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史铁生不残疾，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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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凌晨3时许，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史铁生生前曾以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许多人，并写道：“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长年身患残疾，行动受限。今日，本刊刊文纪念他，是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致力于向读者展现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而作为一个人，他给所有受生活所困的人提供更大的精神价值：即便生活中充满苦难，仍应坚韧、豁达、真诚地面对。
&&&&一九九○年夏在北京，去史铁生家，他向我演示新式写作武器，电脑。在鼠标的点击下，屏幕上显出几行字，就是他正写作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应当是第四章“童年之门”中“一个女人端坐的背景”的一节。这样一个静态的、孤立的画面，看不见任何一点前后左右的因果关系，它能生发出什么样的情节呢？它带有一种梦魇的意思，就是说，处于我们经验之外的环境里，那里的人和事，均游离我们公认的常理行动。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史铁生家。他不在，他父亲说他到地坛去了，就是《我与地坛》中的那个地坛。于是我坐着等他，当他摇着轮椅进来，一定很惊奇，怎么又看见我了？闲扯几句，我捺不住提出，再看看他的电脑，事实上是，再看看他的长篇。这其实有些过分，谁也不会喜欢正写着的东西给人看，这有些近似隐私呢。然而，史铁生是那样一个宽仁的人，而且，还是坦然的人，他顺从地打开电脑，进入写作中的长篇。我请求他再往前滚动，于是，出现了“一根大鸟的羽毛，白色的，素雅，蓬勃，仪态潇洒”。我再请求向后滚动，却很快完了，他抱歉地说：就只写到这里。
&&&&追其小说究竟，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理由只是一条，那就是经验，我们共同承认的经验。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完全推开了这依附，徒手走在了虚构的刀刃上。
&&&&时过三年，一九九三年春，我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排除一切干扰写小说。有一日，几个朋友一起晚饭，其中有史铁生，席间，只听他自语似的嘀咕一句，意思是这阵子不顺遂，两个星期就在一小节上纠缠。看上去，他依然是平和的，不过略有些心不在焉。可在他也已经够了，足够表示出内心的焦虑。我们都知道他正泡在这长篇里头，心里都为他担心，不知这长篇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自从坐上轮椅，史铁生不得已削弱了他的外部活动，他渐渐进入一种冥思的生活。对这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他不是以感官接触，而是用认识，用认识接近，感受，形成自己的印象。这样，他所攫取的世界便多少具有着第二手的性质。他当然只能从概念着手。概念无论如何已是别人体验与归纳过的结论，会在他与对象之间，拉起一道屏障。他就隔着这层世界灰色的屏障，看这世界，这世界很难不是变形的。可是，变形就变形，谁敢说谁的世界完全写实？谁的感官接触不发生误差，可完全反映对象？
&&&&命运已经规定史铁生身处概念，他不可能回进自然，残疾取消了他回进自然的条件，史铁生是没有退路的。那么，史铁生的出路在哪里？停在原地，滞留于灰暗的景观之中？或者，也许，还有一条进路，那就是从这概念的世界里索获理性的光明。用《务虚笔记》第十二章“欲望”中的说法，就是欲望，“生命就是欲望”。听起来有点玄，可这就是史铁生的现实处境。他活在暗处还是有光处，他享有怎样的快乐，就取决于他的自觉与主动性。
&&&&由于是这样后天的经过思想锻炼过的素材，史铁生的小说早已就显现出一种再造的景观。也因此，史铁生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有些寓言的意思。面对一部长篇，他没有实践来作检验的标准，唯一的武器是思考，思考，思考。他每一天都在干这个活儿，没有外力可以帮助，只有思想，孤独的思想。
&&&&他终于在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完成了这大部头长篇小说，大家都为他松下一口气。在这里呈现的是一幅虚拟的图景，与你我他所认识的生活无关。当然，史铁生在这里也使用了某些现实的资料，比如Z所遭遇的社会等级差异，Z九岁时在小女朋友漂亮的家中玩，听她母亲在身后责备说：“她怎么把那些野孩子……那个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从此种下了功利心的种子；比如医生F和女导演N，发生在政治教条主义时代的爱情悲剧，终因两人家庭阶级所属不同，不得不分手；比如叙述者“我”的那个可怕的童年玩伴，他具有着一种惊人的集权才能，就是唤起群众，任意孤立某一个不合作者，对于他的写实性描写，一脱整篇的冥想风格，鲜明突起，流露出私人生活经验的特质；再比如Z的叔叔与叛徒女人的情感纠葛，亦是由战争年代的史实背景演绎而来；而最重大也是最主要的现实资料，则是C，这个截瘫者的爱情与性爱经历，全部长篇其实都是从此出发。
&&&&所以，这纯虚拟的景观的源头，却依然是来自现实生活。然而，一旦出发，就进入虚拟的状态，上述所有那些现实性资料，呈现出不真实的形貌。这些人都没有姓名，拉丁字母将他们变成了符号。那些社会事件也不以通用的说法命名，而以暗示的方式，也抹杀了具体性。读这小说，有些像猜谜呢！
&&&&我想，性爱可说是遥远的彼岸，此岸是残疾人C。叙述者“我”的任务，也就是整部小说的任务，就是将C渡往彼岸。现实已经堵绝了通路，而小说到底也不是童话，它必须遵守现实的可行性制度。C走向性爱，已不能以外部行为的方式，用书中的说法：“直接走向性，C不行。”动作取消了，只能以思辩来进行。所以，这里的以拉丁字母代表着的人物，无一不承担着思辩的角色，分工负责为C渡向彼岸掘进通路。
&&&&什么是爱情与性？这个答案贯穿四十万字的整部小说。比如，F和N，他们的爱情生涯是在隔离中度过，他们甚至不能照面，偶尔的相逢也是从镜子的折射，摄影胶片，或者由男女演员作替身在戏剧中找寻追逐，他们的爱寄寓在虚无之中。以坚持不懈的长跑来追逐爱人T的HJ，他的观点是，“不爱而被爱和爱而不被爱，我宁愿要后者”。这是个爱神，全身心地去爱，并不在意回报。他所爱的T，是他定义的福人，即没有爱而被爱。Z的母亲与父亲的爱情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企盼与等待。Z的叔叔与他的女人却是背离的方式……每一对关系都受着限制，不同内容的限制紧箍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任意纵情。所有的限制都是隐性的，只有C的限制是正面的，是显学，那就是残疾。残疾使他的限制成为常识所能认知，因此，C的日常生活就变成了哲学，不是抽象的，而是至关存在，迫切需要解决。
&&&&我们有时候会背着史铁生议论，倘若史铁生不残疾，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是，“章台柳，昭阳燕”，也许是，“五花马，千斤裘”，也许是“左牵黄，右擎苍”……不是说史铁生本性里世俗心重，而是，外部生活总是诱惑多，凭什么，史铁生就必须比其他人更加自律。现在，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命运就是以疾病、先天、遭际、偶然性和必然性种种手法，选定人担任各种角色，史铁生曾经发过天问：为什么是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因为是史铁生，所以是史铁生。仿照《务虚笔记》的方法，约为公式：因为此，所以彼，此和彼的名字都叫“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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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1年工作务虚会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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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转载]什么是老好人？
