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理论的目的：把德国的劳动人民与地主资本家统一起来，到“劣等种族”国家去抢劫，去占领生存空间，让他们沉浸在各有所得的强盗心态中，由此解决“优等种族”内部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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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朋友去德国劳务厨师、需要到公安局开无犯罪记录，我两年前因轻伤害被法院判六个月！现在去日本劳务厨师..._百度知道
朋友去德国劳务厨师、需要到公安局开无犯罪记录，我两年前因轻伤害被法院判六个月！现在去日本劳务厨师...
朋友去德国劳务厨师、需要到公安局开无犯罪记录，我两年前因轻伤害被法院判六个月！现在去日本劳务厨师，那边哥哥在日本，护照都办好了，请问我还能去日本嘛，去日本需要开无犯罪记录嘛?
谢谢告诉下！实力点的，权威点的
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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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从德国社会政策到中国的《劳动合同法》
编者按：作者的原题目是“从德国社会政策到中国新《劳动法》”，由此看来，显然不了解中国的法律体系，因此，在转载时，我修改为：“从德国社会政策到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但显然，作者是一个标题党，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以及学派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是以记之。
原文链接：/article/2567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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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反思
读斯密特教授的《德国的社会政策改革-历史和国际教训比较》
霍克教授的《德国社会国家体制的三条道路-纳粹独裁、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
莱德格尔德教授的《德国的国家社会政策》
麦茨勒的《德国社会国家-从俾斯麦的成功模式到需要护理的人》
霍克教授、考夫曼教授的《1945年以来的德国社会政策史第一册
社会政策基础》
作者简介：
曼弗雷德 斯密特（Manfred G.
Schmidt），1948年生，德国海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是德国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京特 霍克（G&nter Hockerts）：慕尼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莱德格尔德 (Eckart Reidegeld)：多特蒙特应用技术大学应用社会学教授
麦茨勒(Gabriele Metzler)：图宾根大学历史学家
考夫曼教授（Franz-X Kaufmann）：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社会政策概念及起源
社会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的《伊丽萨白济贫法》，而第一次提出社会政策概念、真正成为政策体系并影响到全世界的当首推德国。
德国的社会政策起源于1873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第一个给予社会政策以科学概念的是瓦格纳（Adolph
Wagner）。1891年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社会政策是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
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定义显而易见有两个特点：第一，明显是针对当时德国严重的“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的分配过程中的不均”；第二，指出国家应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来保护弱者，使劳动者的利益得到确保。
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社会政策的研究内内容主要涉及政策产生过程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政策在各个相关领域中的应用这两个方面。在后一个方面，社会政策又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社会政策范围仅仅涉及及贫民生活，而广义的社会政策则包括国民福利、、住房、、、、、与家庭生活、及社会公共以及等等。显然，狭义的界定所对应的只是狭义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广义的界定则对应于各种的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为什么发轫于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在德国学习期间，莱比锡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布鲁巴（Prof.
Vobruba）认为，德国当时存在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的德国社民党），为分化工人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俾斯麦才提出了社会保险立法。多特蒙特应用技术大学应用社会学教授莱德格尔德与沃布鲁巴教授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立法是国家的需要，目的是通过一种能完全自主决定、有意识的保守社会主义来与极端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作斗争。国内学者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19世纪末，德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并开始崛起，但在当时并未形成有效的社会责任机制。容克地主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十分残酷，所以劳资矛盾十分尖锐，工人阶级的反抗日趋激烈。于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争取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最后迫使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意欲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使劳动阶级与贫苦民众的处境有所改善。所以，欧洲大陆的社会政策是工人奋起斗争而得来的胜利果实。这种自下而上争取来的社会政策，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或“三方机制”，是从维护个人权利出发，通过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谈判协商的方式来确认的，其核心是“人权”。&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德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却是不争的事实，德国成为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由此不难看出，社会政策表面上看是至上而下的，但实质上这项政策的制定有由下而上的推力。
