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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专业论文）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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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文艺美学研究综述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因此我国学者对世界各国美学的关注与相互探讨既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同时也激发了我国研究者对自身理论资源的深入思考，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文艺美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继2010年——文艺美学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里程碑之年后，2011年也成为我国文艺建设全面繁荣的一年。这种繁荣的局面从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来看，体现在学者们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思考中所呈现的严肃态度，体现在对相关前沿问题的密切关注；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研究来看，这种繁荣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当代意义的深入发掘，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文艺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从艺术理论的探讨方面来看，这种繁荣体现在对艺术问题研究所呈现的宏观视角与跨学科方法；从与世界美学的交流与对话的角度来看，这种繁荣的体现则是一篇篇力作的呈现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此外，对图文关系的新思考和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务实研究与分析美学、文学符号学的方法论结合也为这一年的文艺美学研究所呈现的繁盛局面锦上添花。
一、&&&&&&&&&
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思考与前沿关注
从整体的学科建设而言，2011年的文艺美学研究在2010年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这种深入性不仅体现在学者们对文艺美学学科边界的守望，对各种炒作性话题的严肃批评，而且也体现在关注前沿问题时所呈现的理性地跨学科比较研究。这既有助于文艺美学的健康发展和扎扎实实的学理研究的深入开展，又拓宽了文艺美学的研究路径，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源动力，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2011年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两翼。
（一）文艺美学基本问题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使得各种文化“话题”凸显在学术界面前，如何冷静地对待它们成为学者们必须直面的实际问题。虽然不乏“炒作”，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将严肃的目光对准了各种炒作而提出批评。徐岱的文章《重申柏拉图——正义之城的美学问题》重新回顾和整理柏拉图对于美学这门学科建立的重要意义，倡导学理层面的美学研究，而不再炒作形形色色的文化“话题”，从而回归美学真正的学科问题。文章既表达了一位学者的深层担忧，同时也对未来的美学研究寄以希望。
如果说徐岱的文章在严肃的论述中见精神，那么高建平的《“审美”是审美！“艺术”还是艺术！》则在平和的笔触下见深刻。作者提出了中国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国美学在与西方美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众所周知，现代美学诞生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之中，它相对于中国本土而言是作为一种“舶来品”出现的，这样，现代中国美学在一开始就面临着专业术语翻译的问题。作者首先提出“中文要不要跟着西文走”，文章的答案是建议结合中国的实践与西文“跟着走”。具体以
“审美”这个词为例，作者认为还是保持翻译的传统。结合现在“艺术终结”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两个前沿话题，作者提出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美学的发展策略，可以借鉴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创造性地“跟着走”，使学术术语获得固定统一，为以后的翻译及学术发展扫清道路，进而期待在更精细化的层面上为中西学术对话提供可能。
同样是关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问题，王汶成的《强化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一文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当代美学中思想层面的探讨。作者认为，造成中国当代美学的研究长时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大多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薄弱和匮乏；而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关键就在于强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作者提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现实理论问题”与“基本理论问题”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本学科问题”与“跨学科问题”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本土问题”与“全球问题”的关系。作者强调加强问题意识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催育出一种内在的自决能力，因为正是这种自决能力才是推动中国美学发展的主导模式从“外求式”走向“内决式”、从而走向“自主创新”的基本保证。
