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己的无知，我什么都不懂。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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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昌海 -
随着小学毕业的临近， 考中学成为老师们越来越集中的话题。
小时记忆中的杭州很大， 跟奶奶从清泰门外 (现清泰立交桥东端)
走到葵巷就觉得是走了很远的路。 在那样的眼界下，
杭州的各中学自然也都 “很远”， 从来也不曾去过，
因此对中学的印象完全来自于小学老师们的评价。
当时老师们评价最高的是杭州二中， 最低的则好像是红星中学
(记不太准了， 因为既没有去过， 后来也再没有听说过)。
受此影响， 杭州二中便成为我考中学的选择。
不过考中学之前却有一场幕后戏十分关键， 要在这里叙述一下。 正如
一文中提到， 我当时是先于父母来到杭州的。 父母虽早有迁往杭州的意图，
但实施起来却是旷日持久。 我从小学二年级到清泰门小学就读， 一直念到六年级， 那几年间父母一直在为调动而努力。
当年户籍制度森严， 要从金华和上饶这样的地方调到杭州，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这件事原本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但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却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因为当时没有杭州户口的学生是不能进重点中学的。 所幸的是，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丝绸方面极有专长的妈妈终于还是成功地在我毕业前不久调到了杭州， 我的户口亦随之解决。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想想确实很微妙。 我因为生日的关系晚入小学一年，
因而遇上了小学五年制改六年制 (参阅 )，
后来更因此而遇上了军训， 可谓是连锁反应。 若非如此， 我入大学的时间可以提前整整三年。
可是反过来一想， 若非如此， 我的户口也许就不会在小学毕业前得以解决， 我也就进不了杭州二中。
那样的话， 我的整个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 福兮祸兮又有谁人可知？
如愿考上杭州二中是那年暑假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我正和邻居家的一位伙伴玩耍。
当时我们都已经住进了楼房， 早年相戏于池塘边、 院子里的玩伴们已大都在搬迁中作鸟兽散，
那位伙伴 (还有堂弟) 是我在新居最主要的伙伴。
他比我大几岁， 那年报考了一所中专。 说来也巧，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也正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于是两人皆大欢喜， 一直玩耍至晚上。
但是那个暑假结束后两人一起玩耍的机会日渐稀少， 童年自那时起渐渐地离我而去了。
我入学的时候 (一九八四年) 杭州二中坐落在建国路旁 (如今主校园已经搬到了钱塘江南岸)。
入得校园来， 正对着校门是一个喷水池， 周围四角均有小花坛， 后面是一座综合楼， 叫做 “求是楼”，
楼里有图书馆， 会议厅及一部分实验室等。 喷水池左右两侧各有一栋教学楼， 左边楼高四层， 叫做 “三好楼”， 是高中部， 右边楼高三层，
印象中是叫做 “五爱堂”， 是初中部。 当时的教室安排是： 初一在一楼， 初二、 初三分别在二、 三楼。
因此随着年级增高， 一层层往上搬， 给人一种随着学业发展， 日益登高望远的良好感觉。
不过念完了初三又通统打回原形， 到对面高中部一楼就坐， 然后再一年年重新往楼上搬。
初中的功课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 最主要是几何与英语。 几何是我很感兴趣、 也是后来学得最好的学科之一，
不过一开始却让我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斗。 第一次单元测验得了 69+10 分
(10 分为附加分)， 可能是我自小学以来在数学测验中得到的最低分。
英语对我来说也是新的， 因为在小学里没学过。 这一点现在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奇怪，
现在英语已是小学 (或者幼儿园) 的主课了。 虽然小时候看到有人能够说英语或看英语书我总是很佩服
(最早让我佩服的是小学的一位地理老师， 有一次春游时看到他给人做翻译， 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佩服归佩服， 英语始终没能成为我的兴趣， 后来也只在科技英语上下过一点功夫。
