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瑶早逝的背后
王均瑶早逝的背后
作者：曹康林
草根出身，草莽创业，王均瑶能否称得上是我们时代的“经济英雄”?他的“胆大包天”是创造了财富神话，还是制造了财富泡沫?他的离去，是否意味着“以勇创富”时代的结束和“以智取胜”时代的开始?
　　上海很久没有下雨了。
　　然而日，上海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雨。这雨疏一阵，紧一阵，空白一阵。雨水在冷风中飘洒，落进了人们的眼中，也落到了人们的心上。
　　1000多名群众冒雨来到上海龙华殡仪馆，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看王均瑶最后一眼。白玫瑰扎就的花圈立满通道两旁，尽管挽联早已被雨水打湿，但上面的名字仍然清晰地闯入人们的视线：王均瑶，王均瑶，王均瑶……
　　遗像旁悬挂的挽联是：忆当年胆大包天名震四海成改革英雄，看今朝英年早逝声撼神州得百年美誉。32个字浓缩了王均瑶灿烂而简短的一生。厅堂正中那张英姿勃发的巨大遗像让　人看了一阵心惊。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王均瑶安静地躺在那里，终于没有看到这场久违的大雨。
　　王均瑶的母亲坐在椅子上，不住地用难懂的温州方言叨念着，像是在为早逝的儿子超度亡灵。王均瑶的两位兄弟王均金和王均豪分立于母亲左右，接受人们的慰唁。王均瑶的妻子手捂胸口坐在婆婆身边，已成泪人。持久的巨大悲痛使她的身体四肢沉浸在一种晃动的状态中。王均瑶的小女儿——这个三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只知道以后爸爸再也不能带她去吃必胜客了。
　　王均瑶生前不是政要，也称不上巨商，可他在中国商界创造了“胆大包天”的创业神话，他的死怎能以一个“累”字了得!
　　王均瑶是经济时代的英雄，他的匆匆离去，是一个经济英雄的悲壮之举。他走了，像风，像雨，像雾……留给我们很多悬念。
　　日，笔者对王均瑶走过的路进行了调查梳理，将王均瑶真正的死因告诉给读者。
　　锦衣背后的贫寒童年
　　王均瑶虽然死在繁华的上海，但他的出生地却在远离上海的一个小渔村——坐落在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这里一边临海，三面环山，距离县城有50多公里。过去这里一直没有公路，村民要进一趟县城，得翻山越岭，步行5个多小时。
　　日，笔者来到笼罩在蒙蒙冷雨中的大渔镇渔岙村。虽然温州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可是这里除了山就是海，看不到田。此时正值海水涨潮，停泊在海边的渔船与最靠海的房子，几乎在同一平面上。村背后是山，很陡峭；村前面是海，很辽阔。53岁的村主任郑元金刚从王均瑶葬礼上回来，他告诉我：“渔岙村有500多户渔民，2000多人口。600多年前，这里是明朝抗击倭寇的战略要地，在村子的东北和东南两个山岗上，至今还有两个烽火台。过去这个村有30多条渔船，养活着村里几百号人。那时集体出海，集体打鱼。海生物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资源，海鲜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小小的渔村吸引着方圆几百里的挑贩爬山涉水来这里进货。靠这老天爷赋予的自然资源，村里谁还想出去闯世界？20世纪80年代后，情况就变了，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枯竭，一时间‘僧多粥少’，人们不得不想办法到外地去发展。”
　　“王均瑶是第—个出去闯荡的人吗?”笔者问。
　　郑主任精瘦的脸变得沉重起来：“你要了解王均瑶的情况，我晓得的也不多。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十几岁便离开了村子，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我只知道小时候他家很穷，父亲是个孤儿，姓徐，是王家招女婿过来的，所以孩子们都跟着母亲姓。解放前王家是很有实力的，王均瑶的外公是这村子的保长，也是这个村的最高权力者，解放后，被判了死刑。从此，王家开始走下坡路。王均瑶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母亲有条腿不太好，只能在家里织网，做些家务，一家7口人全靠父亲出海打鱼为生……”
　　作为长子的王均瑶，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必定会产生振兴王家、撑起王家的责任感。
　　“在学校里，他就是静不下来，上课时，他不是到海边去摸海红(一种可吃的海生物)，就是到山上去砍柴。在他三兄弟中，他的学习成绩是最差的，读到小学三年级，他就退学了……在我的印象里，王均瑶不太爱说话，但在小伙伴里似乎很有威望。村里小孩打架时，总看到有他在，并指挥着自己的一支‘队伍’。”现已退休的王均瑶的老师黄丕林说。