就文艺美学内部的学科总结而言，刘方喜的《批判·对话·整合：钱中文文艺思想及其学术贡献概论》是2011年文艺美学探索中数量不多的篇章之一。在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及全球化语境中，钱中文是新时期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他在外国理论资源引进与研究、国内研究理论成果的出版与推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他倡导并践行在批判、对话中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并在对巴赫金的研究中将其提升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交往对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高度。作者认为，由“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等一系列范畴构成的钱中文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体系，在现实与理论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
此外，杨继勇的《文艺美学视阈中的形式多重结构论》打破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从转换方法论的角度力图探索艺术的多元本质，为文艺美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增强其学理性和生命力。苏达仁的《美学：面向新时代》从教材建设和编写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如何面对当下的审美文化作出了思考。作者提出，美学教材建设不能仅仅满足于美学知识的一般传授以及美学原理的形上建构，更应该在新时代的审美文化视野中关注心灵、关注生活，在对新的审美阐释中实践自己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二）对文艺美学跨学科发展的新探索
现代美学虽然诞生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但经过中国学者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和努力，中国美学也逐渐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和风格。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避开中西二元对立的僵硬思维陷阱，立足本土语境和当代水平，寻找共同话题，对中西美学进行综合性和连贯性阐述，最终建立超越中西之间各自民族和地域局限性的共同美学理论。代讯的《文化差异性与理论普适性：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美学发展战略》一文提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理论形态，主要选择了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思辨美学的基本形态。西方美学在中国语境中发生了明显变异，这种变异的结果，是中国美学西方化和西方美学中国化的双向互动，使中西美学不断超越各自的特殊性而走向普遍性，汉译西方美学则构成了其中的关键性环节。中国美学的“以西释中”模式为沟通中西美学架设了可靠的桥梁，从本土材料中提出普适性话题则是另一条可行的途径。
文艺美学是实践性、开放性的间性学科，与都市化进程具有逻辑上的深度契合性。都市是文艺生产的中心领地、组织者和被生产者，都市化进程以变更文艺生产的方式来解构文艺身份、颠覆传统审美程式和异化审美价值，这导致了都市化进程的病态和文艺美学发展的瓶颈。为此，重塑诗性主体以反思文艺美学发展、求解都市病症，成为当下学界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李志艳的《重塑诗性主体：都市病症问题与文艺美学发展趋势》结合都市问题的症结，把文艺美学的学术走向与都市症结的解决放置在同一层面进行思考，作者提出主体性解放是都市病症的症结点和文艺美学正位的关键，文艺美学研究应当突出其社会美育功能，并以此来规训都市病症。因此，以科技、道德、文化为间性维度，强调文艺美学的美育功能，重塑人类诗性主体，既是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亟须，亦是破解都市病症的关键所在。
同时，徐碧辉的《从“自然的人化”到“人自然化”——后工业时代美的本质的哲学内涵》是在后工业时代背景下探讨美的本质的一篇力作。尽管当代学术中对于“本质”一词的探讨颇为谨慎，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是给“美”赋予空洞的哲学本质，而是联系生活实践，在对“美”的反思中对“文明”这个更大的领域进行反思。结合当前研究的前沿问题，作者认为，“人自然化”的具体内涵包括身体自然化、环境自然化和心灵自然化三个方面。袁鼎生的《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生态范式的发展》考察了这两门学科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状态，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整体研究等方面显示了文艺美学学科疆域的整体拓进与审美规律的系统发展。麦永雄的《多元之美与文化博弈：当代国际视野中的东方美学》借新世纪以来国际美学协会的重要议题，勾勒了当代世界美学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美学开放的轨迹。同时，作者关注东方美学的趋向，倡导尊重不同文化渊源的“多元之美”，探讨在文化博弈格局中建构当代东方美学的理论意义。
二、&&&&&&&&&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当代意义的讨论与历史总结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关注成为本年度文艺美学建设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在这一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中，学者们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进行整理和界定，而且还能够结合当前美学研究中实际面临的困境给出自己的回答，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高建平的《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一文从现代美学的诞生入手，为我们厘清了看似对立的高雅艺术与大众文艺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作者提出，分析美学诞生的经济基础在于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而贵族的高雅化与资本家财富的积累是同时发生的。这种高雅化也让看似以“大众”名义建构起来的“美学”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小众”；在当代，这种“小众”美学又受到了来自“创意产业”和“非艺术”生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位置何去何从？作者认为，还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思路，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之直接对接；但物质财富的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整、制约和平衡。对此，作者提出一种介入的美学命题，期望美学家对艺术进行对话式的评述，通过阐释艺术本质和定义的方式给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提供支持。最为重要的是，美学应该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使人们过上有尊严、有品位的生活。这一点，应该是当代美学的追求，也是当代艺术的使命。
