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学上财时态的儒学是什么时期

张美兰: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孔子学院―对外汉语窗口,中华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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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美兰: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
张美兰: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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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乞大》和《朴通事》出现以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专门的世界汉语(或称)教材,教外国人汉语或外国人学汉语一般使用中国传统的汉语母语教材。在《老乞大》和《朴通事》之后,外国人编写的汉语教材才陆续刊行。近年来,国内外汉学界对汉语及汉语教学的研究开始关注元明清时期东方(日本、韩国)、西方(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诸国所编写的汉语教材。如:日本汉语史研究著名学& 者六角恒广(1994)出版的《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对日本明治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日本出现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56种汉语教科书、工具书作了比较详细的题解和介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汉语的历史面貌。中日韩各者曾利用古高丽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老乞大》、《训世评话》及其谚解等来研究元明清汉语语音的发展、词汇现象以及韩语发展的面貌。学界对西方汉语教材的研究也进入从零星的材料挖掘(主要包含在各类汉学研究的著述中)到有系统的关注或专题研究阶段。国内如姚小平等翻译的瓦罗《华语官话语法》(1703)中译本的出版(2003)及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2003)等。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探索了早期国外汉语教材的历史,体现出汉语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汉语的规律、汉语发展的历史(近代汉语、汉语方言、早期现代汉语等),进行教学、比较语言学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早期国外汉语教材的面貌  (一)早期韩、日两国汉语教材的面貌  1.中韩、中日的交流源远流长  中韩、中日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汉语在古朝鲜、日本历代的教学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代朝鲜、日本包括琉球地区都是汉圈国家和地区,早期历史上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而且他们至今也部分地使用着汉字,其语言、词汇乃至语音,至今仍大量保留着汉语字词及语音的影响。汉在日本、朝鲜的形成和发展,汉字在这些国家的使用,与这些国家悠久的汉语教学历史密切相关。  汉字大约在公元前后传人朝鲜半岛,伴随汉字而来的是大量的汉字语词。在1446年们11民正音》正式颁布之前,韩国人一直使用汉字。文言则成为惟一的官方用语和文人创作的工具。  汉字在1世纪左右传人日本,当时日语尚处于有发音无文字状态。人们借用汉字表示日语的读音,汉字与原有词义相脱离,失去了其表意的性质,成为单纯的表音符号。借用汉字表示日语读音一直持续到8世纪的奈良时期(710--784),日本人根据汉字字形创造出日语文字――假名,日语有了正式的文字符号。日语假名产生以后,日本人依然大量使用汉字作为日语文字,并且词义接近汉语或与汉语相同,具有表意性质。从此,汉字和假名共同构成了日语文字。日本的汉学研究大约始于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5世纪左右,据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统计,到9世纪末,传人日本的汉籍多达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伴随着汉籍阅读群体的不断扩大,日本汉学家创造了“训读”这种独特的翻译、解读中国古代作品的方法。时至今日,日本初、高中语文课中中国古典作品的教学,教师依然通过训读方法授课,学生必须掌握训读知识和技能(详见胡山林,2002)。  2.中国传统识字教材对古朝鲜、日本汉语教学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学校没有严格的分科。各类学校的内容主要是研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其基本教材。这一类儒家经典之外还有为帮助读经所编写的识字教材,如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国古代蒙学从集中识字开始。蒙童能够识记这些汉字,就为阅读和写作训练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些教材是以汉字教学为中心,侧重读写训练。我国古代的语文是一种应试。识字是为了读经,读经是为了科举考试。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符合科学的汉语语言教学,更不适合用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传统的启蒙读物曾经在古代韩国、日本汉语学习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也是为了读经,为了研究中国。  