　　王均瑶退学后，就跑到大姨家的印刷厂当学徒。印刷厂设在与大渔镇相邻的金乡镇(20世纪80年代初，金乡是全国第一个搞印刷、商标的专业镇，龙港成为印刷名镇是后来的事)。王均瑶在那里，白天跟着叔叔阿姨们学印刷，晚上就给全国各地的客户写信拉业务，把当地一些印刷品的样品以信件的形式寄往全国各地。如果哪个厂家有兴趣回了信，他就进一步联系，直到把客户抓到自己的手里。就这样干了两年，王均瑶觉得要赚大钱，必须走出金乡搞推销。当时他只有14岁，他知道如果单独一人出去闯，即使自己有这种胆量，客户也不会与他这个“娃娃兵”谈业务。于是，王均瑶回到家里找母亲商量，希望隔壁的肖玉宝叔叔能带他出去闯一闯。肖玉宝曾经在福建一家木材公司做会计，后来回到家乡做起了推销员，主要是推销金乡一家工艺厂的塑料和商标制品，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跑。
　　“那天，均瑶的母亲找到我，要我带他出去闯闯，我见那孩子个儿不高，瘦瘦的，怕他吃不了这个苦，万一在外面跑丢了怎么办?均瑶的母亲就说，我这孩子很听话，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会给你添乱。当时我见他眼睛一闪一闪的很机灵，又禁不住他母亲的恳求，便收留了他。”肖玉宝已经76岁了，可是对于这段记忆他却超乎寻常地清晰。
　　问及王均瑶的一些情况时，肖玉宝满脸自豪，他回忆道：“第一次带王均瑶出去是到江西。在与一些厂家洽谈的过程中，我察觉均瑶的脑子特别灵，对方出个什么价，他的眼珠子一转，根据自己的成本，马上就知道这笔生意能不能做，合不合算。第二次带他出去，是到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去谈一笔业务，他见到守门的枪兵有点紧张。我告诉他，在外面联系业务，首先要胆大，什么地方都要敢闯，做生意不是做坏事，人家不会吃掉你。均瑶连连点头。那一天，我们两人跑得很累，我回到旅馆就想睡觉，均瑶却对我说，他想一人去看戏。我说：‘这么大的省城，晚上走丢了，我如何向你母亲交待?’他说：‘不会的，我白天已经把路线都记下来了。’我还是摇头不让他一人出去。他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我：‘您就让我出去练练胆儿吧!’我只好随他了。均瑶走后，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总担心这孩子会迷路。可没想到，他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满脸是笑地回来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
　　从肖玉宝家出来，天空还飘洒着绵绵细雨，像是整个渔村都在哭泣。我走下山坡时，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很扎眼的祠堂，村主任说：“这是王家的祠堂，王均瑶的外公在世时，这里是一所学校，他外公兼任校长。前几年王均瑶回来扫墓时，又修筑了一次。我在参加均瑶的追悼会时，他母亲满脸泪水地对我说：‘我们老家没风水，人才留不住呀!’说完就放声大哭，我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出来……”
　　王均瑶出生的渔岙村，除了给他一条穷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发财的机遇和资源，以致后来他从不提自己的出生地，就连大渔镇和金乡镇他也不提。他向媒体介绍时总说自己是龙港人。因为大渔是一个无名小镇，金乡在20世纪80年初风光过，就不再是名镇了，而龙港作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
　　在中国的生意场，“出生地”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影响着谈生意的成功率。在大渔镇采访时，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王均瑶在与外国人接触时，说自己是上海人；与上海人接触时，说自己是温州人；与温州人接触时，说自己是龙港人；与龙港人接触时，说自己是金乡人；与金乡人接触时，说自己是大渔人；与大渔人接触时，才说自己是渔岙人。”
　　村主任还告诉我：“2002年春天，我听说王均瑶要来龙港，就连夜到‘均瑶大厦’去找他。我说，村里的小学已成了危房，村里较穷，拿不出钱来修学校，能不能支持一下?他说，这是小事，找我妈就行了。你先搞，差多少我补多少。后来他妈说手上也没多的钱，只给了2万元。”旁边一位村民插嘴道：“他给藻溪镇小学是20万元，给大渔镇中学也是20万元，给我们村是最少的。”村民们还说：“王均瑶一般很少回村。两年前的3月份，王均瑶带着母亲等人回来过一次，开着车来的，只匆匆的个把小时，没有与什么人接触，这是王均瑶最后一次回渔岙。”
　　王均瑶的上述行为，笔者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是不爱渔岙，而是他穷怕了。当他一身锦衣地融入上层社会时，他的这种怕又转变成了对贫寒身世的抱怨和憎恨。即使后来王均瑶有了35亿元的庞大资产，他依然不能忘记童年的窘困和辛酸。
　　然而，渔岙的2000名父老乡亲能明白他吗?他们能原谅他吗?