王旭晓的《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考察其艺术理论的当代意义。作者提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首先，让我们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去分析与理解艺术；其次，让我们可以从分析物质生产的本质着手分析艺术生产的本质，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生产的何去何从作出选择：第三，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不可避免地要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制约，艺术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前两篇所举文章侧重学理分析，后两篇所举之例则更重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中的实践背景。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结合当前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来谈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所谓“生活论”转向，大致是指近来我国文艺学、美学领域中发生的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发展为从马克思生活论维度解读、评议文艺与审美现象，构建马克思生活论基础上的文艺学、美学提供了契机。作者认为，提倡文艺学、美学研究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提倡“重估物质，重回人类生存之根”，大抵也是在倡导一种风气，倡导一种态度，倡导一种方法，这对克服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种种不足、建构起崭新的新世纪的文学与文艺学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单小曦与邓金玉的《当代媒介艺术生产力初探》则看到了媒介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影响和研究契机。作者通过严谨的论证证明了开展媒介艺术生产力研究对丰富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和艺术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影响，以及对促进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当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2011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总结，而对于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历史回望也成为今年该领域研究的一个特色。“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已进入中国文艺美学历史“传统”；回望“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国化历程，其中沉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我们深入思索。乔东义的《一次“夹生”的视域融合》一文是对“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国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作者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既往的文艺思想史文本加以解读，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生成理路，分析了它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作者总结到，“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呈现了一种悖论现象，大规模的引进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但同时研究的注释化、神圣化和片面化又使得人们离马克思主义本身越来越远。这篇文章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夏中义的《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以建国后第一次“美学热”为背景，在激情洋溢的笔触中重新触摸学术界不曾注意到的学理内容与在“美学热”中体现出的诸位学人的人性特点，重新为朱光潜在第一次“美学热”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界定。作者认为，当蔡仪、李泽厚将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奉为中国美学原理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时，朱光潜卓越地选择了《手稿》，而《手稿》在后来成为中国1978年驱动“思想解放”的强劲源流。马龙潜的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指向》探讨了新时期当代中国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指向上的一致性。作者提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方法、视角、观念与思想背景，把握它的存在缘由与利弊得失，这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进展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同时作者也指出，正是这种理论指向上的一致性，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质区别，因此文章提醒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不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取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不能以“西马化”取代中国化的趋势。
三、&&&&&&&&&
对艺术理论的重新开掘
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发展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语言情境中发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复杂因素，传统和西方的艺术语言并存的系统，东方和西方长久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博弈空间，都成为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艺术发展中不可摆脱的驱动力，同时它们又被灵活地转化为艺术家的创作资源。相对于2010年对艺术定义问题、艺术终结问题的讨论而言，2011年文艺美学中有关艺术理论的重新开掘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宏观视角的大气磅礴；二是学理研究层面的更加深入；三是跨学科特点更加明显。
