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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爱情故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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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飞刀小蔡
　　东大爱情故事
　　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后想想却很复杂，比如爱情。
　　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很复杂，但事后想想却很简单，比如爱情。
　　公元2000年6月的某一天，太阳开始增加了它的威力，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城正以一种看起来渐进而激烈的姿态进入它一年中最最难熬的夏季，刚刚经历了一次情场失意打击的我孤独地坐在前工院六楼的某个阶梯教室里发呆，用一支画机械制图的HB号铅笔在活页夹的稿纸上写下上面的诗句，它听上去颇有几分哲学的精神，辩证而可疑――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名东大机械工程系的学生，我是完全不合格的，而作为一名自诩的校园诗人，自己同样是蹩脚和失败的。
　　当时已临近暑假，校园里逐渐失去了往日惯常的喧闹声，图书馆和自修教室里也大多是空荡荡的悄无声息，只有鸣蝉躲在法国梧桐阴凉的树冠上不知疲惫地发出让人焦躁不安的聒噪，让这笼罩着离愁别绪的校园看上去不免有些伤感的味道。分分合合的校园爱情悲喜剧每天都在上演着，有人是看客，有人是演员，只是永无谢幕的一天。
　　而对于当时不满二十一岁、即将转入大四的我而言，正如郑愁予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忆桃园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怀念桃园其实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情，但无奈这并不能成为我说服自己停止去想它的借口――尤其是当此刻我心血来潮地用文字与往事干杯、回首那些澈明如水的友情与爱情时候，真的，我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把它轻轻绕开、忽略不计的理由。
　　所以，不可避免地，故事仍然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这里所说的桃园，与壮怀激烈、快意恩仇的刘关张结义的故事无关，所谓桃园其实只是东大的一个校区而已。随着学校规模的日渐扩大，地处闹市寸土寸金的校本部既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没有再向四周扩建的可能，解决之道便是选在长江以北的浦口圈了一千余亩地皮建起了这座新校区，最先只驻大一一个年级，随着教学楼和宿舍楼的逐渐增多，等到我九七年考进东大的时候已经开始驻守一、二两个年级了。
　　坦白说，这座与本部隔江而望的校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很偏僻的，它的具体位置是在距浦口区泰山镇泰山新村以北约两公里的一个山坳里。下了长江大桥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北行约十多公里，过了泰山镇的大转盘后远远地就能看见立在路口显眼位置的一个巨大的带着箭头的指示牌，上面写着“东南大学浦口校区”的字样，沿着箭头方向再步行走上十几分钟便可到了，途中首先要经过江苏交通专科学校，校门口时常能看见一个兜售邮票的老头以及一个总是把头埋得很低、专心致志拉着二胡的乞丐，那神情似乎有没有人向他面前的盒子里施舍零钱是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当然如果不愿意走路，你也可以选择搭乘那些常年守在路口揽生意的“马自达”(南京人对一种可以载人载货的小型机动三轮车的称呼)，正常的价格是两块钱，高于这个价格你就算被宰了。
　　与处在闹市中的本部截然相反，桃园的周围被众多的山丘与农舍环绕，西面的山坡背面还有大片的农田，这情形可比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只是南京不象昆明有那么多的茶馆而已。在这样的一片闭塞幽静的田园牧歌声里，周边惟一算的上与城市气息沾点边的大概就是南门外那座尖顶的基督教堂了，圣诞节的时候曾去那里看他们做弥撒，混迹于一群虔诚的基督徒之中，还分了两块天主赐的饼干，至于是什么味道的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最热闹的地方便是东门外的那条狭窄的火炬路了，它也是东大和对面的交通专科学校的天然分解线。火炬路上各类小饭馆林立，其间夹杂着一两家偶尔放些成人片的录象厅与从来不卖文艺学术类图书的武侠小说租书店，由于没有更好的去处，它们和当时泰山镇上的网吧一起构成了男生们周末时“杀死时间”(英语所谓KILL TIME)的主要战场。
　　最应该感谢那家录象厅的应该是只有晚上才出来在东门外摆摊兜售瓜子、话梅之类零食的小贩，很奇怪，看录象与嗑瓜子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奇怪的必然联系，桃园的两年里被我在录象厅里消灭掉的瓜子究竟有多少已经无从计算，但可以肯定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再考虑到吃零食嗑瓜子之类原本该是女生的专利的话，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那家录象厅其实并不大，地上地下两层，总面积绝不会超过六十平米，放着几排硬梆梆的木质长条椅，坐的时间久了臀部会感到很不舒服――对于我这样身形瘦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录象厅的生意依然火暴，老板是个挺粗壮结实的中年人，我当时常常猜想如果他按章纳税的话绝对应该是火炬路上的头号纳税大户。
　　录象厅逢周末以及节假日会有通宵录象放映，曰“大夜市”，大夜市不光有周星驰的搞笑与好莱坞的惊险，半夜的时候也会放一些场面火辣辣的色情片，回想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录象厅的那台三碟连放的万丽达VCD机也许在不经意间填补了性教育的某些空白，从而完成了对多数东大(也包括部分附近的交专与南大)男生最早性教育的启蒙作用。
　　放色情片的时候，每每遇到烂片观众会齐声高喊“老板，换碟”，睡在外面的老板于是眯缝着眼睛从被子里钻出来换碟，对着画面的镜头视若无睹。两年之后，已经搬到本部的我们依然对那段录象厅生涯念念不已：那时我和宿舍的兄弟们已经合伙凑钱买了台单碟VCD机和一台18英寸的老式二手彩电，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碟了，但每当出现让人不能容忍的滥片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惯性地齐声高呼：“老板，换碟！”
　　老板当然是听不到我们的呼喊来为我们换碟了，我们大三搬到本部后不久就有哥们无意中从《扬子晚报》上看到新闻，说经群众举报、公安查实，那家录象厅因公然传播淫秽内容被查封了，再后来，听说老板改行开始在火炬路上卖水果了。
　　火炬路上除了录象厅和水果店之外，数量最多的还得要算是饭馆，一路绵延不绝的饭馆虽然名字各不相同，但格局都大同小异：店堂里分两行摆放着6，7张长方形的餐桌，里面架个电视和VCD机，放一些消磨时光的枪战片或搞笑片，饭食品种、价格也基本差不多，所以到后来每家饭店都会有自己稳定的一批熟客。我常去的是一家安徽老乡开的饭馆，每次一进去老板先端上一杯茶水，“来点什么？”“鱼香肉丝。”根本用不着多说话，分量足，价格低，口味好。叫我难忘的还有最北边那家桂林米粉店，招牌吃食是砂锅饭：端上来热气腾腾的一个砂锅，上面盖着油滴滴的家常小菜，菜汁一直浸透下面的饭，闻一闻就已让人垂涎欲滴，那才是地地道道的砂锅饭，是把米加水放在沙锅里直接煮熟的，不象现在有些饭店是拿大锅煮好饭再盛在沙锅里来糊弄人。
　　火炬路只是学校外面的一条路，所以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与桃园本身关系不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与校园意义上的桃园一起构成了桃园生活的一部分。桃园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已无从知晓，只知道大家都这么叫它，就连通往市区的“鼓扬”线(从鼓楼开往扬子石化)、“汉高”线(汉中门开往高新开发区)的公交车站牌上的站名都这么写。春天的时候我曾留心观察过，并没有在校园里发现多少桃花，而长江天堑相隔的先天交通不便使得这里远没有它的名字里透露出来的那么有诗意，所以东大的学生通常更愿意称之为浦口或新区，我总觉得这种称谓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淡淡的不满与无奈在其中。
　　桃园是没有教师宿舍楼的――只是在招待所(三舍)里留了几间客房，以备因为晚间授课太晚而错过了校车的老师临时歇息之用――老师们过来上课全凭校车接送。每天清早，年轻年长的先生们坐着校车从市区风尘仆仆地赶来授课，现在想来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对这样守时敬业的先生们并不怎么领情，倒是有一年冬天南京下起了罕见的大雪，当时临近寒假，那场雪使得监考的老师困在本部过不来，学生们自得其乐，开心不已地打起了雪战。
