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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是黄章手下大家都在搜康洪雷的雕刻时光
　我快乐自由的童年 　　一、大杂院里的快乐男孩 　　张&&西：我很想知道您小时候的生活环境。 　　康洪雷：我的童年很幸福。我们家四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俩姐姐，一个妹妹。我始终处在一种特别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状态。小时候，我很少看见父母，因为他们天天忙着为祖国作贡献。我爸是河北人，那时他在内蒙商业厅工作，因为离家远，他每天得走40分钟才能到单位，他走了20年，到现在老爷子身体还那么好。 　　我妈是辽宁沈阳人，15岁到上海读书，18岁从上海到内蒙支援边疆，在呼和浩特毛纺基地当纺织工人。我父母是在内蒙古认识的，后来有了我们。 　　我童年的记忆是很快乐的。我们住的毛纺厂的院子非常大，天南海北来支援内蒙的人都有。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不一样，生活既杂乱又丰富有趣。我们大院的前排，是条大马路，路的一侧是个锅炉房，另一侧就是一个食堂。我记得食堂里老是有好多人，后院的大门老开着，里面装满了煤，堆得像高山一样。很多人到锅炉房来捡煤渣子和煤核，就没有人到里面拉煤去。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样，人们的自觉性就是高，下意识地觉得那是公家的煤不能动。那个印象给我很深。 　　张&&西：我是石油子弟，对您这种生活环境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康洪雷：我小时的同学，有说四川话的，有说天津话的，有说东北话的，还有蒙古人，孩子们特别多，我们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在一块，所以感情特别深，到现在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的这帮同学都不是干电视剧这行当的，可有时我就让他们去看我的工作，让他们给我出出主意，说说剧本的情况。因为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他们凭的就是这份童年的情感，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好恶，远远胜过那些所谓的专家，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威。我能创作到今天，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原始团队。 　　张&&西：小时候，您父亲打您吗？ 　　康洪雷：最大的痛苦就是挨揍了。按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爸应该很宠我。可是只要犯了什么错，就是一顿皮带。我爸打我，从来不挑东西，拿什么就打。但那时也很奇怪，我从来不恨他。好像我们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很坚强，对挨揍和屈辱感不强，不像现在每家都是一个孩子，那种自尊呀挫败感呀敏感度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强烈多了。 　　我的童年确实是一个特别开阔，信息量也大的年月。我有个同学是四川人，我们去他家时，看到花花绿绿、整版整版的邮票，好漂亮啊，于是，我们就你一张我一张地分了，到了晚上，他妈领着他，又从同学手中一一把邮票要了回去。我们哪懂得邮票很贵啊。现在这同学在美国呢。我觉得那个年代特别开心，特别快乐。在我印象中，我没挨过饿。我们家有罐头，有肉吃，这可能跟我爸的职业有关。 　　张&&西：你们大院里的趣事很多？ 　　康洪雷：我记得大院里还有人养羊呢。那个时代，我最希望自己有个亲哥哥。我经常会把我妈的女士大衣借给我们院的男孩子穿，我妈竟然不知道。后来我想，我爸妈应该知道，只是不愿意计较这个事情。我妈那大衣挺时髦的，有暗扣，还带红缎子边，领子也立着。我上中学时，男孩子都打架，我打不过时就泼人家。那时社会上很流行四个明兜的干部服，我爸有一件，我也借出去给比我大的男孩穿，就是为了让他们护着我。我还把家里的罐头掖着送给他们，就为了能有哥哥嘛。所以上中学时，我妈到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就问她有几个儿子，我妈说就一个呀。老师说不对啊，康洪雷有好几个哥哥都给他开过家长会。其实都是我们院子里的，我不愿让我妈来。中学老师就给我起外号叫“黑诸葛”，说我爱出点子。那时我拥有很多想象力，这可能是天生的。 　　张&&西：你们家庭条件算是不错的了？ 　　康洪雷：在我们毛纺厂院里算是好的。我妈厂里有个人喜欢京剧，他爱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我记得他们家的孩子特别能吃，经济上很困难。 　　我爸说过，咱家要是断粮了，那全院都没有粮食吃了。印象中，只要一开始穿棉衣，我爸的老家人就乌拉乌拉地都来了。我爸是极好客的人。这些老乡，一来不是一个人，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我爸热情招待完了以后，他出差走了，我妈还得继续招待。那时我妈很不情愿。我妈只要不高兴，我一定不高兴。所以我坚决地抵抗我爸的老家人。 　　我结婚后，曾带着妻子去过我爸的家乡，是个山区，非常贫穷。我跟妻子说，他怎能不当兵呢？不当兵怎么活呀。所以我爸是当兵到内蒙的。 　　老家人一来，我们家的生活也变得窘迫了。但即便那样，也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多快乐。一个外人在我家长期住着，他肯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农村气息。有时，我特别愿意听他们讲老家的事情。刘叔叔是我爸的一个朋友，只要他一来，那就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时光。他姐姐当年是抗敌剧社演第一任白毛女的演员，他说他姐如果不得肺痨的话，就没有田华什么事了。刘叔叔充满了快乐，那时我就盼着他来，他一来，我们家就笑声不断，我还记得他瘦高的个子，一身钢骨。后来很久很久就没再见到他了。我长大之后，曾经问过我爸刘叔为什么不来了？我爸说他可能把生命交给酒了。刘叔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内蒙的一个干部，但他始终很乐观。 　　二、&我眼中的父亲 　　我没有把这个小标题叫做“父亲怀抱里的儿子”或是“亲密的父子”等，那是因为我能感觉到康洪雷与父亲的距离，以至于作为儿子，康洪雷感觉父亲，主要是靠眼睛，靠童年里的记忆，靠后知后觉，靠自己为人父后，对父亲一生的感悟。所以，当了导演后的康洪雷表达对父亲的爱时，不习惯于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而是背对着父亲，抓住距离所产生的审美空间，从镜头里诠释那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至今康洪雷也不太说得清，《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更像他父亲呢，还是他父亲更像石光荣。 　　生于60年代那个特殊背景下的孩子，大多是被父母忽略的。一是家中孩子多，照管不过来，反正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二是那个年代的父母们都忙着抓革命促生产，或是支援边疆建设，或是作为医疗队的成员，跑到亚非拉第三世界，一呆就是几年，给那里的穷人看病。而家中的孩子，不是由老人看着，就是让他们生活自理，反正饿不死病不死就行。 　　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和幸福，这种幸福的实质就是自由。所谓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得以最大限度的施展，只要不闹翻天，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想不去学校就不去学校，想读书就可以读成书虫，想早日成家立业，就可以奔向学工学农学军的广阔天地。相对后来的80后，90后，这一代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强，自尊心强，扛打击能力也更强。 　　特殊环境，不经意间造就了一批大有可为的人才。这个现象从导演界就可见一斑，比如1962年生人的姜文，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他的个人简历；比如1962年出生的王小帅，他的《青红》也是对这一背景的再交代；比如陆川、马俐文、管虎等导演，他们都生于60年代，尽管成长的经历在青少年时期都有着相似性，但他们后来的作品风格却大相迥异，个性鲜明，是否可归类那个时代给了他们发挥想象的极大优势？ 　　