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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酒店信息
【深圳罗芳耕作口附近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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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正确的手机号2008年 12月 16日 15:39    深圳新闻网
【个人档案】
湖南长宁市人。1945年出生，1963年参军，1964年12月随部队调到守备5团驻守宝安边防。1984年转业在宝安工作。先后在宝安县城建总公司、县建委负责市政工作。1985年5月成立新安镇，调任该镇市政科长、副镇长、纪委书记；新安街道成立后担任街道副主任、党委委员、副书记。2005年退休。
【个人语录】
与宝安是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
45年了，我热爱这个城市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宝安边防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生
大雨过后，宝安的天空出现了少见的湛蓝，平时看不清楚的香港元朗的高楼也历历在目。刘祥凤退休后居住在38区宝安新锦安一栋楼房内。在他顶层的书房外可以看见宝安新区和南山那边大海。他指着老区政府旁的一片地方说：“转业时刚到宝安就居住在那里，是住在草棚子里。”刘祥凤是湖南人，参军不久就随部队调防来宝安守边防了。从参军到现在几乎没有离开过宝安。在宝安有45年了。他说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宝安人了。
兼备森严的宝安边防，1公里有一个哨兵巡逻
口述实录：
说起来我和宝安真的是很有缘分了。1963年当兵，部队驻防在汕头澄海。当时一个新兵蛋子从湖南来到广东，很是新鲜。一天看到公安报上刊载了一篇通讯报道，表扬的是驻守在宝安沙头角红色前哨连和战士威武不屈拒绝香港那边的“香风”—美女与手表都不屑一顾。文章中还有一张战士的照片。我当时看了很羡慕。
此后不到一年，在1964年的12月，我随连队调到宝安边防。那时在战士们的心里宝安就是前线了。能来宝安我深感自豪，边防责任既光荣又重大。
当时的宝安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那是前线，是边防！一般人探亲都要办边防证，要经过好几道关审查才能进来的。现在的人想不出我们当时多么自豪，可以到边防来保卫国家了。我所在的连队驻守在沙井。部队当时住的平顶营房就在现在的沙井政府旁边，原炮班住的房，至今还保留着一部分。
宝安的边防线漫长，东起大鹏，西至沙井，南从罗湖、罗芳、蛇口白石洲，大约有200多公里长的边防线。防卫任务很重，当时边防线上几乎是1公里有一个哨兵巡逻，战士们都是真枪实弹。那时，河两岸敌对情绪很大，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我们部队主要任务对内维持治安防外逃，对外抵御帝国主义入侵和敌特的破坏。
边防区管理有各项制度，比如凡通往边防区路口要道都设有拦路杆检查哨，要验证，无边防通行证者，全部劝其返回。同时，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煽动群众外流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偷渡为首分子，逃避改造等五类分子，应予以惩办，并严密注意敌人的策反活动。
当时进出沙头角桥头，凡群众和地方干部必须具有宝安县公安局签发的出入证件；三支队民警要经支队首长批准；部队要有师以上机关证明，并事先通知边防站。其他人员未持合法证件一律不得进入。县级机关及驻地部队首长等负责同志前往罗湖、文锦渡和沙头角检查工作或带领首长参观，仍要求事先和宝安县公安局联系。那时，部队除了保卫边防外，还要配合地方政府加强反偷渡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政治思想觉悟。
宝安县当时除了正常的生产工作外，最大的一项工作就是反外逃了。对边沿地区下海作业的干部和群众，由党委或派出所审查签发，对沿海沿边船只要集中管理，指定可靠专人负责，保证不发生问题。
记得当时除了巡逻外，部队就是下地方搞军民联防，训练民兵，在农忙时帮助农民插秧割稻。农民那时很苦，苦到什么样？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比内地的农民要苦。在附城公社新村大队（现深圳水库旁）支农，一个劳动日才有8分钱。支农时在老百姓家吃饭，2两米饭，一片咸鱼，一碟苦麻菜，好一点的菜里有一片肉。村里的青壮年大多都跑到河那边的香港去了，老百姓都说香港那边的生活要好过这边。
