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周有光_正版电子书在线阅读_百度阅读
走读周有光
支持以下平台（点击下载客户端）
畅销飙升榜
走读周有光
您也可能感兴趣
《走读周有光》作者陈光中采取“走读”的方式，从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先后走访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苏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北京以及当年下放劳动过的宁夏西大滩等城市或地区。《走读周有光》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与读者一起领略诸多更深层次的感悟。
《走读周有光》：行程上万公里，寻访八城故地，精选二百七二余幅图片，百年岁月娓娓道来……他曾是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被媒体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自谓“百岁学人”／他是个“快乐老头儿”，期颐之年连获三个奖项，他的故事“好玩儿极了”！周有光最斤传记。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庭的遭遇，一百年的社会进程。
让我动心的，并不仅仅是他的健康长寿，也不仅是他的笔耕不辍。人活百岁，如今并不稀奇；寿而能文，古来也不乏其人。我所真心敬佩的，是周有光的勇气――那种藐视俗流、敢说真话的勇气，以及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作者青果巷是我童年的摇篮。我是生在常州，长在苏州，读书在上海……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人家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演讲。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耄耋之年，自我扫盲。“朝闻道，夕死可矣”，是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
陈光中，1949年9月生于大连。当过学生、插队知青、铁路养路工人、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若干小说、散文、评论，画过些许漫画、。发表作品260余万字，包括长篇传记《侯仁之》以及《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共八册)、《北京胡同》等。部分作品在香港地区和韩国出版。
自序一、初识周有光二、常州：礼和堂三、常州：青果巷四、常州-苏州：中学时代五、上海：从圣约翰到光华六、苏州-上海：九如巷与吴淞口七、上海-杭州：温柔的石堤八、上海-苏州：鸟鹊桥弄九、重庆：观音岩葫芦十、重庆：唐家沱十一、成都：华西坝十二、上海：东照墅十三、北京：沙滩后街十四、北京：《汉语拼音方案》十五、北京：风暴乍起十六、宁夏：西大滩十七、北京：从沙滩到后拐棒十八、“上帝把我忘掉了！”附录一：周有光年谱简编附录二：周有光部分著作书目后记索引
我曾有意询问过20位朋友，算是一次小范围的调查。提出的问题很简单：“知道周有光吗？”有18个人茫然反问：“周有光是谁？”还有一个人做思索状：“周有光？是不是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听到这个回答，我不知应当感到欣慰还是悲哀：周有光的名气，居然还要从沈从文那里“借光”？只有第20个人很坚定地回答：“知道。不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嘛！”这回答还算靠谱，但不完全对。现今人们动辄授人以什么什么“之父”的名号，既不客观，也太俗气，周有光本人并不认可。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始人之一，基本准确些。作为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只要你使用手机、只要你使用电脑，只要你查字典……你就离不开周有光的成果――《汉语拼音方案》。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无法涵盖周有光那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更何况，他还在不断做出许多让人惊叹的新事情呢。说到这里，人们一定更要追问：“周有光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前面那位朋友所说，周有光的确与著名作家沈从文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连襟。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出身名门，叶圣陶曾说，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沈从文同样幸福，娶到了张家三女张兆和。张家四女的婚姻，本来就是相当动人的故事。张允和不愧“才女”称号，晚年出版了多部文集，她撰写的《昆曲日记》，堪称研究昆曲历史的“教科书”；张家十姐弟早年创办的家庭刊物《水》颇有名气，在停刊近70年后由张允和主持复刊，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刊物、最老的编辑”，至今仍由张家的成员继续编辑，海内外的许多名人都是它的忠实读者。所以张允和曾得意地拿自己的夫君打趣：“我比有光更有光！”然而周有光无须借助夫人或连襟的名气，自己本身就相当“有光”。周有光于1906年生于常州，经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不同的时代，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早年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颇有建树，50岁时却突然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70多岁了还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是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三位成员之一。家中小辈与他调侃，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周有光笑答：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1991年，“5岁”的周有光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他自命“学人”，把重新学习称为“自我扫盲”。他的“扫盲”成果是，20年来，基本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百岁以后――在他算来是“20岁”以后，还陆续出版了《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见闻随笔》、《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拾贝集》等新作，内容涉猎广泛，观点相当尖锐，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2010年的第十一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中，《朝闻道集》入选“年度十大好书”；日，周有光获得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政府、凤凰卫视联合评选的“中华文化人物”称号；12月19日，他又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被誉为“大音之魅”而获得“中国魅力人物”称号。如此业绩，堪称文坛奇迹。有趣的是，2010年6月，已经进入人生第105个年头的周有光，还在网上开辟了博客；更有趣的是，他的博客不仅引来大批“粉丝”追捧，还招致许多恶言辱骂，而他对这些追捧和辱骂均付之一笑；他的口头禅是：“好玩极了！”这样一位“好玩极了”的老人，是不是很值得一读呢？我自2002年与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结识，屡经交往，自有许多感触积存心头，几经踌躇，终于经不起诱惑，贸然下笔写了这部书。自知文笔拙劣，只怕未能“有光”，反倒减彩，所以先把丑话说在头里：这书只是一幅技法欠佳的速写，要想真正品味“百岁学人”的文风，还是得去看他自己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依然采取“走读”的方式，从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先后走访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苏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北京以及当年下放劳动过的宁夏西大滩等城市或地区。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与读者一起领略诸多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也不是游记随笔或采访手记，它似乎是一种“杂烩”，说不出什么明确的体裁和章法。笼统说来，它只是将我的“走读”过程及具体感受掺杂于故事的叙述之中，力求使读者能有“身临其境”、“心临其境”的触动。如此尝试，希望能够为读者所接受。本书一共使用了270余幅图片，并依然保持我以往的习惯：其中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那些人物画像、速写、地图等，也由我亲自绘制。同时，还选用了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家庭相册以及所著书籍中的部分照片，作为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多是直接摄自有关的博物馆或专题展览。图文相辅，也可算是本书力求达到的效果之一吧，所以在书末特地编制了相应的“索引”。闲话少叙。这书是否值得一阅，还是等待读者评价吧。陈光中2011年2月于北京会城门
