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小日本从“清国威胁论”到“中国威胁论”
——由三次“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狂潮看中日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现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狂潮。这种狂潮由日本国内的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者发动，日本众多民间媒体在旁边推波助澜。只要置身日本社会中，几乎可以处处时时感到要应对“中国威胁”的气氛。
历史总是相似并重复的，眼下的这一股与世界和平背道而驰的逆流在近现代上曾经两次出现。回顾一下这两次“中国威胁论”的前因后果，对我们把握未来中日关系的大局是不无裨益的……
第一次：“清国威胁论”和中日甲午战争
日，日本明治维新元老，时任参议院议长的山县友朋上奏睦仁天皇，言称“欧洲各国距我国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眼下，“我之欲以力角强弱者”，正在“紧临之处”。而“清国行将乘我之弊，从目前形势看，清帝国的威胁成为具体的了，坐待此种危局之到来，则我帝国将无人可以恃之以维持独立，无人可以与语富强。”（《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96页）他还对其论点做出了具体说明：“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充陆海军，将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向四方扩展实力，并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尝轻侮我邦之外患必将乘我之弊。若至于此，则我帝国将复与谁维持其独立，与谁共语其富强？故曰：谋陆海军之扩充，乃当今之急务，政府所宜孜孜于此者也。”（《山县友朋意见书》第119~120页，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第816页）在给天皇的奏折《进邻邦兵备表》中，山县有朋进一步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3页）9月，右大臣岩仓具视也呼应山县有朋的“清国威胁论”，向天皇奏陈了《扩充海军意见书》言称：“扩充海军乃目前日本国之紧急要务”。“此次朝鲜之变，日本苦于军舰不足”。“若不幸与清国启衅，彼进攻而我不足以守卫国土”。“他年清国舰队增强，我国依然今日状况”。“则何以御彼之轻侮，何以应缓急之用，实寒心之至”。
日本真的是如此恐惧中国的威胁吗？只要看一下此次中国威胁论的出台背景就一目了然。日，维新刚刚小有成就的日本就悍然侵略中国，在台湾琅峤湾社寮港登陆。日军登陆向台湾纵深挺进，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台湾当地百姓一面奋勇抵抗，一面多次寻求清军支援。无耻的清廷竟然对台湾百姓的请求置若罔闻，没有做丝毫防守反击。只知让清军躲在兵营中避战不出。其中尤以李鸿章为甚。9月5日，李鸿章竟然致函总理衙门，称琉球难民案已阅三年，福建省并未认真查办，“中国亦小有不是”。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者及日本兵士远道艰苦，“犒赏”若干，“不作兵费”，对日本“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41~42页），其奴颜之态，至今读之尚令人不齿。由于台湾百姓的奋勇抵抗，加之军中疫病流行，日军开始试探求和。清廷遂与日本于10月31日在北京签订了《台事专条》（即《清日两国间互换条款和互换凭章》，又称《北京专条》）。《台事专条》规定：①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②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日本修道建房，“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③台湾生番，中国自宜妥为约束。④日本于12月20日撤兵。日本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清廷不仅事先没有察觉，事中没有强烈抵抗还自认“小有不是”，事后还对侵略者做出重大让步和“抚恤”“补偿”。《台事专条》前言中称“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清廷竟予以默认，结果很快导致琉球事件爆发。
1879年，日本挟在台湾得利余威卷土重来，染指中国属国琉球。3月，日本悍然出军警占领琉球。4月4日，宣布将琉球改为“县”。6月9日，将琉球国王尚泰削去王位，押送日本软禁，封三位爵。日本吞并琉球完成。清廷虽对日本吞并琉球极为不满，但采取的是完全放弃武装斗争，只知外交上“抗议”和寄希望于国际调解的交涉办法。结果当日本采取拖沓战术或索性不予理睬后，清廷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默认。日本通过中国在琉球和同时期与法国在越南的斗争情况，判断出了清廷在属国边境问题上的态度。于是，开始染指中国最重要的属国，核心地带的屏障——朝鲜。
日，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渗透侵略的“壬午兵变”。日本以此为借口陈兵朝鲜国门，胁迫朝鲜答允其苛刻条件，否则开战。一开始清廷认识到事态严重性，出兵保护朝鲜。然而清廷却一方面轻信了朝鲜亲日大臣的言论，一方面恐惧对日作战，竟反宣布一向亲华反日、维护国家利益的朝鲜秉政重臣大院君为“乱党”，将其诱捕后押送天津。8月30日，日本全权大臣花房义质与朝鲜亲日大臣李裕元，金弘集签订了《关于明治十五年京城事变的善后协定》，这就是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济物浦条约》。《济物浦条约》所列条款对朝鲜、中国极为不利。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为日后甲午战争中取得陆战先机埋下了伏笔。
朝鲜、琉球、台湾本为护卫中国大陆免遭日本侵略的关键屏障，而今日本在这三处挑衅，最终竟然都以清廷让步告终，这大大刺激了日本自丰臣秀吉时代以来吞并朝鲜、中国，“三国归一”的野心。近代日本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阴早在1855年就曾指出，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松阴：《幽囚录》；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7页）明治维新的元老和甲午战争中日方的关键人物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等人皆为吉田松阴门生。由此可见，日本提出“清国威胁论”，并以此为理由扩军备战的原因不但不是感到了中国的“威胁”，而恰恰相反，是因为其料定如果做足准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可以成功。
