚,我们都不敢陪她睡觉。睡前给她一小桶子水和一个勺子,她自己舀水喝。我隔时起床,走近棚子叫她,向她问好。有时叫她哼一声,有时不声不响。每夜如此,过了七夜。    崇香住进棚子后,不吃饭,也不吃水果。一天下午,太阳还未下山,我向母亲发信回来路过棚子。她鬼使神差地叫:“邹洪安,你进来。”我以为她神志清醒了,大着胆子走到她床前。她和言细语地说:“我的脚很冷,上床帮我暖和暖和好吗?”我听她说得有情有理,就弯腰上床和衣睡在她的另一头。她不同意,说:“十年的夫妻了……”我提心吊胆和衣躺在一头。她用手在我的肚子上摸来摸去,此际,引起我的怀疑和警惕。当她再往下面摸时,她的手触到了我的手,这时,她睁大眼睛,咬牙切齿大叫一声:“你……”我吓出一身冷汗,连忙下床走出棚子。    虽然我不相信有鬼,但事实令人迷惘,不免惊魂,久久不可平息。我还是不信鬼。第二天,我去宝庆码头请来王义卿先生为崇香开中药。三包中药下肚病情好转,再服三包病已痊愈。崇香的病好了,头脑清醒了,给她吃桔子,她把振铎叫到身边,把桔子一瓣一瓣喂给儿子吃,眼睛里淌下热泪说:“我的崽你在哪里?”“鬼”也销声匿迹了。    冬季,街道政府发给我家一套女棉衣,没有童装。冷起来桂兰穿着大人穿的救济棉衣,至今印象犹深。  过春节时,高利贷者来家讨债。我说:快年三十了,连一点猪肉都没有钱买,哪有钱还债啊。债主说:“我家的丸子肉还没有买哩。”有者须可说无,无者难言其有。好话说尽,答应过了年二月还债。当时鱼价便宜,小鲤鱼五分钱一斤,大青鱼也只有一角钱一斤。那年,我家过年吃了鱼,但没有吃肉。四口人过了一个无肉的斋年。    春节后,立志还债。我强化自身劳力,挑泥巴不做点工,参加劳动力强的一组挑土方,多劳多得。做一天差不多当两天的收入。挑煤球平素挑二担的,强制自己一天挑三担。这样,力求多赚点钱把债还清,免得人家瞧不起我,怀疑我赖债不还。    第二季度,感到三脚棚子装不下四个人,我坐在床上无法穿脱衣裤。买来毛板船桨、晒簟、芦席。自己动手,没雇一个工,建了一间棚子。我在武汉市汉阳区板子桥有一间棚子,门牌号码:“汉阳板子桥2号”。从此,汉阳有我“立脚之地。”
  您好!本公司长期经营电镀项目如下:环保电镀,铝合金电镀,塑胶电镀,铜铁件电镀,珍珠镍电镀,不锈钢钝化清洗。  电镀要求NSS(中性盐雾试验)可达到200H以上,CASS(酸性盐雾试验)可达到72H      E-mail:  QQ:
  写得真好,净目明心。
  不错啊。
  我 考,“草根”和“百姓”有区别吗  流行什么就说什么、  强调也不用这样强调吧
  留印记
  多发点吧
  同时新化的老乡进来顶一下。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机会也写写母亲的一生
  挺有意思的,蛮有感触的。
  好帖。
  mark,好帖
  要看,现在也可以筹备自传了
  能不能弄个提纲,让我们首先有综观全局的权利?
  成功顶贴
  爪子!
  卖炭郎进空军        吃过早点,去月湖街等派工,八点钟尚无消息。我去卖煤球。卖完煤球回家,埴培兄告诉我:“你刚走,街政府喊,‘有学成本会计的吗?’我替你报了名。”    自从报名之后,我怀着当会计的希望,三番五次地到汉阳区劳动科询问消息。劳动科的干部说:“不要经常来,人家是空军,要求很高哩!几十人报名,还不一定轮到你呢!”他的话令我扫兴。    我一边卖煤球,一边抱着当空军会计的希望。几天后,我卖煤球回店,杰姨娘在煤店门口喊:“洪安,恭喜你,一个军官到你家找你,你老婆锤石子去了。那军官要你到汉口黄陂街报到。”煤店老板娘听说我招聘广州空军,舍不得老顾客,硬要留我吃中饭。其女孩说:“姓邹的,看不出你有这么高的学问。以后我们难得见面了啊。”    回到家里,洗个脸,换身衣服去汉口黄陂街报到。办事处军官问我有没有困难,并说我的话不好懂,要讲普通话。最后说:“回去休整一天,后天来这里集中去广州空军。”    这次聘广州空军的,还有汉口一个姓罗的。汉阳区仅我一个人,好像中了状元似的,我很庆幸。离家去广州,崇香带着桂兰、振铎依依不舍,拉着我的衣角哭着不让我走。崇香说:“广州是花花世界,到时候会抛弃我吗?”说着说着泪流满面了。    同去广州的有汉口老罗,还有一位广州空军官员。我们从武昌乘火车睡卧铺。候车时还大雪纷飞,过了潮关看不见雪迹。到达广州天刚明亮,太阳从东方升起,伴着我的喜悦心情。    广州空军司令部大门很庄严,门里门外两重岗哨。姓王的军官领着我俩到行政经济管理处报到。一位协理员带我俩找科长见面。张科长派通讯员帮我俩提行李。我的行李很简单,不好意思要通讯员帮忙。    我们睡的房间宽大,我很满意。老罗忙着要洗澡,在他的提议下,一角五分钱买票在空军洗池溏浴。跳进池溏,把从武汉带来的煤尘彻底洗光,全身很爽。    军需科张科长指示:你俩先去街上玩,看看广州市容。嘱咐我俩不要玩得太晚归来。晚上不得超过九点钟。夜晚,司令部周围附近放有暗哨。    广州市面别有风格。街上大都是骑楼。在街上行走遇上下雨,照样可以逛街,不会淋雨。来往行人,穿戴比武汉洋气。男女携手同行比比皆是。我和老罗不知不觉逛到郊区,只觉行人稀少。忽然,听得一声大喊:“站住,干什么的!”我俩被喊声震住,不敢前进,一名持枪军人近前,对我俩进行盘问。原来,我俩闯入了禁区。老罗说:我们是空军司令部的,拔腿要走,被军人拦阻,得到司令部认可才放行我俩。回到司令部时,处长把我俩找去谈话:“谁叫你们俩到处乱闯,你们闯了军事禁区。今后记住:不准乱闯军事机关,不准暴露军事机密,不准在市内舞厅跳舞和暴露身份。不然,广州有的是会计,还到武汉招聘你们干啥。”处长坦率地道出了从武汉招聘会计的真正原因。    我再也不敢和老罗一起上街玩。我认识了处长的通讯员,他和我玩得来。我见他骑自行车的技术好,要他教我,他很认真地帮我扶车。处长批评他爱玩,叫他回去。我说:“你去吧”。通讯员说:“他在我面前作威作福,他见到司令员两条腿站得笔直好像两根棍子。”他从仓库里骑来一辆旧车说:“这是英国进口的,给你骑。”我有了自行车,学呀,骑啊,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骑,一天时间我学会了骑车。    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满街玩。几天功夫,我把广州市几条主要街道都跑遍了。有一次骑车下坡,技术不高撞着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腿,我自己连人带车倒地。我问那孩子伤了没有?孩子说:没事。    天天玩,玩厌了,我向张科长请求工作,张科长说:“叫你玩还不好?那你到军人服务社帮忙好吗?”我满口答应好。军人服务社主任安排我到杂货门市部卖杂货兼卖理发票。帮忙期间,我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同学中有几位校级军官,而教师是少尉军衔。学习文化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学习的课文有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老山界》等。我学习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有点不好意思,怕人家说一个会计还在学业余文化。    空军司令部又从武汉招来九名会计。其中,湖南新化二名:一是新化十字街的王本荣,他是流星冲邹家人的女婿,他的妻子邹芹容是我初小的同学呢;一位是新化县辇溪人,名叫伍嫦珍(女)。我们三个老乡有缘分,连办公桌也连在一行。最前面的排头官是辽宁省人,闫希贤是助理员,中尉。我看出他与伍嫦珍有恋爱默契,顺水推舟当了红娘。    军需科有三大项工作:管工资、差旅和公杂。我分管序时总账,工作觉得很轻松。后来,汉口老罗离队,我接管公杂。管公杂要上街采购办公和卫生用品,我学骑自行车派上了用场。司令部的话务员、气象员、会计员都穿便衣,按照军官的说法:“司令部成了大杂烩。”当会计的相当军官职务。    办公军事化,战士、尉官进科室必须叫报告、行军礼。而司令员、政委来科室视察工作,坐在排头的军官必须带头叫“起立”,向首长敬礼。桌子要按地板线条摆得整齐,戴大盖帽的军官要把军帽挂在墙上。上班时桌上可以摆日历、记事牌。搞会计的可以摆算盘,算盘摆在桌上右角处。下班时,办公桌上不能摆东西,只能摆一块玻璃板。    办公制度化,不准交头接耳,聊天。中间放广播操,要求到院子里做广播操,打羽毛球,或到室内打乒乓球等做一些体育运动。下班前要扫地,关好窗户。军号响后方可离开科室进食堂吃饭。    营房规则,床铺设置整齐。起床后要叠好被子,按时起床、熄灯。有一次,司令员、政委、处长来营房视察,我们营房还有在睡觉的。一位首长发现我没有床铺,老罗接话说,老邹没有垫被。我不好意思。    第一次发工资,我定23级,相当副排待遇,工资54元5角。领到工资,上街买被子、席子、枕头、脸盆,我的床铺焕然一新。    进空军不长的时间遇上调整工资。小组会上评我晋一级工资,大组会上没有通过。原因是汉口来的会计初定24级,我若晋级比他们高二级。评委是个湖北人,他偏心,我没有晋到级。    春节前夕,张继志科长去武汉慰问职员家属。慰问回来向处长汇报,处长派通讯员叫我去处长室。朱处长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张科长接着说:“这次访问你家,你的爱人还没起床。邻居说,你家生活很困难。你要面子,从来没听你说过家里生活困难,你写个申请补助的报告。”科长提议补助70元。后来财务规定不得超过本人一个月的工资,结果补助50元。我把补助的钱全部寄回家里,崇香收到汇款很怀疑呢。
  感谢各位的支持。
  顶一下,真正的民生
  今天从早上来  断断续续边忙边看  看后  感触良深  老人家年轻时吃了那么多的苦  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身在福中不知福  遇到一点困难就畏畏缩缩....  向老爷爷致敬     期待更新.......顶
  MARK..................  我爺爺也是1927年生人.....  
