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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资料图）
中国人认为有重量的东西都有价值，所以东西一定要&重&，这是中国硬木流行并珍贵起来的原因之一。
重新认识到硬木的珍贵后，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木头和木头之间的区别，这让硬木成为恶意炒作的对象。
国家颁布的红木标准，不能为藏家认同，也不能为厂家认同，前者认为所谓的科学手段并不科学，后者认为&自己的红木怎么没在标准里&。
市面上流通着五花八门的木头标准，标准的背后，是一串串利益链。
中国所有软性木材都是科学命名：榆木家具是榆树木材做的，核桃木家具取材自核桃树，但古代中国的硬木木材，在科学分类上都找不出。
&没有一棵树叫黄花梨树，没有一棵树叫紫檀树，没有一棵树叫乌树。为什么呢？中国早期所有硬木进来时，来的时候就是木头了。&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说。
这些沉而贵重的木头，并非中国本土出产。当时的文人凭自己的感受对木头做出非常直观的命名，命名多半与木头色泽相关：剖开是黄的，就叫黄花梨；剖开是黑的，就是乌木。
黑色的紫檀不叫黑檀，是因为刚剖开时这种木头是紫红色的，时间长氧化后才成了黑的。
进口的黄花梨在清乾隆年间大肆使用后就没有了，海南黄花梨又运不出来，就用红木代替，人们对红木的关注才多起来。
1985年，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木头贩子按图索骥，开始将木头家具走私到国外，同时也让海南黄花梨身价暴涨。1987年，林业部把海南黄花梨的树种命名为&绛香黄檀&，其木材则依然统称为&海南黄花梨&。
重新认识到硬木的珍贵后，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木头和木头之间的区别。对木头认识的模糊性，使硬木成了恶意炒作的对象。
海南黄花梨从2002年的每吨2万，炒到2012年最高2000万一吨&&此前木材每斤价格不过一元。为了避免恶意炒作，王世襄曾建议国家能为红木制定一个官方标准，但这并非易事。
红木木材与家具。在黄花梨、紫檀等硬木相继消失后，红木作为替代品出现。后来，&红木&被广泛使用，来指代所有的名贵硬木。 （观复博物馆供图）
是&红木标准&，不是&硬木标准&
1998年，中国林业科学院副研究员杨家驹接到上级要求，为红木制定一个国家级标准。
&上面只给了1000元经费，在职的不愿意搞，就把我这个退休的找来了。&杨家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28年出生的杨家驹，专著涉及核工业、军事以及桥梁用木等，此前杨家驹对红木没有任何涉猎。
他很快发现，作为一个科学家，研究红木时，他面对着科学外的巨大困难：中国人不了解硬木，没人确切知道这些木头来源于什么树种。
思考了很久，杨家驹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一种木材显微镜来鉴定哪些硬木可以称为名贵木材。
他花了两个月从北京一路南下到广州，从故宫和各家老字号工厂取得木材样本。1000元的研究经费根本负担不起昂贵木材，他的木样大多来自故宫建筑修缮后的剩木和工厂的废料。
把这些木材做成切片，在显微镜下观测组织构造，再根据观测到的特征对照植物学分类，为木头寻找它所属树木的名称。根据经验与学识，杨家驹把昂贵的硬木划分为5属8类33种。
慎重起见，他还按这33个树种的拉丁文名，向美国一家收藏树木标本的博物馆要来了对应样本，进行二次对照。
两年后，杨家驹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硬木系统。为这个标准命名时，他迎来了一个新困难，&中国传统硬木&并不是一个学术名词。杨家驹思考很久，最终决定叫&红木标准&，而不是&硬木标准&。
&红木&在古代并不是硬木的统称，而是与它们平行的木种,是紫檀和黄花梨逐渐消失后，出现的替代它们的木头。但&硬木&的名称和英文&Hardwood&重合&&国外所有阔叶树都统称&硬木&。
&市场已经大量地把硬木统称为红木，把这些硬木制作的家具统称为红木家具。&杨家驹决定给这个标准命名《红木》。&红木&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根本不存在，就用拼音&Hongmu&。