　　周末的时候，本地的学生急着回家增加营养，外省的学生也想着去市区看看心仪已久的紫金山、中山陵、雨花台，或是去市区买点衣服、买点书、逛逛街什么的，于是蜂拥出校，把本就拥挤的高新、鼓扬线塞的象沙丁鱼罐头。那时长江二桥还仅仅只存在于图纸上，那座曾被视为南京标志之一、桥头堡上耸立着巨大三面红旗的长江大桥是连接浦口与市区的惟一通道，大桥堵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若是不幸遇上了，无论先生还是学生都只有一脸无奈地被搁浅在路上，小声嘟囔着发几句牢骚，或是无聊地看江面上的采沙船向着落日方向轰鸣着驶去，慢慢地成为一个黑点消失在远方。
　　要说桃园有什么好处的话，舒适的宿舍大概是被大家谈的最多的话题之一了：与本部八个人一间的拥挤不堪相比，桃园的宿舍简直可算奢侈：六层高、南北向的宿舍楼里，朝南的四人一间，向北的两人一间。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桃园的宿舍号甚至是宿舍的电话号码，我所在的八舍是当时最晚建成、最南边的一栋，宿舍外边就是十几个连成一片的篮球场。早上出操的时候也是最能体现八舍优越性的时候：因为占了地利的便宜，我们可以比住在其他几栋楼的兄弟多在床上赖几分钟，直到体育委员在下面大喊点名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从暖和的被子里钻出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楼下冲去，而穿衣服通常是与奔跑同步进行的。
　　桃园里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物和许多的故事，对于我而言，桃园也许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说不尽的话题，那就留待下面接着说吧，因为我要说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一个被称之为“桃园”的地方，而故事，则即将开始。
　　二定风波
　　正如歌手艾敬在她《我的一九九七》中所唱的那样，这一年注定将成为令许多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个被香港电影导演陈果称为“烟花特别多”的年份里，东方之珠在是年七月一号回归祖国，一周后，经过一年地狱般痛苦应试教育洗礼的我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道走进高考的考场，又过了一个多月，怀揣着东大机械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我在父亲的护送下一路舟车辗转，从皖南一个偏僻山村来到了六朝都会的南京。
　　迎新的校车把我们从轮渡码头送到桃园后，眼前的景象令我始料未及，在当时的我看来，这里的一切并不比我的老家更热闹多少，满怀对繁华都市憧憬与向往之情的我一下子懵了，千里迢迢的行程换来的只是从一个乡村转到了另一个乡村而已――也许惟一可以称的上不同的是，眼前的这个乡村离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更近一点而已。
　　既来之，则安之，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桃园的荒凉与闭塞，报到、体检、交费……一切照步就班，等在后藤体育馆开过新生入学典礼后，真正的大学生活也就随之拉开了序幕。
　　但随即我(或者说“我们”)就发现，非但大学校园和自己想象中的模样相去甚远，就连大学生活也和高三时老师向我们所描绘的图景(“好好用功，等考进了大学就不用这么辛苦啦，一天只上半天课，剩余时间随你们玩，考试都是老师提前划范围发讲义，轻松就过”)也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满以为进了大学校门后可以好好轻松一下，谁知开学典礼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让人痛不欲生的军训。
　　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新生晚上在宿舍楼道里相互闲聊，惊讶地发现各自的高中老师以前向自己描绘的大学生活竟然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有着惊人的相似：总之大学生活就是天堂，考上大学便可高枕无忧。正被军训煎熬着的众人对这种望梅止渴的欺诈行为越聊越觉得忿忿不平，言谈中不免对自己高中时的老师颇有微词。
　　军训开始后的第三天晚上，在烈日里练了一天齐步正步走的众人接到通知，要集体参加一场英语水平考试，刚开学就要参加考试，这个消息在新生中不免再度引起了新的恐慌，众人心里残存的一点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幻想被无情地粉碎殆尽，几乎就要沮丧地以为大一就是高四的另一种说法了。不过后来我们总算弄清楚了，这只是一场英语水平的分级考试而已，目的是选拔一批英语底子好的人组成英语快班，好让他们提前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众人这才放下了心头一块巨石――至于CET4、6级的证书日后对于一个大学生将意味着什么，那时的我们还是全然无知并且也毫不关心的。
　　齐步走，正步走，列队，站军姿，联欢，拉歌，匍匐前进，瞄准射击，野外拉练，一分钟内从六楼赶到楼下集合，排着队唱着歌去食堂吃饭……一切都终将有结束的一天，哪怕是有趣而又难熬的军训，那时国庆黄金周的制度还没有出台，但国庆节的到来仍然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四天的假期，更为重要的是：为期二十天的军训总算是结束了。平日里总是板着脸想着法“整”我们的教官也换了一副和气的面孔，来到宿舍和我们话别。我所在的排的教官姓张，张排长一边在我递去的本子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法，一边一脸坏笑地小声告诉我，实弹射击时我的五发子弹只有一发打在了靶子上，居然是8环――不过可惜是打在了别人的靶子上。
　　难得有四天长假，在闭塞的桃园憋了一个月的新生们兴奋地安排筹划着各自的出游计划，我和同宿舍的一位老乡一起进城玩，俩人在街上都不好意思找人问路，愣是靠着一张简易的南京旅游图按图索骥，居然先后成功地找到了新街口和夫子庙，瞎转了一圈之后也总算没有迷路，回程的时候还完成了一项不大不小的壮举：徒步走了一遍长江大桥，回到宿舍后两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说不出话来。我在南京呆了六年，走大桥的事迄今为止就干过这么一回，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后来班上有个哥们更疯狂，和他比起来我们充其量只是小巫见大巫：这哥们为了与比自己低一届、当时还在桃园的女朋友相会，居然大半夜(白天有交警拦着不让骑自行车过桥)地独自一人骑着单车从本部飞奔到了浦口。
　　国庆假期一结束，正常的教学也就开始了，英语水平考试的成绩也已经公布出来了，张贴在成贤院一楼的楼梯口橱窗里。跑去一看，在英语快班的入选名单里赫然发现了自己的学号，再一看，全班三十五个人就俩人进了快班，另一个的学号很靠前，按东大的惯例，不用说显然是名女生。由于军训的时候都是男女生分开训练的，所以虽然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但班上的男女生之间还几乎没怎么见过几次，对于这位未来将要和自己一起在快班上两年英语课的同班同学，我还是几乎一无所知。
　　第一节课是大学语文，我也终于在课堂上见到了她，她当时和其他几个女生一起坐在最前排，而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男生们则显得很有默契的一个个尽量朝后坐。授课的是一位似乎颇不得志、和世界苦大仇深的年轻教师，意兴阑珊地随便讲了点什么就草草宣布下课，正好一帮工科学生也没几人对文学有多少兴趣，所以倒也落得个皆大欢喜。
　　和她的第一次面对面便是在这次的语文课下课后。从上课的金坛院二楼出来已时近中午，不少人都选择了直接去食堂吃午饭，我背着书包，也跟着众人一道加入了这浩浩荡荡的午饭军团，刚走到一楼楼梯口就被一个声音叫住了，回头一看，是她，她很大方地作了自我介绍，告诉我她叫芳，和我是未来英语快班上的同学，我也告诉了她我的名字，问有什么事，她说第二天上午就是第一次的英语课，在主楼307，怕自己迟到，让我次日一早去5舍楼下叫上她一块，我说好，她说那谢谢你啦，我回宿舍打水去了，我说好再见，我去食堂吃饭啦。――整个情形就是如此，我没有记住当时她穿了什么衣服，没有记住她那天是什么发型，没有记住当时我们之间的最近距离，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那天的阳光是什么样的。
　　穿过金坛院前面那不时有一群被喂得肥嘟嘟的鸽子前来造访的喷泉广场，经过体育馆的正门，走过一舍二舍与操场之间的那条水泥路，再经过一排贴满了诸如“学生会招募新成员”、“文学社期待您的加入”、“来吧，加入我们的英语协会”以及各类失物招领启事的海报宣传栏后就到了食堂门前了。食堂门口密密麻麻排列着的是一个个的热水瓶，上面用修正液写着各自能够供主人辨别的记号，比如我的水瓶上就歪歪扭扭地写着“8-1-609”的字样，意思是说它的主人住在8舍1单元的609宿舍。这个水瓶陪伴着我在东大度过了四年的美好时光，虽然后来在本部丢过一次，时隔一个星期后又被我无意中给找到了，失而复得庆幸之余，作为惩戒，我让那名偷(他的说法是“不小心拿错了”)水瓶的家伙给我灌了一瓶开水，直到现在都仍然想不通怎么竟然会有人干出偷别人热水瓶的事情来。
　　回到食堂的话题上来，在当时，供应全校伙食的就只有第一、第二两个食堂，新来的学生尚且对火炬路上的饭馆不够熟悉缺乏认识，出去吃饭的风气尚未盛行，结果就是使得食堂成为大家就餐的主要场所，生意火暴，人头攒动，基本上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这种情形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食堂里打饭卖菜的师傅们的自我感觉良好与迅速膨胀，脸上一副倨傲的表情，目不下视，面无表情，勺子碰到铝质食盘发出清脆响亮、铿锵有力的金属声，甚是刺耳。等到再过一段时间，有勇于尝试的先行者带回来火炬路上的饮食报告称各家饭馆味道鲜美、价格低廉的时候，在价格、口味和服务上都占尽劣势的学校食堂就注定要成为受冷落与遭遗弃的对象了，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了。
