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女张爱玲——怨女
&&&&步入研究生生涯已经近一个月了，每天忙忙碌碌，也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标在哪里。索性从爱玲开始看起，因为我的意愿是研究女性文学，花了两天时间把爱玲的这篇《怨女》读完，本科的时候也有涉猎过，但是读小说这东西真的就像学外语，一天不看就觉得生疏起来了，尤其是爱玲的书，总结了里面我喜欢的句子，学海无涯……
住在个黄泥墙的茅屋里，伺候一个老妇人，一年到头只看见季候变化，太阳影子移动，一天天时间过去，而时间这东西一心一意，就光想把她也变成个老妇人。
终身大事，一经决定就再也无法挽回，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子。越美丽，到了这时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连旁边看着的人，往往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惋惜。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生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或者应当说不可测，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一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谁也不知道是哪个。
孔夫子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
银娣好几个钟头没开口，就怕喉咙显得异样，又不便先咳声嗽。“二爷今天好些。这会大夫开的药方子吃了还好。”
她站在原地没动，但是周身的血脉流通了。
现在眼前还是一样热闹，填了许多亲戚更热闹些，她却觉得有一丝寒意。
空气松懈了下来，连另外几张牌桌上说话都响亮得多。
“我不要呀！我不要呀！我没给人打过。我是他什么人，他打我？”像小孩子已经哭完了还硬要哭下去干号。
现在亲戚间的新闻永远是夫妻吵架，男人狂嫖滥赌，宠妾灭妻。
“钟太太不能算难看，人家皮肤好。”
“根本不像个女人。”他抱怨。
她也笑了。对一个女人这么说，想必是把她归入像女人之列。不能算是怎样恭维人，但还是使他们在黄昏中对坐觉得亲近起来。
“我们有笔帐要算。年数太多了。你欠我的太多，我也欠你太多。”
她一听见这话，眼泪都涌了上来堵住了喉咙。
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
《怨女》讲述的是“麻油西施”银娣，从小失去父母，与哥嫂一起生活。贪图富贵嫁给了姚家的二少爷并生有一个儿子玉熹，二少爷患有软骨病，眼疾和哮喘。银娣同时和姚家风流成性的三少爷存有暧昧关系。婆婆和二少爷死后，银娣分得部分财产，后来给儿子娶了媳妇叫寿芝，经不住丈夫的冷漠和婆婆的虐待，寿芝终于含恨而亡。冬梅为玉熹生下了一儿一女，银娣很是开心。但连年的战乱不知让这个家还能再支撑多久，银娣和玉熹每日也只能靠来消磨时间自己，等待命运的安排。她终于拿起“主宰”这把剑，却日复一日地麻木和肆意着。女主人公的，被描绘得，苍凉无比。
仓促的读完这本书，看到主人公银娣的一生，突然觉得无从说起，她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命运坎坷，我们可以称她为弱者。可是我们也看到，当她能够主宰自己和别人时，她没有善待别人，她被周围的人所同化，变成了一个冷漠、心狠、目中无人的女人，可悲又可恨。她把在姚家受的气，发泄在佣人和姚家二少爷身上，不得不说，在欲望充塞的年代里，人们也很难保持一颗清者自清的心态。我们说主人公银娣内心里或许有爱，可是没有善，善良，有时候不是付出，不是软弱，更不是退让，而是当你可以伤害别人的时候，而不伤害别人的品质。而银娣是怎么做的呢，她对儿媳妇寿芝冷言冷语，最终寿芝含恨而死。在这里，我们看到，银娣把年轻时候经历的不幸，都发泄在了寿芝身上，而寿芝，她有什么错呢？
& 北島說，我們以爲自己在向前，卻原來在不停的後退，一直退到我們出發的地方。