二、德国早期的社会政策理论流派
德国的社会政策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经过前30年的兴盛时期、纳粹时代的萧条时期和战后的复苏时期，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和等学科的加盟，源于社会福利理论的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为具有开放性、交叉性和系统性等特点的独立的应用学科。
雏形时期，博大精深的德国哲学一直制约着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打上深刻的烙印。社会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出现，触动了德国的社会思想体系。1842年,留学的德国学者施泰因出版《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对德国古典哲学社会观发起了冲击。他明确地把社会和国家区别开来，在国家和社会是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两大要素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设想。施泰因的观点，有别于从18世纪的康德到19世纪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统辖社会的传统观点。施泰因完善了国家和社会的辩证理论，被公认为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
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2)一书中，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以及国家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上的观点。他在《〈批判〉序言》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史）。
利林费尔德和舍夫勒追随孔德、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提出了他们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成为德国社会学形成的标志。利林费尔德是德裔俄国人,1897～1898年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会长。他在5卷本《对未来社会科学的思考》(1873～1881)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社会有机体论,并提出了社会病理学概念。舍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说主要表现在《社会本体的构造和生活》（1875～1878）和《社会学概要》(1906)两书中。
兴盛时期，20世纪前30年是德国社会学的黄金时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社会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滕尼斯、齐美尔、马克斯
韦伯、曼海姆等。
滕尼斯是德国社会学走向系统化的代表，他把社会学分为普通社会学和专门社会学；他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有关社区和社会的区分，在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被广泛沿用。在滕尼斯之后，德国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即以齐美尔为代表的形式社会学和历史文化研究。他们都遵循德国社会学的社会唯名论的传统。
形式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齐美尔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永恒不变的“社会交往形式”，是通过社会行为互相联系起来的个体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关系的过程。他的主要继承者维泽和菲尔坎特则对他进行了批判。菲尔坎特的观点表现出现象学的倾向。
历史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奥本海默、舍勒和曼海姆等。他们继承了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坚持精神科学的特殊性，认为社会学属于文化科学的范畴。社会学只能理解，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解释其对象。比起形式社会学，他们在社会唯名论上走得更远，认为社会现象不仅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而且是变动不止的。
韦伯则是上述两个方向的超越者。他对社会行动的概念分析,接近于形式社会学;而对经济同伦理关系的分析，又接近历史文化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他称自己的社会学为理解的社会学，理解的对象是社会行动、行动的过程和效应。在方法论上，韦伯强调价值无涉分析，视客观性为学者的人格；他提出“理想型”，即社会学意义的概念的建构。他毕生致力于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规模文化。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1921～1922）被视为德国社会学的最高成就。
萧条时期，1933～1945年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会学处于萧条状态。刊物停办，学会被查禁，学术著作被焚烧，人员被放逐。但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学家在异国继续从事学术活动。曼海姆在促进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克福学派先后在欧洲和美国揭露纳粹的反动本质，传播批判的社会理论；本迪克斯在美国为传播韦伯学说做出贡献；加入美国籍的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学方法论和应用社会学方面享有盛名。
战后德国社会学的复苏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学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支。民主德国社会学属于苏联东欧社会学体系，在理论上主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主要观点反映在施托贝尔格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1977)一书中。
&三、德国的社会政策实践
社会政策在德国提出后很快得到实施。1881年11月德皇威廉一世颁布“皇帝告谕”（《黄金诏书》），提出：工人因患病、事故、伤残和年老而出现经济困难时应得到保障，他们有权得到救济；工人保障应由工人自行管理。由此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1883年颁布了《医疗保险法》，1884年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颁布了《伤残和养老保险法》，1911年将上述三部社会保险法合并为《帝国保障制度》并颁布了《职工保险法》；1927年，颁布了《职业介绍法》和《失业保险法》；1938年颁布了《手工艺者养老金法》，使社会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战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57年颁布了《农民老年救济法》，将农民养老纳入社会保障；1969年颁布了《劳动促进法》；1983年颁布了文艺工作者社会保险法；1988年颁布了《健康改革法》；1989年颁布了《1992年养老金改革法》；1995年开始增加社会护理保险。[14]