那个时候我们驻军和当地的老百姓真正是军民鱼水情。有两件事让我至今还记得。1965年10月宝安大旱，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沙井，因为地势高井水干涸了。部队一百多人要吃要洗，没有水怎么行？白天里战士要执勤，只有晚上才能有时间去2公里远的低洼的村里挑水。但是，还没等战士把水挑来，沙井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就来为部队送水了。让我们感动的是那里面有很多妇女和老人，有的妇女背上还背着几个月的孩子。凌晨2点到3点，送水的队伍浩浩荡荡。就这样一直送水送了有一个月。还有一件事是1967年，我所在的连队从石坳进驻到沙头角园墩头，当地的村民常年砍柴送给我们部队。那时宝安的燃料只有山上的柴，村民们烧饭煮猪饲料使用的都是柴。柴在宝安的经济生活里占有重要的作用。令人难忘的是当部队调防离开那里返回石坳时，男男女女担着成捆的柴为我们送行。一直走了大约10公里，将柴送到石坳，才返回沙头角。
1967年我所在的连队进驻沙头角。那段时间里，边防一线特别紧张，时有美蒋派遣特务进来。那时好像特务不少。特务有两种，一种是战略特务，是从外面潜伏进来，侦察情况的；一种是武装特务，他们身上带着枪是来搞破坏的。
日发生了一件事。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那一天晚上正是我所在的守备5团与在珠海守备6团（现支队）换防的日子。好像对方也摸得很清楚知道我们那天换防。当晚，在莲塘8连的防区，一股武装特务摸索进来。哨兵是68年的新兵窦明生同志，当三次问口令不回答时，他当即开枪了。随即我方的军犬也冲了上去。那一场战斗，特务死了两个，打伤一个。我方的军犬受了重伤，肝脏受了伤。记得当时紧急将军犬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一个月后，它还是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是一条立过战功的军犬啊！全团的军犬都用车送到广州为它开追悼会。窦明胜同志在这次抓捕特务中立了一等功。
历史档案：
“中英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西南沿海一隅，与香港新界毗邻，街长约250米，宽约4米。街面中线依次竖立8块界碑，一侧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一侧为广东省深圳市所属。
“中英街”形成后，界碑一边是英国军警，一边是中国士兵，他们负责维持界碑各方的秩序。解放后，由于中英两国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保持对峙状态，中方实行“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英方则在新界实行“宵禁”。1951年2月，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沙头角成为边防，两侧的乡民们需要赶着耕牛、扛着犁耙“过境耕作”。因而，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张“中英街”通行证，便成了边境沿海地区村民最梦寐以求的证件。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
采访手记：
港澳原是广东的一部分，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历史上边缘地区的群众就有经常的来往，而由于香港、澳门曾经作为英葡的殖民地，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存在着两个世界，两种制度的根本矛盾。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广东省的沿海地区，“肃清港澳资本主义的诱惑，与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作斗争”，一直被看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而边境出入通行证便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必须证明。
据省委边防工作组政法分组在日的《关于当前边防几个问题的调查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稿〉》资料表明：“宝安、珠海二县就有15种之多，其中有六种是可以出入境的。还有一些公社的生产大队随便开白条子证明。由于边防地区的证件太多，给管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致使控制不严，漏洞很多。”
日，《省人委关于加强对港澳边境地区治安行政管理规定》指出：进入边防区，必须持有下列之一证件：广东省边防区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军人通行证、外轮中国籍海员临时回乡探亲证、广东省公安厅特许通行证、边防区居民通行证和居住在边防区的船民的“船民证”等有效证件，并须按规定的出入地点、路线通行，凭上述证明购买通往边防区的车票和船票。