怀着这种目的提出清国威胁论的日本高层自然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外务卿井上馨言称：“清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须多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四卷第2208页）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日本驻朝使馆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也说：“清国虽然土地广阔，但近年来，从其海陆军备来看，表面上还可以，实际极不完备，不足为惧。”（《中日战争》续编第九册第292页）曾任外务卿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副岛种臣说得更为透彻，可谓鞭辟入里：“谓清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清国也。盖清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郑观应集》上册第761页）
于是，“何曾有欲与日本争衡东海之志”的中国就成为了日本眼中肥硕的绵羊。日本首当其冲的扩军方向是海军。山县有朋原计划从1883年起实施“八年造舰计划”，建造各型舰艇共42艘。扩军军费由增税解决。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山县有朋的建议。然而岩仓具视对这一结果仍不满意，因此才有上奏《扩充海军意见书》一事。海军卿川村纯义心领神会地向天皇新造军舰48艘的计划。11月9日，岩仓具视向内阁提出了相应的增税意见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如此巨大的增税计划对国计民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大影响。为此，睦仁天皇于11月24日将地方长官召至宫中，“亲谕”增税事宜。会中睦仁言称：“通观宇内大势，惟应扩充军备”。“尔等任职地方，应奉体朕意，施行勿衍”。12月
22日，睦仁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颁布《敕语》，宣称“保全东亚全局和平，朕所切望者也”。“然从邻国感触到或有不虞之变，为此充实军备之翼，尤为护国之要点”。他一面命令亲身宣扬“清国威胁论”，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备战，一面命令制订扩充海军的军费、拨付顺序、着手方法，“再经阁议评议，以安朕心”。
遵照这样的《敕语》，海军有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从1882年12月到1883年5月，海军省从太政大臣那里获得了第一笔军备扩充费用。1884年后，海军军费以年增幅200万日元的速度划拨，而海军造舰费用则从1883年起每年单独划拨300元。为保证款项的顺利筹集和拨付，睦仁甚至两度自付捐款，并号召全国捐款。仅1887年几个月内全国的捐款就达103.8万日元。这一期间，日本海军最重要的建军成就是购买和建造了专门对付中国北洋舰队的“严岛”、“松岛”和“桥立”号“三景舰”（因以日本三处美景命名而得名）以及大量巡洋舰。日本陆军则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了一八式村田步枪和太田德三郎青铜炮、山炮和臼炮。
另一方面，日本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争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岸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和河流的详图。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间谍机关“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些间谍对后来日军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清廷却对形势严重误判。在中国政治家中，只有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少数有识之士看出“倭人不可轻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统治集团的大部分人都“不以倭人为意”，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缺乏认识和警惕，甚至还把日本当作友好邻邦。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廷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财政本来就极为紧张，又把大笔资金挪用到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的工程上，所以只好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起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清廷自毁长城，对外执行一条“羁糜为上，力保和局”（《李鸿章全集》奏议卷五）的投降主义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本将中国视为盘中餐，战争进入到最后准备阶段时，日本仍不忘宣传“清国威胁论”。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在山县友朋授命下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又名《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明确表明了制定的目的：“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其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应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一期）“自本年（1887）年起以5年为准备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预期目的。然而就是这个文件，仍不忘宣传中国“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若其实力稍有完备，实堪忧虑。”（《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一期）
