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林伯渠朱明子女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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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很少谈到董必武林伯渠俩位党史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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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7楼黔驴技穷于 15:45发表的  :
请教J兄,五老其实都是经过大世面、大阵仗的,有比较、有鉴别,相比年轻一代,他们是不是更有一种“从龙”、“择明主而从之”的传统心态呢?
       这个不好说。[s:60]              
        是否真有那个能耐,可以在灿若繁星的潮流英雄中认出来“真龙”?不知道。        
          不过,注意到他们很多都是湖南人,区域文化应该是个很重要因素。              
           另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时很难用言语说清,他们就是相信何叔衡,何叔衡就是相信毛泽东,也许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可能也不是事实,毕竟文化的传承就是这个样子。举个例子,杨度,在CCP最艰难时入党,很难讲完全就是投机。他就曾经向萧子升仔细打听过后生毛泽东,这种打听,当然不只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其中因由,不便多说,至于是否就相中了,不得而知。有点靠谱的说法是,他相中了周公,要不周公也不至于临终之际还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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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9楼jijie于 19:04发表的&&:
& && & 这个不好说。[s:60]& && && && && &
陈上将的儿子不就说他老爹是《一生紧随毛泽东》嘛,那个时代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想法的,当年毛带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袁、王二人,之所以接受改编,就是认定了解毛是个干大事、能成大事的人。这是说的一般民众心理。像五老这样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人,恐怕更是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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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4楼工兵排长于 12:15发表的&&:
连刘主席也没多少人搭理既然如此,搞文革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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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20楼黔驴技穷于 19:26发表的&&:
陈上将的儿子不就说他老爹是《一生紧随毛泽东》嘛,那个时代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想法的,当年毛带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袁、王二人,之所以接受改编,就是认定了解毛是个干大事、能成大事的人。这是说的一般民众心理。像五老这样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人,恐怕更是难免。毛发迹之前,他们就跟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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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董、林、吴、徐、谢,王维舟应该算‘第六老’,如果何叔衡也参加了长征,且没有牺牲的话,摆设地位也很高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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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是肖华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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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是肖华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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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24楼管风琴于 21:14发表的&&:
王维舟是肖华的岳父。
肖华夫人应该是王的侄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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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大到十大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安排来看,毛主席一直就是强调老中青三代结合的,五老虽老,也能做一些年青人做不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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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五律学董老,七律学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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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林伯渠二人的人缘是不错的,七大时中央委员选举按得票多少林是五,董是七,八大时林是三董是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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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29楼胡服骑射于 11:35发表的&&:
董必武林伯渠二人的人缘是不错的,七大时中央委员选举按得票多少林是五,董是七,八大时林是三董是七。
& && &&&把中委选举与人缘挂上勾,这也算奇谈一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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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由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署批准并发证,新华通讯社主办,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向国内各省市及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创刊以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综合性年鉴&是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投资中国的权威工具书和重要决策参考。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王尽美--国家年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王尽美,原名王瑞俊,1898年出生在山东[ShanDong]省莒县大北杏村(今属诸城市),是山东[ShanDong]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考入山东[ShanDong]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YunDong],被推举为山东[ShanDong]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FaZhan]为外埠会员。同年[TongNian]11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任主编。
    1921年春,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他们一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并“尽善尽美唯解放”,抒发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信念。
    党的一大之后,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王尽美在山东[ShanDong]建立[JianLi]了中国共产党山东[ShanDong]区支部,任书记。1922年1月,他和邓恩铭、高君宇等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GeMing]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TongNian]6月,为适应工人运动[YunDong]发展[FaZhan]需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ShanDong]分部建立[JianLi],王尽美任主任。7月,他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会后,他同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共同起草《劳动法大纲》,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YunDong]的纲领。
    1922年10月,在他直接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历经9天,取得斗争胜利。同年[TongNian]11月,他在山海关领导建立[JianLi]党组织,发展[FaZhan]党员。1923年1月,他领导建立[JianLi]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任总工会秘书。同年[TongNian]2月,被反动军警逮捕,后被工人营救获释,继续主持山东[ShanDong]党的全面工作。