　　因为课下的早，食堂里人还不多，找个舒服的位子坐下还不算是很困难的事情，要是等下课的高峰时间一到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于是众新生在吃饭之余不免要庆幸遇到了一位体察民情的好老师。这时，打饭买菜的窗口也都还用不着排队等候，不过免费供应的白菜汤也还没端出来，人最多的地方是卖卤菜的窗口，牛肉，香肠，盐水鸭，鸡腿，大排，小排，肉圆，卤蛋……各人视自己饭卡上金额的多少而做着选择。
　　说起卤菜，有两件事情值得补充。其一是在食堂里买卤菜实在是一件斗智斗勇的事情，也许是各个窗口的师傅们每个月都有考核的指标吧，他们最终卖给你的菜总是比你要求的更多，不过他们可不是在学雷锋，相应地，你饭卡上被扣除的金额也就比你预期的要多。例如你说要三块钱的牛肉，一般最终成交的多在三块七至四块之间浮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总结，大头说出了这样一句心得：如果想吃三块钱的牛肉，买菜的时候最好这么说说：“师傅，来两块钱的牛肉”，准保错不了。
　　另一件与卤菜有关的是它的价格偏高，每到月底以及临近学期结束的时候都是男生们经济最匮乏的时候，这个时候若有谁提到吃卤菜无疑会引起公愤，要知道让一个饭卡和口袋里都所剩无几的人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卤菜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记得有一年放寒假前，学生会挨个发放问卷征求大家对食堂的意见，气愤不已的炸猪当即笔走游龙、挥毫疾书，在问卷上写下这样传诵一时的名句：我有一个梦想，梦想着鸡腿只要一毛钱一对/我还有一个梦想，梦想着小排能比现在的大一倍，而价格只是现在的一半……
　　三相见欢
　　来南京上学之前老哥就曾对我作谆谆告诫：“老弟，在外面上学千万记住不要得罪女生啊，女人是很记仇的，得罪她们会很麻烦的。”看着老哥那副诚恳模样，我想也许这是他上学时有过切肤之痛的经验之谈吧，所以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底。
　　现在终于有了让实践检验真理的机会了，我惦记着芳要我一早去5舍喊上她一起去上英语课的事，早早地就起了床。尼采说“你要去见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我不是尼采，自然也就没带鞭子，我带的是英语课本和用来收听学校英语广播的接收器――就是那种只能收听AM和FM的小玩意，当时学校竟然理直气壮地要卖我们三十块钱，比那些一到周末就鬼鬼祟祟溜进宿舍向我们推销各类劣质计算器、随身听以及耳机之类的家伙们还要黑。
　　时间还早，我在食堂慢悠悠地一边喝着稀得可以当镜子用的白粥，一边啃着象冰激凌一样清凉的麻团，等到时间差不多了这才背起书包朝5舍走去。5舍和食堂中间就隔着一栋4舍，这两栋楼都是女生宿舍楼，记得当时不少男生都对学校的这种宿舍分配方法很是不平，都觉得这两栋楼离食堂和水房最近，地理位置如此得天独厚的宿舍理应安排给男生入住才对，这种不平直到后来男生们逐渐习惯了出去吃饭、适应了没有开水的生活后才渐渐平息。
　　因为离的很近，几分钟后我就到了通往5舍的路口，远远地就能看见宿舍楼门前的草坪上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斗方大字：“男生自重”，就差没用红漆在后面加上三个感叹号了，让人顿生庄严宝刹、不可侵犯之意，我犹豫了一下，觉得去女生宿舍找人和君子自重并非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事情，于是迈开大步朝楼内的传达室走了进去。
　　给每个宿舍都装上可以拨电话卡的程控电话还是半年以后的事情，那时每栋楼只有传达室里有一部直播电话，当时学校给每个宿舍安了一种叫作“传呼器”的玩意，遇到有人家里打来电话找或是有家属、同学来访之类的事情需要通知，住在一楼传达室的宿舍管理员就在那头拨一下这个宿舍的号码，两边就可以通话了：“XX，下来接电话！”“XX，下来有人找！”或是“XX，你们宿舍是不是又有人用违章电器啦？怎么保险丝又烧断了”等等。
　　在当时，BP机(更别提手机了，当时管它叫“大哥大”)对于学生而言尚属高档奢侈品，一般若是家人有事联系都是把电话打到楼下，这可苦了我们这些住在6楼的“高层人氏”，为了不浪费家里的长途话费，接电话的人都是以近乎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楼下飞奔，这种锻炼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在学校运动会短跑项目上拿名次的十之八就都住在5楼或6楼。
　　当时班上有个体质不太好的哥们叫爱青，大伙都喜欢管他叫“爱卿平身”，我们经常在打开水回来路过IC卡电话亭时给宿舍楼下拨个电话，通了之后一本正经地跟宿舍管理员(当时是一位说着一口苏北话的南京王姓老头，大伙在辅导员的授意下都称他“王老师”)说：“喂，麻烦找一下607的爱青”，然后掐着表估摸着该快到一楼了，遂歹毒地挂断电话，拎着水瓶悠哉游哉地回到宿舍，个别没良心的还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一脸无辜的表情假装去607串门，待看到一脸茫然、满头大汗的“爱卿平身”坐在那里发呆这样意料之中的场面后，心里头不免充满着恶作剧而没被揭穿的无上快乐。
　　言归正传，我有些紧张地进了5舍的传达室，身边不时有女生进进出出，有的还不忘拿眼睛的余光瞟瞟我这个闯入者，这更让我感到很不自在。管理员阿姨用一种类似侦探片里刑警打量嫌疑犯的神情把我上上下下扫视了一遍，我赶紧告诉她我不是来搞推销，是来喊同学一起去上课的，阿姨问了芳的姓名和宿舍号，在登记册了查了一下，证实这个宿舍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后拨通了她们宿舍的传呼器，响了好几分钟都不见有人接，“可能她们宿舍人都去上课去了，没人。”阿姨冷冰冰地对我说，不知怎地，我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丢下一毛钱的硬币就飞也似地溜了出来，走出好远才想起来这个传呼没人接，根本用不着给那一毛钱。
　　我看了看表(当时男生带手表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手机普及了手表也就自然受冷落了)，糟糕，上课时间快到了，可不能大学里的第一堂英语课就弄个迟到，我目测了一下金坛院的方位，选择了一条从5舍到金院最直线的路程拔腿飞奔了过去。
　　等我赶到金院307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不过还好总算没有迟到。我选了个中间的位子坐下，气喘吁吁地打开书包，奇怪，周围的人怎么都在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怎么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啊？哦，想起来了，这不是英语快班嘛，都是来自各个系，我当然不认识了。咦，不对，怎么没看见芳？难道她迟到了？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工夫，走进来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不过他一张口就把我搞懵了：“同学们好，我姓高，很高兴这学期由我来给大家上《大学物理》课……”下面说了些什么我已经没有心思关心了，faint，搞了半天我走错了教室啊。我赶紧收拾好书包，灰溜溜地从后门逃了出去，在楼道问了一位打扫卫生的师傅，总算搞清楚了“主楼”指的是成贤院，TNND，我一直自作聪明地以为是指金坛院呢，真丢人。“哪个缺德鬼安排的课表，好好的成贤院不叫偏要叫什么该死的‘主楼’，明摆着坑人嘛！”我一边小跑着向成贤院赶，一边在心里愤愤不平地发着牢骚。
　　就这样，我非常郁闷地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以迟到的方式迎来了自己大学里的第一堂英语课，而迟到的原因说起来竟然是如此地让人哭笑不得。
　　成贤院307是一个小教室，座位数和这个快班的人数基本相等――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教务处的这种安排是多么的阴毒，因为这意味着英语老师不必每次课上都要浪费时间点名，她只需看一下教室里有几个空位就能对班上的出勤情况一目了然――等我赶到时，一位年轻且还算美丽的女教师正在让大家逐一用英文做self-introduction，我怯生生地敲了敲门，说了声“Excuse me.May I come in？”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我投过来，老师微笑着示意我进去，我一抬头正遇上芳半是疑惑半是关切的眼神，凑巧她旁边还有个空座，我快步走了过去，一言不发地坐下。
　　靠近窗口的这边是一排三个座位的，我坐在最外边的位子上，芳坐中间，她的里面还坐着一个女生，正巧当时轮到她起来用英文作自我介绍。高中时接受的都是应试教育的一套，所以这个快班的人虽然笔试成绩不错，口语却都是彼此彼此一般一般，不过从她的发言听的出她是一个很自信的女孩子，讲话从容不迫，不像其他的人那么紧张，从她那中国式的英语自我介绍里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明”，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里暗暗记住了这个名字。
　　她的发言结束后，年轻的女老师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然后示意她坐下，接着用手指了一下我。该轮到我发言了？太突然了吧(我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台词：“太突然了吧，我还没刷牙呢”)，我不仅事先完全没做准备，而且才刚刚经过那么远的长途奔袭刚坐下来、心律都还没调整过来呢，不过看来躲也是躲不掉的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开始即兴发言。
