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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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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本著作对于川端康成文学在哲学层面和思想史层面上这一综合性的又是极为深刻地具有理论逻辑的阐释,是国内研究界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研究界所未曾有过的。它以相当深刻的艺术洞察力、相当丰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和对于“川端文学”极为细腻和到位的感知能力,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作为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中包含着如此丰厚的中华文化因素。  作为对一个特定定国家的特定作家的联合行动是行的发生研究,《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则是以一个重大的文学创作作为“个案解析”,显示了比较文学的发生学观念包括“多元文化语境”、“变异体文学概念”等等透入国别文学领域进行“文学文本”研究的可能性,《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已经得到相关领域内我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的积极肯定和褒扬。
  周阅,1967年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海外特别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日本中国学。主要专著有:《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原题《川端康成的人生历程与创作历程》)、《人与自然的交融――》、《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等。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汉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图书评论》以及日本「川端文学视界」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导论第一节 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第二节 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第三节 本书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第一章 佛学的感悟第一节 禅宗的“以心传心”与川端文学的艺术美一、禅宗在日本的兴起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与朦胧、纤细之美三、“以心传心”与川端文学的神秘性、抒情性、幻想性第二节 “色空”观念与川端康成的自然观一、人与自然的融合二、“观其形貌、取其神韵”三、“空净”观与自然对心灵的净化第三节 “无常”和“万物一如”与文学的抚慰疗救功能一、人生的死亡与无常二、“万物一如”对生死无常的解决三、文学的抚慰疗救功能四、《睡美人》的救济主题五、《抒情歌》的救赎意义第四节 轮回转生与艺术的永恒一、对苦海无边和因果报应的排斥二、灵魂的永生与艺术的永恒三、“童心”与纯粹的艺术精神第二章 丹青的晕染第一节 文学与美术的互动一、文学创作与美术欣赏二、文思与画意三、川端文学中的美术作品第二节 川端文学中的色彩表现一、独特而丰富的色彩表现二、白色三、红色四、红与白的对比第三节 川端文字与中国美术一、美术收藏与文字创作二、川端文学与宋元美术三、川端康成与牧溪第三章 纹枰的启示第一节 《名人》与吴清源一、川端康成与围棋二、《名人》的诞生三、吴清源与《名人》的创作第二节 吴清源与“中和”思想一、川端康成与吴清源二、棋道、艺道与“中和”第三节 “中和”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一、“中和”与阴阳思想二、“中和”与儒家哲学三、“中和”与道家思想第四节 川端康成与“中和”思想一、从胜负之争到“中和”之道二、“中和”思想与川端康成的艺术观三、“中和”思想与川端康成的文化观第四章 中国哲学的浸润第一节 川端康成与道家思想一、川端康成与道家思想的因缘二、川端康成的政治态度与道家思想三、川端文学中的奔月构思与道家的飞升思想第二节 川端文学与《庄子》一、川端康成的艺术理念与《庄子》二、《禽兽》的隐喻性与《庄子》三、川端文学中的蝴蝶意象第三节 川端文学与儒家思想一、川端康成与儒家思想的因缘二、川端康成的男权意识与《周易》三、川端康成的父系家族意识与儒家伦理观念四、川端康成与儒家“天命观第五章 中国文学的滋养第一节 川端康成与中国文学的因缘一、日本文学的媒介作用二、川端康成对中国文学的直接涉猎三、川端康成与唐人小说第二节 “蚕女”在川端文学中的变异一、《马美人》与中国蚕马故事二、《雪国》与《蚕女》第三节 “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模式与唐人小说一、川端康成翻译的唐人小说《神女传》二、川端文学中“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的情节模式三、“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模式背后的母亲影像四、“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模式与唐人小说第四节 《竹叶舟》的“人生如梦”思想一、川端康成的小说《竹叶舟》二、中国的“竹叶舟”故事三、川端《竹叶舟》与中国“竹叶舟”的渊源结语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各章日本出版物主要引文原文附录二 新潮社35卷本(补卷2)《川端康成全集》目录附录三 中国大陆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主要论著目录附录四 中国大陆川端康成作品主要译本目录附录五 日本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主要论著目录附录六 川端康成年表后记
