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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死魂灵”：现当代作家自杀之生命叩问与精神探询》Died Soul in the 20th Century: Inquire and Ponder to Suicidal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杨新磊内容提要
本研究沿着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宗教学阐释自杀动机与根源的思路，擢取了二十世纪自杀的朱湘、敬隐渔、徐迟、王国维、海子、顾城、芥川龙之介七位中外作家特别是诗人，回溯其在现当代历史时期的人生苦旅和心灵迷境，评析蕴藏于其诗文背后的畸变人格和自毁器质，叩问与探询这些虽死犹生、生于死后的灵魂的生命与精神。全文12069字。
【Abstract】The study focus to suicide, along with the thoughts from ethn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biology and religion theory. It chooses Zhuxiang, Jingyinyu, Xuchi, Wangguowei, Haizi, Gucheng and Ryunosuke Akutagawa, 7 suicidal writers especially poet in the 20th century, as a mutual constitutive example, to retrospect their painful life and confused heart, to analyze abnorm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destructed idiosyncrasies, eventually achieving to inquire and ponder whose soul ‘s ethos that either died but live or live after died. All totals 12069 words.
【Key words】Suicid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关键词 自杀
文学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宗教学诸界学者，都对自杀的动机进行过解析，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杀的思想成因与轨迹。研究发现，在一些动荡、封闭、压抑、苦闷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中，负有强烈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自杀率普遍要高于稳定、平和、开明、和谐的历史时期。二十世纪，民族民主运动遍地勃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风起云涌，波诡云谲。在“五四”时期、“二战”时期、“文革”时期、世纪交替期的中国诗人、小说家中，不乏自行结束生命的悲观文人。
1950s，心理动力学作为S.Freud（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一种流变，在欧洲思想界悄然潜兴。S.Freud认为，人，一方面具有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即生本能，另一方面也具有攻击与破坏的原始冲动，即死本能；前者为“Eros”，后者为“Thanatos”。S.Freud说，生命始于无机物，所有生命的最终目的是归向死亡―― ―种无生命的、稳定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才会永远摆脱为不断满足生物需要而进行的斗争。 S.Freud引用Arthur Schopenhauer（叔本华）的话说：“一切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 根据S.Freud的观点，自杀的意念，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自杀，是指向自己的无意识的敌意，是向自己发泄愤怒，因而积蓄为一种潜藏的心理动力。自杀是一种蓄意已久的自我谋杀。因此，Thanatos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所有生命的最终归宿必定是死亡。
29岁自杀的朱湘，是一个性格独特、对艺术充满执著的新月社诗人。他在清华大学六年的学生生活，并不顺利，曾因三次记大过而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复学后又读了一年才毕业。但，朱湘的学习成绩很好，他的中文、英文很优秀，一切僭越道德藩篱的事如嫖赌烟酒，从未干过，只因喜读文学书籍，时常跷课，在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他在给清华文学社顾一樵的信中说，他离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但他又对清华园无限留恋，“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这种两面为难的心情是最难堪的了。反不如清华一点令人留恋的地方也无倒好些。”他的不满意清华在于“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 严格、刻板的校园生活，对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来说，不免感到拘囿。
有学者指出，徐志摩的诗有若璀璨的宝石，朱湘好比无暇的美玉。对于这位对新诗做出了诸多创造性贡献的诗人来说，生未能逢其时，死又不能传其名，何尝不是最大的悲哀呢？或许，这也是诗人苦难的一种馀音吧：有风时白杨萧萧著 / 无风时白杨萧萧著 / 萧萧外更听不到什N / 野花悄悄的发了 / 野花悄悄的谢了 / 悄悄外园Y更没有什N。 看起来，这是一首完全写景的诗歌，然而景物中蕴涵著“情语”，没有生气的“废园”里除了萧萧的白杨，无所听，无所见，在悄没声中岁月流逝，青春不再，这其实就是诗人心目中死气沉沉的校园的象征。含蓄的形式下，透露出“五四”一代的不满和苦闷。朱湘1927年9月赴美留学，先后在劳伦斯大学p芝加哥大学p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美国的民族歧视，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幻想回国后开一间“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因经济拮据，家境困难，他学业未完，于1929年8月辍学回国，应聘于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并任主任。但三年后，他又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鬻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吟诵着诗人海涅的诗句，投江自杀。