在计算机上制作完成的最后一幅，是沙滩后街55号的地理位置图。巧得很，这天是日，距去年去有光先生家的日子，恰为一年。365天的时间，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过去了，实在让人感慨。绘制地图有一个特殊的效应：在重新接触那些地名的时候，会勾起许多具体而亲切的回忆。一年以前，我对其中的不少地方还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和事情。而一年间，下江浙、去西南、走西北，屈指细算，仅乘坐火车所走过的路程，累计也有9985公里了。如今回想起来，在这“行万里路”的经历中，还是有许多收获和感动的。对于那些曾经给予过诸多指点和帮助的人们，我心中多有感激。最先想到的是张晓颖女士，当年正是由于她的建议，我贸然闯进了苏州九如巷张家，如此才有了这本书；她的夫君曹宁先生，作为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直给予积极的帮助，巧的是，此次去成都，我偶然得知他的父母抗战期间都在重庆，专程前去拜访，听两位老人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实难忘怀。至于苏州九如巷的张寰和先生，已是多次交往，那对坐恳谈的情景，历历在目。还有北京作家庞D女士，常州青果巷的潘再生先生，周氏族人周蔚春先生，兰州的老朋友邵笑女士，以及许多偶然相遇不知姓名的好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妻子小敏，作为“第一读者”和“首席校对”，付出了与我同样多的劳动。当然，最应当感谢的还是周有光、张允和夫妇以及周晓平先生。这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源自周有光及张允和先生所著的《多情人不老》、《朝闻道集》、《拾贝集》、《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最后的闺秀》诸多书籍以及家庭刊物《水》等；其中的许多照片，摄自他们的家庭相册。正是由于他们的信任与坦诚，才使我的“走读”得以顺利进行。如此，除了“后记”，这本书的所有文图已经基本完成。于是下笔写这“后记”。1月13日是有光先生105周岁的生日，本想前去祝寿的，更何况前段时间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先是肠胃不适，继而感冒，接着又持续咳嗽，让人很是惦念，早有探望之意。按常规，我自然是要事先打电话询问的，不料，连续几天，保姆小田接电话的时候口气都有些为难：这两天家里来人太多了！从电话里就听到那边人声鼎沸十分热闹，我想，还是等等吧。几天里倒是办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王文运先生，决定出版本书。这应算是送给有光先生一份特殊的寿礼吧。等到周家消停了一些，我终于得到上门的机会。仍是那间熟悉的小屋，仍是那张熟悉的小桌。见我进屋，他笑着挥手打招呼。此前他显然正在工作，那台熟悉的电子打字机就摆在桌上。他让我稍等一会，关上打字机的电源，用一块花布包袱皮裹好。我想伸手帮忙，被他拒绝了：“你不知道怎么放。”他自己把包袱塞到小柜旁的角落里，回身坐好，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好了！我们可以说话了！”时间是下午3时，有光先生该喝他那始终不变的下午茶了。我端起小柜上的杯子递给他，发现杯子是凉的。他解释说：“这个是酸牛奶。酸牛奶本来就是吃凉的，不煮的。因为我吃饭吃得很少，保姆说我营养不好，就吃一杯酸牛奶补充。”看来他已经痊愈了。听到我说书稿即将出版的消息，他很高兴，我乘机提出请他题写一个自己的名字，将来可以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在请名人题字这件事上，我一向有些胆怯，一旦遭到拒绝，难免感到尴尬。不料有光先生欣然应允，还嫌我带去的纸张太小，要保姆另取几张大的来。他说：“我写得大一些，你将来可以缩的。”在落款的时候，他停笔跟我商量：“我还是写1月13日，我生日那天？”我当然同意。此时我得寸进尺，又提出一个要求：“您能不能再写一个题词？随便写些什么，比如对未来的展望、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的回顾、对故乡的记忆……”他说：“好的。”他摊好纸，下笔就写。他写的是：“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说：“我最近常常写这句话。这是整个世界观的改变。”在回来的路上，我始终在琢磨有光先生的题词。我想，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深思索。2011年2月于北京会城门
而为姐姐和妹妹的婚事积极奔忙的张允和，自己的夫婿却来得很从容，那就是周有光。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他与张允和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可真是一段悠长的故事，需要舒缓精神，慢慢道来。由于战乱动荡，张家姐弟陆续走出家门，天各一方，甚至有数十年中断了音讯，但这九如巷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地方。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全家人感情纽带的，是一本特殊的刊物――《水》。受父母影响，姐妹都喜好文学，于是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几个弟弟看着羡慕，也组织了一个“九如社”。相比之下，还是“水社”显得更加兴旺，她们的社刊《水》办得红红火火的，连“九如社”的成员也不由自主地参加进来了。《水》的“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办得十分“正规”，大家都踊跃地为它投稿，并十分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直到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要说一个家庭刊物也并不算什么稀奇，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的家庭同样有过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家庭墙报、家庭“报纸”什么的。但《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张允和。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张允和的话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复刊后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著名出版家范用称《水》的复刊为“本世纪一大奇迹”。从第七期开始，已是“二八年华”（对自己88岁的戏称）的张允和“退居二线”，改由“副主编”张兆和主持。由于后来张兆和身体欠佳，从第13期起，《水》的“编辑部”从北京移至苏州，由张寰和继续主持。张寰和送了我一本日最新出版的“复刊第19期”，是用复印纸单面“印刷”的。封面照片是位于苏州书院巷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由张寰和摄影。我在来他家的路上刚刚经过那里，但不知道那正是他们祖父张树声当年任职的衙门。这刊物虽然只有26页，内容却包罗万象。有关于张树声、张冀牖的生平介绍，有政论文章，有诗词歌赋，有日记摘抄，有报刊文章汇编，有绘画作品……我随手翻去，最先看到的是周有光写的那篇《走进世界》。文章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世”与走进“尘世”的“入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入世”的重要与必要。他说：“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从'入世'之难，我们看到了自己离开世界还有多远。……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视角独特，笔锋犀利，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97岁的老人笔下。这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见到那“二姐”夫妇。张家姐弟现在北京的有三位：二姐允和、三姐兆和与三弟定和。我向张寰和许下了一个诺言：回到北京后，逐一拜访他们，把他们近来的状况用相机拍下来，让他们姐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不过，我的诺言未能实现。