他是在指回忆，那么，银娣的回忆里有什么呢？有她坎坷的青春，讨人嫌的哥嫂，有她不成事的丈夫，嚣张的婆婆，有她又恨又爱，恨多于爱的姚家三少爷，不成器的儿子……我们几乎想不到一点美好的回忆。她人生的悲剧，有外因，但大部分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好在爱玲不是银娣，爱玲懂音乐、懂绘画、懂文艺，她不可能像银娣那样神经质，爱玲有尊严有文化。爱玲看问题是犀利的，她总能通过一个故事向你描述整个社会的畸形与变态。也许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实，也抑或你在字里行间也能体会到那些畸形与变态在当代也存在。读爱玲的文字需要有些勇气也需要一些对生活的笃定，不然很容易掉入她设置的气氛里。
这是我读完《怨女》的一点浅显的感悟，借此鼓励自己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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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怨女
　　只要提起这个名字就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这些人一个个供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各自有他的一角，还不肯安静，就像死了闹鬼似的，无论出了什么新闻都是笑话奇谈。亲戚们自从各自分成小家庭，来往得不那么勤，但是在这一点上是互相倚赖的，听到一个消息，马上眼睛一亮，脸上泛起了微笑，人也活动些，浑身血脉流通起来，这新闻网是他们唯一的血液循环，自己没事干，至少知道别处还有事情发生，又是别人担风险。外面永远是风雨方殷，深灰色的玻璃窗，灯前更觉得安逸。这一套人名与亲戚关系，大家背得熟极而流，他是从小跟她学会了的。点名从来点不到他父亲，也不提她娘家。他没有父亲，她没有过去，但是从来觉都不觉得，他们这世界这样丰富而自给。
　　又讲起那天的堂会。他们家老五看上了粉艳霞，我看见他们，她刚下了装出来。下了装可没什么好看。风头不错。还活泼，嗳，这些女戏子在台下有时候板得很，其实她们比现在这些小姐们管得紧，自己的娘跟出跟进。差不多唱戏的人家都是北边人，还是老规矩。"她们家累重，还要养活自己的琴师、班底，多少人靠着一个人吃饭。老五要是娶粉艳霞，该要多少钱？"老五不要想。第一他爸爸不肯，太招摇了。所以她们唱戏的嫁人也难，都是给流氓做姨奶奶。她们也可怜，不要看出风头。人家有真心对她们，她们也知道感激。有个汪老太太戏迷，捧女戏子，认干女儿，照样送行头送桌围。干女儿倒也孝顺，老是接来住，后来就嫁了他们家少爷做姨奶奶。"
　　他红了脸。"是谁？在上海唱过？"又问，"哪个汪家？"
　　只有讲到哪个女孩子，他心里才进得去。叫什么的？――是杭州大世界的台柱。
　　他不由得咯吱一笑。上海的大世界已经是给乡下人观光的，杭州的大世界想必更像乡下赛会。他们的京戏班子算好的。她唱青衣，说是漂亮得很，嗓子也好。粉艳霞的嗓子没什么好，唱花旦本来用不着，连小翠花都是哑嗓子。女孩子向来声音窄，所以人家说男人唱旦角反而嗓子好。等到破了身，喉咙又宽些。"粉艳霞大概有二十多岁了吧？不见得喉咙还要变？哦，这些女戏子家里看得她们多紧，你不要看她们跟小五这批人混着，那是应酬。
　　他们把她和别的一个个比着。有的腰比她细，但是她腰身灵活。她的脸太圆，看得出脸上贴的片子一直贴到前面来。
　　她穿男装漂亮，反串想必出色。银娣自己觉得有点可笑，两人并肩躺着。两张痴痴的脸浴在一个遥远的太阳的光辉里，恋恋地评头品足说个不完，又还老是遗憾的口吻。但是试探他是有刺激性的，她可以觉得年轻人的欲望的热力。只要她肯跟他讲粉艳霞，她自己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女人，因为只有她是真的，她在这里，她有经验。
　　其实她对京戏知道得不比他多，不过向来留心听人说。她这一代的女人的公敌是长三（禁止），都会唱两句戏。唱戏的这行是越过她们头上去，更高级的魅艳。她是本地人，京戏的唱词与道白根本听不大懂，但是刚巧唱花旦的那身打扮也就是她自己从前穿的袄裤，头上的亮片子在额前分披下来作人字式，就像她年轻的时候戴的头面。脸上胭脂通红的，直搽到眼皮上，简直就是她自己在梦境中出现，看了很多感触。有些玩笑戏，尤其是讲小家碧玉的，伶牙俐齿，更使她想起自己当初。真要是娶这么一个到家里来，那她从前在黑暗的阳台上偷听楼下划拳唱戏，那亮晶晶的世界从来不容她插足的，现在到底让她进去了，即使只能演太后的角色。向来老太太们喜欢漂亮的女孩子，是有这传统的。像《红楼梦》里的老太太，跟前只要美人侍奉。就连他们自己家的老太太不也是这样？娶媳妇一定要拣漂亮的，后来又只喜欢儿子的姨奶奶们，都是被男人搁在一边的女人，组成一个小朝廷，在老太太跟前争宠。她要是给儿子纳妾，那当然又两样，娶个名美人来，小两口子是观音身边的金童玉女，三个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微笑，因为她知道他们关上房门以后的事，是她作成他们，骨肉之情有了一重新的关系，活跃起来了。但是她知道这都是假的，自骗的。有些女人实在年纪大了，可以就中取得满足。我晓得你喜欢粉艳霞，我没资格，要是真要也有办法。要认识她们还不容易？要找人跟她们老子娘讲价钱比较费事。譬如黄三爷喜欢玩票，有名的戏子都认识。差不多的女戏子都讲究拜他们做师傅，师傅讲句话有份量。九老太爷就是出名捧角的，当然我们不犯着找他。
