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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联考综合（写作）经典文章36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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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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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作于1998年，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作品系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9月北京第5版摘要：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当时我未满20岁，符合传统所谓&弱冠&，只凭这一股稚气，满以为前方战事失利大抵都由于旧式将领以下军官畏死塞责。若有如我辈者一下决心，口至身随，有进无退，必能挽回颓势。与我一同应考的军校同学，很少例外，都有此愚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凡经过长时期大规模而又带急剧性的改变，即当时的领导人也难洞悉当中的实际意义。我自信我的历史观已经尽其客观，因为重要的结论，都曾几次三番从不同角度引证，也曾先后在纽约、台北、上海、北京、香港出版。不过现在还是让我先退归本位，回复到主观的立场，简述我自己孕育着这段历史观的由来。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当时我未满20岁，符合传统所谓&弱冠&，只凭这一股稚气，满以为前方战事失利大抵都由于旧式将领以下军官畏死塞责。他们不断地后撤，嘴里只说转进，若有如我辈者一下决心，口至身随，有进无退，必能挽回颓势。这是绝不止我如是想，与我一同应考的军校同学，很少例外，都有此愚志。也料不到以后编入军校16期1总队派往成都受训，入学时间即是两年，内地交通不便来往又各半年。及至毕业分发到部队里当排长，已入抗战后期。这时候我们一个师通常只有6000人左右，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日军的一个师团经常有12000人至14000人，配属特种兵后可能多至2万人。双方火力尤其无可比拟。最近我才看到湖口、马当要塞失陷的记录，当时过早失陷，据说咎由支援的步兵。可是事前检阅该部队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机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李宗仁所写《回忆录》（原文如此-编者按）述及他在徐州时，由他指挥的四川部队所用兵器半系土造，由他自己请发新兵器，也只有每师步枪250支。同时史迪威任美国驻华武官，他发现一个步兵团应有机枪百余，实际只有4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在10分钟内射击。这团激战两昼夜后，死600人伤500人，剩余400余人奉命撤退。战后，我看及的日方文件，一般在列举他们自己的死伤数外，动称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在他们阵亡数20倍以上，使阅及的人至今目击心伤。原来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全靠上下蒙哄对外掩饰才胆敢以苦肉计和空城计的姿态对日全面作战。战前蒋委员长所掌握的30个德式装备师，不及一年即耗损殆尽。据日本大本营一个大佐的估计，国民党军队总数曾一度低至90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队及征调农民，素质也每下愈况。即后期仍维持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当日国民党军队所掌握的省区全年产钢，最高量不过13000吨，最近大陆方面所产粗钢早已超过每年亿吨。这也就是说：1944年的全年产量，约50年后可以在90分钟内制就。其所以如此，乃是蒋介石及当日之国民党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独立自主。毛泽东及中共则翻转了农村基层。经过这样的惨痛牺牲，历史不能令人平白的浪费。即在辗转反复期间，亦仍有全民含默的共同意志（卢梭及黑格尔称之为&公共意志&,generalwill或volont&g&n&rale）在。即有如&文革&期间，虽一方面盲目地破坏，另一方面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袄，政府以低价向农民购取粮食，又以低价配与市民。于是两端压低工资，全部节食缩衣存积得一些国家资本，为钢铁增产的原动力，也是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钱。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凡经过长时期大规模而又带急剧性的改变，即当时的领导人也难洞悉当中的实际意义。还待几十年后，有了多余的历史之纵深，才能使人了解各事的因果关系。又有如托尔斯泰所提示：观测个星球运转的规律，才能领悟到地动。蒋介石所组织的高层机构主要有三个项目：一是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一是法币与中央银行；还有一项是新型的教育制度，包括各种军事及专业学校。除此之外，大都有名无实。即是以上三者也因为缺乏社会因素在侧后支持，效能脆弱，被人斥为&贪污无能&。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外表现象，而是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上述高层机构的功能。我之有此醒悟，还是年间在美国以悠闲的姿态，披阅有关明清社会资料所得成果。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以小自耕农作基干，土地分割至细，无大规模存积资本之可能。政府也只注重管教，无意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对内不设防，更无应付国际战争的财政税收能力。至此掩卷长思，忆及我年轻时做下级军官在农村里看到各种宗祠，&文魁&及&进士及第&的牌匾，大人物墓前的&神道碑&和节妇的贞节牌坊。这样看来，我在1941年所眼见的社会仍是明清社会，因为当中并未经过体制上的改革。尤其日后听费正清教授说及，蒋廷黻告诉他：中国学人对西洋情事非常熟悉，对自己内部情形反而茫然。至此更增加我的信心，我更要不拘形式，将以前不见诸经传情形，以口语道出。在农村社会里，以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通过&尊卑&、&男女&、&长幼&的序次，&学谊&、&乡谊&与&族谊&，有等于新社会中之&权利&和&义务&。我在军校既为16期生，则凡15期以上概为&老大哥&，17期以下尽为&小老弟&。以后我做幕僚，与司令长官朝夕过从也真奉之如父兄，他也真以子弟待我。为什么不能摆脱这些&封建&陋习？