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与与狼世家皮鞋的不同看法

宋氏家族:中西合璧的资本世家
来源:齐鲁网
关键词:“寻根鲁商”系列(之三)
[提要]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派人去日本松下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日本人非常吃惊,说 :我们这套管理模式完全是照搬你们中国的宋式管理来的,我们还没达到他..
&&&&&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派人去日本松下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日本人非常吃惊,说 :&我们这套管理模式完全是照搬你们中国的&宋式管理&来的,我们还没达到他的水平,为什么你们还要来向我们学习?&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文/图&& 吴永强
&&&&& 曾经名冠中国的&宋氏管理&,缘何无人知晓?以&抵羊牌&毛线成为国货最著名代表的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在历史上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山东到天津,一个家族的商业传奇,是怎样与历史大变局紧密结合的?
&&&&& 发源于山东青州的宋氏家族,和我们前文提到的苗氏家族、张氏家族类似,都经历了父子相继的辉煌阶段,但他们明显的西方教会背景、更加现代的管理模式,成为后人研究近代中国商业史的一面旗帜。
宋传典:从中学教师到山东首富,从&上帝的仆人&到省议会议长
&&&&& 一切还要从19世纪末的青州说起。
&&&&& 晚清的中国,外国企业在通商口岸纷纷发展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外国企业扎根中国的同时,教会势力更加广泛地深入中国内地,影响了一大批普通人,地处山东半岛的益都(现青州)也不例外。
&&&&& 1875年,宋传典生于青州前龙山峪宋王庄。幼年时,其母摘树叶充饥,坠地身亡。其父卖靠柴草为生,家境异常贫寒。
&&&&& 1887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库寿宁来青州传教,宋传典在教会学校从ABC开始学习,接受到了当时难得的现代教育。毕业后,他到一所中学教授化学和英文,收入不错。后来他甚至当上了一个私立小学的校长。稳定、充实的生活使他对上帝和他的仆人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以后,宋传典先后担任益都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并兼官立青州中学堂英文教习,&借教会的势力挤入士绅之林&。
&&&&& 早在1900年,库寿宁的妻子为了贴补丈夫所需经费,与宋传典创办德昌花边庄。
&&&&& 义和团大闹山东时,当地的洋人受到很大的冲击,尽管库寿宁夫妇在当地口碑不错,但生意也受到很大影响。此时,宋传典父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说,当时为了缓解&民愤&,库寿宁夫妇常常在大街上散发铜钱,施救众生,在一旁推着装铜钱的独轮车的就是宋传典的父亲宋光旭。
&&&&& 年轻伶俐的宋传典更是四下活动,动员乡邻积极支持库寿宁夫妇的生意,再加上他会说英语,亲自到烟台、青岛、济南的洋行与老板直接对话。在宋氏父子的帮助下,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花边庄一直维持了正常的经营,宋氏父子赢得了库寿宁夫妇的彻底信任。
&&&&& 1912年,宋传典辞掉了在教育界的职务,将德昌花边庄改为&德昌洋行&,兼营进出口贸易。
&&&&& 宋传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过商人的生活。要知道,在20世纪初的青州,中学教师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然而,宋传典是一个教徒,既然&上帝的仆人&要让他那么做,他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和勇气。
&&&&& 一次勉为其难,成就了一个山东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商业家族。
&&&&& 库寿宁夫妇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曾经帮助的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后代,此后竟然在山东乃至中国的政坛和商界扮演了重要角色。
&&&&& 后来,库寿宁夫妇回国,临行之际,他们把在华产业交给了宋传典。
&&&&& 1917年以后,花边在西欧滞销,宋传典遂改为专门生产发网。发网是当时欧洲妇女的常用物品。初期,宋传典从国外进口染色头发,后来,中国农村男人剪辫子者日趋增多,而女子留短发亦成为时尚,国内原料充足。宋传典经过多次试验,掌握了头发着色技术。他在许多省份设专人收购头发,并在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设立了分行。
&&&&& 宋氏家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他开始向传统的官府进军,最终实现&中西合璧&。
&&&&& 1919年,又一次社会变革影响了宋传典的人生轨迹。&五四运动&爆发,当时的山东省长沈铭昌提请北洋政府嘉奖山东一些知名工商界人士。宋传典花了银子,得到了一枚六等嘉禾章、一块&通商惠工&的匾额,山东省政府也嘉奖他一块&实业勋荣&的匾额。
