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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杂文月刊: 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孩子和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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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00 发布在
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孩子和孤儿 杂文月刊文章摘自《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年第7期 作者：郭老学徒 原题为《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一他们一家一家地把房子点着了，黑暗中火光冲天。房子里的男人们已经逃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在冲天的火光中，传出了凄惨的哭喊声。有女人冲出火海。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刀剖开她的肚子，再几个人拽胳膊拽腿把她扔回大火中。这是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4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二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那是震惊世界的惨案，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在这样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却，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案。1900年7月，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7月17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朱家河教堂里的两个外国神甫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了高尚的精神。本来，在义和团攻打的前一天晚上，教民们劝他俩趁黑夜逃走，但他俩坚持要与教徒们在一起。在室外枪声杀声不断的最后时刻，教徒们做着祷告，无奈但从容地面对死亡。这场中国人屠杀无辜中国平民的震惊世界的惨案，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应当铭记在心，但是，喂养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义和团杀死的都是汉奸，二毛子，是民族的敌人，是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坏人。义和团是民族的英雄，他们是为民除害，为祖国除害。果真是这样吗？三中国的教民，也就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信仰了洋教，为什么会惹来了杀身之祸。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1582年，就有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利玛窦在那一年来到了中国。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获不大，到了清朝初年，又被雍正皇帝禁止了。他对外国传教士说，我知道你们的宗教是劝人行善的，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的大清子民入了你们的教，就听你们的上帝的话了，那我的话他们还听吗？他们如果不听，我还怎么治理国家。雍正的这一番话，把道理讲透了。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即使是劝人为善的教也不准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合法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洋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中国五千年文化培养的知识精英都是最自信的人，哪里瞧得上蛮夷的邪教。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有钱没有势力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天主教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多好多倍。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几十年来，我们的宣传一直把这些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老人妇女占了很大比重的弱势群体定义为汉奸走狗卖国贼二鬼子，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这是对这些可怜的无助的穷苦百姓的诬蔑。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那么，谁能指出他们究竟做过什么卖国勾当，究竟怎样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写到这里，问题很清楚了，义和团杀害的2万多教民，既不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凶徒，他们大多数是最底层最无助的人，他们信教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想到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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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土地上开出的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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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慎书室主人:“否定义和团就是否定人类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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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不容诽谤》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文《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写了好几万字否定义和团，大骂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烧杀抢掠”，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拼力抹杀其爱国行为。。。