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十五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元年（丙辰，公元前六五年）　　春，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赏赐甚厚。　　初作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三月，诏以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赦天下。有司复言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庙。　　冬，置建章卫尉。　　赵广汉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蜂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终以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元年（丙辰，公元前六五年） 　　春，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赏赐甚厚。 　　初作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三月，诏以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赦天下。有司复言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庙。 　　冬，置建章卫尉。 　　赵广汉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蜂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终以此败。广汉以私怨论杀男子荣畜，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验。广汉疑丞相夫人杀侍婢，欲以此胁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广汉乃将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馀人去。丞相上书自陈，事下廷尉治，实丞相自以过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广汉言。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广汉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 　　是岁，少府宋畴坐议“凤皇下彭城，未至京师，不足美”，贬为泗水太傅。 　　上迁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朝无争臣，则不知过，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征望之入守少府。 　　东海太守河东尹翁归，以治郡高第入为右扶风。翁归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其为扶风，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故尤得名誉于朝廷。 　　初，乌孙公主少子万年有宠于莎车王。莎车王死而无子，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 　　上令群臣举可使西域者，前将军韩增举上党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苑诸国客至伊循城。会故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及汉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喜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说，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以为可，独少府萧望之以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二年（丁巳，公元前六四年） 　　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时馆陶主母华婕妤及淮阳宪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卫婕妤爱幸。上欲立张婕妤为后；久之，惩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二月，乙丑，立长陵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封其父奉光为邛成侯。后无宠，希得进见。 　　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 　　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馀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东怀去渠犁千馀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得复扰西域。 　　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止。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善阝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会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征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征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馀，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初，掖庭令张贺数为弟车骑将军安世称皇曾孙之材美及征怪，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贺，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令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尝与之言，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上乃知贺不足忌也。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三年（戊午，公元前六三年） 　　春，三月，诏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乙未，诏曰：“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为博阳侯，曾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 　　吉临当封，病；上忧其不起，将使人就加印绋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愈。 　　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馀，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钦为淮阳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太傅疏广谓少傅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受归乡里，日令其家卖金共具，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或劝广以其金为子孙颇立产业者，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馀，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馀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悦服。 　　颍川太守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浮淫之费。其治，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录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聪明识事，吏悄不知所出，咸称神明，豪厘不敢有所欺。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顷之，坐法，连贬秩；有诏复归颍川为太守，以八百石居。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四年（己未，公元前六二年） 　　春，正月，诏：“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 　　右扶风尹翁归卒，家无馀财。秋，八月，诏曰：“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孙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皆赐黄金二十斤，复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绝。 　　丙寅，富平敬侯张安世薨。 　　初，扶阳节侯韦贤薨，长子弘有罪系狱，家人矫贤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为后。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既葬，当袭爵，以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案验。案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于后。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仆素愚陋，过为宰相执事，愿少闻风声；不然，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 　　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汉遣使责乌孙，乌孙送乌贵诣阙。 　　初，武帝开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后将军赵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度湟水，郡县不能禁。 　　既而先零与诸羌种豪二百馀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赵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往三十馀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数诱羌人，欲与之共击张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间者匈奴困于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与相结。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馀，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善阝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是时，比年丰稔，谷石五钱。