  慢慢看~~~
  好文章!
  不错不错。
  非常真实。
  这一生...显的如此幸福如此的可悲..
  想起了外婆,眼睛不好,还要熬更守夜敷火材盒补贴家用,做好一担几千个才换得回几元钱,自己那时候小不懂事,专门喜欢把外婆辛苦刚做好的火材盒一个个戳破来玩  我可怜的外婆  我们可亲可爱灾难深重的祖辈父辈!
  LZ,怎么还不更新啊,板凳坐好,等着欣赏...
  好贴。
  厚重朴实,值得一读。
  说句心里话,写的虽然真实,可确确实实是本流水帐。只做为私史无所谓了。
  等着你们出书,先记号    对了,在大学的时候也借过一本书,同样是普通人的历史。一直觉得,看百姓的历史,比官方的历史来得真切。多年之后,这些书籍将会成为一种见证。
  路过好多次今天终于点开了,mark一个!向伟大的祖辈父辈们致敬!\(^o^)/~
  谁说网上都是浅层阅读,我觉得跟读书没什么两样。早晨起来一口气就读到这里,非常为老爷子的文字感动……
  期待。
  记号一个。坐下慢读。
  mark  顶
  第一次回新化。1957年,我有探亲假。母亲是农历六月十三出生,我安排在农历六月份探亲。约同科室的伍嫦珍同伴回湖南新化。我想母亲没有吃过新鲜荔枝,我买了一袋子荔枝回新化。天气太热,荔枝在火车上变质很快,烂得一塌糊涂,边吃边丢,待到家里没有几颗好的了,真是感到遗憾!    母亲见了我说:在武汉的几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简直把我愁挂死了。我安慰妈妈不要伤心,不是熬过来了吗?我现在在空军司令部,生活过得很好,只是一到夜晚就想起妈妈,做儿子的无能力在身边孝敬您老人家。当夜,母子谈话到深夜,主要是谈公共食堂害死人。当时保安弟服现役,按说母亲是军属。母亲说:一天要交30斤猪草才有粥喝。优待的劳动工分值三角钱,餐餐吃盐水下饭。在家休息几天我从新化转武汉探望家属。我在汉阳火车站下车时,还辨不清回板子桥的路了呢。    这次回到汉阳,看到了一个陌生人,我去广州空军她还在周崇香的肚子里。她是日出生的。她在汉阳出生取名汉兰。汉兰一岁零二个月。崇香问我:过年时怎么寄这么多钱?我说:张科长来汉阳慰问家属,你们怕冷还没起床。那是张科长回部队汇报,补助我50元。她说:“接到你寄的钱,我很犯愁。”    探亲回队,伍嫦珍告诉我,司令部搞大鸣大放,千万别谈家乡的生活困难。队列科刘指导员讲他家乡一个劳动日三角钱,被批判下不了台。我感谢老乡的关心。当时,大字报放卫星,有人一昼夜写500张大字报。有人写首长的大字报:当高干没才能,占着毛厕不拉屎,不如退下来,养着他们,让有才能的来干。运动后期反右倾,有的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划为中右。    七月间,调我去广州空军子弟小学任会计。我不愿意去。后来,下了命令,我只好服从分配。小学距空军司令部后院约一华里,只是环境变化很大。从校长、教师、保育员以及医务人员都是女人,我像进了女人国。    管理员安排我和事务长睡一个房间。他打呼噜的声音很怪,我很害怕,又难入睡。我向管理员反映,他说:“你睡办公室好吗?我给你搬一张钢丝床来,每天要炊事员送一壶开水,清洁员帮你打扫办公室。”  小学的会计工作很轻松。收学杂、伙食费有人帮忙。发工资时医务室的医师刘雅珍、护士傅慎芝邀着帮忙,比在司令部更有人情味。    业余时间,闲着无聊,有女同事陪我玩,或户外散步。星期日,没有对子的女同志邀我上街,逛公园、进馆子、吃茶点。大都是她们慷慨解囊,我即使想积极买单,也很难轮到一次。因为她们的经济条件大多比我好,根本不想要我花钱。1958年搞大跃进、除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一天,学校正在学习大跃进、除四害的文件。事务长口沫四溅地到会场叫:“麻——麻雀!”校长问:“怎么样!”“抓——抓麻雀!”校长听见抓麻雀,马上宣布休会。她边走边喊:“大家去抓麻雀!”校长问事务长:“麻雀在哪儿?”事务长说:“在——在大礼堂,我——我把大——大门、窗——窗户都关了,飞——飞是飞不出了的。”事务长小心翼翼地把大门打开,女同胞一涌而入。麻雀惊了,一下飞到东墙,一下飞到西墙,却不肯落到地面。女同胞吆的吆喝,拿的拿竹扫把,拿的拿棒子,吓得麻雀钻进屋檐里。女同胞们手中的武器鞭长莫及。事务长有心计,扛来六七米长的梯子,架在麻雀躲藏处说:“谁上?”半晌,无人接应。这时,校长点了我的名:“会计上!”我想:上梯子非我莫属了,但有何用呢。当我违心地爬到接近麻雀时,麻雀展翅飞到对面的屋檐里,事务长等我下来,又把梯子扛到对面麻雀躲藏处。校长说:“会计快上呀 !”我又爬上梯子。这次,麻雀先发制人,没等我靠近它,它早已飞到正梁的瓦槽里。第三次我攀上中梁,枕梁上油烟灰尘很厚。既脏且滑。一失足就是九死一生。天啦,我三个儿女还很小呀。在梁上挪动几步不敢再动,这时,校长喊:“再过来一点。”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梁上很滑。我慢慢退了下来。医务室傅慎芝说:“会计,快去洗手。”校长说:“你们不抓麻雀了吗?”李管理员是个老兵,他当炊事出身,他不信邪地说:“算了吧,不要费冤枉力。”校长暴跳如雷:“这是党中央的号召,你们抱的什么态度!”我说:“我只想去洗手,要抓你们也可以去抓,不要扣这么大的帽子吧。”校长说:“你的××嘴子很硬。”我宁愿后果自负,顶了她几句。    大鸣大放告一段落。号召全校职工写下放决心书。第一批下放的是李管理员。此人有正义感,就是那捉麻雀讲真话的人。他对下放很反感,宁愿退职。他说:“我会做厨师,我去武汉找老首长做厨师。”第二批下放有医务室傅慎芝。她是我从正梁上下来时叫我洗手的。她被下放到辽宁省盘锦农垦场。我送她到广州火车站。她和郑医师同时下放,别后没有联系,不知她的生活是苦是甜?还有一个总务管理员下放到北大荒。此人调来子弟小学不久,没有文化,是个中尉,娶个惠阳女子为妻,妻子是个高中生,长得很漂亮。妻子听说丈夫下放北大荒太远了不愿意跟去,管理员惊呆了。他当总务管理在我面前耍权威。有一次我的钥匙挂在抽屉上,他把我的钥匙取走送到校长手里,对我警告。我见他故意在我面前耍权威,有时他要我帮他写条子什么的,我就是不写。我说我是学校的会计,不是你的秘书。这次下放他怕他老婆不跟他走,死气沉沉。要我帮忙劝他老婆,凭我的良心尽量说服他妻子。他说:下放不怕,就怕他老婆离婚不跟他去北大荒。第二批下放的走了,我还在庆幸,校长却通知我也下放江西。我的会计移交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她没有搞过会计,很不愿意接手搞会计。通知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校长没有送我,只派事务长叫一辆三轮车,医务室刘雅珍医师送行,我告别了广州。我在广州的黄金岁月二年零两个月。我自离开广州以后,对众多的同事,一个也没有联系上,好像落花与流水一去不返,永不回头。    附记:——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新化炉观人邹明发同志。我进广州空军司令部时,邹明发同志在空军连队当战士,他对我很好。我患痢疾在四五八医院住院,他去医院看我,并送我一双解放鞋。后来我调空军子弟小学,我俩失去了联系。待到48年之后,我才打听到邹明发同志的下落。他在电话里说:他也很早离开了广州,当到团级干部,退休在北京海滨医院,我们之间还没有机会见面。
  从新发的这段里,感觉在那个那么困难的时期,咱们党还把工作做得这么细致,照顾到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真是好感动。  
再想想现在,照顾困难家庭和孤寡老人,感觉比以前苛刻些,没以前那么贴心啦。
  更正:不是新发的这段,是09-5-18号发的那段。
  欣赏了,期待更新..
