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分析
来源：中国冶金报-中国钢铁新闻网 责任编辑：huangzhimin
中国价格指数（CIOPI）
3月10日，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219.57点，环比下降1.33点，降幅为0.60%。其中：国产铁矿石价格指数为231.40点，环比持平；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为216.25点，环比下降1.70点，降幅为0.78%。
进口铁矿石价格（OPI）
3月10日，直接进口铁矿石62%品位干基粉矿到岸价格为58.41美元/吨，环比每吨下降0.46美元，降幅为0.78%；当月平均价格为60.45美元/吨。
3月10日，现货进口铁矿石62%品位干基粉矿人民币含税价格为482.29元/吨，环比每吨下降3.35元，降幅为0.69%，当月平均价格为493.31元/吨。
3月10日，直接进口铁矿石58%品位干基粉矿到岸价格为49.39美元/吨，环比每吨下降0.60美元，降幅为1.20%；当月平均价格为51.67美元/吨。
3月10日，现货贸易进口铁矿石58%品位干基粉矿人民币含税价格为417.38元/吨，环比每吨下降2.45元，降幅为0.58%，当月平均价格为426.39元/吨。
国产铁矿石价格
3月10日，国产铁矿石62%品位干基铁精矿含税价格为595.44元/吨，环比持平，比进口铁矿石高113.15元/吨，升幅为23.46%；当月平均价格为594.66元/吨，比进口铁矿石高101.35元/吨，升幅为20.54%。
3月10日，国产铁矿石65%品位干基铁精矿含税价格为641.15元/吨，环比持平，当月平均价格为640.95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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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编号:沪ICP备号-6 | 沪网文[2号革命唤醒克里米亚的亲俄情结：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曾是沙俄军队中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根据这段经历，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Sevastopol Sketches)中描写了一名膝盖以上截肢的俄罗斯伤兵如何缓解剧烈的伤痛。
“关键是不要去想它，阁下，”托尔斯泰笔下这个被截肢的人说，“如果你不去想，它就不是什么大事了。伤痛几乎全都来自于你去想它。”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曾被围城一年，在二战时期，它顽强抵抗纳粹军队直至1942年7月最终被攻陷，这座城池让人回想起两场战争的东西比比皆是，从没有停止去想战争的创伤——而且从来没能对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954年的“截肢之举”释怀。但是在克里米亚，特别在塞瓦斯托波尔，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真的听从了这个建议。塞瓦斯托波尔处处传递着战争及其伤痛的讯息：差不多每两条街道中，就有一条以俄国将军或惨烈战役的名字命名；美丽的海滨大道上矗立着一座显眼的“沉船纪念碑”；中心广场以一位沙俄海军上将的名字命名，他曾在19世纪指挥俄国军队抗击法国、英国和土耳其部队。
赫鲁晓夫用的不是手术刀，而是大笔一挥，下令把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的其余部分划归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时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属于苏联，它像麻醉剂一样抑制了种族、语言和文化差异之痛。
但是，当乌克兰1991年底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黑海舰队自18世纪起就驻扎在这里——开始发出不平的咆哮，本周四，当克里米亚议会决定在3月16日对是否脱乌入俄进行公投时，这种咆哮达到了最强音。
本周，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克里米亚战争博物馆，导游伊琳娜&勒夫诺娃(Irina Neverova)向一群以俄罗斯人为主的游客解释了这座城市的惨烈历史，她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土耳其、德国和其他国家如何试图从俄罗斯手中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但却以失败告终。
“在塞瓦斯托波尔，每块石头，每棵树都浸透了鲜血，浸透了俄罗斯士兵的英勇无畏，”勒夫诺娃说。她抱怨由于基辅的乌克兰官员的指示，中学历史教科书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事迹提及甚少，对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战士的事迹却大书特书，后者被很多俄罗斯族人视为叛徒而不是英雄。“这里显然是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勒夫诺娃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很多年里，呼吁克里米亚重返俄罗斯的人主要是阿富汗战争老兵以及一些边缘政治团体。他们时不时身裹俄罗斯和苏联的旗帜，要求对克里米亚的归属进行公投，但不仅未成气候，还被广泛斥为怀念苏联时期的危险怪胎。
但是，这一切都在上个月改变了。上个月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抗议者将总统维克托&F&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赶下了台，而在克里米亚拥有众多观众的俄罗斯电视台以及亲俄商人控制的地方媒体，把亚努科维奇的下台描述为法西斯政变。
这让一个看上去注定要失败的边缘运动，变成了往日英勇战斗的重演，让反对乌克兰统治的塞瓦斯托波尔市民认为，自己应当继承这座城市的先辈们抗击希特勒侵略的事业。
数以千计的塞瓦斯托波尔居民聚集在市长办公楼下，逼迫基辅任命的市长辞职，让阿列克谢&查利(Alexei Chaly)上台，后者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兼商人，以捐资修建战争纪念碑闻名。在以克里米亚战争英雄帕维尔&纳希莫夫(Pavel Nakhimov)命名的纳希莫夫广场边缘，矗立着一座巨大的二战纪念碑，市长办公楼就坐落在它的阴影处。
外国入侵者围城时期用来凝聚士气的标语，又在这座城市的各处重现：“坚定不移，塞瓦斯托波尔。”中央广场搭建了一个舞台，用来举办亲俄集会以及黑海舰队合唱团和哥萨克舞者参演的音乐会，台上就装饰着这个标语。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坚称，现在控制克里米亚的身份不明的持枪者与克里姆林宫无关，是自行去商店购买制服的地方自卫志愿者，但塞瓦斯托波尔的亲俄居民庆祝他们的到来，视之为莫斯科已经行动起来，要力促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证据。“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背后有俄罗斯，”市长办公楼外悬挂的一条横幅写着。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接管已经相当彻底，从该地区主要机场飞往基辅的商业航班现在已经从国际航站楼出发，而不是上周之前那样从国内航站楼出发了。这种转变表明，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现已被他们列为外国领土。这个机场在该地区首府辛菲罗波尔市外，而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菲罗波尔相距50英里。
俄罗斯士兵在机场的停车场巡逻，他们的制服上仍然没有标志，但已经不再隐藏他们的俄罗斯人身份。当被问及来自哪里时，机场一名蒙着面的士兵回答说，他来自俄罗斯步兵部队，一周前被派到克里米亚，执行一项保护该地区不受“敌国乌克兰”侵扰的任务。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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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反驳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十大“谎言”：华盛顿——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蔑态度，奥巴马政府官员观看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于周二召开的挑衅性新闻发布会。官员们指出，普京一次又一次地歪曲了事实。
于是，周三，奥巴马政府把自己的主张变成了文字。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情况说明书”，称俄罗斯总统发表了“关于乌克兰的十个虚假说法”，并一一予以驳斥，这份咄咄逼人的罕见声明让人想到的更多是一场政治竞选，而不是高姿态的外交辞令。
声明批驳了普京的种种论断，其中包括乌克兰新政府是非法政府、乌克兰议会受到了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的影响、俄军的行动是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军方财产。声明称，与普京的说法相反，“当地未发生攻击教堂的事件”，“绝对没有证据表明人道主义危机”迫使乌克兰难民寻求俄罗斯的庇护。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俄罗斯为其在乌克兰的非法行动杜撰了虚假的理由，这是自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写下‘二加二等于五的公式也有它的吸引力’以来，世界第一次看到如此令人吃惊的俄罗斯谎言。”
