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942年河南饥荒，野狗吃尸体&，蒋介石看照片两腿哆嗦
1942年河南主席向蒋介石报饥荒
，蒋称造谣仍要征粮，野狗吃尸体 ，蒋介石看照片两腿哆嗦
核心提示：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3期，作者：金明大，原题：《灾荒1942：是谁揭露了真相》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
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外媒实地调查
在《我所认识的》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引发“民变”
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
《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年)受害面积达亩！
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档案馆等单位和宜阳县委宣传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参考了宋致新等学者的著作，一并致谢。)&
1942年河南饥荒野狗吃尸体 蒋介石看照片两腿哆嗦
核心提示：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摊在了蒋介石面前。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蒋介石震惊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本文来源：《文汇读书周报》日第13版，作者：蔡晓滨，原题：《大变局中的新闻力量》
《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的作者蔡晓滨以一个30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20世纪40年代那些曾经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从源头到其背后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和对历史进程的意义等，对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史实。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饥荒被勒令停刊三天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
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
《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
《时代》周刊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
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
这两个神通广大的美国记者，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多雾的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乘火车由宝鸡而，由西安而陕西之东，五天后他们来到陕西与河南的交界处潼关。这里是河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地，也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大站。难民像潮水般地拥向这里，从这一个小小的隘口，挤进西邻之省，获取唯一的生的希望。
白修德是逆着逃难的人群走向河南腹地的，因而，他更能细致地体味难民们的种种行止。又往东行进了几十里，铁路还没有被完全破坏，他们居然搞到了一辆巡道的手摇车，可以在铁路上运行了。在通过一段日军炮火的控制区时，他们拼命摇动把手，快速前进，以免成为日军大炮的活靶子。
一路颠簸，白修德和福尔曼来到了当时的河南省会洛阳。洛阳天主教会主教、一个好心肠的美国人梅根接待了他们。梅根给他们提供了热饭和热水，详细讲述了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听得出，梅根对河南饥馑的了解，要比北方别的人知道得更多。梅根甚至找来了三匹马，陪同他们在河南乡村实地调查。
在马背上旅行了两个星期。河南的灾荒令白修德触目惊心。这是1943年的3月，雨和雪交替着在河南大地上飘落，新的耕种季节即将开始，新一年的收成也许会好一点。河南的官员们说，两三个月之后，新小麦就下来了，那时就有粮食吃了。有一个老农说：“不错，很好。但谁知道到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活着呢？”
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还没有离开河南，白修德就按捺不住了报道的冲动，他立即动手撰写稿件，从郑州走到洛阳时，他已经完成了为《时代》周刊所写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庆，而是直接在洛阳找了家商务电台拍发了出去。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战争时期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向他所服务的媒体发稿时，无论在何地发报，都需先发给重庆，由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往国外。这一次，鬼使神差，白修德的报道居然没有绕道重庆，而直接由洛阳发往了美国。也许是洛阳的这家商务电台的工作人员疏忽了政府的有关规定，也许是发报员良心发现，有意让白修德未经审查的稿件直接传向海外。
不管怎么说，这次，白修德撞了大运。《时代》周刊收到了他写自河南灾区的现场报道，并迅速刊载了出来。3月22日，《时代》周刊用这样的标题和文字，回报了白修德艰难而危险的河南之行：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中国的麻烦简直持续不断，中国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着战争、洪灾、饥荒。《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甚至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像着了魔症一样，满脑子全是河南的灾情。他最为关心的是，迅速启动救灾机制，赶紧让军队停止征粮，赶紧派出赈灾车队，将粮食运进灾区，以解救那些奄奄一息的灾民。白修德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去见了宋庆龄、孔祥熙等。国防部长何应钦知道了白修德对河南驻军的非议和微词，点着名要白修德去见他。会面时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了一通。何应钦拒不承认从外省运去河南的救灾粮食被军队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与被抢走粮食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给国防部的汇报都是假的。
的侍从室心腹陈布雷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李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立法院长和四川省政府主席都告诉白修德，在中国，你找别人都是白找，没有用。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
见蒋介石是不容易的。白修德已经得罪了，只好去找夫人宋庆龄帮助。
宋庆龄迅速投入行动，为白修德面见蒋介石四处联系。蒋的侍从室传回话来，说委员长长时间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宋庆龄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丝毫拖延不得。为了让这次会面达到打动蒋介石、立即启动救灾的目的，宋庆龄直截了当地对白修德说，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甚至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宋庆龄努力了五天，蒋介石终于接见了白修德。
那是一间阴暗的办公室。蒋介石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挺直着瘦长的身子，坐在高靠背椅子上，听白修德讲述河南灾情。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似乎他是一个不得不见的令人讨厌的客人。蒋对白修德的召见，带有勉为其难的例行公事的味道。在白修德叙述过程中，蒋介石颇觉无聊，甚至向他的一个助手发感慨：
“他们（指灾区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不理会这些。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过狗吃人！”
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
话已至此，白修德只好将等在办公室之外的福尔曼叫了进来。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摊在了蒋介石面前。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蒋介石震惊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此刻，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相信了白修德和福尔曼的报告，他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认真地做记录。他让白修德提供救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并要求白修德和福尔曼写一份完整的报告交给他。蒋介石郑重地向两位记者表示感谢，说他们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会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蒋介石将他们客客气气地送了出去。
无论蒋介石事后对他的属下怎样暴跳如雷，摔杯子，拍桌子，大骂“娘稀匹”，但是，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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