据日本《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284),阿直岐自百济东渡日本,日本皇子稚郎子要跟他学习汉语,他推举了王仁。第二年王仁带去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详见程相文,2001)。据研究《史记》在600---604年间传人日本,成为日本重要的教科书。它曾是日本古代宫廷的教科书;是日本中世纪以后培养中层汉学人才的教科书;从明治时代起又是普及汉学的教科书,培养出为数甚多的汉学人才(详见魏爱莲,2003)。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朝廷在京都建立了类似中国大学培养朝廷官僚的“大学寮”,“大学寮”中的“明经”、“纪传”两科规定以儒家“五经”及《史记》等史传书籍为教材。教材全部是经过训读的作品。另外“大学寮”以外的官办学校,也都以经过训读的儒家经典作品作为主要教科书。江户时期()儒学上升为官方正统思想之后,儒学从官僚扩大到所有的贵族和平民中。当时,无论是各地只招收贵族子弟的官办学校,还是一般平民子女就读的民间私塾,如由寺院主办的“寺子屋”,以及少数个人出资筹办的私塾,一律以儒家经典作品如《论语》、《千字文》、《孟子》、《大学》、《中庸》等作为必读教材。直至今天,中国儒学及古典作品始终是初、高中学生的必修教材(详见胡山林,2002)。  韩国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汉文(汉语书面语)是主流。不管是三国时期的“太学”、统一新罗时期的“”、高丽时期的“国子监”等国家机构,还是“扃堂”、“书堂”、“十二公徒”等私立教学机构,都是以韩国式的书面语颂读为主的儒家经典的传授。据新旧《唐书》记载,古高句丽时代的教科书主要有“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文选》等。  李朝时期的汉语教材和教法我们可以从《老乞大》中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情况,他们使用的教材是《论语》、《孟子》、《小学》这一类传统的汉语母语教学的教材,甚至教学方法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模式。汉语教材《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汉书》、《后汉书》等都是与儒学和历史密切相关的。教科书&训世评话》共编写65则故事,所涉及的中国古籍有《史记》、《札记》、《孟子》、《列子》、《古今人物志略》、《三国志》、《后汉书》、《晋书》、《搜神记》、《搜神后记》、《涑水记闻》、《南雍州记》、《广异记》、《出明录》、《河东记》、《鹤林玉露》、《太平广记》等二十余部。选录故事的标准与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一致。  3.古韩习汉语口语的教材  在《老乞大》和《朴通事》之前,古代朝鲜的汉语教材有《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汉书》、《后汉书》等,前两个类似中国元朝贯云石的《孝经直解》,许衡《鲁斋遗书》中的《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等,正如李边在《训世评话》跋文中所说:“《直解小学》逐节解说,非常用汉语也。”《前汉书》、《后汉书》是文言文体的,可见这些教材中的内容都不是日常所用的汉语。随着古白话的广为流传,要求相应的口语体汉语教材产生。  《老乞大》、《朴通事》作为古代朝鲜半岛学习汉语的专业教材,至晚成书于14世纪中叶,即我国元代、韩国和朝鲜高丽王朝后期,迄今已经历六七百年。朝鲜李朝国王高度关注,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政府令“铸字所印出”;成宗下旨:“夫始肆华诸者,先读《老乞大》、肘L通事》两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司译院甚至要求“通事”们背诵。两书都以汉语口语问答对话的形式编纂而成会话课本,其文字全部是汉字,用的是元代北方的“汉儿言语”。  “乞大”是“契丹”的转音,用以指代中国。“老乞大”即“老中国”,意为久居中国、精通中国语言的人,犹今言“中国通”。《老乞大》不足二万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55节,下卷53节,共108节,相当于108篇课文。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路上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  《朴通事》书名中“朴”是朝鲜的固有姓氏,“通事”是翻译的意思,《朴通事》即《朴翻译》。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38节,中卷38节,下卷30节,共106节,相当于106篇课文。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的是社会生活,内容上兼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反映元末明初的北方口语。  《训世评话》分上下两卷,是继《老乞大》、仆L通事》之后古朝鲜又一学习汉语的教科书。汉学大家李边(),大胆地将中国评话的形式引入教材编写,收集了古代名人、贤人及贞节烈妇的忠孝故事,以及寓言、民间传说、笑话等65则,其中60则取自中国历代正史、野史和笔记,五则收集自韩国古籍《三国史记》、《高丽史》、《三国遗事》、《太宗大王实录》、《三纲行实图》,采用文白对照的体例,先列文言原文,然后译为口语评话,开创了韩国汉语读本的新形式。它既反映了明代前期汉语口语的特点,同时也保留了古朝鲜人翻译汉语、表达汉语时的独特之处(参见张美兰,1998)。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官崔世珍为译官们学习汉语的方便,在原本《老乞大?朴通事》的汉文基础上,增加谚文、注音(用1443年李朝创制“训民正音”给每个汉字注了音。左侧是“俗音”,即15世纪朝鲜语学大师申叔舟所记的中国北方音;右侧为“今俗音”,即16世纪崔世珍当时接触到的中国北方音)、旁点和谚文注释。  1677年以边宪为首的12名语言家把&朴通事》翻译成朝鲜文字并加以充实,编纂出版了《朴通事谚解》。付L通事谚解》由李湛明作序,共分上、中、下卷,在第三卷的最后附录了《老乞大集览》。1721年《伍伦全备谚解》刊行。  1765年由语言学者金昌祚编纂并且出版了《朴通事新释》。