为了证明军事干预克里米亚的合理性，普京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俄罗斯族民众成为了暴力攻击的目标，需要救援。声明称，“除了俄罗斯新闻媒体与俄罗斯电视台之外，没有有关俄罗斯族民众受到威胁的可信报道。”
声明还写道，“俄罗斯族民众和俄语使用者已经提出请愿，证明他们的社区没有受到威胁。”
声明提到了乌克兰首都，称“此外，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基辅已经回归平静。没有出现犯罪剧增的现象、没有出现劫掠行为，也没有出现报复政敌的情况。”
翻译：张薇、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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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外籍乘客护照为假 尚不能将其与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北京时间3月9日9时更新）马航客机失联调查小组发现，该航班上有两名外籍乘客的护照为盗用。
来自罗马和维也纳的官员确认了，已经公布的马航MH370航班上的乘客名单中，一名持意大利护照乘客和一名持奥地利护照乘客所使用的是盗用护照。这两名乘客的名字和之前两起报告护照在泰国被盗者的名字吻合。
欧洲一位不愿具名的反恐官员说，这名护照被盗的意大利男子，Luigi Maraldi，37岁，在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马航MH370航班的乘客名单上后，从泰国给他在意大利的父母打了电话。他在泰国休假。据这名官员说，该意大利男子的护照是在去年8月在泰国被盗的，当时他向意大利警方报告了这起窃案。而另一名奥地利男子，Christian Kozel，今年30岁，早在两年前护照被盗。
这名欧洲反恐官员表示，他非常惊讶有人可以持被盗护照在吉隆坡机场登机。
不过，调查人员表示有关调查仍在早期阶段，他们正在检查各种可能性，包括常规的导致空难的原因：机器失灵、驾驶员操作不当、恶劣天气，等等。
马航则表示，出事飞机最近刚刚通过检查，而马来西亚交通部副部长Aziz bin Kaprawi则表示，并未收到任何有关该架飞机存在问题的报告。
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美国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正在联手调查，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有任何进展。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该情报官员要求匿名。他说，美国尚未发现任何恐怖主义袭击的迹象，虽然有两名乘客使用了被盗护照，但并不必然意味着这是一个恐怖主义行动。
（北京时间3月8日21时更新）越南民航总局局长赖春青(Lai Xuan Thanh)称，“越南海军一架AN26飞机在搜寻海域发现一条约20公里长的海面浮油带，疑似来自一架坠毁的波音客机。我们已将这一消息告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将继续搜寻。”
赖春青称，浮油略靠近泰国湾入口越南一侧，而不是马来西亚一侧。这个发现被认为是马航失联客机坠入越南南端及马来西亚北部海域的首个迹象。
美国第七舰队在Twitter上称，正派遣“平克尼号”驱逐舰和一架P-3C海监飞机，加入搜寻MH370航班的队伍。越南、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和菲律宾正联手搜寻马航客机。
马来西亚航空发言人周六晚间表示，航班机组人员与马来西亚空管部门最后一次通话大约是在周六凌晨1:30分，但他强调飞机并没有消失在空管系统中，直到2：40分。
（北京时间3月8日15时更新）中国媒体根据航空公司提供给首都机场的旅客信息，已经公布了MH370航班中国乘客的名单。业内人士表示，鉴于航班失去联系已久，旅客和机组人员生还希望渺茫。《纽约时报》北京分社通过南京书画院了解到，中国籍乘客刘如生是南京书画院退休职工，刘的家属已经确认刘搭乘了MH370航班。刘的手机号码关机，系统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启动短信呼业务”。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另向华为公关乔卿确认，该公司有两名员工在这架飞机上，已经联络了家属，但华为拒绝透露员工姓名。
（北京时间3月8日11时更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周六早上宣布，该航空公司在五小时之前失了和一架航班的联系，该航班是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机上共有239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表示已经启动一支搜救队伍试图找到失踪的飞机。
该航班为一架波音777-200飞机，航班号为MH370，于凌晨0:41分起飞。大约两个小时后，2:40分，位于吉隆坡郊区索邦(Subang)的航空交通管制失去了和这架飞机的联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没有说明发现失去联系时这架飞机所在的位置。
在该航班没有按计划于周六早上6:30分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于早上7:24分发布了上述声明。
马来西亚航空表示，机上共有227名乘客，包括两名婴儿。机组人员有12人。
该消息一经公布，便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当天就该事件答记者问时表示，“得知这一消息，我们感到非常忧虑。我们正在同有关方面联系，设法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他并称，中国外交部、驻马来西亚使馆和驻越南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该机一直未与中国空管部门建立联络或进入中国空管区。首都机场已启动应急预案。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已联系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海上搜救中心，若接到救援请求，中国将立刻协商派出距离最近的海上搜救力量。
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在上午11点发布了一份来自CEO阿迈德&焦哈里&叶哈亚(Ahmad Jauhari Yahya)的声明，对MH370航班事故表示“深深的难过”。该声明披露，机上的227名乘客由14个不同国籍组成，其中中国公民153人，包括一名婴儿。
该声明进一步披露，MH370为和南航代码共享航班。机长为Zaharie Ahmad Shah，53岁，马来西亚人，他的总飞行记录为18,365小时。他于1981年加入马航。
副驾驶员为ariq Ab.Hamid，27岁，也是马来西亚人，他于2007年加入马航，飞行记录为276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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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未提房价调控：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下简称“报告”）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恐怕是最恰当的了。
政策对国内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因此也有了楼市即是“政策市”的说法。我们的研究团队回顾过去几年的主要城市新房销售数据发现，每年3月份的成交量基本可代表全年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1、2月为传统成交淡季，市场积累了充足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每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将为全年房地产政策“定调”。在政策确定、需求充足的情况下，3月楼市成为全年风向标也就不意外了。
基于目前的市场大环境，以及我们对全年政策走势的判断，预计今年3月40个主要城市新建住宅成交面积将低于去年同期水平，预期同比跌幅为17.5%。
而在市场层面，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景象似乎犹在眼前——主要城市新房销售、土地出让金、知名房企业绩等多项指标均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农历新年刚过，市场情绪突然转向。在楼盘降价、信贷紧张、需求不足等负面消息的综合作用下，悲观氛围笼罩市场，地产股价持续下跌，行业“拐点论”重新被提及。&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以来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吸引了所有关注房地产行业者的目光。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房地产相关的部分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完善住房保障机制仍是重头戏。
本次报告对保障房部分落笔最多，明确了各类保障房建设的量化目标，但总体仍延续了2010年起，历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强保障房建设的政策框架。“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已在多地实施，将继续推进。新的内容在于“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保障房建设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支持。”这一新增内容，对未来保障房工作持续推进的意义重大。因为资金短缺是制约当前保障房建设的主要问题。在中央财政有限拨款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同时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政策上进行创新，设计出针对保障房的专项投融资工具，将有望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