在社会保障体制的管理上，德国采取的是自治管理原则，以体现共同参与的民主管理思想，这是联邦德国社会保障体制中最具特色的地方。具体做法是，由投保人、雇主与保险机构共同组成保险机构的最高权利机关，它独立于政府，享有自主权。各级保险机构中都有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负责决定保险承办机构的财政预算和人事安排，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层层推选而形成，从而可以最充分地代表和反映保险人的利益要求。代表大会代表由投保人和雇主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则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和董事会成员均实行任期制，一般为6年。在两德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约有1300个法定保险承办机构，负责疾病保险的管理。法定养老金保险管理则由全国18个州的州立社会保险机构和一个联邦职员养老金保险机构管理。只有失业保险和失业保障的管理不同，它是由设于纽伦堡的联邦劳动局负责，该局是个官方性质的机构，实行管理委员会、董事会和管理理事会的领导体制，各机构均由来自雇员、雇主和公共团体的代表组成。社会保险的这种管理体制充分体现了“社会自治”的原则，有助于推动社会各方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协调，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对社会福利的各种需要和变化作出灵活反映。[15]
&四、德国社会政策的“变”与“不变”
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到21世纪初，德国的社会政策有上百年的历史。德国的社会政策不断变化并在改革实践中得到丰富，因此德国的社会政策其实就是逐步演进的过程和不断深化改革的结果。[16]鉴于德国社会政策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社会政策的实施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相互匹配的。而每个时代都对社会政策有不同的期望和要求，因此社会政策的变化成为必然。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第一次提出社会立法的德国当时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其宪法是半民主、半威权的性质。特别是在随后的20世纪之中，德国经历了政权的频繁更迭，因此德国的社会政策也因此随之而改变。年德意志帝国将政权移交给魏玛共和国，打断了国家社会政策的平稳发展，同时也将高高在上的社会政策变成了民主的社会政策。[17]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取得政权从根本上撕碎了这个国家。12年后德国战败被美英等国占领，1949年在西占区成立以民主宪法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国和东占区的集权专政。1989/90发生剧变，1990年东部地区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8]因此，德国的社会政策受到政治因素的推动和制约，从而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政策。当代研究社会政策最著名的德国学者之一、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京特
霍克将之归结为纳粹独裁、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19]德国韦伯研究中心、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斯密特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斯密特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政策明确归纳到与联邦德国相同的民主社会政策之中。他认为，德国的社会政策因其20世纪政权的不断更迭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民主的社会政策、纳粹专制的社会政策和民主德国的集权政策。如早期的魏玛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选举、政党和协会等来推动社会政策、通过民主的社会政策来尽量使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相反，纳粹实行的是所谓的“大众福利政策”，基于人种理由，拒绝将个体纳入到社会福利之内，而将享受到福利的群体成为“人民团体”。[20]通过种族主义政策打破社会的平等，将一部分人例如犹太人排除在社会政策之外。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从形式、内容、决策程序等更深一层地改变了德国社会政策原有的特质。表现为一种“福利公平”和“工作公平”的集中统一混合体，受统一社会主义工人党操控。东德的社会政策通过全民就业、对房租、基本生活用品的补贴来保证。东德的社会政策造就了人民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期望态度，这种心态直到今天仍可以在东部联邦州发现一些痕迹。因此，不同的国家宪法造成了社会政策的巨大差异。威权体制国家例如在中东欧在强化社会政策方面更为明显，社会福利开支越来越大，对经济过度索取，从而导致国家的负债。[21]&
尽管德国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政权的巨大更迭，有意思的是政权更迭对社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被神奇蒸发，而德国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连续性，直到今天仍然基本保留了它的原始构架，即“俾斯麦模式”或“社会保险国家”的特征。即使在纳粹时期德国的社会政策也无法改变，民主德国的社会保障结构实质上保留了德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内核。[22]
什么原因导致德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内核保持不变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德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主力。当政权发生更迭时，德国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果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五、德国社会政策的贡献
相较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德国首次社会立法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当然，这种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实际结果是，德国成为了注重社会福利、经济良好发展的少数先进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就是今天经合组织的西欧成员国。它们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两者甚至相得益彰。经济的成功与社会福利紧密相连。直到今天，社会政策依然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