因为新社会尚未登场，我们无从参照电影脚本，预度台词，去适应一个凡物都能公平互相交换可以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换言之，军队固为改造社会之工具，它本身也仍系社会产物。当日国民党军队不仅装备落后，内中的人事关系也沉湎在明清社会的气氛里。这样看来，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行止至为特殊。他固然训练出来一批黄埔师生，但也接收大批过去的军阀部队，他的兵员90%以上来自农村。于是他以各式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又机智地利用外援，苦斗8年，终将日本拖垮。我们只能惊叹于他的胸襟气魄；指斥他的手段在某方面道德与不道德，就误解了历史赋予他的课题。前面已经提及，整个社会需要再造，道德标准才能修正。要是在这再造期间，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行止全部符合某种角度的道德标准，那他所处的社会也用不着改造了。我所写有关蒋介石的文字曾被指摘&以历史之长，掩人身之短&，其实凡人指斥蒋之情事我书内无一不提，只是我不相信他利用历史之矛盾自利。相反地，他主要的贡献，乃是以自己人身抵挡历史的缺陷。他的高层组织缺乏社会机构支持，他就以自己人身填塞过去。有如在重庆时，中央大学教职员产生内部纠纷可以影响到陪都的安宁，他就自兼校长。学校里公费生抗议伙食不好，他又以校长的身分到食堂里与师生进餐一次。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与川康绥靖副主任潘文华冲突，他将各人外调又自兼主席。同时他又自兼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联合办事处主席。这最后一段兼差更表现当日困境：内地无调节金融机构，如股票市场和公债市场；军费开支与税收不能平衡，当中无缓冲地带。四行在战前沿岸一带，各有专业也能尽到分工合作的功效；一至内地，不仅业务重叠，也与原来的性格冲突，他身为统帅尚须在财政部长之下钻人干预到各行的日常的经理业务，他的琐屑常为外人讪笑。但是，后面更重要的背景则始终未为人道出：中国以18世纪的架构贸然接受20世纪的挑战，宜其组织发生细罅隙。蒋介石为历史人物，已无赖于我们之&褒贬&。可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里一个重要环节，对他错解，也可能误解历史，甚至也可能全部忽略他所领导的群众之实情，以至对我们自己今日在历史上的立场发生惶惑。去年（1997年）5月白先勇先生来访。席间他提及他父亲白崇禧将军事迹，白先后任蒋之副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蒋倚之为战略策划；但又不能对他完全推心置腹，因为白不能完全脱离李宗仁，也和桂系将领如廖磊、李品仙等有私交。所以白在台北逝世时，蒋有如汉高祖之悼韩信，&亦悲亦喜&。我钦佩白先勇说及此事时的慷慨坦白，他的见证也反映着我所说蒋利用各种因素设法创建新时代体制的矛盾。蒋介石在1949年内战失败而来台湾，在1950年&复总统职&而为草山之主人。很少人想及，他在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仍是在大陆创造的高层机构。这种成就不因内战失败而泯灭，假使没有他那一段奋斗，中国可能仍是军阀割据，外强干涉。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又两次交兵，如果我们完全接受当事人的论点，则蒋在1927年的&清党&，就可算背叛革命等等。在这里我们固然可以采取中立的立场解说：既然双方都有不是，也各受冤损，何不彼此捐弃宿愿，只算两相抵消，一切重来。然则这样的解释消极浮浅，况且历史学家的任务，究竟与和事佬的立场不同。从大历史角度看，当日两党所主持的群众运动，同有迫于事实的需要，技术上却无从合作。为了救亡图存，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正在补苴罅隙地创立新国家门面，企图获取友邦支助。他的成员兼容并包，旧时军阀与政客投降靠拢，也就是来者不拒。即暂时引用旧社会作风，亦无所不可，实际也别无他法。中央及毛泽东则望实质上改造中国，他们的改造基层有如在室内更换地毯。于是一在城市，一入乡村。一方编成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证券市场和借贷投资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下，先设银行联合办事处；一方则宁可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整个地摒弃都市文化，也有志清算各家祠及大人物的神道碑。这样的趋势至&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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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标：大陆撰写《蒋介石传》第一人
来源：温州都市报浏览次数：字号：【
&&&&&&& 杨树标，日出生在温州市区土地堂巷一个工人家庭。小学毕业于三希小学，1950年考入建华中学（今实验中学），1953年考取省立处州师范学校（今丽水学院）读普师，1956年考上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前身)，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后四校合并称浙江大学），并留校任教。1960年至1962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修，参加过田家英主持的《中国通史》编写组与何干之主持的《蒋介石传》编写工作。曾任杭州大学校长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2003年退休前为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港澳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国家教委第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档案学会副会长、当代史学会副会长、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及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等。他连任省政协五届特约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以来，杨树标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专著有《蒋介石传》、《宋美龄传》和《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一卷、第二卷，合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合著）、《抗日战争史新论》（合著）等22部，发表有关论文100余篇，曾获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2个，《抗战中的蒋介石》曾获得国家图书提名奖等。
　　采访对象：杨树标 民国史专家 浙江大学历史系前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简称杨）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简称金）