其二，“针对不同城市分类调控”的思路与去年来的实践吻合。
“针对不同城市分类调控”是新的提法。由于去年以来，一、二线发达城市与三、四线发展中城市在供求两端的差异越发明显，因此，区别对待、分类调控已成为市场共识。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出现了区别对待的案例，例如去年9月1日郑州宣布的三条收紧限购举措，以及8月中旬温州对购买二套房的放松。
其三，报告在“2014年重点工作”中，提到“做好房地产税立法相关工作”。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已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联系到近期不动产登记工作紧锣密鼓的有序进行，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在房地产税的推进过程中，将“立法先行”，同时做好信息准备。打好这些基础，房地产税工作才将整体推进。换句话说，短期内不会大范围推广。
综上所述，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房地产相关部分，总体延续了之前的政策框架，一些新的提法也在市场预料之中，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的调控措施或调控目标。
和过往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比，尤其自2010年调控启动以来，今年工作报告中首次没有提到“房价调控”，而把重点放在了推进保障房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的供应上，显示出政府延续了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思路，减少行政干预，转而以供求关系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这符合市场对长效机制的预期。因此，对于目前形势微妙的房地产行业而言，可以算得上是好消息。
但是，房地产行业并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工作报告中一句看似与房地产无直接关联的表述，可能将成为影响全年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因素——“货币政策要保持松紧适度……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年初以来，各银行普遍传来信贷紧张的消息，不论首套或二套房，优惠利率减少，甚至还有上浮，且放款周期也被延长。这种困难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中同样存在。这与去年同期信贷宽松、首套房普遍享受优惠利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信贷的紧张，正是今年前两月成交量不如去年同期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中原集团研究中心统计的40个主要城市新建住宅销售数据来看，今年前两个月的总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5%。
对于银行信贷紧张的原因，市场上有人猜测，是“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推高了银行资金成本，因此房贷利率随之水涨船高。但实际上，年初以来央行资金投放宽裕，国内银行间拆借利率近期是整体下行的。而且除了房贷，其他行业并未出现贷款利率上升的现象。因此房贷收紧，主要还是缘于银行对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重视，主动收紧了贷款条件。此前传出的兴业银行停止房地产夹层融资与地产供应链融资，就是一例。
年期间，限制房企融资是重要的调控手段，开发商被迫从非传统渠道寻求融资，因此催生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扩大。今年初，已有以北京融典投资为代表的一批房地产投资产品出现了兑付危机。宏观货币政策收紧，加剧了这类风险出现的概率。而在水面之下，到底还有多少“影子银行”投资项目处于风险之中，尚不得而知。相信一旦危机全面爆发，房地产行业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从紧的货币政策间接影响了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态度，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平稳的环境下，成为影响市场成交量的重要因素。如果未来信贷环境持续趋紧，全年楼市成交量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刘渊是中原集团研究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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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雷奈：关于回忆的导演.法国导演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周六在巴黎去世，享年91岁。他将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引入电影，凭借《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 Year at Marienbad)等非线性叙述的电影成为世界闻名的艺术片导演。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证实了他去世的消息，他说雷奈是法国最伟大的导演之一。
虽然他的名字经常与法国新浪潮运动的导演们联系在一起——比较著名的有让-卢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 Truffaut)，他们是和雷奈在同一时期展开电影事业的——但是雷奈实际上遵循左岸派的知识分子传统。新浪潮运动所受影响以电影为中心，左岸派则受更有声望的高端文化影响。戈达尔1960年的电影《筋疲力尽》(Breathless)是对美国低成本黑帮电影的模仿，而雷奈1959年的突破性电影《广岛之恋》则展现了两个具有重要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主题：美国对日本广岛的核毁灭以及德国对法国的占领。
该片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女演员（艾曼纽&莉娃[Emmanuelle Riva]饰）和一位日本建筑师（冈田英次饰）的短暂的婚外恋。为了把上述社会政治主题融入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中，雷奈委托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编写剧本。杜拉斯是当时挑战文学叙述传统的“新小说”运动中的一颗新星。
之后，雷奈继续与著名作家合作，比如与新小说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合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与西班牙的豪尔赫&塞姆普鲁恩(Jorge Sempr&n)合作《战争终了》(La Guerre Est Finie, 1966)和《史塔维斯基》(Stavisky, 1974)，但是他的电影永远都不能简单地描述为文学演习。
雷奈为电影剪辑能把时间片段分割并重新组合的能力而着迷——他早期的一个职业经验就是担任1947年的记录片《巴黎1900》(Paris 1900)的编辑和副导演，这部记录片讲述的是“一战”前美好时代的法国首都的情况——雷奈把杂乱的回忆、旧事幻现和幻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获得了196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片中，一个代号为“X”（希奥尔西奥&艾伯塔齐[Giorgio Albertazzi]饰）的男人努力想说服一个代号为“A”（戴尔芬&塞里格[Delphine Seyrig]饰）的女人：他们一年前在时髦的欧洲温泉胜地马里昂巴德有过婚外情。他们在庞大的城堡的走廊和庭院里漫步时，A拒绝了X的求爱，而第三个人M（萨夏&皮托夫[Sacha Pito&ff]饰）一直在旁观——他似乎是A的丈夫。
这部电影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因为台词和场景不断重复，时间不断来回折返，不祥的黑白宽屏画面既让人想起了超现实主义油画（人物投下长长的影子，但是他们四周装饰性的灌木却没有），又让人想起了默片社会剧（塞里格的着装很像神秘的默片明星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
这部电影激进的拍摄方式既赢得了过度赞美，也遭到了刻薄的嘲讽：批评家保林&凯尔(Pauline Kael)鄙视地说它“太严肃，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就像大弥撒。”雷奈的态度更有趣。
“我觉得它不是个需要解开的谜题，”他告诉电视采访人弗朗索瓦&沙莱(Fran&ois Chalais)，“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的理解都可能是对的。”
雷奈留着一头白发，法国《世界报》(Le Monde)说，他一直很活跃，人们几乎忘了他曾经年轻过。制片人让-露易斯&利维(Jean-Louis Livi)说，他八十多岁时还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去世时还在病床上为下一部电影的脚本忙碌。