帮助平台入驻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一组文章（三）
103岁的光芒---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日11:32& 来源：《解放日报》
周有光在央视《小崔说事》节目中侃侃而谈。
注：本文转自日《解放日报》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
　　50年来，汉语拼音为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进信息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显示
出旺盛的生命力。
　　回望汉语拼音50年，今天103岁的周有光，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吸引着许多媒体的关注。
　　充满追述、总结还有畅想的关注，既使人们重温了5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来龙去脉，也让人们看
到了一位103岁老人的生命光芒。
　　“26个字母搞了3年”
　　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进入《解放周末》的专访视野，源自崔永元的推荐。
　　周有光曾是《小崔说事》的嘉宾，那期节目名为《一生有光》。
　　崔永元：周先生您给我们谈谈，这个汉语拼音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
　　周有光：汉语拼音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因为汉字怎么读音它本身很难表示出来，我做了一个统计
，三个汉字当中至少有一个字是不能表音的。我小的时候读书，一个字不认识就要问老师，查字典不行。
　　崔永元：师傅带徒弟。
　　周有光：因为字典上用反切方法来注音，要认两个字来注一个字，小孩子用不了，所以只好找老师，老师
不在我就没有办法了。清朝时就提出来，要制订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可清朝没做成功。到了民国元年，就
开会，开会以后制订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把古代的汉字简化了，作为符号来注音。这是中国三千年来第一
套国家法定的字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呢就发现有问题，外国人要来学中文，你拿中国字来注中国字，外国人学起来就困难。所以到了新中
国成立以后，我们要研究制订一套新的东西，就是拼音字母。拼音字母的好处是，中国能用，到外国也能够用
，全世界都是用这个标准，变成国际文化的桥梁了。
　　崔永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吧。周先生，现在大家都叫您文字语言学家，其实您是可以成为金融学家
的，您以前学的是金融，后悔吗？
　　周有光：这个事情是有点偶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是经济学的教授。可
是业余呢，我一直对文字有兴趣。1955年，中央开了一个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去参加，我去了。会
议开完了，我要赶紧回去，因为我要上课，我还接了别的事情。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下来，在新成立的
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工作，做语言文字的工作。我说不行，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讲什么呢
，领导说现在这个工作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我就不好讲了。
　　崔永元：就是没有内行，那个时候。
　　周有光：这样子我就改行了，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崔永元：您愿意吗？
　　周有光：我很满意。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就服从这样一个原则。
需要我，那就很好。因为经济学教授上海多得很，字母学这一行的确是很少人，所以我就改行了。我就这样一
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来了之后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开，我就规规矩矩自己学语言学和文字学。
　　崔永元：据我了解，当时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各种方案有1400多个，最后确定了
这个。那么这1400多个方案肯定是千奇百怪，都有什么样的？
　　周有光：群众非常热心，听到我们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下子来了1800余封信，当中有800
多个方案，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要研究许多不同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要给人家一个答案，要使人家满意。
所以《汉语拼音方案》搞了3年才成功。
　　人家笑我们，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搞了3年。当然普通人不了解，这个字母学是一门专门的东西，很复
杂的。可是我们很高兴，花了3年工夫，能制订出来一个。这个方案提出要经过好多个关，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
会里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国务院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正式公布，成为中
国一个重要的标准。
　　“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
　　年过百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央视屏幕上，神采奕奕，将往事清晰地呈现给观众。
　　让人不由觉得，往事不老，老人不老。
　　本报记者上个星期赴京拜见周有光老先生，是在北京一幢非常朴素的老式公房里。老先生刚用好晚餐，在
他的小书房里安静地阅读。“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他说得自豪，笑得纯净，一扫岁月沧桑和命运起伏
　　周有光老先生戴上助听器，记者高声地提问，有时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老先生拿起放大镜，边看边念。
不加停顿，回答就很顺畅地出来了。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您作为主要制订者，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方式吗？”
　　“我出版了一本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里面收了我50篇文章。”周老先生一边说，一边弯腰从书桌旁
拿出这本新出炉的书。“津梁，在这里是文化沟通中桥梁的意思，因为这是面对国内国外使用的一套注音方案
　　这真正是一种津梁。一方面，汉语拼音为我国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目前海外学习汉语人数已达4000多万，汉语拼音成为海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方式。对于汉语拼音在今天有着如此
生命力，周老先生是既高兴又意外，他说：“现在生活中到处有拼音，手机短信，电脑打字，我们的奥运会也
要求用拼音拼写人名、地名……这么多用途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位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1906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
大学。读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出于爱好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精通多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
后不久，周有光改行语言学，调至北京。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过程中，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
