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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近代中国航运业巨子
上传: 杨复元 &&&&更新时间： 22:44:3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在这四个人中，卢作孚离我们最近，且相比之下卢作孚的成功更具传奇色彩。
很多年里，卢作孚先生是以&中国船王&名世的，但卢作孚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实业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改革家，他所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是他进行社会改革实践的一个试验。他在重庆北碚做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试验，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启动时的宝贵经验。抗战时，他的改革实践曾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
卢作孚（日－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
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
　　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从自学成才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 　
他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他一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他崇尚务实和科学精神。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涪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日，重庆市合川区卢作孚广场扩建工程卢作孚主题青铜雕塑揭幕并供市民缅怀参观。
卢作孚：一个实业家的&强国梦& 文本刊特约撰稿清秋子
85年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服务社会，蜚声中外。当年民生公司的客货运航线遍布长江与沿海，解放初期从广州至海口也有民生公司的轮船往返。
卢作孚的名字，曾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蔽。卢作孚是怎样一个人？他为我们民族做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
卢作孚采取了正确的经营策略，依靠强大的民众基础，最终将民生公司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他之所思所为，已远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家，他是我国现代转型期涌现出的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
三大外轮公司联手打压&民生&
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为整合民族航运业力量，于1931年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活动，合并了川江上几乎所有的民族航运企业，向列强势力争航权。
他要代表不甘屈服的民族经济，实现一个&反弱为强&的梦想。
外商航运势力起先并未把民生公司这个弱小的中国民营公司放在眼里，不过当卢作孚以超人的组织能力，在一年内就完成了川江重庆上游的航业统一，开始向列强势力把持的川江下游进军时，川江的老资格&霸主&太古、怡和与日清等外轮公司，就无法安坐了。
他们逐渐看清了，民生公司不仅有先进的管理、正确的战略，最主要的，是还有民心可用。他们本能地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用超常规的竞争手段，将民生扼杀于崛起之初。
于是，针对民生，太古、怡和、日清三个庞然大物开始行动了，他们或明或暗，或联手出击，或单打独斗，对民生实施打压。他们的招数就是压低运价，不惜亏本运营也要把民生拖垮。甚至企图收买渔船，去撞击民生的船只。
日，民生公司的&民主&轮从宜昌上驶重庆，行至太洪岗，忽有日清公司的&嘉陵&轮紧随其后，距离过近，&民主&轮立即慢车避让，&嘉陵&轮非但不礼让，反而两次横撞&民主&轮船头。幸亏&民主&轮船长技术高超，才未造成惨案。
英商太古公司为打压民生，故意放低运价，由上海运至重庆的棉纱，每包运费由原来的25元降到8元。这个价位，仅相当于每包装运起卸的人力报酬。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竟然与太古联手，把棉纱运价降至每包2元。这样的运价，还不够船上的燃料费，等于免费运输。
在客运方面，他们也屡有&奇招&。日清公司规定，凡在宜昌至重庆段乘坐他们的船，可以不买船票，船上还另送日本洋伞一把。
他们这样干，能赔得起么？其实，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堵截&方案，在宜昌至重庆段，他们这种亡命的干法，是以长江下游和沿海航线的运营作为后盾的。以彼处之盈，补此处之亏，目的就是要把民生砸死在川江上。
民生员工誓与企业共度时艰
三大外轮公司如此咄咄逼人的反击，确实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极大困扰。卢作孚对形势进行判断后，深感忧虑。在1935年初，有人便预言，本年必然倒闭两家大公司，一个是美国籍的捷江，一个就是新起的民生，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是只经营川江航线。在川江如此惨烈的竞争下，他们是没有后援的。
这时民生的财务状况，也着实堪忧。在连续一年多的&统一川江&并购中，资金已显紧张，融资渠道也不是很通畅，并购中还承担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债务，到1934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已达70多万元。有人据此说民生要倒闭，倒也不是危言耸听。
&内忧&如此，&外患&又逼到了眼前来。三大公司沆瀣一气降价，民生又将如何应对？如果不降，就有可能揽不到生意；如果跟着降价，无异于找死！
到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终于撑不住了，轰然倒塌。
于是三大外轮公司把目光死死盯住了民生―――看你还能挺多久？
事实让他们失望了，&民生公司却仍岿然存在&，而且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一举拿下川江航运的皇冠！
民生是如何突出重围的？如此戏剧性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
这既与卢作孚的高超策略有关，更是与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有关，千千万万的爱国民众，就是民生的强大后盾。
民生公司的爱国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扬，也得到了公司员工的支持。就在外轮公司联手打压民生之际，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
当民生公司陷入重围，资金链面临断裂之时，公司员工也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疾呼&为公司争口气&、&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员工们向公司提出，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一些职员只顾忘我工作，根本&不问发薪多和少&，誓与公司共度时艰。
民心可恃，卢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撑，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顶住了外轮公司的压力。同时，他充分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手法，体现出他一贯的&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争取尽快脱困。
民生轮船让旅客感到有尊严
卢作孚看出，与三大外轮公司对抗，决不能在运价上与他们硬拼。民生维系客户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服务质量再提高一步。所以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他越是坚持提高服务质量，尽量改善硬件设施，加强管理，巩固民生在大众中的良好声誉。
民生公司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也是民生公司的船，他在事后撰文说：&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
民生公司还发起了&改善服务&运动，以作为应对策略。对于日清公司的免费坐船、赠送洋伞之类的小把戏，其实民生并不在乎。因为那时国人抗日情绪高昂，拒买日货已成潮流，日本船就算是白坐，也没有中国人愿意去光顾；但现在太古、怡和也争相降价拉客，民生就必须高度重视，要在服务质量上远超过他们才行。