洋洋洒洒一大堆理论，引起了轰动和思想交锋。但是，袁伟时说来说去走了嘴：“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既然6月17日联军对中国进行了侵略，那么，义和团与之作战，必有“反侵略”的“爱国壮举”，这是袁伟时无意中承认的。他用几个字，就轻易推翻了自己辛苦创作的几万字。这个滑稽的学者，还出了哪些错误？让我们一一历数：&一，义和团要对战争负责吗？袁伟时认为：“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言外之意：义和团先惹了洋人，因此要为战争负责。历史的顺序是“列强入侵中国→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进兵”，这个大家都知道。袁伟时的《如厕史》是“脱裤子→出恭→提裤子”，倘或把“脱。。。”故意省略，只能给人以误导。根据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义和团运动的背景有“割地狂潮”一事：“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总之，“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义和团不能为战争承担责任。《拳匪记略》有言：“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为敌。数十余日内，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战争的责任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哈巴狗。二，义和团破坏谁的财产？袁伟时批判义和团“拆毁铁路”，“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且，“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这个“完全”用得太绝对了。义和团扒铁路有反抗压迫的动机。根据《义和团史料》记载：清朝政府6月26日给盛京上谕，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义和团为什么要拆铁路？回看盛京将军6月18日的上奏，即可获悉：“查俄国人假道行修火车”，“自兴工以来，抢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因此，“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这是“破坏强盗的财产”，袁伟时想替“贼”执法呀？&三，义和团是否阻止了瓜分？袁伟时引他人观点，对“义和团阻止了帝国主义的瓜分”一说进行反驳。他认为：“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尽管有人以瓦德西的话为证：“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可他相信，“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影响政府的力量，不仅有皇帝，还有官员和舆论。德皇固然是国家元首，但瓦德西身为“远征军总司令”，应比德皇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于“帝国主义的矛盾，使中国不被瓜分”一说，有官员们的话和舆论为证。如：巴黎报纸上说：“法人甚恐中国从此分裂。。。各国必因此纷争”，“如果实有其事”，法国“亦不能不有事于滇粤之间。”对“义和团阻止瓜分”一说，不仅有瓦德西的观点为证，还有如下言论为证：赫德认为：“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他在日后还承认：“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赫德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也比德皇具备了解中国的条件。法国议员的演讲词为：中国“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英国外部副大臣讲：“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此外还有舆论，如：奥京报上说：“各国其慎思所以待华人之法，勿重蹈前四十年中之所为。”凡此种种，难道是“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吗？因此，袁伟时的说法显然片面。四，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袁伟时批判义和团不守《国际法》，他认为：对义和团“进攻使馆区”进行肯定，“是对国际法的无知”。义和团破坏了“正常国际关系”。他还说：“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这种指控太荒谬了，义和团根本没有学《国际法》的可能，就好比袁伟时没有凌空720度的可能一样。当年，世界列强到处烧杀抢掠，有点良心的人，会用《国际法》约束被压迫者反抗吗？而且，按照他的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猪狗不如的结论：1，华盛顿进攻英国殖民者犯法――人类反殖民武装斗争全犯法，按照“法律”规定：殖民地属于宗主国。2，捷克人抵抗纳粹，违反了《慕尼黑协定》。3，法国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贡比涅停战协定》。4，波兰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5，朝鲜人抵抗日本，违反了《韩日合邦条约》。按照这种理论，袁伟时完全可以为法西斯张目了。&五，义和团要为中国的灾难负责吗？袁伟时把帝国主义制造的灾难，赖到义和团身上，他说：义和团“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俄国“制造海兰泡血案”，“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清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遭灾的还是老百姓。”按照他的逻辑，那么：1942年海德里希被刺身亡，法西斯当天屠杀152人。1944年8月爆发华沙起义，纳粹疯狂镇压，导致18万平民和1。8万名战士死亡。1945年3月，意大利游击队杀死33名党卫军，纳粹旋在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杀害335人。。。以上血债，难道让反抗者负责吗？如此发展下去，袁伟时可能会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也赖到中国军队头上。六，义和团大杀教民纯属“暴行”？袁伟时搜罗资料，指责义和图“残暴”，如：“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义和团“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等等。。。他所罗列的，多是杀教民的记录。袁伟时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圣经》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而洋教士“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并营并进。”（瓦德西语）因此，义和团杀他们，符合基督教义，是为耶稣清理门户。