    党的三大后,王尽美根据党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去北京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YunDong]讲演大会。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中山委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这期间,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革命[GeMing]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QingDao]等地,指导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YunDong],积极建立[JianLi]与发展[FaZhan]国共合作的革命[GeMing]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扩大党的影响,发展[FaZhan]党的组织,使山东[ShanDong]党的工作迅速发展[FaZhan]。同年[TongNian]11月任中共山东[ShanDong]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1925年春节前夕,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进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YunDong]蓬勃发展[FaZhan]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QingDao]投入战斗。同年[TongNian]6月,因肺病复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家乡养病,后到青岛[QingDao]治疗。病重期间,他请青岛[QingDao]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QingDao]逝世,终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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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牺牲43年后才摘掉“托派”帽子--国家史册
资料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日,数万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麻田以东南艾铺一带。因为还有后方机关、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数千人,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在掩护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在辽县十字岭,年仅37岁。
  左权牺牲震惊八路军
  左权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在延安公祭时挥笔题词“为左权同志报仇,为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报仇”。周恩来在电报中说:“全国军界人士莫不一致认为他的死,对抗日战争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日,左权出生在湖南醴陵的普通农家。他先在广州陆军讲武堂学习,1924年转入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左权被保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同学。1927年左权被保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与刘伯承同学。1930年回到江西中央苏区,任红五军团15军军长兼政委。左权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人民军队,攻进漳州后,没拿群众一针一线,受到毛泽东表扬。左权虽然吃过洋面包,却非常理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写了大量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论著,被中央评价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毛泽东称左权是“我的湖南小老乡”,对这位爱将非常信任和重用。
  1932年6月,王明撤了左权的职务,调他到红军学校任军事教官。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时,毛泽东建议中央军委起用左权,任命他为红一军团参谋长。虽然左权比大两岁,资历也比老,又有洋文凭,但他非常尊重军团长。他工作踏实,又善于协调,共事近5年,是最得力的军事助手。长征中红一军团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跨越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左权一直在前线部队指挥。
  1936年8月,毛泽东任命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杨虎城要求派一位军事专家共商保卫,毛泽东选择了左权。红军改编八路军,讨论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力排众议,让32岁的左权任此职。以后左权又担任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
  延安高层纷纷为左权题诗撰文
  毛泽东称左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楷模,并号召大家撰文纪念。
  日,朱德总司令作诗《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德特意写上左权夫人“志兰同志留念”,还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章,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20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从苏联治病归来不久的林彪得知左权牺牲,悲痛异常,连夜写下《悼左权同志》的长诗,以“凌霄”的笔名发表在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的唯一长诗。林彪曾当面念给左权的夫人刘志兰听。日,一百多位将帅后人在北京阜成门的一家宾馆聚餐,纪念林彪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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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深研政理”的爱国思想--中国年鉴网(2)
  5.“登高一呼群山应”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老革命家林伯渠“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诗句,应是最为深刻而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本性特点,是它先有一个思想创建阶段,然后才进入组织创建。组织创建是从1920年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开始的,思想创建则是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新潮流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首先需要产生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这种先进分子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接受最新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新潮流的一整套思想理念。毛泽东曾说,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共产党成立的最主要的思想创建的任务。承担起这个任务的,首先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起,就开始在中国热烈宣传十月革命的实质与意义。11月,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与文章;12月,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1919年5月,李大钊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设的最重要的大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物发表延期)。李大钊这一系列文章,是培养出中国共产党思想创建阶段先进分子的最基本教材。李大钊所首先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首先提出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都为各地的先进分子所热烈响应。所以,林伯渠说李大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登高一呼群山应”,是完全深刻而正确的。
  四、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我们党高度重视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李大钊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1989年10月,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开始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他特别强调,“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李大钊100周年诞辰纪念会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与号召,进一步推动对李大钊思想理论遗产的学习与研究,计划组织力量,重新搜集、注释、编辑、出版《李大钊全集》。计划报呈党中央后获得批准,并由财政部支持。笔者曾承担其主要任务,1999年完成后,按计划继又独自写作《李大钊传》,历时10年至2009年完成62万字的上卷。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99年10月,新编五卷本《李大钊文集》出版,胡锦涛总书记在《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发出纪念李大钊进一步学习李大钊的号召,并要求“必须像李大钊那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懈奋斗。”他庄严表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了无愧于革命先辈的成就。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政理”是政党的生命线。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面对困难和挑战,亟须我们继续发扬李大钊那种“深研政理”、追求科学理性、追求真理的爱国主义精神。让李大钊所率先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永远高高飘扬。
  (朱成甲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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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叱咤风云、功大于过的历史巨子--中国年鉴网(2)
  三、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党史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4年后,胡锦涛在2004年4月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渐清楚。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他是讲“二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做具体分析。第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他在1932年10月(15日)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了才为特务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第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我以为,对其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这是我在写此文纪念党的90周年时,对党的这位主要创建者和革命家(尽管他晚年有严重错误)表示的敬意之情。
  (石仲泉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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