&&&&& 宋传典成了山东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当上了县议员,1922年又花2万多元当上了山东省议员。1922年山东省议会举行第三届选举,宋传典作为英美教会支持的势力,是中间力量。最后,在直皖两系的鹬蚌相争下,他凭借雄厚的财力,花了18万元贿买选票,当选为省议长。
&&&&& 就任之后,宋传典看到干汽车运输有利可图,迫使省政府批准他集资15万元,开创东武汽车公司。
&&&&& 当选议长后的宋传典在济南安了家,把家族的大部分生意也搬到了济南,成立了&德昌洋行&。在德昌洋行附近,还有德国人创办于1918年的太隆发网厂。没过多久,包括太隆在内的数家发网厂先后倒闭,济南的发网生产和出口遂为德昌洋行所垄断。
&&&&& 1925年,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宋传典带头拥护,张宗昌投桃报李,委以宋传典山东赎路督办的肥缺,并且不准议会改选,宋传典的议长位子得以保留。
&&&&& 可是好景不长,1928年,国民党军队北伐。宋传典怕自己长期依附北洋军阀,不能见容于国民党,逃往天津。新上任的省长陈调元下令逮捕查办山东&四凶&,其中包括张宗昌和宋传典。
&&&&& 宋传典以重金买通国民政府要员王正廷,向蒋介石说情。1930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解除对宋传典的通缉。得知消息,宋传典欣喜若狂,却突发脑溢血毙命。
&&&&& 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归还了宋氏被没收的财产,还在宋传典的灵柩回青州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如今,宋传典的墓仍然在他的老家&&青州宋旺村。
&&&&& 近代以来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之力而崛起的资本家并非宋传典一人,比较典型的还有山西长治的张启轩、江西庐山的胡金芳。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始人,虽然没有从传教士手中直接接手企业,但从其求学、做工、创业的经历来看,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借传教士而崛起的民族资本家。&
&&&&& 宋传典是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社会的缩影,贫贱的出身也使得他成为近代中国大动荡、大转型社会中草根崛起的典型。
&&&&& 宋传典亦官亦商的经营模式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同时的苗海南、孟洛川等人也同样对官府趋之若鹜。宋传典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与西方势力极为密切的关系。宋氏家族和张宗昌、韩复榘的密切关系,成为他们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为他们的事业埋下了隐患。
&&&&& 宋传典死后,其经营思路在儿子宋斐卿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宋式管理&模式。
宋斐卿:民族热情高涨的管理大师
&&&&& 关于宋斐卿等近代著名民族企业家,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道:&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甚至成了一个商业竞争的武器。&
&&&&& 宋斐卿便是典型的具有民族主义热情的企业家。
&&&&& 1898年,宋传典的长子、宋氏家族的第二代传人宋斐卿出生。按照家族的传统,他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受到了父亲的严格管教,中学毕业后,宋斐卿被送到刚成立不久的齐鲁大学。
&&&&& 由于齐鲁大学为教会管理,学生毕业后要传教三年,宋斐卿认为那样太浪费时间,并且他也想到更大的地方去开眼界,他向父亲提出要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宋传典同意了。
&&&&& 在齐鲁大学期间,他的一个英国老师给他们推荐过一本《美国是什么》的书,这本书让他一直对美国有一种好奇。在燕大读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功赴美攻读商学,为他后来成为工商巨子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 与他的父亲不同,回国后不久,宋斐卿将自己事业的重心放在了天津。
&&&&& 开始,宋斐卿经营的天津德昌洋行主要代理汽车进口,销售一种&飞德禄&牌汽车。他曾经为韩复榘的部队装备过自行车,改装过装甲车,发了一笔军火财。&
&&&&& 上世纪30年代初,随着宋传典的去世,宋氏在山东的势力被雨打风吹去。而此时,宋斐卿正在天津谋划着家族的复兴。
然而,在美国时就生成的实业情结再一次在宋斐卿的脑海里浮现。此时,宋斐卿的弟弟宋宇涵也从美国学成归来,兄弟两个想到了一起:创办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毛纺厂。
&&&&& 韩复榘成了第一个招股对象,有了此前默契的配合,韩复榘答应出资,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5万银元。宋斐卿又找到了在联青社结识的老乡徐燕珊,他是北洋政府前总理徐世昌的侄子,实力雄厚。通过同乡和教会系统的朋友,一共筹集了20多万元资本金,大小股东14人,宋斐卿任总经理。