就这样，在“清国威胁论”的鼓噪下，日本完成了全部备战工作。最后，甲午战争终于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甲午战争开创数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恶劣先例：第一次整省区划的割让领土，第一次上亿两白银的赔款，尤为恶劣的是，日军为报复清军在旅顺的顽强抵抗，丧心病狂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为日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数不胜数的屠杀事件埋下了罪恶伏笔。
第二次：“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和第二次侵华战争
时间过去了不到四十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又在日本响起。
这时，中国和日本的实力对比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为了能保住仅有的一点主权而苦撑，而日本已经开始在太平洋上同美国展开了全面争霸。在这种情况下，再象几十年前那样宣传“中国即将称霸世界”已是没有任何人相信了。不过，这难不倒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他们的宣传基调变成了“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
“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的主要论点是中国采取的众多政策已经对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利益线”构成了威胁。这些论调出现就是缘起于一次日本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与干涉。
日，面对中国北伐军在山东连连得胜的形势，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日本内阁决定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派遣第6师团师团侵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驻扎在天津的8个日本步兵中队被作为先遣队派往控制济南。4月20日晚，该部队侵入了济南。21日，国民政府对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22日，北伐军攻占泰安，逼近济南。25日，日本第6师团师团在福田彦助中将的率领下在青岛登陆。26日，第6师团下辖的第11旅团于26日晨开抵济南商埠。27日，在青岛登陆的日军已达5091名，作战物资2.3万吨。5月2日，北伐军进驻济南城仅两个半小时后，日军第6师团接踵到达侵入济南。日本侵略军开始与北伐军对峙。蒋介石的做法完全与当年清廷在台湾同日本交涉时一样，试图以负担日军军费为条件，劝侵入济南的日军撤回青岛（注意不是日本）。但日本攻占济南决心已下。3日，日军突然偷袭北伐军，洗劫屠杀中国平民。5月3日一天，中国军民罹难者达1000人以上。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竟然完全无视国际公法，将国民政府外交官蔡公时以下17人全部杀害。其中更对蔡公时本人施以割耳、鼻、眼等酷刑后残忍杀害。面对这些暴行，蒋介石竟然对北伐军下令“不准还枪”。3日深夜，北伐军全部退出商埠地区。
为对日军暴行寻找借口，日本开始遍造“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谎言。对事件起因，污蔑为中国士兵抢劫日本商人；对事件中13名日本人毙命，污蔑为“济南有300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日本的《时事新报》于头版刊登了陆军省编造的这条谎言，进行大肆煽动。接着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以此为理由制订的《对华方策》。在《对华方策》，日本公然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决定立即增兵。蒋介石面对这种局面，不仅不做一丝备战准备，反而对日本侵略者继续忍让。5日，蒋介石竟然下令主力部队全部撤离济南。日本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6日，从中国东北调拨来的关东军第28旅团到达青岛，第36旅团开往济南。兵力增强后，日本于7日向国民政府发布了最后通牒，其中明确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一条。蒋介石继续让步，宣称对通牒“大体可以承认”。但日军的“最后通牒”不过是寻找一个借口，8日，日军大肆进攻济南城。在这第二次屠杀中，济南留守北伐军及济南居民殉国罹难者近5000人。占领济南期间，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整个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
日本的这种行径，激起了中国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事件一年前曾无条件支持日本的美国，此时转而支持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占济南表示抗议。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山东也表示极力反对。就连日本本国的进步政党和团体也对日本政府的行径表示谴责。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命令第28旅团返回中国东北。
综观整个济南事件经过，可以发现其中的关键：日本先挑起事端，然后大肆造谣，反咬宣布“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接下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再让步，日本的侵略胆量和决心反而更大，然后就是大规模的侵略事件。日本对在济南事件中摄取的利益并不满意，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开始总结经验，试图制造新的事端。终于在1930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又一次叫嚣“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这一次，矛头直指中国东北。
