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墨波：《黄金时代》：我们今天怎样谈论萧红 - 影视论坛 - 文心广场 - 文心论坛 Wenxins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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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03｜人气：1108｜回复：9&文章标题：&文章时间：（修改）作　　者：出处：原创浏览551次，，《黄金时代》：萧红的冒险再现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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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是民国文坛的才女，也是一个异类。在当时抗战的大环境下，当大多数作家都投身到主流革命队伍之时，萧红却以异于时代主流的笔触依旧追求着自己的艺术创作。在这一点上，许鞍华与萧红有着共通之处，她同样是华语电影界的一个异数。从《黄金时代》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许鞍华对于作家萧红那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从筹备到拍摄对于萧红这个作家做了不少功课，下足了功夫，并且以一种相当大胆、具有实验精神的手法为观众描摹出了一个既明晰又模糊的萧红肖像画。
　　电影被史料所拖累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这是萧红在其《回忆鲁迅先生》文章中的一个段落。这一段落被许鞍华用在了《黄金时代》的一场戏中，并且这场戏对于文章的还原度非常高，台词几乎就是照搬。　　因为《黄金时代》是以萧红为主角的人物传记片，并且萧红又是一位作家。所以，影片中随处可以找到有关萧红的文学创作。片中主角很多人念的台词都能够在其相关文学作品中找到出处。比如讲萧红小时候和后来的经历，都是出自她的《呼兰河传》；和萧军的关系都是来自《商市街》。其实萧红就是把她的生活变成了她的写作，影片将二者都融合在一起表现了。　　作为民国才女，萧红一生短暂：逃婚，重投未婚夫，和萧军痛并快乐地相爱，下嫁端木蕻良。她的情感经历不寻常，两次带着身孕和另外的男人走到一起，其间家国动荡，个人辗转流离，重病缠身，却依然写下《商市街》《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名作，流传身后。然而，一路走来交往无数文人朋友，死后为她回忆立传的，却是陪伴她度过生命最后一段岁月的骆宾基。如此复杂的经历和众说纷纭的情感，让编剧李樯和导演最终选择通过史料的穿插来试图描摹出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　　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却拖累了电影本身，对于没有读过萧红作品，以及对于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不甚了解的观众，很难了解导演和编剧铺设的伏笔。虽然，导演企图用全明星阵容演绎民国时代的作家群体，通过明星个人魅力来为角色注入更多的内涵与期待，但是这种曲高和寡的设置依然无法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一次冒险实验
　　《黄金时代》是许鞍华在人物传记片上的一次冒险实验。准确地说，是导演联手编剧李樯对传记电影的一次创新摸索，它远远超越了常规传记作品对人物的构建和描述。电影中最有特色的是较为罕见的人物对着镜头向观众讲述萧红，产生犹如话剧般的间离效果。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便是萧红对着镜头向观众讲述自己的身世，并且是以一种超现实的全知视角，这种具有实验精神的大胆设计大大超越了普通观众的观影经验。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大段文学作品的独白，编年体面面俱到的叙事，剧中人物时常抽离剧情的陈述，是这部具有实验色彩的传记电影的主要特色。　　影片以不带主观情感的克制和冷静，与人物保持足够的距离，来呈现大银幕上的萧红。与传统传记试图寻找历史真相、挖掘人物内心的做法不同，影片几乎放弃了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加工和提炼，《黄金年代》更像是一部试图还原历史氛围和人物经历的写实记录。以她的命运辗转为轴线，历史文人们逐一登场，仿佛萧红生命中必经的过客、见证，然后再从这个舞台消失。同时，各种身着时代服装处于历史背景中的人物也会突然从剧情中跳离，转身面对镜头和观众，像接受采访者一样，讲述自己看到、听到、接触到的萧红。　　然而，等影院里的灯亮起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萧红的形象又模糊了起来，离我们依然那么遥不可及。本文在10/17/:54 AM被施雨编辑过作者授权声明：　　【三级授权】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人。我保证此作品不含侵害他人权益的内容，如侵害他人利益，我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文心社造成的一切损失。我同意文心社以我所选择的保密或公开的方式发表此作品，未经本人同意，文心社不可向其他媒体推荐。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本主题共有7条贴子，每页10条，当前第1/1页【首页】【前页】[1] 【后页】【末页】第&&页&&作者本主题已被浏览1108次｜回复6条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17:03:44｜人气：1108&&李墨波：《黄金时代》：我们今天怎样谈论萧红800)this.width=800' src=bbsup.jpg border=0>　　导演追求讲述的间离效果，结果把感情也间离掉了　　在观影之前，我有一些担心。