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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作家近况及新作（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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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近况及新作（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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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与《白鹿原》
&&白鹿原家族秘史&&
&往西安的东郊走，就到了白鹿原。
&白鹿原地处关中平原。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特殊的地貌使它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人口密集、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十分适宜农业发展，因此农耕文化发祥较早。
白鹿原之得名，相传曾有通体白色的神鹿出现在这里，于是被视为吉祥的风水宝地。其实，白鹿原是一片由奔腾的渭河水冲积而成的黄土地，南北宽约十公里，东西长约二十五公里，现今分属于西安的长安区、灞桥区和蓝田县。这里平均海拔约六百米，水深土厚，两边有浐河和灞河两条河流过。农业耕种是白鹿原持续了三千多年的基本生产方式，以农耕文明为根基所形成的关中民风，淳厚、古朴。荀子云：“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其司而顺。古之民也。”《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这正是白鹿原民风的写照。
今天，小说《白鹿原》已经出版了整整二十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也9月上映，与之相关的电视剧正在紧张拍摄当中，“白鹿原”又成为一个热门的文化话题。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其中富有想象力的“性描写”时，事实上却忘记了小说《白鹿原》成为经典的真正原因——在小说《白鹿原》的开头，作者陈忠实用一页纸的篇幅写下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里所谓的“秘史”，显然是与通常意义上的“正史”相对应的、来自民间视角的历史叙述。“正史”如同地面上的江河，有源头、有流向，向着大海奔腾而去，时而也会轰轰烈烈地改道而行。“秘史”则如同地面下的水流，静谧地流淌，藏在每家每户的水井下面，它不在人们的视野里，却永远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
在小说《白鹿原》中，作家陈忠实第一次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了从晚清到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历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在庙堂之上，而在白鹿原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展开，在村里的白、鹿两个大家族之间展开。历史成为家族记忆的背景，历史也因沾满了亲人的血和泪而变得湿漉漉、沉甸甸。
&借助小说《白鹿原》中对乡土中国的解析与想象，本刊记者走访了《白鹿原》的地理原型——陕西西安东郊的“白鹿原”，试图从这个真实的地理空间中，找寻到埋藏在原上人家记忆深处的家族秘史，为读者还原一段带着记忆温度的心灵历程。
&&&&&&&&陈忠实与电影导演王全安
陈忠实：《白鹿原》是我的生命
&在西安的一间宾馆里，本刊记者见到了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他背着一个边缘露出一段段内芯的破旧肩包，包里装着一些资料、茶杯，还有一盒他最爱的雪茄。坐下后，陈忠实取出一根雪茄猛吸几下，吐出一串烟雾，这才不紧不慢地操着地道的陕西话聊起来。
&陈忠实刚过完七十岁生日，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说到兴起时会哈哈大笑，露出两颗虎牙。有人把陈忠实与另两位著名陕西作家对比，总结出他们的文风特点：陈忠实“干”，贾平凹“湿”，路遥“不干不湿”。陈忠实回顾创作经历时说，他只尊崇和相信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剧中的人物。当他找到的时候，作品也就立起来了。&
&&&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陈忠实出生在西安东郊白鹿原下的蒋村，年少时就在这片黄土地上挖野菜、拾柴火。白鹿原的春夏秋冬、草木荣枯，陈忠实都再熟悉不过了。
陈忠实起初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见过村里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还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
之后陈忠实被调到公社，成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干部，在这个岗位上，他整整干了十年。十年里，他把公社大小三十多个村庄走了无数回，谁家的婆媳关系和睦与否他都知晓，直到他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
目睹自己十年里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
提到这些生活经历，陈忠实总是喜欢自豪地与他崇拜的作家柳青相比。柳青为了写《创业史》，在离白鹿原不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十多年，陈忠实认为自己的生活经验不比柳青少，而且他不仅是生活的旁观者，还是生活的实际参与者与创造者。
但是光有现实生活的经验还不够，陈忠实认为，自己还需要加深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尤其是在时间的坐标轴上，1949年以前家乡的历史以及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等等，这些疑问迫使陈忠实立即着手了解他所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白嘉轩与田小娥诞生
陈忠实了解白鹿原昨天的办法，一方面是走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他们的记忆中去找寻家族历史记忆的残片。这其中最让他遗憾的就是他的父亲——陈忠实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对陈氏一门的家族历史和掌故细节了如指掌，但是父亲在世时，陈忠实总是对他的讲述漫不经心，现在已经难以弥补。在采访中，族里一位老人提到了陈忠实的先祖，说在那时的村里，只要这位先祖走过，村里路边敞着胸脯奶孩子的娘们儿都会赶快躲到屋里去，这让陈忠实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腰杆很硬很直的老族长形象。
另一方面是仔细查阅有关白鹿原的县志。这些县志还记载着当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以及死亡的人数，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尤其是当他看到二十多卷的县志,
竟然有四五个卷本是有关“贞妇烈女”时，感到既惊讶又费解。那些记述着某村某某氏的简短介绍，昭示着贞节的崇高和沉重。县志里往往是某女十五六岁出嫁，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悬挂于门首。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这些布满了几个卷本密密麻麻的贞节女人们，用她们活泼的生命,
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经历过漫长残酷的煎熬,
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这让陈忠实产生了逆反式的怨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陈忠实脑海中浮现出来。“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泼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
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 张雨绮在电影《白鹿原》中饰演田晓娥
拉美魔幻与中国神鬼
《白鹿原》中不乏神秘主义的描写，如关于神鹿的描写、长工鹿三被田小娥的鬼魂附身、白灵被活埋时给父亲的托梦等，当记者把这些细节归结为小说《白鹿原》具有魔幻主义的气质时，却被陈忠实断然否认。
陈忠实认为这是传统的中国鬼神的描写，而不是拉美的魔幻。他说所谓拉美魔幻是屁股上长个尾巴，中国鬼神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直到现在，在城市和乡村中都确有其事。
小时候，陈忠实天黑之后就不敢去茅房了，四周似乎都有鬼的影子。少年和青年时期，他曾不下十回亲眼看见有人鬼附身，神志不清，村里的长者用桃木条抽打附着鬼魂的人身上的簸箕，让陈忠实看得一阵阵头皮发紧。直到他成了乡村教师、公社干部，还是很惧怕路过有孤坟的村路。每逢此时，一个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就会争抢着跳出来恫吓他。