据说学英语的一大忌讳就是用中文来给英文单词注音， 话虽如此， 一开始时还是有许多同学这么做。
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当时还没学音标， 大家都怕忘了读音。 记得最好笑的注音是一位同学在单词
"numeral" 旁边注的 “牛部落”。 当时历史课上正在部落长、 部落短地讲述原始社会，
看见英语书上冒出个 “牛部落” 着实让我哈哈大笑了一通。 后来出了国，
听说这种用母语为外语注音的事老外也干。 据说有的老外给
“谢谢” 注的音是居然 "shit shit"， 真可谓是笑里藏刀啊。
中学是我对课程的兴趣走向分化的开始。 这一方面是因为课程数量的增加，
二方面是因为小学六年下来后我自己的兴趣已经渐趋鲜明。 在这一分化中首当其冲的是语文。
对中学之后的我有所了解的人也许很难相信，
小学时我喜欢语文一度还甚于数学， 因为在语文课上可以读到许许多多发人暇想， 令人神往的故事。
它们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了语言文字本身。 但是自中学起， 课本本身起了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一个是小学时琅琅上口的古诗 - 那些至今还能记得一些的五言、 七言绝句 - 逐渐被古文所取代
(当然， 事实上古文也是可以琅琅上口的， 只是我显然没这份功力)。
古文的比例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渐渐增加， 我对语文的兴趣也随着这一比例的增加而渐渐下降。
另一个变化是中学语文课本中具有政治意味的文章越来越多， 比方说毛主席的文章越来越多。
我对此很不以为然， 我当时的观点很简单， 那就是政治人物的专长是政治而非文章，
放着真正精彩的好文章不选， 却把大量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入语文课本， 十足令人倒胃口。
高中时我还就这一点在一篇随笔中抨击过语文课本， 幸亏文革已过， 否则有苦头吃了。
现在想起来， 其实小学课本上未必就缺少政治， 别的不说， 小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政治色彩
我之所以对小学的语文充满了怀念而与中学的语文日益疏离，
和中学是年轻人逆反心理逐渐形成的时期也不无关系。
不过我相信小学的课文也确实要远比中学的课文来得生动活泼，
因为许多枯燥无味的政治思想只有等到脑袋瓜子发育至中学阶段后才灌得下去。
对语文兴趣的下降直接导致了语文成绩的下降， 小学时我是班上语文最好的学生之一，
考试常常可以得九十多分， 到初中变成了七、 八十分， 到高中更是只剩下了六、 七十分
(幸好大学里没有语文， 否则照这个趋势下去倒是不太妙)。
我对功课爱憎分明， 喜欢的不仅学好课堂上的， 而且大量阅读课外资料， 超前自学； 不喜欢的则基本扔在一旁不理不睬，
只在考试前略抱佛脚， 聊尽人事。 喜欢的功课因粗心大意丢一、 两分都会惋惜； 不喜欢的功课哪怕是不及格也满不在乎。
记得第一次出现不及格的是政治， 后来历史和生物好象也各自亮过一次红灯
(说到生物， 后来的高中生物会考倒成了我在副课上少有的一次辉煌， 那次会考我前后虽只复习了几个小时，
结果却居然得了 A - 那年得 A 的标准据说是九十五分以上！)。
不过在这些满不在乎中也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语文。 因为语文是主课， 不及格要补考， 我一向不喜欢考试，
想到不及格要补考就很担忧， 宁愿多抱会儿佛脚。 因此语文期末考对我有不小的压力，
毕业很多年后居然有一次还梦见自己语文期末考不及格， 在梦里着急， 醒来后兀自心惊。
幸好在现实中从来都是有惊无险。
语文课本虽然不合我的口味， 但二中的许多语文老师却是第一流的， 非常善于调动课堂气氛。
我对中学语文课记忆最深的场景是被称为 “一分钟演讲” 的课前演讲。
这种演讲由同学自愿上台， 内容不限， 感想、 评论、 故事、 笑话等都行。
刚开始时大家还羞羞答答， “犹抱琵琶半遮面”， 但后来气氛越来越活跃，
最后竟发展到了大家抢着要上台演讲， 老师不得不限制时间、 人数的地步。
在上台演讲的同学中有一些是平时功课 (考试成绩) 不太好的，
但是对 “一分钟演讲” 却非常积极， 几乎每堂课都要抢着上去讲。
这一点隔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怀有深刻的印象。 学生的能力和爱好是多种多样的，
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会适应学校的考评体系。 一个考试不好的学生未必就是坏学生， 这道理虽然人人都懂，
但学校的考评体系 (以及家长们对这一体系的普遍认同) 还是给成绩差的学生造成不小的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们对求知与课堂应有的美好记忆， 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个认知。