几乎无人知道朱湘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著只比死去更痛苦呢”？ 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朱湘自杀后，遗物仅有一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还有一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在《自杀论》 一书中，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认为，当个体与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自杀起因于个人在社会中经历的“不适应性”，可概括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迪尔凯姆认为，处于社会中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宗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当“个人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松弛的时候，当个人远离社会生活、并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 的时候，这类自杀就有可能发生。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武汉某医院跳楼自杀身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狂热已过，峰巅不再，文学走下由读者和社会供奉的神龛，陷入内外交困的社会低谷。形势急转直下，要求文人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审时度势，及时调转笔头，适应时代。当时，出现了两个极端：文学投机分子在乳房、屁股、性交上大做文章，“下半身写作”、“身体叙事”、“欲望抒情”油然而生，从而杀出了血路，赢得了市场；而像徐迟这些固守文学清灯的传统作家，却在为无力出版凝铸着自己毕生心血的文集而终日发愁。文学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文人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心理天平严重欹斜。天长日久，这种情绪就会表现为孤独，沮丧，抵制社会变革，逃避现实，忧心忡忡，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由于对新的社会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意，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故常常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终日沉湎在自己构思的理想主义王国里，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和对立起来，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自我封闭的心理，人为地剥夺了人的社交需求，导致信息狭窄，情感隔绝，抑郁和苦闷无处宣泄和倾诉。素来崇尚“贫贱不能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文人，不是努力去改造自己，适应环境，而是常常将自己严密包裹起来，藉以遁世，逃离现实。1980年代50岁以上的作家，在观念和思想上崇尚中国古典正统，在认识上缅怀昨天，总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一切都不满意，甚至怀疑与否定一切。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1981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在经历爱妻徐松患癌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执着和乐于助人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文友谈天外，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拒绝使用。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就自怨自艾，长嘘短叹，甚至惶惶不可终日。有时，他对朋友谈起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关乎这一点。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周围的人只关注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他的精神空虚，孤独、愤懑、抑郁、疲惫、狂躁、憋闷、委屈的徐迟，终于黯然独自走向了灵魂的天国。不过，自杀时，他已享年81岁，他的一生也曾成功过，辉煌过，他其实是用一种激进的诗人式的“安乐死”超度了自己，不能不说是利己的。
第二类自杀是利他型自杀(Altruisti suicide)。这类自杀，产生于过分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与社会紧密的结合使个人失去了自主性。因此，当个人过度整合于社会时，这类自杀就可能发生。利他型自杀的目的，是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在巴黎嫖妓时染上梅毒的现代翻译家、小说家、创造社成员敬隐渔，于1930年2月24日投海自尽，年仅29岁。1924年7月，法国大文豪Romain Rolland（罗曼?罗兰）给敬隐渔寄来一封信，并被刊登在《小说月报》上。敬隐渔是第一个把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里斯多夫》部分翻译成中文的人。1925年底，他前往欧洲，拜见了罗曼?罗兰。他把鲁迅的小说翻译成法语，发表在《欧罗巴》杂志上。敬隐渔身染性病后，虽然在罗曼?罗兰的资助下进行过治疗，但是，病痛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直至最后脸耳糜烂，苦不堪言。法国汉学家Michelle Loi（米歇尔?鲁阿）在讲到他时，曾使用“不幸的男孩”这一称谓寄予哀怜。这个称谓，令人惊愕，令人联想到1806年9月德国黑森 - 洪堡的卡罗琳娜公爵夫人发出的那句感叹：“可怜的荷尔德琳!”公爵夫人用这个说法，描述因在法国布尔多精神分裂而被遣送回故乡的德国诗人Hlderlin（荷尔德林）。实际上，敬隐渔与荷尔德林，这两位作家尽管完全不同，但两人追求巴黎贵族荡妇的“疯狂”，均极大地促成他们的盛名，留下了不少绯闻与传言。显然，敬隐渔的自杀，对自己，对亲友，都是有利的。