　　我先用英文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没料到话音刚落，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就笑着打断了我，刨根问底地问我到底是哪几个字，这样的问题我可不会用英文回答了，只好用中文比画给她看，等她弄明白了之后又笑了起来，说是这个名字象个女孩子的名字，弄的整个教室笑声一片。
　　我趁着这工夫整理了一下思绪，等大家的笑声逐渐安静了，我又跟着胡诌了一些鬼话，诸如我的老家离著名的黄山很近，日后如果大家想去黄山我愿意做向导之类，天知道，我的老家跟黄山还隔着一两百公里呢。总之就这样被我蒙混过关了，而且看起来效果还不算太坏。
　　课间休息的时候芳问我怎么搞迟到了，我就把早上的经过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她没笑我把主楼弄成了金院的糗事，反连称我是因为去叫她而迟到了，我的心理好歹找回了一点平衡。就这样，我大学时代的第一堂英语课在经历了一个富有戏剧性地开场之后，又在善意而轻松的微笑声中结束了，而我，也开始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个英语快班。
　　四声声慢
　　当时的出操考勤是很严的。一位四十多岁、头上开始谢顶的朱姓体育老师――因为他的黑且瘦，大伙背地里都管他叫“朱古力”――每天一大早都会风雨无阻地准时出现在操场上点卯，再加上辅导员一直拿“出操考勤与奖学金评定挂钩”的话来吓唬我们这些对学校制度不甚谙熟的新生，在这种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监督之下，大一的时候早操出勤的情况还是基本能令人满意的，广播台的出操音乐一响就宣称肚子疼的人当时还不多见。轮到因为打扫楼道公共卫生而得以免于出操的早上，站在宿舍的窗口向外望去，黑压压的一片，活象“星际争霸”里的虫虫兵。
　　出操的操场其实也是展示各系女生数量与质量的天然舞台，在东大这样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工科院校(不过官方可不认可我这一说，按他们的说法东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里，“东大自古无美女，八千男儿泪如雨”、“东大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的民间谚语由来已久，提醒着已经和即将进入这所学校的男生们在女生资源这个问题上要务必丢掉幻想、勇敢面对现实。除掉外语系、文学院和艺术系等几个文科性质的院系，其余各系的女生都属于绝对的稀缺资源，每个班的女生数绝对不会突破个位数大关，因此又有故老相传：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在东大找。东大本来草就少，今年收成又不好！
　　拿我所在的机械系来说，我们那一届一共招了五个班：四个是自动化专业，每个班各分得女生四名，分别占据班上学号的前四位；另一个是材料成型专业，有女生0个。据说之所以没给他们班分配女生是考虑到该专业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不适合女生就读的缘故。虽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每次出操的时候看见他们材料成型班一字儿排开清一色的男生，我们还是忍不住想笑，日子久了大伙都管成型班叫“和尚班”，管他们的班长叫“少林寺方丈”。
　　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成型班的人就从来不知道“男女生融洽相处”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班的几个女生向来是只管交班费而从不清楚班费是怎么花掉的(其中大多数是被我们贡献给了卖足球篮球羽毛球的商店老板了)，比如我们班的男生四年下来从来没谈过一场恋爱的大有人在，比如学校的篮球场、足球场永远不够用等等，当然，最集中、最生动的例子还得要数冬天时的学校浴室门口。
　　南京的冬天总是很干冷干冷的，一进冬天，除了象伟哥那样身板结实的少数猛男继续坚持着在楼道尽头的水房里进行冷水浴的优良传统外，班上绝大多数的男生都不得不接受每次热水澡一元八角的价格而转投学校的浴室，为了能在浴室里占据“一洗之地”而提前半个乃至一个钟头去排队是完全必要和司空见惯的常事。
　　等到浴室开放的时间到了，男生浴室前的队伍已经七拐八湾地排到了第二食堂的门口，据说排在后面的人可以有足够的闲暇先去食堂饱餐一顿再继续回来排队等候，因为队伍的推进速度十分缓慢。而那些幸运进了浴室的男生们也好受不到哪里去，早就有人痛陈东大的男生浴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要想在一堆明晃晃、白花花的身体里抢占到靠近淋浴头的有利地形绝非易事，身上涂满肥皂站在一旁当看客的人在里面随处可见。
　　而与男生队伍越排越长、越排越粗(因为不时有人插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生浴室的门前冷落车马稀，稀稀疏疏的几个人，一个个脸上挂着轻松自得的表情。这种情形使得炸猪后来只要一看到学校哪里在盖房子就免不了要做一番白日梦，痴人说梦般地评论道：“哎，要是这栋楼将来做男生浴室就好了”，或是：“要是这房子改成男生浴室那肯定爽死了”，大伙都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是得了轻度的“浴室臆想症”。面对着男女生在浴室门前受到有如天壤之别的不同礼遇，鸭子也总是嫉妒得眼睛里快喷出火来，龇牙咧嘴地发出由衷的感叹：来世再入东大，必投女儿之身。
　　来世投男身还是投女身的事我们做不了住，我们能够做主的是去不去男生浴室遭罪以及多长时间去一次。在经历了几次痛苦的浴室之行后，男生们开始普遍把去学校浴室洗澡的事视若畏途，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大家去浴室的时间间隔开始呈等差递增数列般的延长，相应地，冬天时男生宿舍里的空气味道也开始越来越不好闻。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勇敢者加入到伟哥的冬季冷水浴的阵营之中。周末的夜晚，一帮踢完球回来、浑身臭汗的家伙光着膀子、哆嗦着身子冲进楼道最东头的水房，再过得片刻，“哗啦啦”的泼水声夹杂着扯着嗓子的吼叫声便开始响彻整个宿舍楼了，据说这样的吼叫可以让人感到暖和，不过我很怀疑这只是他们的心理作用。在当时被这帮五音不全的噪音制造者糟蹋得最多的是不幸的Beyond和可怜的动力火车，广受欢迎的曲目包括《光辉岁月》、《真的爱你》、《三万英尺》等。
　　在这样一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环境里，谈恋爱成了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男生们如果不象阿飞一样把魔爪伸向对面交专的女生的话，那也只好拿出古人霍去病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酸话来安慰安慰自己，暂时丢下罗曼蒂克的幻想，把心思放到学习、踢球、打牌、看武侠、打游戏或录象厅等事情上去了。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桃园的两年生活没有成全班上的多少风月情事，却真的在以上提到的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不少的高手。
　　说到武侠迷，那非土人张莫属，他对黄易小说的熟稔程度让人咂舌，简直可以去开讲座或当编剧，最幽默的是，就是这个大学里素不喜与女生接近，四年大学毕业竟然叫不全班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女生的名字的家伙，却在毕业后不满两年就令人意外地当了全班同学里第一个进围城的人，消息传来，众皆愕然，一时间校友录上眼镜跌碎无数。
　　打牌的专家是老佛，够级、拱猪、八十分、斗地主无一不精，记牌准、算牌精，有牌场常胜将军之称。夏天的时候大家玩牌，约定谁输了请吃西瓜，记忆中老佛从来都是免费吃西瓜中的一员。后来老佛通过转系考试转到计算机系去了，大家当时一致认为以他在玩牌时表现出来的冷静与精确来看，将来必定能在编程领域大有一番作为。
　　说起学习，当时班上有个山东大汉，勤奋用功，憨厚仗义，后来成了我们的班长，大伙叫他胖子。胖子对自己的体形一直耿耿于怀，整天嚷嚷着减肥，不过效果不大，他减了四年的肥，我们也叫了他四年的胖子。此君属于典型的学习狂人，曾因在某学期拿过累计万元的奖学金一时成为校园大牛，毕业后保送上了系里的研究生。
　　班上还有个如皋籍的哥们，因为姓朱、打牌时又手风特好常常能摸到N个炸弹而被戏称为“炸猪”。炸猪是个狂热的电脑玩家，曾经创造过连续三天三夜玩游戏不下机的骇人记录，和网吧老板熟得跟一家人似的，去了就有蛋炒饭吃，放假了还能去跟老板借到回家的路费，毕业后居然被他混进一家软件公司，找了个游戏测试员的工作，天天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玩着各类最新出品的游戏，玩游戏玩成了职业变成了白领，不过据说现在得改口叫他金领了。
　　在这样一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喜人形势之下，我自然也不能甘于落后，不免开始琢磨着培养自己一点爱好专长什么的。我首先自我分析了一下，认为个人兴趣爱好还算广泛，但不管怎么说，咱总得培养点高雅点的爱好不是，难道真的和班上那帮家伙同流合污一起“堕落”不成？再说了，就算自己真的想堕落，无奈看武侠没有土人张的执着，打牌没有老佛的精明，玩游戏也不像炸猪那般的疯狂。也曾先后尝试过下围棋和打乒乓球，不过这两项爱好都先后因为遭遇了不堪回首的残败而无疾而终。
　　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学时就有文学青年倾向的人来说，参加学校的文学社团自然还是我的首选，于是每次去食堂吃饭之余都要留心看一看橱窗里的各种宣传海报。终于有一天被我发现了某个文学社团正在招募新成员的海报，报名地点就在三舍的某个房间，时间是次日晚7点，海报上要求报名者带上自己誊写工整的大作一篇，一寸免冠照片一张以及报名费5元。我按捺住心中的喜悦，不动声色地回到宿舍，找出一张高考前照准考证时冲洗的一寸照片，又仔细地在标准稿纸上用黑色钢笔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首自己很得意的小诗，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严辞拒绝了大头发出的一起出去看录象的邀请，七点差一刻就带着得意之作和照片满怀希望地去了海报中所说的三舍的报名点。