二中的那些语文老师通过小小的 “一分钟演讲” 营造起的那种热烈的气氛让许多原本会在下面开小差、
打瞌睡的学生神采飞扬地站到了讲台上， 接受全体同学热情的笑声和掌声。
我想也许很多同学都会记得那一幕的。 我到美国许多年后有一次和一位教 MBA (工商管理硕士) 的朋友闲聊，
他说在美国讲授 MBA 课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 "feel good" (“感觉良好”)。
我想许久以前二中语文课堂上的那些 “一分钟演讲” 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让学生 "feel good"。
在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中， 我个人认为最失败， 并且失败得最没有道理的是历史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根据我的两个观察： 一个是当年历史课上没兴趣听课的同学比除政治以外的任何其它课都多；
另一个是我认识的人中对历史多少有些兴趣， 爱读历史小说， 爱看历史影片或电视连续剧的人比例很大。
把这两点一联立， 立刻就显出我们历史课的失败来了。 我始终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让学生背什么 “天朝田亩” 制度的具体内容？
有这个必要吗？ 试问有几个学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具体内容？
身边眼前的事情都记不过来， 却要让所有同学都去背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细节不是很盲目吗？
更重要的是， 对琐碎细节的强制性记忆大大破坏了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 也大大限制了老师讲课的自由度。
其结果是， 一门完全应该是兴趣盎然的课程变得味同嚼腊。
不过在几个学期的历史课中也有过一次例外， 那一天原本教课的历史老师请了假，
由当时任校领导的另一位老师代课。 那位老师的课讲得非常精彩，
精彩得出人意料 (当时已经不知道历史课居然还可以跟 “精彩” 二字联系在一起)，
破天荒地让大家在下课铃声响起时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虽不知道那位老师的名字， 却一直记得那堂精彩的历史课， 只可惜后来再不曾有机会聆听那样的历史课。
写课程写累了， 添上一段插曲。
妈妈刚调到杭州时还没分到房子， 和我一起住在奶奶家。 十几年前要从单位分一套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直拖到我念初三时才搞定。
此时我父亲也已经调到了杭州， 在杭州铁路分局设计室工作， 一家人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在同一座城市定居。
由于妈妈所在的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位于杭州西北角， 分到的房子也在那边， 离二中很远，
我每天上学要花五十分钟左右乘车， 逢雨天或堵车极易迟到。 于是我趁机把一个蓄谋已久的提案拿了出来：
骑自行车上学。 当时我已经学会了骑车， 而且兴趣极其浓厚。 但妈妈认为不安全，
一直不允许我在居民区范围之外骑车， 仅有的一次 “法外开恩” 是某次和姑妈等人在南山路 (西湖东南侧的环湖道路)
游览完毕返回姑妈家时。 当时姑妈家在玉皇山脚 (离西湖很近， 山明水秀的清修之地)， 从南山路到姑妈家所经的是玉皇山路，
车辆稀少， 十分幽静，加上当时共有两辆自行车， 我不需一人独行， 妈妈这才答应我和姑妈一同骑车先行。
这件是想起来就象是昨天才发生的， 浑不觉十几个年头已经过去， 如今姑妈年事渐高， 早已不能再骑车了。
我写这件事情， 一来是因为印象深刻 (这反过来也说明我当时对骑车是何等的着迷)，
二来也是说明我要争取独自骑车穿越大半个杭州城去上学难度有多大。
在磨过无数嘴皮子 (记得当时拿出的理由中有一条是某国科学家的一项调查， 结果表明骑车有益健康， 平均可延寿五年)
之后我终于在十六岁那年 “口试” 通过， 如愿获得 “驾照”。
前面把许多功课都 “损” 了一下， 因此很明显， 在中学的那些年里，
我的兴趣是集中到了没有被 “损” 的几门课上了。 在这几门课中化学只是在初三刚开课时喜欢过两个学期， 主要还是因为其中关于分子、
原子结构等与物理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 到了高中后化学也逐渐被打入冷宫， 成绩有起有落， 平均来说还过得去。
剩下的于是就只有数学 (包括几何) 和物理了。 这便形成了我中学时代在学习上最鲜明的一个特点 - 偏科。