  顶,支持
  好贴子啊。
  每天多发点好不?太短了
  拜读,平民化写作是一种对正史的悖反,或者说补充
  刚刚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我想我也要好好看看这位老人家的著作
  第三章
下放井冈        下放井冈山        在花城呆了二年零二个月,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军委号召裁军百万。5月18日我离别广州,下放江西井冈山垦殖场。    在广州火车站候车。有第二招待所会计邓昌保同志带着家属小孩一起下放。他也是从武汉招聘来的。他每个月要到军需科报账,彼此都很熟悉。谈话中,他说:“在这里候车的除了一个护送的军官,都是下放的人。”他指着政治部及文化部的两个军官说:“我们是编外的,他们当军官的怎么和我们一道下放?说不定是个‘中右’什么的。”不久,后勤部来了个姓梁的,四五八医院姓欧阳的,空军幼儿园的三个保育员也先后到达候车室,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邓昌保说:“早知如此,我就不该来广州空军了。下放江西,还不如老子在武汉舒服。”邓昌保说:“老邹同志呀,我们是雇用的(没有授衔,不穿军衣),要你走就得走。我们是倒了八辈子霉,在这里候车的,都是背时。早知如此,不来空军就好了。”    当天,广州的天气照样晴朗,而我的心情却很冰冷。原以为就了一个响当当的职业,谁知像昙花一现。原想退职回武汉与家人团聚,但怕令人耻笑,瞧不起我。再说,退职虽然可领三个月的退职金,但失去了组织呀,我是受够了失业的苦的。在这个大转折里,我当机立断,跟着组织走,毅然选择下放这条路。    到达南昌,住江西饭店,江西省民政厅接待我们。安排去向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西湖农场;一是井冈山垦殖场。下放的代表张旭初发言,上井冈山吧!走红军踏过的足迹。他这一句话,奠定了我们下半辈子的前程。    乘汽车到永新,住永新县民政局招待所,在永新休息了一天。原来是永新至井冈山尚未通公路,路基已建好尚未验收通车。永新民政局为我们十几个人每人雇一个民工挑行李,我的行李是一个被包、一只箱子,总共约五十来斤。挑夫很满意我的行李不重。    从永新出发,加上民夫有二十几个人上路。军不军民不民的,还有邓昌保的一个小孩。一路上队伍拉得很长,人们看到很稀奇,不知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心事重重向前走,井冈山是个什么样儿啦?开头,队伍的士气很高,特别是张玉珍、李芹芳、朱容梅等几个小姑娘,一路上高歌。后勤部一个脱下军装的干部一支歌一支歌地接着唱。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岩岭脚下,姑娘们走在前头,忽然喊道:“妈妈呀,前面没有路了呦。”民工说:“要爬岩岭了。”岩岭上七下八15里,我上安江过青界也是上七下八15里呢。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我曾经爬这样的山还要挑七八十斤的担子哩,如今有民工挑行李,两手空空爬这点山不在话下。走着,走着,队伍化整为零了,无形中自成体系,三个一群,两个一起,有一个人走在前面老远的,也有走不动落在后面喊妈妈的,歌声听不到了。带队的军官喊:原地休息!等齐了再走!等到落在后面的到齐时,只听得叫妈妈的,喊累的,长吁短叹之声,汇成一片。    登上岩岭峰顶,带队的同志安排我打前站,下到白沙找住宿。我到达白沙,太阳刚好下山。客栈老板说:“只有五个床铺,两个人睡一床,也只能睡十个人。”我说:“我们带有被子,摊地铺睡也行,只管下米煮饭。”饭菜都煮好了,人还没有到齐。月亮都出来了,有一个姑娘拖在后面,带队军官和张旭初殿后,待到齐了才开饭。几个保育员姑娘第一次尝到跋山走长路的苦头,也尝到了没电灯睡地铺的滋味。    从白沙出发,我们一行进程很慢,下午四点多钟才走到石狮口。在石狮口休息时,一眼看见了原在广州空军第三招待所当给养员的王武桂。他是三月份第一批下放的,在长古岭基地,来石狮口买海带,见面很亲热的。他说:“到白银湖分场要爬桐木岭,还有二十多里路。要跋一座高山,今天就到我们基地住。”  石狮口到长古岭约三里之遥,但是都是灌木丛林的山路,路旁边的芦茅、山竹很高,天空显得很小。心想,这里面还有什么基地?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样的不毛之地,你们还在这样的地方建有基地?”“讲话注意点。”一位政治部下放的军官说。我暗自思忖:不愧是政治部下放的军官,不知怎么打成“中右”的?快到目的地了,从广州出发以来,乘火车、坐汽车、走路、走到灌木丛林的基地,明天,还要跋一座高山,这一下可到家了。白银湖是个什么样子?井冈山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沙发!先顶再读!
  好看,很有价值。顶。
  拜读了,真实的历史
  期待更新。
  留爪,记号,一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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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梨同志:文章很不错,只是更新的慢了点。希望能早日拜读完全文。goldboy拜上!
  你能不能快点啊,慢的我都想骂人了,为了对老人的尊重,我都忍住了,可是周末你能不能多贴点,我真想抽你。希望你速度快点。    我收藏夹里面都放了好久了,每次看都没更新,我一天点击刷新不下20次,现在等的都心凉了,真相抽你丫的,天涯的版主难道都是吃屎的吗,少发点色情的东西,多发点这样的东西,鄙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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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写完了吗?    怎么才上这么一点,COME ON哦
  等了快1个月也只更新了这么点东西哇
  俺是个大sb
  继续期待~~
  骂人就不应该了。楼主在等书商吧,明说不就行了。能出版也好啊。免得我等每天眼巴巴的,呵呵。
  俺是大贱b
    在芦茅丛中左转右转,简直见不到天,人走累了,心情也很闷烦。我问还有多远,王武桂说,再转两个弯就到了。走完灌木丛林,转一个急弯,一栋木板简易房出现在眼前,盖的是树皮。基地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让房间摊地铺,点煤油灯,安排吃饭,把基地的下放干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大都是年前从江西省直机关下放来的,广州空军下放的只有王武桂等几个人。他们对我们十分体贴,尽管条件很差,我们感到很温暖。山区的气候很凉爽,一到夜间,万籁俱寂,人也累了,虽然是睡晒簟,但睡得可香甜了。    在长古岭一宿二餐,基地同志招待我们十分热情、周到。笋干炒辣椒,酸菜打汤,吃得可香呢。基地同志说:“山区条件很差,没有什么好菜招待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们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只是比我们早来半年。5月27日吃过早饭,基地派陆豪如同志带路,把我们带到白银湖分场。爬桐木岭时,几个姑娘又妈呀妈呀叫起来了,有的在半山间哭了鼻子。我想着:哭?还早哩。爬上桐木岭,到达了下放目的地——白银湖分场。    白银湖分场是我的一个驿站。我开始过着山区人们的生活,一个崭新的、新型的山区生活。    白银湖根本没有湖,四面环山,中间一条山壑,天显得很小,一条小溪,流过一座石拱桥。这条小溪是我们的生活用水,石拱桥是我们夜晚冥思苦想的地方。    白银湖分场党委书记薄化安、场长吴文荣对新来的下放干部很关心,立即组织人员为我们安排住宿,动员当地老表给我们腾房间。我和张旭初住公路边老聂家土楼上,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摆两张床,床与床之间的过道不足一市尺,不能同时两人抽身而过。    我们一到场,即要求派工。吴场长说:“刚来,休息一天,明天出工好了。”我和张旭初等几个男同志争着出了工。第一次出工是垦荒,树蔸很硬,很难开垦。第一天就打起几个血泡,疼痛难堪,开始尝到了下放的滋味,这是我的命运。    在白银湖分场,生产是很劳累的,开荒种地,背木头,砍茅竹,生活是艰苦的。手工打米,自己筛,自己辗,谷子筛不干净,吃起饭来无法下肚。每天要打一次米,吃的菜是从老表家买来的酸菜、笋干等,买海带、萝卜干要上茨坪。生活异常艰苦,比在部队的生活,实有天壤之别。那时的干部很听话,早晨学习,饭后出工,生活条件这么差,没有人敢说一句怪话。遇着雨天,也不能闲着。整修工具,削扁担、吊锄头、磨柴刀、修土箕、打米;或者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老三篇》等;有时也搞些文娱活动,唱歌、自演节目,如《有党才有好生活》这样的歌曲,当时唱得很来劲哩。    我们这些下放的同志,最初对这样的生活条件和艰苦的生产劳动很不适应。我和另一位一位在广州空军也是做会计的同志分在基建队,天天背木头,肩膀磨肿了,腰又酸疼。休息时,他说:“这哪是我们干的活,倒了八辈子霉,老子要下山。”我说:“哪有这么容易呀,下山就脱离组织了啊。”“什么组织,老子是为就业才到空军司令部的。现在弄到这个地步,来到高山修地球,背木头。这么劳累,还不如回武汉。走路也平一点,老子下定决心,横竖要下山。”我说:“你还好一点,家眷在一起,我呢,家眷在汉阳,还要心挂两头呢。”他好气了:“你是吃得苦,我是实在吃不消,受不了这个苦。”想来,他在汉口长大,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山,从来没有这么劳累过。我们吃饭是自己用手工打的米,谷子很多,吃不下饭。吃的菜么,上餐下餐是笋干加酸菜、萝卜干、海带轮流转,餐桌上见不到猪肉。像这样的生活条件和艰苦的生产劳动,如果长此下去,我恐怕也是吃不消的。    分场组织了十几个人到石溪背木头。“石溪石溪,上不见天,下不见底。”到石溪背木头,真令人胆寒。不规则的羊肠小道,弯曲而下,陡的地方像竖起的梯子,一不小心,身落千丈,难免粉身碎骨,一命呜呼。石山嶙峋,猴子在石洞里出出进进。林深处,万籁俱寂,要是谁打一句口哨,石壁会给你回声。我和那位广州空军一起下放的同志打伙抬木头,抬了好几天了,一天一天拣小的木头抬,倒在地上的木头,最小的也有一二百斤重。来了总要背一根木头回去,他说:“这么粗重的木头我抬不起。”我说:“你在这里就地休息,我到下面去再找看有小一点的么。”我再往下探寻,终于找到了一根小一点的,抬回去也好交差。他一见木头就说:“这么大的木头怎么抬得起?”我说:“再没有比这个小的了,试试看。打空手回去脸上无光,会被人耻笑。”我安排他抬尾子我抬蔸头,他走前,我走后,上起坡来,重力大都压在我的肩上。谁知抬了不足百步,他就大喊肩膀受不了,歇肩。我说:坚持到平一点的地方歇肩。话音未落,他就把木头撂到了地上,我连人和木头倒在地上,腰被扭了一下。后来,我调到种植队,种板栗,种桐树等。  白银湖分场的组成,以1957年底江西省委、省人委机关下放干部为基础,1958年3月空军下放一批军官、文工团员和职员,还有海军部队的。人不上百,武艺齐全,建设井冈山。开荒种菜、植树造林、砍伐茅竹、木头,大搞基建,搞得热火朝天。垦殖场顾名思义,既垦荒,又植树,天天是劳动,以前的机关作风一扫无余。当时,母亲、佑安弟、羽荷妹、彩荷妹在湖南家乡,保安参军在旅顺。周崇香抚养桂兰、振铎、汉兰在汉阳。我一个人在井冈山上垦荒,维持干部身份。    下放井冈山,是我人生又一个大的转折。从职业上讲一落千丈,原是空军司令部军需会计,现在偏远山区垦荒种地。原是楼堂馆所,电灯、电话,现在住土房,点蔑杠(一种灯),蹲茅厕。生活上有天壤之别。  下放井冈山,使我的生活退回到18世纪,不,有的还是原始社会哩。如木碓打米,蔑杠点灯。每到傍晚,有杜鹃啼叫,叫得我撕心难过。
  不错不错。
  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
  怎么好多天没有更新
  读之很感动。
  继续顶。