&随着传统硬木材料被消耗殆尽，哪个东西能进入名贵硬木标准，身价就会涨得非常快，很多非洲劣质的木头，后面缀上黄花梨字样，就卖得很高很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藏家说。
&事实上非洲木头很少能有昂贵的价值，&马未都说，&世界上最好的木材来自东南亚。黄花梨等硬木之所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它的木性决定的&&它外观与脾气都特好。我们看到的一些南美和非洲木，往往表面看着好，但内在特别不好。容易开裂、变形，内应力不好，按过去工匠的说法就是性大，脾气大。&&科学&与&文学&之争
杨家驹深信自己代表了科学：&以前红木都是故宫的那批文人雅士搞出来的学术，他们只懂造型与工艺，不能从科学的层面研究木头。&
当杨家驹用植物学的方法制定了红木标准，进而强迫市场使用这种方式对红木进行命名与分类后，他受到了很多质疑，马未都是其中一个。
马未都主张用文学与美学诠释中国硬木，他认为中国硬木从诞生起就属于文学范畴，用科学解释文学是无力的。
&很多人不懂科学，就认为科学高高在上。但科学在社会学金字塔中是最底层的。科学上面是文学，再上面是美学、哲学、玄学&&科学可以学，越往上越不能学。&在马未都看来，用科学研究红木这个&文学事物&，就像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来解释唐诗哪个好哪个不好，&研究的结果就是个笑话&。
与此同时，这份标准要求所有的商家出售家具时，必须写上科学的木材树种名称，问题随之出现。&即便我把名字写上去了，你也没法鉴定。&马未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世界上鲜有机构可以仅仅通过一块细小的木片就准确判断它的树种。美国农业部下属的木材解剖研究中心认为：在高放大倍率显微镜下通过解剖学特征来鉴定，准确度往往只能达到&属&。一般只有热带树种可准确至亚属，在罕有的案例中，温带木材才可至亚属。而在杨家驹颁布的&国家红木标准&中，硬木的明确树种名称有33种。
红木标准颁布后，很多人请杨家驹所在的研究所鉴定木头。经历很多艰难的尝试后，杨家驹也承认，用这种方法做到准确是&非常困难&的事。
&红木标准&背后的利益
中国人对一种事物的爱与追求往往是毁灭性的。中国市场大部分优良硬木来自老挝、印度与缅甸，东南亚很多森林因此荒芜。大部分国家对木材出口闭关，市场上很多昂贵木材都通过走私获得。
商家不断哄抬黄花梨的价格，为证明这种木材的稀缺，往往把黄花梨的生长期说成500年以上。
&海南黄花梨100年左右就已经长到了自己的极限。它的寿命一般是500年，但成长期是100年，这就像你20岁已经不再生长，但你能活80岁。很多商家偷换了寿命与成长期的概念，故意把它说成是很难成材的与稀少的。事实上，海南黄花梨并没有稀缺到这个程度。&马未都说。
在杨家驹没有主动申请的情况下，《红木》标准获得了2001年第一届中国国家标准奖三等奖。&这个奖的获得者大部分跟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是对吃、穿、用的东西的一个全面评价。&杨家驹说。
从诞生初始，这份旨在规定哪些木材才是中国传统硬木的标准，主要用途并非体现在学术界，而更多是用于规范市场与指导消费。
红木曾是个小行业，不太多的资金就能控制整个盘子，最终操纵价格。红木的身价一般只是一些小集团的利益，利益争夺的关键，就是他们囤的木头能不能被界定为名贵木材。
杨家驹研究红木的两年里，向上递交了两次意见稿，等待国家的修改意见。这段时间，很多工厂对他的研究结果迫不及待，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杨去取样的老字号工厂。在正式稿颁发之前，他们就已经用意见稿去面对市场了。
&买的人不知道，卖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很急，说我就执行你的征求意见稿了。&杨家驹说，市场混乱，对工厂而言，如果自己的木头得到国家认可，就能顺理成章地让消费者接受自己的价格。
《红木》国家标准后，出现了很多新的硬木标准，这些标准的关键都是旨在自己增加新木种。
杨家驹办公桌上，一本《中国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规定了三类昂贵硬木。杨家驹的&红木&只是其中之一，另两类是新木种。这个标准不再由林业部制定，而是与市场更加密切的轻工业联合会。在赞助方中，南通紫光艺术品等品牌赫然其上。