当然也有很多人废了，或者心理或者精神或者身体出了问题，因为他们缺少家庭温暖因为他们营养不良因为他们该读书时没有读书因为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性压抑因为他们到了寻找信仰的年代，社会正好是混乱的。 　　&&&&父亲对他的影响和作用，是否真的像在那个年代的父亲们忽略孩子那般，也被他一览无余地忽略掉了呢？或者，父亲在他心目中只是一个渐渐老去的普通老人，没有什么可值得书写的？ 　　张&&西：您受您父亲的影响大，还是您母亲的影响大？ 　　康洪雷：肯定是我爸。我稍微懂事点时，我就觉得决不能学他。他是一个特别外向，甚至特别粗暴的人。点火就着，无拘无束，没有恐惧感，跟谁都敢干仗，都70多岁的人了，还在走廊里跟年轻人打架呢。我妈是温柔儒雅的人，所以在性格上，我故意逃避我爸这种性格的阴影，尽量向我妈那边靠拢。但是无论我怎么靠拢我妈，基因里总会有我爸的东西，比如武断，特别在关键时刻，在大事情上，那种当机立断的做法，都像我爸。　　张&&西：您承认您父亲是个有能力的人。 　　康洪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爸确实能当机立断。可能因为他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经历过生生死死，在那种环境下，要判断一个事情的对与不对，行与不行，需要一个人迅速地判断和决定，这些对我都是有影响的。 　　我爸是19兵团的步兵。当时是北京解放，打北平平津战役，他们部队整个插入西线，叫西线作战，就是负责把后路堵住，完成北平的平津战役。他们部队走了一个月，到绥远时留下一批干部。当时绥远是和平解放的，我爸可能就是在那里留下来的。 　　我爸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天。记得他50多岁时，有段时间，疯了一样找他的亲生父母。我长大才知道，我爸童年是很凄惨的，爷爷奶奶都不太待见他，所以我想，他的脾气可能跟那段生活环境有关。我也就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对我如此严厉，因为他有童年的阴影。那段时间以后，我突然觉得父亲很可怜，我老觉得在他身上有特别深的悱恻的情感，他只是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父亲那样柔弱。有一次回家，我突然在我爸房间的书橱里，发现了一个小佛龛。我拿出来一看，里边有我爷爷的照片，原来一直藏在他的书柜里。小佛龛上有个小酒盅，里面放着小米，插着香。我突然发现，人老以后，他对亲人的那种思念啊，那是深入生命的一种东西。 　　张&&西：《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否有你父母的影子在里边？ 　　康洪雷：对。我爸妈的年龄差了七八岁。用我爸的话说，我妈就是一个学生，在家不太会做饭，参加工作后，她都是吃食堂。我小时候，我们家的六条棉裤，全是我爸做。做饭也是他。我爸出差时，我们就到食堂买着吃。那时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我却从未觉得有什么苦。我爸以前那种不讲理、蛮横还有暴力，到了晚年都转变了。现在，我爸对我妈那个好啊，我妈只要7分钟不在家，他就坐立不安。结果我就更加对我爸好。他对我今天的创作，有一种无形的动力和资源。从我爸身上就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编剧陈枰的父母跟我父母的情况很相似，都是组织介绍认识到一块的，吵闹了一辈子，等他们慢慢好了以后，突然发现谁也离不开谁了。那种长相守，白头到老的精神，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做到。有时我看他们，就需要仰视才能看清楚，我很钦佩他们这一点，就老想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就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西：走上影视艺术这条路，与您父亲的关系大吗？ 　　康洪雷：首先可能我自己身上有这个细胞，但想想，我爸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他是个快乐的人。只要在家，他就会创造一些奇迹。比如，他会在我们家院子里的墙上画一只虎，起码有一米三的虎，比真虎还大。他把老虎的两个眼珠子贴上两个敲碎了的小镜片，到了晚上，家里灯光一照，两个虎眼显得炯炯有神，弄得院子里所有人都来看。那时我觉得特别自豪，哎哟，我爸会干这个，他的手很巧，比我强。另外，我爸还会捏很多马。他是用铁丝缠出个架子，然后把破棉絮缠上去，用胶泥糊好。他做了好几匹马，我看得兴奋不已。他还给我削盒子枪，削得笔直，拿墨染了，拿钩别上。他做的这些东西给了我很多兴趣。 　　&我三年级就说快板书。我妈的一个同事是天津人，他的快板打得很好，他非要教我。我哪儿受得了那苦啊，每天五点钟就起床让我去学，学了两天我就不干了。但是这些点点滴滴，可能让我那些所谓的艺术细胞在体内成长了，虽然还不太明显，但开始一点点往外调动。 　　&我姐姐的学校有宣传队，有时我会跟着她们去看，我发现我很喜欢宣传队这个形式。那时，只要学校有汇演，我肯定会打快板，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在台上打着快板净胡扯，说的都咳嗽了，还说。老师就上来说，孩子，回去喝口水再来说行不？我说，没事，接着还说。可能快板书这东西，是最早的启蒙吧。　　再大一点，我就喜欢体育。因为我小时身体特别瘦，我爸就把我送到业余体校的体操队。在那儿我学了两周，就从平衡木上掉下来了，把后脚跟跄下去一块皮，不流血，只流油。从此，打死我都不去了。我爸又把我送到业余体校的足球队。从那时我就开始喜欢踢足球，踢了若干年，从小学踢到中学，又踢到内蒙青年队解散。 　　到了1979年，内蒙古艺校开始招生。学校里贴出招话剧表演的广告。我说什么叫话剧表演啊？老师解释说，那天咱们去看猜灯谜的那个就是话剧。我说那就是话剧呀，挺棒的。因为台上那些人说话铿锵有力，口舌清晰，朗朗上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1979年高考已经恢复了，我能不能考上大学还是个未知数。我就跟家里说，我能不能去考艺校？我爸说，去考，没问题啊。我就去了。结果没有任何障碍，稀里糊涂就考上了。 　　张&&西：都考了什么内容？ 　　康洪雷：朗诵诗、做小品。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做小品，老师出了题，让我把一个最熟悉的事情再现出来，下午回来考试。我回家问我爸什么叫小品？他说有很多熟悉的事都可以做小品。我就想到了平时我总是在中午偷跑去游泳的事。 　　也许是我爸怕我中午游泳时淹死，他午睡时，一定要把我的手抓着睡。怎么才能从他手里脱开呢？我想了很多招，比如趁他睡着后，想办法先松开他的手，再把家里的笤帚疙瘩放到他手里，然后我就跑了。可是上学前还要回来拿书包，我爸就会问去哪了，我说玩去了。他就让我把手伸过来，他在我胳膊上一划就是一道白线，说明我刚游完嘛，他就一个大嘴巴子打过来。就这样，我也得天天游泳。后来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终于游得很好了，就请他去看。他说了句游得还挺好，以后就再也不管了。当时我把这事作为小品原原本本再现了一遍，老师就让我过了。然后我就是内蒙艺校话剧表演班的学生了，一学就是三年。这三年当中，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艺术家一样，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很适合我的殿堂。所以我就很努力，也很快乐。 　　三、内蒙古艺校 　　张&&西：是中专？ 　　康洪雷：对呀。到了那儿，我才突然知道，我的形体、形象、声音，原来跟话剧差那么远。那时班主任经常威胁我，康洪雷你要不努力，你就没有出路。 　　张&&西：为什么？ 　　康洪雷：我是我们班最丑的，长得最难看。1979年那会儿，人们的审美还停留在形象高大、五官端庄方面。所以我就特别努力，我一上午能做5个小品。那时老师总在班上问，谁还有小品的，举手？等了一会儿，没人举手。能举手的就是我。我和李义华认识时才15岁，我俩外形长得差不多，很快就形影不离，编小品也在一起。那天上午，我们演了偷保险柜、上厕所排队，还有发洪水的故事。最后这个故事说的是，甲把乙救上岸，甲却沉下去了。甲就对乙喊，等等我，托尼！我们还弄了个木盆当划船道具，一个人坐在盆里头费劲地往上划，嘴里还喊着，洪水来时，谁管谁，赶紧跑啊。 　　我们一口气演了五个小品，根本没注意老师的表情变化，为了逼真，我俩还故意抹了一脸黑墨，最后老师骂我们，什么玩意？无聊！思想品格低下！低级！庸俗！呸！给我滚出去！骂了这么多，我们才发现老师的脸是青的。 　　做了一上午小品，挨了一通骂，挺丢人的。