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盖房挖出千年古墓 两拨盗墓贼欲平分文物|盗墓|文物|古董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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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盖房挖出千年古墓 两拨盗墓贼欲平分文物
墓葬所在地
墓中出土的有一定防盗功能的碗椁墓。本组图/受访单位供图
追回的被盗文物的影像资料
　　随着《盗墓笔记》等盗墓小说的兴起，各种神秘的盗墓故事深入人心，那么，究竟在被发掘出土的古墓葬里，是不是安装有类似的防盗措施呢？重庆有个“太和帮”，这些人专吃“死人饭”，那你知道盗墓行业的“渝情”吗？你知道盗墓行业的黑话吗？
　　昨日，作为我市与考古工作打交道最久的考古专家，从事考古工作33年的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文博研究员林必忠说，他从事考古工作33年以来，只见过一座墓葬没被盗。一起来看看，林必忠记录的这篇《盗墓笔记》吧。
　　盗墓笔记?事
　　为了盖新房，巫山一村民雇人用挖掘机挖地基，没想到，挖掘机一铲子下去，一个80厘米的黑漆漆大洞，在深埋地下1500多年之后，赫然被暴露在了空气之中。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洞口居然引起了两拨“陌生人”相继登门造访。原来，洞口下是一个南北朝时期的古墓葬，而这两拨“陌生人”，是希望借古墓发大财的盗墓贼。
　　日前，巫山县文物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联手破获了一起盗掘南北朝古墓葬文物案，追缴被盗文物156件。
　　昨日，对该批被盗文物的鉴定工作结束，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说，经市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该批文物中，三级文物以上的珍贵文物就达到了62件。
　　盖房挖出南北朝古墓
　　深埋地下1500多年的古墓葬，是怎么被盗墓贼盯上的？
　　据介绍，今年1月7日，巫山县巫峡镇柳树村一组村民李力雇人用挖掘机在自家农用地上挖掘地基，准备建新房。
　　地基开挖4天之后的11日上午，在挖掘过程中，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居然在离地表两米左右的土层里，挖出一个约80厘米的圆形洞口。
　　好奇的李力从洞口往里观察，赫然发现，原来在黑漆漆的洞口下面，居然藏着一座古代墓葬。估计墓葬内有“古董”的李力，立即叫挖掘机师傅王林停止作业，并找来一块木板将洞口遮挡起来，以防其他人知晓。
　　消息引来两拨盗墓贼
　　一块木板挡住了暴露在外的古墓葬，却没能挡住地里发现古墓的消息。就在古墓暴露出地面的当天，王林就将发现一座古墓葬的事告诉了朋友方宇。
　　当晚，方宇邀约着朋友赶到了李力家中协商处理古墓的事情，方宇等表示，愿意向李力支付一定费用对古墓进行挖掘。讲价过程中，村民黄放、黄兴两兄弟闻讯赶来，要求参加挖掘。经过协商，这两拨人双方各向李力支付报酬1.05万元，挖掘出来的宝贝则由双方平分。
　　1月12日深夜两点，经过一晚上的盗掘，众人一共从古墓里取出约160件宝贝。方宇将自己分得的近80件文物运至家中藏匿。
　　数天后，方宇和朋友联系到了买家，以4.15万元的价格将72件文物卖出，而还没有出手的文物仍藏匿在方宇家中。
　　村民举报盗墓贼落网
　　经当地村民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包括方宇等在内的盗墓贼相继被警方抓获或自首。经文物部门和警方艰苦努力，被盗文物除3件被损毁外，其余全部追回。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墓葬出土文物包括陶俑、陶马、陶牛、陶盆、陶甑、陶马鞍、铜盆、铜釜等类型，距今大约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
　　从器型上看，非常精美，人物、动物类神态生动、栩栩如生，器皿类工艺成熟，表明南北朝时期我国长江流域一带制陶工艺达到了较高水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也较为发达。对于研究当时长江流域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状况，这些文物便是最好的实物证据。
　　目前，文物管理部门已对该墓葬地作进一步的保护性发掘。
　　墓中出土的有一定防盗功能的碗椁墓。本组图/受访单位供图
　　追回的被盗文物的影像资料。
　　洛碛巴人贵族墓远眺。
　　盗墓笔记?人
　　重庆有个太和帮
　　他们专吃死人饭
　　盗墓活动，自古有之。而古往今来的盗墓贼们，光顾了不少散落民间的大小墓葬。林必忠说，他从事考古工作33年以来，只见过一座墓葬没被盗。
　　“就连这唯一没被盗的墓葬，也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成为了盗墓贼的目标。伪装成围观市民的盗墓贼，还多次试图趁考古专家忙碌的时候，顺点随葬品走。”林必忠说。