　　等我赶到时，不大的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不少和我一样前去报名的新生，一个个眼神里流露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一个戴着厚厚镜片的胖女生朝我看了一眼，“来报名参加咱们XX社的吧？”我心说这不废话吗，点了点头，“先把会员费交了吧，带零钱了吗？”我掏出准备好的五块钱交给她――这在当时相当于看一场“大夜市”的价格――她随即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写上自己的姓名，学号，宿舍号之类的，说是便于以后社团组织活动时联系。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这个文学社团，这也是我大学时代参加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学生社团，当晚我还领到了一张做工粗劣的所谓会员证，它价值5元。而关于这个社团及其成员的故事，将会在接下来的文字里继续被提及。
　　五好事近
　　梁启超先生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让我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让我忘记读书。”可惜任公早已仙逝，不然我猜想一定会有很多东大男生和我一样，听了这话后会忍不住产生想和他热情地握一握手的冲动。在男生宿舍，有两样东西是永远都受广泛欢迎而又永远供不应求的，那就是开水和牌局。开水属于物质生活，牌局属于精神生活，如果出现二者发生冲突、不可兼得的局面，大多数的男生都会表现出很高的风格，取精神生活而舍物质享受，此所谓“面可以不泡，牌不可不打”是也。打牌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而周末又几乎是男生宿舍的法定打牌时间，由此推论，得出结论：周末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又是一个秋雨绵绵的礼拜六早上，宿舍里寂静无声、百无聊赖。大头去他市区的亲戚家骗吃骗喝去了，辉哥正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翻着从土人张那里蹭来的小说，睡在我对面的懒鬼还在半张着嘴巴甜美地酣睡，估计是在梦里吃早餐呢。我一边享用着夹心饼干加牛奶的早饭，一边束手无策地对着一道拉普拉斯方程的高数作业发呆，越看越觉得它象黑桃A……
　　“打牌了！一缺三！609集合！”我站在楼道里振臂高呼，这种言简意赅的口号男生宿舍里召集牌局的通行方式。不到十秒钟应者如云，刚才还一个个鸦雀无声的宿舍里迅即冒出来N个脑袋――有的丢下正看得入神的小说，有的抛开手头的高数作业，有的惜别刚吃了一半的泡面，有的睡眼惺忪地从暖和的被子里跳出来边跑边穿外套，最离谱的要数老赵，正在最东头卫生间里如厕的他居然也能听到召集打牌的声音，水箱都来不及拉就提着裤子飞奔而来――众人争先恐后地向我所住的609方向冲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各就各位、围坐在扑克牌周围的小凳子上，等人数一齐，牌局随即立刻宣告开始，那些迟到一步的兄弟就只有干瞪眼或当看客的份了，整个过程其效率之高绝对堪与消防队员接到火警后的表现相媲美。
　　当时最流行的玩法还是打八十分，不知怎么搞的，那天我的手风很不好，要么是抓来一手烂牌，要么就是好不容易盼来个“拖拉机”却郁闷地遭遇下家更大“拖拉机”的伏击，等到鸭子他们一方都升到Q了我们这边还是纹丝不动，原地停留在2上，一直站在一旁观战的“爱卿平身”也忍不住为我的运气之坏直摇头太息，鸭子和他对家两个人更是冷嘲热讽地唱着双簧，一副准胜利者小人得志后得意洋洋的嘴脸。
　　如果手风继续这么臭下去，被鸭子他们打一个A：2的丢人记录是极有可能的事，虽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如果这样的记录被传扬出去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笑柄，我以后在男生宿舍的牌坛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想到这些，我决定激流勇退。巧的很，广播台也在此时很知趣地响了起来，这表明按照学校正常的作息计划，现在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虽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男生都还因为赖床或打牌连早饭都没吃上。
　　“饿死了饿死了，吃饭去，我不想玩了，哪位想玩的来接班吧”，我站起身，把手中的牌朝凳子上一摊便欲溜之大吉，在我身旁站了半天的“爱卿平身”见缝插针地凑过来，如愿以偿地坐在了我的位子上，随即勤快无比地把牌洗好，满脸堆笑着邀请鸭子他们重新开战。胜利在望的鸭子对我这种不讲竞技道德的逃跑行径既愤怒又无奈，等我提着热水瓶快到5楼拐角了，还能隐约听见他在那喃喃：“MD，照我的手气今天一定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的……”
　　周末白天的校园失去了往常惯有的喧哗与热闹，行人稀少，安静无声，就连一向从不缺少人气的食堂和开水房也见不了几个人影：学生们要么是躲在宿舍睡觉打牌，要么是在自修教室看书学习，再或便是去城里逛街买东西去了。走在去食堂的路上，路旁香樟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枯黄，显现出些许的凋零与肃杀之气，无声地暗示着深秋的日益临近。牛毛般细密的秋雨钻进脖子里透着彻骨的寒意，我下意识地竖起衣领，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刚买了才一个星期不到的雨伞如今身在何方――艳阳高照的晴朗日子里，随便去哪个宿舍都能轻而易举发现N把雨伞，而一到雨天，雨伞们便行迹可疑地集体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男生宿舍里的事情总是这样的混乱无序，让人琢磨不定而又哭笑不得。
　　等我在食堂消灭掉一份青椒土豆丝、三块钱牛肉、一碗免费汤外加六毛钱的米饭，提着满满两壶开水往回走的时候，广播台的播音还在继续，一个在我听来普通话算不得标准的女生正在逐条播送各类寻物或招领启事，其中的一条让我差点没笑破肚皮，她是这样念的：“请学号为*******的杨委(注：这两个字是我按发音杜撰出来的，未必正确)同学听到广播后速来广播台领取您丢失的学生证！”可能是怕有人没听清，她又继续重复了两遍，等她朗诵到最后一遍时我已经回到了宿舍里，在我不怀好意的友情提醒下，一帮正在忘我打牌的兄弟一起哄笑起来。
　　与那位丢了学生证的倒霉兄弟的名字相比，我刚提回来的两瓶开水显然更加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刚才还热火朝天的牌局顿时作鸟兽散，在一片诸如“小蔡万岁”、“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当然是我们的小蔡”这样显见出自违心的肉麻与阿谀声中，每个人手里神奇般地多出来一个空饭盆，我辛辛苦苦打回来的两瓶开水转眼间就被这帮如狼似虎的家伙消灭殆尽。
　　为了从我这里获取那约300毫升左右泡方便面的开水，鸭子也换了一副与牌桌上判若两人的表情，心甘情愿地接受着我义正词严的怒斥，并欣然认同了我“要是不去吃饭，完全可能后来居上、夺取最终的胜利”的说法。我辛苦打回来的开水就这样流进各色的饭盒与搪瓷缸里，不一会儿，“康师傅”香辣牛肉面与“统一100”鲜虾鱼板面的味道便开始在整层楼道里飘荡起来。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碗兼有早饭与午饭双重功效的泡面无疑是世界上最可口的美味，远胜过有领导前来视察时学校食堂里那些个头比平时陡然肥了一圈的大排。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周末到了，周一还会远吗？
　　当然不远，于是新的一周很快又开始了，这意味着我们又要再次面对早操、点名、六节高等数学课、四节大学物理课、四节大学英语课以及各种各样无比耗费精神与时间的课后作业与实验报告，在这样繁重的学习压力之下，我们在对自己当年填高考志愿时竟然选择了东大而追悔莫及、自怨自艾的同时，互相“参考”作业的风气也开始渐渐蔓延了起来。
　　在这些名目繁多但大多用处不大的科目里，英语是惟一让我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还颇有好感的一门，这一点不免让同宿舍里谈英语而色变的大头他们极为困惑，在确定我不是在发烧说胡话之后，他们小人之心地断定这与教我英语的快班老师是位年轻并据说还算漂亮女子有关，还常常旁敲侧击、动机不良地向我打听该老师的年龄、模样与婚姻状况。
　　他们太抬举我了，我哪有明恋或暗恋自己老师的勇气。大头他们一定不会明白我对英语课的好感与教我的老师关系并不大，而是缘自这个英语快班的成员构成与性别比例：如我前面所说，东大是一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工科院校，在我那一届，整个年级的男女平均比例是5：1，而我所在的班上则更是达到了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8：1。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有一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男女生数目几乎持平(也许女生还稍稍多一些)的英语快班时，一股难以抑制的幸福之情油然而生，您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当时的兴奋之情，我脑海里甚至萌发了要请那位首创这种英语快班制度的大哥吃饭的念头。