&&& 什么是老好人？所谓老好人，不是指通常所说的那些心地善良、朴实忠厚、热心快肠的“好人”，而是指那些处事圆滑、讨好卖乖、不坚持原则、和稀泥的“好好先生”。他们推崇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奉行的是“多栽花少挑刺”，表面上与人为善，实质是自私自利。
　　有人以为，老好人没有多少坏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人的心思主要放在人情关系上，而不是放在认真做事上，往往遇到难题绕道走，碰到矛盾往外推。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越不可能开拓前进。特别是，一些老好人为了不得罪人，什么事都好商量，甚至不惜拿原则作交易，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吴江：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一文（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只是记述讨论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讨论的第二阶段即当时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讨论的主要阶段。兹将这一阶段的讨论情况摘要补记于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于日召开。
　　为什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原因很简单：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是一场严重斗争。坚决捍卫&两个凡是&的可拿当时的《红旗》杂志做代表。《红旗》以不介入争论为名，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红旗》在长期沉默以后，突于1978年9月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上送中央。这篇文章正像会议上有人所说的，它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认为&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是很显然的：反击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拒绝刊登，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坚决不同意，后经中央领导人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接着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也是由反对实践标准那几位同志挑起的，他们仍然以&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名义来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即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包括&文革&在内。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三中全会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见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而提议开这样一个会的是叶剑英，华国锋也表示赞同。所以，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而且这次讨论是由中央直接主持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仅见，或者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创举&。会议的内容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到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在检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在怎样于中国条件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以及在批判&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都还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但会议确实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展的途径，总结过去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反对为害极其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泽东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批评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始引导人们进入了思考，或者说，开始重新认识我们已走过的道路。这个会议毫无疑问将载入史册。
　　这次会议原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一位联络员，从1月18日开到2月中旬。第二阶段，以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派人参加，扩大到400至500人，开十天左右。预定第一阶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阶段以大会为主。会议第一阶段按计划进行；第二阶段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人员到齐，但没有开大会。中央理论宣传单位按原小组继续讨论，各省市则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讨论。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提意见。本来准备举行大会发言，未果。会议于4月初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中间虽有几天间歇（春节放假五天和两个阶段之间的间隔时间），也要算是一个长会了。
　　胡耀邦开会当天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这个引言讲了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这样三个问题。（从略）