王文章的《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作为《中国艺术学大系》的总序高屋建瓴，回顾和总结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建立过程，并认为当代艺术学确立的研究领域和专业框架对艺术现象作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有重要影响，从而深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客观存在的人类艺术活动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意义首先是推动了研究视野的开拓与方法的创新，同时更重要的是顺应了新的时代艺术实践对理论变革和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其次，艺术学知识体系的完善，将会使当代艺术理论的研究呈现新的天地；第三，艺术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也会为我国当代艺术教育进入更高境界奠定坚实的基础。朱青生的《艺术史在中国——论中国的艺术观念》颠覆了以线性时间为参照系的艺术史的书写方式，考查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艺术史发展线索。作者认为，中国艺术史可以称为一种“主动的艺术史”，它发生在汉末到东晋之间，其代表现象是书法，并经由两宋，在元初达成书画统一，进而在明代到清初完成，其后衰弱，最后在20世纪初接受西方艺术观念滞后被遮蔽。作者的深层目的在于，揭示中国艺术史自身所独有的发展方式，并对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适应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高名潞的《没有线条的历史——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叙事的思考》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叙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提出，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中，
政治、语言和资本等因素无法成为艺术史叙事的单一线条，因此回归和进取、取用和扬弃总是处于对流之中。西方20世纪的艺术史叙事基本建立在艺术(美学)和社会系统相疏离的二元对立的线性逻辑上，这种线性历史观显然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艺术史观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建议，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历史叙事方式，跳出绝对的前后、新旧对立的单线进化理论，看到契合、错位、离异甚至对抗的历史现象在生发中的复杂形态，这样才能对艺术历史与政治、资本、媒介、审美等复杂因素相互纠缠的现象作出深入的阐释。周计武的《现代艺术神话的生产与消解》对19世纪以来艺术领域所产生的宏大概念的背景进行梳理，如天才、独创性、想象、美、崇高、纯粹、自主性、灵韵、趣味等概念，这些宏大概念建立的基础是二元对立的逻辑话语，这本身也是文化、权力和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
彭锋的《艺术为何物？》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代西方美学的前沿观点关于艺术本体论的研究进行了概述。艺术究竟是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是20世纪后半期艺术本体论探讨的重要话题。多元本体论与一元论主张各有区别。文中涉及到了当代西方美学主流美学家的重要观点，对古德曼、沃尔海姆、克罗齐、科林伍德、马戈利斯、斯特劳森、卡利等著名美学家的重要论断进行分析比较，在夹叙夹议中总结梳理，既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著名美学家关于艺术本体论的思考提供了有益线索，同时作者也提出了很多引人深思的启示性观点。作者认为，尽管美学家们并没有对上述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无疑却在深化我们对艺术的认识。这个结论本身也反映了当代多元的文化与多元理论本身的时代特点。傅其林的《赝品对现代艺术界定的解构与重构》从原创性、复制、完美仿造等方面对艺术赝品与艺术自律之间意味深长的解构关系进行清理，借以把握布达佩斯学派对当代艺术概念的重构。李媛媛的《杜威“艺术即经验”思想对当代“艺术定义”难题的启示》主要探讨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理念对于当代西方美学中“艺术定义”难题提供的启示。在艺术定义问题上，杜威采用了一条与分析美学相反的思路，即不苛求理论的精确性，而更关注艺术对于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男女、对于社会的变革会起到什么作用。实用主义美学主要是想解决怎样提高和完善人的经验问题，而不是给出确切的艺术定义。文章将艺术定义的探讨结合实用主义美学生活化的理念，把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对今后艺术定义的多元化、实践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王廷信的《试析后技术时代的艺术》以技术的迅猛发展对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为背景，从后技术及其所引起的时代变化、后技术时代艺术家的思考和后技术时代艺术的变化三个方面切入，对艺术的永恒性消失、艺术对于时尚的强力渗透、艺术对于经济的选择、艺术主题的变化、艺术的传播方式的改变等角度总结了后市技术带给艺术的重要变迁。袁牧华与沈桂丽的《论艺术媒介的嬗变与艺术生产方式的建构》考察了媒介时代艺术生产方式的嬗变与建构方式。作者认为，艺术媒介不仅是现代艺术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现代艺术生产关系的建构者，因此，一个时代的艺术媒介从根本上建构了与之相适应的人类艺术生产方式。人类的艺术媒介经历了口传、印刷、电子三个时期，人类艺术的生产方式也相应经历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时期。艺术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改变了艺术表征符号、艺术形态及艺术精神，从而使人类的艺术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四、&&&&&&&&&
与世界美学的对话、交流和译介
2010年是中国美学建设的里程碑之年，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的成功召开。在2011年，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对话交流的方式虽然不及2010年那样声势赫赫，但也有中国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内不懈地努力与辛勤地耕耘。这种努力的结果不仅仅是一篇篇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性文章相继问世，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与其他国家美学的深入思考。