　　对于蒋介石，中国人心中有杆秤，历史能做出公允的评价。
　　大陆最早出版评述蒋介石的政论著作是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是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全面否定了蒋介石。
　　去年上映的《建国大业》，不仅将国庆献礼电影推上了一个艺术高峰，也在对蒋介石形象的处理上做出突破，没有脸谱化的简单贬斥，而是将其反历史潮流的失败原因从艺术角度进行了阐释。
　　不仅如此，《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电视剧，蒋氏家族与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形象也经历了从丑化到人格化的过程，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新中国在文艺领域的进步。
　　其实，在此之前杨树标对蒋介石的研究已经获得了重大突破，1989年他出版的《蒋介石传》，对蒋介石做了部分肯定，开始采取分析的态度来研究。因此，他成了中国大陆撰写《蒋介石传》的第一人。
　　这位“第一人”是温州人。
　　“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杨树标就居住在离西湖不远的地方，颇有福分地享受着这般景色。
　　杨树标先生个子不高，眼睛也不大，理的是西装头，没有故作高深的架子。他的话开放实在而不失分寸，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有点风趣。我们的采访仿佛在向他请教当前热门的民国史。
　　从“险学”到“显学”
　　金：杨先生，您好。来杭州之前，好几位老先生向专栏推荐您，称您是中国老一辈研究蒋介石的专家。说起蒋介石，我们过去读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金陵春梦》，几乎只知道蒋介石是“流氓”、“草包”，只会骂“娘希匹”。 近些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发生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这是因为史学界学术环境的改善，因而您写出了大陆第一本《蒋介石传》。您作为亲历者，有这样的感觉吗？
　　杨：是的，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走实事求是的路线，学术研究才有了实事求是的环境。我体验过其中可喜的变化。2002年，我去美国夏威夷参加学术会议，一同与会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向我表示，愿意跟大陆合办一个蒋介石学术研讨会。回国后，我将此向有关部门作申报，但是没有成功。
　　2007年1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当时目标之一就是召开一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2009年6月，即获得同意批复。这种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得益于改革开放，否则就没有我的学术生涯和成果。
　　蒋介石是个历史人物，也不可能真的像你说的是“流氓”、“草包”，只会骂“娘希匹”。如果真是这样，那共产党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蒋介石集团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打败蒋介石要花智慧和力量，这正说明共产党的真正强大。
　　金：对的，现在研究蒋介石或出版蒋介石传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那是学术界的一大忌，有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之疑。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研究蒋介石的？不担心冒风险吗？
　　杨：这与我1960年提前半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修有关。1961年，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这项任务交给何干之先生。何干之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名中国现代革命史学家。时年23岁的我有幸参加何干之承担的写《蒋介石传》的研究小组的工作，成了手下的“助手”。这样我们从中科院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台湾出版的为纪念蒋介石70岁的《蒋介石言论集》和《黄埔训练集》、《东征训话集》、《庐山训练集》、《峨嵋训练集》等资料，才发现蒋介石还有这么多的言论。1962年，我回到杭州后又读到了杭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蒋介石的资料。于是，我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这便是我研究蒋介石的开始。后来这个课题就成了我的《蒋介石传》的第一章。可惜，何干之先生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蒋传书稿，后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出版。
　　蒋介石的五个阶段
　　金：您确实是老一辈研究蒋介石的专家啊。听说您撰写的《蒋介石传》连印了11次，发行量达30多万册。您在《蒋介石传》中是怎么评价蒋介石的？
　　杨：在这本传记中，我坚持一个观点，虽然海外和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不一样，但我们不能一味贬低蒋介石，要一分为二地来看他政治生涯各个历史阶段。蒋介石在大陆的几十年，大体可分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大约从1911年至1922年。在这个时期，蒋介石是个肯定性人物；
　　第二阶段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1923年至1927年。这个时期比较复杂，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取得上海、南京之前，蒋是一个基本肯定的人物。1927年3月以后，直至“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叛变了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应该完全否定；
　　第三阶段是南京十年，1927年至1937年。这个时期蒋是个基本否定的人物。他所干的事情的核心是反共反人民；
　　第四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间，时间从1937年至1945年。这个时期，蒋介石是一个基本肯定的人物；