与童年相比， 中学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手头开始变得宽裕了， 因为自中学起我的零花钱开始由父母给。
从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长辈们通常是辈分、 年岁越高就越节俭。
因此父母给的零花钱比奶奶给的要多些 (当然另一方面， 长辈给的零花钱也是随着小辈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
有了钱， 逛书店、 买书很快成为了我的一大习惯。
我这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来是不惜花费时间精力的， 那时我每天午饭后必做的事情就是逛书店，
刮风下雨鲜有例外， 有一回雨天还因雨衣缠住车把而当街摔了个七荤八素。
杭州最值得逛的书店有两家， 恰好都离二中不远。 一家是当时清泰街上的旧书店，
那里不时可以发现在新华书店早以脱销的旧书， 常有猎奇之喜。
只可惜旧书店后来在旧城改造中关闭了， 一直没有重开， 实为读书爱书之人的一大损失；
另一家是位于官巷口的新华书店， 离二中也不过两站路。 我买书基本上是地毯式的， 喜欢的书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
在书店买到一本好书常常会让我一整天都兴奋不已。 父母对于我买书始终给予 “中央财政” 的大力支持，
我这种买书的劲头一直持续到本科毕业出国为止。 家中我的房间里除了床和桌椅外就全是书架。
书店也差不多就是那些年里我逛的唯一类型的商店。
在那些年的买书经历中也有过几次遗憾，
那是发生在科技图书刚开始涨价的时候。 领衔涨价的不是别家， 正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科学出版社。
当其它图书还在一元钱上下的时候， 科学出版社的同类图书已经涨到了三至五元。
我买书虽然一直很舍得花钱， 但父母长辈们的节俭对我毕竟起了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
在涨价之初还是感到了不适应， 出现了买书史上少有的因价格而错过图书的情形。
其中最大的遗憾有两套书： 一套是汤川秀树的《经典物理学》(上、 下)， 另一套是 Courant 和 Hilbert
的《数学物理方法》(I、 II)。 等到我觉得后悔时为时已晚， 两套书均已售磬
(后来几经努力， 才总算每套各买到其中的一册)。
由于新居离妈妈的单位 - 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 - 很近， 放了假有时也去那里转转，
结果有一次寒假偶尔发现那里的图书室有许多数理天文方面的书， 登时如获至宝。
那个假期几乎每天一清早我就带上纸笔， 搬一张椅子坐在书架旁阅读，
直至午饭和下班时妈妈来叫我。 丝科院的图书室鲜有职工光顾 (因为小说不在该图书室)，
常常一整天只有我一人待在冷冰冰的房间里，
日久之下和管理员都熟识了。 书架上的许多图书 - 尤其是数理天文方面的图书 - 都积着厚厚的灰尘，
但那些书是中学图书馆里没有的。 我边看边做笔记， 看到喜欢的书还发信到出版社去询问是否有存书可供邮购
(也确实买到不少好书， 印象最深的是 S. Weinberg
的《引力论和宇宙论》寄出书款后整整隔了三个月才收到书， 害得我天天到传达室查询， 还数度写信催问)。
后来管理员看到我实在很喜欢那些书而丝科院的职工又确实不需要它们，
就同意把图书馆里的一些书以旧书处理的方式卖给了我。
在丝科院图书室度过的那些日子是我中学时代很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
我喜爱的那些学科伴我度过了朦胧憧憬的小学和中学的时光，
伴我度过了在北国冰天雪地里摔爬滚打的军训生涯， 也伴我度过了大学校园里的那些个日日夜夜。
随着岁月的流逝， 外在的世界一天天地变化着； 随着小学中学的毕业， 童年的玩伴一个个地离去，
随之带走了许多快乐和记忆。 我怀念过去， 伤感时光的流逝， 但我的内心世界始终宁静如昔。
因为我所深爱的那些学科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秩序和美丽，
那种美丽是尘世间的任何喧嚣和变化都无法掩去的。 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我有时会问自己：
如果我注定要孤独地度过一生， 那会怎样？
这时候我总会想到那些学科， 纵然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起码我还可以有一个内在的世界，
起码我还可以欣赏和思考自然界最动人心魄的美。 静静的人生、 淡淡的思绪未尝就不是一种体验和境界。
虽然我从来也没有超脱到去选择永久地体验这样一种寂寞的境界， 但不可否认，
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爱好使我的内心能够用更大的平静来看待外界的波澜。
对自然科学所展现出的表象世界背后的壮丽秩序的欣赏， 让我看到了世上的美是多层次的，
世上值得追求的东西、 人生可以找寻的道路并不限于那些表面上看来很风光， 实则充满了世俗的东西。