　　一个多月的英语课上下来，我和同班的芳以及第一次课上就坐在一排的明都混熟了，还以诸如介绍各自老家的风土人情、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方便联系等种种不着痕迹的借口套到了明的所学专业、宿舍号、老家所在、家庭成员构成等大量有价值信息，我在得意之余不免庆幸这多亏自己当年协助老爸搞人口普查时积累下的经验所赐。
　　这正是：“山重水复怀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英语快班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生活，使得本已对在桃园谈一场恋爱不抱任何幻想的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也许正应验了孔子的那句名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第30章》)，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女生离我远吗？我想谈恋爱，女生自然就来了。
　　六向来痴
　　“怎样跟他们结识呢？”这是我早晨一觉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在喝茶前，我到花园里去了，但并没有太靠近那道栅栏，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茶后，我几次走过别墅前面的那条街――远远地望着窗子……我觉得她的脸仿佛就躲在窗帘后面，我惊慌地赶快走开了。“不过我该跟她认识一下，”我边想，边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前面的一片沙地上心绪不宁地走来走去。“可是用什么方式呢？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起了昨天相遇时的一些最微末的的细节：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清楚地记起了她对我一笑的情景……
　　若干年以后，当我重温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的时候，每每读到这里时总是会忍不住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这篇讲述一个情窦初开的忧郁少年惆怅初恋故事的小说自己中学时就已读过许多遍，它让人想起古龙的名篇《多情剑客无情剑》里阿飞对林仙儿的狂热痴迷与不能自拔，让人想起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小四对小明的爱其不幸与怒其不挣。如果说十个人的初恋里有九个是充满着盲目与狂热的情绪的话，那么我要承认自己与这篇小说里的少年一样，和阿飞与小四一样，是那九个狂热中人之中的一员。
　　如果把高中时那些诸如收到过班上某位女生送的写着暧昧不清的赠言的圣诞贺卡以及某一年春天在同学的煽动下向一位自己颇有好感的女生的课桌里塞小纸条之类的荒唐事情忽略不计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东大的男生是和我一样，是在桃园那方看似情感荒漠的土地上完成了自己青春往事里最最动人而又充满感伤的初恋篇章。而今当我回首触摸那些白驹过隙般无法重温的青葱岁月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在当时的自己看起来极为重要的所谓“大事”都已烟消云散、无从追忆，反倒是那些由无数琐碎细节与点滴碎片构成的爱情往事历久弥新，丝丝缕缕从头忆，点点滴滴俱成欢，散发着依旧动人的美丽光泽。
　　我在桃园那场难忘的初恋与上课有关，与英语快班有关，与许多的细节有关。
　　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是两节英语课外加两节高等数学课，英语是小班教学，而高数则采用大班授课，上课的地点在金院201，那是一个可以容纳百余人的阶梯教室。全系一百二十来号人挤在一起上课的场面是蔚为壮观的，授课的先生没有阮籍长啸那样的肺活量，只得借助着话筒的广播来增加声音的强度，而坐在后排的学生如果没有飞行员般的出众视力，也不得不效仿歌迷去五台山体育馆看演唱会的方法，借着望远镜的帮助才能看清黑板上那些蝌蚪般的各类微积分函数的板书。
　　对于这些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新生们来说，要达到“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这样的至高境界尚需一段时日的锤炼与适应，彼时的他们大多都还保持着高三时养成的上课认真听讲、勤做笔记的优良传统，这就使得高数课前的前排座位争夺战愈演愈烈。每次英语课刚一下课，心思早已飞到高数教室里的众人便夺门而出，以一副不创造短跑世界新记录决不罢休的劲头向金院201冲去，一时间呼朋唤友之声不绝于耳，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当然，也有对这种座位争夺战丝毫不感兴趣的化外高人，班上的土人张便是其中之一，每次高数课他几乎都是踏着上课铃声不紧不慢地飘然而至，害得班长有好几次都把他当成老师而发出“起立”的错误信号。土人张一边手不释卷地埋头看书，一边目不斜视地径直向教室最后排的座位走去，众人都被他的苦学精神弄得惭愧不已，待到走近一瞧才发现他看的根本不是什么高等数学，而是黄易那似乎永远也不打算煞尾的《大唐双龙传》的最新一集。
　　与土人张在高数课上这种“出工不出力”的表现相比，三班的一位哥们则是特立独行得更加彻底。那是一位眼神有些高度近视的老兄，自从在第一次课上遭遇因为坐在最后排而连老师的模样都没看清楚的打击而心灰意冷之余，他就对这种大课彻底失去了兴趣，从此再也没有在金院201的教室里露过面。期末考试的时候高数老师有幸在考场上见到了他，对着几乎完全陌生的面孔端详了好久，末了幽默地说了句：“哦，想起来了，你是三班的XXX。好久不见，都长这么大了。”再后来，这位老兄5个学分的高等数学课便意料之中地直接被判了重修，据说直到毕业前还在继续向教务处贡献着120块钱一个学分的不菲重修金。
　　在这样严峻激烈的座位之争中，我和同在一个英语快班的芳明显处在不利的地位：我们的英语课是在成贤院的307教室，而系里那些人数占绝对多数的普通班授课地点则是在我们楼下，通过联接成院与金院之间的通道后，他们便能迅速抵达金坛院201并瓜分座位。这样一来，因为需要多花费一个下楼梯的时间，再加上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又常常喜欢在下课时拖拉上几分钟，本就在短跑上不占优势的我们就只能对着金院201的前排座位望而兴叹了。
　　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抛开性别之见、团结一致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我和芳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占座的战略伙伴联盟，约定谁先占到了靠前的位置都要把邻座留给对方。此外，我们也曾尝试过一大早就先去金院201以诸如《军事训练》或《马列原理》之类的课本(因为在当时我们看来这玩意即使丢了也无关大局)为工具预先占座的办法，不过看起来收效甚微，在当时的新生之中，这种后来为大家所逐渐接受而成为约定俗成的占座方法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许多次我们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白白牺牲掉那些无辜的《马列原理》课本。
　　提前占座的方法行不通，在抢占座位的竞争中又处于天时地利的双重劣势，这让我不得不考虑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宿舍兄弟身上。我深知对这帮狼心狗肺、人面兽心的家伙而言，只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好处才能打动他们坚硬如铁的心，我咬咬牙，开出日后可以随意使用我打回来的开水的诱人承诺，并外加请了好几份三素一荤的盒饭，在这样颇让人难以拒绝的糖衣炮弹攻击下，鸭子和老赵爽快地答应了日后高数和物理课上占座时帮我留两个座位的请求。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必每到英语课后就为了该死的座位疲于奔命，而那以后的每次的物理与高数课我也总是和芳毗邻而座，形影不离，秤不离砣。
　　如果你和大头、炸猪他们一样，就此断定我和芳之间正在产生超友谊的关系的话就大错特错了，那时我们的确已经相处得很熟而且很愉快，我也不否认自己对芳的颇有好感，但自从那天收到阿木一封哭诉自己悲惨遭遇的来信后，我就吓得赶紧把自己的一点邪念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再也不敢打什么追求芳的念头。
　　阿木是我高中时的死党，当时在合肥的一所学校上大学。新生们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一段热中于和中学老同学频繁通信的激情岁月，给他们写信讲述自己道听途说而来的学校种种逸闻趣事，虚荣心强点的还往往不忘夹寄一张从学校小商店买来的校园风景明信片――尽管因此要在信封上多贴一张八毛钱的邮票。刚入校那阵子，放在成贤院楼梯口的信箱几乎每天都被各式各样寄往天南海北的信件塞得满满当当，我猜来学校信箱取信的邮递员一定都对新生们无比愤恨。当然，这样的热情一般都维持不了多久，过不了多少日子就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成贤院楼下的信箱是干什么用的了，这种热情，正象宿舍卫生间墙壁上张贴的友情提醒的告示语：来也匆匆，去也冲冲。