　　第五阶段是新内战时期，时间从1945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是个完成否定的人物。他挑起了一场新的内战，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与中共一拼，最后被赶出了大陆。总之，蒋介石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人物，末了被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冲垮。
　　此书出来后，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见到此书后，来信称赞大陆能出版这样的书“十分不易”，作者能这样写“可敬可佩”。
　　蒋介石与孙中山
　　金：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您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出发评人论事而得到两岸的认可，这是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您认为在传记中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杨：我在《蒋介石传》中第一次纠正了中共党史、革命史中40多处不同的史实。我认为，在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上突破最大。
　　长期以来，认为蒋介石是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说蒋介石的师父是陈其美（陈英士），不是孙中山。陈其美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受到各方面称颂的肯定人物。
　　我在研究中发现，蒋介石得到孙中山的信任，除了与陈其美的推荐有关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蒋介石本人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才能。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东，直接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就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的确需要军事人才，特别像蒋介石这样的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因而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他同蒋的关系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孙还评价蒋介石是“守经达变”之人。于是，将重任交给了蒋介石。
　　金：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社会认知价值的进步。历史学家不应是漫画家，尊重史实为本。正如清人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您是很难得的。近年来美国胡佛研究所才公开蒋介石日记，而当初您研究时资料是很匮乏的，您在研究中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杨：2009年7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开放蒋介石日记、尤其是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所写的日记。这对研究民国史和蒋介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我们开始研究时，虽然也拥有一些资料，但因其它种种原因，在研究上是很难有所突破的。
　　我是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我明白我从事的学术研究是与政治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时时提醒自己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用史料写历史。在方法上，大胆地走出又巧妙地走回来。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啊。人们常说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但这是不可能的，能接近这个面貌就不错了。我尽量为之。
　　历史是一生的专业
　　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广为传诵的治学格言。治史也需要有这种精神。您做到了，成了研究蒋介石的著名专家，那您是怎么走上治史这条道路的？当年在温州受谁之影响？
　　杨：与我小时候喜欢历史有关吧。我的父亲是电业工人，因此在当时来说我的家庭出身有“工人血统”，就是凭此我没有被打成“右派”，仅批判了一下。我小时候很调皮，5年的小学读了4所，先后是保国民小学、城南小学、水木石小学（今建设小学），最后从三希小学毕业，三希是所好学校。校长王晓梅先生给我印象很深，他在台上朗读的《武训传》，我至今还能背颂：“有志竟成语非假，铁锥磨针理是真，古今来多少奇男子，只难得山东堂邑姓武人，武先生单名训，沿门托钵难度日，一个馒头囫囵吞……”
　　我对历史的兴趣是在建华中学读初中时受历史老师的影响，历史里故事，好听好记。我幼年时爱看小人书，连上厕所都爱不释手，我的记忆力强，看了都记得。我在学校历史和数学两科特别好，记得我读大学了，在勤工俭学时还家教数学呢。
　　选择读历史专业是这样的，在浙师院读的是政治系，1957年政治教育专业解散，我被转到中文系，读了一个月老师说你喜好历史就到历史系吧。就这样将历史作为一生的专业。这的确是一个使人聪明起来的学问。
　　金：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对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民国史的研究日趋热门，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听说您的女儿杨菁也是位史学博士，她会传承您的专业吗？
　　杨：是的，她也是温州人啊。子女继承历史学专业是很少的。1995年她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并获学位，现为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她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过《宋子文传》、《宋子文家事》、《百年宋美龄》、《中国当代史事略述》、《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孔祥熙家事》、《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等著作，其中有与我合作的。昨天，我们又一本《蒋介石传》（年），也可说是原蒋传的续传书稿交出版社。我不希望我的治学模式影响她，她年轻，接受的信息快又多，我希望她比我强，也为温州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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