民生的改善服务，不仅是表现在硬件设备上，更主要的是软环境，&宾至如归&这四个字一定落到实处。公司制定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规则，规定从客人上船后的接收行李、安顿铺位、饮食起居，到下船前收拾行李、招呼力夫、送客上岸，船员都要给予周到照顾。
在长途航线上的民生客船，不论何等舱位都能收听广播，船上还每日发给旅客油印的《新闻摘要》，使旅客决不会感到旅途的寂寞。沿江经过之地，服务人员都要把相关的风景照片分发给旅客欣赏，同时将沿途风景、风俗、交通、特产和旅行注意事项通告旅客。船上的商用电台，也可为旅客传递紧要信息。
凡民生的船一到码头，立刻有岸上服务人员上前代运行李、代觅住处，绝没有力夫一拥而上抢运行李或强索运费的事。
旅客普遍感到，坐民生的船不仅舒适、清洁、快捷，而且很有尊严。这样，川江两岸的民众，就都成了民生的忠实客户群，越是国难当头，民众对民生公司的向心力越强，企业的利益与民族的自尊紧紧连在了一起。
川江上的外国旗威风不再
就这样，在抗日爱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民生不但没有被外轮公司压垮，反而越战越强，终于迎来了跃升式发展的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捷江的垮台。捷江公司为美国人投资，任用中国人为代理人。1935年春，捷江在残酷竞争中倒闭，打算拍卖全部资产。卢作孚马上意识到，如果捷江资产被其他外轮公司收购，必将极大地增强对手的实力，所以民生应毫不犹豫地拿下。
收购捷江成功，使民生在与外轮公司争夺川江航权的较量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在川江上的轮船总吨位，已超过了外轮公司的吨位总和，在载重量上也接近了外轮公司的总和。
民生公司在实力上、业务上、声望上，已全面压倒外轮公司！
打掉列强资本势力在川江上的气焰，进而将其逐出川江，是卢作孚长期以来的愿望。当年卢作孚第一次出四川&求真理&时，在长江上触目只见外国旗，难得一见中国旗，令他深感屈辱。民生公司从一条小轮船起步后，他就抱定了此目的，奋斗不息。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屈辱条款，川江上到处是悬挂列强国旗的船只穿梭往来。
如今此景不再。浩浩江风，到处吹拂的是民生公司光彩耀目的旗帜！
万众一心的爱国热情，就是民生公司之所恃；为列祖列宗一洗耻辱，就是民生公司之所本。昔日腐朽的清政府丧失的内河航权，终于由民生公司以经济实力从川江上夺回。
从一艘客轮起家的川江巨头（1）
卢作孚经商用今天的话说是&下海&，手中几乎没有任何资金，全靠对市场的感觉和判断艰难起步，此后打理关系、管理团队、整合资源、树立品牌，卢作孚不再是一介书生，而是一个有胆识和谋略的企业家。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和文化领域，而在此后他变成了一个商人和企业家。这一年，他怀着兴办实业的打算从成都回到了家乡合川。也就是这一年，他在少年中国同学会的朋友恽代英去找他，希望一起去广州黄埔军校从事革命。卢作孚拒绝了，据说当时他对恽代英说，我的事业已经开始，不能半途而废，今后你革命我建设，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
　　最早对卢作孚给予支持的是他的老师陈伯遵和他的同学黄云龙。他和黄云龙一道去重庆，对重庆当时所有的轮船公司及其船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从调查中发现，长江上游的航运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二十多只，却分属于二十几家轮船公司，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尤其在重庆与宜宾之间竞争已经是白热化。但是从合川到重庆，却从来没有运行过轮船，卢作孚决定开辟一条从重庆到合川的短途航线。
　　1925年10月，在师友的大力帮助下，公司进入筹建阶段，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但是愿意入股的多半和卢作孚一样是清贫的文人，商人士绅显然对这个书生的事业不抱乐观。最后合川县长出面，募集到了资金8000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但是一询价才知道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3.5万银元。卢作孚困顿数日，最后作了一个决定：用5000元买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台柴油机，先在合川办一个小型电灯自来水厂，一方面使股东不至于完全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则可以用赢利支持轮船公司的筹备；另外3000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下了合同。
　　这个大胆的行动无异于一场赌博。好在电厂顺利建成了，使合川成了四川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县城，股东对卢作孚的压力略有减轻。最后陈伯遵挪用了8000元教育经费，加上其他的挪借，勉强凑齐造船的费用。日，卢作孚的公司宣告正式成立，确定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公司的资本额定为5万元；一致推举卢作孚任总经理，黄云龙任协理。公司的第一艘船被命名为&民生&号，由卢作孚到宜昌去接船。当他路过万县时，他过去的上司杨森当时正在万县执政，力邀卢作孚任职，月薪500元--当时卢作孚在民生的月薪是30元。卢作孚谢绝，但是连夜帮他起草了一份万县市政建设计划便离开了。
　　日，卢作孚自己指挥着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起航，当天下午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民生&轮开始定期航行于重庆至合川之间，以客运为主，客货联运，过去需要两天的路程，现在顺水只需4小时，逆水9小时，旅客称便，所以营业兴旺。和旧式的轮船公司不同，民生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服务宗旨，如安全、迅速、舒适、清洁等等，颇令人感觉气象一新。卢作孚取消了自洋务以来船运盛行的层层分包的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负责制；将服务质量视为公司生命，经常亲自搭乘&民生&轮，以便了解和改进。民生的声誉很快传扬开来，一桩崭新的事业艰难起步。
　　但是&民生&轮运行不到四个月，便遇到了冬季枯水期，轮船停运。一个刚刚诞生的事业，遇到这样的困难，无疑是很严重的。卢作孚的儿子卢纪国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道：&在父亲的一生当中，创造过许多奇迹。每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他都会以他的远见、聪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战胜困难，创造奇迹。&卢作孚不甘坐待亏亡，决定做两件事：一是开辟新的枯水季节航线；二是定制吃水更浅的新轮船。1926年冬，&民生&轮改航重庆至涪陵一线，同样获利可观。同时民生公司股本翻倍，在上海定造了一艘载重只有34吨、吃水更浅的小轮，取名&新民&，特别适用于枯水期，使渝合线全年通航。1928年，卢作孚又从南充商人谭谦禄手中买下了第三艘轮船，命名为&民望&号。民生公司便以三艘轮船，在重庆、合川、涪陵三地之间循环航行，非常高效地配置了资源。1929年民生公司盈利4.9万元，成为一家极有生气的航运公司。
从一艘客轮起家的川江巨头（2）
民生公司一起步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个时代的痼疾--地方割据。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商人们既无法依赖某一个军阀，但也不可能摆脱军阀。民生公司从重庆到合川的航线虽然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二十一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即便通了，而&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前行。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陈书农用财礼便疏通了；但是刘湘因为与杨森结怨，而卢作孚曾是杨森的亲信，所以刘湘处处与他为难。卢作孚去找刘湘，刘湘不理。于是迂回路线，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对刘湘说，卢作孚所办的航运利于刘湘的五行，刘湘从此转而支持卢作孚，甚至到后来越发器重。
　　1927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训练士兵，维持航道安全。过了两年，刘湘又请卢作孚担任新成立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当时川江航运几乎都操纵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人所组建的大都是只有一两艘轮船的小公司，不仅谈不上竞争，甚至连生存都有问题。刘湘希望通过扶植一家中国航业公司，逐渐壮大力量，最后以这家公司为中心统一川江航运。
　　卢作孚对从政并没有兴趣，但是这个职务关系到民生公司的前途，也关系到川江航运大局，于是答应任职半年。卢作孚担任了这个职务，也就意味着民生公司将成为川江航运的统一者，并拥有官方的支持。民生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旗下的轮船迅速改造和更新，增加了川江上中国轮船从未有过的救险设备、生活设施和娱乐空间。1931年民生公司总公司迁到重庆，接连收购了多家华商轮船公司。1932年又开始经营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务。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有轮船46艘，总吨位达19182吨，成为川江上最有实力的轮船公司。在此情况下，许多惨淡经营的小型本土轮船公司相继主动或被动地并入民生公司，化整为零。