　　渔岙毕竟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啊!
　　一步登天，将生命的能量提前用尽
　　王均瑶只跟肖玉宝跑了一年半，就开始单鸟独飞了。
　　那时，他还是一只羽翼尚未丰满的小鸟。可是，他却要在风雨中搏击长空。
　　1989年春节前夕，王均瑶跟温州老乡们一起包了一辆豪华大巴，从长沙回苍南。汽车在1200公里的漫长山路中颠簸前行，车上的人都累得够呛，王均瑶感叹了一句：“汽车真慢!”旁边的老乡挖苦他说：“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得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爱思索的年轻人开始反问自己：“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就不能承包?”但王均瑶没有作声，他知道，当时别说是包飞机，就是连买机票都需要县团级以上的证明。
　　然而，王均瑶却抓住了这句话，做起了“包机”文章。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王均瑶正处在“以勇取胜”的温州时代，经过长达9个月的走访、市场调查、与有关部门沟通，最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王均瑶盖了100多个图章，终于在中国民航铁桶一般的大门上撬开了一条缝。
　　日，一架从湘江畔飞来的“安24”银鹰，稳稳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王均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同时他也为自己赢得了“胆大包天”的个人品牌。“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个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那一天，作为一名演员，我面试合格，被允许登上舞台。”那年王均瑶只有25岁，一个贫穷的农民，一个小打工仔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就是这一次人生的巨变，使王均瑶的欲望急剧扩张，随后他一下子包了50条线。再后来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日，记者在龙港镇采访，一位乡镇干部说：“其实王均瑶包飞机并没有赚到钱。当时，他一无航空知识，二无包机经验，走的是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头几年亏得特别掺。温州——上海线在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亏损60万元，1997年又亏损200万元；温州——昆明线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因客源不足亏损230万元；深圳——义乌——北京线从1994年到1997年共亏损500万元；温州——珠海线蒸发80万元；温州——南京线重亏100万元……”
　　但王均瑶不得不继续走下去，“包机”是他的无形资本，“包机”是他的品牌，如果不包机，谁还知道王均瑶呢?他还能把生意做大吗?于是，他扛着“包机大王”的旗帜，开始“超常规发展”，向四面突击：
　　1994年6月，均瑶进入乳业，建成年产达30万吨的生产线；
　　1997年11月，投资近亿元的温州均瑶宾馆投入运营；
　　1998年10月，投入巨资，以平均每辆68．8万元买下了近百辆温州出租车的永久经营权证；
　　1999年12月，在上海浦东康桥征地200多亩后，将集团的营运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迁入上海；
　　日，经国家民航总局批准，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入股武汉航空公司，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航空公司和武汉高科控股集团共同组建“东方航空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日，上海均瑶集团又以5．5亿元投资收购了一幢32层高、总面积达8万平米的商务大厦，大厦位于上海繁华的徐家汇肇家浜路，经批准命名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
　　日，投资逾5亿元的宜昌均瑶国际广场奠基开工。该建筑地处湖北省宜昌市的黄金地段。整个项目包括五星级酒店、购物中心和大剧院三大主题，总面积约10万平米……
　　王均瑶的战线越来越长，阵地越来越大，而他的管理水平却很难同步提高，很多事情仍不放心交给他人，非要战前指挥，有时甚至既当指挥官，又当士兵。据说，王均瑶在考察浦东那块地时，曾亲自用脚一步一步去丈量。
　　他担任上海浙江商会会长后，策划组织了“新浙商财富沙龙”、“新浙商欧洲行”、“新浙商走进崇明岛”等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新浙商在上海的形象和地位。2004年6月中旬，王均瑶明知身体不舒服，仍亲率浙江商会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在发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再次抱病率百名浙商上崇明岛考察，并坚持开完理事会，才去医院检查治疗，一直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到最后一刻。
　　杭州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说：“在商会的会刊《新浙商》出刊前，王均瑶跟着编辑们一起奋战了5天5夜，每篇文章、每个标点都认真修改。因此人们说他虽然胆大包天，但同时也是心细如发。”
　　后来记者到上海采访，均瑶集团党委书记陈理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均瑶于8月份出院了。那一天下午6点半，大部分员工还在办公室，他谈笑风生地进了公司。当我闻讯过去时，正看见他大步跨入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他长嘘了一口气，兴奋地说：‘离开公司这么长时间，真是憋死人了，我要好好地感受办公室的气氛。’说完，他开始审阅当天的《均瑶新闻》，过了很久才意犹未尽地姗姗离开。”
　　王均瑶后来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好：“我希望能够逐步从董事局退出来，用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来学习。”然而，他的执著使他的“退出”成了一个虚拟的希望。
　　过度的操劳，是王均瑶病倒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一个人体内储存的能量能使其活到80岁或120岁，而王均瑶却仅用38年就把这些能量提前用完了。38岁——这个生命之花本该盛放的季节，王均瑶猝然枯萎!