再者，义和团以前的革命或运动，多有滥杀现象。法国大革命屠戮无辜很厉害，“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法国通史简编》第5章）&但我们不能否定其革命性。&我们再看两份资料：一，“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罗德克夫《义和团记》）二，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债，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籍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传教论》)&&原来，教民是从人群里挑出来的流氓，且什么坏事都干。因此，总体上讲，这些人活该杀！&七，我们怎能对侵略者以礼相待？老袁在谴责义和团时，还为侵略者猛喷贱话，他说：“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这话听着，模模糊糊像是有理。打开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第1章一看，不禁吓了一跳：鸦片战争时期，“英船在天津时，乔治•义律等二十余人赴琦善宴会，‘嬉笑怒骂’，‘有舞洋枪飞刀于坐上者’。琦善‘隐忍受辱’”，“十月，洋船到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洋人肆意侮辱，投降派说是夷情恭顺”。往袁伟时脑袋上扣个马桶，看他如何以礼相待。话说到这里，我忽然想问问那些全面否定义和团的人：“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你该怎么办？”不反抗？死路一条。反抗？清政府却又对农民进行误导。他们看着义和团用巫术防身，却不为其提供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对于清廷来说，本是举手之劳。中国农民那么可怜，一些学者却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否定义和团的“愚昧性”本没有错，他们却连“反抗性”也一味抹杀。一些人最喜欢以蒙古、满清入侵为例，骂中国人麻木，及至我们不能忍受异族压迫，他们又大骂“爱国贼”。爱国者与其两头挨骂，倒不如一味的杀向汉奸，直到汉奸在中国彻底绝种为止。《反抗侵略没有错――袁伟时谬论批判》有件事很奇怪。当你谈论足球、歌星、彩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转移话题。偏偏在谈论保卫钓鱼岛时，总有一些人“及时赶到”，劝说大家：“不要和日本作对，你们要等中国强大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把话题转移到“民主、经济”等问题上。美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超过英国，争取独立呢？非洲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反抗殖民者呢？他们偏不谈。按照他们的逻辑：非洲国家都能独立，中国却不能收复一个岛屿。袁伟时也是这种人，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大谈“弱国不能反抗强国侵略”的怪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炮台守军反击侵略军。转年，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圆明园被烧。对于此事，袁伟时评价说：“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清朝“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白了：我们不应该反抗，要等，等大清朝带领咱们强大起来再说――袁伟时对清朝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寡妇守节，也算“难得”呀。&为此，我想问袁伟时几个问题：首先，世界反殖民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如：玻利瓦尔创建的委内瑞拉第一、第二共和国被西班牙颠覆。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被法军逮捕杀害。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加里波第战败。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詹西女王被杀。秘鲁反殖民起义失败，阿马鲁二世被杀。难道，这些战争都打错了？第二次英美战争时期，美国尚为农业国。英国侵略军曾攻占华盛顿，火烧白宫和国会大厦。时间为日。袁伟时若在当天，可会批评“美国抵抗英国的战争打错了”，“火烧白宫可以避免”，并奉劝麦迪逊总统要先“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其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英国首相张伯伦仅表示了谴责。同年，他又同法西斯签定了《慕尼黑协定》。1939年9月，二战还是爆发了。历史证明：纳粹对欧洲的侵略，是不可以用“不反抗”来避免的。中国历经《马关条约》、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对日本一忍再忍。但是，日本还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7年11月，国民党在淞沪会战中失利，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按照袁伟时的逻辑，难道日本入侵可以避免，抗日战争打错了吗？&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袁伟时和大汉奸陈公博的观点很像，陈也讲过“弱国不能反抗强国”的理论。1940年，他写了一段话：“中国还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国家的经济，人民的教育，交通的脉络，都要和武器相副的”，“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机械化武器。”因此，“抗战无望，只有提倡和平来救中国”。要命的是，陈公博的这段话，是写给他13岁的儿子陈干的――恐怕只有汉奸不懂事的儿子，才信这种理论。&反侵略战争失败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但不代表反侵略本身是错的。义和团运动、印度民族大起义、华沙起义的抗暴精神，都应获得历史的肯定和赞誉。中国没有必要等到特别强大，再去争取主权。亚、非、拉反殖民运动早已取得成功，埃塞俄比亚都独立了，弱智学者的理论早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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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对强盗的深厚友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一文，他血脉膨胀、劈里啪啦放丧炮一般大骂义和团，并为侵略者开脱罪责，好似屠杀团民的袁世凯附体。看来，他最爱的就是强盗，你要抢他东西，他准管孝敬你。以下是对此人美化强盗理论的反驳：一，教民所谓的“友好，帮助”是什么？