担心影片戏说情感，八卦野史，用那个低俗的三角恋的故事来消费萧红这个名字；或者诗化一切，无视时代的苦难，一味寻求小清新的民国范儿，站在一个时代意淫另一个时代。欣慰的是，这些毛病电影都没有犯，无论是情节还是台词都严格地遵照史实，少有戏说的成分。但是它又偏向了另一端，犯的是另外的错误。　　李樯的编剧可谓“严谨”，片中所演内容全有出处，几乎无一处是编剧自己的创造。那些曾经在各种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出现过的情节和细节，原封不动，拿来我用。　　萧军从延安回到西安后，恰好碰到萧红和端木蕻良从房间里出来，彼此相对，十分尴尬，胆小的端木怕和萧军起冲突，跑到聂绀弩屋里帮他刷身上的尘土，为的是讨好他，好让他从中调解帮忙。如此细节，大家一定以为是编剧的想象，其实不然，此细节来自于聂绀弩的《怀念萧红》，原文如此：“我刚走进我的房，端木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充斥全片，甚至连演员的台词都是照搬原文，在梅志的《忆萧红》中，周海婴说的是上海方言，于是在影片中，虽然父母讲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周海婴却奇怪地讲起上海方言，而鲁迅的台词，几乎完全出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影片完全舍弃了戏剧性的营造，所遵循的线索不是人物情感，也不是戏剧冲突，而是萧红的大事年表。也许编剧觉得这些碎片化的大事记无法连缀在一起，于是加入了演员们面对镜头的讲述。这一招可谓“讨巧”，每当叙事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对着镜头说明剧情，提炼中心思想。所有叙事上的漏洞，都可以在这里打上补丁；所有故事无法给出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交代。那么丰富复杂的内容就在演员们面对镜头的独白中一笔带过。导演甚至让萧红自己在影片的开头自报生卒年，做作到不忍直视。　　这样的创作态度不说懒惰，至少是畏缩。面对一堆传记资料，创作者们保守无为。　　自知无法从这些碎片中营造出戏剧性，编剧返身回来，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只求呈现，不加判断，不仅在人物的是非上采取中立，同时也没有情感的立场，全片呈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指向不明：不指责，不偏袒，不控诉，不煽情。　　拒绝煽情固然是好的，但电影毕竟是诉诸情感的艺术，在讲述的态度上可以克制和理智，但在情感上一定要有立场，不偏不倚绝不是电影应有的态度。　　这些萧红人生的散乱碎片，彼此并无情感上的联系，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剧中每个人物也都是点到为止，毫无神韵。导演追求讲述的间离效果，结果把感情也间离掉了，使影片难以积聚起情感的力量。面对萧红如此悲惨的一生，观众竟然无法动容。　　剧中人物直面镜头的讲述，意图营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和间离，主创们号称这是他们的影像实验，但这样的手段着实老套，被很多电影使用过，用得好的如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可谓神来之笔；用得不好就生硬造作，失败的例子有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用故事片伪装纪录片，既不真实，也无戏看，显得不伦不类。　　电影本身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需要用整部影片去建立起观众的幻觉，追求的只是情感的真实。但《黄金时代》却轻易地抛弃掉戏剧性，而去模仿纪录片的真实感，选择了一条最错误的道路。　　人物传记片虽然依托真实人物而成，但也需要血脉贯通，全须全尾，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影史上那些成功的传记片都自成一体，不需要人物原型做扶手。用舒婷的《致橡树》作比，传记片应该是作为一棵树的形象和原型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而《黄金时代》则完全像是缠绕在萧红原型上的藤蔓，必须要有萧红真实的人生做注脚，不了解萧红生平的，恐怕理解电影都困难。　　传记片贵在神似。精神上接通了萧红的气脉，只知恪守史料，小心翼翼，呈现出来的却未必真实。　　很遗憾，《黄金时代》是一部无魂的电影，电影并没有从萧红的人生中梳理出她的精神脉络。关于萧红，电影可以讲述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萧红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　　想要了解萧红，必然要从她的短暂的人生和她的文学中去寻找　　萧红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当时描写农村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她笔下的乡村，力透纸背，让人难忘。不迎合诗意，却又不失韵致，不粉饰，不夸张，是时代的真实见证。　　第一次看《生死场》时，完全被其描绘的残酷农村震撼到，她笔下的农民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这小说既有梵高的炽热，又有蒙克的恐惧，这是一幅惊心的画面，大胆喷溅的色块、粗粝的笔触，就那样脏脏地刷过去，在一堆拉扯的线条中，依稀能分辨出狰狞的面孔。这面孔有痛苦的撕咬，更多的是空洞僵直的眼神。这是旧时中国广大农村最常见到的那种面孔，完全丧失掉一个人的高贵和丰润，他们如风中被侵蚀的枯树，如严寒中苟且偷生的动物，他们紧紧地贴附在贫瘠的土地上，忙着生，忙着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你很难相信，这样的小说居然出自一个23岁的女孩之手。萧红是那种天才式的作家。所谓天才，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眼中的世界天然地带着情绪，或灿烂或灰暗，总是弥漫着浓烈的调子。