&&&&& 当时的天津精英荟萃、巨贾云集,像宋斐卿一样想做一番大事业的大有人在,朱继圣就是一个。朱继圣曾留学美国,并取得经济学硕士,颇具雄才大略,回国后在仁立毛纺公司当总经理。&仁立&是由孔祥熙等一批欧美留学生为主体发起成立的一个大型毛纺企业,在天津影响很大。
&&&&& &同行是冤家&是几千年不变的公理,不过,从小受到西式教育的宋斐卿首先想到了合作。在了解了对手朱继圣的为人后,他决定去朱宅跟朱继圣聊一次。
&&&&& 我们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在天津那个西式小楼上宋斐卿和朱继圣都聊了些什么,但谈话肯定比较愉快,因为此后两个竞争对手一直配合默契:各自做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的市场,并且还互通信息、互相扶持,两个以实业兴邦为己任的年轻人成为了知己。
&&&&& 后来宋斐卿多次提到,他与朱兄是&酒逢知己,将遇良才&。
&&&&& 宋斐卿建厂的起点很高,租借了大面积的土地,仅租金每个月就有1200两白银。为了解决不稳定的供电问题,他花大价钱从德国进口了火力发电机组,纺织机械也从英国进口。由于铺的摊子很大,资金很快就用完了,宋斐卿开始招股集资,办股份制企业。
&&&&& 宋斐卿曾向员工们强调说:&在东亚做工,我就要让工友们得到这样两个好处:一个是要让大家成为股东;一个就是大家学到真本领。将来,就是某个人离开了东亚,也能利用在东亚学到的本事在社会上自立。&宋斐卿有句名言:&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
&&&&& 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正式揭牌。在公司起名时,大家都想着用吉、瑞、祥等喜庆字讨个口彩,但宋斐卿一概否定,他认为这样的传统店号谈不上&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最后他把公司命名为&东亚&,立志为中国实业赢得在全球应有的位置。
&&&&& 宋斐卿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开创&宋式管理&模式。他总结了&东亚公司主义&: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配合,实行劳资互惠,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他在大门山墙上挂着标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饭堂墙上写上&军事纪律,基督精神&。东亚在企业内部有民乐队、京剧团、歌舞团,还把全厂职工分成了36个运动队,包括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游泳等,并规定每天必须定时训练45分钟。
&&&&& 宋斐卿还在北京西山建了一所疗养院,聘请知名的保健大夫,职工患病可以去疗养,每个职工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也可以去西山休养。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到东亚考察,对宋斐卿在职工福利上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
&&&&&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的纺织业很快就无力抵制进口棉纱、毛织品的倾销了,六大纱厂先后被日商兼并,成为日本公司的&公大七厂&。就在民族纺织业奄奄一息的时候,东亚成为了中流砥柱,于是&抵洋&品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后来觉得太直白,于是改成了&抵羊&。
&&&&& &抵羊&在洋货围剿下冲刺有力,走向全国,畅通无阻,在许多民族实业产品出路艰难中,独树一帜,奇迹般地突飞猛进。这固然有着许多经营上的关系,而注重产品宣传这个现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与今天的甚为接近,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宋斐卿的经营意识是超前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是现代化经营意识最强者之一。
&&&&& 时人这样称赞&抵羊牌&:&可谓现代唯一荣誉之国产物,更可称为舶来品之劲敌。&
&&&&& 宋斐卿将父亲身上传统的商业构想与自身的实际结合,创造出的全新的管理模式,泽被后世,至今不绝。
&&&&& 解放后,宋斐卿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委员。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民族资本企业,在天津期间他谈得最多的就是宋斐卿,说宋斐卿的&抵羊&体现了民族精神,还答应让宋斐卿继续做大,&将来可以多给你一些厂子,十个八个都归你管&。宋斐卿专门向刘少奇呈递了几万字的发展计划《我的梦》。
&&&&& 此事后来成为刘少奇的政治&污点&之一。
&&&&& 1950年3月,宋斐卿去香港筹款买设备,被国民党特务控制,无法回到内地,辗转到了巴西。
&&&&& 自此,宋斐卿与大陆诀别,&我的梦&也就成了永远的梦。
&&&&& 他在巴西经营了一段橡胶生意,最后被美国&八甲&公司打垮而破产,晚年到了美国,1956年病逝,享年58岁。