所以在小说《白鹿原》的构思里，有几处写到闹鬼情节，不过这些描写倒不是为了制造神秘魔幻，而是出于现实和心理的逻辑。像“虎烈拉”瘟疫发生，不光关东，东北都在蔓延，那时候没有诊治手段，科学也无法解释。中国乡村在那时基本还是一个闭塞的状态，不像现在电视一天到晚传递信息。所以人们会把瘟疫看成是天谴，所以小说里才有白嘉轩修塔镇妖。
鹿三被鬼附身，符合人物自身心理发展的规律。鹿三杀死小娥后就发生了行为举止失措的变化，按他的道德信奉和善恶观，他无法容忍小娥的存在，但他同样也无法承受杀人的沉重心理负担，在一时义举之后就陷入了心理的矛盾和压迫，之后顺理成章地演绎出小娥鬼魂附体的故事来。&
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从1988年开始，陈忠实把妻儿和长辈安置在城里，只身来到乡下的祖屋，潜心写作。四年的艰苦写作，每天陈忠实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纠结的心情让陈忠实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终于有一天，陈忠实对来看他的妻子说，等你这次送的馍馍吃完了，这本小说大约也就该画上句号了。
日，近五十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如约前来西安取手稿，陈忠实到火车站接站，当他把一大包沉甸甸的手稿交到编辑手里时，陈忠实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嘴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但这句话，最后关头陈忠实还是压到喉咙底下没有说出来，他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1993年6月，北京传来了好消息：小说《白鹿原》正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白鹿原》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论，并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听到这个消息，陈忠实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但是，《白鹿原》在1997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活动中，起初没有被列入候选名单，原因是“意识形态倾向与情欲方面的大胆描述”引起了很大争论。据《白鹿原》的审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先生回忆：“当时，《白鹿原》在二十三人专家审读小组顺利通过，却在评委会的评议中出现了不小的分歧。最后，老评论家陈涌的明确支持，为这部作品入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陈涌定调，《白鹿原》不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问题。此后，陈忠实根据评委会的意见，对《白鹿原》删改了两三千字，并于12月推出了修订本。几经周折，陈忠实终于在日，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殊荣后，陈忠实与《白鹿原》一同走上了平坦的星光大道。小说《白鹿原》一版再版，截至2006年就已累计印刷一百六十多万册。二十年来，《白鹿原》基本上每年都保持着十万册到十五万册的销量，陈忠实也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跻身“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如今陈忠实已经成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并被选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白鹿原》剧照&
拒绝评说电影《白鹿原》
成功的文学作品总是会带来影视改编的热潮，小说《白鹿原》也不例外。小说出版后，就陆续有导演抛来合作的橄榄枝，包括吴天明、谢晋等知名导演。陈忠实将电影改编权委托给了最早联系他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但当时没有拍成。200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再次从陈忠实手中买下版权，经历了准拍证问题、投资方撤资、剧本送审受阻、导演和演员一再被替换等波折，2010年，最后确定由王全安接手这部电影的导演。
影视改编历来都是在原著基础上的二次创作。
2012年9月，将要上映的电影版《白鹿原》使小说和陈忠实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电影《白鹿原》还未上映，坊间就已众说纷纭，人们期望听到原著作者陈忠实的意见。可能是被人误读太多了，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话会对涉及到的人构成很大影响，针对这个话题，陈忠实只是谨慎地提到，电影《白鹿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关于电影，导演是最有发言权的，自己不再评论。
虽说不再评论，但还是可以感到陈忠实对电影改编有些许无奈。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对于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小说而言，势必要删掉很多内容，才能在有限时间容量里，使人物和情节集中起来凸显戏剧性。本文写作时电影还未上映，据说删节后的电影，到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就结束了，而小说写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才结束。从1938年到1949年这十一年间的内容都被删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总体上说，陈忠实认为电影导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已经尽到最大努力。陈忠实透露，目前电视剧版的《白鹿原》也已经在西安开机，这是他在电影版改编之后最期待的又一次《白鹿原》改编，因为电视剧可以通过扩大集数拥有巨大的容量，有助于更完整地展现小说的原貌。
采访结束时，陈忠实手里的雪茄烟也已经燃尽，他起身与记者告别，说白鹿原就在西安东郊不远处，有空可以去走走，感受一下。
（来源：文史参考& 周 斌）
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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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出版二十周年庆典现场左起：潘凯雄、何启治、陈忠实、王全安、夏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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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出版二十周年庆典 陈忠实与王全安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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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设立人民文学出版社“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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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纪念版
　　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暨纪念版、手稿版揭幕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举行。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电影《白鹿原》导演王全安，舞剧《白鹿原》导演夏广兴，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白鹿原》首版编辑)，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等出席了本次庆典活动。
　　现场嘉宾围绕《白鹿原》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以及本书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意义展开深入交流。管士光认为：“《白鹿原》历经20年长盛不衰的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创作精品、推出精品和传播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灵魂和根基之所在。创作精品需要作家扎实的生活积累、深邃的精神思考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推出精品需要出版人对精品的准确理解、慧眼独具和高水准的专业能力；而传播精品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陈忠实在回忆自己当初创作经历时说：“我在自己对艺术的感受，包括我的经历、我的创造欲望最为充沛的一段时期写成了这本书，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同时，各位名家一起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新推出的“《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纪念版”、“《白鹿原》手稿限量珍藏版”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随后，主办方宣布其图书将于近期与全国读者见面。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艺术地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剧变，人们的命运折冲、文化选择和价值判断浑然一体，内容宏阔厚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极其鲜明。小说于年在《当代》杂志首刊连载发表，引发读者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到1993年6月，《白鹿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应声出炉，获得了读书界、评论界及广大读者的高度赞誉，人们称它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当代中国文学的里程碑”。