在我中学时期的爱好中， 除了那些有名有姓的主流学科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之外，
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 比方说那时我对几乎所有的神秘现象都很感兴趣，
象人体特异功能、 百慕大三角、 UFO、 野人、 外星生命等等。 我订阅时间最长的杂志不是物理、 数学或天文方面的杂志，
而是《飞碟探索》。 那些神秘的东西总能够勾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后来到大学之后对那些东西中的大多数渐渐转为了怀疑， 因为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的欺诈， 也有很多伪科学的东西。
从心理上讲， 我很希望这个世界能多一点惊讶， 有时甚至觉得象神仙鬼怪那样的东西也很 colorful，
但我更相信理性， 这也是我看待人生与社会的基本观点。
虽然很不喜欢考试， 但中学时有一类考试却是我 “自找” 的， 那就是学科竞赛。
好在从最后的投入、 产出比来看倒也没 “吃亏”， 因为学科竞赛的最终结果是让我免除了一场更大的考试 - 高考。
对我来说学科竞赛与平时考试的最大差异就在于， 学科竞赛及其准备阶段所学、
所练习及所考的大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那种智力上的锻炼不仅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而且在思维中既培养了发散性， 也训练了周密性。
这后者其实从小学起就有了， 那时虽没有什么竞赛， 但老师出题时常喜欢在文字上搞一些小 trick，
比如说题目中一直用 “公斤”， 但最后问的却是多少 “斤”，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又比如说时而用 “增长了 3 倍”， 时而用 “增长到 3 倍” (这一点现在的许多新闻媒体还常常搞错)， 等等。
这些训练我个人认为是受益菲浅的。
中学时代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高考的那几天。 那些天天气炎热，
我们这些有幸逃脱考试的同学忙着往考场上运送冰块， 给考生们降温。 那时的高考不象现在，
我记得那年二中的大学录取率大约是百分之七十几， 就已是杭州各中学之冠了 (清泰门小学的老师们六、 七年前的点评还是很准确的)，
而现在全国的平均大学录取率已有百分之七十。 当时的独木桥比现在窄得多， 桥上人的心情也就紧张得多。
中学时代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是没有拍上毕业照， 我在高三那年的二月至五月间曾在北京参加物理集训队，
返回杭州后因无需参加高考， 便没有再回班级上课， 最后一学期和班级的联系甚少， 拍毕业照也懵然不知
(无独有偶， 我大学也是提前离开了班级， 同样没能拍上毕业照， 也算是我一向疏于交际的一个 “报应”)。
中学毕业后， 我在杭州的定居生活便暂告一个段落， 从小学二年级进入清泰门小学 “借读”
(后转为正式学生) 算起， 到一九九零年从杭州二中毕业， 我在杭州度过了十一个年头， 正好是我学生时代的一半。
安宁的故乡岁月渐渐落下了帷幕， 漂泊的航船即将扬帆远行。
　　无法阻遏的年轮， 卷走了我的纯真，
　　童梦已无法重温， 少年情怀都成云烟。
　　我不要长大， 我不要忧郁， 我不要无望的信笺，
　　我不要长大， 我不要黄昏， 我不要让夕阳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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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做高原文化播种人
作者：郭风波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 14:03:11
　　青海省湟中县拦隆口镇尼麻隆村距离省会西宁虽然不到40公里，却已经属于完全靠天吃饭的山区。初冬的青海高原，寒意袭人。走进村口掩映在树丛中的尼麻隆小学――准确地说是尼麻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正在上课的汪昌祥老师和他的学生――8名幼儿班学生、9名学前班学生、7名一年级学生。 　　汪昌祥，一个精明而强干的中年汉子站在我们面前。他泛红的脸色，生动的眼神，高亢的声音，颇令我们感到意外---这就是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了17年的患者吗？这就是身患癌症却坚持教学而且成绩斐然的那位乡村教师吗？ 　　抉择――要永远和教育、永远和山乡的孩子们在一起 　　与大多数工作生活在青海山村的教师一样，汪昌祥是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工作于斯的当地人。