第三类自杀为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这类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占有的越多，欲求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正常社会所形成的等级秩序，总是能够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时，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学界公认，王国维之所以自杀，一为殉清，二为追殉自己的文化信念。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成了所谓“胜朝遗老”，而且至老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23年，他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五品），自杀前还托罗将“论政事疏”转交给溥仪，表明心迹。而溥仪正是读了王国维的疏论后，感到“孤忠耿耿，深恻朕怀”，才加封论赏的。王国维自杀后，当时的一些遗老，把他比作屈原，《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但是，激进的思想家们则指责王国维保皇，为满清完节。现代学者陈元晖也认为，“王国维是保皇派，他终其一生都是尽忠于清朝皇帝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他不敢设想，最后只能用自杀来结束他的一生。”王国维自杀后，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其子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 其实，早在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王国维就有自杀的意图，只是家人严加看护，才未能得逞。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湖南军政府把叶德辉给枪毙了，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这使王国维受到巨大的刺激。为了避免再次受辱，按“君辱臣死”的古训，他便想不如一死了之。王国维仅仅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他更多的可能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之绝笔。他的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这篇遗书完全是内心深深的恐惧之外露。
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自杀殉清说，是“局于一时间一地域”，并没有了解其平生的志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 无独有偶，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演讲中，也称王国维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不能把王的自杀看成是一种怯懦的行为。王与屈原一样，完全是为了追殉自己恪守的文化信念，这当然首推其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
　　最后一类自杀是宿命型自杀(Fatalistic suicide)。迪尔凯姆认为，这类自杀几乎与失范型自杀相反，它起因于社会对某一部分人的过度压抑与管制，个人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例如，奴隶与囚徒的自杀率一般较高，特别是在野蛮、残暴的条件下。1980年代以来自杀的诗人，显然与社会的动荡扯不上关系，因此，
海子的死，作为一种宿命的必然，引起了世人的震撼。平生落寞孤独的海子，死后引起了诸多学人的忧虑与困惑。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一个诗人自杀了，他迫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对于海子自杀的原因，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 里，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京畿县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性诗人：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宗教仪典意义，于是，海子成了一个英雄，成了20 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美国学者Michelle Yeh（奚密）女士对海子之死的评价，也有一定道理的：“是否这个雄心万丈的计划损害了这位青年诗人的身心健康？是否为了创造这篇超级史诗，他加给自己难以承受的压力？是否孤独离群的生活所造成的极度抑郁令他无法继续其创作计划？是否, 如西川向笔者透露的，海子对‘天才早夭’的浪漫式的执迷使他陷于其中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顶言？” 海子生前好友，诗人西川，对其自杀之因有比较中肯的认识。西川在《死亡后记》 认为，其因主要有：（1）自杀情结。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曾于1986年自杀未遂。在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第1、2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均可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甚至，海子还与其友人谈过自杀的方式。海子在死亡意象、死亡幻像、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并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2）性格因素。