　　而就在这座位于江北区董家溪的汉代墓葬中，考古专家们发掘出了文物309件。
　　有交易就有盗掘，林必忠说，民间的部分不法古玩商与盗墓贼、走私犯保持着较密切、和谐的关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今，重庆以收藏、经营古玩为业的人群俗称为“太和帮”，他们应是重庆非正式的古玩经营行业商会。“太和帮”除了以从事收藏、经营古玩为业外，其中还有进行文物、珠宝、玉器地下走私的，以及直接与盗墓者相勾结，结成盗墓与盗卖这一完整的流水线，在如今属于三峡库区的原下川东一带极为有名。
　　林必忠说，主城大同路上的茶馆，有的就是“太和帮”开的，只要是盗墓“吃死人饭”的，进重庆城必坐“太和帮”的茶馆。他们进馆目的是投石问路，探明道上行情。
　　往往在喝茶间，“老油子”会邀请那些来探路的人进入雅间叙旧，接上头对上口，一笔肮脏的交易就“过河”成交了。
　　盗墓笔记?罚
　　盗掘古墓
　　最高可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8条中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
　　盗墓笔记?话
　　挖红薯=盗墓 老鼠=黄金随葬品
　　你知道吗
　　这都是盗墓行业黑话
　　从事考古工作30余年，虽然没有直接与盗墓贼打过交道，但在工作和史料的翻阅过程中，林必忠也慢慢了解到一些盗墓黑话，“与大家想象中黑话艰涩难懂相反，盗墓黑话往往与人们日常生活用词紧密相关，这样才能避免引人注目。”林必忠说。
　　昨天，林必忠首次分享了他所了解的盗墓黑话，这些黑话来自大江南北，有些曾在历史上使用，有些延续至今。
　　在盗墓这个地下行业内，“盗墓”这个词汇在盗墓贼的圈子里从来不说，林必忠说。
　　过去，在陕西、山西等盗墓者中，最喜欢用“支锅”来代表盗墓。支锅本意是支砌灶台，后来“支锅”演变为成家过日子的开始，盗墓者借用为搭伙盗墓，倒是十分形象的。相对应的是，如果“锅支不起来”，则是盗墓不成，空手而返，也叫“走空”。
　　而在河南、苏北等地，盗墓者喜欢把盗墓叫“挖(刨)红薯”；南方盗墓者则把盗墓说成“翻肉粽”。与此语境差不多的是“翻咸鱼”，此黑话为过去北方盗墓者常用。为何把盗墓叫“翻肉粽”、“翻咸鱼”呢？这又与盗墓圈中对尸体的隐称有关。
　　林必忠说，“倒斗”是目前好多人都知道的一句盗墓黑话，但在过去，只有北京周边及东北，如沈阳这些地方的盗墓者才会这样说。所谓“斗”，即棺材。倒斗就是把棺材里的东西取出来，自然就是盗墓。
　　林必忠说，盗墓的直接目的之一，是获取墓内随葬的宝贝，对盗出来的赃物，盗墓贼说法也与正常语言不一样，由于他们与文物贩子接触得较多，许多隐语与古玩圈的词汇相同。比如，黄金随葬品就被称为“老鼠”，而银子则被称为“地龙”。
　　盗墓笔记?墓
　　流沙之下
　　暗藏巴人贵族墓
　　昨天，聊到古人在墓葬中所安装的防盗设施时，作为我市与考古工作打交道最久的考古专家，从事考古工作33年的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文博研究员林必忠为我们讲述了一座在书中描述得威力无比的“流沙墓”，并为我们揭秘了这座藏身沙石之下的巴人贵族墓。
　　施工惊醒沉睡两千多年的巴人
　　与大多数古墓葬是被城市喧嚣的建设所惊醒的一样，这座流沙墓的发现也是源于建设施工。
　　林必忠说，这座2300多年前的重庆最大的巴人贵族墓在渝北区洛碛，2008年末出土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沉睡在里面的应该是一位晚期巴人的上层贵族。
　　但现代的施工机械不但惊扰了他的千年之梦，还把他原本深达6米以上的豪华“居室”破坏了三分之一，毁损到仅余1米多深。而那些入侵的冒失鬼更在文物部门赶到之前，把已破坏的棺椁木材运到渣场进行了填埋。这些楠木做的棺材，足足装了三卡车！
　　这座墓葬比著名的巴王墓还大
　　这的确是个规模巨大的墓葬。墓长8.9米，宽6.8米，是重庆主城发现的最大的战国―西汉墓葬。它超过了与之同时代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著名的中国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鸟形尊出土的地方。
　　之所以说在近5米的积沙之下埋藏的这个墓葬超过巴王墓，当然不仅仅是墓室大小，还有它的规格。出土的珍贵文物暗示着墓主的高贵身份。
　　林必忠回忆说，虽然墓室被破坏掉三分之二，但余下的40余件文物仍可圈可点―――玉璧、玉璜；铜器：戈、剑、戈拿薄⒘⒛袷危惶掌鳎夯姨掌降坠蕖Ⅱ唑蜒邸鐾了嬖崞分惺孔疃嗟氖怯衿鳎剂顺鐾廖锏闹饕糠帧
　　5米积沙只为防止盗墓贼进入