&&&&& 如今,东亚毛呢公司厂房建筑位于天津市营口道,为方形建筑群,有一百多间厂房、楼房、职工宿舍,门前有一对&抵羊&石雕,似乎依然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资料图片提供:山东省图书馆)
编辑:山东广播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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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姚氏始祖姚敏系江南太仓州嘉定县人(今上海市嘉定县),兄弟三人,敏排行二。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朱佑樘继位。敏当时是嘉定县衙的书吏,朱佑樘南巡回京时,敏随从护送,行至青县地界时因重病不能继续前行,就此别驾,跑马圈地落户。于明弘治13年受封河北省泊镇别驾之职,寄于渤海,辗转定居青邑,繁衍生息,子孙人丁兴旺,至今已500余年,20余世。定居青县以来,青县姚氏科第连绵,仕宦相继,代不乏人。
&&&&有过著述传世的青县姚氏仕宦文化人物如下:
&&&&姚思虞(1615年前后在世),明官员。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官陕西临洮府同知。著有《姚思虞诗文集》
姚景图(1655年前后在世),清青县人。顺治举人。纂《青县志》4卷,于康熙十二年刊。
&&&&姚大谦(1800年前后在世),清官员。字地山。青县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间授山西太谷知县,改浙江临安县知县。著有《算法》&&&&
&&&&姚家驹(生卒不详),清青县人。诸生。著有《传家醒世录》
&&&&姚应虞(生卒不详),清青县人。岁贡生。著有《云窗诗稿》
&&&&姚毓兰(1855年前后在世),清青县人。字晓江。廪贡生。性刚毅,律身颇严。曾任肃宁县教谕。著有《澹雅斋遗稿》
&&&&姚观峰(1880年前后在世)清青县人。字莲舫。同治癸酉恩贡生。著有《忠恕堂诗文集》
&&&&姚观峒(1860年前后在世),清青县人。字同山。咸丰五年(1855年)举人。历任于山东莒州、高苑、朝城等州县。著有《红榴翠竹轩诗集》。
&&&&姚奉宸(生卒不详),清青县人。字伯枫。监生。恬淡寡欲,不慕时荣,以种花栽竹自娱。善作花卉,其诗亦风格俊逸,近似唐人。著有《有竹居诗草》。
&&&&姚谧(1800年前后在世)清青县人。字潜斋。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恩贡生。尤喜游览,不求仕进,设喜游览,不求仕进,设馆授徒,提掖后进,故而门生颇多。每逢讲授词源,滔滔不绝。生徒以所讲,整理汇集成册,名之曰《四书批讲》。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文化世家 -
如今我们回溯其家族几代人的兴衰变迁,也是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痕迹,以及透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路历程。换言之,是从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来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演变的梗概和脉络。
另外,人说“”,古代的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管古往今来,大凡豪门望族都逃不过这个刚性的定律,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此人们也习于“惯看秋月春风”。不过,原来绵延不绝的“文化世家”如今急速地消亡,却不禁让人长吁短叹了起来,因为文化的盛衰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这种变数的积累。许多人喟叹从前的所谓“文化世家”如今大多消亡不存,这似乎是一桩令人感慨和让人凭吊的事情。那么,或者是历史的悲伤和遗憾,或者是现实的焦虑和遗憾,在我们生存的全球化的时代,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议论我们在“富之”之后,如何进入“教之”(),以及我们如何获得我们民族的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等等。而这样的话题,以及由此的践履,不用多说,真是“任重道远”。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钱氏的“名流现象”让人喟叹不已。、、以及他们父辈和长辈的钱穆、钱均夫、钱玄同,皆堪有“人中龙”之称;政界如钱昌照(原政协副主席)、钱其琛(前外长)、钱正英(前水利部长);还有学术界的钱穆和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等。当然,中最是科技界人才辈出,除了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外,还有钱钟书堂弟的钱钟韩(教育家、自动化专家)、钱临照(家)、钱令希()、钱易(环境工程专家)等,屈指算来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科学家,就有百余名之多,他们分布于世界上的50多个国家,其中如近年获得的钱永健。因此,后来还有一个关于“江南钱氏”的美好“文化神话”,即所谓“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就是分指钱永健、钱复、钱其琛以及钱穆、钱钟书、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等。如今,因钱伟长的逝世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文化世家”现象的浓厚兴趣。