从日俄战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占据了绝对的经济优势。日本企业已控制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其中尤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为代表。1928年，东北地方政府修筑了三条短程铁路。满铁立即抛出“中国威胁论”，宣称这三条铁路是满铁的“平行线”、“竞争线”。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东北，满铁客货运输因而锐减，满铁竟宣称由于中国“平行线”竞争，损害了“帝国权益”。与此同时，当时已掌政的张学良开始兴建葫芦岛港，并建设相关铁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立即宣称这是为了扼杀大连港和南满铁路。葫芦岛港和相关铁路是“满铁包围线”。
长期以来，日本不仅控制了东北经济，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还对中国进行金融掠夺、向土匪出售武器甚至贩毒等罪行。日本的这种行为自然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此时的东北人民兴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拒绝毒品的爱国运动。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立即诬蔑东北人民的爱国运动为“排日”。
自1930年6月起，由关东军支持的，满铁控制的“满蒙青年联盟”大造“满蒙危机”的舆论。在日本各地，特别是和宣传煽动葫芦岛建港对日本而言“孕育着危机”；“帝国臣民”“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存权”受到“中国排日运动”和中国政府的“压迫”、“欺凌”和“蹂躏”；如果坐视，“帝国权益”将被消灭，“亡国之悲运必将笼罩祖国”。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与满铁理事长木村锐事接洽后同意就这一争议协商。以松冈洋右和板垣征四郎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则继续宣扬中国“排日”造成“满蒙危机”。从1931年初起，国民政府开始同列强谈判收回治外法权。日本报刊立即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称“满蒙危机”加深了，中国“收回国权运动”已经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日本的“生命线”岌岌可危。
这时，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他们首先确定了一份纲领性文件《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昭和六年即1931年）。确定了侵略东北的方针步骤。接着又制定出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将侵略计划具体化并下达关动军。
与此同时，日本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其中之一就是派遣大量间谍侦察东北形势，导致了“中村事件”的爆发。1931年6月初，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中国军队擒获并正法。日本立即歇斯底里地叫嚣“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生命线”。而与中村类似的间谍行动日本一直没有停止过。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其内容之繁多，绘制之精细让许多接收大员感到“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直到今天，台湾军队也还在使用相当数量的此类地图。
终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至今，靖国神社内还宣传着当年侵华日军的川崎少佐的《阵中杂感》：“当时不要说支那军队，一般民众的侮日态度也极端强烈，我们的官民都生活在悲愤的泪水中。城内商业区的上学儿童遭受侮辱，找父母哭诉。据说多名日本妇女被支那人强奸。其他各种侵害权益的事件更不待言，日本人只能焦急地等待政府解决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铁道的受损也在不断增加。”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的无耻程度，查遍人类文明史无出其右者。
日本侵占东北，国民党当局竟然奉行“不准抵抗”的政策，这大大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于是，“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再次响起。一时间，日本全国各地的“膺惩大会”此起彼伏，就连日本的儿童也象甲午战争前玩“打定远”那样，唱起了这样的“儿童歌曲”：“日本的男儿拿起村田铳,宝剑的锋芒直指那支那少爷兵,我们的士兵向各地进军,打倒那可恶的支那人啊,去夺取那万里长城”。最终，日本在“膺惩暴支”的口号下全面侵略中国。
这一次“中国威胁论”的经过和结果，与“清国威胁论”惊人地相似。都是捕风捉影地煽动舆论，在看到中国政府的软弱立场挑起事端，在处理事端过程中看到中国政府继续软弱，继而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第三次：“中国综合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日本面临的战略压力骤减。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再次在日本响起。由于相关新闻不时见于媒体，本文并不过多敷述。但笔者认为应当注意此次“中国威胁论”的几个新特点。