　　高处不胜寒，压力将他推向死亡的快车道。
　　从渔岙村村主任拿出的一个笔记本里，笔者看到了王均瑶所担任的社会职务：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上海青年联合会常委
　　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
　　上海各地在沪青年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
　　上海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
　　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常委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
　　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温州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温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一个企业家被聘担任社会职务是很正常的事，但像王均瑶拥有这么多的职务，笔者却很少见到。而且每个协会的活动他都争取参加，不让自己有片刻喘息的机会。即使是钢铁也有疲劳性，然而，王均瑶却像一架永不知疲劳的机器，疯狂地工作着。直到2003年的一天，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食道癌。
　　这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让王均瑶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万念俱灰。想想自己从白手起家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到建立国内最大的民企液态奶企业，再到总资产35亿元的均瑶集团，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正是如日中天的黄金时期，而这一切都将随生命的终止而画上休止符吗?扛过了多少艰难困阻，闯过了多少激流险滩，来之不易的辉煌很快就要如流水而去，“英年早逝”这四个恐怖的字眼竟然真的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如果这时候王均瑶能侧身勇退，病情得到控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却放不下手里的工作，他也不能放下手里的工作。
　　因为他拥有的航空、乳业和置业投资三大板块，均面临着严峻挑战：乳业虽已经形成华东以无锡为中心、西南以宜昌和当阳为中心、华北以丰润为中心的生产基地，但因乳品行业经过多年市场竞争，利润已大大摊薄，以致在均瑶集团的预算中，亿元的销售收入仅仅会带来1000万元的净利润；而在航空领域，由于政策限制，短期内均瑶集团的发展空间也十分有限，预计航空板块16亿元的销售收入能为集团带来4000万元左右的利润。而此时王均瑶一直希望收购的宜昌机场早已“花落别家”，在年初被海航斥巨资收购。所以，王均瑶要成为中国收购机场第一人的宏梦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面对公司这样一个局面，他能退出“江湖”安心养病吗?何况还有“要当大陆李嘉诚”的理想，支撑着他“宁可战死在战场，也不当逃兵”。
　　有知情人告诉笔者，活力四射的王均瑶，常常累得倒头入寝，靠身就睡。每当疲劳之后，他就以酒提神，和朋友们一起“搞搞气氛”，他喜欢唱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尽管王均瑶想用“酒”、用“歌”来减轻自己的压力，然而，杯酒欢歌怎能抵得过旷日持久的巨大压力?
　　日，他终于被扳倒了，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王均瑶不想让更多的人打扰他，另外，他不能让股东们知道他病了，这样对公司是不利的，于是他对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当他在医院做完第一次手术，有位朋友问他：“最近怎么瘦了?”他笑着回答：“在减肥。”据瑞金医院护士讲，王均瑶之前曾以王华的身份在瑞金医院动过手术，但7月病情复发，又被送入瑞金医院，直到去世(王华是王均瑶以前在苍南从事印刷业、发业务信时用的名字)。
　　王均瑶为什么要隐瞒病情?有人分析：一是他的两个兄弟——王均金和王均豪还不足以担当起均瑶集团领导人的重任；二是均瑶集团近年的扩张非常迅速，在银行借了大量贷款，此刻王均瑶个人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引起银行的关注。
　　究竟哪一个答案才是王均瑶隐瞒病情的真相?人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均瑶是经济时代的英雄，却不是一个合格的老总。因为一个合格的老总不仅会处理公司事务，还很会放松自己。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非常自觉地坚持有规律的生活，烟酒基本不沾，按时起床睡觉，如果时间允许，还会晨跑；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每年都抽出1／3的时间来过自己的生活：登山、漂流、滑雪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指挥着4万多名职工，而他每天上班只做一件事，给自己的几个副手写一张便条，然后，说两句话：第一句是“便条你看了没有?”第二句是“然后呢?”