　　林必忠说，这座墓的主人在修建墓室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在这个墓室的顶部，埋下了达四五米厚的积沙。积沙不光是在墓室顶部，就连墓室的侧部也有三四十厘米的积沙包围。在重庆，这是首次发现积沙墓。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盗墓贼的遭遇：他们一旦进入墓室，流沙机关立时启动，早已填注得满满的细沙倾泻而出，如暴发的洪水将进入其中的盗墓贼掩埋……”林必忠说，据传闻，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就是“流沙墓”，这也许是它千年不被盗的原因之一。本版文/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原标题：盖新房挖出南北朝古墓他们结伴盗走墓中古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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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墓行为的道德批判和法律惩罚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而《大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22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作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文化史视野中的盗墓故事 　　　　　　项羽事迹与秦始皇陵之谜 　　　　从古城西安西行，经过著名的灞桥，临近临潼时，可以看到大路南侧一座高大的土丘。这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虽然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面对渭水平原，依然显示着雄奇的气势。秦始皇陵工程繁巨，据说动用工役多至70万人，而陵墓的防盗设计，如铜椁、机弩等，也见于司马迁的记载。入葬时，出于防盗动机，甚至处死宫人，活埋工匠以保密，杀害施工人员和葬事劳务人员数以万计。这样一座特殊的陵墓自然引起史家和文士的关注，长期以来，秦始皇陵是 　　否曾经被盗，众说不一，已经成为千古疑案。 　　　　　　　　白居易《草茫茫》诗有“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句，鲍溶《经秦皇墓》诗也写道：“白昼盗开墓，玄冬火焚树。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都说秦始皇陵在秦末动乱中被盗掘。而“三月火”一句，暗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史事，与《史记》关于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相应，说组织盗掘的是项羽。最早说到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是楚汉两军对峙广武时，刘邦列举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4条就是“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不过，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资料分析，秦始皇陵未曾经过大规模盗掘。 　　　　　　　　对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的谴责，后来虽然沸沸扬扬，千年不息，却并没有确定的实证。《汉书》有些文句说到秦始皇陵遭到盗掘，但是发起者与主持者却似乎并不是项羽。《论衡》说，“秦始皇葬于郦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皇览》也写道：“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看来，秦始皇陵可能只是遭到局部破坏，而发掘秦始皇陵的，是起义部众，也就是所谓“天下盗贼”、所谓“关东贼”。盗发秦始皇陵如果实有其事，看来也并不是项羽军有组织的行动。 　　　　　　　　“天下盗贼”在王朝破灭的时代发掘帝王将相陵墓，是历史上惯见的情形。王莽败亡，赤眉军入关中，就曾经大规模“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由于当时尸体保存技术的优越，可能入葬一二百年之后体貌仍一如生前。据说甚至吕后的尸身也因此受到盗掘者污辱。 　　　　　　 　　　　“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 　　　　　　　　鲁迅曾经说，“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这是根据袁绍攻伐曹操时发布的檄文中的说法：“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檄文又具体指出曹操曾经亲自组织和指挥盗发梁孝王陵墓：“（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这篇文字成为古来檄文的名篇，起草者是大名士，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陈琳在袁绍失败后，归附曹操集团。