  办劳动大学      日,我从桐木岭哨口垦荒归来。薄化安书记笑嘻嘻地对我说:“邹洪安,恭喜你。”我说:“薄书记,有什么喜事?”“明天,到总场报到,调你去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别开玩笑。我现在不是在搞劳动大学吗?”“是真的,去场部写个介绍信。”    当听到薄书记这个消息后,辗转寻思: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怎么个办法,真是一件新鲜事务。夜晚睡在床上,左思右想,总想不出个名堂来。反正明天即可揭晓,我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吃过早饭,背个挎包,向茨坪走去。边走边想,下放劳动整整40天。算我幸运,第一个从分场调出搞干部工作。心情是愉悦的,不经意间就走到了总场。总场管人事工作的是曾宪屏,他问:“你是邹洪安?原在空军司令部搞会计,是吗?”我答:“是。”“调你来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会计,查看了你的档案,你搞过空军子弟小学会计是吗?”我点头说:“是。”“那你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会计很合适。你看好不好?”我欣然答应:“好。”曾说:“我们还从各分场抽调干部,连你共五个人搞筹备,你就搞会计,你们搞筹备的住井冈山小学。”    7月7日,搞筹备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集中办公。接着调来一个转业军人高守礼搞总务,即我的顶头上司。不几天,遂川、泰和、永新、宁冈、莲花、新干等县的男女知青纷纷来“校”报到。今天来几批,明天来几批,学生越来越多,真是大跃进,忙得高处长不可开交。他跑到总场向总场陈书记发牢骚,两个人还闹得很僵。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名不副实,一无学校,二无宿舍,三无课本。下放干部中,教师倒是有。最大的问题是学生的吃住问题。搞筹备的和学生们都挤在井冈山茨坪小学,忙得我和高处长应付不暇。    学生问:“邹老师,学校在哪里?”我说:“列宁说过的,面包总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学生集体办伙食,我们搞筹备的在总场吃饭,伙食比在白银湖分场好,下放的心情也安定多了。    组织学生在南山对面建学校,即现在的市政府所在地。白天大干,晚上加夜班干。不到两个月,一栋木材结构的学校建成了。学生们走进了自己动手建的学校,并从下放干部中调来教师上课。劳动大学以劳动为主,半工半读,先劳动,后读书。劳动大学办起来了,我当了劳动大学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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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贴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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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劳动大学。1959年春节,我去武汉接来家眷,临时住在学校走廊里。周崇香没有工作,给老师们洗衣服,摘箬叶卖。当时,我的工资45元5角,五口之家的生活,若不是妻子勤俭,家庭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五月下旬,保安弟从辽宁部队回新化探亲,把母亲、羽荷妹护送来井冈山,羽荷妹参加井冈山劳动大学读书。她的生活费由劳动大学供给,并有三四元的零用钱。她读社会科学系会计专业。    母亲来后,向当地老表李泰昌借了两间房子。李泰昌老人为人忠厚,是个很有德行的人。他主动给我两块菜地,借他的东西很方便。又不要房租钱。李泰昌老大爷是一个厚重的好人。我们种了菜,柴火上山去捡,我的四十多元工资用来买米、油、盐。当时粮食指标低,荤菜吃得少,常把干饭煮成粥状,以塞饱肚子。    日,井冈山劳动大学迁到沟边,我的家眷随同迁往。那里只有教学大楼,虽有二栋学校职工宿舍,那是校长、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住的。一般教职员分别住在贵溪、沟边和拿山的老表家里,我家住在拿山窑前钟庆湖家。迁校后,周崇香在学校食堂当饲养员及炊事工作。桂兰、振铎在拿山小学读书,母亲和汉兰住在老表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很不习惯,天天吵着要回家。我给在部队的保安弟写信,要他把母亲接回新化去。羽荷妹则留在劳动大学读书。    日,保安弟从辽宁部队来井冈山沟边把母亲接回新化。那时保安弟已是排级军官。    1960年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年头,广西、湖南的饥荒特别严重。广西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湖南省新化、涟源、湘乡、双峰等县灾情特重。新化成群结队的人到邵阳买薯渣当饱充饥。各大队都吃公共食堂,母亲来信说,公共食堂吃饭餐餐喝盐水。新化县社社都办疗养院,治疗浮肿病人。    在井冈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的我,这个家庭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辛的。当时,党中央号召:“粮食少,瓜菜代。”老师带领学生到岩岭脚下的白沙一带挖蕨根,到深山捡橡子。国家口粮定量低,吃不饱饭,就以野生植物充饥当饱。我带着孩子们在食堂打饭吃,总怨食堂的“饭档子”太小,或怪打饭的打得太松。每餐按定量吃不饱。有时吃完定量舍不得离开餐桌。即使没有吃饱,也要强行牵走孩子离开食堂。有时觉得还没吃饱就下定决心透支粮票四两。五个人,加四两米饭,每个人还不到一两米饭、八钱饭哦,三扒两口一下就吃完了,肚子还没有吃饱呢。加了四两米饭,孩子们不敢再叫没有吃饱。    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在食堂吃饭。一位姓李的女教师路过我们的餐桌旁。我礼节性地问:“吃饱了么?”她说:“吃过了,但没有吃饱。要想吃饱,还得加一斤米饭。”我说:“你说得太夸张了一些。”她说:“一点不夸张。我还可以吃一斤米饭。”旁边一位老师说:“莫夸大口,你还能吃一斤米饭么?”“你敢赌么,你出粮钱我吃饭。一斤米饭,包吃光。”那位教师哑口无声,作个鬼脸走了,说:“赌不起啊。”我抱怨这场赌注未成,如成,李老师也可落得吃餐饱饭喽。话又说回来,如成,赌者要饿三餐饭哩。李老师自信地说:“他若敢赌,他包输!”    端午节期间,劳动大学调一批学生去牛田酒厂摘杨梅,我调去搞后勤。带队老师名叫周廷水,劳动力大,食量也大,餐餐吃半饱。端午节学校慰劳学生,每个慰劳半个咸蛋,增加粮票指标五两。周廷水同志吃中午饭时买了一斤半米饭,一顿吃下肚子。他说:“我今天就集中吃一餐,吃一顿饱饭,过个饱瘾。”开晚饭时,叫周老师吃饭,他说:“中午吃过了。”    有一次,我去稻田掰泥鳅,掰了约半斤泥鳅,没有油,腥味大。办公室主任晏志成说:“泥鳅没有油,怎么吃?”我说:“没有油,没办法。”晏主任拿着他家的油瓶子给我在锅里淋了茶油,算是美餐一顿,打了个牙祭。  
  很好,这样得文字才好看!
  好文。
  好文!值得跟。但是更新速度太慢了!!!
  草根史,再顶
  向老人家致敬!请作者快点发!
  看中国人苦难的一生,看华夏儿女的多舛命运!  愿天佑我中华民族不要再多灾多难,少些天灾,更少些人祸!
  周崇香生平        周崇香,湖南省新化县炉观乡滑石村人,生于1926年(丙寅年)2月15日。她8岁丧母,父亲以佃农为业。她17岁与我结婚。    结婚后,为我母分劳,为父解除内顾之忧。她勤劳家务,尊敬公婆,友爱弟妹,和睦亲邻,克己待人。她是母亲的主要助手。    1946年,我独闯武汉一年,她独守在家里。1953年8月我失业下武汉打工,她在家服侍婆婆,为弟妹洗衣服,抚养儿女。1954年春带着桂兰、振铎下武汉。    当年武汉涨洪水,汉阳穿堤,我家由月湖逃灾龟山,席棚搭在乱葬坟地,与火化场毗邻而居,实在令人心寒可怕。就在这个恶劣环境下,崇香发生伤寒大病,七天七夜不沾粮食,只喝生水,大病一场差点致死。  洪水消退,住三脚架棚子,以后我自力更生钉了一间席棚。她在这个棚子住了三年,在武汉过着最底层的生活。    我调广州空军,崇香还留在汉阳过苦日子,她锤石子,捡断砖为家庭添补生活,以我极微的汇款还清了病时的借债。    1959年春节,随我迁眷井冈山,住走廊,借民房。9月29日迁拿山,借住窑前民房,参加劳动大学在食堂当饲养员。    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粮食定量只供应60%,其余以橡子、蕨根、瓜菜代。崇香的大米饭要省给子女吃,营养太缺。崇香说:“身体吃不消,站立不稳。”    9月18日,崇香腹痛,我去劳动大学医务所请来吴吉生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炎”,给予药丸,吃了无效。20日又痛了一天一夜,没有法子。我去医务所借担架,请人抬到沟边医务所住诊。30日,肚子肿胀,呼吸不匀,精神疲倦,病势严重。24日转吉安地区医院。上公交车时,有的乘客反对,闹了一场周折才上到车上,护送的只能上一个人,结果王宏兰护士护送。我不能护送去吉安,心如刀割。护送者返校,带给我“病危通知书”,我心急如焚,忧愁一夜。25日我去吉安医院。26日下午两点半动手术,开刀三处,伤口有一尺余长。麻药11时才苏醒。手术后,时反时复,刀口发炎,化脓。10月6日学校通知我回校参加“三反运动”。10月8日王洁同学来信:“病情好转,能吃点稀饭。后来吃了鸡子,加重了病。”13日王洁发电:“你妻病危速来。”当时,我急得跳起来,跺足搥胸,14日乘车去吉安。崇香和我见面,大放悲哭之声。此时情景,悲伤之至。她说:“我担心见不到你的面了!”我说:“不怕的,病会好的。”见面之后,她说:“你没有把汉兰带来给我看看。”我说:“带来很不方便。”她没有精神,慢慢进入了昏迷状态。我请医师给她输血300cc,边输血边进入迷糊状态。她心里很难受,尖叫了一夜晚。15日早晨不再叫了,安睡了,奄奄一息至16日5时55分断气。享年34岁。    崇香死时,我独自一人为她送终、安葬。当时,吉安买不到棺材,只买了一副木板棺材,没有装一件新衣,也没有买寿被。我一个人为她送柩,葬赵公塘新山,即安福公路左边一条大道,离公路向大道走300步左右,左山向上走34步到墓地。墓左边有半月形战壕,墓前方远处有一个亭子,墓前远处中峰有两行树。坟墓坐西北朝东南。      邹洪安    日 追忆于井冈山拿山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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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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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日记        为了把汉兰安置好,以免拖着我的后腿,日,我骑自行车去厦坪,与拿山公社保育员联系汉兰入园学习之事。结果,手续办得很成功。回家后,我把消息告知汉兰。她说:“爸爸,你把我送到厦坪去读书,谁跟您讲话呢?”这一句意味深长的问话,使我窘迫之至,无言以对。是的,在这个家庭无主的日子里,送走了幼稚女儿,有谁来和我说话呢。    今天,吃过早饭,安排桂兰洗衣服,振铎跟着姐姐在家玩。我借辆自行车,将汉兰送厦坪保育院。一路上谈得口调心合。但是,一进保育园,她的感情开始发作了。幼稚、天真的思潮高涨:“爸爸,我要回去。”我说:“回哪里?”“要回办公地。”于是,我的心扣得很紧,难题来了。任我百般安慰,她总是一个“不”字到底。归心似箭,甚至独自一人想跑回。我抑住了心情,忍心把她抱回园里,再三安慰。此时的汉兰发出尖叫的哭声,其情切,其声悲,其意深长。是的,她妈妈走了,永远见不到妈妈。如今,以爸爸为依,而爸爸把她送到陌生的地方,怎叫她不牵挂,舍得离开唯一可依靠的亲人呢。此时此际,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客观条件不容许。我只有横下一条心,骑着自行车跑了。真是心如刀割一般。    回到家,吃过晚饭,我骑自行车去厦坪保育院打听汉兰的情况,违心地不敢和汉兰见面。保育园阿姨说:“你走后,哭了一会儿,现在还好,最好不要照面。”我骑着自行车摸黑回到沟边。嗯!今宵夜更长。    
  真实的感情,无奈的现实,述出了人生的艰辛  现在何尝不是如此?尽管物质丰富了,但精神呢?