　　可以说王均瑶的死，与他长期处在重压下的生活有很大关系。
　　据医学表明，食道癌的病发有三种因素：一是食物，二是压力，三是遗传。这三条王均瑶基本上都具备。渔岙村民讲，王的父亲也是死于食道癌。这一点他不但没有防备，反而要经常出席大项目谈判之后的饭局，喝酒也是常事。但了解王均瑶的人都说，夺走他生命的主要敌人是压力。一位研究免疫的医学博士说：“人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免疫力会下降80％，患癌症的可能性达到100％。在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时，不少破产企业的老板，两三年后均死于癌症。人们还对白鼠做过试验，把白鼠关在笼子里，隔一会儿干扰它一下，不让他休息，过不了几天它就会死亡。”
　　据均瑶集团副总裁李涛介绍：“王均瑶生前想淡出管理层，进行家族制企业改造，但最终他没能抵住来自家族各方的压力。”李涛回忆说：“那阵子王均瑶经常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沉思。”当时很多员工经过董事长办公室时，经常看见王均瑶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如果当初不再犹豫，王均瑶也许不会死。
　　一个人在知晓生命即将终止时，时间就成为他最珍惜的东西。不同的是，有人是珍惜时间享受最后的生命之乐，有人则是珍惜时间完成尚未达成的夙愿。王均瑶属于后者，在经历了万念俱灰短暂的痛楚后，他很快平静下来：死则死矣，惊恐万状只能加重痛苦，不如坦然面对一切，抓紧有限的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均瑶走了，留下了什么
　　2004年11月中旬。
　　笔者在温州大街上拦了一辆的士：“到均瑶大厦，知道地方吗?”
　　“知道，”司机说：“王均瑶不是死了吗?还到均瑶大厦找谁?”
　　笔者装着不知道地问：“怎么死的?”
　　“太坏了。”
　　笔者以为没有听清便问：“您说什么?”
　　司机又重复了一遍：“太坏了。”
　　“他是你们温州的首富，家有35个亿的资产，《福布斯》榜上有名，怎么坏呢?”
　　“他没钱，都是银行的钱，现在还欠银行的几个亿呢。他就是胆子大，1999年，温州市政府向社会放出了300个车牌公开拍卖，当天早晨一开拍，二个车牌就拍到了60万!他却报出68万元的高价，拍得了80多辆出租车车牌，没有搞两年经营不下去，就给卖了，几乎是原价卖的。”司机指着窗外马路上写有“均瑶”字样的出租车说：“你看，这些车都是别人的，不是王均瑶的。”
　　笔者反驳：“他现在的主业是经营飞机。”
　　司机说：“经营飞机是不赚钱的，全国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赚钱，他能赚多少钱?报上说的都是笔者帮他吹牛的。到了。”当出租车停在均瑶大厦门口时，司机往车窗外一指：“你看，这均瑶大厦都被围起来了，已经停业几年了。”
　　为证实这些话的真假，笔者下车后走近被跳板围起来的均瑶大厦，从围着的缝隙往里看，只见大厦门口堆满了铁锈斑斑的钢管，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不知在敲打着什么。笔者绕到后门去，从后窗朝里看，只见房子的地基已被敲得稀烂。一个工人从旁边一个侧门里走出来，笔者迎上去问：“这均瑶宾馆什么时候开业?”
　　他说：“明年年底。”
　　“是什么原因停业?”
　　“地基歪了，要重新修整地基，工程很大。”
　　“修好后准备做什么?”