他们不需要再费尽心思，通过技巧把眼前的世界陌生化，他们天然地具有再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他们一出手即为巅峰。　　萧红天生具有用语言捕捉自己情感和思绪的能力，看她的信件，那么纠结的情绪，居然都被她说得通通透透。她的小说大多是自传性质的，她完全凭借才华写作。她最著名的两部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小说的结构和技巧上都不甚经营，完全是凭着一股真气，凭着自己的天才，硬生生将那块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捧在读者眼前，元气淋漓。她的文体是天才式的，在其中隐藏着她对世界的观点和态度。她虽然不以思想和理论见长，但是她用直觉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世界。　　萧红的小说中充满了苦难。这苦难到底从书中弥漫出来，浸染了自己。萧红的一生正像是一部她自己写作的小说，女主人公尝尽世间艰辛，不幸早逝，整篇笼罩着悲哀的调子。萧红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从她的文字来看，她开心的时候少，愁苦的时候多，她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变故，始终无法安顿下来，她疲于应付，筋疲力尽，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无法解决吃饭的问题，要打起精神来同饥饿作斗争。丧母、男人的欺骗和背叛、疾病缠身、弃儿、早逝，她几乎遭受了一个女人所有的苦难。上帝给了她多少才华，就给了她多少苦难。　　生逢动乱的年代，在新旧更迭之间，必然要付出代价，而萧红正是那牺牲者。她遭遇的种种苦难，大部分都拜时代所赐，最后让她殒命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不是身在香港，如果不是时逢沦陷，她也许不会匆忙地去世。一个时代留不住属于它的天才作家，这是这个时代的可耻和悲哀。这时代并不黄金。我的生死场在你眼中成了黄金时代，其中的误会有一个世纪。　　观其一生，我只感觉到深深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身为女人的悲哀。如果电影要从中提炼出一个主题，大约总脱不开女性的独立。　　这也是她在文学创作中反复述说的主题。她作品中的女人几乎全是悲剧的命运，她在作品中不失时机地为女性鸣不平，似乎嫌自己的作品不够有说服力，干脆用一生去增加那悲剧的力量。　　她追求女性的独立，冲破家庭的羁绊，但恰恰又因为独立得不够彻底，重又陷入困境。在她身上呈现出这个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她有着女人的天才和缺点，有着女人的刚强和软弱，她见证了女人的苦难，探讨了女性的自强与自毁。她让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唤起我们对女性的悲悯和尊重。　　萧红就那么仓促地离开了，无声无息，匆匆忙忙，萧红生前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早逝，也曾有过生命易逝的苦恼，她在诗中这样写道：“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不然丢了你，怎么感到有所失？”　　从呼兰河到青岛再到上海，最后到香港，萧红一路向南，匆忙地走向死亡。临近生命的终点，她在最南端，回望北中国，回望呼兰河，回望自己的童年，写出她最优秀的作品《呼兰河传》。　　如果没有文学，她只不过是当时中国众多悲惨的女人中普通的一个，悄无声息地生，悄无声息地死，正是这些光辉的文字，让她在匆忙路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摇响了自己的铃铛。（字数：7075）相关日记：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1楼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17:05:08｜人气：56&&黄颖：所谓的“黄金时代”　　10月4日下午终于如愿以偿颇费周折看成了《黄金时代》。之所以这么说，10月1日那天，我家附近的一家影院排了三场，因为有事没看成，谁知第二天就早上排了一场，又错过了。10月3日竟然就没排片了，于是找了另一家影院，一天就排一场，还是在下午。小影厅里就10多人，有3人开演一个小时后才来，一个多小时后又走了。据说，在其他地方包括一些大城市，《黄金时代》的排片量也很少，一些观众也是没看完就走了。想想毕竟3个小时，又是文艺片。很多人也是冲着导演和明星去的，当然还有萧红。　　影片没有超出我的预期，有些蜻蜓点水地囊括了萧红的一生，当然，3个小时写尽一生难免仓促。惟一遗憾的是，依然没有跳脱以萧红颇具争议的爱情经历为主线，据说影片最初的名字叫《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　　萧红的一生都在饥饿、贫穷和颠沛流离中，笔者最喜欢影片中萧红认识萧军之后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虽然依然贫穷，但没有病痛和不确定爱情的折磨，当时二萧的爱情处在最好的时候，这时或许是她的黄金时代。　　两人租了一间旅馆，可穷得连铺盖都租不起。萧军找了家庭教师的工作，赎回了之前当掉的两件衣服，带着萧红去吃饭。萧军很土豪地点了两份菜(其实看不出来是菜还是饭)，咣咣放在萧红面前，大衣一掀，坐下，坐下之后又去切了半毛钱的猪头肉。萧红身边，有一个老头支了一口锅，里面是肉丸子，老头用一个铲子不断地翻转，每翻一下，就散发出浓郁的肉香，旁边一人买了整整一碗的肉丸子。肉丸子白乎乎的，萧红看得出神，萧军说：“我们再来一个肉丸子吧？”萧红回过神来，整理了一下情绪，正色说：“不用了，你看，我们已经点了这么多菜，而且已经有肉了。”说完，脸对着桌前的菜，但眼睛还是被那口锅里搅动的锅铲牵动着。萧军想了想，说：“还是再来一个肉丸子吧。”又补充：“你看，这个丸子吧，它还带汤儿。”萧红笑了，点点头。很有烟火味的一场戏，很温暖，很恋爱的感觉。贫穷的两个人，怎么表示他爱她，其实就是吃饱穿暖，他把他当掉的棉大衣给她，自己穿毛衣，然后买她爱吃的肉丸子。曾有人采访许鞍华，什么戏最难拍？她说：“恋爱的戏最难拍。因为两个人谈恋爱，无非是看电影、吃饭等，但是你去拍两个人看电影、吃饭，却很难拍出恋爱的感觉。”