袁伟时为义和团时期的“洋和尚”辩护道：“又以传教士来说，他们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仗势欺人的不法之徒，也有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医药乃至外交和其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友好人士。翻翻19世纪中国教育史、新闻史、法律史、翻译出版史和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发展的历史，那一领域没有得到西方在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整体上讲，洋教士不能与“西方友好人士”相混淆。《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收录了教会大量的丑恶行经，比如：“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则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奏）。“并有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苛蠲窦渫巳弥隆Ｉ踔两邪逯浦兀肮⒒峁荨⒚碛睿氐厣鹈褡钗鸪缯撸我馑魅。指烫谩！保ㄗ苁鸶鞴榘齑探诼裕┙淌俊爸比缫还校形奘宰ㄗ灾髦泄摺！薄吧蕉尴匚髂舷缃烫媒淌浚蛏碳质账埃僚耙斐＃桓＝ㄖ鹘谭⒙蛑凑眨空叛蠖脑济裼写耍济饨淌苛枧埃槊裼写耍纯上缋锖嵝小薄范文澜先生还记述：长治天主堂“收进田产一百一十七份，其中买的八十三份，典的八份，献的十七份，让的五份，换的、罚的、补足、布施各一份。罚、让、献都是霸占，买、典同样近于霸占，因为买价十分便宜”，“正定天主堂的藁城县地契记载着一八八一年买‘庄窠二亩有余’（编号四十四号），买价六千文。”“一时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等省都发生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产的事件。”&&&&连侵略军头子瓦德西都承认：“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托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即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说白了，教士乃是一群骗子、饭桶和伪人。再看联军进北京后教士干了些什么？“一个回国的士兵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义和团运动史论丛》）这些人若在抢劫、杀人等多种“事业”中，对袁伟时进行一通“帮助”，他是要去道谢的――这点倒不难确定。二，教民与中国群众的纠纷能否“秉公解决”？老袁在昏迷中说出一段话：对于教民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清政府总结经验后已经懂得，督促神职人员约束教徒和官员及时依法秉公审理有关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因此，义和团杀教民乃是无理行径云云。&我们以《中国近代史》所示资料进行反驳。请看当时“依法秉公”的状况：“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禀覆教民案件）“入教华民大率败类，一经入教，鱼肉乡民。教士每依为心腹，恃作爪牙，一遇斗殴，必相袒护，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光绪二十二年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四川教民妇女骗赖平民租b，反将平民戳伤杀死，法国主教擅用文移为之说情，教民妇女竟未拟抵。”（《总署给各国议办传教节略》）再看这一段：“四川殴毙教士李国一案，实因教民逼人退婚而起。”“凶何彩正法，刘福拟绞。而教民杀死平民，及历年诈磕奸掳焚杀夙称首恶之教民王学鼎、张添兴（原文左树心旁，右兴字，暂代，笔者注）等虽已议罪，迄未到案。”请问，这是什么“秉公解决”？三，袁伟时要感谢侵略军？在评价“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时，袁伟时称赞洋兵说：“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大焉！”袁伟时跪错了坟头，他应该感谢西太后、荣禄这两头老驴。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使馆，是由慈禧授意，荣禄策划的一场牺牲义和团的阴谋。此次战斗，是从6月中旬至8月中旬，进攻者包括董福祥军，荣禄军与义和团，难道近10万人，却打不下6千男女、几百卫兵吗？倒是洋人说了段话，等于把袁伟时反驳了：“荣禄与法国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辛普生《庚子使馆被围记》）西太后也不打自招，说：“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6月28日，她随即“给各国使馆蔬果食物，以示慰问。”慈禧怎么想的，老袁真看不出来？四，什么叫“国际正常秩序”？袁伟时认为：义和团“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勾当。”&香港教科书曾论述“义和团产生的背景”包括“列强侵略”，对此，袁伟时承认“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还承认：“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既然如此，何来破坏“正常国际关系”一说？《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这些文件的内容，我还用说吗？袁伟时竟把“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说成是“正常国际关系”的表现。如果日本鬼子来了，袁伟时很可能会当汉奸。因为，他要维护那些狗日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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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21 &&
对不起了，我原先也以为义和团杀的是间谋和汉奸。上猫眼以后，才把这个概念逐步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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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58 &&
“什么？30分？呸！老子们与欧洲人、美国人没有一毛钱区别，只缺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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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13 &&