1977年，广东省根据公安部的要求统一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1985年8月，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特区管理线、边境线”的双重管理。
那个岁月里，在宝安海陆边防线上，每天都上演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口述实录：
战士与军犬的感情外人是不知道的，我们是生死战友啊。那个时候生活困难，一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是四角八分钱，一只军犬一天的伙食费是九角八分钱。当时边防连是军犬同战士一起执勤，它的作用非常大，因此犬的价值显得更珍贵，两个战士带一只军犬，一名引导员，一位副手。
军犬在防外逃保卫边防上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有一次在梧桐山下的北公坳查哨，发现军犬那警觉的耳朵竖了起来，两眼如电，200米外有动静。那只犬嗖的一下就蹿了出去，副手叫也叫不应，我们也跟随过去。到眼前看见的是一个这样的场面：20多个准备外逃的男女被军犬团团围住，军犬死死地看住了这些人，让他们不得动一步。军犬就是有这个能力，只要人不动，它就不会上去撕咬。我方训练的军犬与英方训练的不同，我方的只要发现敌情，它不会一下子致人死命，只是咬胳膊，撕衣服，并不咬喉，咬下身。而英方的军犬是一下子致人要害。
那时候外逃的基本上都不是宝安本地人了。当时外逃的大多是宝安县邻近各县的群众。一般都是晚上跑，三五成群一伙一伙的。那时边防上有几个地方是外逃防范主要的地方，陆路上是梧桐山、罗芳、沙头角，水陆上是赤湾到大鹏，还有白石洲、蛇口。
作为边防战士，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逃到香港。我们按政策教育他们，对他们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反正都是宣传口号。那些人也不分辩，闷着头。我们统一将他们送到宝安县收容所进行教育后，再送他们回家。有些人送走了不久又回来，边防也是防不胜防，外逃经常发生，我们执勤战士抓到他们只有耐心说服教育，但效果不明显。
从海里走的人都是身上绑着几个篮球内的胆，充好气当浮球，借着自身的力气游过去。那时，海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从陆地上外逃的人就是翻过梧桐山，剪断铁丝网。当地人就不用那么多麻烦了，利用耕作口，或利用出海打鱼时，一船一船的人过去。一般的人过去那边都有亲戚接应，只要过了关，进入市内就安全了，香港警察是不管这些人的。住一些日子后，就可以到当地小区内的警署办个居住证，很快就成了香港市民了。
“文革”时期，我们这边武斗，人家那边搞经济建设，大把的需要劳力。逃过去的人很快就有了工作，一个月的工钱比得上家乡劳动一年的。于是，家里有逃到香港的农户，经济很快就好转了，有外汇券寄回来。可以去外汇商店买一些当地买不到的东西。农民是最实惠的，他们不认大道理，只看现实。所以，不管当时如何努力，外逃之风总是禁止不了。
当时有那么一句流行语：“日纸出不到，出夜纸（即申请不到就偷渡）。”
当时的偷渡边境的方式有下列几种：一是趁清明时回乡扫墓人多热闹，乘乱冲出去；二是潜水；三是划艇或假装捕鱼；四是等水退时涉境；五是把证明送给别人，这主要是港澳同胞把自己的小孩子的证明送给别人的小孩子，让别人把孩子带出港澳去，而自己回港澳时，则对检查站的同志推说不知道小孩子也要证明，结果还是被混了出去。
为了制止外逃，日广东省委办公厅在对“关于边防区内居民出入港澳问题”作出了规定：为了宝安、珠海县毗邻港澳地区的居民往来港澳探亲，凡两县边防区内有直系亲属在港澳的居民，允许过境往来港澳探亲，一年内每户不得超过二人次（成人）；仅靠边境线或特定地区的居民，一月每户一人次（成人）。但必须经公社审查，县公安局批准发给证件，方可出入境。过境耕作和下海作业，由生产队根据劳动生产的实际需要，固定专人，由公社审查，县公安局批准并且发给专用证件。
据统计，宝安县在年三年中逃出人数逐年上升，分别为604、人。（中共宝安县委办公室编：《宝安县主要历史资料》，页41，1976年3月印）。此外，群众民间非贸易货物交换或下海过境生产归来时携带的小量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要被边防部门没收充公，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意，无形中使政法公安和边防管理部门与群众矛盾逐步对立起来，边防部队连青菜都买不到吃，群众有物资也不愿意供给边防部队吃用，宝安边防地区的党群、军民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档案：