20年间，《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并收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中国文库(大学生必读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多种丛书，累计印数达到1383350册。20年来，《白鹿原》先后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视等不同的艺术形式，由一部小说重新换回了大众对文学的热情，一时延缓了文学日渐边缘化的脚步，这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纪念版”以1993
年初版本为底本，首次增补了陈忠实写作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并附有作者创作时期的珍贵照片和手稿图片，此外电影《白鹿原》美术设计还为本书提供了多幅精美插图。同时推出的“《白鹿原》手稿限量珍藏版”带有原始编辑痕迹，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
(来源：中国作家网 行 超)
20年《白鹿原》丰碑厚重 限量手稿3000本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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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年珍藏纪念版&&&&&&&&&&&&
&&&&&&&&&&&&&手稿限量珍藏版《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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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1993年初版《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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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日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悉，为纪念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发行20周年，作为《白鹿原》专有版权的唯一拥有者，该社将推出“《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纪念版”。
&&&&庆典陈忠实王全安出席活动
&&&&9月12日，陈忠实先生赴京参加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电影《白鹿原》导演王全安，舞剧《白鹿原》导演夏广兴，《白鹿原》首版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等出席了本次庆典活动。
&&&&揭秘《白鹿原》评奖前曾删改
&&&&据悉，小说《白鹿原》曾在竞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前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编辑和删减。据何启治回忆，当时评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给陈忠实，转述了一些评委要求他进一步修订作品的意见。陈忠实对《白鹿原》进行了适当删改。删改内容包括某些可能会引起误解的敏感话题。
&&&&珍贵纪念版以初版本为底本
&&&&“《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纪念版”将以1993年初版本为底本，首次增补了陈忠实写作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并附有作者创作时期的珍贵照片和手稿图片，此外电影《白鹿原》的美术设计人员还为本书提供了多幅精美插图。
&&&&据介绍，这部“《白鹿原》出版20周年珍藏纪念版”不仅是现今市面上最权威的版本，也是迄今《白鹿原》全方位最立体的版本。
&&&&畅销累计印数达1383350册
&&&&据介绍，《白鹿原》出版发行到今年整整20年了。从1992年第六期及1993年第一期《当代》杂志首刊连载发表。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白鹿原》单行本。1997年，《白鹿原》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成就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先后被翻译成法、日、韩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传播。二十年间，《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并收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中国文库（大学生必读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多种丛书，累计印数达1383350册。
&&&&手稿将影印出版&
限量3000本 定价960元
&&&&记者获悉，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影印出版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小说手稿，定价960元。
&&&&据介绍，陈忠实的字在陕西当地、在作家、读者中也有相当好的口碑。《白鹿原》的手稿当年曾被藏家看中，欲出大价钱收藏，但被陈忠实婉拒。陈忠实在为手稿版写的后记中说，“这个手稿是《白鹿原》唯一的正式稿。”
&&&&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全文影印出版的《白鹿原》手稿，不仅带有原始编辑痕迹，全本四册都将采用手工线装，限量出版3000本，并有极少量作者签名，并且不再加印，因此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
&&&&《白鹿原》作为一部当代的长篇小说，除了获得了它应得的荣誉——“茅盾文学奖”以外，也获得了极高的专家口碑和20年畅销不衰的读者口碑。在电脑普及之后，用手稿写作的长篇小说更是少之又少。显而易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稿会越来越稀缺，因而价值毋庸置疑。可以说，当代文学经典长篇小说的手稿版，除了《围城》之外，就是《白鹿原》。
&&&&据《白鹿原》首版编辑何启治先生介绍，1988年4月到1989年1月，陈忠实先生在老家的祖屋里，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放着，就这样写出了初稿。
&&&&20年过去&
《白鹿原》更年轻
&&&&12日，《白鹿原》出版20周年名家学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陈忠实、王全安以及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说，1993年《白鹿原》横空问世的时候，他30岁，现在已年近半百，但那时候阅读这本书的兴奋、震撼至今还能回忆起来。“当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陈忠实老师就是我现在的年龄，20年过去了他还年轻，他的作品更年轻，文学生命力非常顽强旺盛，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地方。”
&&&&陈忠实在论坛上说，“我没有想到这部小说在20年里能持续畅销，一年少则5万，多则10万。”他表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除了来自评论界的鼓励以外，它更多的生存理由就是普通读者的认可。谈到电影《白鹿原》，陈忠实说，尽管现在是两个半小时的版本，但非常精彩。“这个电影两个半小时装不下那么多的情节，像白灵等有些人物进不去，但是电影还是体现了我小说的中心。”
&&&&导演王全安表示，电影《白鹿原》跟小说诞生的时间几乎同时开始，“当它出现那一刻起，张艺谋、陈凯歌导演都先后努力希望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一直到我这已经20年了。”他说，“电影里面有一个行话，越好的小说改编电影越困难，因为文学越成功意味着它是最适合文字来表达的，影像跟文字之间在表达特性上确实有一点的差距。”他表示，所以当时拍摄《白鹿原》，首先一个痛苦是，电影的时间有限，装不下。王全安说，“所以拍电影之前到现在，大家说电影《白鹿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说这个小说首先成就了中国最难拍的一个电影。”