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一种更典型的情景发生在前述朱家河教堂。破寨之时，出现了华北平原战乱中常见的惨烈景观：许多没有来得及避入大堂的青年女性教民，争先恐后地投井自尽，以至于填满了一丈多深的水井。聚结在大堂里的男女信徒，也葬身于一场大火。事后幸存的教徒有一种说法：这场大火是守卫者自己放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的母女姊妹活着被仇敌凌迟侮辱。按照严格的基督教教义，决定人生死的权限由神掌握。如果一个信徒在死亡前应该经受种种磨难，那也是神的考验，而自杀就意味着侵犯了上帝的最终裁决权。他们的遗体不能进入教堂的墓地，失去了性灵与神交往的机会。应当说，中国相当多的乡土信徒并非不理解这种宗教精神，许多人因此直面了被驱逐、砍毙、肢解等种种磨难去殉道，但是，他们不能容忍女性贞洁的沦丧。熟悉教义的《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编者评论这一事件时相当谨慎，他从勇于赴死而不是从殉道精神的角度赞扬了群女投井，对于火烧大堂则作了一个圆通的解释：被焚烧的信众既然看不见也不能阻挡纵火的人，那么他（她）们都有把生命献给天主的大功劳。[2]（第2册,P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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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38 &&
义和团，只不过是长期受欺压的人们（同时又是欺软怕硬者）在集体无意识中一种自我强大假象中的亢奋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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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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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6 &&
两套资料特别是《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相当详尽地记载了一批教民村在拳教武装冲突之前，怎样精心地规划并实施筑围挖壕、购置武器、建构防御体系的过程。外国传教士是这批据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在平日只是周期性地在基层会口巡视，宣讲“福音”，而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集结在据点里的教民们才有机会和传教士日夜接触并接受他们的鼓动。这种机会无疑会提升教徒们的信念：将反抗“魔鬼逞雄”看作为捍卫天主的事业，在逆境中时时领略神的恩典，而战斗至死，乃是为天主“致命”，具有无上的荣耀。此即一名守御者所谓天主教“理真道正，不为身前，竟为死后。”[1]（卷11，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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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01 &&
（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更是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有个叫经元善的官员，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征求了上千人的签名后，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捉拿经元善，好在经元善及时潜入澳门，这才逃过一劫。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慈禧太后和载漪本就心里有鬼，总觉得这些洋人不怀好意，企图拥光绪帝复出，因此各国公使也和慈禧太后及载漪结下了梁子。后来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局势一度失控。载漪听后，灵机一动，便跑到慈禧太后那里，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前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何不利用他们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慈禧太后听后半信半疑，便刑部尚书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到天津对义和团进行考察。考察团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赵舒翘和刚毅两人一贯仇洋，他们便回禀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可用，并进而将之导入北京城。义和团进城后到处设坛，还让每家每户都要烧香祭拜。慈禧太后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后，当权派载漪在自己家中设坛作法，并请义和团来看家。就连慈禧太后也在宫中设坛祭拜，以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朝中的官员见后便也纷纷效仿，将义和团大师兄奉为贵宾。表现出积极信奉的样子。由于义和团天天喊着要杀鬼子和二毛子，各国公使和教民们也十分恐惧。更有甚者，义和团不但仇杀洋人，这些人对当今皇上光绪也是十分不敬，还一口咬定他是洋教教主，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光绪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效法外洋，罪不可赦。据说，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闯进宫中，扬言要拿取“一龙二虎头”。所谓“一龙”，光绪帝是也；“二虎”则是指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梁屠锿ㄍ夤摹奥艄簟崩詈枵隆庚子年的五月，伴着义和团的香烟缭缭，北京的天空也是一片阴霾，隐隐有一种不祥之兆。有了朝廷的承认，义和团队伍急剧壮大，管理极为混乱。就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疏导，民众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可怕的。在义和团的鼓噪下，北京城事实上已经是陷于半失控状态。义和团把洋人和教民称为“大毛子”和“二毛子”，任意抢劫教民甚至是与外国相关的财产，后来就干脆发展到公然焚烧教民民居，并杀了不少教民。接着，顺治门内的各教堂拳民们放火焚烧，连北京城最为繁华的正阳门外一带商业区也被连累，四千多家商铺和民居被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这场大火绵延城阙，三日不灭，可见无组织民众的盲动能量之大。局势一旦失控，整个政府的职能也就宣告瘫痪，官员对此乱象也是无可奈何，丝毫不敢招惹义和团，譬如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和主事杨芾等人，就被随意指为教民，差点被拳民们乱拳打死。城里的富贵人家，要么出城避难，要么只能在家中设立法坛，假装信奉，以免受其害。而就在这时，慈禧太后还召见并对义和团慰劳有加，不知道是迫于无奈还是有意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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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04 &&