53年前，他就出生在尼麻隆村，尽管童年家境贫寒，生活艰辛，但天性聪明的他还是顺利地念完了小学，1974年读完初中，他成为了当年村里的文化人，并被村里物色为村办小学的代课教师。怀着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汪昌祥走上了三尺讲台，这一干，就是34年。 　　汪昌祥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学校的状况，那是怎样的学校啊，三间土坯砌成的教室，夏热冬寒，光线昏暗。几捆竹帘子两面抹上泥就成为房子的隔板，这边讲话那边听得清清楚楚。用破布、废纸、麻刀拌上红胶泥，在土坯墩子上压实抹平便是桌子。凳子更是五花八门，有木头的，也有砖头的，还有土坯的。就这样，一日又一日，一年复一年，伴着清风明月，陪着冰霜雨雪，汪昌祥迎来了一个个流着鼻涕的农家孩子，送走了一批批渴望深造的莘莘学子。 　　尽管在上学时成绩一直优秀，但当汪昌祥走上讲台，转换了角色后，他便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薄、知识面窄。很快，他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参加了湟中县师范班的学习，利用假期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和营养。那时的汪昌祥，年轻气盛，精力过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主意。在学校，他忙着上课改作业，在村里，他是团支部书记，同时兼任村里的民事调解员、电工、电影放映员，领着青年男女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忙得不亦乐乎。尼麻隆村团支部多次被评为县乡的优秀团支部，他一手创办的青年夜校也获得了湟中县“扫盲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他当校长的尼麻隆小学被评为“校容校貌先进学校”，他被评为扫盲先进个人和“爱校如家”先进个人。1984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尼麻隆村，在当时的四营乡，汪昌祥都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1986年，上级党组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县委组织部找他谈话，希望他担当起更重要的任务，出任四营乡副乡长。从民办教师到副乡长，差距是巨大的，甭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很多人也知道该怎么选择。那一次，面对职务的诱惑和事业的不舍，汪昌祥彻夜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当明亮的太阳又照在尼麻隆小学的土坯房上时，甘愿当一名山乡文化播种人的誓言又出现在汪昌祥的脑海，只有懂得放弃才会有所收获，汪昌祥拿定主意，此生别无他求，要永远和教育、永远和山乡的孩子们在一起。 　　教学――技巧在其次，关键是用心、尽责、有真爱&& 　　1987年年末，因为教学和管理工作成绩突出，汪昌祥被免试转为公办教师。正式文件还没有送到他手中，学区教委已经任命他为当时的四营乡中心小学校长。作为教师，他知道怎样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作为校长，他知道如何管理好一所学校。为了山村孩子们的前途与命运，他联系讲座、四处购书籍、利用休息时间奔波学习取经，虚心求教，足迹遍布湟中县和西宁、大通、湟源等地。目的只有一个，提升教学水平，提高教学效果。 　　在一师一校的村办小学，汪昌祥必须是全科教师，语、数、政、体、音、美一人包办。他的有些理念和做法也许难登大雅之堂，但却非常有效。譬如准备让学生写作文时，他会选个日子带学生上山，一边玩耍，一边认识些花花草草，了解村前村后的地理面貌和历史，然后告诉大家用什么形式，写什么内容的作文；讲到关于四边形的概念时，他会把学生座位按照四人一组编排，让他们形象地知道什么是四边形。 　　因为是一人一校，复式教学在所难免，为了完成教学进度，他参照农村哥哥姐姐帮助父母带弟弟妹妹的做法，选择培养了好几名教学小助手，让他们去辅导低年级学生。上课时，他坚持单元教学，内容可能前后贯通达七八页之多。他坚持为最差的学生备课，分层次布置作业。1988年小学五年制改六年制时，他从四年级升五年级的48名学生中选择成绩较好的12名学生直接升入六年级，加强辅导后，他带的班在全乡六年级统考中依然名列前茅。 　　他十分崇尚教育教学改革家魏书生，喜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张梅玲倡导的教育方式，也毫不掩饰对满足于混四十分钟一节课、照抄教学参考书的某些同仁的轻视。他说，即便年年教一个年级，只要学生变了，就要重新备教案。所谓备课，关键不在备教材，而是备学生。