高建平的《论杜威对康德美学的批判》从杜威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入手来说明19世纪到20世纪美学的变化，借此来阐释当代美学所展开的变化趋势。杜威的美学论述中，没有直接批判过康德，但又处处显示出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康德美学影响深远，形成了一个美学上的大传统。到20世纪后期，在美学上出现了打破艺术自律、还原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潮流，从而引发了康德美学的全面危机。这时，杜威美学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杜威从改造哲学上的静观态度入手，提出了活动与实践的美学。杜威主张从“一个经验”出发看待艺术，由此引发了美学上的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同样从杜威美学的连续性出发，张敏和王会方的《论环境美学中的“连续性问题”——从杜威美学到参与美学》则考察了环境美学中的“连续性”，并将阿诺德·柏林特的“参与美学”与杜威美学相联系，对当代美学的发展也作了这样“连续性”的考察。陈望衡的《“全球美学”与中国美学》探讨了中国美学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作者提出，中国在当代不是要建设与世界隔绝的中国美学，而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美学”。
在对西方美学的研究中，2011年度中国学者同样付出了自己卓越的努力。毛崇杰的《美学“学科新形式的探讨”》对韦尔施的美学思想悖论与展开思路进行了探讨。作者的总结是，近年来韦尔施的美学思路是重申美的客观性，在日常生活审美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反‘审美’抵制‘伪审美’”，进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文章联系后现代美学的总体特征，认为这种裂变从属于“走出后现代”的总体历史进程。张法的《媚世（Kitsch）与堪鄙（camp）——从美学范畴体系的角度看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以西方美学体系发展核心结构的三种方式为背景，从内涵和外延来阐释“媚世”与“堪鄙”这两个西方当代新出现的美学类型。作者认为，这两个概念对原有的美学类型体系（以美丑为核心的体系和以美、悲、喜为核心的体系）产生了一种新冲击，于是形成了以先锋和媚世为核心的体系，也产生了媚世之美与先锋之丑之间的换位。同时，作者也指出，媚世与堪鄙是西方对大众文化中的美的一种把握，它们对世界美学中的审美类型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思考，同时作者也引出了关于“媚世、堪鄙”对中国美学理论话语思考的问题。宋旭红的《试论现代西方思想中的审美解放论传统》梳理了“审美解放”理论的根源。文章提出，“审美解放”理论本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对美学的定位，并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中得以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肯定与展开。作者认为，“审美解放”是现代西方关于人类解放问题的思想方案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维度。彭水香的《当代西方新本质主义美学》在分析美学的启示下寻找当代西方美学的新本质主义思潮。19世纪末，西方学界从“认识论”转向“语言论”，传统普遍主义艺术本质论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反本质主义思潮无疑为传统经典本体论美学举行了一场体面的葬礼，从而在分析哲学中引发了一场有关“艺术究竟是什么”的历史性论争。新本质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文章提出，探究新本质论引发美学思潮的深层根源，把握英美主流美学的动态趋势及其学科发展脉搏，将赋予中国美学新的更丰厚的思想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不仅在于它的本体论意义，更在于它们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来自荷兰的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文章《在场与表现——当代美学理论对于历史表现的启示》是2011年文艺美学研究中的一篇翻译之作。历史学要求我们用文字再现已经消逝的事物，这与虚构的艺术作品旨在重现现实世界颇有相似之处。这篇文章凭借对当代美学理论中关于表现的讨论，重新质疑了传统认识论中主体认识与客体对象间的关系，从而提出历史作品不只是对过去事物的再现，某种程度上它就“成为”过去自身，获得了所谓在场的状态。
在对其他国家文艺美学的关注中，中国学者也体现出更加严谨的研究态度，涌现出更加扎实的研究成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巴赫金思想往往被公式化地概括为“复调”、“对话”和“狂欢”，但如果要真正把握其思想源头，还必须回到巴赫金早期的哲学美学思想之中。曾军的《作为审美交往活动的“复调”和“对话主义”》正是这样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巴赫金正是在自己独创的建立在“我与他人”关系基础上的行为哲学，以“作者与主人公”（包括其未展开的“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审美活动为对象，引入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从而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审美交往理论，而其以“作者与主人公”间的交往对话为特征的“复调”和以话语为媒介、以外位性和长远时间为特征的“对话主义”也只有在审美交往的范畴内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王向远的《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幽玄”概念进行阐释，“幽玄”是日本古典文论中借助汉语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概念和美学范畴，至少在公元12至16世纪约五百年间，“幽玄”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也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幽玄”概念的成立主要是出于为本来浅显的民族文学样式“和歌”寻求一种深度模式的需要，以此促使和歌、连歌、能乐实现雅化与神圣化。“幽玄”是日本贵族文人阶层各种审美趣味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于能乐等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蔡春华的《优美、幽玄美、闲寂美与古寂美》对日本古代的四种审美意识作出区别和界定，并考察了各自的哲学基础与理论代表人物。这篇文章也构成了2011年东方文艺美学研究中的一员。
五、&&&&&&&&&
对视觉艺术与视觉文化的新认识