　　阿木在信中先是语气诚挚地对我嘘寒问暖了一通，然后告诉我他泡了个马子，说是同班同学，因为老向他这个数学天才请教数学问题而结下深厚的友谊，两人最终结成一对让人羡慕的革命伴侣。这小子，动作可真够快的，我正准备吃不到葡萄说葡萄不存在地骂他两句，没想到下面的语气开始陡然转折，向我痛陈起他最近的种种悲惨遭遇来，大意是因为同在一个班，日子一久，自己的一点劣迹或小动作无一例外统统传入她的耳朵，目下正在承受痛苦的冷战与制裁中。信的末尾，阿木对我千叮万嘱，让我千万不可步他后尘再找同班的女生谈恋爱：“兔子不吃窝边草，兄弟，别再学我这没出息的兔子了。”
　　这封字字带血、句句含泪的信对我接下来的恋爱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后来我一直没敢把这封信的事说给芳听，不知她知道了以后会做何感想？不过无论如何，芳就这样在她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躲过一劫，在我当时的目标名单里就此被否决了，而被我选定的目标，正是和我同在一个英语快班的一位外系女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明，明眸善睐的明。
　　七一剪梅
　　热恋中人说的话是最不可信的，因为此时的他们非但智商接近于零，而且还很虚伪，善于制造假象：恋爱中的男生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看上去很美，虽然他们脚上穿的袜子很可能已经两个星期没洗过了；恋爱中的男生总是勤快而主动地每天坚持帮女朋友打开水，虽然他们自己在宿舍里常常要靠乞讨开水度日；恋爱中的男生总是不会忘记在情人节和女朋友生日的时候送上一束浪漫的红玫瑰，虽然买花的钱很可能是刚刚磨了半天嘴皮子才好不容易从兄弟那里借来的……据此推测，女生在男朋友面前总是抱怨自己食欲不好、胃口很差也就变得十分可疑，没准和男朋友共进晚餐后回到宿舍，饥肠辘辘的她们要对着饼干牛奶巧克力大快朵颐一番才能填饱肚子呢。
　　有时想想，校园里的爱情其实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形式大于内容，表演多过自然，当事双方本着藏拙现巧的精神斗智斗勇、相互试探，以一种包装出来的绅士与淑女形象小心翼翼地进行着礼节性的友好交往，刻意或不刻意地夸大着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为自己的情感履历增加实践经验的同时顺带打发着手头的大把闲暇时光。其实生活里哪里就有那么多琼瑶式的死去活来与刻骨铭心，分手之后就知道了，没有谁是离不开谁的，这个世界上缺了谁都一样，地球一样照样运转，太阳依旧照常升起。
　　这么说一定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偏激和刻薄了，呵，偏激也好，刻薄也罢，姑妄听之吧，不认同的话你大可一笑了之。只可惜这些道理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过来的，如果早几年前就有人和我说这番话，我一定会有醍醐灌顶之感，并进而重新审视自己当时的爱情观，只是时间不给人假设的机会，让我与美好的情愫擦肩而过，梦里不知身是客，回首已过华年。
　　行为艺术也好，真心相爱也罢，无论过程与结局如何，大学校园里的爱情都应该是值得肯定与赞美的，只要是你情我愿而且不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恋爱本身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桃园那片“鸟不拉屎、鸡不下蛋”(大头语)的新区，如果不是有志于拿学校一等奖学金的猛男猛女，除了谈恋爱似乎也没什么更有意义的事可做，至少总比成天泡在游戏厅与录象室里强吧，在我看来。
　　在东大那样狼多肉少的地方，成功俘获本校女孩芳心的几率不会高于中一次体彩大奖，在这样的黯淡前景面前，不少男生不免知难而退，打起了退堂鼓。后来据那些经常带着不可告人目的去对面交专踢球或上自习的兄弟回来报告，和桃园仅一路之隔的交专虽然人数不多，女生在数量和质量上却都颇有可观之处。再后来，经过一个多月死缠烂打、刚柔并济的温柔攻势后，阿飞的身边便时常能见到一位让众兄弟艳羡不已的交专美女相伴左右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阿飞成功经验的激励之下，一群跃跃欲试着想摆脱光棍生涯的男生觉得心动不如行动，开始把欲望的目光转向东大以外的广阔天地，打起了“曲线救国”的如意算盘。
　　“联谊宿舍”、“联谊班级”等新生事物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开始大行其道起来。所谓的“联谊宿舍”，当然都是指存在于男女生宿舍之间的联谊――至少我本人从未听说过有两个男生宿舍曾经结成过“联谊宿舍”的事，至于有没有两个女生宿舍联谊，因缺乏考证我不敢轻下断言――除了学生会实践部组织的类似电视速配式的校内男女生宿舍联谊活动外，心怀鬼胎的男生们主要是通过在本地电台的交友节目对外发出邀请来完成这样的阴谋。
　　在班上第一个完成吃螃蟹壮举的是住我隔壁的607室的兄弟，他们在室长伟哥的多方奔走下成功地与本地另一所高校的一个女生宿舍结为联谊宿舍，这让他们宿舍的人起初很是兴奋与得意了几天。不过好景不长，那几个女生自从某天来学校与伟哥他们在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共度了一上午的牌局时光后便黄鹤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了下文。伟哥对这次短命的联谊经历一直耿耿于怀，据他在一次酩酊大醉后的交待，那几个女生在饭馆里的吃相甚为不雅，而她们的相貌亦是让人不敢恭维，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多半是吃不到葡萄者的泄私愤而已。
　　比伟哥更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我们班长的胖子。在如何解决男生们情感诉求这个老大难问题上，身为一班之长的他以为“联谊宿舍”的行为目光狭隘、动机自私，最多只能解决一个宿舍的问题，为了多快好省地一次性、大面积解决问题，他无师自通地想出了“联谊班级”的天才主意，并成功地付诸实施。一时间胖子在男生中的威望陡升，支持率远高于那位在学生中安插密探(主要是官衔不等的各学生干部)暗中监视男女生交往动向的女辅导员。
　　由两方全体成员出席的第一次次会晤选在一个礼拜六的上午，给人的感觉如同是去参加一场大型的集体相亲活动。除去像土人张那样素对异性没有感觉的以及像阿飞那样已经名草有主的少数异类，男生们大多难掩兴奋，上涂摩丝，下擦鞋油，经过一楼传达室门口的穿衣镜前还不忘站定仔细地自我审视一番，直到确定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后才放心地出门而去。
　　当时时近岁末，活动的内容于是被确定为去梅花山上赏梅，应景而雅致，比起伟哥他们只会招呼联谊的女生打牌和吃饭自然是高明了许多。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个活动方案是多么的愚蠢，因为当时南京正在举办一个规模盛大的梅花节，而且这次的梅花节看来筹划得还很成功，因为我们乘坐的客车在距离梅花山还有好几公里的地方就被迫停了下来，探头朝外看去，一长串大大小小的车辆整齐地排着长队，活像一根火炬路上那位新疆人烤的羊肉串。
　　照那情势，要想等车子开到梅花山估计我们晚上得在山里露宿了，我们没带帐篷，只好放弃这个念头，郁闷地从上上下来改而步行。这种星期六一大早跑到市区来花钱买罪受的行为激起了男生们的公愤，大家一路走一路把“死胖子、蠢胖子”挂在嘴边当歌唱，并恬不知耻地发表着种种马后炮式的空谈：如果自己不来，此刻一定还在温暖的被窝里睡大觉，或是此刻一定在与众兄弟在牌局上激战正酣，等等。可怜的胖子苦着张圆脸连连认错，并允诺晚上回到学校一定请大家吃水煮肉片聊作补偿，这才稍稍平息了众怒。
　　更让人郁闷的事情发生在两个班级见面之后，那个胖子不知是用什么途径找的联谊班级在我们到达梅花山大门十五分钟后陆续抵达――看的出他们也是经过了一番艰辛的徒步跋涉，虽然已入深冬，一个个都还像刚练完九阳神功一样额头冒汗、气喘如牛。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对方不但在人数上和我们班相近，就连男女生的比例上也是与我们相差无几，根本不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女多男少(其实大家更希望的是女多男无)的情形。
　　“这还联谊个P啊”，我心说，一向性急的老赵站在我身后忍不住低声说了句“操”，还好他没说出什么更难听的给东大丢脸的话来。两方的人面面相觑地对视了几分钟，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班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班级联谊活动就在这样的无言中尴尬开场，末了还是胖子和他们的女班长打了个招呼，“我们一起去买门票吧！”
　　接下来的活动基本上与“联谊”一词沾不上边，甚至就连双方成员互相自我介绍这样的礼节性程序都没有进行――我心说要想认识男同胞，我们自己学校里就一抓一大把，何必要山长水远地跑到这里来。双方各说各的话，各看各的景，相安无事，互不理睬。
　　梅花山当天的游客比梅花还多，在这样的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中，赏梅成了一件毫无趣味可言的事，加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梅花A的兴趣要比对梅花本身的兴趣大的多。只是看在25块钱一张的门票面子上，大家才耐着性子在园里转了一圈，一点钟不到就有人发出回学校打牌的提议了，一时间响应者如云。
　　回程的公交车比来时更加拥挤，在这样的混乱不堪中，我才买了两个月不到的随身听被挤掉到了地上，立时一摔为二、光荣殉职，而小胡装有饭卡、借书证及一个月生活费的钱包也去向不明，不知进了哪位无良小贼的口袋。回学校后，胖子自掏腰包，兑现了早上作的请大伙吃饭以赔罪的承诺，而为了安抚我和小胡两个尤其背运的倒霉蛋，第二天中午他又在“全日制餐厅”再次请我俩吃了回三素两荤的盒饭。