我们被轰到排练室外面，守着门口，一边一个站着，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张&&西：当时没想明白？ 　　康洪雷：是的。尽管生活中有很多龌龊的，甚至阴暗的东西，但老师逼着我们去找人与人之间那种美好的东西，他训练我们做高尚的，做引领大家前进的小品，不要只做生活中的糟粕。所以我很感谢老师，他让我明白了，在艺术当中要表现高尚和唯美的东西，他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生活在社会里，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每一个现象，这是他给我的，对我后来的创作都有关系。 　　张&&西：您那时很瘦吗？ 　　康洪雷：我那时两腮都是塌下去的，但身上不瘦。三年毕业之后，1982年，我分到内蒙话剧团。1984年就开始改革开放了，各种录像一进来，话剧就直线下跌。那时我真是要把一腔热血撒在话剧舞台上，为此，我连户口都迁过去了。若干年后，好多同学调回呼和浩特就直接回来了，人家户口不在那儿，我调动时麻烦就比较多了。 　　张&&西：在话剧团时主要演什么角色？ 　　康洪雷：演的全是群众角色。后来演儿童戏。十冬腊月那么冷，我穿着裤衩背心，演儿童。那之前我都稀里糊涂的。就是当了包头市先进工作者之后，我发现自己突然长大了。因为我跟身边那些叔叔、大爷和阿姨都平起平坐了。突然有了这么一种不好的感觉后，我想我再也不能糊涂过日子了。 　　后来我就结婚了，因为两地分居，就经常编一些理由回家。 　　张&&西：在话剧班时恋爱的？ 　　康洪雷：只能说在学校时有迹象。那时我根本不懂谈恋爱，我嫌麻烦，告诉你，那时我最讨厌女的。因为我家女的多。我大姐的脾气跟我爸特别像，管我最多的就是她，小时候我挺怕她的，所以弄得我对女的没了兴趣。 　　那时我不待见弓小宁，老打她。后来我就发现这是爱情。以前她老跟着我，我特别不喜欢，有一次她要跟着我和李义华到校外看电影，我让李义华把弓小宁的手背过去，我照着她的肚子打了足足20拳。就是为了不让她跟着我。 　　张&&西：够浑的。 　　康洪雷：那时我不喜欢女的，我也不懂爱情。我从来不跟女的在一块。我上了三年学，到女生宿舍最多两次，因为我受不了女生屋里那个味，跟我大姐二姐屋里的味一模一样。就因为这个，我坚决不进去。有事时，我就在门口或窗户喊一声，把人家叫出来说事。我们这班很特殊，当时最大的28岁，最小的14岁，我只有15岁。 　　张&&西：怎么从打人到有爱情的呢？ 　　康洪雷：有一天，弓小宁在洗毯子。因为毯子大，她就拿脚踩着洗。我们那帮男生出去玩，我远远看着，突然有点感动，这可能就是爱情吧。从那天以后，我感觉对她挺好了，再也没有对她动过粗。 　　张&&西：您是说她先喜欢您的？ 　　康洪雷：我想是。肯定是她先追的我。但她说，是我写诗让她看，她非说那诗是写给她的。我是写过一首长诗，我那是胡乱写的，真的没多想。这么一来二去的，就毕业了。 　　张&&西：她算不算你们班最漂亮的女生？ 　　康洪雷：不算。但她气质特好，特别朴素。因为艺校的女生都花枝招展的，我不喜欢。她什么都不敢穿出去，更不用说化妆了。她就很难像个艺术界的人。所以她这种朴素对我有影响。好多电视剧里，少有像演员的演员，我觉得这是个让人难以信服的东西。你不能外面特别像演员，然后演出的东西特别浅薄，特别不像干这行的人干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别太张扬，别太得瑟了。还有一点就是，在艺校时，我们在房上拿砖跟外面的人打架，打得砖没了，回头一看，都跑了，就剩一个女的，一个弱者，战战栗栗地抱来一摞砖头，还不是一块砖头，她就是我老婆。我们接过砖头接着打。她是一个看上去很柔弱，但其实特别刚强，属于混不吝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魅力，就是少数民族那种特坚强的气质。她不做作。有些青春期的女孩，在男孩子面前那种翘首弄姿的东西，她从来没有。她是一个挺正直的人。后来她分回呼和浩特，有时我从包头回去，招惹一下她，完了又回来，我们就算好了。中间还有一段，我坚决不跟她好了。 　　张&&西：为什么？ 　　康洪雷：原因很多吧，反正我就不干了。分手后的那一年我找了好几个女孩，但都觉得没意思。因为我去的地方吧，过去都曾经去过；说的话吧，过去好像都说过，我就觉得特没劲，但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年龄比我大的人帮我分析说，你这就是还爱着以前的女朋友，证明你俩还有感情，这种东西必须要重新去和好。我说能行吗，他们说咋不行呢？然后我就在第二年的冬天到了她的学校。找到她以后，我说你出来我跟你谈谈。她说你找谁啊？我说找的就是你。 　　我把她带出来了，我就跟她讲这一年所有的事情。那时她抱着我就嚎啕大哭，从那一天我就感觉女人的眼泪是有毒的，是有腐蚀性的。为什么？因为那天我穿着羽绒服，她哭完以后，上面有很多眼。我就发现有硫酸的功能。1986年我就结婚了。 　　四、妻子弓小宁说前三天看人，后三天看心 　　张&&西：知道康洪雷看上您什么？& 　　弓小宁：我也不知道。我们俩很少说这些。可能是善良吧。考艺术院校时，我没见过他，他说那天考完试他一直跟在我车后头，跟着我一起回家，说将来这个女的是他老婆。谁知道呢，这是他后来说的，我还特相信这些东西。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的。但女人被骗也很高兴。他说我真的傻的不得了。到我跟康洪雷结婚，我都不知道大年三十外头是什么样，我们小时候晚上根本不让出门的。 　　张&&西：您在学习方面很努力？ 　　弓小宁：我从艺校毕业后又上了专科，本科，以后接着考研究生。结果我英语太差了，没考上。康洪雷觉得愿意学习是好事。 　　张&&西：您和康洪雷是艺校的同学，但您并未从事影视行业？ 　　弓小宁：我是普通人，就想好好过日子，我不介入他的圈子，尽量离得远点。 　　张&&西：康洪雷在艺校时挺丑的？ 　　弓小宁：我不觉得他丑，就觉得他一直很努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一直这么认为。那时同学们如果给康洪雷介绍对象，肯定成不了。像他这种人，就得自己认识，才会知道他的宝贵，这点很最重要。 　　我们班9个女生，27个男生。康洪雷在男生里属于各方面比较一般的，但人特别好。我们全班女生，唯一给男生过生日的，就是康洪雷。其实我们班女生对他都特别好，只是大伙不像我的眼光。 　　也许我是当局者，但凡是跟他合作过的，都认为他好，就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他好了，他确实是好。老人讲，前三天看人，后三天看心。我觉得人长得根本不重要，我有个知心朋友，她长得小巧玲珑，也不算漂亮，但特别智慧，好像掌握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一样，你愿意把所有心里话，都跟她讲。康洪雷就属于这样的人，看见他，就能够跟他讲心里话，特别可靠啊。 　　张&&西：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种感觉吗？ 　　弓小宁：我父亲1991年就得了偏瘫，将近14年都在医院，断断续续的，一会儿病危了，一会儿不行了，那时我哥哥在外地还没调回来，只要康洪雷在家，都是他去医院陪床，他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女婿。那时我和孩子也都被他照顾得特别好，为了让我们过得好，他能打长途电话问人家新疆抓饭怎么做。连我女儿校服裤子长出来的那一截，也是他动手做的。 　　我姐夫的父亲走时，我姐夫当时也是在外地，康洪雷刚回来，看了一眼我和孩子，直接冲到医院里去了。老人秋裤都浸湿了，康洪雷也没说扔了，他就用手洗了。 　　我大姐的婆婆走的时候，也是康洪雷在跟前。给人家擦呀洗呀，对谁都那么好。 　　每次我和女儿出门，康洪雷都会告诉我们，一定要记住，钥匙放在哪个兜里了，机票放在哪儿了，全是他整理我的旅行袋，我都习惯了。等他不在时，我出门都觉得别扭。 　　有时我和康洪雷在马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他人没了，再回头找时，就看见一个农民拉着很多东西，车子支不住可能掉了什么东西，他在那儿帮人家推车呢，他的眼睛也真灵，我就看不到。所以我觉得他是从里往外的那种好，一直都这样。而且现在年龄越大，他对我的好也越来越具体了。 　　张&&西：你们分手过一段时间？& 　　弓小宁：对。他又找了一个女孩，人家对他也挺好的。结果他觉得对人家说的话，好像是跟我说过的，就好像骗人家一样，特别不真实，跟那女孩就吹了。那女孩可伤心了。有一次一个剧组招演员，我们老师推荐我去了。正好那女孩也在剧组里，我俩一报姓名，她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她是谁，我俩聊康洪雷聊了一晚上。她特羡慕我。 　　张&&西：夫妻间怄气是常事，遇有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弓小宁：有一次我跟康洪雷不知因为什么事怄气了。结果那天晚上，他就去北京了。当我从我妈那儿回到家，婆婆正带着我女儿在外头等我呢，她说洪雷走了。他竟然没跟我打招呼就走了，我真是难受死了。我觉得谁对我都可以不在乎，只要康洪雷在乎我，别的我都可以很释然。其实那天他打电话了，我妈告诉他，我在路上呢。