可这场戏，笔者以为是整个影片中的亮点片段。　　后来到了上海，认识鲁迅或许也是萧红的一个黄金时代，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场》。也是在上海，她和萧军的爱情出现了裂缝，至于这段爱情是如何裂变的没有交代，或许也如一般的爱情那样过了最初的甜蜜接下来就是争吵了。　　萧红去了日本，影片中第一次出现了“黄金时代”四个字，她躺在地板上，手的影子在墙壁上翻转，她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到，“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其实这时的她是在日本养伤，既养病，又养情伤。而在另一端的萧军却和她的朋友暗度陈仓了，经历着爱情和友情背叛的萧红，这是她的黄金时代吗？　　与萧军的分手，萧红本人并没有作出解释，她带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这有点讽刺，亦或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她带着别人的孩子跟了萧军，如今又带着萧军的孩子跟了端木蕻良。她的选择，也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影片中说，“我们到底不能共患难“，端木蕻良确实不是一个能担当的男人，影片对二人的着墨不多，但最后端木还是承担起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他回到了萧红身边，直到她逝世，以及料理后事。　　《黄金时代》终是难逃文艺片票房不佳的结局，但就像某媒体人说的，在我的生活中，作家和诗人已经不再被推崇，人们只迷恋商业英雄……　所以，我们虽然处在一个精彩的中国，却少有顶尖的艺术和大家产生。我常常想问，这样的生活再过20年，人们会重新开始尊重作家和诗人吗？我们会等来文艺复兴吗？还是继续比拼大金链子？　　所以，终究我还是喜欢《黄金时代》。（字数：3337）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2楼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07:42:22｜人气：68&&萧红：惊世骇俗的才女800)this.width=800' src=bbsup.jpg border=0>　　有关萧红的故事，通常是这样开场的：她与未婚夫同居于哈尔滨一旅店，欠了巨额费用，后者逃离，旅店老板威胁要将已怀孕的萧红卖进妓院。危急中她给报社写信，萧军前往探望，两人互生好感，他奋力将她救出。文学史上遂有珠联璧合之“两萧”。　　在这个简略版的英雄救美传奇里，萧红柔弱无依，萧军骁勇威猛，两个文学青年一见钟情。即便用再俭省的文字，叙述萧红二十岁左右的那番惊险，也要说上几大段。虽然隔了八十年漫长时光，依然看得人心惊胆战。　　父亲的专制、冷酷激发了萧红的反弹。萧红一连串惊世骇俗之举，在因循保守的呼兰，在顾忌颜面的张家，无疑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所以她被开除族籍。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说：“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　　感情炽烈时，爱可以充饥　　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睁不开。”　　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因她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的妻、母渐生不满，他们无奈搬出。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每月二十元固定收入，他俩穷愁潦倒，无家可归。后来终于谋到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三十岁更老”。她才二十二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往日的爱人，变成了暴风雨　　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他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让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　《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苦杯》之四、五写道：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萧红、萧军到上海后，在鲁迅关怀下，他们已在文坛站稳，不再忧心衣食。1935年底出版的《生死场》，更是让萧红被赞誉包围，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但她为情所困时，只能独咽凄酸。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早生华发。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有点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鲁迅身体衰弱，许广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1936年7月，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日本后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她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随后，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许粤华是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1937年元月初，萧红写下《沙粒》，照例有说不出的落寞绝望，却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1937年初，萧红启程回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1937年秋，两萧在武汉认识端木蕻良，后者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好友蒋锡金回忆，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1938年初，两萧与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临汾，又到西安，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仍坚决与萧军分手。