　　讲话时胡耀邦首先宣布会议领导小组的名单。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等11人组成。领导小组名单包括了各方面不同观点的人，确实体现了民主讨论精神。同时宣布五个小组召集人的名单。第一组（33人）召集人：胡绩伟（《人民日报》）、张光年（作家协会）、黎澍（社会科学院）；第二组（34人）召集人：童大林（科委）、林涧青（国务院研究室）、贺敬之（文化部）；第三组（33人）召集人：周扬（社会科学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邢贲思（社会科学院）；第四组（33人）召集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华楠（《解放军报》）、王若水（《人民日报》）；第五组（33人）召集人：吴江（中共中央党校）、杨西光（《光明日报》）。各组召集人也就是后来各组的正副组长。此外，特邀出席者20人，都是老同志，为照顾他们的身体和工作，通知他们可自由参加，文件、《简报》照发。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进行。这一阶段共发出了264期《简报》，主要刊登与会者的发言，或个别发言，或综合报道。《简报》散发的范围相当广，因而传阅者很多，会议的影响也大，引起社会各界震动。
　　其实，平心而论，这次会议无论就其规模来说，或就其提出的问题或讨论的深度来说，同1980年10月（距务虚会结束仅一年半时间）党中央召开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初稿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比较起来，是远远不如的。例如，四千人大会上已有人揭露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内幕及其细节，而务虚会则只不过批判了当时《红旗》杂志在中央工作会议（日）已通过要为彭德怀案件平反之后还公然刊载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这样的文章，明明是&对着干&的行为。时间仅隔一年多，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到了1980年上半年，已在分清毛泽东历史功过的前提下，明确指出毛泽东有一个晚年错误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其错误的集中表现，并得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时候，形势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因此人们的思想仍有较大局限性。但是无可怀疑，理论工作务虚会大胆冲破了一些禁区，它在思想上为形势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历史功绩所在。
　　务虚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两个凡是&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会议基本上弄清了&两个凡是&的出笼经过及一些人的部分活动情况，这些前面已经提及。就这次会议说，交代或揭发清楚一些事实当然是必要的，但理论上的批判则显得不够（没有大会穿插于其间也是一个原因）。现在看来，坚持&两个凡是&的起因不外两者：或由于维护既得利益，或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后者居多，前者只是少数人。而认识上的差异，大抵又由于有些人不认识我党长期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其思想上的根源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及其所引起的社会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这主要又是由于不认识或不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所致。
　　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当时，会议参加者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务虚会所面临的客观局限性。所以当时会议就这个问题所印发的多是一些揭发性材料，这些材料虽有助于弄清事实，但批评与自我批评很不足。当事者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却拒不分析自己的错误何以发生。因此可以说，会议实质上并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前进多少。
　　同时，会议领导方面也有意尽可能避免紧张情况的发生，特别避免发言涉及高层领导人（按：有些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起大家注意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总结以往二三十年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及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较为尖锐的意见。这些在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被一些人认为惊世骇俗，非同小可，甚至被认为是搞&非毛化&。
　　阅读大量《简报》，亲身经历这场讨论，留下一些笔记加少数记录重要发言的《简报》，今天凭这些来追述当年的发言内容，自然只能属于&举例&性质，但我相信，回首前尘往事在今天对于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仍然是有意义的。
　　首先要记下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的几句开宗明义的话，他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该组组长周扬接着说：&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会议的发言已不回避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澍这样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状况：&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是第一个触动这个禁区的人。&九评&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央为反击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由特别组织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撰写的九篇论战文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相当的影响。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每篇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全组七、八个人，正副组长是康生、吴冷西，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九评&发表以后，国内也就进入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九评&在思想上乃至国际背景上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内，反到自己头上来了。我对宦乡的发言自然感兴趣，这里记其发言《简报》全文。他说：
| 来源日期：2001年第11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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