第一，“清国威胁论”中宣扬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已成为此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轴。仅以最近的事例为例。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日本防卫厅提交的“2005年度防卫白皮书”，强调所谓“有必要客观评价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否超过了防卫所需的范围”。日，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的前原诚司表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及其现代化是个现实威胁。日本必须采取毅然措施，抑制中国的膨胀”。此外，他还强调，“日本必须毅然应对中国在东海的油气田开发问题。如果中方的开发成为既成事实，日本就必须在争论区域进行试开采”。当中国政府就此言论进行驳斥之后，前原诚司于17日民主党大会后的记者会上声称，中国军费不断增长以及“日本完全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等，强调并不打算撤回自己的言论。很快，日本外相麻生太郎22日就表示：“我同意前原先生所说的（中国是威胁），中国正在引起威胁和忧虑”。“一个拥有'10亿人口’和原子弹的国家，其军费开支'连续17年增长2位数’……而这种军费开支的内容非常不透明……如果要我来谈这意味着什么的话，我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当天表示，他同意麻生发出的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讯息，安倍补充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小泉首相的看法都与麻生没有太大不同。日，日本正式公布了外务省年度报告“日本2006年《外交蓝皮书》”。报告声称“中国在增加国防费用和军队现代化方面有些'不透明’，日本对'不透明’方面继续保持关注，并将敦促(中国)增加'透明度’。”
第二，“中国抗日侮日威胁论”作为辅助，煽动民意。日本领导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蛮横拒绝对中国战争及战争遗留问题受害者赔偿，多次否认侵略战争（麻生太郎甚至妄称：靖国神社游就馆“如实的展示了当时的状况而已。”）等奉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历史观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日本媒体立即抓住机会，大肆宣扬中国进行“反日”宣传。日，北京爆发了抗议日本挑衅的示威游行。时任日本外相的町村信孝于竟然于第二天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反咬一口，要求中方正式道歉。12日，町村信孝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要求中国为所谓的“暴力反日示威”进行道歉。日本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进行“中国政府进行反日教育和宣传”的造谣。
第三，“中国威胁论”的发展有向民间发展并疯狂化的倾向。最近，日本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对媒体危言耸听地宣称，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粮食进口的增加，很可能导致“寿司和牛排从日本人的餐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饥荒年代的食谱：米饭加咸菜，日本人的饮食可能降至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柴田明夫还宣称，中国对肉、谷物的需求不断增大，造成世界粮食谷物库存急剧减少。他甚至妄言，中国将是造成日本未来饥荒的“罪魁祸首”。这种已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言论说明日本的新法西斯分子已经接近歇斯底里。
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和新法西斯分子们目前的论调就是“中国就是威胁，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中国的一切都是威胁”。在这种论调下，令一种形势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就在第三次“中国威胁论”开始爆发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在“中国威胁论”的口号下扩军备战的速度呈爆发性增长。在海军方面，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现在，已服役了金刚级驱逐舰4艘，村雨级驱逐舰9艘，高波级驱逐舰5艘。计划至少服役4艘爱宕级驱逐舰，首舰“爱宕”号已完成海试，将很快服役。还有春潮级潜艇7艘，亲潮级潜艇9艘。爱宕级驱逐舰和亲潮级潜艇的后续舰正在建造中。同时，轻型航空母舰已开工建造。空军方面，用于远程空袭的F-2战斗机、波音767预警机、KC-767空中加油机正批量装备部队。陆军的大量先进坦克、步兵战车、火炮、武装直升机亦正走进军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一直打着“和平利用”的旗号进行核武器和战略导弹的研究；打着“防御”的旗号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的研究。同时，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大幅增加。最近，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在新疆进行非法测绘时被我有关部门当场擒获。而日本媒体却反咬一口，称中国驻日武官对日本进行间谍活动，宣传“中国间谍威胁论“。
与此相比，中国至今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军费开支大大压缩。2006年中国军费支出为351亿美元，而日本是440亿美元。中国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承认，目前中国的军费“养兵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用于军事现代化的建设费用仍然较少。目前，中国海军的大部分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服役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这些驱逐舰和护卫舰服役时便已大幅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军事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自然更不待言。虽然我国也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但改进后的老式军舰的战斗力与新式军舰相比毕竟还是有限的。中国海军的新式军舰虽然服役了一些，但数量无法与日本相比。日本已有人叫嚣，如果中日开战，中国海军的命运将不会比北洋水师好多少，日本可在两个小时内全歼中国海军。中国空军虽然已经研制成功了一些新式装备，且由于中国军事科技人员们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其性能不错。但限于军费，数量过少。同时应特别注意到，中国不仅停止了核试验，而且是世界所有核国家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核威慑力量是几大核国家中最低的。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历史告诉未来