该书一卷一本,由汉字写成,形式基本也采取汉语对话的方式。1795年《重刊老乞大》刊行。  这些谚解类(谚解就是用谚文翻译汉文书籍)的教科书在世界汉语教材编撰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世界汉语教材从以识字教学为中心到课文教学为中心的转变;从以书面语教学为中心到口语教学为中心的转变;从以直接教学法为中心到对比翻译法教学为中心的转变(参见金基石,2004)。  同时这些谚解类的教科书也保留了朝鲜几代学者对中国明清时期汉语音的谚文标音,其中不但有对传统韵书音的记录,而且有各时期中国现实音(北方话时音)的记录,因此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汉语音韵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及旁证价值,如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李钟九《&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汉语声调调值》,《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金基石(1998)通过朝鲜对音文献的谚文注音资料,考察近代汉语唇音的合口问题(详见《近代汉语唇音合口问题与朝鲜对音文献的谚文注音》,《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古日本汉语教材的面貌  (1)古日本对古典汉籍的学习和研究  5世纪左右,古典汉籍在日本广泛流传,伴随着汉籍阅读者群体的不断扩大,训读方法也逐渐成为基本的翻译方法。日语训读中的“训”,来源于汉语“训诂”一词,指诠释、说明词语的意思和用法。训读则指以日语注释说明汉语词语含义等,使读者了解汉语词义,能够阅读作品原文。据考证,奈良时期(710--784)的日本人阅读汉语作品或是音读或是训读。训读汉语作品或是阅读经过训读的汉语作品,日本的汉语辞典是极其有价值的工具书。日本最早的辞书既不是日本的国语辞书,也不是其他外语辞书,而是汉语辞书。日本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汉语辞书是 9、10世纪之交的平安朝中期出版的《新撰字镜》,收录了两万多汉字,词语解释具体详细。稍稍晚于《新撰字镜》的还有《倭名类聚钞》,也是一部规模很大的汉语辞书。另外,平安时期(794―1192)汉学家菅原是善的《东宫切韵》是第一部研究汉语音韵的专著,它已经能够用反切的方法表示汉字的读音。不少《千字文》的注释本曾依据这部书注释汉字读音进行训读。到了江户时期(),汉语辞书的编纂空前繁盛。近三百年中,先后问世的汉语辞书多达几十部,此外还出版了不少音韵辞书以及语法书籍(详见胡山林,2002)。  总之,日本汉学研究历史之悠久,汉学家人数之众多,翻译作品及研究书籍之浩瀚,古典汉籍在日本的流传,日本发明的古典汉籍训读方法,编纂与古典汉籍相关的汉语辞书,都充分说明了日本学习汉语书面语的历史。  (2)日本学习官话口语的汉语教材  明治时期,日本汉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内容从古典文言转变到以白话为中心,口语从南京话转变到北京官话。明治以前没有专门的汉语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幕府时代“唐话”虽影响很大,然而不过是唐通事们的“家学”,沿用的是唐通事时代的旧教材。明治维新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并及时将教学内容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官话,而在转到教北京官话后,迫切需要编出新教材。汉语教师广部精以英国人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为基础,编写了《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中田敬义(1879)把日语的《伊苏普喻言》(《伊索寓言》)译成北京官话,使其同样成为明治时期较早的一本汉语教科书。御幡雅文(1890)的汉语课本代表作是《华语跬步》,另外还编写了《沪语便商》、《沪语便商意解》、《沪语津梁》、《官商须知文案启蒙》、《生意集话》、《台湾土语读本》等。宫岛大八编写了《官话急就篇》以及《急就篇总译》、《罗马字急就篇》、《急就篇发音》、《续急就篇》,另有《日华字典》、《时文类纂》、《支那官话字典》、《支那语会话篇》等。在日本汉语界,《官话急就篇》被誉为二战前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经典”,重版了一百七十多次。井上翠在辞典编写方面成果突出,出版了《日华语学辞林》、《井上日华辞典》、《井上袖珍日华辞典》、《井上支那语中辞典》等,尤其是最后出版的《中国语新辞典》,是他一生汉语词典编写之集大成,至今仍是日本著名汉语词典之一(详见王顺洪, 2003)。  《官话指南》、《燕京妇语》都是为日本人在北京工作生活所用的汉语教材。《官话指南》(日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吴启太、郑永邦合编,1881年刊行)共分四卷:第一卷“应对须知”,是关于询问姓名、年龄、工作,以及看望病人等方面的对话;第二卷“官商吐属”,是关于拜年、做生意、狩猎、劝朋友戒毒等方面的对话;第三卷“使令通话”,是吩咐仆人或其他人工作或办事等用的话语;第四卷“官话问答”,是大臣出访时接受酒席招待使用的话语,还有外国领事到中国政府机关调和商船冲突使用的话语等。《燕京妇语》是一本日本驻北京的侨民女眷学习北京话用的会话课本。教材分上下两卷,共22课。课文内容反映的是北京当时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有中外妇人之间的会话,有妇人和男士们的会话,有妇人和下人们的会话,有妇人和商人们的会话等。谈话的话题主要有初次见面、邻居相遇、探亲、访友、游览、拜年、接风、送行、宴请、祝寿、裁衣、种花、租房、打首饰等。  另有《白姓官话》①这一部琉球使用的汉语教材,由我国清代遭遇台风漂到那里的难民白瑞临于乾隆十四年(1749)编写而成,是当时琉球人学习汉语的一部高级课本,影响很大(参见王庆云,2003)。  (二)早期泰西诸国各种汉语教材的萌芽和产生  1.中国传统识字教材对传教士汉语学习的影响  学习汉语要有教材,当时的传教士采用中国人的方法,把“四书”作为教材的。儒学学说是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四书”是当时儒家传统的基本文本,传教士通过“四书”学中文,自然既可学习规范的文言文,又可了解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利玛窦、马若瑟等人在中国都有这样的学习和实践。