他一直在外面等我，没等到就先走了。第二天我就难受地开始呕吐。到晚上他来电话时，我还跟他怄着气，我不想接。后来他妹妹劝说半天我才接电话，拿起电话我就说，你还没给我赔礼道歉呢。然后，他就唱了一句歌词，“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部为了爱”他那么一唱，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他太奇妙了。我们之间怄气的时候不多，就算有了，也是他一句话就化解了。 　　张&&西：康洪雷拍戏时，您探班吗？ 　　弓小宁：每次康洪雷拍戏，都会让我到现场。每看到他一次，就让我心疼一次。他穿的背心都已经很旧很旧了，都裂了，但他还是不舍得扔掉。他穿得很简单，多少年了，就那一件羽绒大衣。因为我们不宽裕，钱都花在路上了，都打了电话，而他自己的生活，真是让我从心眼里疼。每次给他收拾东西时，我心里真的挺难受，我就觉得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好结果。当然不是说我们为了那个好结果才去这么做。 　　以前我没干过那么多活，现在我努力干。其实每天就是收拾家、洗衣、做饭这些事，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我是打心眼里心疼他，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我不心疼，真的就没人心疼了。我女儿也蛮疼他，但她毕竟是个孩子，她的那个疼，和我肯定不一样。当然孩子安慰的话，对她爸爸来说也很重要。康洪雷其实挺可怜的，从妻子的角度，每见他回来一次，我就更加努力地干。 　　拍《士兵突击》时太苦了。最苦的地方，他都不让我去感受。他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忧。现在我们女儿也学会这样了。前几天女儿发烧不舒服了，给她爸发的短信上缀了个呜呜哭的符号。康洪雷急得赶紧打电话，女儿其实是调侃他爸呢，但她不舒服时，绝不告诉我。康洪雷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张&&西：有空时，您不帮着康导看看剧本什么的？毕竟您也是专业。 　　弓小宁：有时他也说让我帮他看看剧本，我不愿意。光家里这些事就够我操心了。毕竟我不属于能干的人，我是特别慢热的那种人，慢性格，是让他着急的那种性格，他是急性子，可他能容忍我，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今年春节回到呼和浩特，因为拍戏时，他的腰伤过，回来后又落了枕，一下子就不能动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早睡觉。那天他睡到我平时睡的位置，我说你怎么睡到我这边了？他说我给你捂被子啊。他做的这些事情真是让我挺感动的。我们结婚都20多年了，他的这副心肠，我还能经常体会到，经常让我有一种惊喜。他从来不说我爱你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誓言，我倒觉得挺好。这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好，所以我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 　　张&&西：您是蒙古族？ 　　弓小宁：是的，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康洪雷可能诠释得更好一些。我们家房后基本上快成蒙古一条街了，好多都是从牧区来的。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那种博大的东西，是汉民没有的。康洪雷一回去就觉得很亲切，他可愿意吃蒙古餐了，喝点奶茶，吃点手抓羊肉，他特别渴望回去，我越来越能体会到他想要回去的真切。 　　张&&西：像您这样幸运的女人不多。 　　弓小宁：我真的太幸运了。而且我每次遇到事，康洪雷都能及时出现。前两年，在上康城住时，康洪雷正在写《士兵突击》的分镜头，每天都干到十点多。那天我先走到燕莎，等着他来跟我一起吃饭时，电话响了，他说小宁你吃了吗？我说没呢。他说你赶紧吃饭吧，我还得干到11点多。我说你忙你的，甭管了，吃完饭我自己慢慢走回去。我吃完饭快八点了，我就往回走，穿过一个小花园时，我迷路了。就在我东张西望时，发现有个人跟着我。当我正在辨别方向时，这个男的一下子过了马路，冲着我这面的小树丛子就过来截我。我看着他，吓得动也不敢动了。就在这时，电话一下就响了，是康洪雷。他说今天就干到这儿了，你在哪儿，我接你去。我马上大声说，康洪雷，我就在家门口呢。那个男的一听，就问了我一句几点了。我没理他，然后直直地就往前走。我告诉康洪雷有人截我，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在哪儿。等我穿过马路，快到家门口时，我一看，剧组里所有的小伙子都出来了，有的在路边站着，有的在上康城门口晃来晃去。他们一看到我就问，嫂子那人在哪儿？康导说有人截你，把我们都吼出来了。在我最危险的时候，康洪雷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康洪雷拍《士兵突击》时，我到九寨沟旅游。在成都时，曾经被人给了一张五十元的假币。因为我打车时，这五十元花不出去，我就知道它是假币。从九寨沟回来，我就又上那个商场转，一出来正好碰到给我假币的那个人，我一下子就慌了。在此之前，康洪雷刚给我发了个短信，内容是，遇事拨打110，自己在外要多加小心。我看到给我假币的人，我自己就哆嗦，然后我就想到了康洪雷发来的短信，于是，我就在附近找到一个公共电话，我报警了。警察很快过来了，我就向警察指认那个卖假币的人。但那个人不承认。警察就把我叫边上，说大姐你看这种事情，都好几天了，他又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警察就把我和那个人都带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平时康洪雷一天就给我打一个电话，那天怪了，他打了好几个。他问我在干吗？我说逛街呢。过一会儿又打来，说小宁你平安吗？你还好吗？我真的就感动了。我说我在派出所。他说你怎么去派出所了，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过去。我自己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我就给他讲是什么原因。那天张谦刚好到成都，他让张谦马上到派出所。我说这边都已经解决了，他还是让我等在那儿，张谦很快就跑来了。 　　张&&西：这种感觉是很奇怪。 　　弓小宁：奇怪的不得了。我一共就遇上这么几次，都是康洪雷马上就出现了。所以我只有感谢，只有感恩。康洪雷和我女儿是我生命中的两个神。康洪雷老是开玩笑说，我们娘俩儿是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其实我比康洪雷大两岁，可生活时间一长，我真的觉得没他大。他叫我大女儿叫了很多年，我自己没有很深的感触。倒是去年，康洪雷给我发信息称我为女儿时，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跟她谈起来时，她帮我又一次地诠释了做女儿的感觉。她说因为我父亲不在了，还有一种意思是，我从他出，他中有我，我中有他。体会到这种感觉，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他其实很触动我内心的那一块，每次他那样说的时候，其实他都像平常一样，但当我又一次感受时，我对他又有了不同的认识时，我的那种触动是不同的。这么多年了，他让我感动的事情常常出现。 　　他就像个家长，而且有时，你需要他是什么样的角色时，他可能就是那个角色。 　　进入影视圈 　　一、&当电影演员 　　张&&西：最初触电，您以什么身份？ 　　康洪雷：我当演员啊。那是个现代题材，想不起剧目了，是包头电视台的一个戏，我演一个“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就我这号人演知识分子，你想那时候我多文静啊。从那以后，我演了好多角色。可能最成功的一部戏叫《解马冰雪情》。我演一个八路军的干部处处长。那个戏得到所有人的首肯，都说我的状态，包括形体状态，简直把一个干部处长演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天天看我爸的那些老照片，他们那时就那样的，袖子长揣在手里，老是觉得特别冷的样子。我其实是把照片完整地移植过来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像。 　　从那时我就觉得，很多东西需要体验生活而不是靠经验，需要去拿别的东西来借鉴。后来再演电视剧，我就经常演主角了。那时我的精力极为旺盛，演主角的同时，我还能给摄制组干许多事情，比如帮服装师扛大包，帮灯光师布光。那绝对不是有意识巴结谁，那会儿用不着巴结，我就特别愿意忙这个，干那个，别人一有事也愿意来找我，时间长了，我的人际关系特别好。再后来，我就一面演主角，一面兼着制片工作。