&&&&电影漫漫改编路&
历经艰辛即将与观众见面
&&&&电影《白鹿原》是根据陈忠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由王全安执导，段奕宏和张丰毅等主演。该影片筹备9年、拍摄3年多，将于近日与观众见面。记者获悉，自从小说面世后，就有多位导演打算将其搬上银幕。
&&&&据介绍，《白鹿原》在出版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是电影界想拍却难下手的对象。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等都先后准备筹拍此片，但都因内容过于敏感及拍摄难度过大而未能实现。王全安执导的这部史诗大片，刚进入前期筹备就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
&&&&2010年9月，电影《白鹿原》终于顺利开机并已于2011年兔年春节前夕在陕西顺利杀青。在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
&&&&导演林兆华曾把《白鹿原》改变成话剧，北京人艺的台柱子濮存昕、宋丹丹，以及来自陕西的演员郭达及20余位地道“陕西老农”都加盟出演。在这部话剧里，陕西味成了其中最突出的亮点。
&&&&据了解，为了充分展示原汁原味的陕西话，话剧《白鹿原》还请到了西安市灞桥区秦腔艺术团的14位秦腔演员、华阴市的12位老腔演员充当群众演员，力求把秦腔和老腔的滋味“释放”得更彻底。剧中，开幕和落幕都以老腔为主，而在展开剧情的时候则用秦腔做背景。
&&&&在舞美上，为了展示白鹿原上的陕西风情，舞台道具是从陕西实地采集。手推车、窑洞、山坡坡……仅舞台上的道具就花了120多万元，而演员的服装，也全部是特殊定做的。陈忠实在看过舞台背景后表示感觉很不错，很有黄土地上西北农村的感觉。（来源:
西安日报）
何启治披露《白鹿原》往事：为评茅盾奖删改两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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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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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就是在这张小桌上写成的
从我跟陈忠实约稿到《白鹿原》出版20年，从小说出来到电影出来又等了20年，终于都等来了，不容易，还是在进步的。是不是留下遗憾，解决这个遗憾，还是留给后人吧。
&&&&9月13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暨纪念版、手稿版揭幕仪式之后，早报记者当晚专访了当年《白鹿原》的首版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编辑何启治。当年为了评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对《白鹿原》进行了适当删改，何启治对早报记者表示，这种删改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修订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
一次不合艺术规律的约稿
东方早报：你在1973年冬是特地去陕西向陈忠实约稿吗？为什么判断他有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
何启治：并不是约他一个人。我1973年夏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小说约稿。西北是重点。陕西当时的重要作家是杜鹏程、柳青，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一样，属于年轻的刚刚崭露头角的一辈。
我当时去还有一个政治任务，组织两个知青去写反映知青在延安的生活的小说，而这两人并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想既然他们都能写，为什么陈忠实这样有丰富农村经验、写过小说的不能写？
其实我当时鼓励他写长篇小说，我自己也记不大清了，但是他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他当时一脸茫然，觉得像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高门楼”向他约长篇，是不可能的事，但又觉得我表现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交朋友的态度。
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当代》这样的可以发中短篇的文学刊物，他作为年轻作家也不可能出中短篇集，所以今天看来，向他约长篇小说不合艺术规律，但确实体现了编辑跟作者交朋友的真诚态度。至于最后会等来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等到了《白鹿原》是我的幸运。
东方早报：当时你对陈忠实发表的小说有什么感觉？
何启治：首先他写农村题材，可以感觉到他对农村非常熟悉，不熟悉没法写出这样的小说。其次他注意刻画人物，艺术上有小柳青的味道。至于到了《白鹿原》，就是孩子长大了，可以甩开手自己走路，讲究自己的个性。
删订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
东方早报：这20年中你催促过他的稿子吗？或者给予什么提议？
何启治：有联络，没催促，更没有提议。中间我们各自有一些工作调整，《当代》开办之后，我调去做编辑，陈忠实在名单里看到我，主动给我写信表示很高兴。他的《初夏》也是发在《当代》上，当时对他的原稿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他改了一年多，发表在《当代》打头，获了当代文学奖。后来我改任副主编、编辑室主任，分工调整，但是对于分管西安的同事，我要求他们见了陈忠实问好，不要催促他，长篇催不出来，这是我的自信。所以陈忠实在《何谓益友》一开头就写：“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一封期待了4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东方早报：了解他写作《白鹿原》过程中的状态吗？
何启治：没有，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信中都只是说我正在写。连他在陕西的评论界的朋友，也是在第二稿完稿后看到的。我对他一稿、二稿的了解，都是在之后的交往中了解到的。
东方早报：当时你是赞成为了“茅奖”进行删改的，这可以看做对当时环境下的《白鹿原》或陈忠实的一种保护吗？
何启治：1997年以前，陈忠实被打压，连在报纸上发个评论文章都不允许，我努力为他受到公正待遇、得到应有的奖励奖项而呐喊。
如果我在“茅奖”评委会，我不会要求修改，更会投他一票。但是如果要修改才能评奖，我能够理解并且支持。我觉得《白鹿原》能蹚过去的地方，其他的当代文学也能蹚过去。
《白鹿原》的修订，据我所知，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修订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
东方早报：做了哪些努力？
何启治：在1993年6月正式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白鹿原》开了研讨会，我组织了两位重要评论家的稿件，都是赞赏《白鹿原》的，送到《人民日报》。清样都出了，但还是没有发，说是上面有看法，赞赏和批评《白鹿原》的都不发。
1997年5月，我在“八五”长篇小说出版奖担任评委，评选年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时文学出版社得到通知，不能将《白鹿原》作为候选作品，但又有一条称，发现有遗珠，只要一人提议，两人复议，就可以补充提出候选作品，我当时就联合另两个评委提出补上《白鹿原》的候选资格。但当时就被批评了，说之前就要求不能有，为什么还提这个问题。我说我是以评委资格，而不是出版社，但也无果。
当时因为为评“茅奖”而修订小说的问题，很多人不理解陈忠实，背后对他有议论。但事实上，评委会是没有看到《白鹿原》修订本的，陈忠实1997年11月把修订本交给出版社，12月出版，但12月也就通过（茅奖）了。这只是因为陈忠实答应修订，相互妥协了。我并不赞成那些人说大话，大家都清楚，文学艺术要完全摆脱政治是不可能的，而这方面的压力会让人很难受。所以获奖之后，《中华读书报》组织那一届的得奖者写文章，其他都是向作者本人约，但就是《白鹿原》，编辑是向我约的稿。我写的主题是为陈忠实辩护，理解他的修订不是伤筋动骨，而值得我们高兴，希望以后当代文学创作可以更加自由繁荣。陈忠实看完之后说：“好着呢，好着呢，我不用再写了。”
原版的出版是时代进步
东方早报：当时陈忠实状态如何？
何启治：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之前说过一个事情，有读者写信来，说不知道作者还能不能活着看到这封信，因为她觉得写出《白鹿原》的人，不死也得吐血。陈忠实看完之后嚎啕大哭。因为他太疲惫，所以本来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规矩，尤其是对初稿，（编辑把）修改意见跟作者提，提完由作者自己修改，但是在《白鹿原》，是发稿编辑处理的。我们跟陈忠实提出修改意见，但他说他太累了，没法修改，让我们全权负责。所以当时《当代》发表时，删掉了两章我们觉得是弱笔的部分。
东方早报：原版在20年后得以重新出版，是否可看做一种进步？
何启治：当然。其实当时的修改意见，主要是两处，一是“朱先生提出，国共两党斗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后来有读者认为，修改之后显得生硬了。二是性描写，改动比较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田小娥把黑娃拉到炕上”，删掉了许多描述，变为叙述；二是“鹿子霖第二次强迫田小娥与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读者对性描写提出批评质疑的，包括出版社内部也有，但新世纪这种声音就基本不见了。现在原始版本的出版，肯定是时代进步、往前走的结果。