　　要找人，多的是。有人认识开戏馆的，那都是流氓，要不然在租界上也开不了戏园子。这些唱戏的人家，不是流氓也拿不住他们。"
　　听她闲闲地说来，轻言慢语的，头头是道，他像孩子们听神话似的，相信，而又不甚信，他们家还有多大势力他完全没有数。至于钱，当然他知道总比她一向口气里要多些。难道她瞒着他是因为他还小，现在他大了才告诉他？难道她省下钱来都是预备花在这一项大冒险上，给他买爱情与名望，作为一个名伶的护花主人？一样做小，当然情愿嫁个少爷，年纪轻，又是名门之后，又不像老五他们在外边玩惯了的。如果讲明以后不再有别人……可惜先要娶亲，娶了亲又还要再等一个时期。但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反正无论什么事都要老等着，没办法，也等惯了。就是这一点麻烦：刚红起来，老子娘不肯放她们走的，总要等赚足几年再说。好在还年轻。她们这些人嫁人也难，"
　　她喃喃地娓娓说下去，织着她的鸦片梦。在他的年纪，他需要一个梦想，才能够约束自己。让他以为他要是听话，她真肯拿出钱来替他娶粉艳霞。等他吃上了烟，他会踏实些，比较知道轻重。
　　吃烟她倒又不怕冯家听见。怕什么？我们吃得起，
　　现在年轻人不大有吃烟的，现在是兴玩舞女、闹离婚。他要是吃了烟肯安静蹲在家里，冯家也不会反对。大爷三爷他们吃烟照样出去，不过他们的情形不同。第一他们手里有钱。
　　没有钱吃上了烟，就顾到这口烟。他要到堂子里过瘾哪儿行？
　　靠三爷接济他那两个钱能到哪里？还是家里这张铺。总有一天他也跟她一样，就惦记着家里过日子与榻上这支灯，要它永远点着。她不怕了。他跑不了，风筝的线抓在她手里。
　　定了亲，时而有消息传来，说冯家小姐丑。不会吧？几年前的事。虽然说女大十八变，相片上是大人了，有现在这年纪了。你四表姑说相片像。"相片也够丑的，有人不上照，无为州大概也没有好照像馆。我本来说再托人去看看，就难在顺便――谁到无为州去？要是太明了，他们家又还不肯给人相看。不是看在老亲份上，连这相片都不肯落在人家手里。"
　　他不好意思老是嘀咕这件事，不过看得出来他老惦记着，不放心。我们家从来没有过退婚的事，是过天再托人打听打听。"
　　做媒的时候，男家的条件本来是要早娶，半年后就娶过来了。近年来都是文明结婚，忌讳新娘子穿白的就穿粉红。银娣在这些事上也从俗，不想太特别，不过文明结婚要请主婚人证婚人，要拣有名声地位的才有面子，她自从替儿子提亲这样难，把这些亲戚故旧都看透了，也不犯着再为这件事去求人，索性老式结婚，连租礼堂这笔费用都省了。老法结婚！
　　她都推在女家身上。"他们要嘿！他们还是老规矩。"
　　她其实折衷办理，并没有搬出全套老古董玩艺给他们取乐，因为大家看着确是招笑，就连那些怀旧的女太太们，喃喃地说着"嗳，从前都是这样，"也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是像从前，不过变得乡气滑稽了，嘲弄她们最重要的回忆。
　　现在大家都不赞成老式新房一色大红，像红海一样，太耀眼，刺目，所以她布置的新房极平常，四柱床，珠罗纱帐子，只有床上一叠粉红浅绿簇新的绸面棉被有几分喜气，衬着凝冷的冬天的空气与灰黯的一切，使人微微打个寒颤。楼下也只有门头上挂着彩绸，大红大绿十字交叉着，坠着个绣球花式的绉折球。新郎披红，也是同样的红绸带子，斜挂在肩膀上，此外就是戴顶瓜皮帽，与众不同些，跟客人都站在幽暗的大房间中央，人多了没处坐，应酬话早说完了，只好相视微笑。还不来！……要等吉时，时辰早到了。花轿去了几个钟头了？今天好日子，花轿租不到呢。现在少，就这两家。在城里。……城里到一品香，还好，没多少路。"
　　女家送亲到上海来，住在一品香。还不来！谁晓得他们？的微笑。
　　终于有人低声叫着"来了来了".孩子们都往外跑。大门口放了一通鞭炮。银娣在楼上陪客，也下来了。没叫小堂名，呜哩呜哩吹着，倒像租界上的苏格兰兵操兵。军乐队也嫌俗气，不比出殡。索性没有音乐。
　　人堆里终于瞥见新娘子，现在喜娘也免了，由女家两个女眷挽着，一身大红绣花细腰短袍长裙，高高的个子，薄薄的肩膀，似乎身段还秀气。头上顶着一方红布，是较原始的时代的遗风，廉价的布染出来，比大红缎子衣裙颜色暗些，发黑。那块布不大，披到下颏底下，往外撅着，斧头式的侧影，像个怪物的大头，在玉熹看来格外心惊。