宝安县防务范围东至大鹏半岛蟹岩、西到福永下十围涌口，海岸线257公里。撤县分区后，海防线减少到30.64公里。
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随香港回归和宝安经济迅速发展，反走私、缉私成为边海防工作的重点。
1993年撤县建区后，原军警民联防改为警民联防。
2003年，本区边海防防务由武警宝安边防大队承担，实行24小时不间断执勤。
宝安县上世纪80年代实行军警民联防，即由军队、警察（公安）、民兵组成联合体，共同负责边境防务。本项工作始于建国初，在不同时期曾分别实施军民、警民、军警民联防制度。20世纪80年代末，部队精简。针对宝安毗邻港澳、部队精简后东西两翼空虚、无专门站岗守备部队的实际，于1988年建立军警民三方联防制度，成立军警民联防领导小组作为领导和协调机构，明确并落实海防工作指导思想、领导体制、联防组织、侦察警戒、海防民兵建设，联防工作的组织形式、应急分队的组成和装备携带、通信联络的组织和加入网路的方法、战时各部委办局对战备物资的筹措、交通道路的管制保障等：
沿海各镇成立联防领导小组、村委成立联防指挥小组，为镇、村两级的常设领导机构。有部队的镇组织军警民联防，没有部队的镇组织警（公安）民联防。各镇、村联防领导小组组长由镇、（村）长担任，另设副组长2—3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镇办公室在武装部，村办公室在民兵营。
沿海六镇组建基干民兵应急分队，新安镇、大鹏镇为一个连，既担任本镇、同时又分别担任县西、东两片机动任务。南澳葵冲、沙井、福永各组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应急分队，主要负责本镇范围的机动任务。同时，省军区已于年，更新沿海各镇应急分队的武器、器材；部队的应急分队组建与三防应急分队相结合，平湖、龙华部队两个连，大马山部队一个连，由部队配备好车辆、通信器材。携带轻武器，机动油料由地方保障，生活保障按“三防”方案执行；武警系统部队根据情况出动兵力；全县公安派出所参加各镇联防，按各镇联防方案行动；加强沿海11个民兵哨所建设。县武装部重点抓好和扶持西冲口、园洲仔、迭福三个驻海边艰苦哨所建设，各镇对本镇哨所给予一定财力物力扶持；组织健全群众性情报网络。群众情报网组织—县设情报中心，镇设情报站，村设情报点，50吨以上的机动船指定情报员。县情报网1988年12月正式组成，全县共设1个中心，19个站， 1989年元旦正式聘任情报员；完善东西两翼防偷袭、袭扰方案。东片围绕大亚湾核电站，西片围绕黄田机场拟制重点目标保卫方案；其他有关军警民联防中的组织指挥关系，各联防分队的任务区分、联防制度，对情况的处置，以及经费保障，按“深圳市海边防军警民联防若干规定”执行。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
采访手记：
在采访中，我们不断地听到“外逃”这个词，也一直想探究其原因。
由于地理上的特殊位置，宝安境内的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都与港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一些岛上渔民向来有往港澳探亲访友、医疗疾病的习惯。当时省委《关于检查处理沿海地区走私套汇的通报》中指示，本着从严的原则，改进边防管理规定，严禁公社渔民自运货到港澳出售和购买物资，同时也严禁不经批准从原地来往港澳探亲访友、医疗疾病。根据这个指示，公社渔民自由出入港澳的情况基本制止下来。但是，却碰到了一些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过去渔民乘流动渔船前往香港，当天便可往返，而现在必须向县公安局申请，批准后再乘车来宝安县城，再统一往香港，往返一次，快则十多天，慢则一个多月，而且开支很大，尤其批准去的多是些老幼妇孺，他们长居海岛，地方和交通不熟悉，困难很大，如果是急病求医，问题更大。因而渔民反感很大，甚至有的公开说：你批准我也去，你不批准我也去。”造成干部群众关系不正常，加上一些敌对分子人趁机煽动，以致一些居民和渔民思想动荡不安，乃至外逃现象屡禁而不止。
来广东视察的邓小平同志对外逃的严重问题一言而敝之：“是我们的政策问题。”
文革时期，宝安与香港边防上两次不为外人知的矛盾冲突
口述实录：
“文革”中的宝安武斗冲突没有内地那么激烈，首先因为宝安地处边防，管制严格，从广州来的红卫兵停留一下也就走了，其次宝安本地人对极左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反感。这大概是毗邻香港的原因，两边的生活悬殊很大，从干部到农民都是心知肚明，别人煽动造反也不是那么轻易就相信。虽然没有内地那么乱七八糟，但身处边防线上的宝安也并非风平浪静。而且，还发生了几次震惊中央的事件。