从我跟陈忠实约稿到《白鹿原》出版20年，从小说出来到电影出来又等了20年，终于都等来了，不容易，还是在进步的。不管电影最后出来的样子会怎么样，被剪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留下遗憾，现在还说可能会被腰斩，但解决这个遗憾，还是留给后人吧。一个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伟大的作品，总是还会有再拍的一天的。（来源：东方早报&记者许荻晔
发自北京）
&&&&&&&陈忠实谈《白鹿原》：“活埋白灵”情节曾被误读
陈忠实接受本报采访，谈及20年来的白鹿原与《白鹿原》。
白鹿原实景。
政治正确与常识正确
新京报：你说这些年因为《白鹿原》一直被误读，所以不能拍影视剧，你觉得最大的被误读的地方是什么？
陈忠实：最大的误读是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说把阶级关系模糊了。我在这一点上很自信，我觉得没有改变这种关系。不管他们关系多么亲密，但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并没有改变。过去文学作品里写阶级关系，都是地主既想让长工干活，还不想给长工工钱，不给长工吃饭，还打骂长工。
新京报：就像周扒皮。
陈忠实：过去人们都那么写，所以人们没看到还有这么融洽的主顾关系。对此我是有生活体验的，过去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地主，后来他的地都被分了，但每逢过年过节，他和长工都会相互往来。这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地主需要勤劳的互相信赖的长工，地主再愚蠢也不会让长工饿着肚子干活，为了省下一碗饭，让长工干不好活。不能为了显示地主的坏，连基本常识都不管了。
新京报：还有其他被误读的地方吗？
陈忠实：还有就是白灵被活埋。我小说中白灵被误杀是真实可信的。连刘志丹都曾经被囚禁起来，何况一个小的战士。这说明了那时极左路线在革命队伍里占统治地位，这样的历史能不能涉及？这些革命经历中的历史，后来引起一些误读。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误读今天都解除了吗？
陈忠实：基本都解除了，都二十年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进步，包括文学进步，这些都促进误读的解除。
全貌只能留待连续剧
新京报：电影《白鹿原》马上就要上映了，听说你给打了95分的高分？
陈忠实：我挺满意的，是外行人啊。原来的电影三个多小时都容纳不了，后来从三个多小时剪到两个半小时，把革命者白灵都剪掉了，只剩一个女性，确实可惜。但即使是现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还是比一般单片长了。现在《白鹿原》正在筹备拍电视剧。
新京报：舞剧版和话剧版的《白鹿原》你看过吗？
陈忠实：我都看过，不同的改编角度不一样。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改编，都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时空限制，不管是舞台还是荧屏，时间和空间都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人物和故事。所以导演都集中在白嘉轩、黑娃和田小娥这条线上。林兆华的话剧想全面展现这些人物和故事，但是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情节都不能在舞台上直接展现，而是通过人物对话来交代。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也许只能等电视剧了，那个不受时空限制，装不下再续一集嘛。
白鹿原的麦子，已变成樱桃
新京报：《白鹿原》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的故乡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笔下的白鹿原世界还存在吗？
陈忠实：白鹿原现在变化很大了，尤其是我的家乡，灞桥区那一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学城了，有十多所民办大学。那儿距也很近，十多公里，离西安近又躲开了西安的喧嚣。原上的农民也改变了原来的传统工作，以前他们主要是种小麦，现在全部改成种樱桃了。每到五月樱桃成熟的季节，白鹿原是车水马龙。农村现在已经看不到土坯房了，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都是没有人住。
新京报：离白鹿原多远？
陈忠实：一百多公里。我有一次带着朋友去采樱桃，被堵在路上两三个小时，上不去。不仅是采樱桃，白鹿原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散心的好去处，没有任何工业污染，而且种上了很多生态树木。一年四季，城里的男女老少、情侣春天去看草木，五月摘樱桃，夏天摘葡萄。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的一道风景线，是西安人的后花园。
新京报：那你还会怀念小麦地吗？
陈忠实：尽管对过去的记忆有饥饿有痛苦，但作为历史，往往会怀念。一眼望不透的小麦地，弥漫的清香，令人很沉醉。而现在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
新京报：你觉得白鹿原上的人变了吗？
陈忠实：肯定变了嘛，今天的人绝不是白嘉轩时代的人了，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和城市差不多，各有特点。
【记者手记】
从文字到舞台到银幕
“我如果说在1973年冬天，在西安郊区小镇，向陈忠实约稿的时候就能想到有今天的盛况那我是胡说八道。当《白鹿原》在《当代》杂志1992年和1993年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如果我说料到有今天这样的盛况，那绝对也不真实。”如今再回忆起20年和40年前的场景，《白鹿原》的责编何启治依然很感慨。
1973年冬天，何启治跑到陕西找到了刚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的陈忠实，他给陈忠实提议把那个短篇小说改成长篇。在公社工作的陈忠实被这个提议吓住了，但他和何启治却有了一个约定，如果此生自己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先给何启治。
所谓白鹿原，其实是陈忠实的故乡在历史上最早的名字，陈忠实儿时不知道家乡还有这样一个名字，他是从县志上发现的。县志上记载，古时人民把白色的鹿当做神鹿，是吉祥之物，“鹿”和福禄寿的“禄”同音，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生存向往。
从写草稿到最终定稿，陈忠实持续了四年时间。他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表达过写完这部长篇的感觉，他说自己像在一个地牢里游走了十年，突然到了洞口看到阳光，反而有种晕眩和失落。
当距离和何启治的约定差不多20年后，陈忠实诚惶诚恐地把《白鹿原》的手稿教给人文社，他想的是，从责编到编辑室主任再到社领导，这一路审阅下来至少要两个月。结果20天后，他收到一封信，信里全面肯定这部小说，开出的首印量是1.5万册，稿费按照当时最高的标准，千字30元。陈忠实高兴地跟老婆说：“咱家成万元户了！”
《白鹿原》的初稿，陈忠实是在他家的老祖屋里完成的，起初就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刚起笔时，祖屋前十来米有一棵很小的梧桐树，等到写完时梧桐树已经有胳膊粗，有一个圆伞大遮阴的地方，写累了他就在树下休息。可以说，这棵梧桐树见证了《白鹿原》的诞生。
比《白鹿原》小说要难产得多的，是其从文学作品走向影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在小说出版不到两个月时，身在美国的吴天明就和陈忠实取得联系，想要拍电影，陈忠实同意，并写下委托书。之后不到一个月，谢晋的秘书来和陈忠实联系，也想拍电影。“晚了，已经签给吴天明了。”陈忠实说，“后来因为人们对《白鹿原》有一些误读，我从媒体上得知，广电局领导说不许拍电影，不许拍电视。”
知道不能改编后，陈忠实说自己十分平静，他说相信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小说的误读会解除，只要小说能正常发行，他就足以安慰。“二十年，电影拍成功了。这二十年的历程，也显示了人们对小说的误读已经排除了。”
在采访过程中，陈忠实接了个电话，电话另一头的朋友显然问到电影推迟上映的事情。陈忠实回答说“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解释，刚说一句，就放声大哭，给人家弄得。”放下电话，陈忠实解释说，电影推迟公映是意想不到的纯技术失误，最后的上映时间还没确定。次日，最新的消息称电影《白鹿原》将于今天（9月15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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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妍 实习生 黄盼盼）
陈平原：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
　　于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传媒史交叉处的学术研究，这是陈平原面向广阔而又纵向深厚的“学问”。而在这重重学问下，他更呼唤学者的“温情”、文人的“情怀”，因而他撰写了多部随笔集，借以关注现实人生，“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学问”与“温情”，可看做是陈平原的两大人生底色。