  单身爸爸      结发妻子匆匆走了,留下稚儿幼女,一揽子家务事,撂在单身爸爸身上。    结婚17年,她为我生下三个孩子,只顾生,不顾养,两眼一闭,撒手而去。三个孩子,大女孩桂兰12岁,儿子振铎8岁,小女汉兰4岁。没娘的孩子早当家,桂兰读书,放学回家,煮茶饭,洗衣服。最棘手的是汉兰年龄尚幼。跟姐姐上学,学校有意见。跟我上班,劳动大学的人提意见。没几天,校党委办主任把我叫去说:“老邹,你长期带着孩子上班,人家有意见。”我说是,我明白,我会想办法的。    我睡前沉思,办法在哪儿呢。绞尽脑汁,把汉兰安置到拿山托儿所。经与拿山托儿所联系,托儿所领导满口答应。只是,汉兰不肯在托儿所。我离开托儿所她就哭得很急,简直令我撕心。    汉兰在托儿所刚刚安下心来,不久,组织上抽调我去桐木岭为学生砍伐茅竹管伙食。三个孩子自己管理生活。一肩重担压在大女儿桂兰身上。组织上故意使我为难:后又抽调我去牛田酒厂查账。我为了减轻桂兰的压力,决定带着汉兰去牛田。    留着桂兰、振铎两姐弟在拿山过活,我去校委办借一辆报废的自行车,带着汉兰赴牛田。全程六七十里,汉兰骑在车杆上屁股坐痛了,要下来走。道路坎坷不平,不时跌跤子,足足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才走到牛田。    在牛田酒厂清账,我和汉兰吃酒厂办的食堂,汉兰吃半份饭菜。其实,半份饭菜不够她吃饱,一大盘南瓜拌饭,汉兰都吃光了。而且食堂有人提意见,酒厂蔡会计建议汉兰吃一份饭菜,粮票折半交。在那个荒年,我们算账到半夜,肚子没油水,大家饿了,有人提议到菜园拔小白菜煮来充饥。没有放油的白菜,吃得津津有味。塞塞肚子再算账。    清算完酒厂账目回校。这时,校办公室晏主任的妻子周月华在厦坪当幼儿园园长。她对我的处境很同情,主动提出把汉兰送到厦坪幼儿园全托,生活有她料理。我很满意。我把汉兰的衣服清理附一清单交与周月华园长,我感激不尽,永远铭记在心。她是我患难中一遇的好人。    我家搬到沟边劳动大学住。桂兰、振铎在拿山小学读书,汉兰在厦坪幼儿园全托,我每天骑自行车去看她。嗯!单身爸爸好难当!我情愿挑100斤重担,不情愿当个单身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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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就是发的太慢了
  我追看了很久了,真实人生最能使人感动。
  那也是我父母曾经历过的时代啊,写的有血有肉,情真意切,我会一直关注LZ。
  好哇。
  谈婚      周崇香逝世的第三天,我去劳动大学组织上销假。组织领导毫不理解我们夫妻之情,向我推荐婚姻,介绍一个上海姑娘。我推却说,妻子的尸骨未寒,年前不谈婚姻。但是,那个上海姑娘有意,主动与我靠近,给汉兰梳辫子,给我带来蔬菜。然而我有原则:一,有小孩的不谈。二,年龄悬殊大不谈。此女子不符合我的原则。尽管她积极追求,从上海给我买毛巾被、钢精锅。给她钱,她说她父母买的不要付钱。我怕纠缠不清,坚决给她钱。并明说:“暂不谈婚,交个朋友好了。”    自从与上海姑娘不谈婚事之后,那个组织领导以我不给她的面子,派人叫我去她办公室谈话,劈头就说:“邹会计,人家对你上班带孩子有意见。你打算怎么办?”面对咄咄逼人的态势,我说:“我的小孩安置,我会尽快处理。”    不久,组织上对我采取组织措施:抽调我去长古岭搞师生劳动大汇战。这一举措给我出了个大难题。我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即去找校长办公室主任的老婆周月华帮忙,安排汉兰进幼儿园之事。她在厦坪幼儿园当园长,欣然答应全托,吃、住在幼儿园,为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师生劳动大汇战之后,组织上把我调到农牧系。然而我因祸得福,比在总务处好。农牧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红薯、芋头、蔬菜,应有尽有,凡系领导、教师有的,我也有份。    我调农牧系。系书记很关心我的婚事。她给我介绍对象,要我到他家去玩。他指着一个年轻女子说:“她是我的本家,姓陈,现年24岁,又指着我向女方介绍一番。家乡人,你们两个当面谈。”陈氏说她在婚姻上遭受过累赘,一语道破了她是离婚的,且有孩子。我想,我已经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个孩子,我家就更加复杂,更加热闹了。我和陈氏谈了两次,条件不理想放弃了。    1961年4月下旬。母亲来信:帮我找了个对象,新化县汝溪乡下庄人,袁伊伯之女琴芬。现年26岁,初小文化,她的父母兄弟都在桃源金矿,她本人在白塘公社官渡大队当记工员。她为人贤惠,性格开朗,有一定的活动能力。长相可以,是我老家院子金满姑姑做媒,现寄相片一张。家里人都很满意,你认为如何?如同意,你俩可互相通信,并准备回家一趟。因为时间长了,她要去桃源父母处的……    接信后,我满心喜悦,心想:条件很理想。虽然年龄比我小七岁多,俗话说:“宁可男大七、不可女大一。”还是颇为理想的。据说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我就决心谈下去。我珍惜寄来的相片,如获至宝。从此,我的心情慢慢地开阔起来,注意力集中在与袁琴芬的恋爱。    在母亲的来信中有四大喜事:一是给我找了袁琴芬;二是佑安与曾华莲定了婚;三是保安与朱金容谈恋爱相对稳定,并有进展;四是芝兰姐姐帮我母亲在西正街(杨家祠堂隔壁)找了一间较大的房子。    次日,我给母亲写回信,表示同意与袁琴芬谈爱。信刚发出,又收到袁琴芬的来信。她要我早点回新化去,不然,她要去桃源父母处。接到琴芬的信,一方面请假准备回家一趟,一方面立即写回信,叮嘱袁琴芬不要去桃源,并告知我要请假回新化,要她在新化我母亲家等我。  
  留名。
  结发妻子去世这一段生活,老人一定经受了诸多困难,孩子年幼,生活压力倍增,所以反复写了几次。  不知道作者是振铎还是汉兰?大姐桂兰年纪应该也颇大,不会这么熟练地使用计算机。
  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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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新化        这次回新化是应母亲的来信为我找对象回去的。因为袁琴芬要我回去见面,不然,她要去桃源。    日,我应袁琴芬来信要求回新化见面,千里跋涉付出了很大的辛劳。我从井冈山沟边起程,走路翻岩岺至永新。从永新乘火车至邵阳。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个乘客,他是新化人,一路上谈话投机。可是当火车开到娄底时却被告知火车不去邵阳,买了到邵阳火车票的人可以去退娄底到邵阳火车票的钱。我拿人民币2元托那位新化乘客帮我去买汽车票,我自己去火车站售票处退票。退票后赶到汽车站时,去新化的汽车已经开走了,火车上认识的新化乘客也不见踪影,想必他一定是等不及我,坐班车走了,而每天去新化就一班车,我误了车,托新化乘客买车票的两元钱也找不回了。娄底距新化还有二百里,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犹豫要不要住一晚,等等明天的班车,好像想都没有想就拔腿往新化赶路。我从娄底走路,当日天黑才走到涟源,一路上担惊受怕,生怕遇着歹人。我边走边想,就是涟源这一地带,曾经就有一个幼女身背三升大米被歹人劫走,并遭杀害的凶案。当晚我一个人睡一间楼上的小客房,令我整夜难眠。我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房价太贵。事后想来,长途走路是很不理智的。第一不应该走路经永新。第二不该在娄底退火车票。因小失大,为了几毛钱退票钱,冤枉丢失二元钱不说,还多付一天房费,走了二天冤枉路,并冒了很大的风险。试想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年月,我一个人爬岩岭、走兰田,多么危险啊。    我在路上走路乘车花了五天时间才回到新化。走进母亲住房,首先见到一个陌生的妇女。她留着两条长辫子在门栏边,我猜想是意中人,但究竟不敢冒失。那年轻女子叫妈妈:“他回来了”,我才敢叫一声:“小袁你好。”她把我领进母亲住房。母亲含着眼泪喊道:“崽,你回来了。”我亲切地叫妈妈,不禁泪如泉涌,一阵心酸。放下行李,母子相抱而哭。母亲哽咽着说:“崽,他们三姊妹呢?”我答道:“买好饭菜票,安排在学校食堂吃饭。”提起三个孩子,我就感到酸鼻,伤心难过。琴芬端来一杯茶,我接着茶杯,顿时,一股热流暖遍全身。琴芬说:“老三接到你的电话,我们不知道你从哪条路来。我又不好到路上来接你。碰见你也不认识。所以,我只好在门口等你。看到你在门口看呀看的,我猜想就是您。”她接着问道:“走累了吗?”我说:“还好。”琴芬的问话很有情感,打量她的身材,长得比较苗条,留着两条长辫子。我从内心默认了这门亲事——她就是我的终身伴侣、意中人。    我和琴芬交换了意见,焦点是我已经有三个孩子,而琴芬是一个闺女。她说:她最喜欢小孩。一谈吻合,我俩的思想集中在一起,尽快建立我们的新家庭。    第二天,我在新化西正街理发店理发,琴芬站在理发店门外陪我,一直等我理完发,然后去白塘公社迁移户口。管理户口的欧光礼不在公社,他家住在木垅,我俩傍晚时分去木垅找欧光礼。我和琴芬边走边谈话。琴芬说:“欧光礼是公社文书。我们谈恋爱的事他知道。他还打破说:‘外边的人你知道他的心是怎么的?’”我顾虑地说:“那我们今天去找他办迁移户口会不会刁难。”琴芬说:“我和他很熟悉。他是个好人,他会帮我的忙的。”边走边谈,不觉走到木垅欧光礼家。真的,他俩见面很熟。对话之间,琴芬介绍了我。欧光礼同志用审视的眼光看了我,立即很客气地沏茶递烟。当琴芬向他说明来意,欧光礼二话没说。“好办!好办!明天早上到公社吃早饭。”他口口声声要留我俩吃晚饭。琴芬说,在女朋友黄瑞贞姐姐家吃过晚饭了。欧光礼同志叮嘱我俩明早一定到公社吃早饭。