　　新娘子进了洞房坐在床上，有个表嫂把他拉到床前，递了根小秤给他。他先装糊涂，拿着不知道干什么，逗大家笑，然后无可奈何地表演一下，用秤杆挑掉盖头。
　　闹房的突然寂静下来，连看热闹的孩子们都禁住了。凤冠下面低着头，尖尖的一张脸，小眼睛一条缝，一张大嘴，厚嘴唇底下看不见下颏。他早已一转身，正要交还秤杆走开了，又被那表嫂叫住了。盖头丢到床顶上。丢得高点！高点！
　　他挑着那块布一撩撩上去，转身就走。但是新娘子不得不坐在那里整天展览着。
　　银娣一有机会跟儿子说句话，就低声叫："嗳呀！新娘子怎么这么丑？这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新娘子到她房里来，低声叫声"妈"，喉咙粗嗄，像个伤风的男人，是小时候害过一场大病以后嗓子就哑了。倒像是吃糠长大的，碟子。"
　　玉熹倒还镇静，仿佛很看得开，反正他结婚不过是替家里尽责任。其实心里怎么不恨？从小总像是他不如人，这时候又娶了这么个太太。当然要怪他母亲，但是家里来了个外人，母子俩敌忾同仇，反而更亲密起来，常在烟榻上唧唧哝哝，也幸而他们还笑得出。算他们上了无为州冯家的当。好比两族械斗或者两省打仗，他是前线的外国新闻记者，特殊身份，到处去得，一一报告。他讲起堂子里人很有保留，现在亟于撇清，表示他与这女人毫无感情，所以什么都肯说。
　　新娘子也有点知道，每天早上到银娣房里来，一点笑容也没有，粗声叫声妈。她梳个扁扁的Ｓ头，额前飘着几丝前刘海，穿着一色的薄呢短袄长裙，高领子，细腰，是前几年时行的，淡装素抹，自己知道相貌不好，总是板板的，老老实实，不像别的女孩子怕难为情。"老气横秋，"银娣背后说，"没看见过这样的新娘子。"
　　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子都轮得到。没有一天不出事，玉熹少奶奶常常回到房里去哭。玉熹有时候也偷偷地安慰她，但是背后又跟他母亲讲她。她和他母亲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自己结了婚，势不能不满足对方的好奇心，一半也是忍不住夸口。而她总是闲闲的，仿佛无所不知，使他不感到顾忌。
　　他又出去遛了，借口躲家里的口舌是非。她盘问得相当紧，至少知道他现在是"独遛"，没跟三爷在一起。但是她仍旧扣着他的钱。他在堂子里摆不出架势来，讲起堂子里人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讽刺的口吻，当然也是迎合他母亲的心理。但是日子久了，他成绩还不错。他学了一口上海话――到底他母亲是本地人――在那种场合混着，不讨人厌，而且究竟年轻占便宜，一个少爷家，又会赔小心，又没有少爷架子。他并没有着迷，从来没说要娶回家来的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他母亲得意：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没有经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强爷胜祖，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迷恋长三书寓？他是她驻在敌国的一个代表，居然不替她丢脸。熹哥哥坏怎么坏？
　　那一个别过头去，不耐烦地吭了一声，似乎不屑回答。还不是嫖？
　　堂子里现在只有老年人去，或是旧式生意人，所以不但坏，而且不时髦。下次她们看见了他，不免用异样的眼光多看了他一眼，在他旧式的外表下似乎潜伏着一种阴森的罪恶感，像她们小说里读到的内地大少爷，无恶不作。他站在桌子旁边，个子矮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稳重，穿着藏青绸袍子，现在不戴眼镜了，苍白的小白脸，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中间分着。她们招呼他一声，他只朝她们的方向很快地点个头，正眼也不看她们，还是照从前的规矩。对他母亲唯唯诺诺，而在他眼睛背后有一种讽刺的微笑。他母亲当着人从来不理他的，只偶尔低声发句命令，眼睛望着别处，与对媳妇一样。