曹操曾经对陈琳此文中对于他祖上行为的揭露表示不满，对盗掘陵墓的批评却似乎取默认态度。所谓“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设置，或许确是事实。 　　　　　　　　汉魏之际确实曾经出现盗墓的高潮。史书记载，董卓、吕布等都曾经发掘陵墓，劫取其中宝物。孙吴政权也曾经在长沙、江陵盗掘西汉贵族墓。传说长沙王吴芮陵墓被发掘时，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参与盗掘的人后来见到吴纲，说道，你的相貌怎么如此酷似长沙王吴芮啊！只是个子稍矮一些。吴纲戚然叹道：他是我的先祖啊。吴纲，是吴芮的十六世孙。 　　　　　　　　历朝政纲不举时割据军阀与乱军盗掘陵墓的事件屡见不鲜。东汉末年名臣刘表的墓葬在晋代被盗掘，因为墓中随葬大量四方珍贵香料，据说一时“香闻数十里”。唐时安史之乱，叛军的罪行包括“发掘冢墓”。而政府军一方也有同样的情形。郭子仪父亲的墓葬遭到盗掘，在御前说到这件事时，郭子仪承认自己的部下也有破坏陵墓的行为。因自己对“军士残人之墓”未能禁止而表示愧疚。唐代后期中央政府军平定诸镇的战争中，朝廷也往往明令“毋毁坟墓”。唐德宗时曾经颁布诏书，谴责军阀朱“盗窃名器，暴犯陵寝”。《资治通鉴》有唐昭宗天复二年“盗发简陵”的记载，说唐懿宗的陵墓入葬28年就遭到盗掘，唐昭宗竟然无力保护自己父亲的陵墓。从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活动于关中地区的军阀温韬据说“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温韬因疯狂盗墓而名著一时。后周太祖郭威也感叹“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因此对于自己身后葬制，多次强调“瓦棺纸衣”的薄葬的原则。后唐闵帝李从厚下葬不过4年，陵墓就被盗掘。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曾经对两京冢墓大肆破坏。刘豫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则一如曹操集团“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历史复制版。 　　　　　　　　军阀集团盗墓最著名的一例，应当是孙殿英对清东陵的武装盗掘。发生在近世的东陵盗宝案，是人们所熟知的。 　　
　　汲冢发现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两座陵墓。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西晋时，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时魏王墓，从中得到有文字的简牍数十车。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计有简牍图书75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汲冢遗书据说“漆书皆科斗字”。盗墓者曾经取 　　用竹简燃烧照明，致使“多烬简断札”，造成了整理的困难。《南齐书》记述有人盗发襄阳楚王冢“大获宝物”一事，所得有“竹简书，青丝编”的古本《考工记》。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中国古代工艺制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家贵族，因而先进技艺的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由于战乱的周期性爆发，若干技术最终失传，是并不罕见的现象。然而，陵墓中随葬的宝物，常常可以避过战乱的破坏得以存留。墓葬中集合前代文化精华的珍物宝玩往往因盗墓行为流散于民间。这一现象的发生，有时意味着文物的破坏，但是另一方面，原先皇室豪贵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面对较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又有值得重视的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一情形有时不仅有益于文化的传播，也有益于技术的继承。盗墓，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古代秘器重见天日。这种特殊的文化传递方式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 　　　　　　　　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在交往不甚发达的农耕时代，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受到应有的重视。艺术，有时只是在孤芳自赏的境界中艰难延续。