音素化、口语化。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在这个简朴的家里，最吸引记者的是书和照片。
　　书，很多是周有光的著作，也有不少沈从文的著作。两人是连襟。1955年周有光调至北京后，就和沈从文
经常来往，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与亲切。
　　照片，很多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影，一眼可见的恩爱默契。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夫人是“张家
四姐妹”中的老二，俱是家学渊源。
　　关于他们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此，周老先生哈哈笑了，
既像是释疑又像是注解，向记者道出其中奥妙：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没有吵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问这个事。其实我们也吵架，不过
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
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
，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
，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老先生的一生，并非总是这般春风徐徐，也常遭风吹雨打。但他微笑着面对生活，即使当悲剧降临
的时候。先遭丧女之痛，女儿6岁时死于阑尾炎。抗战时，儿子被流弹打中肚子，幸亏手术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闻听消息后，他冒着漫天的雨雾紧急赶回家，以一丝苦涩的幽默作结：“我家有一个挂彩小伤兵，这也是抗战
家庭应有的点缀吧。”
　　很多年后，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多情人不老”，多好的书名，把他们人
生的情感与态度，豁然表达。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
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别开生面。而那些饱含感情、涌现文采的文字，正是那些在坎坷前呈
现的通达，在幸福时流露的智慧。
　　老先生文静瘦弱的外表下，有着一份坚毅与乐观，让103岁的生命宁静地闪现出温润的光芒。“我现在的生
活很简单，精神很愉快的。”说这句话的时候，老先生眯眯笑着，很满足。让记者想起他曾说过的那句，“你
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我有幸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书桌旁，摆放着一台文字处理机，有些年头了。1988年，周有光先生83岁时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从此，
便用它写信著文，即使现在用上了电脑，还是习惯靠它来书写。写的多是杂文，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
发表一篇，有语言闲谈，更多的是社会思考。
　　百岁时，周有光把自己90岁至100岁之间的文章编成《百岁新稿》，2005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从容
的文字里，浓缩着经历百年风云的生命力和思考力。
　　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治学、生活的轨迹。恰当地注
解了夫人张允和曾经对他的美好祝福：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也正是在纪念册的编制过程中，一段尘封50多年的故事，成了家里的头号新闻。当然，也是令世人好奇的
一段经历———1947年，在美国，周有光和爱因斯坦见过面，聊过天。
　　那时，周有光在美国一家银行工作，业余时间读读书。“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
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一次聊天的时候，朋友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有幸
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呢。”半个世纪后，说到“他
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呢”时，老先生灿烂地笑了，不世故很无邪。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103岁的人生，沉淀着不俗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这
和人生的轨迹有关，也和他通透智慧的处世有关。
　　即使是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的艰苦日子里，他依然以苦为乐面对周遭。时年
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满眼高粱，两人热烈谈论的却是中国语文。一天，
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
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
…最后，两人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
　　还有很多朋友们的故事，老先生也乐滋滋地讲起：
　　曹禺最爱看书，他的夫人最爱干净。夫人常常催促先生洗澡，曹禺无奈，坐进澡盆，一手拿书看，一手划
着水，用“哗哗”的声音佯作洗澡骗骗夫人。
　　老舍最爱讲故事，一讲就离不开乌龟。大家说别讲了，换唱戏吧，结果，他唱了一段《钓金龟》！
　　80岁当0岁，他让生命重新开始
　　在采访中，103岁的老人，思维清晰，言谈风趣。
　　说到自己的高龄时，他自我打趣说：“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说到孙女一家远在美国时，他幽默总结：“原来中国人说是四代同堂，现在我们是‘四代同球’。”
　　一篇周氏版《陋室铭》，是他给众人关于长寿秘诀的回答：“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
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
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
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
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有光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抑郁症。结婚时，家里的保姆悄悄拿着他们两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
先生说他活不到35岁。他不信，笑着说：“我相信旧的走到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老先生认为好的心态对健康至关重要，“我多年患失眠症，不容易睡着。下放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却把
我的失眠症给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也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
　　80岁的时候，他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
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至今提起，老先生还乐不可支。
　　他又说，“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
我说这要问医生啊。”后来，周有光细细想了一下，总结了几条经验：
　　1.不吸烟，不好酒，只喝一点啤酒。
　　2.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医生顾问，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
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
　　3.平时讲究卫生，天天洗澡洗头。
　　4.乐观，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
　　5.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7、8点起床，睡眠很好。中午还要睡一下，生活比较有规律。