　　是阴历新年。正月里拜年的人来人往，时髦小姐们都是波浪型的头发，贴近在头上，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袍子，磕了头马上又穿上大衣，把两只手插在皮领子底下焐着。在二婶那儿都冻死了，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人！这回又说什么？还不是她那一套？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间开着，里面看得见。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来，坐在床上，人整个小了一圈，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裤，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夏布帐子。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显得奇小。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你怎么啦，二太太？重复。"怎么不舒服啊？怎么搞的？"咳，大太太，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怎么啦？你从前闹胃气疼，这不是气疼吧？找大夫看了没有？别人也只好装糊涂。害了一冬天了，看我瘦得这样。大太太你发福了。肥了。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你福气呃，你好。可怎么这么娇滴滴起来了？怎么搞的？
　　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吃出来的，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菜，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就被让到外间坐席。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眼睛严厉地盯在自己筷子头上，不望着人，不管是大人孩子。她不能不给，他们也不能不吃。
　　今年过年，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她那天精神还好。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又出去了。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桶。"
　　大家笑了一阵，笑得有点心不定。她为了证明这句话，又讲了些儿子媳妇的秘密，博得不少笑声。"这话我怎么知道的？
　　我也管不到他们床上。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男人家嘴敞，到了一起，什么都当笑话讲，他们真不管了。想想从前老太太那时候，我们回到房里去吃饭，回来头发稍微毛了点都要骂，当你们夫妻俩吃了饭睡中觉。'什么都肯，只顾讨男人的喜欢，'这话不光是婆婆讲，大家都常这样批评人。
　　男人不喜欢，又是你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说冤枉死了。其实也是，只顾讨他喜欢，叫他看不起，喜欢也不长久。这是从前，现在是……真是我们听都没听见过。还说'我们这样的人家'！"
　　这话辗转传到玉熹少奶奶耳朵里，她晚上跟他又哭又闹，不肯让他近身。两人老是吵，有时候还打架。银娣更得了意，更到处去说。人家也讲他们，但是只限于夫妻间与年纪相仿的人们。两个女太太把头凑在一起，似乎在低声讲某人病情严重。忽然有一个鼻子里爆出一声厌烦的笑声，重又俯身向前去咬耳朵，面有难色，仿佛听不惯耳朵。他们家就喜欢讲这些。
　　玉熹少奶奶病了。银娣先说是装病，拖得日子久了，找了个医生来看，说是气虚血亏，也就是痨病。银娣连忙给玉熹分房，搬到楼下去。照这样我什么时候才抱孙子？小痨病鬼可不要。你也要个人在身边，不能白天晚上往外跑，自己身子也要紧。我把冬梅给你，她也大了。"
　　他从来没考虑过他母亲这丫头，不但长得平常，他从小看惯了她是个拖鼻涕的小丫头。最近还闹过，开饭的时候他看见她端着一碗汤进来。冬梅的指甲又泡在汤里，脏死了。叫她别这么拿着，又把大拇指掐在碗里。
　　银娣这时候忽然发现她有些好处。"说她呆，还是厚道点好，有福气。她皮肤白，一白遮三丑，打扮起来又是个人。五短身材有福气的，屁股大，又方，是宜男相。不过是借她肚子生个儿子，家里这一向太晦气，要冲一冲。丫头收房其实不算，也不叫姨奶奶，就叫冬姑娘。我们还是叫她冬梅。"暗示这不妨碍他正式纳妾，等到手边方便点的时候。
　　现在根本谈不到，还是年年打仗，现在是在江西打共产党。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那黝暗的大糕饼近于臼形，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纸上打着戳子，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古色古香。那一大块黑土不知道是什么好地方掘来的，刚拆开麻包的时候香气最浓。小风炉开锅熬着，搁在楼梯口，便于看守。那焦香贯穿全房好几个钟头，整个楼面都神秘地热闹起来，像请了个道人住在家里炼丹药。大家谁也不提起那气味，可是连佣人走出走进都带着点笑意。