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对理想爱情执着。（3）生活方式。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使他对人世间的温情和生之乐趣惑受少了。（4）荣誉问题。和所有中国现当代诗人一样，海子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对诗人的贬损与嘲讽，以及某些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个顽固的历史症结。另一方面，是先锋文学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互相伤害。海子曾受过不少的诽谤和攻击，酷似“左联”时期诸多进步作家的遭遇。在代表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这两方面的压力昭然可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 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5）气功问题。海子练气功，结果身体上出现了异常，产生幻听、幻觉等，严重影响了他的写作，破坏了他的心情，这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6）自杀的导火索。不如意的爱情生活，长期的性压抑，或许是导致海子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
与海子相比，顾城自杀的深层根源，则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体现出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顽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顾城宣称自己爱全人类，但是，他不爱身边的人。妻子谢烨――顾城的一生崇拜者，在去新西兰后第二次怀孕，生下一个男孩。顾城说，妻子是一个狡猾的骗子，儿子是他童话城堡里的毒菌，他的世界里，不允许有第二个男人。顾城对妻子说，儿子不像你，也不像我，这样很好，感觉我不会同他有什么关系。顾城有了孩子后，认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软弱的谢烨不得不把孩子寄养给了新西兰土著人。但是，她之所以把儿子交给别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顾城对儿子的厌恶，这种厌恶甚至到了对儿子施暴、虐待的程度。可怜的女人，为了她所爱的两个男人都能好，不得不把这两个男人分开，同时，也将自己与儿子分开。在顾城那里，谢烨只能是一个妻子，而不能是一个母亲。其实，顾城的生活能力极差，尤其是到了国外，离开了妻子几乎无法生存。
顾城所谓自己内心的爱，太过理想化，其实是他内心残忍的另一个极端表现。不爱孩子的人是缺乏爱心的，如果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爱，那么，他所标榜的爱，一定是假的。人不是神，不可能把人的天性与所谓的天职彻底割裂开。顾城理想中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其实，只是爱他自己一个人。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全世界，就是全人类。当这种爱无法实现的时候，它的另一个极端便跳了出来，那就是顾城个性中的残忍。
顾城定居新西兰激流岛后，为了贴补家用，享受田园生活，在自家房子旁边圈了一块地，养了几百只鸡。但是，引起社区居民的不满，社区官员要求他将鸡处理掉。顾城当然不愿意，居民不得不起诉，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要求他限期处理。结果，顾城拿着刀，进入鸡舍，一阵狂砍，顿时，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然后，顾城把数百鸡首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官员，官员吓得当场逃跑。此后，顾城对妻子说，全世界都在欺负我。而且，为了发泄，他还到山坡上肆意挥砍大树。妻子说，顾城整整砍了一个星期。这表明，在顾城童话诗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一个残忍的内心，一颗充满报复欲望的心。
英儿，是顾城人生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女人。顾城与谢烨、英儿这两个女人的关系，三人彼此都知道。谢烨明明知道有一个女人正在分享她的丈夫，但是，对顾城的盲目崇拜使她认为，那是一个天才应有的权利。她没有任何怨言，三个人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唯独把亲生孩子排除在外。但是，英儿却在1992年底离开激流岛。顾城在德国听说英儿与洋老头同居私奔，非常生气。1993年3月，顾城夫妇短暂地回了一趟北京，听说了英儿的一些事情，他便开始创作小说《英儿》。在这本书中，顾城对英儿的爱恋与怨恨奇怪地并存。他在书外表示，英儿爱上刘湛秋，是想利用刘湛秋进入《诗刊》社。英儿爱上他顾城，是想利用顾城解决出国的问题。英儿爱上洋老头，是想利用洋人老头解决绿卡问题。写完不久，1993年9月18日，顾城夫妇在回新西兰的路途中经过洛杉矶，两人一起最后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英儿。此后不到一个月，顾城就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了妻子谢烨，然后自杀。
顾城的悲剧，来自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失落。他是在中国成名的，他的作品都是中文。作为朦胧诗人的生命，在他决定定居新西兰起，就已经死亡了。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幼稚的政治乌托邦。他因“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而厌恶祖国。他以为另一个自由的世界就是他的理想，可以使他忘掉中国这个糟糕的地方。德国之行给了他一个错觉，其实，那只是德国汉学界的一次客套的欢迎，但他却以为自己再次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他以为1980s的诗人，还像拜伦、雪莱那个浪漫主义年代一样，是社会的旗帜，是时代的宠儿。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没有人会白白养活他这个童话诗人，这个女儿国的国王。面对资本主义对艺术家的冷淡，极端的顾城真正崩溃了。没有人知道顾城在自杀之前，是否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他这个长不大的童话诗人，幻想中的女儿国国王，实在太幼稚了！