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认为：“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萧红理所当然想中断这种关系，她曾经优柔寡断，此时如此坚决，主要可能是因为端木的关系“。　　如影随形的孤寂与忧郁　　1938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双方的亲友团都不以为然：两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则是又惊讶又惋惜。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与“世故”，她曾去医院堕胎，因费用太高而作罢。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萧红夫妇搬到北碚才安顿下来，端木蕻良在复旦当兼职教授，也作编辑，两人都有固定稿费收入。重庆岁月是萧红生活最安稳的阶段，虽然已出现肺结核症状，但她写作量不低，长篇小说《马伯乐》就在那时动笔。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凛冽的北国。《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1941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痛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她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炮火连天，命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萧红的写作风格在《生死场》已基本奠定，鲁迅在《生死场》的序里夸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活的脱轨，让她的人生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她的《呼兰河传》苍翠挺拔。推荐　雪峰　选自　共识网（字数：8368）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3楼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16:33:55｜人气：57&&翁一：一部《黄金时代》无法展现真实的萧红　　熟悉中国电影市场的人都知道，国庆这样的长假，国外大片是不能进入院线的。喧嚣扰攘中，《黄金时代》以其题材的深邃澄幽、叙述的冗长克制在一众国产影片中显得格格不入，在这个国庆，它给人带来了片刻的宁静与思索。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去梳理民国文坛错综复杂的纠葛，于是乎，票房惨淡也属情理之中。　　影片围绕着萧红的三段感情展开，其实，核心只有和萧军的这段。被汪恩甲遗弃，是为了遇见萧军，与端木蕻良结合，某种程度上是对萧军爱的延续。片中，萧红自述：与萧军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而与端木结合，则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笔者更愿意把这句话改成：与萧军分手，是问题表面的结束，与端木结合，则是问题的深层展开。萧红、萧军这对民国文坛伉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传奇。一个在最好的年华，含恨放下了笔，离开人世；另一个则伴着风云际会，老来借回忆对方打发余生，寿终正寝。　　影片太过注重萧红的情感变幻与传奇经历，而忽略了其个人遭际与文学创作的互文关系。简言之，影片对萧红的文学天赋，特别是其强悍的苦难感受力，语焉不详。鲁迅、胡风、蒋锡金等人浮于表面的溢美之词，根本无力说明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年轻弱女子何以能够写出《生死场》这样的杰作！导演和编剧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意给了一个镜头：萧红凝视一个老头拉车费力前行，久久不忍离去。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鲜艳。”如果这个镜头就是鲁迅所说的“细致的观察”与“越轨的笔致”，也未免太过苍白，更何况片中这样的镜头也是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金时代》对于萧红旅日期间致信萧军，所自诩的“黄金时代”的理解太过狭隘，浮于那红尘来去一场空的情感纠葛。如此看来，影片改名为《萧红情史》或许更为妥帖。　　就个人的情感生活而言，萧红算得上离经叛道，对待感情的方式也偏幼稚。这是女性天性中对意识形态的抗拒。在萧红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为了迫不及待地和萧军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将孩子送予他人。多年后，在《弃儿》中，萧红依旧毫无悔意。可以想见，萧红的教养中极度匮乏爱的体验，这与其从小被压迫、被侮辱的生存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日后的病态也皆源于此。