大概是1967年吧，发生了一次与香港军警真枪真弹的冲突。老百姓和边防军群情激昂地喊出要“解放香港”的口号。起因是沙头角的民兵张天宝和一群村民过界耕作。那时全国各地大学“毛选”成风，凡有最新指示，群众必定打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全国山河一边红吧。我方农民过界耕作也是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而且动员香港那边的老乡一起学毛选。结果两边为一点小事争执起来。张天宝不幸被打死。原本小磨擦不断的宝安边防立即紧张起来了。42军的124师也作了要解放香港准备，从惠阳那边开赴过来，我们9连和红色前哨6连进入沙头角，在街上、楼房顶垒起了沙袋，机关枪也架了起来向英军炮楼开火，重机枪首发就将英军的国旗打掉了。我当时在连队是军械员兼职文书。要打仗了，我当然也忙碌起来，枪支弹药都发放到战士们手中了。据说当时的作战方案都做好并上报中央了，准备解放香港。后来，有人说是毛主席不同意打香港，说“留着香港有用。”这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香港真的是留到了有用的今天。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发生在文革时期也惊动了中英两国的“白皮猪”外交事件。宝安农民在出境耕作时竟然将香港的英警二花“邦办”胡礼·奈特（当地人称“白皮猪”）给绑架了。就关在新安第四招待所（现在的深圳市国宾馆处）。当时宝安县最大的“走资派”是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记得“白皮猪”不知怎么逃走了的那天晚上，正是开批斗李富林大会，会场就在现在的深圳中学，招待所一位服务员那晚上举行结婚典礼。几个基干民兵看守着“白皮猪”。
几个看守也许是太无聊了，凑在一起打牌。就在那天晚上，“白皮猪”竟然跑了。等到发现时，人早都不知道到了哪里去了。只是第二天从香港那边的报纸电台上得知，这个英国人顺利回到了香港。那边说是“由中方护送平安回到了香港”。一场外交风波就这样化解了。但是，宝安有一些人因为这件“失误”，也受到了层层审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解：是谁放走了“白皮猪”，这件事的主谋是谁？现在推测一定是一个很了解内情，有一定官职的人做的。否则如何逃过巡逻的边防军的军犬？
历史档案：“白皮猪事件”
1967年反英抗暴期间，港英当局沿深圳河边境一带架设铁丝网，侵占了宝安罗湖、向东生产队在“新界”的耕地。同年10月14日，罗湖、向东生产队社员和文锦渡搬运工人，到“新界”文锦渡与港英当局交涉，强烈要求拆除架在我方耕地上的铁丝网。港英当局蛮不讲理，出动装甲车和大批军警，企图绑架我方群众。在这种情况下，“714”（反英抗暴指挥部）指挥群众，把在场的英警二花“邦办”胡礼·奈特（群众叫他“白皮猪”）抓了过来。当时“714”研究决定，将“白皮猪”监护在新园招待所四幢407号房，由县武装部政委于云龙、科长刘文布置县中队派出4名战士穿便衣看守。“白皮猪”被监护了36天之后，于日早上7时15分，服务员罗马送早餐进房时，发现“白皮猪”不见了。
当时领导上组织了一定的力量，侦查了一段时间后，没有什么结果，便搁置下来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由于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当时县革委某些领导人主观臆断，认为“白皮猪”怕死—不敢跑；对地形不熟—不能跑；边防看守严密—跑不了；宝安阶级斗争复杂，一定是敌人策划放跑的。将一些与疑点有关的人，抓进监牢，大搞迫、供、信。当时被抓进监牢的有30人，短则关押三、五个月，长者达30多月之久。由县指名揪斗，关入“牛栏”的有32人。内定嫌疑对象172人。发动各单位揪斗审查的约有30多人。被关押和揪斗过的人，有口岸工作人员、外事人员、翻译、汽车司机、三轮车工人、搬运工人、厨师、车衣工人、农民、教师、学生、流动渔民，以及到过新园招待所附近劳动、活动的人，议论过“白皮猪”事情的人。原县委、人委、公安局的部分干部也受到过审查。
经过8年多的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1968年清队时提出的所谓阶级敌人放走“白皮猪”的案件，是县革委某些领导的主观臆断和迫、供、信搞出来的，应予以否定。同时，根据调查的材料，认为“白皮猪”是自己跑回香港去的。
1975年，宝安县政府召开平反大会，公开为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并对一些具体补偿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资料来源：宝安区档案局（馆）
从守卫者到建设者，难忘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口述实录：
1970年经党中央批准，由军委组建一支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我从守备5团司令部调到原中南209队11队执行工改兵任务，1971年编入基建工程兵622团司令部并先后担任军务组组长、作战训练股股长、副参谋长。部队驻扎在韶关翁源县，该部队主要任务是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服务。日，从部队转业到宝安县城建指挥部担任市政科副科长主管全面工作。当年5月，指挥部改为宝安城建开发总公司，也就是宝恒集团（现为中粮集团）的前身。那时，公司是由曾通做总指挥负责，潘秩庆、黄作贤为副总指挥。