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断扩张是一个明显的历史成就，它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福利国家的建立为德国社会建立了一套安全防护网，防止社会最低阶层的过度贫困化、保障了广大公民在困难情况下有基本的收入，例如年老、失业、疾病、车祸等。此外，社会政策有助于减少社会的不平衡。社会政策的实施符合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社会福利国家目标”。而且，社会政策对经济的生产性功能也不容忽视，例如社会政策减轻了公司的经济负担，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看稳定了员工的收入标准。[23]
六、德国社会政策批判与反思
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密特认为，德国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建立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社会政策成本过高。例如1998年用于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在东部新的联邦州甚至高达55%（1997年），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而且社会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也很高，因为社会政策的实施并未考虑到社会福利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否有能力支付其庞大的社会开支。与德国人均生产力（德国统一后这种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退步了）相比，德国维持了庞大的社会福利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即使与瑞典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意味着对劳动者提供了在劳动和社会法上全方位的保障，这点只有南欧国家超过德国。此外，作为社会福利国家还须付出很多代价，比如最低的社会保障与宏伟的就业目标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扩大的社会福利政策对雇佣起到制约作用。例如在德国，（企业）支付社会保险费之外，那么还须交纳高额的工资附加费用。[24]
德国的社会政策另外一个问题是结构不平衡。一方面养老保险和护理保险的份额很大，而另一方面对有孩子的家庭和单亲家庭的支持度很小。更为不公平的是，目前即将退休的人员交纳的保险金很低却可享受丰厚的退休金，而年轻人尽管缴纳了高额的保险费，但是他们今后享受到的退休金却不高。后果是很多人选择退出社会保险。此外，造成今天的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福利国家之一的原因，除了庞大的社会公共支出外，相关的税收政策和劳动社会立法都是对社会福利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社会政策在联邦德国得到不断扩张？经济的发展和公共任务的增加以及相应更多的支出是显而易见的原因。瓦格纳（Adolph
Wagner）对这一机理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人们因此将这一现象称为瓦格纳法则。其次是民主。社会的中下层民众通过民主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影响力（选票），他们的诉求就会通过相应的政党、协会和选举来表达，从而影响到行政部门和在社会领域的立法。这点在德国的国家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瓦格纳法则和民主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并不只是在德国才有，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如此。因此，这两个因素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政策在德国得到大范围的扩大。
如果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以下的视角来观察德国的政治生活：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逐步扩大，成为世界上的高福利国家，同时也成为最贵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德国存在一种少见的政治结构：德国有两个强大的社会福利政党，而不象其他国家只有一个。而其还有着社会福利意味浓厚的选举人，他们头脑里很大程度上存在社会平衡观念并赞赏这种政治行为。1949年以后德国的社会福利不断得到增加，关键是德国有两个相互竞争并重视社会福利的政党，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另外一个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与左翼的工会相联系，而基民盟则与天主教的工人运动和天主教教会（原文如此）有独特的渊源。这两个大党在诸多方面观点不合，唯独在社会平衡这点上取得共识。如果不考虑两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社会政策的大联合，于是就出现了公共任务的剧增和开支的快速扩张。
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张还有其他原因。基于生存年龄的提高和极低的出生率，德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的增加需要相应的福利、看护、营养和卫生政策。而低出生率会导致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来支持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并以此来吸引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们。[25]
高失业率也是社会开支大幅度上升的原因。失业需要救济，同时也需要通过扩大开支来促进就业。&
而1982年-1989年期间为德国统一而制定的政策使公共开支剧增，以至本来起到刹车作用的联邦主义和自主的中央银行也失灵了。联邦主义在各州有效制约了国家行为，但是没有能阻止住社会福利开支在联邦范围内的增长，因为持续的选举（联邦大选、州议会选举、市议会选举等）导致各个政党不得不把眼光瞄准选举日期并将社会政策与选举相联系起来，从而塑造了一切为了选举的短视行为。结果是各州只得容忍社会福利的增加，以至三分之二的公共资金用来作为社会保险的直接支出。
社会政策从其开始就是一种选举政策。阿登纳说：“我们要赢得选举！”他必须在节约的压力和再次赢得选举之间进行选择。阿登纳知道，要想再次赢得大选，就必须满足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当时德国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极低的失业率和老年人口，因此可以增加预算来应付各种开支。而今天，一切都反过来了，只有庞大的社会支出没有变，而且呈上升趋势。[26]
尽管如此，德国的政治体制有可能克服这种不平衡，德国宪法法院具有一定的“纠偏”功能。例如在结构改革方面，德国宪法法院支持德国实施更为积极、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
&七、德国社会政策的渐近改革
多数政治家、社会学家坚信，德国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改革的。德国的社会政策改革以“渐进主义”为发展策略。社会政策的背后理念是“渐进主义”。“改革是不能不渐进的，……我们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反对放任的政治制度”。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是在与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的论战中诞生的。不了解这个理论背景，可能就难以理解社会政策学为什么总是以介入和干预具体的政策过程为己任。因此，社会政策领域所推崇的政策主张，绝非“激进”，而是实事求是，强调调查研究，以充分了解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提倡脚踏实地，重视在政策过程中积累起一点一滴的社会进步和文明成果。[27]