有时，这边正演着戏呢，有人来找我报销了，我还得给人家签字。 　　1985年我开始拍电影，我是第一个给我们话剧团挣1000多劳务费的人。在我们同学中，我也是第一个拍电影的人。 　　张&&西：还记得电影的片名吗？ 　　康洪雷：《两相情愿》。是内蒙厂的一个农村题材。 　　张&&西：您演什么？ 　　康洪雷：演一个不学无术的二流子。现在看来那部戏挺失败的。但那时能有40万拍一个电影已经很好了。那次拍摄，让我对电影知识和它的工艺流程有了了解。在摄制组里，我喜欢看摄影师是怎么拍的，音乐制作是怎么回事，摄像机的原理，包括帮着录音师举话筒，拉绳子，我特别愿意干这些活，反正那时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后来，我开始跟着那时的导演王新民给做他副导演，一连做了好几部戏。 　　张&&西：听说您曾有过考中戏败北的经历？ 　　康洪雷：1985年，我就非常强烈地有做导演的愿望。虽然有点模模糊糊，但老觉得自己可能是这个料。促使我想当导演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对一些导演在舞台上的调度，老产生质疑，导演你为什么要让我走在这儿，为什么让我那么做？一直把导演问烦了。导演说，没有为什么，这样做就合理。那时我演戏很认真，导演让我做每一个动作，我都非常认真。有一次，舞台是三角形的，导演让我手脚着地爬过去。我发现，每次爬时，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导演也笑。 　　所以，我常常对什么人物小传，包括斯特拉夫斯基的《从自我出发走向角色》产生异议。我怎么用心，都体验不到书里说的那种感觉，特别是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我是个挺爱怀疑自己挑战自己的一个人，我就想，与其这样做，干嘛自己不来导戏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导演，一是想要把这件事闹明白。第二，还有一个特别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将来我当导演，一定要把那些导我的人，导到我的戏里来。我让他走七步，他就不能给我走八步。那时当导演的动机并不像现在这么纯净。 　　但是，1985年没考上中戏。我记得那时导演系主任叫李世民，他说孩子啊，做导演，不会写作怎么行？先回去学一年写作，明年再来。我说行。后来我想，写作学一年就会了吗？我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再考中戏了。 　　1986年我就结婚了。 　　二、借调8年心没有变灰 　　张&&西：调动的事顺利吗？ 　　康洪雷：1988年，我跟导演王新民说，我能不能调到电视台来？他说，行啊，我帮你问问。很快，他就说你来吧，我跟厅里说了，你来上班吧。哎哟，我说这么快啊。然后我就回到内蒙话剧团。我第一次写了留职停薪报告。当时在我们团挺哗然的，康洪雷能写留职停薪报告，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要求留职一年，我们单位还真批了。我就去了内蒙电视台，台里很快给我办了借调手续。当我把借调手续给话剧团时，单位就跟我翻了。 　　没想到一借就是8年。可以说，我从混混沌沌到走向有了深沉感的，就是这8年。那时，很多人都跟我讲，要进电视台，就得花钱，而且你得求人。我一听就烦。我说我坚决不花钱，坚决不求人，不信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8年。 　　张&&西：这确实挺郁闷的。 　　康洪雷：那8年，却没有耽误我干很多事情。我用最大的快乐来干这些事，就是心里有点郁闷。其实那会儿我要调进去也很简单，我爱人的大舅是自治区的主席。他经常问我，调进来了吗，小康？我就说，调进来了，挺好的单位。我对弓小宁说，你要是敢跟你大舅说给我帮忙，咱就是离婚的前兆，坚决不能跟他说。我爸爸妈妈也经常问我，调进来没有啊？我还是那句话，调进来了，没问题，工作很好。但我就那样在电视台混了8年，其中4年没工资。但我觉得都挺好的。 　　张&&西：那种时候，家人的态度尤其重要。 　　康洪雷：那些年平时都很好，就是一到分福利时，心里就严重地犯酸。咱是临时工啊，没份。其实那些年所受的屈辱也好，受到的不同待遇也好都不重要，因为我爱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说，没什么，靠她一个人工资也能养家。我对她说，这些都是暂时的，放心吧，我一定会有很好的前景。有几次，她真的想对她大舅说了，我劝她真的别说，我就这么往下走，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混。果不其然，8年以后，我终于被调过去了。 　　张&&西：调动难的瓶颈在哪里？ 　　康洪雷：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调动都有难度，这很正常。对我来说，第一，我很少用那种常规手段；第二，我很少在领导面前谈我的疾苦。我永远相信领导。我宁愿等待。 　　既然我已经说了大话，不求人、不花钱，我就必须要这样，就必须这么走。当时也有人说，康洪雷不着急，所以，领导还以为我可调可不调呢。现在来想，我只是不想用那些常规的方式来着急。其实我急得很，但我就是不去找领导。 　　调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单位真是没有亏待过我。工资和台龄，都从88年算起；工龄从82年算起，而且工资一直都在涨，职称也一直在涨，从三级导演转成二级导演，现在又转成一级导演。尤其分房的时候，单位拿了一张设计图让我挑。我当时吓得说，啊，让我挑啊？我哆哆嗦嗦指着二楼说，这家行吗？对方说，行，它就是你的了。进电视台后，各个方面都在改变，所以我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这8年的体验让我相信，付出和收获成正比，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有些人说，看这8年的青春浪费了，我说别那么说，我不付出，别人怎么知道我有这个能耐呢？如果这8年我把心变灰了，变成仇视社会，仇视所有人，也是可以的，可是最后的结果怎样呢？恰恰这8年，我学会了剪辑，学会了分镜头，看了很多书，我觉得越是压力大，越是屈辱，我的动力就特别大。所以，这8年对我的事业特别有帮助，对我人格的磨炼，心智的磨炼特别好。然后才有我的现在，一个戏接一个戏地拍，而且每部戏都有一定的观众去看，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主要作品及两任重要编剧 　　一、第一次执导《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西：您和张纪中当时怎么想到用孙海英这个演员？不知道有风险吗？ 　　康洪雷：我对拍《激情》是很自信的。之前我已经干了将近15年的副导演，包括对孙海英的认识，也是很早之前的事了。以前在别的剧组时，我和孙海英聊过《父亲进城》这个小说，他充满了激情，跟我有许多同感。他其实是个很细腻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行。我就希望将来我当导演时，他能来演。他说行啊。后来投资的事解决了，我一说孙海英，大家都说不认识他，对他能否演石光荣这个角色有质疑。我大讲特讲他的优势，讲他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讲他的家庭生活，讲他对父母的方式，讲他对过去军队生活的眷恋。这样，首先就得到了制片人张纪中的认可。后来找吕丽萍老师时，她想让姜文演石光荣，我就说让孙海英演。她问孙海英是谁？我就又重述一遍孙海英是谁，是怎么回事。那时，吕丽萍的名气还是很大的。 　　张&&西：据说，当时投资人态度很明确，这个戏谁导都行，就是康洪雷导不行？ 　　康洪雷：有这事。最初，一些投资人对张纪中说，这个故事挺好，但这个导演没名气，这么大的戏，你要是换个导演，咱们就干。张纪中挺坚持的，他说我知道康洪雷，尽管他没有独立执导过，但我知道他的能力，因为他毕竟跟着我拍过《水浒传》和《笑傲江湖》，之前还拍过很多小戏。因为张纪中坚持让我当导演，好几家投资方都放弃了。后来是长安影视愿意投资，张纪中就领着我去见这老总，我们也谈过若干次。 　　二、《青衣》、《有泪尽情流》和《民工》 　　张&&西：杨春光是你们那个戏的艺术总监，他对您有信心吗？ 　　康洪雷：杨春光后来跟我说，当时他最不同意我来导。因为拍《水浒传》时，他看到我整天嘻嘻哈哈没点正经，就担心我行不行啊？后来我也想过，自己以后应该深沉一点。可我特别做不来，我顶多可能会装个半小时，一小时后我就坐不住了。可能在他印象中，我这个导演不太靠谱。后来我发现人们印象中有一种惯性的概念，就是导演应该是什么样，演员应该是什么样，作家应该是什么样。我骨子里特别想打破这种概念的东西，尽管难一点，但打破是一种挺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我很多作品里，尽量把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惯性思维和看法，给它重新打破。