杨家驹指着这个标准封面上方的编号说：&这只是行业标准，国家没有批准。只有我的标准才是国家惟一真正批准的。&
&标准颁发后，很多人希望我增加种类，我拒绝了。&杨家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扩大红木树种范围这件事上，他与厂家产生了极大分歧。&如果标准要修订，只能是故宫发现了一个新木头种类，或者民间发现了一个真正文物性质的新品种。如果只是商家想增加，那不可能，你即使增加国家也不承认。&
不过2012年出台的一部《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已然被圈内人称作&新国标&。
这份新标准终止了杨家驹对红木的细化，较为宽泛地指出：在选择红木家具用材时，可以不断扩展使用新的树种资源，包括欠知名树种资源。也就是说，更多出身不明的树种、木材，将成为新的&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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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蕾 朱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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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现代版：两美元值多少钱？看看白俄罗斯
三天前，俄罗斯卢布又跌回去年12月货币崩盘以来最低点。以俄罗斯为主要贸易伙伴的白俄罗斯同样备受货币贬值之苦。
据彭博统计，白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过去一个月暴跌24%，跌幅高居彭博追踪的170种货币之首。上周白俄罗斯央行自2011年以来首次加息，将基准利率由20%上调至25%，但仍未能遏制本币跌势。
昨日，以报导政治与社会新闻闻名的俄罗斯报纸Novaya Gazeta旗下记者Evgeny Feldman在Twitter上发布了以下图片，借此形象展示2美元可以兑换多少白俄罗斯卢布。
且不论上图有多少真实性，它至少可以体现白俄罗斯货币贬值的严峻形势。就在Evgeny Feldman发布上图前一天，白俄罗斯央行主动下调本币的官方汇率，将白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由14033:1调整至15010:1。该央行称，国内美元的需求比供应量高4.7倍。
白俄罗斯央行本周的行动表明，上月该国资本管制等措施未能奏效，以失败告终。
华尔街见闻上月下旬文章提到，受卢布大跌拖累，去年白俄罗斯卢布贬值接近50%，白俄罗斯政府从去年12月19日开始实行管制措施，当天政府宣布购入外汇需要缴纳30%的税金，要求出口商将一半的外汇收入转成本国货币，还禁止商品涨价，连进口商品也不例外。为防止银行挤兑、商店出现哄抢，白俄罗斯政府一度封锁标价美元出售商品的网店和一些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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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沉寂多时的锤子手机又因为“天猫销量造假门”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在造假门里被程序猿修改的数字3则被网友们称之为罗永浩的情怀系数，“卖的不是手机是情怀”很早之前就被网友用来讽刺罗永浩的锤子手机。
　　最近，沉寂多时的锤子手机又因为“天猫销量造假门”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在造假门里被程序猿修改的数字3则被网友们称之为罗永浩的情怀系数，“卖的不是手机是情怀”很早之前就被网友用来讽刺罗永浩的锤子手机。情怀到底值多少钱，头条前瞻的冲锋耗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情怀=3000?