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相互模仿，在中外文艺史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赵宪章的《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借中外文论中的“诗与画”的熟悉领域入手，就二者的互仿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诗与画虽然存在互仿，但却存在非对称性态势：图像模仿语言是二者互仿的“顺势”，语言模仿图像则表现为“逆势”。将其纳入“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语境中重新探讨，就会有新的发现:二者互仿的非对称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符号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是“虚指”符号；实指的所以是“强势”的，虚指的所以是“弱势”的。在所谓“文学图像化”的境况中，语言作为强势符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有损自身，图像仅仅充任了工具和载体，“图以载文”，使文学藉此得以自我放逐。
相对于赵宪章对图文关系的新探索，邹广胜的《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则讨论了图像时代与插图本的流行、《拉奥孔》与中国的诗画同一说、电影与诗画的平级关系这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作者提出图与文不存在高低的观点，还原《拉奥孔》与中国诗画同一说的阅读语境，并对电影的诗画结合功能进行剖析，最后肯定图与文这两种媒介在人类自身完善和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肖胜伟在《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一文中考察了视觉文化繁荣发展时代艺术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当代艺术史必须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即除了传统的美学研究方法外，还必须运用媒介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多种方法。富有创造性、持怀疑和批判立场的新艺术史，不仅自身构成了视觉研究的家族谱系，而且凭借其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和开放性，奠定了一门新的学科，对视觉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些研究路径与方法对图像全方位的扫视和洞察，使视觉形象的本质得以彰显。
新媒介的发展对“视觉的艺术”甚至“艺术的视觉”产生了令人惊疑的冲击和影响。纵观视觉艺术的发展历程，一条越来越急促的飞跃式跨越的前进轨迹十分清晰，从绘画到摄影，从电影到电视，从家庭影院到“视频写生”，从网络电视的影像库到即拍即映的“播客流”，从“虚拟现实”到几近图腾的“图像崇拜”，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代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与消费的声像组成的“艺术视觉革命”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定家的《数字媒介与“艺术视觉革命”》展现了荧屏生活与视觉轰炸、视觉中心与读图时代、图腾文化与图像霸权等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新媒体艺术的飞速发展。
六、&&&&&&&&&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深入讨论
众所周知，我国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即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天然契合。近年来的研究文章众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个内容。然而，这样的论述中也不乏充数之作，使得生态美学研究显示了理论上的疲软状态。2011年生态美学探讨的特点不仅在于逐渐突破这种研究的狭隘状态，而且在于对长期存在的研究疲态进行了深入反思。刘成纪的《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作者回顾了最近数年国内的生态美学研究的表面繁荣，挖掘了它在理论上的疲软状况。文章分析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它长期停滞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讨论，对如何从美学角度切入生态问题一直缺乏有效的手段。以此为背景，作者认为，科学认知的方法是奠基性的，它有助于匡正生态美学研究的玄学化倾向；哲学思辨的方法也同样重要，但应聚集于生态美学专属的理论区域，而不可无限放大。与此对应，精神生态学专注于审美主体的精神成长问题，为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开了新境，但精神生态奠基于身体生态，这意味着精神生态美学必然是从身体出发的美学。同时，人的身体性也即人的自然性，人与自然因长期分裂导致的生态危机，可以借助身体问题的讨论实现统一。刘彦顺的《论“生态美学”的“身体”、“空间感”与“时间性”》也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生态美学研究中呈现的身体感、空间感与时间性，为生态美学的多元探讨和发展提供了思路。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指出，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美学被可以被称为“艺术美学”，而当代的生态美学却是从“实际”出发来研究美学的。
除了上述对生态美学的研究现状与跨学科讨论之外，2011年对生态美学与美学的关系作出梳理的文章也成为一大特色。阎国忠的《从生态学到哲学与美学》一文梳理了生态学对哲学与美学的影响。作者认为，生态学的兴起为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促使哲学向现代的转变：超越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确立了一元论的本体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立为基本问题；超越绝对主体性思维模式，走向了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受生态学、哲学的双重影响，美学同样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审美活动作为生存方式的确认，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审美活动核心问题的确认，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作为方法论的确认。章辉的《对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几点思考》一文对中国的生态美学进行思考，作者认为生态美学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方面来说，是中国当代美学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超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生态美学在反拨主体性哲学、人类中心主义时所面临的众多理论方面的建议。