反抗，反抗的异化，这一切都源自历经千年的父权压迫与宗族秩序，而萧红所处的时代赋予了她走出反抗这一步的勇气，只是她的代价太过惨重，伤痕累累及至英年早逝。而这些，都没有被影片充足表达。　　单靠一部电影肯定无法展现真实世界中的萧红。历史尘封久已，故人早已老去。真实世界中的萧红也因之永远无法还原。走出电影院，拿起她的作品，便是最好的纪念。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评语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她的名声姗姗来迟。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现在才清楚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批判的眼光却让那时代一些当时被叫好的作品和强势作家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字数：2574）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4楼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13:16:11｜人气：35&&王田：《黄金时代》能否给艺术电影留一片天空　　近日的中国电影市场，观众用脚投票：让人从头笑到尾的《心花路放》连居票房榜榜首，而文艺色彩浓厚的《黄金时代》却有点惨淡。一时舆论乍起：有人归于中国观众的欣赏水平不够；有人则高喊“观众永远正确”，认为《黄金时代》票房失利是因其不顾观众感受，进行创作实验；有人认为档期选错；有人归于院线排片少；更有人从长计议艺术影院……因《黄金时代》而引发的这一文化现象成为一个信号，引爆了舆论对中国艺术电影一直潜藏的诸多困局的关注。而能够令我们在诸多层面展开讨论的国产艺术电影太少，这本身即构成一种现象。我们应当敏锐探知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尝试在理性框架中分析，为中国电影，也为中国观众。　　《黄金时代》争议最大之处当属直面摄影机的多人称讲述。在古典好莱坞确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法则中，演员是不会直视摄影机的，这等于一种冒犯，使观众从银幕提供的梦的机制中被惊醒，在漆黑影院中的安全移情变得不安全。但基于《黄金时代》的庄重风格，许鞍华的用意是希望营造一个让我们嵌入历史的超现实氛围，好像镜头里的人们穿越时空来与我们说话。我不认为先锋形式造成的表面观影障碍是问题根本，因为诸如《血色将至》《大牌明星》《切?格瓦拉》等近年获得国际大奖的传记片，对传统的颠覆都是极其“嚣张”的，在它们强大的先锋性面前，《黄金时代》的观影难度小了很多。当然，假如没有看过这三部影片，换言之，如果中国观众的观影阅历有限，诧异和不适就可以理解了。这里有一个探讨的空间：一是由于中国引进的影片类型多是高票房商业片，因此观众鲜有机会在影院看到这类电影。二是由于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近十几年之事，而欧美电影工业及艺术都走过百年历史，各所累积的观影经验与审美趣味自有落差。因此，《黄金时代》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强烈地将一个问题摆出来：在中国现状下，艺术片要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叙事、宣传与行销。　　《黄金时代》的制作可谓用心精良。且说海报，海外版契合各国的文化接受习惯，香港版突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旗袍元素，台湾版突出水墨的传统意境，笔尖造型符合简单直接的美国，吸烟的萧红当然适合浪漫法国。有趣的是，国内海报走了完全不同的语录体路线，再加上观影送定制版安全套的营销路数，影片在中国市场所采取的营销方式值得引起业界思考。也许片方担心中国年轻观众不了解那个时代，甚至不知萧红是谁，或者是迫于市场环境过于偏重话题营销的趋势不得已而为之，不管是何种原因，这部8000万投资的电影都太需要票房来拯救了。　　就像不能把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票房进行绝对比较一样，也不能把《黄金时代》的票房失败草率归于它先锋的艺术形式。影院冷场是一回事，艺术创作是另一回事。《黄金时代》像个新事物，它的叙事策略、艺术表达多少给人出乎意料之感。那么，不妨用对待新事物的方式对待它。如果出来一个新样本，因为票房差就立刻墙倒众人推，那么到最后，没人再敢投资有探索有实验性电影，观众也只能看到一种类型――安全性高的喜剧。可终有一天你会厌倦，而观影趣味也将滞留原地。　　健康的创作环境应该允许试错与纠错。重要的是思考和探讨如何改进方法，既能保护艺术实验又能保障必要票房。《黄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很多，小到这样一部电影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大投资？这么大投资需要怎样的艺术状态使投资回报合理化？明星策略可不可调整？大到可不可以规划院线建设？或培育艺术影院，或培育商业影院里的艺术银幕。　　我在柏林的SONY中心观影时曾有一点诧异：当时上映的既有好莱坞音乐大片《妈妈咪呀》，也有科波拉一部极其个人化的小众艺术片《没有青春的青春》，这种多类型影片并存的景象在中国商业院线上很难看到，却是能为观众打开对于电影更广阔视野的有效途径。而即使商业如美国，街头海报一步一遥，即使有许多“放浪”元素可供利用的电影《华尔街之狼》，却没拿任何“放浪”为卖点，它的海报不过是平平实实的主人公肖像。所以，借着《黄金时代》这个契机，中国电影工作者应该多反思多改进，唯有如此，才有萧红无需“借用”安全套做营销的那一天，更多敢于探索尝试的艺术影片才会涌现出来。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字数：3536）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5楼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13:18:31｜人气：43&&杜浩：消费萧红，是文化的媚俗　　从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开始，这位民国时代的传奇女作家就渐渐成为文化市场热追的对象，关于萧红的书籍、影视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今年是萧红逝世72周年，随着前段时间电影《黄金时代》的上映，“萧红热”再起高潮，出版市场上，短时间内就有多部关于萧红的传记作品上市，以至于有媒体称萧红产生了“明星般的效应”。