　　时代，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而当最后一份正当职业是英语教师的罗永浩在2012年宣布要推出锤子手机的时候，几乎只有罗永浩的脑残粉才会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两年之后，锤子手机正式面世，“惊艳”世人，而罗永浩也给出了一个情怀价：3000。
　　不得不说，罗永浩的个人魅力在某些领域的确是光芒四射的，在他担任老师的时候，罗永浩就已经累积了不少忠实粉丝，授课的视频在疯传，但是靠情怀卖手机，罗永浩却似乎高估了自己。
　　罗永浩在发布锤子之前，曾经发起过一次投票：“如果产品本身非常好，你能接受4000块的锤子手机吗?”超过12万人参加投票，结果也是显而易见，三分之二的用户表示不会买4000块的锤子手机，所以在发布会上，罗永浩给出的锤子手机最终售价仅为3000，冲锋耗觉得，万一锤粉们觉得4000的锤子也是买买买，那么锤子的情怀价恐怕就是4000了吧。
　　情怀=5288?
　　2010年，iPhone4发布，次年，iPhone4S上市，史蒂夫·乔布斯让世界都认识了苹果这家公司，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果粉而言，乔布斯甚至已经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神。可惜的是，乔帮主在为苹果打开中国市场之后，阖然长逝。
　　狂热的果粉们用各种方式纪念着乔布斯跟iPhone4，甚至从来都没用过苹果产品的人也能侃侃而谈，这种iPhone情怀，迅速在果粉中蔓延着，用
iPhone成为提升逼格的最快方式。所以，出现了割肾买iPhone的少年，为了买iPhone裸奔的女青年，通宵排队只为买到最新款iPhone的老人，全世界都在为iPhone疯狂着。
　　实际上，自iPhone4跟iPhone4S之后，乔布斯就跟iPhone没啥关系了，尽管他奠定了iPhone未来的发展基础，但是在苹果新CEO库克上台之后，几乎全盘推翻乔布斯的计划，因为情怀而去买iPhone已经说不通了。
　　情怀=53?
　　在深圳，一张3D电影《魁拔3》电影票的团购价格是53元，而在今年的国庆档，一共有9部动画电影上映。除了该片是面向青少年群体之外，其余几乎所有的动画电影都是主打少儿牌。
　　然而，票房惨败让片方不得不将《魁拔3》提前撤下，并宣布第四部无限期延长，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哪有钱去拍第四部。就连制片方自己都吐槽：“中国电影市场只有低幼类型国产能赚钱。”
　　不过，冲锋耗却并不这样认为。《魁拔》系列电影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商业行为，靠圈内小众的拥护是远远不够的，贩卖情怀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在电影上映之前，制作者就大吐苦水，打悲情牌，结果除了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忠实拥护者之外，并没有多少观众买单，别人要看的是制作精良的动画，而不是片方祥林嫂一般的哭诉。
　　情怀这东西，往好的方面说，能够极大地帮助产品的发展，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但是，一旦情怀玩过头，那就是得不偿失，反而更加令人厌烦了。
1643゜11612゜2469゜3419゜4237゜5197゜6175゜7124゜8103゜9
22301゜116638゜214209゜36491゜44883゜54721゜64227゜73399゜82936゜928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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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译者：伏维阁主
校对：白鸟
小红花等级：5朵！
作者：弗雷德o皮尔斯（Fred Pearce），发表于第2888期《新科学家》（日）
如果我们要拯救自然于毁灭，就必须给它明码标价？
在南美洲国家圭亚那（Guyana）的热带雨林里，两个男人在尝试贩卖雨水。如果你当真想要的话，他们甚至还能卖给你泥土、生物多样性、固氮菌，以及别的任何东西。
有兴趣买上一点什么吗？我想阁下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街头骗子。正好相反，他们是在为拯救地球而进行一项严肃的实验：在利他主义和政治法规式微之际，貌似冷酷无情的自利主义是否能为我们赢得生机？
该实验的执行者是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安德鲁o米切尔（Andrew Mitchell）和银行家希尔顿o莫里-菲利普森（Hylton Murray-Philipson）。他们注册了一家名为Canopy Capital的私人公司。这家公司虽然并不拥有位于圭亚那中心地带伊沃克拉玛（Iwokrama）的36万公顷雨林的所属权，但是它买下了可以贩售伊沃克拉玛雨林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至今它为此花费了50万英镑。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储存二氧化碳、制造降雨、供应水源、保持生物多样性、防止土壤侵蚀、形成土壤、固氮、处理废物和污染，以及支持当地居民和其他生活在雨林地带的人们的生计。任何对这些服务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购买“绿色债券”来获得这些服务。
这个服务列表确实引人注目。但谁愿意付钱购买这些来自远方雨林的服务呢？——特别是这些服务似乎本身就是“免费”的。而且，顾客究竟能够买来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没有人”，和“没什么”。但是这答案并不全面。事实上。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很可能有赖于为这些问题寻找一些不同的答案。