尽管他的影片本质上都很严肃，但是近些年他表现出幽默的一面，说自己在拉里&戴维(Larry David)的《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中找到了灵感——那是他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他既欣赏“高雅”文化又欣赏“低俗”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动画片的兴趣。他1989年的影片《我想回家》(I Want to Go Home)是和朱尔斯&费弗(Jules Feiffer)合作的喜剧片，剧本是他俩合写的。他告诉一位法国采访人他想让自己的电影具有“快乐的孤独”的效果。
雷奈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弗洛伦斯&马尔罗(Florence Malraux)是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lraux)的女儿，在他的很多影片中担任助理，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到《几度春风几度霜》(M&lo)。他们后来离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萨比娜&阿泽马(Sabine Az&ma)是个女演员，出演过他的很多影片，仍然在世。
雷奈日出生在布列塔尼的瓦纳村，父亲是药剂师。他小时候就迷上了电影，14岁时导演了第一部8毫米胶片电影《盖伊的冒险》(L’Aventure de Guy)，这部电影现在已经遗失了，但是据说灵感来自路易斯&弗亚德(Louis Feuillade)的犯罪电视剧《方托马斯》(Fant&mas)。
1939年他搬到巴黎学表演，1942年他在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的职业寓言故事《夜间来客》(Les Visiteurs du Soir)中担任临时演员。1943年，法国的国家级电影学院高级电影研究学院(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in&matographiques)成立，雷奈是第一批毕业生之一。
1946年雷奈导演了第一部16毫米胶片短片，那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喜剧，名叫《身份概要》(Outline of an Identification)，他还劝说自己的邻居——万人迷热拉尔&菲利普(G&rard Philipe)——参与进来并饰演角色。之后他又很快推出了一部长片作品——《为了存货而开放》(Open on Account of Inventory)。人们普遍相信现在这两部影片都遗失了。
之后雷奈投入到一系列短纪录片和赞助电影中，包括1947年对雀巢奶粉的致敬片。
他1948年拍摄的《梵高》(Van Gogh)给制片人皮埃尔&布朗贝热(Braunberg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朗贝热请他把它重拍成35毫米胶片的影片。他之后的作品涉及各种主题，但是给雷奈树立声望的是1955年的一部融合新拍镜头和新闻长镜头的影片，名叫《夜与雾》(Night and Fog)，它是对法国人和世界各国人的一种安静而有力的告诫，让人们不要忘记纳粹死亡集中营——当时集中营的恐怖正渐渐被有意遗忘。
1963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国际上获得成功之后，雷奈回归到被压抑的历史创伤这个主题上，拍摄了《穆里爱》(Muriel)。这是一部相对直接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古董商（还是塞里格饰演）的生活被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打乱了。
回忆——通过使用更复杂的蒙太奇唤醒头脑中不可预测的联系——成为雷奈电影的中心主题：从《战争终了》(1966)到《天意》(Providence,1977)。他这一阶段最有创意的电影也许是1968年的《我爱你，我爱你》(Je t’Aime Je t’Aime)，它以时光旅行为前提，创造了盘旋在一个男人主观人生体验中的一系列复杂的神秘画面和戏剧化片段。
雷奈性格中更幽默、更讽刺的一面出现在1980年的影片《我的美国舅舅》(Mon Oncle d’Am&rique)中，它是对人类缺乏自由意志的机智探讨，是根据心理学家亨利&拉博里(Henri Laborit)的行为主义理论编写的。这部电影的对位结构——在三个不同的故事中间穿梭以探讨同一个主题——成为雷奈后来作品的一个关键因素。
为了1983年的《生活是部小说》(Life Is a Bed of Roses)，雷奈组建了一个表演三人组，他们出现在他之后的大部分影片中：阿泽马（1998年与雷奈结婚），皮埃尔&阿尔迪蒂(Pierre Arditi)和安德烈&迪索利耶(Andr& Dussollier)，他们都特别擅长那种程式化的舞台剧式表演，这种表演方式成为雷奈作品的中心。
1986年的《几度春风几度霜》改编自亨利&伯恩斯坦(Henri Bernstein)1929年的戏剧。1993年的两部相互关联的故事片《吸烟/不吸烟》(Smoking/No Smoking)改编自阿兰&艾克伯恩(Alan Ayckbourn)的讲述八个小故事的戏剧《亲密交换》(Intimate Exchanges)。雷奈通过这些电影探索了电影现实主义和戏剧技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用这种冲突暗喻构成人类生活的偶然和必然之间的竞争关系。
雷奈早期的作品很严肃，经过这么多年，似乎慢慢变得更加轻松了。他特别喜欢百老汇的音乐剧，所以把音乐融入自己的电影中，比如《老歌》(Same Old Song, 1997)中的流行配乐和《别亲嘴唇》(Not on the Lips, 2003)，后者改编自1925年的一部轻歌剧。
2009年，纽约电影节以他的《野草》(Wild Grass)开幕，这部亦喜亦忧的喜剧讲述的是错过的爱情联系，有两个不同的结局。雷奈说观众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那个结局。
雷奈在200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领取终身成就奖时说，“我看到很多文章称我是回忆导演。我总是拒绝接受这个称呼，我说，‘不，我想拍摄的是描绘想象力的电影。’”&
他的兴趣不在于怀旧。他补充说，“我只是对我们的想象力能引发的一切感到惊讶。”
他的最后一部电影《赖利的生活》(The Life of Riley)上个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首映，获得了阿尔弗雷德&鲍尔奖(Alfred Bauer Prize)。这个特殊的银熊奖授予“打开电影艺术新视角”的影片。
Emma G. Fitzsimmons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王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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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都是老问题：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城镇化”，他使用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说法。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早先新华网的一篇报道提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修改完毕并上报，预计将很快会发布，报道引述分析称“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李克强谈及的“新型城镇化”与中国之前的城镇化过程相比较，有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即“土地的城镇化”转到了“人的城镇化”。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变革，这一改革能否成功，还有待一系列配套改革的推行。
2009年以来，关心这个领域的学者已就方方面面的问题有过争论。经济学家黄亚生教授和我最近编著了一个集子《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辑选了围绕城镇化争议而展开的论述。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虽然是一个新的变化和新的提法，但都蕴涵着老问题。
目前最关键的问题的确是“人的城镇化”，其他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是因此而起的。在《真实的中国》一书中，我们大致解释了“人要入城去”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大城市与小城镇的矛盾；二是城乡不公；三是外来者与城里人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人是到大城市去，还是就地城镇化。换句话说，城镇化到底是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建设小城镇为主？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不过根据国际经验，对比其他国家内排名前几位的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就会发现北京、上海、广东都还有很大的吸纳人口的空间。所以不存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问题，需要协调的是外来者与城里人之间的冲突问题。同时，大城市会有溢出效应，能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而不管是就地城镇化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可能面临沦为形象工程或者所谓“鬼城”的困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的利用率远没有大城市来得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阻止自发成长起来的城镇。从总体上来看，尽管城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城镇化率过半百”，即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报称2011 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比首次超过50%，达到51.3%。但《真实的中国》一书认为这是一个数字繁荣，其中有很大的水分。在书中，我们讨论了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这种数字繁荣。产生水分有三个原因，一是将“城镇化”当成城市化，但中国的很多镇其实就是改了个名字，行政级别上调整了一下，城镇实际上并没有城市所有的福利；二是将农民工当成城里人，其实外来务工者并不享受城市福利；三是以常住人口代替户籍人口，不顾两者享有的公共服务区别，造成人为的数字繁荣。如果按照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的测算，中国的城镇化率约在36%，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中扣除了农民工群体。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需要大力发展。