诗人要做到像他的诗一样，是很困难的。不应该把诗人和诗等同起来。顾城是被他自己内心的邪恶杀死的。顾城是自私的。顾城之死，没什么值得惋惜的。他的死，预告了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寿终正寝。
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与各种心理学的理论相比，社会学理论考虑到了更广泛的影响因素，认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文化条件是影响自杀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这对自杀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生物学对自杀的解释，却与此不同。
生物学对自杀的分析，从抑郁开始。虽然，抑郁不是自杀的同义词，自杀者并非都处在抑郁状态，但二者之间的高度关联，足以使人们去研究自杀的生物学原因。这一科学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50s，许多医生使用一种叫Reserpine（“利血平”）的药物来控制高血压，结果，许多病人因此而表现出抑郁的症状。通过对动物的研究发现，“利血平”减少了大脑中的几种神经传送物质。后来，一项长达20多年的研究发现，与抑郁有关的物质，主要是神经传送物质复合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亲肾上腺素）。在某些自杀者的大脑和脑脊髓液中，发现了复合胺的含量不足。因为，复合胺是一种调节情绪的物质，所以，有人认为，复合胺的含量不足可能是抑郁与自杀的原因，特别是冲动型自杀的原因。研究发现，复合胺的含量不足（通过测定复合胺的代谢产物5-HIAA可以确定复合胺的含量）既与抑郁又与强烈的自杀意念有关。
　　此外，有学者试图弄清楚遗传与自杀的关系。Blumenthal和Kupfer的研究表明，曾经有人自杀的家庭的自杀率要高于一般家庭的自杀率。血缘关系越近，例如一卵性双生儿，自杀的相关性越高。Lester在研究了双生儿与自杀之后指出，显然，一起长大的一卵性双生儿之间的自杀相关性要高于一起长大的二卵性双生儿之间的自杀相关性。虽然这样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明确，但它们启发我们，自杀行为也许与某种遗传因素有关。
　　在自杀研究中，系统论是一个不断壮大和发展的理论，它采用系统的观点了解自我调节系统，实现对内部平衡状态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心理学工作者试图把众多影响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各个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故而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模型。系统论模型来源于医学行为科学。该模型认为，医学诊断应当考虑出现在病人过去和当前条件中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矩阵。治疗过程必须考虑各治疗方法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病人的心理社会系统。
触发 -- 阈值自杀行为模型，Stress Diathe - sis Model，由Mann等人于1999年提出，该模型认为素质是通过遗传结构与获得性易伤性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早年的创伤性生活体验、慢性疾病，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慢性酒精中毒和物质滥用及其他生物学因素等，在素质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对于自杀行为，素质因素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个体自杀的危险性，是个体素质与应急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触发因素包括急性精神疾病或躯体疾病、严重的酒精和物质滥用、有害生活事件或家庭危机，阈值涉及遗传、人格障碍、易冲动等。当个体体验到应激时，不免产生焦虑、愤怒、悲痛、沮丧及绝望等显著的生理反应；而反复和持久的创伤可增加人的易伤性，进而使应付能力受损。触发因素与阈值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个体发生自杀行为或攻击行为。
对1930年代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文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最重要的作家，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35岁时，却在家中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枕边置有圣经、遗书与遗稿。芥川最擅长的，是类似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文类。早年刊登在《新思潮》杂志上的成名作《鼻子》，正是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名著《今昔物语》第28卷中的一个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进行了再创作。日本文学史学家西乡信纲认为，《今昔物语》的相关描述原本是简单的“存在”，只是如实描写了盗贼窃物的人类行为，没有追问任何意义、理由或是表示探询与怀疑的意愿。类似的小说，几乎具有同一个凝神关注的特殊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描述探究相对抽象的观念。《鼻子》、《罗生门》、《地狱变》、《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和《戏作三昧》等，都是具有类似特征的历史小说。