欢迎来到“绿色经济”的奇异世界——为了拯救生态系统，它自身的价值将被贬低到以金钱来衡量的地步——或者，这也可以看做是种升值，或升或贬取决于你的视角。
这个现象其实是可以很直观地来解释的。“经济”和“生态”这两个词紧密相关，这种联系不仅限于其名字（“经济”economics与“生态”ecology的希腊语词根都是eco，意为“居处”）。一切的经济活动都与环境有关：如果没有森林，何来木材交易？如果没有鱼，何来渔业？这还只是一些经济与生态直接联系的例子。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气候环境，如果没有可以饮用的水和可供呼吸的空气，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的存在。
但是现在，那些维持经济系统持续运转的环境因素几乎全部被经济系统排除在外。这些环境因素如果被承认，它们也是“外部性”的，反映不出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经典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者的排放是免费的，但是更大范围的人群却要承担代价。
为了弥补这个理论上的漏洞，经济学家们为“自然”取了一个新名字：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自然资本”的观念认为，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自然的真正价值，才会有动力来保护自然。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在将近十年以前（2003年），联合国就已经建立了所谓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s，简称SEEA。该体系被用于系统地核算环境资源存量和经济资本流量——译者注）。新鲜的是目前全球环境政治开始接纳“自然资本”。最近，就气候变化、雨林、生物多样性和河流问题举行的国际会议都纷纷表示，自然资本将会促使政客们兑现他们的承诺。
那么，是否“自然资本”定将会使目前的局面大为改观呢？这是个目前还难以回答的问题。 “自然资本”长期被忽视的原因之一是，“自然”不为任何人所有。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是人们所共享的。但是，如果你不真正拥有某样东西，你就不会将它如自身资产一般纳入收支表中。这么说来，投资保护自然就变得不合算——因为这就好像是你自掏腰包让竞争对手搭了顺风车。
生态学家加勒特o哈丁教授（Garret Hardin）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或译“公共资源悲剧”或“哈丁悲剧”——译者注）。在这篇文章里，哈丁教授指出：为人们所共享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所自由使用的资源必将很快耗尽，因为每个人都会竭尽所能抢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科学》期刊，162期，1243页）。在现实世界中，“公地悲剧”的冷酷逻辑以森林滥伐、土壤腐蚀、过度捕捞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些行为的愚蠢之处。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别人也会停止做这些蠢事，否则我们自己怎么可能停止呢？
更糟糕的是，人们通常很难意识到自然资本的存在——除非它已经消失了。即，只有当失去了植被的海岸线遭到了洪水侵蚀、干涸的湿地失去了清洁污染的能力、森林砍伐引发了干旱，以及珊瑚礁的破坏导致了渔业崩溃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自然资本的存在。
绿色经济的任务有二：第一项任务是，为了使之能够引起重视，它必须将隐晦的生态价值转换为易于理解的形式——金钱；第二项任务是，它要想办法使人能够通过为自然估价获得收益，从而将抽象的价值转换为真金白银，而这通常更具争议。通过这些措施，伴随着争议，全球资本的不受阻挡的力量才会被引导到保护自然——而非毁灭自然——的道路上。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在“自然资本”的前面加个“￥”，就如那一句古老的商业谚语所说的：“没有度量，无法管理”（you can't manage what you can't measure）。那么，绿色经济的标价应该是多少呢？
目前为止最大的研究项目——“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简称TEEB）”曾试图给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做价值评估。在它评估的生态系统中，珊瑚礁以每年每公顷1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48万元）的“高价”位列榜首——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其旅游业收入。至于亚马逊雨林，仅从其固碳价值来分析，它的估价在每年65到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5到811亿元）之间。甚至连毫不起眼的草地都有涵养水源和固碳的能力，使其价值达到每公顷数千美元。TEEB的研究并不能为生态学家们提供新的知识，但是它却能将生态学家的知识变得能够为经济学家们——甚至可能为政策制定者们——所理解。