　　“建四星级宾馆。”
　　在金乡镇采访有关部门时，有人说：“王均瑶我们不了解他，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金乡人，我们也不把他看成金乡人，他对金乡也没有什么贡献。”
　　笔者说：“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他在金乡待过几年，而且金乡是他创业的发源地。”
　　“也许吧。”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有人说，他在餐馆和别人打架，公安局要捉拿他，他就跑了，不回来了；也有人说，他私自办企业，偷税漏税，税务局找他，他就跑了。后来，听说他包了飞机，我们才知道他的下落。”
　　《温州人》杂志曾向200名温州百姓做过调查，当问到最成功的老板时，答案是：南存辉第一，王均瑶第二。当问到哪个温州老板最有出息时，答案是：南存辉、王振滔、周大虎、郑秀康、吴志泽……却没有王均瑶。
　　有位温州人说，王均瑶死后，他的集团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均瑶集团上下都充满着王均瑶气息，作为弟弟的王均金如何才能重整旗鼓，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二是由于均瑶集团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摆在王均金面前的是如何把它改造成现代化企业?三是目前牛奶产品价格战越打越烈，乳业洗牌异常惨烈，均瑶乳业能否继续发展?四是均瑶集团刚刚拿出2．4亿元的现金入主大厦股份，在宏观调控形势严峻、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均瑶如何渡过资金困局?杭州一个学者听说王均瑶病逝的消息后，发出感叹：“王均瑶的去世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温州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认为王均瑶是温州商人的典型符号，随着中国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最早创业的那一代温州人必须改变原有模式，所谓的温州模式可能要结束它的风云时代了。
　　原温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应云进副教授表示，王均瑶其实代表了温州“以勇取胜”的一代创业者，他们这一代企业家是从市场不平衡中寻找商机。但是现在是一个“以智取胜”的时代，温州模式和温州企业家的经营方法都必须转变。
　　王均瑶的病逝，引发了许多浙江商人的触动。笔者在采访时，经常听到企业的老总谈起，生意场上激烈的竞争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力透支，使体质越来越差，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均瑶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更多的学者却预测：由王均瑶之死，很快会在中国企业刮起一阵科学管理的旋风，因为只有懂科学管理的人才会活得轻松愉快。在国外“轻轻松松当老板”是一句很时髦的口头禅。美国有一份压力指数调查表，排在第一位的是矿工，第二位是警察，第三位是飞行员，第四位是司机，第五位是演员，第六位是医生，第七位才是总经理，排在最后一名的是图书管理员，他们只担心别人还不还书就行了。当老总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像图书管理员一样地轻松。可见真正的老总压力并不很大。压力大的老总决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老总，至少不能算一个懂管理的老总。
　　茫茫人世，总有人来，亦有人去。可是一个商人的去世，却在2004年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能更多的人会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同情和惋惜，也会有人把它当成给社会各阶层人士敲响的“以命换钱”的警钟。
　　日，因“包机大王”王均瑶的病逝，笔者特地来到柳市采访温州首富南存辉，希望他能针对“王均瑶事件”谈谈看法。正泰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廖毅告诉作者：“南董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了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学习、考察、商务谈判；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进行一些公关活动；还有三分之一是在公司处理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在公司很少做一些具体事，他主要考虑企业的战略和方向问题。”
　　廖毅还讲述了南存辉的“懒蚂蚁理论”。在人们的印象中，蚂蚁是很勤劳的。但有位生物学家发现蚂蚁中也有一种懒蚂蚁。如其他的蚂蚁都在啃骨头时，有少数蚂蚁却在袖手旁观，一会儿这里瞧瞧，一会儿那里看看。结果在那些勤劳的蚂蚁啃完骨头，仍感到饥饿绝望的时候，懒蚂蚁就开始把勤劳蚂蚁带到自己在“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时发现的食物场所，于是懒蚂蚁成为领军人物。据生物学家研究表明，懒蚂蚁和勤劳蚂蚁的比例是2:8，这正好符合富人和穷人的比例，人们称这些懒蚂蚁为企业家。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是勤劳的蚂蚁，而应该是“懒蚂蚁”。如果一个企业家整天像勤劳的蚂蚁一样忙个不停，哪有精力来研究战略上的问题呢?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个时代不再步履蹒跚；对企业家来说，却是殚精竭虑，透支生命。
　　几年前，青岛啤酒总经理彭作义壮年而死；不多时，54岁的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倒在跑步机上；现年44岁的麦当劳总裁因患癌症辞职……事实上，企业的健康是以企业家的不健康为代价的。
　　然而，王均瑶给企业家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在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后，仍然“事必躬亲，做拼命三郎”是否是可取的管理方式?
　　我们常说，很多温州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属于“特殊的人力资本”，他们所有的公司是“一个人”的公司，这不仅仅是指公司的大股东常常是一个人，而且公司的重大经营运作靠的也是一个人。通俗一点讲，就是关系资本，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对创始人健康状况讳莫如深的重要原因。因为创始人一走，相应的社会信用就会被带走，许多东西就变得无法追溯。企业创立者在公司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当经济发展到有序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建设。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是现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方式。靠制度、靠规范，让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一个决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仅靠一个人的力量的时代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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