　　在实力扩充之后，民生公司与外商开始了激烈竞争。其时日资公司是最主要的对手。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民族感情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界对抗日货的重要诉求。&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的社会活动非常活跃，他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有&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另外，卢作孚还特地制定了一套针对日资轮船的服务标准--&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其抗日救国的精神&。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一度出现许多人宁愿多等几日也要搭乘民生轮船的局面。
　　民生既有民族情感上的感召力，又有过硬的设施和服务，很快被挤出川江的就已经不仅仅是日本船只。1934年进出川江的旅客将近一半搭乘的是民生公司的客轮，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该年度民生公司赢利16万多元，而英商怡和洋行却亏损4.5万英镑。外商轮船公司不得不承认竞争失败，他们向卢作孚提议以&大打关&方式统一经营，结束竞争，为期半年。卢作孚接受了这一方案，乘机继续稳固实力。6个月期限满后，民生公司宣布不再续约，竞争再起。在这种压力下，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宣布破产，民生公司买下了它的4艘轮船。从此，民生公司不仅可以在川江上与各外商轮船公司分庭抗礼，而且渐渐在川江上游握有霸权。
　　在这段创业和商战的历史中，卢作孚显示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多方面的能力，比如政府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企业文化、员工管理、品牌营销。在那个年代，这些名词可能尚未出现，但是卢作孚的实践中已经蕴涵了这些现代化的商业元素，并且运用得浑然天成。
　　至于卢作孚个人，梁漱溟对他的评价是：&公而忘私，为而不有。&虽然事业愈发成功，他个人生活却保留着文士的简朴，并且同样要求他的家人。当时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区，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座。但是房子修好之后，卢作孚却并不去住，而是和一大家人租住红岩村2号。这是一栋两层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外王内圣（1）
卢作孚是当时最富有思想的企业家之一，他有一套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并且以不亚于经营企业的热情去付诸实践。他的北碚比张謇的南通更加现代和积极。
　　卢作孚的事业始终都在四川。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庆的周边地区，扎实地培养他的本土资源。他出身文人，与教育界交情深远。同时他也结交地方军阀，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在地方上具有相当的威望。他和二十年前的张謇很像，都是在地方享有巨大声望和影响力的商人，同时也都热心于社会改造。但是卢作孚显然有着更为强烈的现代色彩。
　　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曾经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申报一个农业项目。在规划报告中，卢晓蓉附上了她的祖父所著的《乡村建设》，以提供历史佐证。结果最打动农业部的恰是这份《乡村建设》，一位领导感叹说，想不到30年代就有人在做我们现在想做的事。
　　1930年初，卢作孚按事先的约定，向刘湘提出辞职。卢作孚本人请假，率领一个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到华东、东北和华北等地去考察。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规划推动重庆北碚地区的整体发展。
　　这次考察，历时近半年，足迹遍及华东、东北、华北，收获极大。卢作孚看到了应用科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写道：&由学术的研究而及于社会的影响，是中华民国中间最有希望的一点新进化：一切事业，都由学术的研究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竟归宿于社会的用途上。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地需要。&在这一点上，他已经不再是脱胎于儒家传统的旧式士绅，对知识的济世之用已经脱离了&圣贤之道&，而是从更具实用和效益的角度加以观照。
　　在东北，他看到日本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深为担忧：&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但是他也客观地指出日本人在东北的经营，不仅有其事业，更有其精神--第一是秩序，从大连码头，沿着南满铁路，凡日本人经营的市场、车站和火车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确、清楚，从指引方向的地图、路标，到参观时介绍情况，凡数字都准确，凡情况都清楚；事业中的工作人员，都明了事业的全部情况。他由此而深感应该吸取日本人办事之认真。
　　回到重庆后，卢作孚坚决辞去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职务，全力投入民生公司和北碚的地方建设。1930年到1933年间是卢作孚最繁忙的时期，也是他建树最多的时期。
　　企业家通常善于实干，而无暇做理论归纳，更不说商业之外的理论归纳。卢作孚却有出奇深刻的社会思考，甚至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世界观。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出路，在他看来是因为中国人只有&集团生活&，而没有&社会生活&，这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最大障碍。所谓&集团生活&，是基于家族关系、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一种农耕社会的组织生活。所谓&社会生活&则是一种现代集团生活，是超越家庭、超越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工商时代的集团生活组织&。这种集团生活不以家庭和亲朋关系为核心，不是家庭、家族之间或派别之间的角斗，而是存在于企业和企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外王内圣（2）
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造中国的效果最好，社会成本最低？卢作孚在青年时代曾经常常讨论和争议。卢作孚年轻时代参加少年中国会，会中不乏热血青年，常以炸弹自比，表示革命的决心。卢作孚却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在某一个时代，卢作孚大概要被批判成&改良主义者&，但是卢作孚确乎在进行另一种革命。
　　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那时，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内战不绝，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城市肮脏混乱。从1927年卢作孚来到这里负责峡防事务时起，他就把中国内地的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地区当做了他的一个试验平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静的，是被问题迫着了而后动的。我们要变更这个习惯，要求动，要求在一个理想上活动，在一个使命上活动，在继续不断前进当中活动。&
　　仅仅两三年内，这个地区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科学院、中学、工厂、公司、医院，甚至还有公园和植物园。1932年初，著名爱国活动家杜重远来到重庆，触目是衣冠不整横行霸道的军人、鸦片烟馆和妓院。但他一到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便耳目一新。他在给《生活周刊》的通讯中对北碚大为赞赏。这时，卢作孚到北碚工作不过5年。
　　到了1936年，黄炎培到四川考察后，在《北碚之游》里写道：&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当时的四川被外人视为&魔窟&，军阀混战，且没有现代工业。但四川的北碚地区却以它的安宁、整洁、进步和文明而闻名于省内外。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所以杜重远才说，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