但是，仅仅是给自然资本标价还不够。珊瑚礁的“价值”是每年每公顷120万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的“价值”绝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它并非可以随意买卖的实体，它更像是类似期货这样的晦涩的金融产品。
泰国的海岸红树林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将自然资本的“价值”和经济挂钩的例子。泰国的海岸红树林曾遭到大量砍伐，空出的土地被用于建造虾池。因此，泰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虾类出口国。据美国怀俄明州拉勒米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o巴比尔（Edward Barbier）计算，这些虾池的价值有每公顷10,600美元之多——这个数目是在同样面积的地方生长的红树林木材价值的十倍。所以，从经济上来说，砍伐红树林以建造虾池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事实远不止如此简单——红树林还有许多隐性收益，比如说，保护海岸线。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the Boxing Day tsunami）给我们上了这一课，有红树林保护的海岸线受到的破坏比没有红树林的小得多（《科学》期刊，310期，643页）。巴比尔为红树林的海岸线保护价值所作出的估价是每年每公顷18,000美元——这远比虾池的价值要大得多了。如此来看，破坏红树林就不是什么好主意了（《土地经济学》期刊，80期，389页）。
将保护当做投资
能够认识到红树林的重要，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仅仅是认识到这一点，还不足以阻止虾池的扩张。因为建设虾池对于个人来说是有益的。因此，“公地悲剧”依旧会胜出——除非政府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制止砍伐红树林的行为。
在过去，这也许会是个需要反复探讨的提案，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估价”的帮助。如果政府能够意识到少砍伐一公顷红树林就等于投资18,000美元用于保护海岸线，那么就有可能阻止公地悲剧的发生。
当然，政府总是倾向于短期利益，而且容易被商业游说。但是有迹象显示这些信息正在被接纳。现在有一些开明的政府已经开始投资保护生态系统。因为它们认识到，生态保护就好像预防性保健一样，在发现问题之前开始行动要比亡羊补牢省钱得多。根据巴西贝伦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斯文o温德（Sven Wunder）的统计，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300多个这样的保护项目。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哥斯达黎加政府付钱给私有土地所有者，用于保护植被和重植森林，以扭转森林破坏的局面。而另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项目是，通常被认为是不重视环境的中国政府，从1999年开始也在育林保护和类似项目上投资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
但类似的环境保护计划仍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在操作层面：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投资没有严格的监管，因此也就削弱了这一系统的根基。另一个个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国家政策必然会趋向于地方性的、本土的需要，而往往会忽略掉全球利益，比如气候保护。各国如果仅从本国利益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服务做价值评估，那么就难免会低估其价值。
所以，现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经济本身能否整合为全球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使是一小片雨林这样简单的生态系统，我们能否给它所提供的极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标出价码？？
对于一些人，这是环境主义的终极理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极其有害的自利主义，终将引起灾难。试想，如果连“自然”都能被“拥有”和“买卖”，那么还会有任何“公共资源”的存在吗？要知道，到了那时，连我们必须要呼吸的空气都将不再是免费的了。
而现在，首先受到市场检验的是森林的固碳服务。森林有着多种多样的价值：从传统意义上来看，森林可以提供木材、食物和药物；而森林所占的土地亦有种植农作物的隐藏价值。
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森林的最大价值在于储存二氧化碳。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每增加一吨，大气中使地球暖化的二氧化碳就减少一吨。就目前来看，储存二氧化碳对于个人或者个别组织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它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却是价值巨大。绿色经济究竟能否建立一个市场机制，从而鼓励森林保护、阻止森林砍伐呢？