新的“萧红热”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名人被娱乐化、消费化的文化现象的思考。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中，我们往往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研究、评价的倾向和现象：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不是获得历史的真实性，获得过去历史时代的启示意义，达到对历史人物理性客观的评价，而是功利化地对待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娱乐化，让人们看不到真实的人物的历史生活，真实的时代的戏剧性事件……无可否认，这种娱乐化、消费化乃至工具化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就存在于眼下文化圈中的“萧红热”中，我们正在用消费化、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态度对待萧红。　　缘于此，萧红的婚姻情感史，因富有戏剧性，便引来人们对它过多的渲染与误读。图书市场上的那些有关萧红的“传记”，是用诸如《萧红的情人们》《萧红与萧军的乱世情缘》等这样的图书题目，来吸引眼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感叹说，现在有关萧红的传记很多，但不少传记都在渲染萧红和男人们的爱情，“有些传记穿凿附会，比如萧红和萧军在什么场合下相遇的，本来缺少记载，但传记里却把萧红当时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讲得活灵活现，弄得非常庸俗。”　　萧红的人生经历的确非常曲折，这自然便成了拍摄萧红的电影所青睐的素材。权威传记《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对萧红的故事被搬上银幕并不乐观，“萧红一生颠沛流离，跟男人的关系很复杂，电影肯定落在大众感兴趣的点上，而容易忽略一个作家最本质的地方。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对写作有执著的追求，这一点在电影里很难表现好。萧红活在作品里，只有拥有了广大读者，才算是走近了大众。”　　作家以作品成名，以反映的历史和时代生活成名，也正是因此，他们才能被历史、被文学史所铭记。然而，今天的萧红虽然受人们追捧，更多的时候，被反复提起的却只是她的绯闻八卦。无论是影像，还是书籍，萧红的这个“绯闻”，正在被炒作成为一个看点、卖点，而真正去阅读她的作品的人却并不多。这样的结果就是，萧红更像是一个被娱乐的明星，而非文学的创作者，更淡化和遮蔽了萧红创作《生死场》《呼兰河传》这样作品的现实。如今，消费娱乐文化行情见涨，并有泛滥之势，当历史人物不论借以何种艺术媒介进入消费的、娱乐的文化环境之中时，这似乎便决定了这个历史人物被娱乐化、被消费的命运。　　研究、评判历史人物，正确的方式是我们从物质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生活的等一切必然事件中，来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今天我们以各种文艺形式去表现萧红，解读萧红，也需要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今天重新了解萧红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应该是通过阅读萧红和她的作品，去了解那个时代，透过她的笔端，去见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然而，现在来看，无论影视，还是图书，其娱乐性、商业性，制作的标准化，满足流行欣赏的趣味目的，完全具备了文化工业消费品的鲜明特征。这正是消费文化、商业娱乐文化所制造出来的结果。这样，我们又能够在文化工业制造的这个娱乐化、消费化的“萧红”身上，获得多少关于萧红所经历的时代生活、历史过程的判断和认知呢？（字数：2933）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6楼文章：881发贴：1676来自：文心社时间： 16:19:03｜人气：65&&侯德云：萧红的“寂寞”与“寂寞论”　　一　　读萧红的文章或书信，我发现，她特别喜欢使用“寂寞”一词。由此想见，生活中，她的口头禅很可能就是“寂寞”。旁证，萧红从东京写给萧军的信中说:“现在我随时记下来一些短句，我不寄给你，打算寄给河清，因为你一看，就非成了‘寂寂寞寞’不可，生人看看，或者有点新的趣味。”这证明，“寂寂寞寞”是萧军对萧红的说辞。萧红若不是整天“寂寞”不离口，萧军也不会这么说她。　　我们一起看看萧红的散文有多么“寂寞”。散文《搬家》：“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散文《新识》开头：“太寂寞了，‘北国’人人感到寂寞。”自己“寂寞”也就罢了，怎么知道“人人感到寂寞”呢，表达的随意性太大。散文《破落之街》里，写他们在一个小饭店吃饭，看见一个老油漆匠，为饭碗里有一只苍蝇嚷起来，见没人理他，就站在木凳上，掌柜呼唤伙计给老头换了一碗粥，老头才从木凳上下来。萧红接下来的叙述：“但，他寂寞着，他的头摇曳着。”把“寂寞”用在这里，显然是误用。　　再看萧红书信里的“寂寞”。书信里的“寂寞”不比散文中少，最典型的，是1940年春天，萧红给白朗的信：“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远是如此忧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只感到寂寞！”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萧红的“寂寞”，完全针对个人的生活境况，是个人的小情小感，没有丝毫言外之意。