　　仅从器物层面看，北碚的进步并不是特别快。1938年的北碚与1927年的相比，并没增加许多硬件设施。更有价值的建设是对人精神和素质的改进。卢作孚说：&建设的第一桩事，是把人建设起来。&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缘故。杜重远说，北碚的&种种机关皆为卢公训练出来之二十岁左右青年所经理&，他亲自访问了这些青年，不胜敬佩。北碚让人想起张謇的南通城，但卢作孚早已走出了张謇所继承的传统。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一个充满现代感的建设者的身影，支撑他的早已不是儒家的圣贤理想，而是&五四&之后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科学观和人文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组织和管理观念。
　　1936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试验区。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北碚。强敌压境之时，他们在此得到相对安宁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抗战时期的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都是在北碚写成或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都在北碚找到了他们的知音，他们在江苏、河北和山东被迫中断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北碚得到延续。抗战胜利后，北碚亦很少受到内战的侵扰。虽然当时的政府对于这个试验区，始终想要进行控制和渗透。但是，在专制力量集中而强大的重庆，北碚竟然成了一块&民主的特区&。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但需要卢作孚等人的意志力和影响力，更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因为卢作孚毕竟不是官员，没有行政权力，他与北碚地方当局的默契必须建立在利益共同的基础上。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1）
卢作孚的船队将当时中国仅存的工业物资转移到了后方，保全了中国当时最后的一点元气。但是他立下的功劳并没有被他所挽救的政府长久地记住。
　　正当民生公司蒸蒸日上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此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当时卢作孚正在南京，准备赴欧美考察，被国民党政府留下来帮助制订撤退计划。他致电民生公司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二战&期间曾经出现过几次战略性的大撤退，无一不是由政治家或军事家组织的，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一场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的影响到国家命运的大撤退。
　　上海的众多工厂、学校和科研机构率先撤出。最早撤走的是中国科学社理化研究所，1937年7月即由民生公司的船直接从上海撤出，9月迁到北碚，恢复工作。从上海最早迁出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包括师生和教学仪器，次年在北碚夏坝复课。8月，随着战局恶化，民生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以镇江为起点，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工厂、学校和机关，日夜不停地运往长江中游和上游。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又集中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其中包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江苏医学院。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是第一个力主迁校的校长，中央大学也是南京第一所迁校的大学。此外芜湖的金陵兵工厂也赶在南京沦陷之前全部转移，未落入敌手。
　　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随从一行十余人，登上了民生公司派的专轮&民风&。林森离开南京四天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通告全国，宣布迁都重庆。卢作孚临危受命，接受了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卢作孚的次子、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当时中国的两位&船王&分别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的企业规模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日，武汉沦陷，邻近的宜昌危在旦夕。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抵抗了这个在他看来无异于自杀的命令。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而日军此时正快速向宜昌推进。
　　当时民生公司所有的船，也只有几千吨力，要运完这些物资，正常速度须得一年。更何况时值深秋，再过不到一个月，长江三峡将进入冬季枯水期，到时大的船只都不能通行。卢作孚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也就是所谓&三段航行&计划。
　　长江水位正在下降，民生公司征用的850只木船要用纤夫拉纤。三峡纤夫的照片曾登在美国报刊上。
　　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宜昌。卢作孚就坐镇宜昌指挥，40个昼夜几乎没有睡觉。民生临时招聘了近3000名搬运工在码头间往来运货。40天后，人员运完，器材运出2/3。又过20天，器材全部运完，江水已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命令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兵工器材每吨收费30-37元，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每吨60-80元，相当于平时运价的1/10。卢作孚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2） var sectionid=26117;
这次史无前例的战时运输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抢运入川的物资，成为在后方重建工业所依赖的基础，尤其是军工业的命脉所系。而民生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宜昌沦陷后，日军报复性地轰炸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损失船只约70艘、牺牲员工百余人，另有厂房、五金器材等价值40多亿法币的财产。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时隔不久，又一个挽救政府危难的重任落在民生肩上。1940年3月，前方军粮告急，后方粮食市场告急。当时国民政府尚未解除卢作孚交通部次长的职务，又紧急任命卢作孚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长。这是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临危受命，国民政府希望他能使后方迅速走出粮食告急的阴影。
　　孙恩三1944年发表在美国《亚洲与美国》杂志6月号的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描述了这一段历史：
　　&（卢作孚担任的）第五个职务是1940年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卢先生用了几个不眠之夜来思考粮食运输问题，然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几何计划'，即将谷物供应集中在沿规定路线的一些指定的点上和特定的区域，这样就把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范围。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后方动员人力运输大量的粮食了。这是又一次卢先生亲自指挥的整个行动，这一次，他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对着听不清楚的长途电话喊叫。几个月内，充足的粮食已经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粮仓，一场迫在眉睫的危险过去了&&&
　　&不幸的是，正当整个计划成功的时候，它的创造者却病倒了，活动性肺结核侵袭了两肺。卢先生不得不被迫卧床休息，并且同意将他在病房里召开的工作会议限制在每天不超过一次。余下的时间他就转向学习英语，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和他才熟悉的。我对他的语言学习进步感到吃惊。当他两年前刚开始学习时，他所掌握的英语词汇只相当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的水平。而今天，他却很轻松地阅读英文报纸和一些英美刊物，并且很少漏听一次罗斯福或丘吉尔的广播讲演。&