而盗墓所获得的文化发现，有可能使已经绝世的艺术创造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有典型意义的史例，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曾经通过盗墓而得到传播。《陈书》记载：征北军人在丹徒盗掘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陈伯茂受赐这批文物，于是“大工草隶，甚得右军之法”。陈伯茂因盗墓发现的书法名作而使得草隶书法显著进步，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温韬盗发唐陵，又曾经从唐太宗昭陵中得到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真迹。《新五代史》记载，昭陵多藏有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所谓前世图书“悉取之，遂传民间”这一文化过程，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魏晋时名士阮咸喜爱的弹拨乐器“阮咸”，在唐代武则天专政时曾又为人发现。据说发现的途径，也是古墓的发掘。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蔡?《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在回顾盗墓与文化发现的历史时应当指出，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和行为习惯之粗莽，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遭损毁。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化遗存的严重破坏，当然是不可宽恕的。 　　　　　　　　　　 “土夫子”传奇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竟然一脉相承。 　　　　　　　　近代中国盗墓行为形成风潮，盗墓技术也最为著名的地方，应首 　　推洛阳与长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盗墓运动曾经形成震动世界的影响。邙山古墓群遭到的破坏，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当我们手捧国外文物学者编集的有关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古代珍宝的华美图册时，自然会想到，在这些精致辉煌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陋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据当时新闻界报道，“洛阳为历代故都，名胜古迹，遍地皆是，尤以帝王陵寝，先贤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俗语云：‘洛阳邙 　　岭无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见，惟是大小陵寝，皆是先民遗迹，历史上之价值，何等伟大。乃近有不逞之徒，专以盗墓为事，昏夜聚集，列炬持械，任意发掘，冀获微利，不惟残及白骨，抑且影响治安。……。” 　　　　　　　　长沙古代墓葬，在近代也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发掘小记》中写道，“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之盗掘，破坏无法统计”。据考察，有的战国墓葬竟然“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长沙的“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各有自己的盗掘范围，他们与古董商之间，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是通常称为“洛阳铲”的探铲。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现在我们所说的“洛阳铲”，铲头剖面作半筒状，打下后提起，可以带上泥土，于是能够判断地下土质及其他现象。“洛阳铲”原本是旧时洛阳盗墓者所创制使用，因 　　以得名。盗墓者利用这种工具，能够发现墓葬所在，甚至能大略了解随葬器物的埋藏情况。“洛阳铲”的应用，是历代盗墓技术遗存中的积极内容得到借鉴的实例。与此相关，又有察看地下土质以判定墓葬所在的技术。借鉴这种技术以区别生土、扰乱土（五花土）、夯土，现在已经成为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的基本功。 　　　　　　　　职业盗墓者的有些经验，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也得到利用。例如，长沙被称为“土夫子”的盗墓者，许多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据说他们还能够依据随葬铜器氧化导致的土质变化即所谓“铜路”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利用这一经验，可以有效地避免铜器的损伤，使一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全。