第二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城乡不公。城乡土地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价格造成了巨大差异。《真实的中国》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造成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农村土地仅仅用于农作，尽管也可能因为种植经济作物等增加收入，但是与变更农地用途获得的巨大收益比起来就显得小很多，所以限制农地用途不利于农民增收，也无助于解决城乡不公问题。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村集体用地无法直接参与市场流转，必须先更改土地用途才能入市。而目前入市的唯一办法就是农村土地被政府征用转换成城市土地，然后进入市场交易。这样一来，农村土地的所有制也就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而农民往往被排除在这个土地制度转换的过程中，利益得不到有效代表，即便得到补偿也往往份额较少。城镇化本意在提高失地农民的待遇，但却有可能使失地农民的境遇变差。更严重的是，由于得不到公正的补偿，经常造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同样无助于解决城乡不公，也不利于城镇化进程。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外来者与城里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是由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户籍制度也与前两个问题相关。我们在书中讨论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流转产生了巨大的限制，这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化的进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大量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遭遇困难。另一方面也使得城镇化过程中对外来务工者造成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歧视。现行户籍制度将外来者排除在城市福利体系之外，这种歧视的恶果可能还被低估了。除了显性的制约城市发展、造成待遇不公外，还制约了内需，造成社会矛盾，对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一种损害。如果不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无助于启动内需，而且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3月5日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了“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其中就蕴涵了户籍制度改革问题。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目前也有超过1亿的农村户籍的人口已经在城镇工作生活居住，但绝大部分未能获得城镇户籍。不管是按照中国的宪法，还是按照已经在城里的工作生活的农民实实在在缴纳的税款，他们都应当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福利。目前公安部预计到2020年会形成新型的户籍制度，尽管实质意义并不明确，但我们希望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全面实现自由迁移。
《真实的中国》的最后部分还提供了部分地方城镇化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实践与中国改革的历史一脉相承。这一来得益于中国地方大，有足够的空间来容忍失败。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上的弹性换取时间上的紧迫性。一项改革的紧迫性，往往会因为一个地方有所突破，就减少了民众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具有了一定的改革正当性。充分鼓励地方实践，吸收好的经验，鼓励地方之间的相互学习，这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可行途径。
李华芳是专栏作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他与黄亚生编著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2013年8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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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徽州碧山村的旧日风华：曾经雄伟壮观的名贤堂现已大门紧锁，隐蔽在破碎木板和杂草当中。碧山村的67岁农民汪寿昌，带着我们来到隔壁农家狭窄的厨房，穿过房间另一头的一个通道。眼前是一片令人震惊的景象：高耸的空间里，无比粗陋的日常杂物堆积如山，已经到了屋顶，令整座废墟愈发显得壮观。汪家在晚清时期建造了这座建筑，用以敬奉一位在朝廷担任高等文官的亲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贤堂被当做临时公共存储空间，里面堆满了废弃玩具、旧农具和预定的棺材，还有两头猪和一群吵闹的鸡。
碧山村位于安徽省历史悠久的徽州地区，那里曾有36个汪氏祠堂。如今，在经过两个世纪的洗礼和一场革命之后，碧山村的鼎盛时期已经远去，只留下了三座祠堂。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从农村向附近城镇的大迁徙让徽州和它的历史越发疏离。
由于拥有更多历史建筑，附近的几个村子在2000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此后，这些地方迎来了大批游客和电影摄制组。它们的成功让该地区落选的其他村子与中国新的繁荣更近，同时也更加远了，这其中就包括碧山村。游客一天能参观的地方是有限的，至少对那些乘着大巴匆匆而过的游客来说是如此。
但最近，碧山村相对缺乏可供旅游开发的文化遗产的状况，却让它有了别样的吸引力，或许还带来了第二次摆脱默默无闻状态的机会。城市文化名人欧宁和左靖在碧山村住了下来，他们打算在不依靠大众旅游业的条件下，重振碧山的经济和文化遗产。我们过去一年一直在记录他们的“碧山计划”。该计划引入了更罕见的开发模式，把一个艺术节、几家高端雅致的乡村客栈，以及南京先锋书店的一个分店带到了碧山，这一切都是为了探索在不发展工业和旅游业的前提下如何重振经济。
与大多数村民不同，汪寿昌的生活仍然与碧山灿烂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大部分的私人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该地区的族系历史上。他家的墙上挂满了他画的碧山村和附近山脉的风景画。我们到他家拜访的时候，他展开了一张手绘的碧山历史地图，图中展示了该在太平天国和文革之前的面貌。这两次事件毁掉了碧山的一些最有特色的东西。他在地图上签了名：“汪寿昌，汪家第93代。”汪寿昌知道，即使是名贤堂被彻底修复，也没有人会用它来祭祀——在这个村子，传统坍塌的速度比建筑更快。不过，由于对家乡和家族充满自豪，加上对这里丰富“文化积淀”被埋没的沮丧，汪寿昌希望旅游业能发展起来。
如果这样的话，名贤堂很可能被翻新，这样大量游客就可以感受到昔日帝王时代的辉煌，只不过是人工营造出来的。如果碧山村的城市移民把名贤堂改作他用，也许将会把这个村子带向新的方向。但是迄今为止，这座祠堂仍然是一片废墟——它的宏大和它所经历的兴衰都一览无遗地暴露视野之中。
本文最初于日以英文发表于中参馆，这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美关系中心最新出版的在线杂志。
这篇图片报道是由利&汤普森(Leah Thompson)和孙云帆在碧山正在进行的多媒体联合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题为《重新开发中国的濒危村落》，由普利策中心危机报道部赞助。
翻译：许欣、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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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新突破给治愈艾滋婴儿带来希望：波士顿——去年，科学家宣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称有名先天携带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婴儿经过出生仅30个小时后即开始的高强度治疗被治愈。随后，立即有人质疑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感染。