　　八从此醉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文学则往往是引发一场绚烂如烟花般的短暂爱情最常见的导火索。――前半句是某名人名言，后半句是我自己胡诌的，但我自以为颇有三分道理。小说《围城》里，赵辛楣就曾对昔日的情敌方鸿渐传授过泡妞心得，大意是男人可以为心仪的女孩子买任何礼物，但绝不包括为她买书。书是宁可借也不可送的，因为有借必有还，如此一来，一本书无形中便不着痕迹地制造了两次接触的机会。我以为这番高论也许可以用来作为我那后半句胡诌的一个小小注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决定采纳赵辛楣的建议，先从借书这个看起来有些老套的办法开始我和明的交往，而就在我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制造借书的由头的时候，绝好的机会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这真让我有些又惊又喜。
　　事情还得从那个收了我五块钱报名费的文学社团说起，自从发给我一张会员证、开过一次无聊之极的新老成员见面会之后该社团便音讯全无，再也没有了下文，而那位总爱穿着笔挺的三排扣西装、戴着副金边眼镜的负责人当初所承诺的种种活动以及印行社团刊物的事也全都成了空谈，这对当时像我那样怀着一腔热情的文学青年们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不过好在学校还有定期刊行的校报以及另外一个社团不定期刊行的学生刊物，它们都在金院的楼下设立了自己的投稿信箱：一个和32开本的书差不多大小的绿色木盒，土人张说那玩意乍一看活像送奶公司在他家门口安放的牛奶箱。
　　我曾经试图在班上寻找志同道合对文学感兴趣的兄弟，某个无聊的周末晚上，当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是否知道卡夫卡为何方神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真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人说可能是好莱坞的影星，有人说是意甲某俱乐部的球星，还有人回答我说准是某防盗门的商标，就是没人说他是个作家。我猜如果老卡地下有知的话，听到这些荒谬的答案一准会被气得复活过来。这次经历告诉我，要想在一个机械制造专业的班上做一名文学青年无疑是一件格格不入和很不相宜的事情，甚至还有些滑稽。
　　我并不想让自己显得有多特立独行与不合群，于是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的文学爱好，避免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只有无所事事而又没有参加牌局的晚上，我才会背着书包、带上标准稿纸，跑到自修教室或图书阅览室去装模做样地上自习，看看与高等数学无关的闲书，写写和机械制图不搭界的歪诗。回去的路上趁着四下无人的夜色，像个窃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把折叠得工工整整的心血之作塞进那绿色的投稿箱，生怕被什么熟人撞见，然后迅速离去。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我的一首小诗变成了铅字，刊在了校报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所占面积大致相当于一块大头平时最爱吃的油炸臭豆腐干那么大。严格意义上说，这大约算得上我进大学后所发表的处女作了，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诗的标题叫作《与爱情无关》，那是一首很不高明的十四行诗，有着明显模仿西川的痕迹。
　　校报是免费向各个班级赠阅的，于是没过多久，全班的兄弟就都知道这件事了。一干如狼似虎的家伙一边阴阳怪调地称我“大诗人”一边不怀好意地暗示我该请客以示庆祝，我赶紧声明自己不是什么诗人，而且迄今也尚未领到哪怕是一毛钱的稿费。
　　两周后，我从信箱里拿到了自己平生的第一份稿费，金额是人民币5元整。我跑到东门口那家物不美而价不廉的XX超市――并非是我喜欢挨宰，而是当时桃园就这么一家超市――买了两包瓜子，带回宿舍算是兑现了自己早前的请客的许诺。黑心的老板卖给我两块七一包的高价，为此我自己还另外赔进去了四毛钱。一帮原本幻想着可以出去大肆腐败一顿的禽兽们大失所望，他们死活也不相信我只拿到了5块钱稿费这一铁的事实，一边嗑着我带回来的瓜子一边很不满地唠唠叨叨，并再次发出了“做诗人真没有钱途”的感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和当时的许多诗人们自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大概是吃了瓜子后良心稍有发现吧，那份校报自从被伟哥从信箱里拿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各个宿舍间被众人传阅，这不免让我的虚荣心有了一些小小的膨胀，虽然那报纸最终的命运是和往期的一样，在卫生间水箱的作用下被冲进了下水道里。而人数上少到近可忽略不计的女生们是没有机会看到赠送到班级信箱里的校报和其他赠阅刊物的，因为各个班负责每天去信箱拿信的生活委员几乎都是男生，所以很遗憾，那份发表有我的处女作的校报没能有机会进入芳的视线，我猜明同样也应该没有机会读到它。
　　这次“诗歌事件”就在这样的波澜不惊中平淡收场，没过多久，我孜孜不倦的写作与乐此不彼的投稿再次收到了成效，这一次发表的媒介是在电台的广播里。那是一档在大学校园里颇受欢迎的读书类节目，而我那篇被广播的文字是一篇谈校园民谣的乐评，这一次，明没有错过，她凑巧有临睡前听收音机的习惯，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巧合。明对我的这篇乐评青睐有加，对我的态度也相应地急速升温，我们的关系由此拉开了新的篇章，虽然时近寒冬，我却分明已经能够感受到暖洋洋的春意。
　　一天晚饭时间，我正在二食堂专心致志地埋头吃饭，突然听到一声轻柔而又不失礼貌的女声：“HI！吃饭呀？”我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有没有搞错，会有MM在食堂里和我打招呼？我缓缓抬起头，让视线由饭盆转向对面，于是，我看见了那个和我说话的女生，竟然是那个让我朝思暮想、暗恋已久的明。
　　我想当时我的眼神一定比至尊宝见到月光宝盒时还要兴奋，我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了，憋了半天才回答：“是啊，你也来吃饭呀？”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已：这不废话吗？来这不吃饭难道不成是来看你吃饭的？STUPID！当然，随着谈话的继续，我的心跳和脉搏都逐渐恢复了正常，后来我甚至慢慢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
　　明的眼睛里闪烁着一贯的动人神采，“昨晚刚巧在广播听到了你写的乐评，我觉得写得真是不错。你说李皖的《听者有心》写得很精彩，不知能不能借我看看？”
　　自己梦寐以求的借书给她的机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送上门来，我幸福得差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或是耳朵产生了幻听，分别狠命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与耳朵，确定自己是清醒和正常的之后，我不露声色地掩藏好自己的兴奋之情，故做平淡、语气轻松地说了声“行啊，那我下次英语课带给你吧。”我心说只要我有，别说借你区区一本《听者有心》，就是《四库全书》也成啊：借出去的越多，日后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就越多嘛。
　　周二早晨，我一反常态地起了个大早，匆匆把订的酸奶一饮而尽后就背起书包出门，弄得宿舍的兄弟们都很紧张，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上铺的大头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关切地问：“兄弟，你没事吧？起这么早，这可不是你的一贯风格哦！”嗨!我能有什么事？我只不过急着去上我的英语课罢了。
　　冥冥之中如有天助，我和明竟然在成贤院门口不期而遇。我们俩显然都对这场不期而遇缺乏心理准备，彼此沉默了几秒钟，作为男孩子，我当然应该主动打破僵局，消除尴尬的场面，于是朝她善意地微笑道：“来这么早啊？”
　　“是啊，来背单词，你呢？”
　　我心说还不是为了你，但我显然不能这么说，于是我决定撒一个谎，虽然我平时很少撒谎，但这个谎撒得还算自然，没露什么马脚，“我来练听力。”
　　当时教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明找了第二排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我则不动声色地坐在了她的旁边，明看了我一眼，还对我笑了一下。我至今都没猜透她那个笑的含义：是默许，是无奈，是讥讽，抑或什么都不是？但是那个笑容使我勇气大增，这是无疑的。
　　“老大，你要的书带来了。”坐下后我第一想起的就是明上次在食堂找我借书的事，“老大”的叫法源于当时在男生中广为流行的香港黑帮电影《古惑仔》，陈小春饰演的“山鸡”就一直这么称呼演陈浩南的郑伊健，但用“老大”来称呼MM，我想我可能还是第一人。
　　看得出来她有点兴奋，一把把书抢过去，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淑女风范，“啊，太棒了！这本书我找了好久都没买到耶。你是怎么弄到的？”
　　“呵呵。保密。”
　　“哼，不说就不说，真小气。”她假装生气的样子实在可爱极了。忽然，她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以后别叫我老大，我哪是什么老大呀。”
　　我一本正经地答道：“是，老大。”
　　她显然被我逗乐了，“扑哧”笑出声来，她的笑容灿烂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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