语言学家周有光：我国很多社会科学处玄学阶段
&日10:32& 南方人物周刊
　　周有光 105岁从世界看中国
　　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
，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
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
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
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
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
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
，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
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
，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
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
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
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
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
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
《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
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
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
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
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
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
，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
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
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
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
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
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
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
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
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
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
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
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
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
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
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
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
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
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
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
，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
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
。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
。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
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
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
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
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
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
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
”，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
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
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
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
，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
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
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
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
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
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
，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
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
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
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
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
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
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
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
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
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
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
》，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
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
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
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
。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
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
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
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
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
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是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3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可
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欧洲传统势力大，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的，有特权有保密权，
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
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
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要在电视上面辩
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最早开创民主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首相大选要开始电视辩论了
；第二是国际观察。他在国际上有3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
把你这个选举的真假看得很清楚。我们的选举，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出去，什么人代替我选、选什么人，我都不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
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
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美国有民主。
　　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最近《阿凡
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
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
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3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城里。所以不能
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
于玄学思维阶段。有一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
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
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
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
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
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五四
&日 06:48&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1919年，周有光在常州中学读书。常州中学的古文和英文教学水平都高。学生读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
化学、物理、生物都是用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周有光都只记得英文。
　　拿着旗子上街
　　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常州中学的国文教学仍以古文为主。周有光回忆：“我的老师教古文，但是提倡
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用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
读了《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极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
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
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张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
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
　　常州中学的教员中有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是中文教师吴山秀。学校会请一些有名的
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次请了吴山秀来讲，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吴山秀一上台，用笔把
“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当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吴山秀在解释这些文章时发挥了自己的思
考，给学生印象深刻。吴山秀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能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学生看白话文，写白话
的文章，在中文课上灌输“五四”运动的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有光只有13岁，但如今还有些印象，他回忆：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这都是老
师引导我们。我们每个人拿一面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
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了
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在周有光看来，“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
达到一个高潮。
　　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周有光反思：“‘五四’运动影响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的确是个
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期。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
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
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启蒙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周有光对“五四”时代的主将胡适十分推崇。有意思的是，胡适与周有光的岳父张武龄是朋友，与周有光
的连襟沈从文是莫逆之交，曾专门请沈从文到学校去教白话文。胡适一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更影响了周有光
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兴趣。周有光说：“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美国的研究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
古代重，现代轻。中国研究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周有光认为“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
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而正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使周有光一生与语言文字研究结缘，成为语言学家。
　　常州中学的学生中还出了不少人才。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是比周有光高一班的同学。周有光回
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
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
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在女子中学里教书，后来办了一所国