但是，周三在这里召开的一个艾滋病(AIDS)研讨会上宣布发现了另一个情况相同的婴儿，基本证明这种治疗方案是有效的。一位主要研究员说，加拿大可能还有五个这样的病例，南非有三例。
另一名研究员说，他们即将展开临床试验，届时将有60个先天感染艾滋病的婴儿在48小时内接受药物治疗。
如果临床试验有效——还要花数年时间来对这些婴儿进行跟踪调查，才能决定是否已经治愈——那么用来治疗世界上每年25万个新生受感染婴儿的方案无疑将被改写。
“这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原因有两条，”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安东尼&S&福奇(Anthony S. Fauci)表示。“这都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因为这个证据强有力地证明，只要治疗足够及时，就能将病人治愈。”
围绕着这种导致艾滋病的病毒，这是两天里传出的第三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科学家周二发布报告称，在猴子体内注射长效艾滋病药物能够抵御感染；周三，研究人员宣布一种“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使免疫细胞获得抵御病毒的能力。
去年3月，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大会(Conference on Retroviruses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介绍了第一个似乎已从HIV感染中康复的婴儿，即如今已被传为佳话的“密西西比婴儿”，周三报告新病例的也是这个年度会议。
黛博拉&珀萨阿德博士(Deborah Persaud)说，那个密西西比的孩子现在已经3岁多了，目前仍未发现携带病毒。作为滤过性病原体学者的珀萨阿德在她位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儿童中心(Johns Hopkins Children's Center)的实验室对这两个孩子进行了超灵敏测试。
另一个婴儿是出生在加州长滩米勒儿童医院(Miller Children’s Hospital)的一个女婴，她现在9个月大，看起来也没有携带会引发艾滋病的病毒。
她的母亲患有晚期艾滋病和精神疾病，在即将临盆时来到医院；医生给她开了保护婴儿的药，但是她没有服用。
在生产四小时后，儿科医师奥德拉&德韦基斯(Audra Deveikis)抽取血液进行了HIV测试，并立即开始用三种药物——AZT（叠氮胸苷）、3TC（拉米夫定）和奈韦拉平——对这个孩子进行治疗，并采用了治疗这种病毒时常用的高剂量。
新生儿通常使用剂量较低的两种药物进行预防；医生在确定婴儿受感染前，一般不会使用强度更大的治疗方案，而且通常不会在最初几周。
“当然我也会担心，”德韦基斯在这里接受采访时说。“但是母亲的病情是没有得到控制的，我必须在传染的可能性和药物的毒性之间权衡。”
“我听说过密西西比婴儿，也看过录像，”她还说。“我知道，如果你想防止感染，早期的治疗将非常关键。”
她说那名长滩婴儿目前已被寄养。她的母亲也还活着。
珀萨阿德说，要说这名婴儿已经“治愈”是不正确的，甚至还不能说病情“在缓解”，因为她还在继续用药。但由于最敏感的血液测试也找不到能够进行复制的病毒，她将这名婴儿的状态描述为“血清HIV转阴”。
但是从这名婴儿的早期血样和脊髓液中，找到了这种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所以珀萨阿德说，基本上可以确定她在出生时就已感染。她出生六天后，病毒开始消失，11天后已无法测出。
从医学角度来说，现在停止为这名婴儿用药将是不道德的，但是德韦基斯博士和共同参与这项治疗工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儿科艾滋病专家伊冯娜&J&布赖森(Yvonne J. Bryson)博士都表示，她们会考虑暂停用药，来观察这名婴儿到两岁时是否依然不带病毒。
会有三位研究人员主持那项寻找60名婴儿感染者的临床试验，布赖森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南非和巴西的产科和儿科医生们将会留心寻找那些由没有服药预防母婴感染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并且会早在第一次血检完成之前，就立即开始对他们进行整套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美国，每年在出生时携带HIV病毒的儿童不到200名。）
这项试验将由福奇博士的研究所提供资金，也将成为专注预防新生儿病毒传播的Impact系列试验的一部分。
“当我们描述密西西比婴儿时，很多人对我们投以质疑，”她说。长滩婴儿“确信无疑是感染了病毒”。
密西西比婴儿的母亲没有接受过任何产前检查，也没有意识到她感染了病毒。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生们十分担心，将婴儿转去了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Medical Center)，那里的儿科医生汉娜&B&盖伊(Hannah B. Gay)博士在这名婴儿出生约30小时后，开始采取高强度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18个月后，母亲不再带孩子赴医院就诊，也停止给药。五个月以后，当她去医院时，医生们都很担心这名婴儿的体内会有大量病毒出现。
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病毒。珀萨阿德的测试没有找到任何病毒，而这样的测试通常能够找到治疗成功的成年病患身上潜伏的病毒。
虽然抗逆转录病毒药可以预防病毒的复制，但仍有少量病毒会继续留在体内各处的贮主中，融入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中。珀萨阿德的测试能够激活这些细胞，逼迫它们“吐出”病毒，因而能够测出病毒。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艾滋病专家史蒂文&G&迪克斯(Steven G. Deeks)博士说，长滩婴儿给我们提供了更可信的证据，在婴儿出生时就开始进行治疗，看来是能够在病毒建立永久贮主之前杀死病毒。
翻译：陈柳、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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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不欢迎俄罗斯军队：乌克兰辛菲罗波尔——上周六以来，乌克兰的自治区克里米亚的政府总部就被特种部队占领。尽管他们的军服上没有任何标记，但是在这里，没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克里米亚新的地方政府现在由一个亲俄罗斯的总理领导。该人几乎毫无民众支持，上周才被安排到这个职位上。他说，面对着基辅“法西斯主义”的新临时政府，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需要保护。
克里米亚的主导情绪并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就连本地讲俄语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一直积极捍卫着自身的语言权利和文化认同。然而这些领导人并不能代表克里米亚民众。我是乌克兰族，乌克兰语和俄语都是我的母语，我与很多俄罗斯族人共同生活和工作。他们从来没有邀请俄罗斯入侵，也不需要俄罗斯提供的“保护”。
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中，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在街头见到俄罗斯的坦克和士兵。他们理解，如果占领持续下去，可能就会破坏自己的生计。克里米亚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许多克里米亚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都依赖于旅游旺季的进账，那时许多度假的游客都会来到黑海放松。他们不可能靠俄罗斯军队配给的物资活着，他们也知道如果离开了乌克兰其他地区，克里米亚经济无法维系，因为这里的电和水要靠乌克兰供应。
那项把俄语从乌克兰的两种官方语言中去除的法律既拙劣又鲁莽，的确触怒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南部的俄罗斯族。那项法律是乌克兰总统维克多&F&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被推翻后，在革命胜利的狂热情绪推动下颁布的。不过基辅的临时政府已经撤销了那项法律，那么需要“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族的原因是什么呢？
克里米亚人能第一手地看到亚努科维奇的腐败印记，他在逃离总统官邸之后，在黑海海滨留下了一座烂尾的奢侈别墅。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儿子奥列克桑德尔(Oleksandr)在克里米亚各地夺取地产，建造奢侈的住宅或经营生意，由总统控制或为他谋利。他们运用卑劣的手段，禁止普通乌克兰人造访海滨、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地点，剥夺他们进入本来属于公众财产的土地的权利。
如果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打击亚努科维奇所代表的那种大范围腐败的任何可能性都会烟消云散。
在俄罗斯周末进军之前，许多克里米亚人——包括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鞑靼族——登上火车和飞机，前往基辅。
他们通过在线的社交网络，建立了互助小组，帮助不管什么民族的其他克里米亚人做出逃离计划。
这里四处弥漫着不安全感，亲乌克兰的活动团体正在辩论，是该逃离还是该斗争。这些团体主要是俄罗斯族组成的，而这恐怕会让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感到不快。他们担心，如果留在克里米亚，随着和平示威遭到无情镇压，他们会陷入无助的境地，之后还会被污蔑成“叛徒”。互联网成了他们接触自由世界的唯一途径。不久，会不会有小船穿过黑海风暴交加的水面，前往土耳其呢——就像苏联时代走投无路的民众，试图穿越铁幕逃亡时所做的那样？