标签:　广汉,莎车,太守,丞相,匈奴
本文地址：/blog/.html刘询 _百度百科
特色百科用户权威合作手机百科
收藏 查看&刘询
刘病已一般指刘询
刘询（前91年―前49年），原名刘病已，汉武帝曾孙, 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1]，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襁褓中的刘询曾下狱[2]，后被祖母史家收养，直到下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3]。元平元年（前74）被废后，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于同年7月继位，时年十七岁。第二年改年号为“”[4]。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在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2]。由于刘询幼年遭遇变故，长期生活在，因此对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5]，这对他的施政有直接影响[6]。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他能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7]。并重视吏治，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在对外上，刘询于二年（前72年）曾联合打击[8]，设置监护西域诸城各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9][1]。宣帝在位期间，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还有史家说，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最繁荣的时候。在以制定庙号、谥号严格著称的西汉历史中，宣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之一[1]。刘询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黄龙元年（前49）十二月，刘询因病死于[1]，孝宣皇帝，中宗[1]，葬于今天西安市南郊的。[1]
纠错 关闭纠错
别&&&&称刘病已、刘次卿字&&&&号次卿所处时代西汉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长安出生时间公元前91年去世时间公元前49年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在&&&&位前74年—前49年陵&&&&寝杜陵特&&&&别唯一一个遭受牢狱之灾的皇帝卒&&&&年42岁
巫蛊之祸，幼龙潜渊
刘病已出生数月，即逢巫蛊之祸。武帝二年，丞相汉宣帝刘询[10]之子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11-12]，与、之子皆坐诛[13-14]。武帝命宠臣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并与案道侯、等四人诬陷太子，刘据起兵失败[15]，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16-17]。刘据的妻妾和三子一女皆死，唯独襁褓中的刘病已逃过一劫，被收系郡邸狱[2][18]。
祸不单行，邴吉救孤
巫蛊之祸案发后，被调到京城任廷尉监，负责处理太子刘据案。邴吉知道太子是被诬陷的，怜悯刘询这个无辜的婴儿，便让忠厚谨慎的女囚胡组、郭征卿住在宽敞干净的房间哺育皇曾孙。[19]
二年，武帝病，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武帝便派遣使者，命令将监狱中人一律处死。使者夜晚到来，邴吉紧闭大门，说道：“皇曾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邴吉大义凛然，以大无畏的气概拒不执行皇帝的旨意。到了天亮，使者无奈回去回复，武帝此时也清醒了，说：“天使之也。”于是，皇曾孙刘病已得救了。 邴吉于是将刘病已送到祖母家里[20]。
天生异象，遍游三辅
武帝后来下诏，将刘病已收养于，上报宗正并列入宗室属籍中[3]，此时皇曾孙刘病已的宗室地位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少年刘病已向东海人澓中翁学习《》，他高材好学，但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游山玩水，了解了风土人情，也知道了百姓疾苦，吏治得失[6]。
皇曾孙虽然被武帝下令召回宫中抚养，但他却更喜欢跑到宫外去远游。他屡次在长安诸陵、三辅之间游历，常流连于莲勺县的盐池一带，尤其喜欢跑到长安郊外的、鄠县一带地方，去光顾杜、鄠两县之间的下杜城（后来他死后也埋在这一带地方，陵号叫做“杜陵”）[21]。他从这些市井的游嬉当中深切体会了民间的疾苦，也获得了不少诸如辨别百姓当中的奸邪之辈、察查吏治之道的得失一类的社会经验。
《》里说他身有“异相”，遍身上下甚至脚底都长着长毛，住在长安城南的尚冠里（长安城中里社的名称，“里”和“社”是秦汉时代的居民社会单位，相当于后世的“坊”）的时候，卧过的地方不时有光明散发出来。他每次到卖饼的店铺里去买饼，被他光顾过的店子立刻变得生意火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是他登基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民间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位能给生意人带来好运的财神爷[22]。
（的）原是的部下，他对刘病已极好，自己出钱供刘病已读书[23]，“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24]。在刘病已长大后，张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张贺弟弟）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张贺于是为他迎娶掖庭属官女儿为妻[25]。孝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昭帝崩，没有儿子[26]。权臣霍光等议立昌邑王刘贺。但刘贺“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所以只做了二十七，就被以霍光为首的大臣废黜了[27]。之后，光禄大夫、（内朝官），建议把流落民间的汉武帝曾孙刘病已迎入宫中，入继大统。这时，在汉武帝的后代中，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邴吉又极力赞扬这位18岁的皇孙“通经术，有美才，行安节和”。大臣会议同意了邴吉的提议，将这位新君奉迎入未央宫。七月，霍光奏议让刘病已即位。随后派宗正驾车到长安尚冠里，洗沐，赐御府衣。太仆以軨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4]。
三年（前71）正月，皇后许平君去世[28]。四年（前70年汉宣帝杜陵[29]）二月，封外祖母为博平君，已逝的酂侯萧何的曾孙萧建世为侯[30]；三月，立大司马之女为皇后[31]。元年（前69）十一月，楚王因谋反自杀[32]。地节二年（前68）三月，霍光病逝[33]，刘询开始着手镇压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大权收归己有。地节三年（前67）四月，立皇子刘奭为皇太子[34]。地节四年（前66）八月，废黜皇后霍成君[35]。
二年（前64）二月，立王氏为皇后[36]（）；夏五月，为让百姓避讳更容易，改名刘询，之前因触讳而犯罪的人全部赦免[37]。元康三年（前63），封皇子为淮阳王[38]。元康四年（前62）二月，河东人霍徵史等谋反，后被诛杀[39]。元年（前61），西羌反，四月派后将军、强弩将军攻打西羌[40]。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各国[9][41]。神爵四年（前58）五月，匈奴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呼留若王胜之到长安朝见宣帝[42]；十一月，河南太守有罪，被弃市（在闹市执行并将犯人曝尸街头的一种）[43]。四年（前54）正月，广陵王有罪自杀[44]。甘露二年（前52）正月，封皇子为定陶王；九月，封皇子为东平王[45]。甘露四年（前50），广川王有罪，被废，发配房陵[46]。杜陵[47]黄龙元年（前49）冬，刘询得病，12月病重，诏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禄堪为光禄大夫，共同辅佐太子。十二月甲戌日，刘询因病死于长安未央宫[48]，在位25年，享年43岁，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死后其子汉元帝继位，刘奭继位后于元年（前48）正月辛丑日，葬汉宣帝于今天西安市南郊的杜陵[49]。隐忍蓄势