学馆，收学生，教古文。周有光回忆：“我跟父亲在一起很少，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
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
　　“五四”思想影响一生
　　周有光记得，“五四”时代的思想传播很特别：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
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
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就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
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的。
　　“五四”思想影响了周有光一生。不久后，周有光随母亲从常州搬到苏州，再由苏州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一进大学，周有光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大学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
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才知道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
　　大学毕业后，周有光参加了拉丁化运动。当时拉丁化运动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有
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使用，没
有影响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却影响到广大群众，工人都来参加。周有光参加拉丁化运动以后，觉得别人的意见
有些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于是，他提出方
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产生了影响。陈望道认为周有光的意见很有新意，他的鼓励加
深了周有光对文字改革的兴趣。
　　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命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设计者。
　　余英时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序中认为，周有光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
“科学”。“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
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
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年过百岁，周有光依然思考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认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
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的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我个人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
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
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
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
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周有光深情地展望：“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
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
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跟着这个
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
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30年，30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
的，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回眸被遮蔽的“五四” 理性中重新出发
　　—纪念“五四”90周年特刊
　　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按照字面解释，大约是“浓云密
布”的意思。在这个阴郁的春日里，爱国青年走上街头，一个时代由此开始。然而“五四”又不仅仅是“5月4
日”那一天，“五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起伏跌宕终崛起的起点，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绕不
过去的价值共同体的核心来源。
　　今天，我们追忆“五四”，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回顾那一段散发着光芒的历史，更是为了现在的我们沿着前
人的足迹稳健前行；当然，我们也深知，一次短短的关于历史的精神游历，并不能解决今天国人所需要应对的
种种困顿，但我们坚信，“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面对你我共同拥有的这段历史记忆，理性的姿态是
最为可靠和可贵的。
　　时代周报编辑部
周有光：《朝闻道集》
日 15:39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朝闻道集 周有光 著
　　104岁语言学巨匠周有光著述！
　　94岁京剧艺术家宋宝罗题写书名！
　　沈敏特、陈丹晨、丁东、谭汝为等力荐！
　　◆周有光语录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
　　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华夏文化任重道远。
　　21世纪人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
”时代了。
　　◆作者小传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
　　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
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1955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和委员。
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聋人手指字母方案。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该组织经国
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人之一。提倡现代汉字学和比较文字学。出版
《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等语文专著20余种，发表论文300多篇。1989年
　　◆关于本书◆
　　一本讲真话的书
　　《朝闻道集》，是周有光先生近年来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的结集。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洋洋洒洒，敢
讲真话，妙趣横生，往往使人读得怦然心动。104岁高龄的老人，居然还能出版一部近20万字的文集，这真算得
上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幸事。
　　用“博学多闻”一词来描述这位学界泰斗最恰如其分，而这种博学更多地得益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可以
这样讲：他这一生，总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前进。
　　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先生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