有一群人毫无疑问会留在这里，坚守自己的权利，他们就是乌克兰最大的穆斯林族群，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1944年，斯大林政权残忍地把这个族群连根拔起，用军方的运输手段将他们分散地送往中亚地区。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离散鞑靼人的子孙开始回家，现在在拥有200万人口的克里米亚，大约有30万名鞑靼人。被迫流放的痛苦回忆，仍然萦绕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
鞑靼人社区的领袖呼吁保持冷静。他们动员起民众，组成不携带武器的小组来保护自己的村子。然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数很少但很活跃的群体，可能只有数百人，即萨拉菲派(Salafi)穆斯林，他们或许并不会遵守族群内温和派领导者的指示。
俄罗斯媒体惯于使用穆斯林民众中这一小部分极端派的观点，来不公平地代表全体克里米亚鞑靼人，把他们描绘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尽管鞑靼人立场坚定地投票支持乌克兰的民主派政党，这与一些投票给亚努科维奇的亲俄政党的俄罗斯族恰好相反。
普京知道这些吗？俄罗斯领导人或许冷酷决绝，但他们并不是瞎子。他们大可以用尽浑身解数，通过各个电视频道播放无耻的宣传，在俄罗斯国内和克里米亚遮蔽公众的眼睛和耳朵。然而俄国人进入克里米亚之后，尽管能看到精心组织的集会和贪腐的本地傀儡，肯定也能发现自己不受欢迎，甚至招致民众的恐惧——就连他们原本以为会热情欢迎的俄罗斯族，也是这样的态度。
如果克里米亚半岛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难民试图逃往乌克兰其他地区或逃向其他国家，产生的危机肯定会影响普京在国内的政权。
如果普京无法看到这些警告的迹象，如果他扩大入侵的范围，进犯乌克兰其他地区，进而加剧危机，就会犯下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所犯下的相同错误。那次灾难性的侵略加剧了苏联帝国的垮台。普京需要好好记住那次的教训。
奥尔加&杜克尼琴(Olga Dukhnich)是政治学者。 翻译：王童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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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终究是为了挽留生活：放眼当今中国，几乎处处都在开展历史保护项目。但其中多数似乎并不太禁得住推敲，“假古董”似的保护项目越来越多见。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在2012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说到，现在的中国，平均每天有20个历史文化村镇消失。这样算来，每年就有数以千计的历史街区遭到“改造式破坏”，数以万计的原住民不得不颠沛流离，又有数以亿计的人民币被扔进这些无底洞。于是，有人鄙视商人功利，有人痛骂政府短视，有人指责专家清高……这三方文保事业的主力军，由于利益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相互之间往往无法好好对话。
但这件事，还是有人做到了。
张震燕是一位中国电影人，也是历史文化爱好者。身为制片人，他几乎踏遍了中华大地，“上山下乡”为影片寻找绝美场景。前几年，他慕名来到皖南山区选景。短短几月，徽派建筑及其与地貌山水的巧妙结合深深吸引了他。影片杀青后他还多次返回，学习徽派建筑的营造技艺和景观哲学，俨然一个“编外专家”。
不久，他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个可怕的新名词——农村土地整理。该政策的本意是鼓励盘活存量、集约用地，但在地方上却往往简单粗暴地变成了拆自然村、建新农村的“农民上楼运动”。
眼看一座座青砖黛瓦的徽派建筑被拆除，传统的乡村肌理被毁灭，张震燕痛心疾首。为保护自己眼中的一种乡土情结，他与文保专家、规划师、设计师和地产商组成团队，合作完成了从规划设计到经营管理，以及政策引导的一系列工作，最终实现了一个村落的全方位保育，也在中国文保界趟出了条新路。
恢复后的秀里村景观。
Courtesy of Zhang Zhenyan
“第一次坐着飞机盘旋在皖南山区上空时，我就惊呆了，原来中国还有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村景观！如果不好好保护，以后连拍个电影都没个好地方取景，总不能让观众一天到晚看横店的假景吧？”张震燕说。
他所说的“横店”，是浙江一个知名的古装影视基地，但以横店这种“临时布景”为模板打造的假古董街区，却已在中国遍地开花。在大规模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及旧城改造的压力下，历史街区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旗下的牺牲品。
“一边是历史村落人去屋空，导致古建筑因缺乏维护而损毁；一边是错误观念指导下的旧城改造，将历史街区打造为‘假古董’的仿古一条街，或者焕然一新的街区，使它们失去了原有的遗产价值，”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曾痛心地说，“假古董”式的街区改造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更可悲的是，一些政府强力主导的所谓历史保护项目，简单粗暴地割裂了人与街巷长期互动形成的和谐关系。
21世纪初，当时的崇文区政府决意，恢复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百年前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地带——前门大街。区政府真是下了大力气，办事效率也的确高：短短一年时间就迁走数千户“老北京”，拆平了前门大街两侧的老胡同，然后瞄着几张民国老照片，照葫芦画瓢地“恢复”了幻想中的前门大街。商业街建成后，根据前门管委会对外公布的数据，这里每天的客流量“高达15万人次”。但是周边的市民们看得清楚：这条全长845米的商业街上，最多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店铺处于关闭状态。不少店家都抱怨租金高、盈利少，亏损严重。
为何？前门大街改造项目在开工前，几乎被所有文保专家反对，但还是强行上马。得不到专家指点，施工方拆真盖假、处处违规，丧失了历史街区的原真性，对游客没有足够吸引力。同时，政府主导的“面子工程”过于追求短平快，前期沟通不足，“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招租，别扭的设计布局满足不了实际商业需求。
而2001年出现的上海“新天地”，曾是很多人眼中兼顾商业效益和历史保护的范本，然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指出，“新天地”对石库门老建筑的推倒重建，是一种保护观念上的错误。“那都是假的，”他说。黄陂南路330号曾是一处传了四代人的石库门私产，后被区政府以“土地批租建商住办综合楼”为由征收。一转眼，这间祖宅就变脸成为“新天地”商业广场上一家油头粉面的酒楼。
十余年来，“新天地”在商业上的成功不可否认，它证明历史街区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历史建筑是被人们需要的；然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地产开发项目，把大部分老房子拆掉重建、赶走原住民，再把曾经的市井生活变为旅游消费功能，那么历史遗产中的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连续性就会消失，更不要说历史街区“富人化”的过程酝酿出的社会矛盾了。
无论是政府主导、商人牵头，似乎结果都并不理想。其实，文保专家领衔的队伍也不能完全让人满意。来自意大利的历史保护专家，可谓业界公认的全球历史保护领域的“法拉利”级人物了。经他们维护的威尼斯古城实在精致得无可挑剔。但就是如此一个“精品”，近年来却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不可思议吧？
原来，那些文保专家领衔的工作团队，缺乏对常规城市政策的明智把握，对商业多样化的设计也显不足。美轮美奂的威尼斯，在演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旅游景点后，物价暴涨、房价高昂，逼得原住民不得不纷纷“逃离”故乡，而留守者为了生计，也只能从事旅游相关的行业。长此以往，威尼斯不再有长期稳定的居民，不再有日常生活的气息，成为了一个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标本”。威尼斯城市官网统计数据显示，1957年时威尼斯的常住人口为18万人；而2009年已下降到不足6万人，游客数量则在这些年间翻了20倍。
终于，威尼斯居民反抗旅游业的浪潮在2009年时达到了顶点。11月14日的中午，三艘“贡多拉”组成送葬船队，运载着粉色棺材，悼念在历史保护中“死去”的威尼斯。在里亚尔托桥边，还曾竖起一块电子屏，显示着正在逐年下降的威尼斯人口数量……
2009年，为威尼斯送葬活动。
不同的群体，对历史遗产必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文保专家认为历史街区的价值在于历史记忆和文化品味，应与“铜臭”绝缘；政府官员面对历史街区，往往更在意各方利益群体的关系平衡，以及改造后的政治影响；而商人眼中的历史街区，往往就是大搞“旅游地产”的挣钱机器。三方都在为实现各自所认定的价值而尽力；同时因为利益冲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排斥着另两个价值体系，拒绝与之沟通与合作。
如何能打破这潭死水呢？
历史保护工作，现在急需一种“领袖”式的人物。比如张震燕，他不是专家，却熟悉文化遗产的细节；也不是商人，却具备商业和管理思维；他更不是官员，却有足够的智慧来推动政策、影响公众。一句话，就是要以企业家精神，重建文化的价值。我给这种角色起了个名字：“历史保育企业家”。