因此，改革会经历很长的时间，而且也是从小步开始的并小心翼翼寻求“正确的”的解决方法。然而很多人认为这样还不足够。因为目标冲突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比如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社会支出、生产力和过度的就业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
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密特认为，改革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长期、有计划、有步骤的并寻求“路径正确的”问题解决办法。对社会保险和就业保障的结构性改革很困难，主要障碍是两大社会福利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其中的影响，该党追求极端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和普遍化。当然，障碍还来自于上文提到的持续性的选举，减弱了联邦主义应有的作用，同时还有选民和各种协会集团过高的期望值。因此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在一定情况下陷入了魔鬼怪圈：谁要改革，谁就输掉选举！
对德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广泛的观点认为可以对社会政策的扩张进行改革。从1982年起的两年间，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了调整和紧缩，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这次对养老保险金的调整，那么到今天的养老支出就会多出四分之一。此外在失业保险和卫生保险上也节省了很多开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大。例如1989年公布的退休改革，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从而达到节省养老开支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对现存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有着巨大的空间。
为什么在劳动和社会领域的政策改革未能取得进展？为什么德国的改革一直只是小步前行？一些观察家认为，社会福利的削减和改革的困难在于很多人对改革成果的自我满足。他们认为，现存的社会保险体系运行正常，将来也如此。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改革的成本过高；第三种则认为德国的社会政策改革有太多的参与者和否决者，比如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党、联邦参议院、反对党和联邦宪法法院等。
如果不进行结构改革并限制社会支出，德国的社会政策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鉴于解决问题的难度很高，结构改革的能力降低，问题将变得越来越棘手。例如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在养老保险上的冲突、雄心勃勃的就业政策与不甚理想的就业状况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没有方法使德国从社会问题的泥潭里面跳出来呢？结构改革是否可行？理论上讲在联邦众议院拥有多数的党派及其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实现的，即使没有得到联邦参议院的同意也同样可以实行。比如在养老保险的问题上，不需要联邦参议院的同意。但是如果执政党采取单独行动，那么就会在其他一些需要联邦参议院同意的政治领域比如在卫生政策上遇到麻烦，使执政党提出的立法计划流产，这在德国立法史上有很多先例。如果联邦众议院的最大的反对党在联邦参议员拥有多数，则结构改革就需要执政党和最大的反对党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然而这种合作由于选举利益隐藏着风险，例如1998年社民党在联邦大选中反对基民盟政府的退休改革；基民盟在第二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反对社民党的改革计划等。尽管反对者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改革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因此，谁要在德国致力于结构改革就必须在联邦参众两院单独拥有多数席位。如果联邦众议院的最大的反对党在联邦参议员拥有多数，则结构改革就需要执政党和最大的反对党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
联邦德国的社会安全政策变得越来越复杂。问题的解决对政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包含事务性的处理和与各种力量达成一致，而且要能影响到媒体。因此政治家必须具有平衡冲突和合作的能力，而且要用长远的眼光来解决问题。这才是负责任的政治，同时也是德国政治家应具备的素质。这对当前德国的政治领导层-联邦和各州、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8]
&八、评价总结：
尽管德国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问题不少、在改革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但是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不断延伸、社会福利不断扩张的问题，从而使经济不堪重负。因此对于社会政策的改革不仅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度”的问题。适度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过度的社会政策就会成为包袱拖累经济，给经济造成过大的负担，最后则两败俱伤。因此，制定和实施适度的社会政策是问题的关键，这在中国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中国实施新的《劳动法》，过分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而忽视企业的利益，从华为公司到沃尔马，从大公司到小公司都在恐慌中寻求对策，难道不应该因此而有所反省？凡事不宜极端，应兼顾各方利益。
其次，德国高福利国家的建立是和德国特殊的政治结构有密切关系，即两个最大的政党都支持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对今后有可能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如何学习德国在社会政策上的宝贵经验和财富、避免德国曾经出现的问题，如何建立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是新型民主国家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三，即使在民主国家出现“谁改革社会政策，谁就输掉选举”的怪圈，但是一些有良知的政治家如施罗德仍然举起改革大旗，痛下决心对德国社会政策的诸多弊端进行手术。当一个政党明知这样做有可能失掉政权而义无反顾的时候，留下的是深深的敬意，对于施罗德和社民党的悲壮和勇气令人肃然起敬。
200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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