　　她每天躺在他对过，大家眼睛盯着烟灯，她有时候看着他烟枪架在灯罩上，光看着那紫泥烟斗嘴尖上的一个小洞，是一只水汪汪的黑鼻孔，一颗黑珠子呼出呼进，蒙蒙的薄膜。是人家说的，多少钞票在这只小洞眼里烧掉。它呼嗤呼嗤吸着鼻涕，孜――孜――隔些时嗅一下，可以看得人讨厌起来。的确是个累赘，但是无论怎么贵，还是在她自己手里，有把握些，不像出去玩是个无底洞。靠它保全了家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气氛，满房间蓝色的烟雾。这是家，他在堂子里是出去交际。
　　她知道他有了冬梅会安顿下来的。吃烟的人喜欢什么都在手边，香烟罐里垫着报纸，偎在枕边代替痰盂，省得欠起身来吐痰。第一要方便省事，他连他少奶奶长得那样都不介意。
　　冬梅烫了飞机头，穿着大红缎子滚边的花绸旗袍，向太太和少爷磕头，又去给少奶奶磕头，但是睡在床上被人向她磕头是不吉利的，生着病尤其应当忌讳。银娣自己不在场，预先嘱咐过女佣们，还没拜下去就给拉住了。就说'给少奶奶磕头'.说也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给冬梅又提高了身份。本来已经把前面房间腾出来给她，拣最好的佣人伺候她，叫她管家，夸得她一枝花似的。玉熹少奶奶躺在一间后房里，要什么没有什么，医生也不来了。她娘家听见了，从无为州叫人来看了她一次。银娣后来坐在房门口叫骂了三个钟头："我们这儿苦日子过不惯，就不要嫁到我们家来。倒像请了个祖宗来了。要回去尽管去，去了别再来了，谢天谢地。我晓得是嫌冬梅，自己骑着茅坑不屎，不要男人，闹着要分床、分房。人家娶媳妇干什么的，不为传宗接代？我倒要问问我们亲家。他们要找我们说话，正好，我们也要找媒人说话。拿张相片骗人，搞了个痨病鬼来，算我们晦气。几时冬梅有了，要是个儿子，等痨病鬼一断了气马上给她扶正。"
　　她养成了习惯，动不动就搬张板凳骑着门坐着，冲着后房骂一下午。冬梅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儿子生下来，少奶奶才死。扶正的话也不提了。
　　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我不要，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北边好。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他现在靠什么？他姨奶奶有钱。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我们三爷有本事嘛。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又鸟)，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炒(又鸟)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神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他们人多，少出来见人。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人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她有病，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有钱，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大太太现在可怜罗，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