前年夏天，我曾经问王石，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微笑答道：“创造力和整合力。”创造力就是不仅能玩转现在的游戏，还能设计新的游戏。在文保领域，中国从不缺乏高级玩家，缺的就是统一的规则和交流的平台；而整合力，就是能够求同存异的领导力。历史保育企业家需要做的，正是充分调动三方力量，依靠文保专家的知识，游说政府支持，同时挖掘商业领袖的市场能力。
谈到创建共同的价值体系，环保主义者已经为我们趟出了一条新路，那就是碳交易（也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出现。这个想法最早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生托马斯&克罗克(Thomas Crocker)在1960年的一个突发奇想；经过美国金融界、法律界、科学界几十年的实践，已在美国国内形成了较成熟的市场体系，并被联合国收进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尽管目前仍有争议，但它成功地让环保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金融投资人史无前例地坐在了同一张桌子前，实现了环保领域的“车同轨、书同文”。或许在历史保育这个行业，也要多一些克罗克这样的探路者。
一旦找到共同的话语平台，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善过去的工作方法。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历史保护项目，无外乎“一动不动式”(Preservation)、“修旧如旧式”(Rehabilitation)、修复成某时期风貌的“历史穿越式”(Restoration)或者重建已毁建筑之现代仿品的“死而复生式”(Reconstruction)。然而无论以上哪种方式，都侧重的是保存文物价值，都仍是把历史遗产当作一个死的物体处理。
物再怎么做都只是物，再精巧也不过是个艺术品。而每一座城市或乡镇，都该给原住民留一些延续传统文化的空间，让人们仍然可以住、可以玩、可以工作、可以恋爱。城乡当中的历史街区，就是最合适的场所。在“历史保育企业家”这个称谓里，一个关键就是以“保育”替代了“保护”。所谓“保育”，顾名思义就是边保护、边培育。既然历史保育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历史街区能够延续传统生活，那么其关注点就不仅仅是老建筑，更包括在建筑保护的基础上完成功能、经济和精神的重新塑造。
2008年春天，忧心忡忡的张震燕在安徽黟县秀里村小溪边的一片空地上停住了脚步。他有一个计划：要从城市化的“屠刀”下抢回皖南的乡土文明。
数年间几经奔走、观摩，张震燕几乎跑遍了中外著名的历史文化城镇，从走马观花到拜师访友，曾经的“门外汉”如今也有了些心得：绝大多数中国的历史保护，都是政府主导做“减法”——找一个古村，按照旅游开发的标准清理掉“没用”的内容，然后打造出一个历史幻象。那么，他们这些民间力量不如就尝试走一条新路，把政府不要的东西拿来保护，从零开始做“加法”，挽救老村。
于是他在皖南山区东奔西走，几年间从濒临拆迁的古村里抢救了八十余栋老房子。其实，去古村收购老房子作为私人收藏的事早已不新鲜。可张震燕认为，“那样倒是能抢救点东西出来，但除了满足少数人的雅兴和古董贩子的贪欲，并不能为中国乡村留下什么，反而可能助长中国农村进一步被城市所剥削。”而他则在秀里村按照传统自然村落的形态，将老房恢复起来，像模像样地搞出了一个占地近百亩的新村子。
秀里夜景。
Courtesy of Zhang Zhenyan
说来也有趣。当时，他其实是以影视基地的名义从当地政府处获得的项目支持。进入场地后，他却一直在做历史保护。地方政府给了他很大压力做旅游，然而他只做了一个《武林外传（电影版）》的拍摄后，就因为飞檐走壁的演员们对古建破坏太大而对影视拍摄冷淡下来。之后他也多次通过媒体和文化人士、政界人士的沟通，请他们告诉地方政府，这个项目的真正意义所在。地方政府这才逐渐接受了这个以影视基地为名的历史保护项目。
尽管这种“异地保护”的方式被一些教条的历史保护者评为“缺乏原真性”，但是张震燕淡淡地说，“我又不是去评奖，没必要循规蹈矩。相反，我把那些马上要死掉的老房子留了下来，还通过我培养的这个队伍传承了古法营造技艺，我觉得这比把一个好好的古村打造成景点更‘原真’。”
他所说的营造队伍，是他从美国西部的印第安古村落Ohkay Owingeh（意为“大力士村”）那里学来的。
40多年前，美国政府秉承建筑保护优先的原则迁出原住民，对古村落进行“僵尸式”保护。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在维护资金短缺、游客激增的压力之下，古村落的建筑状况急剧下降。同时，被强行搬到现代小区里的印第安人也染上了“城市病”：邻里关系变差、传统娱乐活动消失……于是该部落决定放弃住房补贴，毅然迁回古村。在部落领袖带领下，该村开始筹集资金，进行古村修复和小企业孵化，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部落领袖着力培养了一批精通传统营造技艺的年轻人，他们不仅能维护本村落的历史建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古建修复专业队。2013年，美国住建部为表彰这批让古村“复活”的原住民，颁发了“美国住建部长奖”。
在我采访该部落首领时，他说，“40年前，扮演规划师角色的是专断的官员，而今天是我们的部落成员；保育的对象也从建筑转到生活。那些人花了40年才想明白，历史遗产中看不见的东西才最需要保护。”
张震燕观察了中国很多保护案例，发现修建质量低劣是很大的问题，意识到传统营造技艺的缺失，是一个比某处古建被拆除还严重的问题。而中国每个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极为复杂多样，更加大了传承本土化营造法式的重要性。所以张震燕的团队从一开始就着手培养皖南工匠团队。为这个，他跑遍了皖南的村镇，搜罗了大批传统匠人，并招收秀里当地的青年人做学徒来传承手艺。如今，这个五十人的队伍早已名声在外，被皖南各地的历史村落邀请参与古建修复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保护专家苏解放(Jeffrey Soule)先生在秀里村考察时曾一再强调：“和张先生从周边村落挽救的几十栋老房子相比，这个营造团队绝对是一个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历史保护工作者在下一步工作中必须重视的。”
张震燕组建的皖南工匠营造队，正在进行古建修复工作。
Courtesy of Zhang Zhenyan
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是另一个保育地方文化特色的成功案例。这个区区7万人的小城，现在竟与纽约市齐名，成为美国两大艺术品交流市场。哈佛大学的房地产教授理查德&裴泽(Richard Peiser)说，“无论从地产专业还是个人喜好来讲，圣塔菲都是我最欣赏的城市。因为它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城市风格并延续到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去，这种与众不同的‘圣达菲风格’能够让每一个来访者深深着迷。”
2013年秋，我前往圣达菲考察。坐在一间粘土泥浆材料的土胚房咖啡馆中，圣达菲副市长瑞贝卡&乌兹伯格(Rebecca Wurzburger)女士给我上了一节历史课。早在20世纪初，新墨西哥州刚刚加入美国大家庭时，全国舆论都认为圣达菲的泥土房建筑不符合美国特征，强迫他们接受东部城市普遍采用的欧洲建筑风格。圣达菲在纠结了数十年后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于是，1958年圣达菲出台《历史城市设计导则》法案，规定所有建筑的尺度、材质、建造方法、城市空间结构、景观视线等等，必须依照圣达菲独特的西班牙印第安复兴风格，实行了全方位的管理。当地不仅不允许建造摩天大楼和现代主义建筑，更不接受大街区、宽马路、“摊大饼”等郊区化形态。
瑞贝卡说，仅仅城市设计可远远不够，圣达菲当年还敏锐抓住了天才女画家乔治亚&艾琪芙(Georgia O'Keeffe)曾旅居该市创作的机缘，把她画中朴素而绚丽的特点有机地结合到了城市的发展风格当中。数十年间的几任市长，都大力推广传统乡土艺术产业，并借助众多商界领袖的力量，将乡土艺术延伸至全产业链，最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和“创意城市领袖”称号。圣达菲如今高贵的文化身份来之不易，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文物保护的阶段，在精神保育的大道上奔跑起来。
圣达菲市最典型的土坯房。
Mark Hol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述两个美国的案例看似遥远，核心却并不复杂。在理念上，他们证明了历史保护并不是单一学科的工程，多领域合作，才能使历史遗产与今人的生活充分融合起来。而在具体操作上，两个案例又都体现了勇于创新和卓越领导力的重要性。
看着秀里村一天天建起来，张震燕也越来越头疼村子未来的发展。曾多次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他，对威尼斯“博物馆式”的保护印象深刻。但是他说，“历史城市不能没有人住，各阶层的人混居才能有文化的传承。”
皖南的很多古村，其实也并非农业村落，而是由回乡士绅建立的“小王国”，具有一种模糊在农民与士绅之间的文化形态。可惜，这种融合感已经在西递、宏村这些知名古村中见不到了。张震燕相信，为挽救这种文化形态，首先必须要能吸引不同阶层的文化人来生活，而不是像大多数古城那样只吸引游客。于是，秀里村不仅集中了高端居住和精品酒店，张震燕还在村中单辟出一半空间，将整个东半部恢复成秀里老街，把抢救回来的老房子低价租给当地人住，并鼓励他们做点小买卖。他说，“我在秀里的责任，不是做一个单纯的老房保护项目，而是营造一个生活的场所。秀里也不是一个古村，而就是一个本地人都喜爱的鲜活村子。”现在整个秀里村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没有不认识“老张”的。
“古徽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重视教育，我们秀里也不能丢下这个传家宝。我相信，全国有很多人能干得比我更好。通过教育，我希望更多这些能人都参与进历史保育的工作中来，”张震燕说。
现在，张震燕正与国内一些高校和国际机构商谈，计划在秀里办一个历史保育学园，以秀里作为一个试验场，培养和影响更多的历史保育企业家。
方元是美国注册规划师，美国规划协会(APA)国际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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