　　从总体上来说，1939年以后民生公司在航运业务上开始出现较大亏损，1939年账面上航运业务亏损78万元，1941年亏损443万元，1943年航运业亏损946万元。之所以出现较大的账面亏损，一方面是由于受战争影响，业务减少，且为政府运输运费低廉；另一方面是由于民生公司有意提高了折旧率，以便可以少分股息和红利，少交所得税，以增加资本积累，同时较大的账面亏损也有利于民生公司向政府索要补贴，申请低息贷款，以便争取资金投资其他相关事业。卢作孚当时有许多时间都花在向政府追款上。国民政府的欠款总是要拖一年半载，这些收不上来的呆账又因为通货膨胀问题而变得日益庞大。整个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当于战前币值280.7万元的补贴。
　　战争对民生公司来说意味着一些机会。民生公司除了继续发展航运业外，也用部分资金用来投资与航运有关的煤矿、冶金、机械、保险等行业。这些投资事业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据1946年的统计，民生公司投资大小企业53家，投资总额（按1937年币值计算）300余万元。到抗战后期，由于法币贬值，为了使公司资产不因法币贬值而缩水，民生公司也与当时许多企业一样开始大量购买黄金、美钞，到1945年已储存美金100万元，成为战后向外国购买轮船发展海洋航运的重要资金来源。
　　另外，民生和其他许多公司一样逃不过官僚的巧取豪夺。因为交通在战争时期尤为重要，政府必然竭力要控制在自己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有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的计划。1938年5月，蒋介石又有将民生公司所属船只交由军政部，由运输司令部掌管分派差运的打算。卢作孚听说后，一方面主动抢运存放在汉口的10多万吨军工器材的计划，一方面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疏通，说明那样会导致民生公司破产，政府再另组公司也不一定有利，经过多方游说才保住了民生公司。但是这种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1938年秋宋子文提出向民生公司投资的要求。卢作孚拒绝了，但不得不答应由宋子文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宋子文做董事长后提出由中国银行向民生公司投入巨资，企图取得控股权，卢作孚再次拒绝，要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投资不能超过民生公司全部股额的30%。1941年民生公司打算扩充新股700万元，宋子文、孔祥熙又分别提出入股60%的要求。卢作孚必须时刻抖擞精神，防范来自官僚的每一次入侵的企图，并且还不能发生正面冲突。
对于当时大后方的民营企业来说，几乎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这种如履薄冰的财富争夺战中，企业小心翼翼地存活着。
卢作孚：一个实业家的&强国梦&
民本轮，川江上最好的客货轮，1935年上海造。
卢作孚：一个实业家的&强国梦& 文本刊特约撰稿清秋子
85年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服务社会，蜚声中外。当年民生公司的客货运航线遍布长江与沿海，解放初期从广州至海口也有民生公司的轮船往返。
卢作孚的名字，曾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蔽。卢作孚是怎样一个人？他为我们民族做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
卢作孚采取了正确的经营策略，依靠强大的民众基础，最终将民生公司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他之所思所为，已远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家，他是我国现代转型期涌现出的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
三大外轮公司联手打压&民生&
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为整合民族航运业力量，于1931年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活动，合并了川江上几乎所有的民族航运企业，向列强势力争航权。
他要代表不甘屈服的民族经济，实现一个&反弱为强&的梦想。
外商航运势力起先并未把民生公司这个弱小的中国民营公司放在眼里，不过当卢作孚以超人的组织能力，在一年内就完成了川江重庆上游的航业统一，开始向列强势力把持的川江下游进军时，川江的老资格&霸主&太古、怡和与日清等外轮公司，就无法安坐了。
他们逐渐看清了，民生公司不仅有先进的管理、正确的战略，最主要的，是还有民心可用。他们本能地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用超常规的竞争手段，将民生扼杀于崛起之初。
于是，针对民生，太古、怡和、日清三个庞然大物开始行动了，他们或明或暗，或联手出击，或单打独斗，对民生实施打压。他们的招数就是压低运价，不惜亏本运营也要把民生拖垮。甚至企图收买渔船，去撞击民生的船只。
日，民生公司的&民主&轮从宜昌上驶重庆，行至太洪岗，忽有日清公司的&嘉陵&轮紧随其后，距离过近，&民主&轮立即慢车避让，&嘉陵&轮非但不礼让，反而两次横撞&民主&轮船头。幸亏&民主&轮船长技术高超，才未造成惨案。
英商太古公司为打压民生，故意放低运价，由上海运至重庆的棉纱，每包运费由原来的25元降到8元。这个价位，仅相当于每包装运起卸的人力报酬。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竟然与太古联手，把棉纱运价降至每包2元。这样的运价，还不够船上的燃料费，等于免费运输。
在客运方面，他们也屡有&奇招&。日清公司规定，凡在宜昌至重庆段乘坐他们的船，可以不买船票，船上还另送日本洋伞一把。
他们这样干，能赔得起么？其实，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堵截&方案，在宜昌至重庆段，他们这种亡命的干法，是以长江下游和沿海航线的运营作为后盾的。以彼处之盈，补此处之亏，目的就是要把民生砸死在川江上。
民生员工誓与企业共度时艰
三大外轮公司如此咄咄逼人的反击，确实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极大困扰。卢作孚对形势进行判断后，深感忧虑。在1935年初，有人便预言，本年必然倒闭两家大公司，一个是美国籍的捷江，一个就是新起的民生，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是只经营川江航线。在川江如此惨烈的竞争下，他们是没有后援的。
这时民生的财务状况，也着实堪忧。在连续一年多的&统一川江&并购中，资金已显紧张，融资渠道也不是很通畅，并购中还承担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债务，到1934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已达70多万元。有人据此说民生要倒闭，倒也不是危言耸听。
&内忧&如此，&外患&又逼到了眼前来。三大公司沆瀣一气降价，民生又将如何应对？如果不降，就有可能揽不到生意；如果跟着降价，无异于找死！
到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终于撑不住了，轰然倒塌。
于是三大外轮公司把目光死死盯住了民生―――看你还能挺多久？
事实让他们失望了，&民生公司却仍岿然存在&，而且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一举拿下川江航运的皇冠！
民生是如何突出重围的？如此戏剧性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
这既与卢作孚的高超策略有关，更是与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有关，千千万万的爱国民众，就是民生的强大后盾。
民生公司的爱国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扬，也得到了公司员工的支持。就在外轮公司联手打压民生之际，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
当民生公司陷入重围，资金链面临断裂之时，公司员工也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疾呼&为公司争口气&、&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员工们向公司提出，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一些职员只顾忘我工作，根本&不问发薪多和少&，誓与公司共度时艰。
民心可恃，卢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撑，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顶住了外轮公司的压力。同时，他充分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手法，体现出他一贯的&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争取尽快脱困。
民生轮船让旅客感到有尊严