作者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立场，开拓应用性的文化政策式的生态美学研究，把生态美学导向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应该是生态美学走出传统的理论思辨方式而面向人类现实生存经验的有效途径。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从20世纪美学发展的深层理路来探讨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生态美学的兴起与当下美学思潮的运思方式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基于此，作者把生态美学与艺术终结的命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认为生态美学对艺术终结的命题具有两个意义，一是生态美学对以自然的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为理论基础，颠覆了以艺术为核心建构的现代美学体系，二是生态美学的努力方向正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除此之外，生态美学还由于自身的建设性向度为当下的美学危机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路。作者最终对于“艺术终结”这一命题解读出的结论是，西方美学和艺术话语霸权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重新挖掘和中国原创意识美学的重新建构。
有关环境美学的讨论在2011年也体现出更加务实的态度。陈望衡的《环境美学的主题》一文为环境美学主题的重新明确和现实价值的重新定位作出界定。文章强调环境建设要重视生态的维度，其目的是实现文明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统一。环境美是“生态文明”在环境上的体现。环境美学不只是环境美化学，还是环境保护学，它为环境保护提供美学理念和新的高度。环境美学以人与环境的和谐为最高的美学追求。这种和谐包括诸多利益的平衡，从根本上保证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可能性。营造“乐居”的环境，让人们生活更幸福。这就是环境美学的主题。
聂春华的《当代环境美学中的科学主义之争及其实质》梳理了环境美学中科学主义论争的来源、基本观点，从而确定环境美学中科学主义之争的实质是为了界定自然审美的本质，即什么是自然审美的对象以及什么是自然审美的经验。作者看来，当代环境美学中的科学主义和非科学主义仍是一个讨论中的课题，这两种立场的相互辩诘却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激发了众多原创性的观点，并构成了近
年来欧美自然审美研究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环境美学中的科学主义之争的价值本身就蕴含在其辩诘的过程中。邓海军的《环境美学：是什么与为什么》提出，环境美学不仅仅是从美学的角度观照环境问题，而且更是从环境的角度来反思美学。宴杰雄与陈国雄的文章《环境艺术化与艺术环境化的统一》分别从审美本体、审美模式与审美经验三个方面对城市公共艺术进行美学考察，作者提出，城市环境的建设中要实现环境与艺术的互动，进而实现“环境艺术化”和“艺术环境化”的完美融合。
七、&&&&&&&&&
文学符号学的深入探讨
我国的美学研究一直没有经历分析美学的阶段，这或许由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分析美学不甚相合，或许是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几乎对西方横亘半个多世纪的主流研究方法视而不见。近年来，由于我国很多留学西方的学者对分析哲学与分析美学的大力提倡，分析美学在我国的研究逐渐呈现繁荣的局面。不仅诞生了第一部对分析美学历史的研究专著，而且在近年来的研究文章中也呈现出丰硕的成果。2011年文艺美学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分析美学继续深入研究，并把分析美学的研究方法渗入到文学符号学的领域中来，这成为2011年文学符号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指称论是分析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它跨越了符号学与分析美学的研究领域，为分析美学的逻辑展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性支撑。汪正龙的《论文学的指称》探讨了指称论由分析哲学蔓延到文学理论研究中产生的影响。指称论推进了对文学语言自指性与伪指性的认知，但是其中隐含的力图在语言、意义和实在之间达到统一的认识论诉求又阻碍了对文学超语言属性和文学指称多样性的探讨。文学指称与文学活动的整体相联系，体现了语言与超语言、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张力关系。作者指出，意义与指称之间的摩擦是文学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内涵丰富、意蕴复杂的作品多有指称越位和指称扩张现象。就此而言，文学的根本性质和功能并不是真善美，而是对人类自身的拓展和延伸。
周宪的《关于解释与过度解释》一文提出，当代文学理论关于解释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其理论纷争集中于一元论和怀疑论两种解释理论，具体呈现为解释与过度解释的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抵牾。这两种不同的解释理论对应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前者强调普遍主义和理性原则，后者则提倡差异论和地方性。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将超越解释与过度解释的二元对立，在多元论基础上的不同解释理论的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赵毅衡的《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作者以严谨的学理分析为我们展示了西方语言学关于词语及其意义之间关系的思辨历程。词语与意义的连接是任意的还是有理据的，是思想史上一个难题。索绪尔坚持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而皮尔斯认为符号有多种理据性，只是语言是“规约符号”，文学理论家则坚持语言的形象描写能力，由此出现了各种修正方案。人们在语言内部找到各种理据性，不断扩大理据性的范围。“普遍语用理据性”是语言艺术立足的基础，这种语用理据性在艺术中可以上升，可以丢失，在特殊安排中可以滑落后陡升，禅宗公案提供了最佳范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为中西美学的阐发性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例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提出“在受禅宗深远影响的中国文化中，早就找到方法，以消除理据性来赋予词句表达神秘意义的能力。既然在实践上已经领先，或许当代中国学界能在理据性的全面讨论上，为世界先。”这为中国文艺美学走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具有实践意义的道路。