我再次回到宝安县时，宝安县刚刚恢复，一切都是百业待兴。刚转业时，住房都没有建设好。我来到时大家还住在现在老区政府旁的草棚里，后来二区的房子盖好后，我与另两位干部住在一起，算起来总共有9口人。我两个小孩全家共4口人住在客厅里，另两户人家各住一间房。三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洗手间。大家和睦相处过得都很开心。那时候的人好像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及个人和家庭。
宝安县城的规划是按照6.2平方公里，6万多人口建设的，自来水厂设计的日产水量是20万吨。请了省城乡设计院设计县城规划方案，后来这个方案在国家建设部县城设计中还得了奖。县城设计规划是非常美丽的，在当时也是超前的。我们在一片田野里，像蚂蚁搬山一样，一点一点地建设起来一个新城市。当然，谁也没有设想到人口在20几年中增加了那么多。
当时老政府只建好了一栋楼，干部们搬到里面办公，政府门前的路才铺好一段，宝民路也只有一截，慢慢地向前铺着；1985年县城从现在的创业路扩大到流塘路，县城有12.5平方公里了；现在肯定更大了，新区建设一下子将宝安城区扩大了有一倍多吧！当时107国道还是2车道，砂土路，汽车一过尘土满天；现在高速公路、宝安大道，周边的新路一条一条铺好了；那时老区政府后面还是一片荔枝园，新安公园那有一条河叫基拉河，就是现在的新圳河，不过那时它还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那里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直接就可以喝。我现在住的新锦安这一片还是围海造出的田，再往前是海滩，远处看得见渔船往来……
县城在几十年内不断地向外扩大，按建设先后按地打网格划分的1区、2区、3区—慢慢地向西乡延伸。在设计规划图纸上标明的1、2、3、4、也就不断地向后顺延，以至人们也顺口叫出了“我在1区，你在哪个区？”“我在76区。”宝安的地理标志约定俗成的以区来划分，这不是事先设计规划好的，而是后来习惯成自然没法不这样叫了。这给外地乃至深圳市内来宝安办事的人带来非常大的困惑，为什么叫区？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们像美国那样科学地划分大道和街区呢。其实一进来才发现是那么杂乱无章，无任何规律可循。实在让人不理解啊。就是宝安本地人也无法清楚地说得清这区和区之间的区别，路线如何走。这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些建设者的失误了。
从城建开发总公司我又调到县建委做市政科科长、新安镇市政科科长（原西乡区改为新安镇，主要是考虑县城所在地管理方便），几乎一直是做城建设计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对宝安县城建设和宝安区的规划都了如指掌，每一条街树、花草等等，都浸透了我们这些城建者的心血啊。
那时，宝安干部中只有极少外省人，其他的人不是宝安本地人，就是惠州、河源、紫金、大埔人，都是广东省内的人。但当时，大家都不分这个老乡不老乡的，我和同志们相处非常融洽，关系非常好。
如今退休了，回想过去的岁月有很多感慨，那时的边防紧张到兵荒马乱，现在已变成了商贸口岸，香港回归，那种敌对的紧张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退休后，就将自己过去收藏的爱好又拾了回来，天天围着这些怪石头欣赏，闲来无事时也有一些过去的老领导和同事上门来喝茶，日子过得很惬意。
采访手记：
在采访中，我们时不时地跟着刘祥凤一起到他的楼顶小院远眺着宝安老城与新区，顺着他的手指点，我们追寻着他记忆里当年宝安的模样。也许只有在旧宝安的轨迹里，我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新宝安的壮丽，更能体味作为一个曾经的保卫者和建设者心里对这方土地的缠绵。
楼顶小院落里还种了一架黄瓜，顶着花朵的黄瓜已经到了可以摘下来吃的时候了。看着这位老人，我们内心一下子也柔情万种。
几十年的风雨，刘祥凤以一个驻守在宝安边防的战士，以一个亲历宝安改革开放的建设者，他目睹了宝安从一个中国最南边的边陲小邑到现代化的城市的巨大变迁。边防上的风云变幻，宝安初创时期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深处，如渐渐远去的历史坐标，默默地标示着时代的进步及辉煌。（撰写：唐冬梅 申晨/人物摄影：黄裕南）
(来源: 深圳新闻网) 编辑: 庄浩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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