    我和琴芬离开木垅欧光礼同志的家,天已经黑了下来。下坡时,月光下的麦地里闻有声响,琴芬很害怕。我分析有人在偷割麦子。若是我的分析正确,他们怕都怕不赢哩。结果互不相干,我和琴芬抽身而过。走到三板桥黄瑞贞家分别安排我俩的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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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欧光礼同志很讲信用,他先于我俩去到公社,并买了鲜鱼招待我俩吃早饭。办完迁移手续,我给他伙食费他不要。我问鲜鱼价多少?他说:买一斤鱼给粮票一斤,鱼只需人民币五角钱,如果没有粮票就要人民币五元多。可见当时新化的粮荒多么严重。临别时,我给欧光礼同志粮票,他高兴地收下了,给钱他拒收。  在白塘公社办了户口迁移,还要去洋溪区人民政府转粮油关系。我和琴芬去洋溪。住王树槐舅舅家。他的继女曾华莲在洋溪供销合作社工作。当时邹美祥在洋溪合作社当主任,邹美祥介绍曾华莲与佑安弟谈恋爱,树槐舅舅与我家亲上加亲。夜晚我在树槐舅舅家睡,琴芬和曾华莲在合作社宿舍睡。洋溪合作社的书记是伍新泉,合作社主任是邹美祥。在合作社当会计的邹月球,小时候她在县城读书,多次同我往来于县城。我们见面还互不相认了呢。在洋溪的熟人很多,我俩很快办了户口粮油的迁移手续。    我和琴芬从洋溪走路去梅树垣。老家的房子借给义桃表妹的儿子邹惠咸住。我俩在梅树大队办了结婚登记手续,重新建立起我的新家庭。我和琴芬住在仕明祖母家,她分住大地主九相公的房子,而生活却十分艰难。    仕明祖母说:“你俩从江西来看我,说来现丑没米煮饭,磨麦粉煮粑给你俩个呷。”我和琴芬满口答应:“好!”琴芬补充说:“我最喜欢呷麦粑。”仕明祖母拿来麦子。琴芬说:“我来磨。”仕明祖母说:“话都不该,你是新娘子呀。”我说:“还是我来推磨,仕明祖母这么大的年纪磨麦粉给我们吃,吃了有罪。”我和琴芬轮换着磨,琴芬怕我累,她磨的时间比我长。仕明祖母就在磨旁用手扒麦子进漏斗,边扒麦子边讲家乡的苦情。她说:“一个多月没有见到米了,上餐下餐是麦粑,还要拌苋菜,麦子也难以到手。”听到仕明祖母谈苦难生活,不禁想起解放前我到新化大码头仕明公的千家船上担蚕豆。仕明祖母留我吃中饭,她煮的河米饭,红辣子炒干鱼。想来,仕明祖母也是手长衣袖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选定6月1日结婚。6月1日是儿童节,选择这个日子具有理想的重要意义。我们没有搞仪式,只做了一桌酒饭。那时,新化县城买不到猪肉,佑安弟在副食品公司运用关系买到一瓶猪肉罐头七凑八凑凑成八个菜。请来金满姑姑、三姨娘、房东、芝兰姐姐、琴芬要好的女友及自家几个人坐满一桌。席上由佑安弟致敬酒词。    我和琴芬结婚是佳偶天成、天作之合走到一起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因素走到一起来的,是一根藤上结的两条苦瓜。我与琴芬是各自同胞中的老大,从小就早当家,担重担,吃大苦,耐大劳,以先忧而忧、后乐而乐的。    6月6日,我俩与母亲弟妹告别,乘汽车经邵阳至衡阳。当时,物资贫乏,我俩在衡阳候车还买草皮菇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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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到达分宜,因建水库,上岸处没有旅社,只有临时搭盖的棚子。一位戴红袖章的旅社联络员说:“旅客统统住棚子睡通铺。”我说:“我俩是夫妻,分开睡通铺怎么行?”“夫妻要有证明。”我把介绍信递给他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大印章。那联络员看了介绍信,赶快改口说:“来,你们两位跟我走。”他停住脚步说:“国家干部要照顾的。”走到一处说:“这间房子两个床铺,你们两对夫妻各睡一张床。”先到的一对夫妻的女子把舌头伸出几寸长。琴芬说:“天啦,那怎么好睡。”我说:“进山随路弯,路怎么弯,我们就怎么走。”那对夫妻看来很开放,先于我们夫妻同枕睡起觉来。我们也往另一张床躺下。    次日早晨,有联络员喊:“今天没有汽车来,要赶路的不要等车,可以先走。”我想:困在这里难过,干脆走路好了。我俩挑着行李向安福走去,步履艰难,走到山庄天已黑了。山庄的旅店被公社开会占住了,我们只好找到一家民房住宿,在厅堂搁置临时床铺睡觉。山庄至安福还有三十多里,第二天中午走到安福。琴芬“例假”,还和我争着挑行李呢。这次,琴芬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这次“旅行结婚”已是第三次乘车失算了,是理智问题,还是命运问题?    住在安福饭店,肚饥了,各买一碗四季豆当饱。一碗四季豆二角五分钱,当时,还算是比较经济的。从安福坐汽车至吉安。遇上涨洪水,据说禾阜桥引桥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俩住在吉安饭店候车,我们困在吉安。此时正值端午节,我们买了一盘咸鱼过端午节,一餐花掉五元多(相当月工资九分之一)。很快身上带的钱用光了,正愁没钱吃饭和买车票,在站前饭店遇上劳动大学龚复同志,向他借了20元钱,心里踏实一些,但是债台也高筑了一层。    吉安的气温很高,琴芬感到很热,爬到窗户上坐着乘凉,一点风没有。我们走到赣江边找凉处,还是微风不动,真是热得喘不过气来。被洪水堵在吉安,我急极了。三个孩子的饭菜票吃光了啊!心中惶惶不可终日,实有度日如年之感。当时我自忖我的黑运到底还要走到何时?    千里奔波,一路上折腾,我和琴芬总算回到了学校。下车时,正值桂兰、振铎、汉兰去食堂吃饭。我吩咐他们三姐弟叫妈妈。琴芬亲热地抱起汉兰,并亲吻了汉兰的脸。我看在眼里,想在心头。从今以后,我的新家撑起来了。琴芬为我减轻了家庭负担,为儿女带来了新的生活,为家庭带来了新的起点。    
  好文,支持,就是更新太慢了
  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造成我与琴芬萍水相逢,结为夫妻,实乃天作之合。    新婚之夜,琴芬从荷包里捎出二个鸡蛋,剥了壳,把鸡蛋喂到我嘴里,而她自己执意不吃。她说:“我的身体算好,大跃进吃公共食堂,我在大队当记工员,饭是吃饱了的。只是有时会涌清口水。”我说:“这不是病,是缺油少荤之故。补充油荤,此毛病自然会好。”    1961年4月,全国农村各地撤销公共食堂,农民回到自家兴炉起灶。然而家庭空虚,一无所有。国家下达红头文件:每户借土地半亩种菜。大跃进造成粮食歉收,供不应求,口粮供应减少,饥荒严重。国家号召大种南瓜,提倡粮食“低标准,瓜菜代”。    劳动大学停课。教师带领学生上山捡橡子,挖蕨根。房前屋后遍地种南瓜。捡橡子要进深山大林,常会迷路。有的同学迷路不知返校,困在山上过夜。厦坪石门大队三个妇女去深山密林捡橡子迷不知返,饿死在森林深处,挖蕨根要进峨岭,来回百余里,既累且饿也不是好玩的事。挖得多难担,没挖到垂头丧气,劳而无获,感到沮丧。食堂供饭,要搭代食品,苦栗子比较难吃。南瓜伴饭,辣酱下饭,比较好进嘴巴。我们一家吃食堂,餐餐吃不饱饭,就是粮食定量太少,副食品荤菜见不到。有时没有吃饱,加四两米饭,几个人一分,一人两三口就吃光    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学校号召职工家属自己起伙食。那时,没有卖菜的市场,学校办的蔬菜基地,买点茄子、辣椒,要校办公室主任批条子。我家在宿舍走廊做饭,餐餐吃笋干、酸菜、萝卜干、海带、辣酱。琴芬会做少米之炊,把饭煮成粥不是粥,饭不像饭,让全家人吃饱肚子。琴芬会过苦日子,她把南瓜藤撕掉皮放点辣酱做菜吃,红薯藤叶子做菜吃,摘野蕨做菜吃。吃这些东西,难怪她涌清口水,典型的营养欠佳。
  很精彩。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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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孩子找这么个后妈,真是福气!  过日子的好手!