在此之前，天津早已乱成一团。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活动也无力禁止，于是那些拳民们成天扛旗带刀，出入于闹市之中。不到半月，天津便坛林纷立，秩序大乱。义和团甚至日夜打造兵刃，弄得大街小巷都是冶铁炉子，官府也不敢禁止。天津的那些洋教士们看到如此情形，个个是胆战心惊，他们和教民们后来纷纷逃往租界。局势失控后的北京，事态开始急剧恶化。由于义和团不懂什么国际法，更不懂外交人员保护法，他们的矛头很快指向了那些洋鬼子最为集中的外国使馆。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的时候，被乱兵杀死，尸体甚至被肢解抛在路上。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大为惊恐，纷纷向本国告急求救。慈禧太后得知后也很紧张，便下谕给各国使臣，请他们到总理衙门来商议护送这些洋人出境之事。可惜的是，那些外国公使对当时清廷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不信任清廷能够控制局面并安全的护送他们出境表示。在各公使发生分歧的时候，一向狂妄自大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先走一步，独自前往总理衙门，结果被端王载漪手下的虎神营在途中杀死（杀人者，虎神营恩海小队长是也）。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后，其他公使惊恐不已，他们更加坚信只有闭门不出，加强使馆戒备，等待联军的救援才能脱离困境。至此，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中国本自古以来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如今却公然杀害外国公使，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疑招来了大大的麻烦。于情于理，清廷当时都是要负有严重责任的。由于当时局势日益恶化，义和团又难以管束，朝廷之上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并分化为两派，其中一派官员指责义和团是乱党，而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派则继续支持义和团，并主张乘机围攻使馆，彻底消灭洋人在华势力。在外国公使们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团活动已经风云初现。在当年5月底，义和团进入涿州，并进而破坏铁路，逼近到丰台后，近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尽管意识到义和团的危险，但当时清廷的政策仍旧在“剿和抚”之间摇摆不定。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于是清廷在6月5日命令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招抚，劝导拳民们“一齐解散，各安生业”。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7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当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如果给予上等军械并好生操练，即可成为有用的劲旅，正好可以用来抵御洋人。载漪等人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他们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基本把持了会议。尽管一些大臣明知义和团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所控制。但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仍旧没能在剿和抚之间作出决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得出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于是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事实上，赵舒翘到了涿州后，看到义和团都是些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团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上当受骗还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团早已设好的骗局。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强烈主张“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地复命了事。外国公使们对于涿州一带局势的恶化也很紧张，特别是在长辛店、丰台等车站被义和团烧毁后，更是不顾清廷的反对而从天津调入约450人的使馆卫队。进入6月后，混乱的局势没有丝毫好转，传教士、教民甚至外国的铁路工程师相继被拳民所杀，于是6月10日西摩尔率各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而在同一天，端王载漪、启秀等4人进入总理衙门，更是加强了清廷中仇洋派的势力。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彻底控制了朝政，在他们的鼓励之下，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团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当时的一位士大夫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说拳民们“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大都是一些年轻的“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至6月18日更是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等到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进京的拳民已经达到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识别，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团怎么能如此顺利地进入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义和团决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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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洒家一拳打去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义和团运动不容诽谤》《反抗侵略没有错――袁伟时谬论批判》《袁伟时对强盗的深厚友情》----------------------------------------以上是原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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