这是我愿意干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叫风格吧，一直影响着我。 　　张&&西：人们想当然把您这种风格看成一种逆向思维。 　　康洪雷：我觉得挺正常。人是有局限性的，怎可把一件事看到死呢？只能证明那是一种固执和幼稚。因为人在变化，事物也在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我对事物的认识。《青衣》那个小说是我给投资方提供的。我一喝大酒就忘乎所以，特别想把喜欢的东西给别人讲。有句话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说那个小说时，投资方觉得我说得好，咔咔就买下版权了，说康导你拍吧。在那个时代，人家能把东西买过来让我拍，这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后来，投资方和陈枰领着小说作者毕飞宇来时，我正跟剧组的小伙子在摄影棚外踢足球呢，叮叮当当踢得满头是汗。毕飞宇跟我聊了半天，走了，然后跟投资方说，康洪雷导不了这个戏。这个戏这么细腻、委婉，这么一个糙人，哪能导得了啊？绝对不行。陈枰就对他说，康洪雷这人细腻着呢，但人家看不到这点，包括投资方。后来我拍《青衣》时，毕飞宇又来了。他毕竟关心自己的作品，他在中国小说界算是对自己的作品最挑剔的一位，谁都不相信。他做完《摇啊摇》以后，就真的再也不给导演当编剧了。我拍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反复地看，后来他跟我说，哎呀，我错了，我看了一天，没想到你拍得这么细腻。 　　张&&西：您很忌讳小说原作者或编剧到现场吗？ 　　康洪雷：我根本不反对。毕飞宇对我有了信任，被原创作家夸奖，我觉得对我非常受用。他去的那天，我正好拍这部戏的最后一场。他在那看，用了整整半宿拍的。那个戏出来以后，起码为我在业内奠定了一个基础，那就是我能做一个导演。除了那种阳刚的、充满激情向上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还能驾驭这种委婉的，带着淡淡的伤感和无奈的女性精神层面的作品。我发现我挺有能耐的，这种自信都是一部戏一部戏奠定起来的。 　　《青衣》之后，我歇了一年，又接了《有泪尽情流》。这部戏的编剧是个新手，是冉平推荐过来的。我想，冉平是我很崇敬、很有思想的人，那就弄吧。我们摸爬滚打了近三个月写完了。我觉得故事太短了，都是小段小段的，我又请陈枰给我改了一稿，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有泪尽情流》。虽然不像前面两个戏有影响，但起码它还是一个居安思危的故事，还有一定的观众去看，就是品行没掉多少。再后来，就是陈枰的《民工》。 　　张&&西：《民工》里您传递了什么信息？ 　　康洪雷：拍《民工》时，我非常有意识，就是你民工所有的经历，是根据你的眼光来的，你的眼光有多远，你的路就走多远。你不能把所有的遭遇都归结于生活的不公。北方有句话叫“点背不能怪社会”，这点我在《民工》里传递得非常清晰。 　　陈枰的剧本写得非常不错，她把两个小说混在一块写成的，当时叫《葵花朵朵》，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好。我们拍完以后，央视要改成《民工》，我说不能成为《民工》，因为没全说民工的事，民工在里面只占一半，大量的还是说了农村里的男人们进城打工之后，跟女人们的故事。后来说不行，就得改成《民工》。主要是那天要播出时，正好是中央轰轰烈烈地关心民工，于是敏感地强行让我改成《民工》。我坚决不改，人家自己改的。后来《民工》播出后，我觉得，片头片尾是我拍的，内容改得不是我的了。 　　片子剪成那样，我自己看着，都不能容忍。我拍了23集，可是播出来20集，有时一集被剪成32分钟，这肯定是不行的，有硬伤。你把因果关系的因去掉了，就光剩下果还怎么能成立呀？播出时的《民工》已经伤了我的筋骨了。 　　原来我以为VCD也是被剪掉的，拿回来一看，庆幸好多地方没有剪掉，我说太好了，起码它是一个稍微完整的东西。再后来，中央台的好多戏让我拍，我都很慎重。我想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我的第一部独立执导作品，却被中央台打入冷宫，他们说这是什么戏呀，这分明是对中国婚姻法的严重践踏嘛。真的，我不能不老是想起这些经历。 　　张&&西：那可是您精工细做涅出来的作品。 　　康洪雷：我们高高兴兴地送审，他们说这主演演的什么呀，就把这个戏给毙了。还好，这个戏在地方台可以播出。经历了《民工》之后，我想，我对中央台的好多精神和领会确实不像人家那么成熟，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就拍地方台的戏吧。《士兵突击》原来也想给中央台，我说别别，万一人家这删那删的，我怕呀，后来就走了地方台，结果还挺好。 　　三、很在乎编剧陈枰的话 　　张&&西：常听到一些编剧或小说原著遗憾地说，他们的文字经过导演之手，就面目全非了。您怎样避免这种尴尬？ 　　康洪雷：我拍的这六部戏，编剧都挺满意，都说没把原意拍得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我最大的欣慰。我每拍一部戏，内心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得到编剧的承认。因为编剧是第一者，作为导演没有把编剧的东西毁了，反而在技术上加分，哎哟，那种欣慰真的是难以言表。比如《民工》，中央台把它剪成那样，编剧看了，打来电话说，真没想到康导把我这个本子拍得如此之好，意义如此之深远的又延续了它。《青衣》出来后，小说原作者毕飞宇和编剧陈枰都没说我把东西拍到十万八千里了，都说挺好的。这种评价比什么都好使，直接给我带来自信，这很重要的。 　　陈枰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编剧。我对她的话很在乎。她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人，洞察力也好，她的语言的直白性也好。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人，十几年前，她是服装师，我是副导演。后来她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了不错的编剧，现在是中国挺好的电视剧编剧。跟她聊天时，她对社会的景象，人的变化，包括思想层面的东西，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和阐述。所以，她的话对我特别重要。 　　拍《青衣》时，陈枰给我提过一些意见；《民工》的剧本，我又是请她写的。拍完后，她给了我三个字：挺好的。我说这三个字就完了？她说，怎么了，挺好的还不行？其实她与别人聊天时可夸我了，这是别人跟我讲的。但她当我面从来不这么说。我把《士兵突击》也给她看了，我就是希望她说，我有进步。她还是说挺好的。但后来她跟别人说，哎哟，看了把我哭的哟。我听了后，觉得对我的进步是一种激励，得到这样一个人的认可，对我往前走，特别有好处。 　　张&&西：您和陈枰怎么想到要拍《激情燃烧的岁月》？ 　　康洪雷：那时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嘛。想从副导演改变成导演。那时陈枰已经写过东西了。我说咱们也写一个吧。她说写了谁拍，谁给咱投资？我说咱得先写出来，你不能凭嘴跟人家说啊。你写一个东西，跟人家去谈，和你没写东西不一样。我说我看了一个小说，你看一看吧，你觉得行不行，行咱俩再改一改。那时还不知道原作者在哪儿呢。我俩聊完以后，我聊我的家庭，她聊她的家庭，俩人聊得很投机，我就让陈枰写一个试试。然后她就写了一个梗概。我四处拿着梗概给人看，想找投资。所有人都说，这部戏谁看啊？那时是1999年，正是古装戏风靡的时候，谁想看这种戏？我就跟人家讲这个讲那个，都没有用。后来，也就是张纪中，真是在关键时刻帮了我的大忙。我对张纪中说你给我看看。他说行，啥东西呀？我说你给我看看吧，这是我特想拍的东西。他看了后说，挺好，我来帮你这个忙。他就四处游说投资的事，后来就成了。 　　张&&西：那部戏花了多少钱？ 　　康洪雷：620万吧。 　　张&&西：拍了多长时间？ 　　康洪雷：三个月。 　　四、与兰小龙再度合作《我的团长我的团》 　　张&&西：在您合作的这几个编剧中，兰小龙是不是您最满意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一创意是怎样产生的？ 　　康洪雷：我觉得每个编剧，都有我满意的地方。兰小龙虽然是军事题材作家，可他的世界观跟我很接近，特别是基层官兵的那种人文情怀，就是怜悯之心，我觉得跟我特别相似。所以好多事情，我们一拍即合，一谈就通，这是挺不容易寻觅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又开始第二次合作，并非因为拍了一个很好的《士兵突击》，而是我们谈的好多观点，真的非常快乐。 　　《士兵突击》之后，本来是要拍《隋唐演义》的，但我不喜欢古装戏。这时，兰小龙说“远征军”你愿意做吗？我说只听说过远征军，但不知道它到底是啥套路。兰小龙给了我一本士兵日记，让我看看。