不料到了某些评论家笔下，她的“寂寞”顿时华光四射，拥有别样的文学意义，甚至是政治意义。有论者称：“从萧红的寂寞声中，展现了她洁美的情操；在寂寞声中，蕴藏了她对不幸人们深切的同情；　在寂寞声中，回荡着她对祖国和家乡爱的深情。”呵呵，好厉害，从寂寞中，能看见“洁美的情操”、“深切的同情”和“爱的深情”。再往深处说，大概寂寞也有“阶级性”了吧。　　二　　萧红身后，有一个“寂寞论”。这个“论”的创始人，是茅盾。他在1946年写下一篇《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说“《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整篇文章使用了二十八个“寂寞”和四个“单调”。1947年，上海寰星书店再版《呼兰河传》，把茅盾的文章收入作为序言。此一旧例，沿用至今。“寂寞论”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我由此知道序言的可畏。它跟作品捆绑在一起呀，《呼兰河传》　走到哪里，“寂寞论”就走到哪里，每个读过《呼兰河传》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寂寞论”。此外，茅盾在文学史上积攒的名声，也会加倍放大“寂寞论”的影响。　　萧红的生活以及写作，就这样笼罩在“寂寞论”的云影之下了。　　到2004年，终于有人对“寂寞论”提出质疑。《文学评论》发表王科的文章《“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副题“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认为所谓“寂寞论”，“并非是文本细读的科学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情的、直觉的、感性的判断”。还说，如果说谁谁的作品，是“大弦嘈嘈如急雨”的话，《呼兰河传》充其量不过是“小弦切切如私语”。时隔一年，这篇文章的观点遭到反驳。2005年　《文艺争鸣》发表陈桂良的文章，《“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副题“也谈茅盾评《呼兰河传》并与王科先生商榷”，认为茅盾的“寂寞论”，是对“创作文本的精致解读，表达了他对萧红其人其文独到的感悟与认知”，以此为前提，对王科的观点，有选择地进行反驳。又隔一年，2006年《文艺争鸣》发表王科的文章，《“寂寞”论，真的是对〈呼兰河传〉的“经典误读”》，副题“就茅盾《〈呼兰河传〉序》答陈桂良先生”，对陈桂良的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击。　　这三篇文章，我都细细读过。就大处论，我偏向于王科的观点，但王科的“论据”，并不能完全说服我。相反，我觉得陈桂良的“商榷”，某些细微之处，也说得颇有道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寻思再三，感觉王科和陈桂良对萧红的作品，以及茅盾的“寂寞论”，都“过度阐释”。明明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让他们说复杂了。　　我在《〈呼兰河传〉：描摹故乡的“工笔画”》一文中，也稍稍涉及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茅盾在《序言》里再三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这让我对第三章的阅读格外精心……　　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跟祖父之间的天伦之乐。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一个快乐的祖父。“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把后园一时都让我搅乱了，我笑的声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这仅仅是快乐中的一幕，还有更快乐的时候……　　也不是一点寂寞也没有。“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非常寂寞的了。”不能到后园里去玩嘛。不过这样的天气，一年当中，有几回呢？按说冬天最该寂寞，可萧红说：“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感到十分的寂寞，但总不如在后园里那样玩着好。”　　萧红再次说到寂寞，是祖母病危的时候，要准备后事，家里来了很多人。“家里边的人越多，我越寂寞，走到屋里，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一切都不理解。祖父也似乎把我忘记了。”　　读者不难看出，对于萧红，童年的快乐与寂寞，完全是“九个指头跟一个指头的关系”。而茅盾偏偏要说：“《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所据何来呀？　　三　　所以这“寂寞论”，真的如王科所说“并非是文本细读的科学结论”，实在是“误读”的结果。当然，这跟萧红在别处对“寂寞”的滥用也大有关系。她到处嚷嚷“寂寞”，茅盾受她误导，认为她真的“寂寞”。其实，人活一辈子，谁没有寂寞的瞬间呢，但像萧红那样，把寂寞放大很多倍的人，并不多见。由此也可以说，“寂寞论”的源头，是萧红本人。　　曹革成认为，把茅盾的“一篇回忆随感”“拿出来作为《呼兰河传》的序，是不合适的，反而起了负作用”，又说茅盾的文章“有关萧红寂寞的论述不很恰当”。这个说法，我赞同。　　偶尔的寂寞，是人的普遍性遭遇。但每个人对待寂寞的态度，相差甚大。萧红是使劲嚷嚷，让别人误以为，她快受不了了。鲁迅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说“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这话正合我意，大概也契合多数人的心态。　　我喜欢“静默”这个词汇，它是“寂寞”的升华。我也很想，往“静默”的方向走。（字数：5363）文心社，作家的温馨之家第7楼【首页】【前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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