文化世家 -
钱穆“钱氏名流”现象背后的“秘密”钱氏家族的繁盛,其原因不外如下几点:
1、所谓“”。江南钱氏始于古代吴越,其时钱氏支派已达100多个,且多集中于江南的江浙一带,更以杭州、无锡、温州、临安为其聚居地,由此形成杭州钱氏、无锡钱氏、嘉定钱氏、嘉兴钱氏等支派,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就分别是无锡、杭州、湖州的钱氏支派。所谓“文化基因”,是指其同根同源,“地利”是中国经济重心的长三角地区,其地域相邻,加之人缘相亲的“人和”,以及文化相融、经济相通,还有随时演进的“天时”,即早在一千多年前,涵盖当今长三角的吴越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就十分密切,尤其是在钱镠建立吴越国之后,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就达到了高度统一和繁荣,而建立吴越国的武肃王钱镠就是钱氏家族的祖宗。一个家族的兴旺,脱离了这样一种背景是无法想像的。因此,江南钱氏的繁盛得益于素为鱼米之乡,繁荣,百姓富庶,此处一向是中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历史上较少战乱的地区之一。
此外,江南东部沿海,也是中国近代最先开埠的地区之一,来自海外的新事物、新观点也最早在此登陆和传播,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比较开放和活跃。是为江南钱氏繁盛的“诱因”。
2、“富”可以带动“强”,“强”究竟要看文化。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农”与“仕”形成一种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就有了所谓“耕读世家”。那么,这种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呢?江南钱氏提供了一个样板,原来在其内部早就有了经济上的“义田”(以及“义庄”、“祭田”等)的制度安排,所谓“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以此实施于钱氏内部,就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基金”,例如钱穆帮助少年丧父的侄儿钱伟长完成了学业,就是这种家族内部互助互爱的族亲精神的体现。族亲,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文化,这也是江南钱氏抱团密集产生人才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与钱氏的人口基数有关,钱姓尤盛于长江三角洲,有人曾统计:如今江南钱氏约占全国钱姓人口的42%,达160万人,而宋代编写的《百家姓》就将钱姓排在第二位,可见钱氏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显贵的姓氏了。那么,有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其优秀人才的产生也就是可以想象出的了。
3、作为人才学的示范。江南钱氏如今看来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教化”的作用,也即所谓人文教育。江南钱氏最早就有“”、“钱王遗训”传世,钱镠在世时提倡尊教重学、忠厚传家,这两条训诫(主要是梳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种关系,其与儒家士大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近,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换言之,具有充足的德、智、体、美诸教育理念的集合)广泛地影响着数以万计的钱氏后人,如钱伟长生前曾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这加之传统意义上的“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耕读世家,以及家族教育的彰显,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教育示范,其结果就是家风端正,其子孙学习的目的性也非常纯洁,即其对读书的热爱不是单纯为了学历或者未来可期的物质待遇,而是完全的对知识的追求和热爱。相反,他们对权力和金钱却视之淡然。这其实就是一种长久的富于生命力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
文化世家 -
世家与文化的关系