  由于红色具有复杂、多重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使之能够满足各种心理表达的需要,因此成为川端文学中引人注目的色彩,极为活跃地发挥着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功能。  四、红与白的对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川端文学清晰地显示出了对红、自两种颜色的格外关注。这种红与白的鲜明对比,是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色彩意识之中的。如果追溯日本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红与白,作为一组对立却又共存的色彩,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相传平安王朝的平氏与源氏征战时,平氏就挂白旗,而源氏则挂红旗。时至今日,日本除夕之夜最为盛大的庆祝活动“红白歌会”,就是以红白二队进行演艺比赛的形式年复一年地举行着。此外,神社的工作人员在祝祭仪式中也都以红和白配色着装。日本的国旗就是在纯白的底色中央配以鲜明的红色,象征着太阳神――天照大神以及她所创造的日本的国土风物。这种传统色彩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川端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如前所述,《雪国》中的两位女性――驹子和叶子被分别纳入了红与白两个迥然相异的色彩板块之中。作品的主题在这一色彩组合中得到了艺术性的深化,象征着生命的红色使驹子实化为肉体的存在,而至纯无彩的白色则使叶子升华为精神的存在。这样,川端通过不同的色彩成功地塑造了共同生活在雪国的两个女性形象,细腻而感性地展现了她们的性格特征。红色的驹子与白色的叶子在互相映衬和对比中达到一种别致的平衡,成为《雪国》中一实一虚、一明一暗、一热一冷的两条重要筋络。  红与白的对比并不仅仅存在于两个主人公之间,有时也共存于同一人物形象之中。如驹子就并非一成不变地浸染于红色,川端偶尔也为通体透红的驹子点染些许白色。同样是身着和服,从敞开的后领显露出来的脊背有时是“红殷殷的”,有时却“从脊背到肩头仿佛张开了一把白色的扇子”(p.93)。这零星的白色揭示了驹子虽身为艺妓却向往纯洁的内心世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是近数十年来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集成,它是这个学术群体数十年来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中所积累的对于这一学术的理解和从事的学术实践,现在以“系列书系”的形式公刊于世。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兴以来,已经走过了30年的路程。如果从学术层面上考察,可以说出现了三代主峰。以朱光潜、黄药眠、杨周翰、李健吾、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珏良、陈嘉、范存仲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以乐黛云、饶芄子、陈悖、钱中文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和发展的第二代学者。目前,在跨入21世纪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在几代主峰中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学术桥梁。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经由这些“学术桥梁”传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启后,把学术推向新的境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轨迹相一致。它的前身“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1981年,由杨周翰教授领衔主其事。这正是第一代学者们致力于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产物。它被定位于北京大学,或许这正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与新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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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立川东师范学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日,是清政府在重庆正式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府,该校为重庆市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四川东部地区)最高学府。川东师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自建校后,先后有、、、、、等老的革命前辈在学校执教,播下革命火种,建立党、团组织,领导了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革命斗争。川东师范为西南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式高等学府,首开西南之风,同时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独立的师范院校,为(即西学)培养了大批师资,为重庆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50年,以川东师范学堂(后来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为主体,同时合并其他院校系科,分裂并分别组建了(我国四大老牌著名师范学府,也是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重点师范大学)和(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农业大学)。西南师大和西南农大身出一体,同为一源,组成两校的主体均为1906年创办的川东师范学堂以及建于1940年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93年开始筹划重新合并事宜,2005年,由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合并为。新成立的,已成为由国家教育部直属,国家教育部、国家农业部、重庆市共建的国家“”和国家“”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西部高水平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办学水平及规模居我国高校前列。简&&&&称川东师范校&&&&训文行忠信创办时间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类&&&&别师范学府所属地区中国重庆学&&&&制1907年开办五年制师范科名师荟萃、、、名师荟萃、、、名师荟萃、、、培养师资4000余人(1920年前14年在外)