但作为教材,“四书”不是最佳的选择,也不适合作口语教材。因此在以“四书”作为人门教材的同时,传教士们积极考虑编写既能适应当时口语以方便传教,又能结合自己母语特点的汉语读物(参见许光华,)。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将中西关系推进到新阶段,葡萄牙、西班牙相继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此后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在东南亚的传教活动非常活跃,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纷纷把有关天主教教义的经典翻译成为东南亚地区各民族的民族语言,如马来语,菲律宾的加泰洛语、米沙扬语以及越南语等等,传教语言的“方言化”是当时“适应”传教方式的一种重要表现,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宗教传播,而且也推动了东南亚国家民族语言的发展。如西班牙传教士通过利用拉丁语和西班牙的卡斯第语的语音结构来重新构建菲律宾加泰洛语;方济各会传教士、奥古斯丁会传教土、耶稣会士先后编写了教区内各种方言的语法书和字典、教理问答与布道书等。传教士们也特别注意向东南亚地区华人传播福音,希望借助华人把福音传入中国。在年间,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就出版了三本针对华人传教的闽南语书籍(详见施雪琴,2003)。而此时的东南亚华人社区、中国的澳门也先后成了传教士来华之前学习汉语的基地。这些对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和相互促进作用。  2.在华传教士为传教而学汉语  16世纪初,葡萄牙占领马来半岛后,即垂涎中国大陆?。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1552年到达广东沿海。1557年,葡萄牙教士登上了中国澳门的土地,陆续来到中国。接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于1582年来华。此后有传教士艾儒略、金尼阁、毕方济、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多人相继来华。他们先后学说中文甚至写中文。  早期来华传教士大多受过良好,在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且大都长期在华传教。他们以其狂热的宗教热情和杰出的语言天赋,刻苦地学习汉语,突破了语言障碍,不仅学会了说,而且努力做到听、读、写样样精通,以便宣传基督教义,扩大自身影响。他们中有的不仅传教活动成绩斐然,还能用中文著书立说,可以说他们既是著名的传教士又是汉语学家。例如:利玛窦等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在汉字旁加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法,以便使自己看到拼音就能正确读出汉字,从而为欧洲人识读汉字和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利玛窦等人编著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葡华字典(《宾主问答私拟》),为欧洲入学习汉语汉字提供了得力工具;汤若望还曾先后在明朝的修历局和兵杖局供职,并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主教缘起》、《古今交食考》等著作多种。  3.传教士为方便他人学汉语而编汉语教材  来华传教士从学习中国语言和方块字开始了解中华,并基于自身的需要,先后编写过多种辅导汉语学习的工具书,着手编写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著作,学习、讲授汉语并尝试编写学习汉语书籍、双语辞典等。如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Mardinde Rada,)早在1575年就编写了《华语韵编》,这是一本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词汇书(引自张西平,)。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本语法书是1592年多明我会传教士胡安?柯伯(Juan Cobo)的《汉语语法》 (ArtedeJoLengua China),但该书已失传(引自马又清,2002:1)。目前在学界颇受关注的教材有:  (1)西班牙传教士瓦罗(Francisco Varo)所著的《华语官话语法》,1682年完稿,1703年刊行,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专著,也是西方汉语研究史上的一部要著。该书套用拉丁语语法对汉语作了纲要式的介绍,对官话口语的分析没有汉字,只有译音形式,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还比较粗疏。  (2)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汉语札记》(Notitiae Linguae Sinicae)(拉丁文),1728年成书,1831年才得以刊行。1847年英文版在广州刊行。这是一部关于中文(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和中国的精深著作,目的是向传教土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并且为进一步研读中文打下基础。作者试图打破拉丁语框架,努力从中文文献所表现的语言现象中(仅引用例句就达一万三千余条,汉字达五万个左右)概括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律,而非总结一套系统严格的汉语语法。例如清楚明确地对汉语实词(solid characters)、虚词(empty characters)的区分作了界说,英译本共323页,就有102页专论虚词;注意到量词;看到汉语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而引起的词形变化;注意到汉语的文体风格。