八、&&&&&&&&&
重要的会议
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双边论坛会议于 2011 年 4 月23 日至 26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隆重举行。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共同承办。本次会议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美国杜克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大学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会议分论文交流与专题讨论两大部分，两大部分虽内容丰富多样，但均围绕此一主题展开。会议就中国与英国审美现代性的不同经验进行了比较讨论，认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维度构成了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命题，会议的最终旨归在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是建立审美现代性阐释的新模式。
2011 年 5 月 13 至16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华美学学会与浙江省中共开化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 “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全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学学会
年年会在国家生态县之一开化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研究所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及开化县有关生态美学问题的专家与会，就生态文明问题各抒己见。会议分议题包括生态美学的哲学思考、生态美学视野下的中小城市规划与发展等内容。
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隆重开幕。来自国内外文艺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共30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为总主题，分议题涉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俄罗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其他文艺学流派，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其他批评学派的结合，中西诗学比较，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等。本次会议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论”、“实践存在论美学”、“文学知识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现状”青年学者论坛、《中外文化与文论》编委会扩大会议等5个圆桌会议，进一步就文艺美学的相关问题展开研讨。
2011 年 8 月 27—28
日，“中荷文化交流：文学、美学与历史”论坛在中国北京香山饭店隆重举行。该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落实与荷兰教科部签署的双方科学合作交流谅解备忘录中所确立的双方开展联合科学专题研究项目（JSTP）的实施，启动和促进中国与荷兰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合作与研究，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项目合作伙伴荷兰莱顿大学联合筹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科研局、文学研究所领导，荷兰大使馆官员，荷方中荷科学合作交流研究项目负责人，中荷两国参会学者，以及媒体记者共3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就全球化对中国和荷兰文学艺术的影响，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时代建构文学和艺术的积极意义，中国与欧洲不同的美学传统及其相互对话的可能性，文学艺术研究的新视角及其意义，媒介文化与互联网对文学研究的启示等，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探讨。
文艺美学综述的回望是每一年度研究的总结，也是为未来更加丰硕的成果奠定基础。在中国文艺美学越来越具有自身特色、越来越与生活相接的今天，来年的文艺美学研究又将呈现怎样的精彩呢？我们在各自的努力中拭目以待！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2月，总第254页第2期。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第39卷第3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5月，第32卷第3期。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5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1月，第51卷第1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1月，第31卷第1期。
《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
《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
《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
《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2月，第5卷第1期。
《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
《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2月。
《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
《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文艺研究》，2011年第5期。
《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第40卷第2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24卷，第2期。
《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哲学动态》，2011年第10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2月，第5卷第1期。
《文艺争鸣》，2011年第8期。
《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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