从昭帝年间，到（史称）短暂的27天，再到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差不多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当时，霍家权力极大，霍光除了权倾朝野之外，他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还是统率宫卫郎官的；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统率禁卫部队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50]。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昌邑王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早在民间时，汉宣帝对霍光的权势和威风就有风闻。尤其在他一夜之间由一个平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更领教了霍光的权威。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表示要还政于他时，汉宣帝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51-52]。每次上朝，汉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53]。汉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武帝庙乐之争
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不足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要求丞相、御史与（世袭的侯袭，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及嫡系后裔）、（年俸二千石的官员）、博士讨论武帝的“”和“庙乐”[54]。群臣莫不赞成，唯独（师傅）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府秘书长）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判处死刑。 不过汉宣帝并没有按惯例将夏侯胜和黄霸按“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夷三族”，而是长期关押。后逢大赦，出狱继续当官。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尊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庙、像高祖（）庙和太宗（文帝）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55]。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 为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也是其与霍光暗战中的一环。宣帝即位时虽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未为武帝立庙，因此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武帝的嫡系遗脉（戾太子是武帝的嫡长子），用来与以庶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就是要用为武帝立庙的正当性来标榜自己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而且也是标榜孝道，以示为武帝尽孝。因为是打着武帝的旗号，霍光也无法表示反对。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宣帝顺势将其下狱，来一个下马威，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让大臣们都不敢小瞧自己这个没有外戚撑腰，全无根基的布衣皇帝。如此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孙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廷上的威信，真是一举而三得。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宣帝“聪明远见，制持万机”在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自丰羽翼 平乱定鼎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霍光去世。宣帝亲临葬礼，按皇帝葬制的规格埋葬了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的官职。[56-57]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让魏相以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做了丞相[58]。继而任命邴吉为，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以重任[59]，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和骑都尉的位置，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和羽林郎的统帅[60]。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61]。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权力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
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62]。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汉宣帝大规模地镇压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都处以极刑，并废除了[35][63]（霍光次女），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汉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的施政了。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整饬吏治，加强考核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64]。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65]。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66]。如胶东相五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赐爵[67]。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68]。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低者可至“八百石”），而、黄霸实际享受的“”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焉”[69]。
为政宽简，惩治贪腐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70]。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71-72]。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73]，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37]。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74-78]。
实施汉家制度
《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79]《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刘询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4）公元前73年—公元前69年
（4）公元前69年—公元前65年
（5）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
（4）公元前61年—公元前57年
（4）公元前57年—公元前53年
（4）公元前53年—公元前49年
（1）公元前49年—公元前48年[80]降服匈奴
自（前133）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定襄、等系列会战[81-82]，终至（前119）击败匈奴[83]，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2万骑受降城之没、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5千步兵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84]
宣帝即位第二年（二年，前72），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匈奴形势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85]。
第二年（前71）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86]。
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87]。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88]。
自凿空，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归降郑吉，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85]。因（西域一大国）曾杀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西汉疆域[89]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计斩楼兰王，汉朝对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90]。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正出使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91]。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92]。西域都护府[93]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城，距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41]。