这也是第一本兼顾白话和文言语法的语法书(参见李真,2003)。  (3)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the Chinese Language)1811年完稿,1815年刊行,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英语系汉语教材,是当时英语系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可用的汉语语法教科书。按照英语语法的特点对中国语文进行系统性的语法论述,书中所有例句不仅以中英文列出,每一字旁边还注有英语字母的标音,有助于当时的音韵、声调、语法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贝罗贝(2000)指出该书书名虽冠以“汉语语法”,但“更应归类为教学课本。……这本著作对将英文翻译成汉语有帮助,但不能把它看做是一本能指出语言规则的语法著作”。  (4)郭士立《中文语法札记》1842年。  (5)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64年。  4.欧洲本土东方学研究者的汉语教材  (1)华人黄嘉略在法国朋友弗蕾莱、傅尔蒙的帮助下,奉命用法文编写《汉语语法》(Essayde Jogrammairechinoise)1716年完稿,此书虽未出版,但在法国汉学史上极具意义。黄嘉略1702年随传教士去法国,当初,比尼昂教士交付这个任务给黄嘉略的目的是,通过此书能帮助法国入学习和掌握汉语,使他们能够阅读存放在国王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让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在动身之前学会基本的汉语会话(许明龙,)。《汉语语法》并非语法专著,而是以汉语语法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中国知识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书中主要篇幅用于讲解词法,后半部分是关于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和句子、对话和应用文,对话以汉、法逐字对照的方式编写,这些对话既是汉语教材,也是使用的工具书。  (2)英国马士曼《中国言法》(英语)(Elements o/Chinese Grammar),1814年刊  (3)法国雷慕沙《中文语法》(Elements de Jo Grammaire Chinoise),1822年刊行;这部书侧重文言语法,其特点是第一次如实描绘了汉语的特点:没有性、数、格、时态等变化,是西方第一部真正使用的中文语法书。该书被称为欧洲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性著作(参见张西平,)。  (4)法国儒莲的《汉语新句法》(1869,全称为《以汉字位置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新编》)。他倾向于从教学实践出发,在讲解原文中归纳汉语结构的规则。这是他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参见张国刚等,)。  (5)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年刊行。书中强调汉语的独特性,汉语语法没有其他语言常见的构词形态学,只有语音学和句法学。书中列出全部文言助词及其详细用法,古文语法方面分析得全面而深入。对中文的许多语法功能和组织原则进行了分析与解说,如主语在谓语动词前,动词的宾语在动词后,限定词在被限定词前等等(参见张国刚等,),被誉为“西方人对中国语法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在西方汉语研究史上标志着两大转变:从印欧语言中心论转向语言相对论;由偏重文字、语音、词汇转向语法,特别是句法 (姚小平,1999)。  这一类教材主要是汉学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汉语,参考在华传教士们的汉语著作对汉语进行研究,可称得上是汉语研究专著,与上文所说的在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的作用相当,目的是帮助欧洲人学习和掌握汉语,了解文言语法,学会基本的汉语会话。  5.清代后期外交官员的汉语教材  (1)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三卷本),第一卷前两章是英文,从第三章起为中文,是英国驻京大使威妥玛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士学习汉语官话(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也是第一部教学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书中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记录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这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又是130年前北京话的精彩实录文献,还是一部以当时北京话为描写对象的语言学专著,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和普通话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86年出版的《语言自迩集》(第二版),在当时是一部权威性的北京话课本。它系统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音系。作为课本,它语音、汉字、语汇、阅读并重,一千五百多条注释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一社会一背景知识,价值远远超出课本(参见张卫东,2002)。  (2)英国外交官翟理思()编著了《语学举隅》、《字学举隅》等,都是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的教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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