2000年,原和原都举行过建校50周年庆祝活动。其实,无论是原西南师范大学,还是原西南农业大学,都不是1950年才创办的全新大学。原、其实,原本就是一所学校,均发轫于1906年创办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1933年创办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简称川教院)和1940年创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简称女师院)。而川教院和女师院此前也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要追溯现在的和以前的西师、西农的办学源头,就不能不去探究组成她们的学校中创办最早的学校。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一种通例。
组成原西师、西农的川教院与女师院中,川教院建立更早;川教院与川东师范学堂又有颇为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所以,要对西师、西农以至今天的的创办追本溯源,就必须把川东师范学堂如何演变为川教院的历史弄清楚。 川东师范学堂的创办与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清代的官办学校在京城有、,在地方有府、州、。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即秀才(又称为)。此外,还有私人办的私塾、书院等。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选升入京师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而称为。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1901年清政府决心实行改革即,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学制。
1903年,、、等在《》的《学务纲要》中,特别强调师范教育之重要性,要求各省办初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小学教师,优级师范学堂以培养中学堂、高等学堂教师。《学务纲要》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在省城应设五年制的完全科和一年制的简易科;在州县除办完全科外,为应急需,还应办师范传习所。在这次史称的“”改革中,师范教育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系统,不再附属于其他学堂之中。为实施新学制,培养师资,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即公元日在重庆正式创办了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校——官立川东师范学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的最早渊源。倡议者是川东道员张铎(字振兹),赞助者是绅士杜成章等,归署管理(当时四川行政区划分、川南、川西、川北四道。辖36县,川东师范由36县共同设立)。学堂监督即校长是铜梁人杨霖。生源由所辖36县选送,名额按县的大小区分,大县最多10名到12名,小县最多5名,学生都是公费。
1906年首次招收一年制简易师范科23名学生,1907开办完全五年制师范科及附属小学。至前,共有毕业生230余人。
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师范教育令》称:“师范学校定为省立,由省行政长官规定地点及校数,报告教育总长分别设立。县因特别情事,依本令之规定,由省行政长官报经教育总长许可,得设立师范学校。两县以上联合设立师范学校者,亦须依前项之规定。”据此,36县联合设立的川东师范学堂在民国三年即1914年改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
学校管理的最高机关是维持会,由川东道尹任会长,学校校长(时为铜梁人邱兆熊)任副会长,由36县教育行政长官为成员。1928年,维持会改为校董会,为会长。
后,由于战乱频仍,川东师范学堂常被军队占驻,学校不得不多次往返迁徙 。1916年租住观音梁船帮公所及附近民房,当年秋迁回原址.1917年秋迁住文庙,1920年再次迁回原址,因变买旧址,拟建新校.1930年春租住曾家岩农中校旧址及龙泉观作临时校舍,1930年末迁至石马岗,即今文化宫。其时,因为战乱,四川实行防区制,政出多门,办学经费不能如数、按时征集;校长频频更换,民国十一、十二年间,曾五易其人,最短的任期不足两个月。民国十六年周天治任校长时,情况更为严重,周因经费困难于任职之次年辞职,另委任之校长徐天权也因学校经费之窘迫而坚辞不就,学校无人负责。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濒临倒闭之绝境。
川东师范濒临绝境之时,正值刘湘主政重庆。刘曾决定将该校停办,遂指派刚接任川东道尹的甘绩镛到校办理结束事宜,但遭到学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热心教育事业的甘绩镛审度形势,召开维持会,讨论学校存废问题。会议决议,学校继续办理,并改组维持会为校董会,道尹为会长。校董会一致推举甘绩镛为校长,川东师范得以保留。甘绩镛接任校长后,募集资金,整顿解款,偿还旧债,使校务出现转机。民国十八年,甘绩镛提出将已不适用的旧校址出卖,觅地另建新校,得到校董会同意后,遂在通远门外石马岗购买7000余方丈土地营建新校舍,并于1930年末迁入。
1931年1月,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奉令改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在任校长期间(),加强了川东师范的建设,健全规章制度,树立良好学风,严格选聘教师,筹措办学经费,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学生活设施,并设立“典夔奖学金”,提高了川东师范的办学水平。