卢作孚看出，与三大外轮公司对抗，决不能在运价上与他们硬拼。民生维系客户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服务质量再提高一步。所以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他越是坚持提高服务质量，尽量改善硬件设施，加强管理，巩固民生在大众中的良好声誉。
民生公司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也是民生公司的船，他在事后撰文说：&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
民生公司还发起了&改善服务&运动，以作为应对策略。对于日清公司的免费坐船、赠送洋伞之类的小把戏，其实民生并不在乎。因为那时国人抗日情绪高昂，拒买日货已成潮流，日本船就算是白坐，也没有中国人愿意去光顾；但现在太古、怡和也争相降价拉客，民生就必须高度重视，要在服务质量上远超过他们才行。
民生的改善服务，不仅是表现在硬件设备上，更主要的是软环境，&宾至如归&这四个字一定落到实处。公司制定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规则，规定从客人上船后的接收行李、安顿铺位、饮食起居，到下船前收拾行李、招呼力夫、送客上岸，船员都要给予周到照顾。
在长途航线上的民生客船，不论何等舱位都能收听广播，船上还每日发给旅客油印的《新闻摘要》，使旅客决不会感到旅途的寂寞。沿江经过之地，服务人员都要把相关的风景照片分发给旅客欣赏，同时将沿途风景、风俗、交通、特产和旅行注意事项通告旅客。船上的商用电台，也可为旅客传递紧要信息。
凡民生的船一到码头，立刻有岸上服务人员上前代运行李、代觅住处，绝没有力夫一拥而上抢运行李或强索运费的事。
旅客普遍感到，坐民生的船不仅舒适、清洁、快捷，而且很有尊严。这样，川江两岸的民众，就都成了民生的忠实客户群，越是国难当头，民众对民生公司的向心力越强，企业的利益与民族的自尊紧紧连在了一起。
川江上的外国旗威风不再
就这样，在抗日爱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民生不但没有被外轮公司压垮，反而越战越强，终于迎来了跃升式发展的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捷江的垮台。捷江公司为美国人投资，任用中国人为代理人。1935年春，捷江在残酷竞争中倒闭，打算拍卖全部资产。卢作孚马上意识到，如果捷江资产被其他外轮公司收购，必将极大地增强对手的实力，所以民生应毫不犹豫地拿下。
收购捷江成功，使民生在与外轮公司争夺川江航权的较量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在川江上的轮船总吨位，已超过了外轮公司的吨位总和，在载重量上也接近了外轮公司的总和。
民生公司在实力上、业务上、声望上，已全面压倒外轮公司！
打掉列强资本势力在川江上的气焰，进而将其逐出川江，是卢作孚长期以来的愿望。当年卢作孚第一次出四川&求真理&时，在长江上触目只见外国旗，难得一见中国旗，令他深感屈辱。民生公司从一条小轮船起步后，他就抱定了此目的，奋斗不息。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屈辱条款，川江上到处是悬挂列强国旗的船只穿梭往来。
如今此景不再。浩浩江风，到处吹拂的是民生公司光彩耀目的旗帜！
万众一心的爱国热情，就是民生公司之所恃；为列祖列宗一洗耻辱，就是民生公司之所本。昔日腐朽的清政府丧失的内河航权，终于由民生公司以经济实力从川江上夺回。
卢作孚：近似完人的中国船王
评点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卢作孚，一个重庆合川的小学文化的商人，却在并不长的一生中建立了不朽的事业：办船运，能让军阀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船交到他的手上，而成为中国船王；抗战最危急时刻，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式壮举&&宜昌撤退；办教育，把北碚建设成一片世外桃源；他多次被军阀和国民政府委以高官，却大多坚辞而去，即便赴任也很快离职；他是中国大实业家，却在自己的公司内拥有极少的股份(还是军阀和股东强赠与他)，生活安于清贫乐道&&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实业家，却在1952年&三反&、&五反&中选择了自杀，用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他最敬佩的朋友，&他是位完人&。敢和毛泽东唱反调的梁漱溟称赞他&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
创民族航运之高峰
华人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由此可见，卢作孚在近现代中国航运业上的地位。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在家乡合川筹办民生公司，开始了实业报国的征途。在此之前，他的理想是&教育报国&，他当过中学老师，还干过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深入民众的通俗教育活动。
1924年，他应军阀杨森之邀，在成都开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四川更是连绵战乱，一省之内打得烽火连天，永无宁日。在这样的情形下，卢作孚教育救国的理想无异于对牛弹琴。
民生公司创业相当艰难，卢作孚在上海定制的一艘排水量仅为70吨的小轮船造价就需要3.5万元，而民生公司募款却仅为2万元，实际到位的仅8000元。在这些钱里，他居然还要拿5000元办一个合川电厂(结束合川没电的历史，也算是造福桑梓)，剩下的3000元就只能当作是第一艘船的定金了。
好在东拼西凑，总算是凑齐了买船费用，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号&开始了一统川江航运的旅途。
从小小的民生号开始，几年内，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实业公司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他们的船小且少，但是通过精细科学的管理，民生公司在航运业务上盈利颇丰，而且很快就开始了兼并重组业务。
民生公司的董事、银行家吴晋航把卢作孚的兼并业务称为&发展兼并三部曲&：先是以公道的价格兼并长江中上游一带的华商轮船公司；然后凭借和四川军阀的交情，他居然兼并了军轮(四川军阀大都有自己的轮船公司，但很多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最后他还创造了兼并外国轮船公司的奇迹。
用今天的话语来复述卢作孚的创业过程，可以用&输出管理&和&制度创新&来概括。卢作孚为人极刻苦，把旅客看作是上帝，视服务好坏为企业发展的不二法宝。
他制定了完整的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之多，对茶房如何敬茶、添饭都有着严格规定。为了贯彻这些细节，他专门成立了很多培训班来落实。很多被兼并的公司在民生严密精细的管理制度下，很快就走出了亏损的处境。
以前轮船公司是船老大说了算，人、财、物一把抓，而卢作孚建立了&四统制&&&轮船的人员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按照规章统一由公司发送；驾驶归船长统一指挥。这些细节今天看来都极为符合现代管理制度的要求。
在民生公司里，卢作孚始终是一个强势人物，即便他几次应邀做官，也都没有放弃总经理的职务。民生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股权分散，大股东也不一定就能担任董事或者董事长，这种产权和经营权的架构让卢作孚始终牢牢掌握了对民生的话语权。
他把技术和管理看做民生成功的秘诀：民生公司是最早安装无线电的华商轮船公司，卢作孚一直在积极争取买好船，用最好的设备。没有三峡工程时，长江上游每年都会遭遇枯水期，卢作孚发明了三段航行法，根据不同船只特点，把重庆到宜昌之间的航段分三段，让不同轮船分别行驶，创造了枯水期也能行船的奇迹。
在卢作孚的带领下，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达18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中国&敦刻尔克&的导演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首都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身处大后方的民生公司积极参战，护送大量川军至抗战一线。爱国将领、四川军阀刘湘将军率麾下川军子弟出川时，乘坐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
和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相比，中国海军弱小得简直可以不计。海军部长陈绍宽选择了最为惨烈的沉船堵塞河道的作战方法。身为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也忍痛将民生公司大量船只自沉于江阴前线。
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重镇武汉很快失守。从长三角一带转运至武汉的大量设备、物资以及人员很快就撤到了三峡一线&&宜昌。
1938年9月的宜昌，中国的兵工业、航空工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等物资云集于此，大量的武器弹药、也都在江边集中。
于此同时，日军节节逼近，中国军队且战且退。日本人的飞机已经在不停地轰炸宜昌。此时，中国以一己之力独抗日军。宜昌江边9万多吨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是这个国家避免亡国命运的希望所在。
更为可怕的是，40天后，长江就将面临枯水期，物资无法通过轮船运送到大后方。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最重要的运送力量，中国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个小个子四川人身上。