陈寅恪重新打量“世家”与“文化”的关系关于世家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曾在一文中有精到的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陈寅恪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古时期尤为明显,此后世家大族在社会变动中不断被庶族蚕食,唐宋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也对其产生了猛烈的冲击,最终世家无法再占据文化的主流地位。不过,“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的现象依然不断。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古代文化学术的传承主要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方式,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新教育制度的逐步确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成为造就人才和网罗人才的公共性空间,私人性的“家学”被再一次挤到边缘位置。然而,由于家族制度的依然存在,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世家文化并没有消失殆尽,它在新的语境下又暂时找到了赖以生存的依据,如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颇为耀眼的广东新会梁氏、安徽建德周氏、江西义宁陈氏、浙江德清俞氏,当然还有江南钱氏。不过,如今随着这些世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相继去世,特别是社会的转型,教育体制的定型和刚性(大众化、产业化),职业科层化,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所谓“世家”与“文化”的关系已式微,或竟完全分离,或许钱伟长的故去也竟宣告了上述文化现象已是绝响,是“广陵散”,也就是说,上述的“文化世家”已经不再是文化现象,有之也是“个案”的现象了。
文化世家 -
不可忽视家学、“家教”的作用“世家”与“文化”,又可以带出一个“”的话题。现在的“家教”,意义已决然不同于从前的“家教”了。现在的“家教”是应试教育的扩大。中国科坛巨子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等所以有出息,不要忘记:钱伟长有一位著名的叔父就是国学大师钱穆;钱三强则有钱玄同这样一位父亲,他是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史上不能绕开的人物;钱学森也曾回忆: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也是父亲钱均夫以及他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师长们,其父辈和师长除了向他们传授具体的知识之外,还经常与之讨论时事,传达对人民、社会、国家的关心,因此他们的成长就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作为“巨子”(大才而非小才)的养成,又是其父辈和师长不仅大多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又有现代的眼光,所以他们才会有大视野、大境界,终成一代名流。其为大,不为小,钱氏家族中的科技巨匠虽然姓钱,但正如钱学森生前所说自己“不爱钱”,江南钱氏出众的人物大多是科学家或文学家等。当然术业有专攻,学科和职业可以由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过,那绵延的文化精神却是百川归源,如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所云:身教和家族环境的陶冶,其助力不可谓不大,“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此所谓人文化成是也。温家宝总理曾在看望钱学森后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显然,人文化成,如今的大学(大楼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失色于过去的“家教”,记得钱穆先生回忆早年受教,最后怅然:“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师友杂忆》)传统的优良力量未能被后人适当的加以引导和利用,而是采取了连同洗澡水和婴儿一齐抛洒的所谓“决裂”作法,这是让人无限感慨的了。
文化世家 -
中国近现代史上颇为耀眼的五大“文化世家”
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的文化世家现象颇为耀眼,这里略举几家:
1.广东新会梁氏(、、家族)。左图: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2.浙江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家族)。左图:俞平伯(1900年—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
3.江西义宁陈氏(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家族)。左图:陈寅恪(1890年—1969年),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4.江南钱氏(钱玄 同、钱穆、钱钟书、钱学森家族)。左图:钱穆(1895年—1990年),现代历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5.安徽建德周氏(周馥、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家族)。左图:周一良(1913年—2001年),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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