我立刻就觉得这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深入进去了。我才觉得关于远征军，我知道得这么晚，我们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这件事。当我看了大量的这方面书籍，而且我和兰小龙到下面采风之后，我突然发现，我要是不做这个戏，我他妈真是罪人。我们真的应该讲讲战场上这些英烈们。 　　我不怕做这样的题材。我跟很多人都谈，包括军队，包括总政和中宣部的同志，我跟他们谈我怎么来做这部戏，我能做成什么样。我绝不会在里面偷梁换柱，在这个戏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会赢。最重要的是，我要告诉人们，战争，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当战争来的时候，作为军人必须要上去。这时不区分阶级，因为这是为国而战。 　　张&&西：能否透露一下这部戏的内容，或者部分情节？ 　　康洪雷：这部戏更多的是表现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中国军人。在国难当头时，他们挺身而出。而战争之后，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但他们必须为之。他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对死去生命的亏欠感，久久萦绕着他们，一直到80多岁。 　　这部戏里有位军人，在他的一生中，有过无数次挣扎，和自己较劲，最后将潘多拉的盒子深深地盖住，埋在心底，不愿意再打开。所以当他80多岁时，听到一个远方的战友来看他，还叫他名字，他的战友远远地在人群里找他，他却没有热泪纵横地拥上去，而是选择了离开。我觉得这都是对的。他已经选择和习惯了一种平静的生活，他年事已高，他不能在这个时间冲动，不再想唤起对那场战争的回忆，不再想叙旧。彼此之间，我知道你很好，我也很好，虽然相互间没有拥抱，最后还能见一面就已经是最大的心愿。 　　我刚才描述的是这个戏中很高尚的一种东西。我想在最后那场戏后面加一场戏。就是宣传部的人真到找到那个老者的家，说，你的战友来看你了。这样，这家人就像过年一样，有的换新衣服，有的打扫院子。这时周边的乡亲们都说，原来这老头在腾冲战役中战功赫赫，我们怎么不知道他是军人啊，还以为跟我们一样是当街的老乡呢。村里那么多乡亲，隔着墙头，门口，来看这家人迎接昔日的老战友。老者坐在院子里等待时，抬头一看，在人群里有那么多人，里边都是他年轻时的战友，却穿着农民的衣服在里边。老头觉得有点恍惚，再看还是他们，这些人已经在人群当中，都像今天生活一样，要么生着一张白脸，要么呲着一张大牙，羡慕地看着他。 　　作为导演，我想到这儿这个戏应该结束了。至于他的战友来没来跟他没关系了。可是在他看来，他总想忘了。但这些人就在人群里，一个一个，房上的，墙上的，门口的，都是，他环视一圈，然后他突然有点活动，然后咔嚓，一个标准的人头像，定住了。 　　张&&西：这位老者由谁来演？ 　　康洪雷：我想找一个当地的农民，就是当地的。我又不要求他是谁，也不要求他什么表情。因为转换特别快，战争结束了，部队要去打内战了，他决定离开部队。然后是他在那儿扫院子，他的笤帚哗哗响着，他弯腰扫一下扫两下，那功夫，部队走了。然后，哗再站起来，他已经是80多岁了，房子依旧，人已经今非昔比。老者站在那，一下子进入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创作思语 　　一、艺术工作者 　　张&&西：您承认自己是个艺术家吗？ 　　康洪雷：我不承认。我老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因为我在艺校时，老师说过，你们是未来的艺术家，中国的话剧事业靠你们来承担。那时很浅薄，觉得我们就是艺术家。现在想想真是很可笑。后来我发现，艺术家是人民给你的称号，它不是职称，不是职业，你是不是艺术家，不是你说了算，是由社会由人民告诉你。那么我能做好一个兢兢业业的艺术工作者，能做一个守业的从业人员就已经是最好的。 　　二、电视剧艺术 　　张&&西：您在创作中，对电视剧本身的要求多，还是对电视剧的艺术性要求多一些？ 　　康洪雷：这不太好诠释。我从事电视剧行当，从演戏到导戏，到后期的整个工艺流程我都清楚。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于电视剧，我本来心中还有一种概念。但很多人把电视剧当做一种快餐，觉得它跟电影跟艺术没法比，我恰恰不这么认为。 　　张&&西：我注意到，您把电视剧当电影拍了。 　　康洪雷：我是把电视剧当成我的两个手捧着的事情来做。电视剧能讲个很完整的故事，也能讲人物，除了视觉需要，它还能给观众带来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力量，我觉得电视剧是一种艺术。那些对电视剧不屑一顾的人，我真的要向他们挑战。如果包括一些权威人士也这么认为的话，我愿意干一辈子电视剧。 　　张&&西：有人说，电视剧和电影没法相比。电视剧不是艺术，电影才是。 　　康洪雷：我要辩解。拍一部电视剧和拍一部电影用的时间都是三个月的周期。电影镜头是2000个，电视剧却需要80000个镜头。电影要把故事讲清楚，电视剧也要把故事讲清楚，只是讲述的方式不一样。电影是通过各种手段讲一个故事，电视剧却要老老实实讲故事。而这点恰恰是一种能力的考验。拍电影用意识流，用后现代主义手法等等，怎么都能讲好一个故事；而电视剧就是考验讲故事的能力，其他的手段都是其次。那么故事流畅不流畅，精彩不精彩，故事的章节是不是起承转合的合理，除了编剧给出一个基本的东西，导演必须要有驾驭视觉画面的能力，用镜头来讲故事。所以，电视剧的导演做好了，电影是可以做的；而电影导演做好了，电视剧未必就能做成。不信让他们试试，他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四五个月里，永远保持一种精气神。电影也就是那么几个月，就那些内容；而电视剧那么大的内容，而且常常一做就是一两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电视剧的导演比电影难得多，它要承载的内容多得多。 　　我觉得，目前电视剧的制作和讲故事的能力，已经超过电影。 　　三、场景的选择有偏好 　　张&&西：您在创作时，对场景本身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吗？ 　　康洪雷：有啊。我倾向于东北和云南两地。 　　我拍《青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都选择了东北的沈阳。因为我妈妈跟我讲，她15岁离开沈阳就再也没回去过，我原来老想去看一看。我是想从我的画面里，让我妈妈看看，她的家乡变成什么样了。我有这个私念，所以导片时，我喜欢选择东北的景。 　　《士兵突击》为什么选择在云南呢？如果我们在北方拍夏天的戏，或是夏天在北方拍冬天的戏，它都会给演员带来特别大的生理负担。但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就会减少这些问题，而且云南的景好，尤其是天很蓝，云彩很好。所以我的很多戏，都到云南去拍，包括《我的团长我的团》，因为云南腾冲的植被好，天气也好，很符合这部戏的特质。 　　因此，我对场景的选择，既有个人的，也有对客观环境上的考虑。 　　四、初剪时总是心疼地不敢看 　　张&&西：后期剪辑时，一般您会陪在剪辑师身边吗？ 　　康洪雷：后期对一个导演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个导演，真正搞艺术就是在后期。我把前期拍摄称为砌墙。做剧本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时候，拍摄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而后期剪辑是我最入境的时候。这三个阶段我分得非常清楚。我想象不出一个导演可以不做后期，所以，每个戏的后期，从精剪开始一直到整个结束，我全部都跟着，我几乎天天在那儿。 　　张&&西：剪辑师会有他的看法和眼光，当他坚持己见做剪辑时，您会不会心疼？ 　　康洪雷：我当然会心疼啊，所以初剪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在身边。因为我会受不了的。《青衣》剪的时候，我那心疼啊，哪一个镜头都是我的肉。潘虹和徐帆的一场戏，将近9分钟，我拍得非常之唯美，用光也特别好。可剪辑师说，太长了，观众会跑的。我却认为特别好。我跟剪辑师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说你相信我吧。后来我说你剪吧，我不管了，我走了，我离开这地方，眼不见心不烦。剪辑就大刀阔斧地剪了。后来证明，剪辑确实是对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有时多剪辑没有坏处，别太坚持了。因为剪辑师比我还冷静，还客观地看一些问题。 　　但是精剪时，我一定要在场。因为它牵扯到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有时多一针跟少一针完全是两个感觉。