授。本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篇什，即从经济学角
度剖析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预测未来走向。他把中国的工业外包形象地比喻成“世界工厂”，把印度的软
件外包比喻成“世界办公室”，并指出，中国只有藏富于民，才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中国改革开放，放弃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再学习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社会主义化。从此，走出
困境，顺利发展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自行瓦解，这证明改革开放的及时和明智。
　　这段话是周有光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正确性的准确评价。
　　相对于“经济学家周有光”，绝大多数人更愿意把他定义为语言文字学家，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是突
出而重大的。从1955年起，周有光先生便被委以文字改革的重任。由他主抓并最终制订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
》被世界所公认，人们尊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本书第四辑“语文探新”部分，主要收录了这方面的文章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什么叫两头真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
老年开始探索真理。这样，从他八十几岁算起，又得了一个“文化学家周有光”的称谓。美国何以长盛不衰？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东西方文明能共融吗？为什么说“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贫穷的阿富汗也能成为“
亚洲的瑞士”吗？在从容澹定的话语间，一位睿智长者与21世纪的新学人对话，展示出他深厚的学养以及他的
时事关怀。这是一本“真话集”，正如年长周有光两岁的巴金先生所说的：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
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
“真理”。(巴金《真话集&后记》)“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华夏文化任重道远。”
　　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这是老一辈学人对21世纪莘莘学子的莫大期望。
　　94岁高龄的京剧艺术家宋宝罗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并给周有光先生写来了贺词。宋宝罗先生世称“三
绝”：铁嗓铜喉、金石篆刻、国画书法。此次两位不同文化领域的“泰斗”级老寿星欣然携手，共同谱写了一
段中国图书史上的佳话。这次合作，堪称“前无古人”。
　　◆两位“泰斗”携手◆
　　104岁的周有光先生，将于今年11月出版《朝闻道集》。该书由94岁的京剧艺术家、书画家宋宝罗先生题写
　　《朝闻道集》是周有光近年来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的结集，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洋洋洒洒，敢讲真话
；而宋宝罗先生世称“三绝”：铁嗓铜喉、金石篆刻、国画书法，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作画，并与齐白石、徐悲鸿等艺术大师合作。
　　《朝闻道集》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两位不同文化领域的“泰斗”级老寿星欣然携手，将成为中国
图书史上一次“前无古人”的合作。
　　书号：978-7-/Z&275
　　印张：15 插页 12
　　字数：160千 版次：2010年2月第1版
　　定价：25元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后浪出版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周有光长寿秘诀& 胸襟宽大寿延年
秦文军 日08:3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中国语言协会理事、北京语言协会顾问、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的创立者周有光（原名周耀平）
今年已有103岁了，身体依然轻健。见过他的人，都会为他那健康的身体感到惊讶和赞叹。是什么原因使老人如
此高寿？周老把自己的养生经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部分。
　　周老出生于1906年1月，退休已有30余年，至今是退而不休。周老说，老年人离退休后，应该珍惜和把握自
己的生物钟，平时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要按时休息，不要熬夜或不按时起床。如果这样做，会破坏生
物钟的正常运转，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影响健康和正常生活。老年人了解和掌握生物钟现象很有好处，要利
用高峰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在低谷期要注意休息，保持心情愉快。他还说，老年人切忌孤独，应广交朋友，
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文体活动；或者与忘年朋友交流思想，汲取青春活力，使老年生活兴味盎然。
　　周老强调，为人就要胸襟宽大。他相信：做人不生气是主要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好：生气是用别人的
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很有道理。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刘少
奇曾说过，吃小亏占大便宜，周老却说：应该是“吃小亏不占大便宜”。有些人常常为小事吵架、生气，是没
有必要的。
　　至于物质养生，周老的要求不是很高，他说：“我现在是‘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
过年节。日常生活也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都不吃，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
豆腐四样。牛奶和鸡蛋也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很简单，别人送的漂亮
衣服都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在。”他的生活主要就围绕着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
四件事，看似简单，却很有规律。他不抽烟，即使喝酒也喝点啤酒，也很少吃补品。他说：“以前我在上海有
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
　　老人说：“牛奶是个好东西，但有不少人喝不惯，我也喝不惯。我是在红茶中兑入牛奶一起喝的，这样口
味会好一些，因为红茶的浓重气味可以去掉一些牛奶的腥气。牛奶是廉价的滋补品，但要坚持常年喝，才会对
身体有好处。红茶性味甘温，可补益身体、生热养腹，还可以去油腻、开胃口。”
　　周老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网球，现在虽做不了这样的运动，但可以做一些其它的运动，例如：每当文章写
累了，就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他给这种运动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象鼻子
运动。他说：“大象的身体很庞大，它却健康得很，不大生病，虽然它没有蹦啊跳的，但它的鼻子却经常地运
动着，这正是持久的小运动带来的大健康。而且这种锻炼不需要器械、场地，随时都可以进行。”
　　周老认为，要健康愉快就要善于自己创造条件。老人的书很多，却没有一个专门的书房，因此，在他的4间
小屋子里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4个屋子跑来跑去，但老人并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
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用搬砖来锻炼身体，我这是自己把书搬来搬去，叫‘周有光运书’
。”老人把没有地方放书的不利条件转化成搬书锻炼身体的有利条件，并乐此不疲，其情可敬矣。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