  读来很亲切,我的父亲也是同期参加革命的,怀念!向老人家致敬!太慢了,被吊足了胃口!!!!!!
  我得了嗜睡之病。开始,我觉得嗜睡,早晨不愿起床。吃了早饭又想睡,睡到中午起床吃饭,又想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又酣睡了。第二、第三天均如此。我想:糟糕,怎么突然得了这样一个怪病。财务室的同事陈才英来看我,连我自己不便开口,能吃能睡,又没哪个部位不舒服。陈才英说:邹会计肯定是营养缺乏。我去找杨书记,批几个鸡蛋吃。我派桂兰去厦坪墟场买鸡蛋,鸡蛋一元钱一个还没有卖的。她说:几个鸡蛋被别人抢先买走,结果,只买了酸菜回来。幸亏陈才英会计帮忙,在畜牧场批买了四个鸡蛋,二斤茄子。四个鸡蛋我狠心独食了,像灵丹妙药,我的“病”治好了,这是公共食堂带来的后果。那个年头,在湖南新化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县城里没有卖肉的,浮肿病人泛滥,各个大队办疗养院。在江西五百里井冈的政治中心买不到一个鸡蛋,一个鸡蛋价值人民币一元。像我这样的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45个鸡蛋。所以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当干部不如回家养鸡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有些干部不安心上岗,要求退职回家“养鸡婆”,我认识的同事中能说出姓名的就有几个。有一位很熟悉的同事说:不干了,退职回家随便干一下比当个干部钱要多。我规劝他:国家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政策好了经济会渐渐好起来的,到那时想回岗位回不了的。那同志说:“我看透了,反手扔石头,永世不回头。”这些说了过头话的同志,后来是吃了苦头的。到头来是吃了回头草,捡回石头的。
  山乡风情        1961年我从劳动大学调井冈山管理局搞民政工作,我的新家迁上井冈山茨坪。从此,井冈山成了我的第三个故乡。我与井冈山有缘,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我的家住在茨坪中心的一栋木房,与当地老表住一起。这里是老表们的新村。一天,一位教师从民政处办完离婚手续,天已黑了,没有交通车回家,就住在一个教师家里,男女三人同床共睡。我妻问教师的妻子:“来的客人到哪里睡觉?”教师妻子答道:“客和俺老公睡一头,俺一个人睡一头。”我妻听了咋舌:“那怎么行?”“俺们这里都是这样,来了客,睡在一床。俺老公睡中间,有么个关系?”    下庄村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家里常留伐木工人住宿。久而久之男女有染,跟着伐木的男子要走,丈夫无法挽留,结果离了婚。改嫁后,又在五斗江嫁了一个老公。三年后,妇女想起原配丈夫和儿女,倒回来要复婚。我说:“复婚可以,但是,复婚后不准再闹离婚。否则,要作典型以玩弄婚姻法论处。”    我搞民政工作,经常下到山区访贫问苦,不少单身老人,一生没有结过婚,没有享受过夫妻生活。
    感同身受~!  
  这里的闺女出嫁叫卖妹子,很不好听。把人不当人,像卖牲畜似的。我搞民政调查,经常听到卖妹子的叫法。我说,解放二十多年了,你们还在搞买卖婚姻?这里重男轻女,嫁女就叫卖妹子,但是这里却有个俗话:妇女是个宝。贫穷的男子,一生讨不起一个老婆,有不少六七十岁还是一个“黄花崽”。    这里闺女出嫁,女方家要彩礼是很奇特的,像卖猪似的。出嫁前男方要送订婚礼钱,女方来男家相亲要送服饰彩礼。结婚时女方家设婚宴,柴米油盐鸡鱼肉都要男方送去。女子出嫁的交通工具:解放前是坐花轿,解放后有骑马的。以后发展骑自行车,新娘子不会骑自行车,就让新娘子坐在自行车上,由伴娘护送走。总之,礼节多多,我也说不清楚。    这里男女厕所不分。我们下放干部如厕很不习惯。下放干部刚上山的那段时间,要借用老表的厕所。他们的厕所是盖树皮,围树皮,蹲厕就站在木头剖成两块的木头上。一间厕所男女共用。有一次,一个下放干部如厕解大手,尚未解完。一个年轻妇女蓦然钻进厕所,脱下裤子,如厕起来,吓得那个下放干部连忙提起裤子。那个妇女安慰道:“勿要怕,只要思想上正确就可以。”    1963年,抽调我到厦坪搞全国人口普查。大队书记安置我住田头村老表家。傍晚,几个农民在一条水圳上光着身子洗浴。跟我坐在旁边乘凉的年轻妇女,竟然无所谓地和农民男子侃。吃过晚饭,主妇帮我烧水洗澡,我问:浴室在哪里?答道:就在屋檐下洗哇!我说不行。第二天傍晚,我提着水桶穿着内短裤在屋檐下浇水洗浴,对面一位中年妇女侃道:“邹同志,这里咕啦洗得,羞死人呀!”    乡村民风淳朴,收割稻子之际,木桥被洪水冲坏。拿山村人在沟边对河的水稻收割时,两个男子汉光着身子用禾桶装运稻谷。一群妇女把谷子挑到岸边,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把妇女们担来的稻谷装进禾桶,男男女女有讲有笑毫不感到羞人。
  那时候民风如此开放啊。
  民政工作        1961年11月,我从劳动大学调井冈山管理局,分配我搞民政工作。从此,结束下放,参加地方政府工作。  我当民政会计兼文书收发,业务上分管社会福利救灾、救济。我对这个工作很满意。民政处三个编制:一个处长,两个职员。在处里管一线,下乡管一片,工作分工不分家。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印度的民政叫不管部,就是说其他部门不管的它都要管。所以,在民政处工作觉得文明,又是清水衙门,我就喜欢文明,喜欢清水衙门,一干30年,一直干到退休。    我的家眷从沟边迁上井冈山茨坪,民政处安排住在北山脚下的老表的一栋简易木房。左有山泉,右有溪河,用水很方便。井冈山是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又是绿色的风景区。空气新鲜,水质清甜。我在井冈山搞建设,我在井冈山重建家园。    琴芬没有参加工作,她不愿意赋闲。她种菜地,开荒种红薯,养鸡鸭,还喜欢养狗。她不时上山打柴火、摘箬叶卖,支助家庭生活。我每逢星期日上山打柴,一为家里烧火煮饭菜,二为卖钱添补家庭生活。那时国家经济困难,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恢复元气。农民借用的自留地还没有发挥作用。猪肉供应紧张,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一斤,食油四两。食品凭票供应:猪肉票、粮票、油票、烟票、酒票、豆腐票、糖票等,没有票是买不到的。我因营养不良患病,商店的麦乳精要商业局长批条子才能买的,我气得想砸柜台。我的身体太差,经不起艰苦的饮食生活,病倒起不了床。没有去上班,单位领导找上门来凶人。我说有病,他说有病去医院看病,我说看病不管用。对话之间,两人话不投机。他说:“是不是不想干,不想干打报告来。”我说:“你当领导的怎么说话这样咄咄逼人。”他大发雷霆,把汉兰都吓哭了。琴芬怕事,拿土产茶点请领导坐、端茶。他站着凶人,不坐、不喝就走了。    1962年正月初二,人家都在拜年玩耍。琴芬带着桂兰去桐木岭砍茅竹,剖竹篾,赚钱为桂兰、振铎缴学费,为汉兰读幼儿园交托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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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芬有妇科病,用药过猛,得了后遗症。治出一个新病,哮喘病不时发作,来势凶猛很吓人,送医院要背,背不起要去医院扛担架,要请人抬。病人好苦,有时突然发作,托人到民政处叫我。民政处老刘来帮忙,他是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帮不了忙,还得另请一人抬。琴芬正在病中,岳父被人怂恿来井冈山。我要上班,又要照料病人,又要照顾岳父大人,忙得我手忙脚乱。岳父大人嗜酒,茨坪仅一家卖酒的店子,只剩下酒沼子,我只敢买一斤,岳父大人喝得很有味道,我去商店再买几斤。岳父大人见女儿有病,我又很忙,住了几天就要回家,我感到对不起岳父大人。我积极筹路费,打发岳父大人回家。招待不周到,我心意意的。    日,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我在办公室晕了一会。清醒之后,考虑路途遥远,特别是交通不便,回去在路上要走三四天。权衡之计,考虑赶不上送葬,就不打算赶回去了。我向组织上借人民币70元寄回作安葬费。我没想到母亲为我续妻之后,时间未满二年匆匆辞世。我俩母子就这样永远别了!死神啊!怎么这样残酷无情!    民政与人事合拼民政人事处。当年调整工资,搞人事的干部工作能力有限。处领导要我参加调整工资,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关于我的晋级工资,小组评比过关,大组背靠背也过了关。当公布名单时,我的名字落到孙山,换为那个人事干部,我凉了半截。我问处领导,他说不知他们怎么改的。问分管人事的领导,他说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找袁林书记,他说:“我不知道。”天呀!这不是明抢吗。参加工作以来,1956年调整工资失败,七年后又遭遇“舞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知道这事不像处领导干的,他是调资领导小组成员。小组、大组评比他都参加,而批下来的名单“偷梁换柱”,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握有人事大权的那个小人干的,他在当地做了太多不得人心的事,我气得不得了,但我能向哪个庙里去喊冤呢?