　　（一）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您与钱理群、黄子平的“三人谈”，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此后您一直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新近出版的《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可以看做您对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文学史该如何写，这是贯穿三十年来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写出一部自己满意大众认可的文学史书甚至是有些学者的最终目标。有评论称，您的努力似乎是在力图“摆脱以教材为中心的‘文学史’情结，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将‘文学史’纳入到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
　　陈平原：你提问的后半句，有点绕，半通不通的，虽加了引号，不是我的原话。好像是摘自此书广告，而那广告又是在撮述我刊于《读书》2009年1期的《假如没有“文学史”》。原文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为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质疑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从一九八八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我之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
‘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我的主要著述属于广义的“文学史”。不是面向大学生、取居高临下姿态的“教材”，而是与国内外学人平等对话的“专著”或“论文集”。那时候，我关注的是作家评价、思潮论述、著述体例等，不断花样翻新，目标是撰写“好的”文学史。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倾向于“重建文学史”，即借助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视野，审视百年来中国“文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反省“文学史”的工作目标，重新建构此知识系统。
　　就像我在三联版《假如没有“文学史”……》的“小引”中所说的，这么做，并非全然抹杀“文学史”的价值，而是蕴含“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反省与质疑。质疑眼下遍地开花的“文学史”著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呼唤“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的“可爱”的文学史。至于我个人能否写出合格的、被学界认可的“文学史”，不是很重要；若能推动中国的文学史著述逐渐从“以时间为线索，以排座次为旨归”，转向“以问题为中心，兼及叙事能力与理论发现”，则于愿足矣。
　　记者：上文您提到“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由此不难看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中心，阐释了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推崇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对您而言，重要的是章太炎、胡适的学术姿态，而不单单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内容，这样的态度是对学术脉络和历史进程的看重。是否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研究者们，有必要了解、追寻前代的治学传统，从而选择自身的学术之路？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在国内外学界评价不错。本书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谈论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转型，论者大都表示赞许。另外，不少书评提及作者“别有幽怀”。此书的撰写，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选题本身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自身以及一代学人的精神困惑。正是这种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才使得此书“那样地切中当代学人的心病”。“读《建立》一书有一种读史之乐，历史需要今人这样谈论，才会显得亲切可爱；　今人需要有人这样谈论历史，才会觉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参见李书磊《陈平原学术观讨论》，《文艺争鸣》2000年3期)最近到马来西亚讲学，在不同场合，有几位年轻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及此书，都说读后“好感动”，尤其是辨析“学术与政治”那部分。我一听就明白，不是这书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们也身处类似的环境，面临同样的选择与困惑。
　　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现实感怀”而关注学术史。如此半路出家，史学根基必定不及专治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学者。1998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刚出版时，我曾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当时就自我表白：“对我来说，‘学术史’既是一项研究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在触摸近百年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调整研究思路，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寻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而，此举既牵涉才智，更关联心态与性情。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热情，更需要恒心，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假定研究的边界，也不预言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这种相对个人化的、与学界主潮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我的自觉选择，目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也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专著问世，但还是没能达成自己最初设定的目标。只是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一追求没有变。
　　若借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眼光，同样是做学问，“启蒙期”之“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与“全盛期”之“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二者最好是兼而得之；若实在不行，非二选一不可，我更倾心于前者。
　　（二）
　　记者：作为学术最重要的生成地和成长地，大学近年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您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大学教育史引进的是西方教育体系，而“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号召，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仅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而在当下“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或许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您提倡“大学管理之组织，书院教学之精神”。其实中国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正是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缺失了传统的资源。
　　陈平原：我在别的地方说过，要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化”最彻底的，莫过于“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不管是进入“985”、“211”，还是普通高校，都与传统中国教育没有多少精神上的联系。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