　　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裤，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自以为聪明，只揩油，不做官。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横竖横了。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又是一重资格，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小丰现在阔了。前是神秘的微笑，现在笑得咧开了嘴。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不过笑得比较浮。民国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己人，还客气，现在讲起来是汉奸，可以枪毙的。真是――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那还是三爷。
　　三爷不过是没算计，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又说他好。去年听见他死了，倒真吓了一跳，也没听见说生病。才五十三岁的人，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不能不觉得是短寿。当然他是太伤身体，一年到头拘在家里，地气都不沾，两个姨奶奶陪着，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关在家里做老太爷。替他想想，这时候死了也好，总算享了一辈子福，两个姨奶奶送终。再过几年她们老了，守着两个黄脸婆――一个是老伴，两个可叫人受不了，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倒也难得。
　　她看着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他没叫她快心，但是她到底是个女人，从前和他有过那一场，他要是落得太不堪，她也没面子。他那时候临走恐吓她的话，倒也不是白说，害她半辈子提心吊胆，也达到了目的。
　　后来又听见说王三太太去看过他那两个姨奶奶一次，两人住着一个亭子间，就是一张床，此外什么都没有。她们说：一天到晚还不就是坐坐躺躺。两人背对背坐着。
　　她听了也骇笑。多大年纪了？不是有一个年纪轻些？其实有人要还不跟了人算了？这年头还守些什么，不是我说。"
　　大家听见刘二爷郎舅俩戒了烟，也一样骇然。都是三十年的老瘾，说戒就戒了，实在抽不起了。窘到那样，使大家都有点窘。每次微笑着轻声传说这新闻之后，总有片刻的寂静。现在不大听到新闻，但是日子过得快，反而觉得这些人一个个的报应来得快。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证明她是对的。
　　日子越过越快，时间压缩了，那股子劲更大，在耳边呜呜地吹过，可以觉得它过去，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有点害怕，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坏。三爷死了，当然使她想到自己，又多病。但是生病是年纪大些必有的累赘，也惯了。
　　她抹了点万金油在头上，喜欢它冰凉的，像两只拇指捺在她太阳心上，是外面来的人，手冻得冰冷的，指尖染着薄荷味。稍一动弹，就闻见一层层旧衣服与积年鸦片烟薰的气味，她往里偎了偎，窝藏得更深些，更有安全感。她从烟盘里拿起一只镊子来夹灯芯，把灯罩摘下来，玻璃热呼呼的，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到意外，摸着也喜欢。从夏布帐子底下望出去，房间更大，屋顶更高，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也不知道外边天黑了没有。小丫头在打盹。反正白天晚上睡不够。
　　她顺手拿起烟灯，把那黄豆式的小火焰凑到那孩子手上。粗壮的手臂连着小手，上下一般粗，像个野兽的前脚，力气奇大，盲目地一甩，差点把烟灯打落在地下。她不由得想起从前拿油灯烧一个男人的手。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砰砰砰的打门声，她站在排门背后，心跳得比打门的声音还更响，油灯热烘烘熏着脸，额上前刘海热烘烘罩下来，浑身微微刺痛的汗珠，在黑暗中戳出一个个小孔，划出个苗条的轮廓。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大姑娘！大姑娘！
　　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
　　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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