1935年,刘湘任主席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即宣布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甘绩镛升任民政厅长。是年7月13日,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成都,甘绩镛亦随之去成都,不再兼任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校长,遂由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聂荣藻接任。在聂任校长期间,学校进一步发展。
1939年5月,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狂轰滥炸期间,川东师范迁至江津白沙镇东海沱古坟湾,1946年5月迁回石马岗。
大约在1934年末或1935年初,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曾奉令改为“川东联立师范学校”。1940年8月,又改名为“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
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毛雍如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改名为“重庆市立第一师范学校”。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时期历任校长任数
第一任校长
1906年-1911年
第二任校长
1911年4月-1913年2月
第三任校长
1913年2月-1913年8月
第四任校长
1913年8月-1913年12月
第五任校长
1913年12月-1915年3月
第六任校长
1915年3月-1915年8月
第七任校长
1915年8月-1918年10月
第八任校长
1918年10月-1921年7月
第九任校长
1921年7月-1922年8月
第十任校长
1922年8月-1922年9月
第十一任校长
1922年9月-1923年1月
第十二任校长
1923年1月-1923年4月
第十三任校长
1923年4月-1924年1月
第十四任校长
1924年1月-1925年3月
第十五任校长
1925年3月-1925年6月
第十六任校长
1925年6月-1925年7月
第十七任校长
1925年7月-1927年4月
第十八任校长
1927年4月-1927年6月
第十九任校长
1927年6月-1928年2月
第二十任校长
1928年2月-1928年6月
第二十一任校长
第二十二任校长
第二十三任校长
第二十四任校长
第二十五任校长
1928年-1935年
第二十六任校长
1935年-1949年5月
第二十七任校长
1949年5月-1949年12月
第二十八任校长
1950年-1951年
[1]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内办起了乡村师范专修科。创办过程也颇多曲折和艰辛。
接任川东师范校长的,对加强师资之培养以振兴四川教育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向校董会提出了将川东师范改名为“川东联合县立高等师范学校”、增办二年制高等师范的专案。校董会采纳了甘氏建议,组织了筹备会,正式启动增办二年制高等师范的筹备工作,并将此呈报四川省教育厅。省教厅以改办高师与现行学制不合为由,指令停止筹备。而川东师范筹办高师诸君却认为,此举并无不是,继续其筹备工作,只不过在形式和步骤上略作变通。在21军(刘湘任军长)和社会知名人士支持下,校董会决议,于1932年秋,在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内开办乡村师范专修科和中心农事实验场,聘请四川石?d人、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导师的张知任科主任。“开办之初,以经费基础未固,规模又只一班,乃由政府划归川东师范学校办理,而附设其中焉”。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健全师资为宗旨”,每年招收一个班40名学生。凡高中、后期师范毕业或同等学力、年龄在19?D30岁之间、经学校录取者,即可入学学习。学生分两部分:一为川东各县申送者,均为官费;一为川东以外县分备资申送者,为自费。而后者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二。是年8月,专修科先后两次招生,9月1日正式开学。首届共招生29人,农场也设在校内。
1933年2月,乡村师范专修科迁至磁器口后,班次增加,规模扩大,但仍由川东师范学校派教师到该处上课。可见,不仅初办时的乡师专科属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的一部分(该科成立一年时的《报告书》说:“本科系川师校的一部分,经费收支亦完全由川师校事务处负责”),而且迁至磁器口时,该科仍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甘绩镛在给校董会的报告中说:“其产生之初,则全系本校之力”,是一点也不夸张的。1933年7月,四川省政府颁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法及组织大纲》,并拨款4万元,正式将乡村师范专修科改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开始招收本科学生,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分开,成为一所独立的高等院校。仍任该院院长。8月,学院开学行课。此时,学院仅设乡村社会系和农业系。加上专修科学生,共有100余人。1935年初,乡建院共有教师23人,其中教授11人,讲师10人。甘绩镛任四川省民政厅长后,21军派政务处副处长接任院长。
由于乡建院之名与当时学制不合,四川省教育厅于1936年8月训令将“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委任为院长。次年2月,教育部批准省教厅的决定,准予设立。此后,系科逐渐调整或增加。至1946年,全院已有7个系446名学生、133名教职员工(包括附属农场、附中、附小教职员在内)。到重庆解放时,川教院共有教育、国文、数学、英文、史地、博物、农艺、农制、园艺等9 个系,已经具备大学的规模。1950年,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为主体,同时合并其他院校系科,分别组建了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
1985年,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分别改名为和。
2005年,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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