　　十多年前我撰写《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开始提速，如何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成了最为时尚的话题。有感于世人只谈“榜样的学习”，不说“传统的转化”，似乎光明就在前头，只要你努力往前赶就行了。我在好多文章中提及，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转型”比“接轨”要艰难得多，因为方向、路径及动力均不确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但中国大学如果不满足于成为“欧洲大学的凯旋”，就得这么摸索着前进。这里的关键，除了不能失掉“自信心”(参见陈平原《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中国青年报》日)，还有就是对于传统中国教育的菁华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经验，得有足够的体认。
　　我曾提及，教育部把大学校长们轮番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让他/她们真切感受国际一流大学的氛围，这很好；但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为大学校长们办另一个培训班，专门讲授我上面提及的“传统中国教育的菁华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经验”。这样，才不会“食洋不化”。我不是专业的教育史家，谈什么不谈什么，取决于时局变化，也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及立场。
　　传统资源的缺失，不是喊几句口号、贴几块补丁，或发起“读经运动”就能解决的。这里需要细致的辨析，以及艰难的转化。比如，单就教育理念、校园氛围以及师生关系而言，欧美著名大学的书院制(或称寄宿学院)，与传统中国书院是比较接近的。华人社会里，香港中文大学一直这么做，且效果很好。眼下国内复旦等大学也在尝试，但这涉及校舍建设、经费使用、社团活动、管理方式，以及国人对于“一流大学”的想象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事情，想比没想强，做比不做好。
　　记者：当下的大学似乎总不叫人满意，大家常在问一个问题：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人们怀念追溯五四、西南联大那些大师辈出的时代，期冀为当下大学获取经验，但效果不显。中国当下大学似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师的愿景也离得越来越远。
　　陈平原：“大师”不是一个确定的术语，随语境以及发言人的立场而上下滑动。你看报纸文章，有时批评中国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师”，有时又报道政府在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且数量不少。至于“学术江湖”上，年纪稍大且稍有点名气的，全都被当做“大师”介绍或引进。所以，我不想参加此类讨论。
　　另外，在“大师”之外，近年又冒出一个很响亮的名头，叫“领军人物”。在当下人才竞争白热化，人才流动频繁活跃的情况下，高校往往努力延揽“学界的领军人才”，而忽视了学科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的，大都是我行我素的“独行侠”，而非所谓的“领军人才”。好的人文研究，以个人的才华、激情与学养为核心，有没有合作者、参与人数多少、经费充足与否等，全都不重要。但我们现有的人才观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倾向于“学术领导”，热衷于大规模的“集团作战”。这种做法，必定偏向于“编纂”而不是“著述”，编几百册、上千册一套的大书，摆在屋里很好看，此等“皇皇巨著”，其作用仅仅是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而已。反之，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特立独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湮没。
　　当下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不在大师之有无，而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好的制度，能让“中才”板凳甘坐十年冷，经由不懈的努力，做出一流的成果；坏的制度，则唆使所谓的“大师们”或陷于内讧，或忙于夺利，或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三）
　　记者：学问之下是治学者的性情，正如您所说，“如此反省当今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温情”一词成为您学问的底色，这大概与您自身的性情有关。而对于学者们的专业著述，我们也期待看到学者显出自身的性情，而不是冷冰冰的毫无温情的机械学问。
　　陈平原：有专业考虑，也有个人因素。五六年前，我在题为《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的演讲中，提醒大家关注人文学的特点，那就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与“趣味”。自然科学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也没必要如此，唯独人文学，允许乃至鼓励研究者将“专业研究”与“个人情怀”相结合。“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我的感慨是，当下中国学界有两种偏差，一是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及“实事求是”精神，信口开河；一是被自己那个强大的专业背景给压垮了，学问越做越没趣。
　　作为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如何思接千古，与古人处同一位置，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体验、思考、表达。做研究不可能没有理论预设，但最为忌惮的，还是拿一把固定的尺子，东裁西量、左砍右杀。古今之间，科技水平及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人的“心情”及“感受”还是相通的，千万别把古人想得太笨——我这里所说的“古人”，没有特定年限，泛指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先辈们。
　　有些学问日新月异，比如生物医学、航天科技，不要说唐宋人不懂，百年前也无此梦想。人文学者没有这么幸运，很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与趣味，生活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我们不敢说自己比先秦诸子或古希腊人更有智慧、更有教养。托科技进步的福，今人容易显得“很有学问”。今天从事史学研究，若完全拒绝数据库或电子检索，是很大的遗憾；但同时我还是想提醒，即便是竭泽而渔、网罗天下资料的新考据学，也不能让机器味道湮没了研究者的精神与趣味。
　　记者：如您所说，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在于他们更注重“思接千古”。这承接了中国文人治学中注重自身的性情、喜好表达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在当下似乎有所断裂，一些人文领域中的治学者，他们仅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而非“学者文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反观传统文人的治学，去寻求当下做学问应该秉持的态度、显现的性情。
　　陈平原：传统中国，“学问”与“文章”之间，确有较好的沟通，但这不等于说“文人”与“学者”没有分别。翻阅古代史传，“文苑”与“儒林”分列，各有各的天地。偶有跨界表现且两边都得到承认的天才，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术业有专攻”。不能标榜“传统文人的治学”，那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这并非治学的正途或理想境界。
　　古人读书与今人读书，从内容到形式到趣味，全都不一样。这牵涉到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以及技术手段，只可以“借鉴”，不可能“复制”。我主张对“传统”有较多的体贴，但不欣赏招摇过市的“古衣冠人物”。大概跟我长期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有关，谈论此类问题，必定左右开弓。还有，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跟学者自身的阅历、处境及性情直接关联，强求不得。
　　（四）
　　记者：“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可能是最早反映您这种对现实关怀的文章了，而之后您出版了同名的随笔集，又有《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书，是否在您看来，做学问的同时，是应该将自己从学术中抽离出来，写散文、记随笔，关怀现实人生？
　　陈平原：同样是读书做学问，学科不同，才情迥异，没有“应该”这一说。所谓“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那只是我个人的志趣。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编“三十年集”，一开始谢绝，因已出版过类似的“自选集”；后来改变主意，是因为出版社答应我只选评论或随笔，着眼点在“个人三十多年来的切身的经历、体验，独特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来，从“专业成绩”转为“学术观察”，那我有兴趣，也有把握。书名定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正是立足于此。