宜昌上游的三峡，既是阻拦日军沿江上侵的天然屏障，却也是宜昌大撤退的最大阻碍，而且，只能白天运送，夜间装卸。
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在这40天里，最多能运送1.4万吨的物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参考前一年枯水期的航行法，采取三段运送法。
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不论白天黑夜，宜昌江边声响震天，2000多名装卸工不停工作，拼命把尽可能多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民生公司轮船的汽笛声也响个不停，天上日本人飞机轰炸的轰鸣声也夹杂其中。
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24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卢作孚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然于胸。
除了大量物资，人员输送也是难题，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最终，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中华民族保留了长期抗战的火种，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功不可没，却也牺牲惨重，仅人员牺牲就达117人，伤残76人。
如此大的运送量，却让民生公司损失惨重，相比于国外轮船的收费，民生公司的收费只相当于二成，甚至一成(兵工器材)的价格。
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晏阳初说，这就是中国的&敦刻尔克&，而《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认为&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
弃教从商的卢作孚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甚至，评点起他的社会事业，很多人都会认为商业不过是他进行社会改造的物质基础。
他曾经在公司内刊表达过自己的抱负：&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
在他的社会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
社科院经济学者高超群认为卢作孚在北碚的活动是一种&社会集团生活试验&。北碚匪患严重、盛行赌博，按照卢作孚的描述，北碚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内地乡土社会的特征：&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可以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经过卢作孚的努力，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模仿区，后来成为抗战中国区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在抗战中，北碚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
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兴办了一些新的经济事业。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洪济造冰厂利用水力；第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在卢作孚的眼中，重要的是改善人心，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说：&现代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要素，他们有国家那样大的集团组织，而我们却至今没有，只有政治团体本身那样大的集团组织。&
他的身上带有很强的清教徒色彩，忙于事业却对个人享受没有什么兴趣。在民生公司内，分红办法是，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文员、水手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被评为一级，他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49元。
起初，他没有什么股份，即便是后来拥有的一点股票，还居然是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而不是一个打工的聘任者。
的确，卢作孚作为若干家公司的董事，他有着不菲的车马费，但他全部捐给了北碚的社会公益事业。晏阳初回忆抗战时，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都没有这个钱。
四川老乡，国民党大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著名作家林语堂曾在英文著作中写道：&让我们选卢作孚当行政院长吧！&
1949年，避居香港的卢作孚谢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把在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大陆。
在民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官僚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块肥肉。宋子文、孔祥熙多次借助官方力量，逼迫卢作孚交出民生。
在和孔宋官僚资本斗争中，卢作孚并不是一个不讲究斗争策略的人。宋子文要投资入股，急需资金的卢就借助和银行业良好的关系，发公司债而避免。
政治方面，他和川派军阀、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成为民生能够屡次摆脱被兼并命运的重要砝码。
回到大陆后，卢作孚带头把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然而，在一个革命滚滚袭来的年代里，卢作孚也无法幸免。朋友先后被批判，被他视为儿子的通讯员跳出来指责他收买公股代表。一浪一浪的政治波涛让船王找不到方向。
日，卢作孚在他简陋的寓所内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后自杀。据幼子卢国纶回忆，他留下的遗嘱非常简单：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本文部分材料引自《卢作孚文集》、《船王卢作孚》、《卢作孚画传》、《大商人》
荣氏：富过四代的家族
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叶剑英
　　2005年底荣毅仁去世时，荣氏家族再次高调跃入人们的视野。这个富豪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一百年中经历了从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震荡，并在每一种格局下都显示出高超的生存智慧，甚至让人感到了神秘。
　　曾经有人这样总结荣氏四代的业绩：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另类传承；第三代隔代创业；第四代厚积薄发。这个家族似乎有一些始终延续的基因，很难言说，但是极为蓬勃旺盛。荣氏第一代的荣德生在创业艰难之时曾经说过一句：&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所谓人心、世道，甚至在政权的更迭中，对商人来说总是有可循的规律。这种规律带着荣氏家族几代人，从无到有，和各种政治力量周旋、妥协、融合，在巩固财富的同时走向权势。荣氏第一代的两位兄弟出身草根，并没有接受过很多教育，对政治也敬而远之，全凭商人的禀赋一心谋取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的扩大。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的主要企业也并没有和国民党政府一起西迁，而是留在上海，在战乱中险境求生，反而取得被后人称为&孤岛繁荣&的丰厚利润。但荣宗敬却也因为加入了一个伪政府组织而大受诟病，负气出走香港，客死他乡。
　　荣氏家族命运最大的转折点是1949年。如果不是因为荣德生坚持留在大陆，即便事后像其他大商人一样被周恩来从香港劝转回来，荣氏的地位和待遇可能就远远不及了。如果荣氏就留在香港，那么可能就是另一个唐英年家族。这个主动留下的选择为荣家赢得了毛泽东&中国民族资本第一户&的赞誉，并且使荣家最大程度地得到保护。当然，留在大陆的岁月对荣家来说意味着许多颠覆性的改变。解放初期，毛泽东曾经对荣毅仁说：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1954年，38岁的荣毅仁将荣氏在大陆的企业全部交由公私合营。但25年后，荣毅仁重新变成了&荣老板&，执掌中信。又过20年，荣毅仁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的大陆首富。此后他的位置由他的儿子荣智健来取代。