根据清理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有一些国家已经对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标了价。在明年1月，美国的首个类似项目也将在加利福尼亚启动。在一个被称为“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或称“排放权交易”emission trade——译者注）的系统内，工业排放大户可以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能排放多少取决于他购买到的排污权。在这种交易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削减污染物的企业会尽其所能的减少排放，同时将多余的排放权售出获益。市场从而鼓励了削减污染物技术的开发。
下一步要做的，扩展计划，将森林纳入其中。假设一个能源公司需要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需要耗资30美元。如果可以的话，另一个选择是投资森林保护以固碳，耗资相当于每固定一吨二氧化碳20美元。这家公司显然将选择后者。联合国气候协调专员想要通过一个被称作“林业管理减排协议”（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简称为UN-REDD）的项目，在至迟2020年实施这个计划。一旦成功，这将会是第一个作用于一项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市场。
这个系统的监管并非易事。但是，它一旦成功，大气问题定将得到改善，而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也会获益。最近有一项研究预测，如果全球交易体系将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定价为25美元，就能够抑制气候变化和保护森林，同时，副产品是降低物种灭绝速度（《自然气候变化》期刊，2期，350页）。
碳交易市场还只是个开始。Canopy Capital公司乐观地估计，政府将会建立类似的市场机制，允许将固氮服务销售给那些想要抵消其氮排放的公司。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很多生态学家对此没有信心。他们认为，关于自然资本的讨论实际上是为生态保护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学者保罗o埃金斯（Paul Ekins）在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中说：“自然与人力、社会或人造资本截然不同，它自己有极其复杂的规则和体系。”
生态系统绝不是货仓里的存货或者银行里的存款。现金你花了一半剩下一定还是一半。但是对于生态系统而言，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如果你将某片雨林砍伐掉一半，你还会剩下一半的木材，同时保留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却摧毁这片雨林为某个遥远国度降雨的能力。
美国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学者约瑟夫o伯格（Joseph Burger）认为，自然-资本的概念忽略了自然间复杂的互动。而且正如埃金斯所说，给自然资本标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这些“资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比方说，出售雨林来购买珊瑚礁、或者来年的橡胶产量、甚至是一船电脑，其环境价值都等同了。
“可交易性”似乎就是经济和生态二者的不能达成共识之处。但是TEEB项目的领导者，银行家帕万o苏克德夫（PavanSukhdev）坚持认为，“可交易”并不是自然资本理念的目的。他说：“将公共生态资源私有化，然后让市场决定这些自然资本的价值并非TEEB项目的目的。”
但是，市场势必将会造成上述结果。经济学原理认为，没有交易，就没有价值。那个构想中的碳交易市场必将会导致埃金斯所警告的局面的产生。市场允许碳排放大户在减排或者保护森林直接进行选择。这两种选择对大气中的碳的作用可能相同，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如果选择保护森林，森林中的物种可能会因此获益，但是住在该工厂下风向的居民就会有患肺病的危险，也许是河流中的鱼受到酸雨的侵害。整体的环境影响无法预测。
因此，距离成功建立自然资本市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从2007年开张营业以来，Canopy Capital公司还没有售出任何一项生态服务债券。按照其投资人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确实出售的东西。无论雨林的理论价值几何，它除了拥有木材和土地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市场价值。莫里-菲利普森坦承：“要让雨林真正拥有市场价值，所花费的时间远比我本来预计的要长。”
商人们还没有找到自然资本的交易方式——这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一件好事。毕竟，现在距离2007年全球金融系统崩溃还只有5年而已。而全球金融系统是一个人为建设的，有着严格的规则和可衡量的货币单元的体系。质疑者认为，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显然预示着市场终究是无法管理地球生态系统的。
绿色经济，或自然资本，也许不是最坏的选择。但就像全球银行系统一样，它可能会成为一场极大的冒险——这个风险我们愿意承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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