按照学生特点教，才会有效果。 　　他在有些方面非常固执，在有些方面则不呆板。在乡村教学点，他不赞成把作息时间卡得太死。因为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处于发育期的孩子。尼麻隆小学的作息时间并不固定，一般夏季8点到校，冬季9点到校，遇到雨雪天气，到校时间可以顺延。记者走进尼麻隆教学点唯一的一间教室，看到的是一个个稚气未脱的乡下幼童，每问一句话，总能引起一片响亮的回答，那自然而淳朴的场面别说在城市，就是在农村学校也很少见到。这也许是对于汪昌祥独到教学方法的最佳评价。 　　汪昌祥认为，教低年级学生，技巧在其次，关键是用心、尽责、有真爱。他举例说，前些年城里学校搞“雏鹰起飞”活动，用一枚小小的奖章激发学生争先创优。这几年不见动静了。他跑到城里学校，要回来一麻袋人家放在仓库里的奖章，不但用于自己学校，还给别的学校送了一些。学生们挂上一枚奖章，别提有多神气，多骄傲啦!激励效果出乎意料。他说，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就是憨娃娃，只要老师“圆”上点，他们肯定会朝前走的。他口中的“圆”，就是教育学上的“以鼓励为主”。 　　抗癌――不能辜负家乡父老的救命之恩，三尺讲台就是我的最后归宿 　　1991年，汪昌祥迎来了生命中最残酷、最无情的打击。那是秋意渐浓的麦收时节，他的妻子在劳作时，被失控的手扶拖拉机将腿撞断，住进了青海省人民医院。因为家中再也找不出其他人手，无奈之下，汪昌祥只好暂时离开学校到医院服侍妻子。几天后，妻子的病情未见好转，丢在家中的幼子因为年迈的奶奶照顾不周，感染肺炎又被亲戚送到了省儿童医院。那些日子，汪昌祥心急如焚，欲哭无泪。心里的煎熬，让这个从没有服过软的汉子开始感到身心疲惫，力不从心。 　　有一天，剧烈的胃痛迫使他不得不在照料病人的间歇中拍了一张片子，结果出来了，却如晴天霹雳，医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他的疾病是胃癌，而且必须立即手术才能延续生命。那一年，两个病人，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和两个读书的孩子等待着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安慰、照顾、扶持。而这根顶梁柱此刻正在与狰狞的死神默默对视着：命运可以凭借毅力和决心争取，手术可是需要钱哪! 　　这时，全乡教委系统发起了踊跃捐款挽救汪昌祥老师生命的活动。 　　尽管四营乡是国定贫困县里的省定贫困乡，学区师生还是积极响应，短短几天时间就捐了1700多元。当汪昌祥接过从一元到十元不等的厚厚一沓人民币时，泪流满面。要强好胜的他，再一次坚定了早已树立的决心：绝对不能辜负家乡父老的救命之恩，三尺讲台就是自己的最后归宿! 　　从手术室出来，汪昌祥的胃只剩下1/4。这还不算，紧跟着是吃药、化疗、输血、检查，终于熬到出院，他已经瘦得脱了形。在家整整躺了3个月后，汪昌祥再也憋不住了。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不顾妻子的反对，拄着一根树棍挣扎着走到学校，又走上讲台。由于化疗，他的白血球减少很多，始终达不到正常值，血压经常在50到70之间徘徊。多少次，他讲课中虚汗淋淋，险些倒在讲台上，只好扶着讲桌休息一会。为了尽量减少医疗费用，他从报纸、广播和亲友处收集了无数治癌的信息，邮购了无数种药物，光是中草药，就吃了四五麻袋。 　　有人说，在青海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本身就是贡献。汪昌祥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他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用孱弱的身躯、用炽热的爱心、用不懈的追求塑造了高原育花人的光辉形象。让我们顺手撷取几组数据吧：全乡统考中，他任教的班级数学成绩，2005年高于平均分10.02分，2006年高出10.3分，2007年高出10.3分，2008年高出6.79分。2007年他教的班级8名学生，6名进入全乡统考前10名，2008年6名学生全部进入前10名，其中5名考试满分。在汪昌祥的努力下，尼麻隆村成为当地闻名的“文化村”。 　　汪昌祥说：“我学历不高，能力和水平也很有限，此生别无他求，就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山乡文化播种人!”实际上，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乡亲们眼中，在学生们眼中，在同事和上级领导眼中，汪昌祥不就是辛勤耕耘的高原园丁中的佼佼者，不就是不折不扣的山乡文化播种人吗?直到今天，即使是靠药物和激素支撑着的他，仍在用心血播种着希望，用汗水耕耘着希望，用喜悦收获着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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