　　荣家历史上的起伏无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却总有荣家自身不变的哲学--不论在哪个时代中，荣家的主脉总是表现得非常柔韧，他们从不惮于屈就和妥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代或政权下拦腰折断。荣氏第一代的兄弟二人中，兄长荣宗敬性情豪放，大有气魄，但也很刚烈，经常为不肯屈就而愤懑非常。而荣德生显得保守谨慎，但更长于打理关系，更善于在逆境中向人求得帮助。他的那句&世道不变&最好地诠释了一种商业哲学。剖去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表象，商道最核心的规律却没有变化。这种世俗的智慧或许不如理想和壮志那么绚烂，却显然比后者更加持久和圆融。
荣氏第一代早年的惨淡经营
荣氏兄弟起家时和同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全靠求生的意志和毅力摸索。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家的祖先种稻植桑，务农传家。到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时，荣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中失去了除荣熙泰之外所有的男丁。14岁的荣熙泰只得收拾行装，辗转南下广州投靠族亲。幸而得人提携，成为&磨刀口厘金局&（相当于现代的税务局）的一名管事。十年后他回乡与石氏成亲，育有二子二女。这两个儿子便是后来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发家的第一代。
　　荣宗敬7岁入私塾读书，生性好动，大有敢作敢为之风；弟弟荣德生小两岁，性格与哥哥不同，有些拘谨内向，胆小木讷，3岁才开口讲话，9岁方入私塾，曾被街坊谑称为&二木头&。荣熙泰每从广东回乡探亲所带回的器物和消息，就是荣氏兄弟接触到的最初的关于外界的知识。因为出身草根，世代务农，兄弟二人似乎也并没有科举的志向。14岁时，荣宗敬效仿父亲当年，一个包袱便去到上海，在一家铁锚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
　　不到半年时间，荣宗敬因为伤寒，大病一场，卧床不起，被他的母亲接回无锡调治。几个月后，总算病愈，但是发育受到影响，从此个子矮小而显得脑袋硕大。病愈后不久，荣宗敬再次来到上海，在永安街上的源豫钱庄当学徒。几年后，他已经能够在钱庄中独当一面。而与此同时，荣德生也在上海短暂地当过学徒，然后南下广东去给他们的父亲当帮手。
　　1894年甲午战争后，荣宗敬所在的钱庄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资金无法回笼，宣告倒闭，使荣宗敬陷入失业的困境。荣宗敬在无锡家中蹉跎一年，为生计前途惆怅不已。若干年后他回想起这段岁月，在《宗敬阅历谭》中描述当时的困顿：&人当赋闲无事，守株待兔，日则仰屋兴哇，书空咄咄，夜则槌床反侧，短叹长吁&&&
　　就在荣宗敬蹉跎彷徨时，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从广东卸职回家了，原因也与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受挫、商业萧条有关。父子三人同时失业赋闲，难免困顿。最后三人商议利用三人在金融业的共同经验，自办一个钱庄。1896年，父子三人集资3000两银子，自备1500两，在上海鸿升码头租了间房，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3个月后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可惜半年未到，荣熙泰就病逝了。此时荣宗敬23岁，荣德生21岁。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氏兄弟只得咬牙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逐渐获取盈利。他们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荣氏兄弟在中国早期企业家的系谱中可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荣氏兄弟步入商界的时候，年近花甲的张謇正在愁云惨淡地筹措南通的大生纱厂，平步青云的盛宣怀正在江西经营萍乡煤矿，而北方的周学熙此时正在开平矿务局当一个说不上话的总办。至于后来的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此时都还在少年时代。
在卢作孚30岁之前，他完全是一个文化人，他从事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和编辑。很难想象这个人以后会变成一个商业巨子。
　　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贩卖麻布，当地人叫他&卢麻布&。卢茂林有六个子女，家境十分贫寒。卢作孚从小好学，但据说他在10岁前曾经生病，因为治疗不当，失语两年，以致辍学，后来又奇迹般地复原。1907年卢作孚高小毕业后就未能继续升学。15岁时，卢作孚不甘于命运，在亲友的帮助下，步行十多天来到成都，到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卢作孚的数学天分很高，他很快就觉得课程太浅，干脆住在合川会馆自学。几个月时间内，他就学完了数学课程。为了学习英文版的高等数学，他又开始攻读英语。不久之后，这个补习生居然变成了补习老师，可以招收数学补习生，甚至还能编辑著书，如《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应用数题新解》等。其时他只有16岁，令人惊叹。
　　按照这个开始，或许卢作孚应该成为一个数学家。但是他没有。他广泛涉猎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社会科学。他当时的书目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的讲演。据说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18岁时他加入了同盟会，立志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辛亥革命后政权为袁世凯所攫取，令同盟会员十分失望和迷惘。1914年，卢作孚前往上海，寻找救国之路。在上海他认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认为要使中国富强，政治改革并不可行，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所谓&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卢作孚启程回乡。因为没有路费，他只能乘船到宜昌，然后步行千余里回到合川。此时卢家极其贫困，卢作孚靠给《上海时报》写通讯勉强度日，后来又经友人推荐去成都《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月薪14元，仅够全家人咸菜度日。1917年夏初，卢作孚受聘去合川县立中学当了监学兼数学教师。在这年秋天，卢作孚由同事做媒，与蒙淑仪成婚。
　　不久《群报》改名为《川报》，成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应邀到《川报》担任记者，后来又成为编辑和主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卢作孚参加了当时四川最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是由几个四川学生发起的，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会员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团体。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当时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多是年轻学生，情绪高涨却没有承受打击和变通的能力，许多人渐渐淡出，即便王光祈自己也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中国音乐史去了。
　　相比之下，卢作孚比较温和，但也更有韧性。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时，卢作孚觉得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他接受了杨森的邀请，并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仁王德熙、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开展通俗教育实验，他们在泸州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影响甚大，甚至吸引了当地机关和军政首脑。好景不长，第二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失势，卢作孚也离开了泸州。过了两年杨森再次上台，势力更大，同时主管四川的军务和民政。这次他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卢作孚则建议他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自己出任馆长，继续他的教育理想。然而1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
　　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于是他的救国理想逐渐转向了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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