　　《学者的人间情怀》写于1991年4月，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人，对学界前途以及个人命运多有思考。文章经过一番审查与打磨，面世是在两年之后。此文被多种选本收录，流传甚广，我自己也很看重。经历过一场动荡，读书人何去何从，那时我们的困惑与挣扎，二十年后看，你或许会觉得幼稚，但这是历史的“必经之路”。不敢说记录下一代人的足迹，但自家走过来的路，以及特定时刻的心情与志向，若不写散文随笔，很可能就随风飘逝了。
　　既希望“坚守书斋”，又拒绝“不食人间烟火”，如何兼及“学问”与“人生”，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独得之秘”。选择何种文体来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比如，最近几年我多写短文，不是想转行当作家，而是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间被切得很碎，且有义务在各种场合“讲话”。与其讲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干脆“物尽其用”，写成小文章。现在任期已满，有时间从容读书，希望能完成那些“半截子”论文。由此可见，影响一个人的“文体选择”的因素很多。
　　记者：您《读书的“风景”》一书最近刚出版，副题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这是一本以公开演讲为主体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书，在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携手星尚传媒评为10本好书之一。“春花秋月”让人不禁想起一派春日里秋夜下勤勉读书的画面，似乎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好“风景”。
　　陈平原：《读书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后，《文汇报》《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让我很感动。此书“小引”提及自己既希望尽教师的职责，又不愿耳提面命，于是换一个法子“劝学”。接下来，便是印在封底的那段话：“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下面还有一句，可惜没被摘进来：“至于诸君瞥过一眼之后，是否愿意深入堂奥，那得看各人的机缘。”之所以如此低调，因我知道，当下中国，任何形式的“劝学”，效果都很有限。弄不好，还可能招来一通嘲笑：难道“风景”只属于大学？“春花秋月”值多少钱？“读书”有什么意义，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吗？面对此类或雅或俗的诘难，我只能虚心受教。
　　倒是另一个问题，此书“以公开演讲为主体”，可又经常旁征博引，是如何处理“论述”与“史料”的关系的，这值得辨析。我平日演讲，并非张口就来，都是认真准备的；而且，演讲之后，若公开发表，还得认真修订。根据演说整理成文，一般都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语言也比较顺畅。因为，你不能“说”得特别曲折，特别复杂，特别拗口，那样不会被接受的。用眼睛阅读和用耳朵倾听，途径和效果是不一样的。写文章力图简洁，即便问题很重要，也都是点到为止，切忌反反复复、婆婆妈妈的。可你要是这么演讲，没人听得懂。尤其大段引用古诗文，除非人所共知，否则不解说不行。比起文章来，演讲的篇幅会拉长，因基本立论不变，但需要解释史料，或借助若干有趣的小故事来调节现场气氛。好的演讲就像好的文章，都需要认真经营。
　　我写过一篇题为《有声的中国》的长文，副题是“‘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3期)；另外，也主编过“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在“总序”中称：“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表面上，你读到的都是“文章”。可由演说整理成文的，与在书斋里独立撰写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书斋撰述直接诉诸读者的眼睛，只要我的论证完美，你一时读不懂没关系，可以反复看。但如身处演说现场，听不懂，来不及回味，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本书基本上都是演讲稿，肯说“多余的话”，长处与短处，均在此。
　　（五）
　　记者：作为北大人，对于这所百年高校历史的打捞钩沉是您的一种责任，而四十多年前四千名北大、清华教职工的鲤鱼洲岁月更是难以避开。反观一段历史并与之对话，既是一次记忆也是一次启程，因而您编了《鲤鱼洲纪事》一书，是为这段鲤鱼洲岁月“立此存照”，更是为了一次思想的远航。
　　陈平原：从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起，我就有意识地关注自己就职的这所大学。但有一点，拒绝成为专门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希望保持特立独行姿态，在现代中国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史的夹缝中，反省这所大学一百多年的历程。具体操作时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事档案，尤其有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部分，基本上无法查阅。只从教授名单、学生成绩、课程设置谈大学，没什么意思。短期内，这个状态不会改变。这就使得我萌生从民间立场打捞“历史记忆”的愿望——能有效阐释最好，做不到，起码也是“立此存照”。之所以旁枝逸出，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花时间编《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和《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背后的情怀在此。
　　编“筒子楼”，校内校外都叫好，因没有任何“副作用”；谈“鲤鱼洲”就不一样了，不断有人举牌或私下“警示”。说实话，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且设计了第二预案。请那么多老先生写文章，勾起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我必须对作者们负责。书能顺利出版，且获得媒体的关注和好评，已经出乎我及不少文章作者的意料。当然，此书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有的可以辩解，如征稿对象仅限于北大中文系教师及家属，那是为了回避陷阱而采取的策略；有的则是编辑时的疏漏，如某作者开列在鲤鱼洲的北大中文系教师名单，漏了向仍旦、袁行霈等先生，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编辑此书的体会，我在《“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许荻晔，《东方早报》日)以及《“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对话《鲤鱼洲纪事》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刘悠扬，《深圳商报》日)中，已大致说清楚了。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技术”之外的“情怀”。我曾经提及“1968”乃20世纪人类史上关键性的一页，而看看法国知识界与中国读书人对各自的“1968”的反省与解读，你真的很惭愧。“牛棚”、“干校”与“知青下乡”，此三大举措，均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年轻一代不了解，中年以上或许记得，但缺乏深刻的反省。我在文章中提及：“‘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有点怀疑，近二十年中国学界之所以成就不大，与我们没有紧紧抓住诸如‘1968’之类关键题目，进行不屈不挠的‘思维操练’有关。”(参见《无法回避的“一九六八”》，《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众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只有“五四”是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与阐释的。不管风云变幻，无论褒贬抑扬，“五四”能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实在极为幸运。
　　记者：从事文学研究已近三十年，许多问题其实历久弥新，每一次的阐述都有新的内容。您最近研究的重点仍然围绕着这些问题来进行的吗？
　　陈平原：产品还没做出来，就开始“广而告之”，这习惯不好。我不愿意申请“课题”，就因为对此类目的性与规划性很强的“学问”不以为然。手头有若干书稿，都是写了好多年，不满意，仍在琢磨中。什么时候放出去，没定，也不着急。等正式出版后，再来“邀功请赏”。
　　我曾说过，因为在大学教书，必须带着学生往前走，故关注的问题很多。不断开设新的专题课，有的日后写成专著，有的则只是开了个头，就转给有兴趣的学生去做。研究重点分散，这是当老师———尤其是像我这样自认为对学生成长有责任的“老教授”的宿命。大概只好等退休后，才可能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来源：文学报
记者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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