　　“打旱骨桩”礼俗 　　　　　　　　盗墓，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晋人皇甫谧曾经说：“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如果进行盗墓动机的心理分析，可以看到最为普遍的是出于“物利”，就是对于“丰财”的追求。其次则为“怨仇”，发墓被看作对墓主个人的惩罚方式、对墓主家族的惩罚方式，战争中的盗墓行为，也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征服的手段。发墓动机的心理因素又有第三种，就是“象征”。《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说，吴主孙皓听说荆州有王气，于是发动民众挖掘当地与山岗相连的贵族大臣冢墓。《南齐书》写道，宋明帝为了提防萧齐政治势力的崛起，故意在其祖墓附近校猎，践踏其墓园，又用长五六尺的大铁钉钉在墓地四方，以为厌胜。 　　　　　　　　中国古代发掘冢墓的诸种动机之中，又有基于原始巫术的因素。《明史》记载山东民俗，说每遇旱灾，则发掘新葬冢墓，残其肢体，称作“打旱骨桩”。这种民俗，有较复杂的生成原因和较特殊的流变形式。“打旱骨桩”的语源分析还难以有确定的结论。我们推想，这样的做法，可能与古来以为死人骨骼与天气干旱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的观念。《春秋繁露》说到当时民间求雨礼俗，主要程序之一，有“取死人骨埋之”。《艺文类聚》卷一○○引《神农求雨书》也有同样的说法。 　　　　　　　　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一书中，引述了不同民族求雨习俗中遗留的与此类似的原始巫术形式。弗雷泽写道，“有时，求雨巫术是用死尸来进行的。比如，在新喀里多尼亚，求雨者把自己全身涂黑，挖出一具尸体，把它的骨头带到一个洞穴里，再按人体形状连接起来，然后把骨架悬挂在一些芋叶上，用水浇洒骨架，让水流到叶子上。”“（俄罗斯）有些地区的农民一旦陷入旱灾的痛苦之中，便常去挖出喝酒醉死的人的尸体，把它沉入最近的沼泽或湖水之中。” 　　甚至也有类似“残其肢体”的行为，“1868年，因长期干旱，出现了歉收预兆，塔拉申斯克乡的一个村子的居民挖出一具死尸，……人群中一些人一面鞭打那具尸体或尸体残剩部分，一面在它的头部附近高喊‘给我们雨水’……。”中国求雨民俗中的“打旱骨桩”，可能与弗雷泽所记述的做法在原始动机方面有某些共通之处。 　　　　　　　　明人杨循吉《蓬轩别记》写道：“河南、山东愚民，遭亢旱，辄指新葬尸骸为旱魃，必聚众发掘，磔烂以祷，名曰‘打旱骨桩’。沿习已久。”虽然明王朝已经下令禁止此风流行，但是，实际上直到清代，这一旱时发墓磔骨的礼俗在民间依然盛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近世所云‘旱魃’，则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清代法律有严禁这种风习的条文。袁枚《子不语》中“旱魃”条也可 　　见发墓启棺，“获而焚之，足以致雨”的说法。“旱骨桩”又写作“旱孤桩”。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可以看到有关的文字，可见直到近世中原民间依然保留着这种礼俗的遗存。 　　　　　　中华读书报日 　　　　　　　　----------- 　　　　附:王子今男，河北武安人，1950年12月生。1982年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央党校文史部兼职教授。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8种:《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交通与古代社会》、《毛泽东与中国史学》、《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秦汉交通史稿》、《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门祭与门神崇拜》、《中国古代交通》、《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文化节奏论》、《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　　
　　太复杂　　
　　dddddd
　　顶　　
　　能否路过打酱油，呵呵
　　学术性的，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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