所以我必须在身边。但我仍会以剪辑师为主，不会横加干涉。我只会提些建议，比如，这一处若是多两针，它可能会起到情绪延续恰到好处的作用；少两针的话，可能有话说半截被风吹走意犹未尽的感觉。我尽可能都是在这种层面上探讨。包括给音乐的长度，多少音乐，我都要在场。 　　关于后期剪辑，我既尊重剪辑师，同时也自觉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我有我的主见。怎么才把两者意见融合起来，这是后期我和剪辑师之间的一个工作，我自认为现在做得挺好。 　　张&&西：您固定用一个剪辑师吗？ 　　康洪雷：不是。你像冯雷、展虹，包括其他人，我们都合作得很好。我每部戏的后期工作，在我看来一直很顺利，包括跟音乐家、合成人员、特技人员的合作，都很好。 　　五、《士兵突击》不是里程碑 　　张&&西：您觉得《士兵突击》是您所有作品中的一个里程碑吗？ 　　康洪雷：我不能这么讲。因为我做《士兵突击》之前，只是想到这个戏是有人看的，它对我的事业观、人生观，包括所谓的哲学观，是一次验证吧，起码我很多的社会生存逻辑是对的。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和赞同，这对我算是一种肯定吧。这证明我接着这么活下去是对的。如果说它是里程碑，我不承认。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潜力。 　　张&&西：距离极限还远着呢。 　　康洪雷：不敢说极限。我一直想拍个女性题材，不能说比《青衣》差，也得差不多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做完之后，我就不想再做军事题材了。因为太累。因为军人题材恰恰是我很喜欢做的东西，所以我更加敬畏他。我希望进入一个更从容的世界。& 　　张&&西：在张谦找到您之前，您其实接触过《士兵突击》？ 　　康洪雷：是的。我都快要进入了，后来退出了。因为我觉得与公司的宗旨不太对路。两年之后，张谦又来找我，我就干了。因为我喜欢这个题材，还因为张谦这个人靠谱。 　　六、演员的化妆风格 　　张&&西：对演员的化妆，您有无自己的限度？ 　　康洪雷：我当然有了。我希望所有的男人脸上脏一点，别太干净。因为生活中看到的男人脸太嫩了，就看烦了。我觉得男人的脸糙一点，有点灰尘，甚至脖子上有点脖垢，这并不是说他不卫生，但这可能会是一个看点。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辛苦之人。 　　张&&西：您化妆注重的是品质。 　　康洪雷：对。《士兵突击》里，所有人的脸上，几乎都不干净，却带出一种阳刚的感觉。我不爱看那种总是把自己的头发擦得油亮，小白领子特白的男人。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童年时，妈妈要给我买身新衣服过年，我怎么也穿不出去。故意在家里的墙上趁没人注意时，就蹭啊蹭的，一直到感觉衣服旧了，才敢出去。这也是一种审美观吧。& 　　所以我希望我的演员的服装，真的不要太帅气。我要的帅，是透过人物体现出的帅，在人物那种一级、两级、三级之后，突然发现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帅气感，都是渗透他特点的东西才好。我觉得化妆也是这样。我对化妆的要求，永远是根据演员的骨感和特点来进行，绝不能一刀切，经常逆向思维一点，不见得一个文弱书生就不能做出莽汉之举，一个莽撞之人，他其实是很细腻的。所以我在草原五班，我给一个演员说，你来织毛裤，你找毛线活给我织去。草原没事干，织毛线活怎么了？这是一个情景，这就是生活，就是一种判断。所以在剧组，我的门24小时冲所有人开着，其实就是针对道具和服装化妆来的，让他们随时可以找我。就为了第二天到现场时，要拍的东西都不是临时才有的，而是头天晚上就准备过的。 　　七、科学定量拍摄时间 　　张&&西：您在拍摄现场最长的工作时间纪录是多少？ 　　康洪雷：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科学的安排。我反对拍戏包大夜，我觉得那是不可取的。我现在拍戏比较科学，我要拍夜戏，白天肯定就不拍白景戏。我希望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不赞成拖拖延延。 　　张&&西：父辈导演一般都以此评判一个人的工作态度。 　　康洪雷：我第一个师父特能吃苦。开机10天，剧组就熬大夜熬得疲惫不堪。比如今天五点半结束了，按说挺轻松的一件事，那么他会再加一场戏。我就老想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做了计划，就应该按计划执行，它就是法律。既然计划完成了，咱就撤呗。这样才能劳逸结合呀。 　　张&&西：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尤其在拍摄期间容易疲劳。 　　康洪雷：所以到我当导演时，我就形成科学的工作作风。比如今天3点半结束了，我说撤。回去休息。这样才有精力拍晚上的夜戏。演员的创作激情是有限的。这么大的工作量，最好别搞疲劳战。从我个人来说，我会想尽办法，让剧组以最好的状态，进入每天的拍摄。我真是怕拖戏，真的没必要。 　　八、关于音乐 　　张&&西：您执导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士兵突击》的音乐风格很接近，也令人难忘。 　　康洪雷：是同一个音乐师的杰作。我对音乐制作非常在乎。赵季平老师经常跟我说，一定要有音乐感地去写东西。他说如果有可能，你在拍片子时，心里就把音乐做出来了。但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那怎么办呢？赵老师让我学会给音乐留出空隙。 　　张&&西：您怎么理解这个空隙？ 　　康洪雷：那就必须要去掌握。比如，我觉得这一段需要有音乐了，我就得有乐感地去拍。如果没有乐感地去拍怎么行呢？我拍戏时，经常会知道这儿该有音乐，那儿不该有音乐。因为在写分镜头时，我脑子里就有了音乐的感觉。比如说到第十五个镜头时，音乐渐渐淡去，那么到具体拍摄时，我就知道了，从第二个到第十五个镜头是有音乐的。我知道怎么拍，我有时就给摄影师哼着音乐，让他拍出节奏来。 　　这就是在《士兵突击》中，为什么所有懂音乐的人都说好的缘故。因为我真的给音乐家留出了空隙。 　　九、摄影风格和分镜头工作 　　张&&西：我看到的《士兵突击》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摄影风格是一致的，突出的感觉是镜头非常笃定。　　康洪雷：都是一个摄影师嘛。 　　张&&西：我可以想象摄影师是个性格安静的人。 　　康洪雷：他是个很有文化的摄影师。他是昆明厂的，我俩在《水浒传》认识的。那时候，他还担任宣传摄影。他是个很冷静的人，很不张扬。 　　&&&&有些人把摄影当作万能，到哪儿都凸显它的摄影技法。我觉得这个时代恰恰是不用凸显技法的时代，技法已经是一年级的课程，我们要做大学的事情，技法要隐藏在里头。 　　张&&西：《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拍摄还是同一位摄影师吗？ 　　康洪雷：这部戏更需要体力，那么我带两个摄影师，两个摄影师都很好。 　　张&&西：&&《团长》的拍摄周期需要多长时间？ 　　康洪雷：大约四个半月。这次工作量大。《士兵突击》我做了85400个分镜头，《团长》做了12万个分镜头。 　　张&&西：亲自做？ 　　康洪雷：不亲自做，还怎么做？我一天能做一集，状态好时能做一集半。因为编剧本来写得挺好，我把它粘过来就行。格式是现成的，关键是要思考具体化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场景，分成A、B、C、D；比如编剧就写了一个战场，但战场里却有很多犄角旮旯，编剧不会给你安排那么细。我在分镜头时，就必须要分得细，战场A，战场B，战场C，战场D；再比如指挥部、通讯连战壕、机枪班战壕，都得分清楚，演员一到现场，应该到哪个机枪班，哪个战壕去拍，就都OK了。再比如怎么把夜戏改成日戏拍，哪个地方是要进入电脑，得有个提示，什么地方音乐进音乐出，什么地方需要特殊音响，什么季节换什么妆，都需要我仔细考虑。 　　所谓分镜头的目的，就是在我脑子里先拍一遍，对实际拍摄会非常有利的，否则到了现场现摸情况，现场有那么多的事情，瞬息万变，我哪有工夫考虑这些。 　　十、目前不打算拍电影 　　张&&西：您是否想过拍电影，是否有过那种打算？ 　　康洪雷：我以前确实向往过，而且我觉得自己也有拍电影的能力。但看看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做电视剧吧。将来有一天，无论从制作，还是市场上，都有保障的情况下，我再去做。如果哪方面都不行，我肯定不做。 　　张&&西：为什么？ 　　康洪雷：因为我曾经许过愿，我不能把投资方的钱打水漂，最低水平也得是持平。这是我的最低限度，但绝不能赔钱。我觉得赔了钱是罪人。那么目前的中国电视剧市场，它多少还能对投资方的资金有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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