《罗生门》是芥川23岁时的重要作品。小说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世态凋敝的京都黄昏，一位遭到解雇的仆役，走投无路，在生存的危急关头，他面对内心的道德冲突：是饿死，还是沦为盗贼？仆役为避雨爬上门楼，却发现一个老妪蹲在横七竖八的尸骸堆中揪拔死人的头发。老妪在做死人头发的营生（用死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出卖），因为不这样就会饿死。老妪说，那些死人活着的话也会如此。仆役听后，鼓起了勇气，毅然选择了为盗，三把两把剥下老妪的衣物，一脚将她踢入死人堆中，迅速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下。小说的描写生动而具有悬念，更重要的是芥川想要探究的抽象问题。仆役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生存理由中，是否就能摆脱现实的道德约束？芥川的小说并未给出标准答案。在他眼中，这或许不是文学的任务。日本导演黑泽明沿用这篇小说的题目，根据芥川的另一篇小说《竹林中》，拍摄了黑白电影《罗生门》，被誉为“深刻探究人性之恶的颠峰之作”，一举摘得1951年获威尼斯影展首奖，跻身世界级著名导演之列。
中篇小说《地狱变》也是芥川十分重要的小说。主人公是孤高倨傲的画师良秀，他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在权倾一时的堀川大公命令下，良秀全神贯注地绘制画作“地狱图”。然而，画家无从构思年轻女人被焚死在槟榔毛车的中心画面。小说同时写到，大公老爷倾心于良秀之女，想要占有却不能得逞，于是，大公老爷居心叵测地答应良秀，“槟榔毛车点燃大火，车里坐着一位艳丽女人，还要贵妇装扮”。谁知，在槟榔毛车上，锁链捆绑的正是良秀之女。眼见自己心爱的女儿任烈火烧遍全身，画师良秀虽也身不由己地奔向车子，但这种痛苦瞬间就被艺术的理智所战胜，他很快从一个父亲的立场转为画师的立场。良秀看到的只有美丽火焰的颜色，以及在火焰里遭受痛苦的年轻女人的样子……良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画作，之后便悬梁自尽。说到底，《地狱变》通过极端化的人间悲剧描写了权力与艺术的对垒，因而被称作芥川“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作品还蕴涵着作者一以贯之的探究――画家良秀宁愿亲女焚死的艺术至上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无情和残酷？
在遗书中，芥川精心规划着自己的自杀计划：“我最先考虑到的就是要怎么死才能不痛苦，吊死应该是最符合这目的的手段吧。或许是我要求太多，但我只要一想到自己吊死的样子，我就感到一股出自美感的厌恶。（我记得曾在爱上某个女人时，只因为她的文章写的太差，就突然醒觉而不再爱她。）投水自杀对会游泳的我来说也是行不通的，就算可行那也还是比吊死痛苦多了吧。卧轨自杀的话也同样违背我的美学。用枪或刀自杀的话，很可能会因我手抖得太厉害而失败。从大楼跳下来毫无疑问会死得很难看。考虑到这些理由，我决定服毒自杀。服毒自杀应该会比吊死痛苦吧，但是跟上吊相比，服毒自杀不但符合我的美学，而且还有难以救活的优点。但想要弄到毒药对我来说当然不容易，因此我在决意自杀後，一方面想尽办法、希望能得到毒药，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毒药学的知识。” 与芥川龙之介、太宰治选择相当文学的、神秘的自杀方式不一样，三岛由纪夫在四十五岁那年自杀。那时，他的知名度已经登上世界顶峰，成为“世界一百人”中唯一被选出来的日本人，美国人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但是，他对进行军事训练的右翼团体的同仁留下檄文，并在辞世之歌托付了自己“谏世”的感怀，冲进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室，然后在阳台上呼吁自卫队队员起义，然后用日本传统的方法――剖腹自尽。如果不将冷静、客观地看待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的话，是无法洞灼这位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孕育出的日本作家，这位深入剖析残戾、乖诡、淫艳的大和民族精神的思想者之偏执与极端的。
　　迄今，最严谨而富有心机的自杀阐释理论，是一个更为系统的多原因、多效应模型――生物社会心理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该模型把个体自杀的危险因素分为人口统计学与社会因素、家庭特征与童年经验、人格特征与认知风格（包括性别定向）、基因与生物学因素、精神疾病以及环境因素六部分。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着个体自杀的预先倾向性和自杀方式；家庭特征和童年经验，主要包括不良的父母与儿童关系、个体遭受身体虐待、家庭机能失调等方面，它们对个体会产生长期影响，增加个体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和做出自杀行动的危险性；人格因素和认知风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可能会促使个体形成自杀意念并采取自杀行动；基因和生物学方面的某些特征，会使个体在精神失调和自杀危险面前软弱无力；而环境因素，包括生活中的压力以及挫折等，会促使个体自杀或使个体以自杀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生物社会心理模型认为，自杀行为的产生，正是上述相互关联的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杀，是一种不健康、不正确、不可取的心态，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和自我调适来获得纠正，同时辅以抗抑郁药治疗。从患者自身来讲，关键是要加强自己的心理训练和修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通过多种途径多渠道了解并接受新生事物，在生活中勇于开放自我，表现自我，了解社会和他人，也让他人了解自己，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帮助，获得新的发展和适应，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文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家园。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精神防卫意识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中国文人乃至知识分子有理由、有必要也有能力适应新的体制，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自我、心理重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八年秋始作，几度辍笔
二○○九年三月十一日夜定稿于京东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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