  更的越来越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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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的智慧!    生活总是痛苦多过快乐,老人把痛苦记得深刻!  或者人记忆痛苦总是特别的清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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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        母亲王水英,口前村王魁泰之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十三生,佃农出身。不识字,16岁结婚。18岁生女如怀。20岁生我。接下生女霞怀,又早夭。生儿征安岁半死去。生保安八字好命大。生济安又早夭,济安死时,母亲抱着死去的儿子悲天恸哭,殓棺时舍不得释手,棺材停放田梗上,半夜打灯笼要我陪去看济安活过来没有,抚棺嚎啕大哭,哭一阵,喊一阵,“崽!醒来!跟妈妈回去睡觉!崽!醒来!跟妈妈回去睡觉!”我的心简直被母亲哭碎了。接下母亲生佑安,生下来就戴什么“将军箭”,母亲愁肠挂肚,佑安还在吃乳就患重病,40天不会言笑。母亲提心吊胆昼夜不安。接着生永安不满一岁死去,母亲抱着死去的弟弟不肯殓棺。接下生羽荷,叫满妹子。两年后,又生个满妹子,叫彩荷,躲日本侵略生的,小名躲妹子。接下生满子治安,一岁多患白喉病死去。一共生七男四女,11胎。20年来,肚子很少空过,泪水很少干过。    我三岁那年,谣传父亲不回家过年。母亲急了,借高利贷做路费坐轿子乘火车下武汉找父亲。而父亲先于母亲回家。母亲扑了个空,负了一身债,连本带息一直还到1949年解放。    母亲才41岁,父亲患肺病逝世,母亲悲天恸地,哭丧几个月。父亲逝世不久,母亲的满子治安患白喉抽筋而死,母亲哭得死去活来。    1960年,母亲和羽荷来江西井冈山跟我生活。羽荷在劳动大学读书,我俩夫妻要工作。母亲人生地不熟,住了半年想回家。保安弟从旅顺部队来井冈山接母亲回新化。回到新化不久,10月16日周崇香病逝。母亲挂念儿子,怜悯孙子孙女。接着为我物色配偶,操心费力。在母亲的积极关怀下,我与袁琴芬结婚。  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吃公共食堂,喝盐水下饭,喝稀粥充饥。营养缺乏,一病不起。日卯时逝世,享年仅56岁!    春晖相映好,叹息不及老。  相思慈母情,怎忍一笔扫。                           长子:洪安执言
  不错,还没看玩,留个记号
  天涯留迹。  父爱深沉。
  社教运动        1964年管理局机关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干部带头“引火烧身”,保证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怕老婆离婚。中层干部“自我洗澡”,群众“帮助擦背。”一般干部自我检查,接受教育。    管理局直属机关的社教运动时民政处一位领导被揪。主要错误是用公款请客,搞小钱柜,多吃多占,在接待省人事厅领导时花去公款一百余元。很长时间不准他“下楼”,还在华东局杂志上点名批评。    中层干部“洗完澡,下完楼”,轮到一般干部过关。我作自我检查:在民政处买一只搪瓷脸盆,腊肉3斤,棉布15尺,粉丝半斤,目鱼半斤,饼干1斤,照价计算,当时这些属于紧俏商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懒、谗、占、贪、变”,属于多吃多占,算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吧。    我搞会计兼出纳,民政处收结婚证工本费。组织上派民政协理员到公社调查,结果账实相符。沟边公社民政协理员给我买茶油1斤,照价付了款。属于多吃多占而已。我彻身检查,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顺利过关。    1965年9月,琴芬生下第二胎,胎儿降生很快。琴芬分娩后自信地说,又是个男孩。我俩结婚四年生了两个男孩,这是我俩的福气。我给儿子取名,毛主席的世界政治风云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按照振字排名取名振东。    1966年9月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对象是公社、大队两级领导。井冈山管理局以郭连奎带队,赴吉安县澧田公社搞点。抽调三四十个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工作队原定三个月搞完。年底结束回家过年。有人说这次去搞社教的,搞完后要留在农村巩固社教成果,回不来了。    澧田公社是丘陵地域,我分在楼下大队早禾生产队。大队距公社25里,生产队更加偏僻,全村13户,55人。一个伪保长,还有一个土恶霸,三个五保老人。村子有一口水塘供饮用水,一条干涸的水河。我进村时河水断流,只有低洼处还有一点积水。村里人不讲究洗澡,我没办法,找到河边一点积水洗了二次冷水澡。后来,天气渐渐凉了,我就没有洗过澡了。  
  春晖相映好,叹息不及老。    相思慈母情,怎忍一笔扫。    唉
  我进村子先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帮村子里打扫卫生,帮五保老人挑水,劈柴,把三个五保户的水缸包下来挑水。村里人很受感动,互相传为佳话。凡派我在哪家吃饭我就帮哪家挑水,劈柴。白天帮生产队劳动收割稻谷,还带着“献忠”牌子参加兴修水库,担泥巴,打夯。    社教工作队规矩很严,派饭只准派贫下中农家,不准吃荤。我第一餐派到五保老人刘卫生家吃饭。他82岁,孤身一人。菜橱里仅四只碗,那碗不知是哪个世纪的,碗上满是罗纹。我把碗端到水塘边用沙子洗净,菜是一碗芋头。老人行动不方便,胡子又长,鼻涕流出粘在胡须上,我简直没有食欲。我硬着头皮在他老人家吃了五天,餐餐吃芋头下饭。第二轮到刘我生五保老人家吃饭,刘我生的卫生较好。听说我派他家吃饭,把碗筷、桌子板用谷糠洗得干净,擦得很鲜亮。菜也是芋头、芋头禾干、萝卜腌菜干。刘我生老人很体贴还买猪肉半斤给我加餐,我给钱弥补之,五保老人的生活来源是很拮据的呀。第三轮到下中农家。他家的劳动力多,蔬菜多样化,还有鱼干吃。他家人很热情,听说社教工作队不准吃荤,很同情我们,特地为我煮了两个荷包鸡蛋,我申明不准吃荤。他们说社教工作队规矩太严,又不是干部之家,硬是要我吃下他们煮的荷包蛋。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喜欢吃芋头,但是吃了两个多月也吃得有点腻了。    早禾生产队文化素质低,有个恶棍在村里横行霸道,压制社员群众,强霸人家的妻子,其夫敢怒不敢言。我进村就有人向我反映,我听在心里,想发动群众,年轻人不多,发动不起来。我向大队工作组反映,把那个恶棍提到大队去批斗。人多势大把那恶人制服,做出检讨,警告他不准为非作歹。他保证不敢再犯。    自从批斗这个恶势力之后,伪保长有所震慑。一天早晨我刚起床不久,从伪保长家回到住地。黄捷森从大队赶来问:“伪保长怎么自杀的?”我说:“谁说的?”黄捷森惊慌失措的神态:“你还若无其事,大队部的群众都在说:‘你们队里的伪保长自杀了’”。我说:“谁在造谣?我刚从他家来,他还给我装烟哩。”黄捷森说:“我俩去看看。李组长吓坏了,特地叫我来的。”我说:“不相信就去看”。黄捷森见到伪保长才缓过神来。此事,令人深省,我分析是伪保长对工作组施压。    早禾生产队人少怪事多。一个15岁的童养媳,丈夫12岁比她又矮又瘦。而女孩子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来,妇女主任疑义重重。疑这疑那,后来所疑的人一一排除,而这个有点傻气的童养媳装傻不开口。我迷在心中,一直没有揭开谜底。最后剩下一个疑点是77岁的五保老人,没有证据,等待观察。    12月下旬,突然接到大队工作组通知:工作组撤退,12点钟赶到澧田公社报到。我高兴地收拾行李与生产队群众告别。许多人难舍难分,全村人出来送行到松树底下止步。武装民兵刘善财帮我挑行李送到公社,临别时眼泪汪汪,三步一返,难舍难分。    我们在澧田公社吃中饭,郭连奎守着电话机要求井冈山党委赶紧派汽车来接。    工作队员都集中澧田公社,我们楼下大队的到达较晚。驻澧田公社队部已经遭到公社干部反攻清算。有的大字报提出要把问题交代清楚才能走人。这些情况,我们还蒙在鼓里。当时我想:同样的工作队员,撤退时得到群众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下午四点多钟,井冈山的汽车到达澧田。工作队员灰溜溜、急匆匆上汽车,告别澧田公社。途经吉安市不敢停车,工作队员在讨论吉安地委书记被红卫兵揪出批斗。我莫名红卫兵是个什么兵种?我们开到泰和饭店歇宿,欣慰地欢聚一堂,美餐一顿。    回到井冈山的茨坪,琴芬背着振冈早在等候。琴芬说:“昨天,我问袁林书记,他说你们老邹明天回来。”我们不觉回到家中。
  一直关注着.....
  顶一下,想看到男猪最后是否体制内,如果是,  想了解统治权的合理性是如何深入到统治阶级人心里去的
  说实话,你这个不是一般的慢,比人家现写的还要慢得多啊,也没个规律,人家老人家写好的文章,凭什么让你在这里丢他的人呢?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贴呢,那人家老人家是自得其乐,现在被你弄得这叫啥呀???
  回到了我们父辈的那个时代!
  一直在关注这个帖子,确实太慢了。  如果LZ实在没时间,是否能请个人帮忙贴上来呢?
  期待更新中!!!
  如果没有了或不能继续了,请吱一声,免得等,让老人家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就一个子:慢
  真的非常感谢!
  好慢啊
  记号记号
  有段时间没更新了
  先顶一下        梦缘天涯    这只是一个普通群,无聊的时候可以进来聊一下
  这才体现了真正的历史,值得收藏、细看。
  祖辈的故事
  晕,到底还更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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