的设置，不仅是汉朝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西域诸国尽归我汉朝之列，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我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灰溜溜罢废了。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94]。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长官不能禁止[95]。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96]。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97]。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以切断汉朝与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98]。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99]。
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或郡国的，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的建议后，在、、河东、、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的正月，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100]
相关背景：“”源于战国时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101]。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102]。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100]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整理经典
宣帝继召开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在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易》大小夏侯《尚书》和《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03]。
颁行《史记》
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在汉昭帝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故剑情深
终霍光之生，刘询对他都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就只有一件事例外，这就是立。当时众公卿都认为霍光之女是最佳的人选，甚至于集体上书。这时候，皇帝却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我在贫微之时曾经有一把旧剑，如今我十分的想念它啊，众位爱卿能否为我将其找回来。”群臣揣摩上意，开始一个个请立许平君为皇后[104]。许平君与刘询于公元前75年成婚，前74年生下后来成为的刘奭。[105]至此，宣帝如愿以偿。依例，的父亲一定要封侯，但霍光却始终不允。后来才封了个“昌成君”。的浪漫从此开始流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浪漫的，一道王子对贫女的许诺。
而霍光的妻子一心想让女儿作[106]。三年，许平君再度怀孕，生下一个女儿，霍显命御用女医淳于衍（掖廷护卫淳于赏的妻子）在滋补汤药中加入附子，让许平君在坐月子时服用。许平君服用后不久毒发逝世[107]。汉宣帝非常悲痛，追封她为“”，葬于杜陵南园（也称）[108]。
许平君死后不久，霍成君如愿以偿当上，她飞扬跋扈，挥金如土，与许后提倡的节俭、贤德完全违背。刘询装作对她千依百顺，而霍成君也没有为刘询生下子嗣。地节二年（前68），霍光去世，刘询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地节四年（前66）七月，霍家发动政变未遂，招致，霍光子，，侄子，妻子都被杀或者自杀。八月，汉宣帝以阴谋毒害太子为由，废掉霍成君，令其迁往的昭台宫；十二年后的四年（前54）再度令其迁往馆，霍成君自杀。葬于蓝田县东。诏书原文：荧惑失道，怀不德，挟毒与母博陆侯显谋，欲危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呜呼伤哉，其退避宫，上玺绶有司。至此，刘询终于为发妻许平君报仇[109]。
在刘询落难时，许平君对刘询不离不弃，当上之后，细心打理后宫，而刘询能够力排众议立平君为皇后，还能为其报仇。对于许平君来说，相比、等人，她已是十分地幸运。
登基前异象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汉王朝发生了两灵异事件：
一、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闸之声。百姓去看，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此石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竖起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
二、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活了过来。无独有偶，上林苑管理园林的官员发现，一株枯了许多年的柳树复起，更为奇特的是，这树上的虫儿，居然能把树叶吞食出文字形状，且读之成句：“公孙病已当立”。
当时有许多人都在猜测，为什么泰山上的石头会自起立？为什么上林里的发现虫食文？有一位掌管符节的小官叫眭弘的人，因曾师从董仲舒，颇学了些经术。他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造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造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眭弘也不知道逭公孙氏所在何处，就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继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请他的担任内官长的朋友赐替他奏上此书。当时，昭帝还很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讨厌此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霍光上奏赐和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两人都判处死刑。[110-111]刘向：“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112]
班固：“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矣！”[113]
荀悦：“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不承祖烈。尚于有成。”
崔骃：“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
蒋济：“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名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坚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114]
刘渊：“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115]
虞世南：“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荩流出於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116]
司马光：“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陈普：“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117]
赵秉忠：“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118]
卢弼：“汉宣帝即位，年方十八，以久在民间，习知霍氏专恣。然当霍光稽首归政，犹谦让委任，迨光殁后，始亲政事。禹、云谋逆，咸服其辜，诚不愧为中兴令主。”[119]
吕思勉：“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也算西汉一个贤君。”[120]曾祖父：汉武帝
曾祖母：卫皇后
祖父：戾太子
父亲：史皇孙
母亲：[1]皇后
恭哀皇后，之女[25]，生汉元帝
皇后，小女儿[31]
皇后王氏（）[36]
，生馆陶王（主）
，生淮阳宪王
，生楚孝王
，生东平思王
，生中山哀王刘竟[121]儿子
淮阳宪王[38]
东平思王[45]
（注：《汉书 外戚传第六十七上》记：“是时，馆陶王母华婕妤及淮阳宪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卫婕妤皆爱幸。”除此处外，《汉书》中没有关于馆陶王的记载。
有人认为根据注版，母亲应该是华婕妤。其它版本写作馆陶王。也有人认为馆陶王确实存在，并非是的笔误。）
长女 馆陶公主（），下嫁
某女唐·《》[122]
唐·《》[123]
唐·《》（缅惟汉宣帝）[124]2001年电视剧《》：张植绿饰演童年刘询，饰演成年刘询；
2006年电视剧《》：饰演刘询；
2012年电影《》：饰演刘询；
2014年电视剧《》：饰演刘询。陈晓版刘询
纠错 关闭纠错
相关历史人物
纠错 关闭纠错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