综合上面这些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叫嚷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无论清廷还是国民政府，其为乞求和平做出的妥协让步不但没有换来和平，反而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2005年，日本和美国竟然公然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列为美日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日本的新法西斯分子在日本《世界周报》杂志上撰写的名为《中国打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的文章则叫嚣，如果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因此，对日本来说，使用武力阻止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控制西太平洋海域及其航线至关重要。其东条英机式的疯狂嘴脸，跃然于纸上。耐人寻味的是，类似言论在日本的前两次“中国威胁论”中都出现过。1890年12月，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幕，山县有朋抛出了他之前确定的“利益线论”，实际就是宣称要征服朝鲜、中国。第二次就是所谓保卫“满蒙生命线”。这两种理论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雏形。
应当注意的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宣扬和侵华战争的最后准备阶段中，日本为了麻痹中国政府，会故意做出一些表面友好的姿态。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向清廷郑重保证“我政府别无他意”。济南事件前几小时，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耕一、驻济武官酒井隆和天津驻屯军小泉恭次中佐一行还拜会蒋介石，诈称：北伐军进入济南后，“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我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一直与张学良谈判，并将谈判拖延到事变爆发的时刻。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一直与宋子文进行谈判，并约定中日双方9月20日一道前往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驻军负责人会见。他甚至表示：“这些天来，我们两国军队一直相处的很好，万一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自1935年后，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准备加速，日本政府更进一步进行欺骗宣传。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了“中日亲善”的演说。从现实结果看，这些欺骗措施最终都达到了目的。
&可悲而又极其危险的是，目前国内的很多学者、政府官员甚至高级军官，没有认识到“中国威胁论”和狠多日本军国主义和新法西斯言行的实质。有些人将“中国威胁论”视为合理的“疑虑”、“疑惧”，以为只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新法西斯分子多做“沟通”、“解释”，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更有甚者，还有部分人完全站在日本军国主义和新法西斯分子的立场上，指责中国人民的爱国举动和情感是“弱国心态”，“有少数人依然怀有'受害者’的弱者心态，极少数人也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复仇情结”，宣称“不讲策略的强硬并不意味着爱国”。或许这些言论的发明人怀着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善良美好愿望，但是，他们却完全忽视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新法西斯发展的现实和本质。
事实一再并将继续证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姑息纵容，不但不会换来所谓的“回报”和“良好气氛”，反而会刺激日本的战争狂人们的侵略野心。目前，尽管我国在很多涉及到中日主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了以稳定局势和照顾中日友好大局为重的理性政策，但这些政策却反而被日本的某些人视为软弱可欺。而日本军事力量的大幅膨胀，已经让日本的“自我感觉”与“自我意识”，日益接近于明治维新后期的日本。日本在最近的朝鲜试射导弹事件中的公然动武扬言和所谓的“正常国家”言论（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日本的政治观念中，侵略是“正常国家”的“权力”），都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差距特别是海军差距，比甲午战争前还要大。笔者从初中起就开始听到“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应引起警惕”这样的言论。然而时至今日，笔者非常遗憾地看到，这种“警惕”更多地只是停留到了口头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甚至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和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再对“中国威胁论”和其背后的军国主义气焰听之任之，则难保旅顺、南京之灾不会再度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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