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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胡适的小儿子思杜，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出生的时候，他上面有哥哥祖望和姐姐素斐，家里都叫他小三。他四岁那年，姐姐素斐就夭折了。 中国论文网 /5/view-4015018.htm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胡适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把长子祖望接来了美国，在自己当年留学的康奈尔大学求学。幼子思杜留在国内。他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写信给思杜说： 　　小三： 　　我刚写信给妈妈，说，我颇想叫你到昆明去上学。你心上有何意见？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 　　你是有心学社会科学的，我看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全比清华、北大好。所以我劝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着舅舅，预备考清华、北大。上海的大学太差，你应该明白。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到内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实况。你二十年不曾离开家庭，是你最不幸的一点。你今年二十了（十八岁半）。应该决心脱离妈妈，去尝尝独立自治的生活。你敢去吗？你把意见告诉妈妈。决定之后，不宜迟疑，望早早作预备。 　　爸爸 廿九，三，廿一 　　可是，做妈妈的还是希望两个儿子都到美国留学。她写信来，胡适同意了，就让思杜来美国了。他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曾细细想过小三的问题。我从前所以不敢叫两个孩子都出来，正是因为我要减轻家累，可以随时要走就走。古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要倒过来说，“一身轻才可以无官”。现在祖望还有一年半，可以毕业；假使我现在走了，我还可以给他留下一年半的学费用费。小三来了，至少有四年，我要走开，就得先替他筹画一笔学费用费，那就不容易办了，就得设法子去卖文章，或卖讲演，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所以我去年不敢叫他出来。 　　现在你们都说小三在上海的环境不好，我才决定叫他出来。我从现在起，要替他储蓄一笔学费。凡我在外面讲演或卖文字收入的钱，都存在这个储蓄户头，作为小儿子求学的费用。 　　我想把小三送进一个中部的大学，让他从第一年读起。他若肯用功，加上三个暑假学校，也可以三年半毕业了。中部的生活程度比东部低些，用费可以节省一点。 　　就这样，思杜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了美国，进了印第安那大学的海勿浮学院学历史。在学校里，他可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胡适一九四四年写给赵元任的信中说到这个儿子： 　　小三七月六日就上课了。我叫他选一科爱读的历史课用全力去试试看，余力去学写中国楷书，预备替我做抄手。 　　他这学期五门工课，四门全不及格。大概“正途出身”，他是没有希望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十五日，蒋介石派来专机，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从围城中接到南京去。胡适这天的日记说： 　　昨晚十一点钟，傅宜生（按：即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按：即蒋介石）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一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胡思杜没有跟随父母亲一同到南京去，表明了他的政治选择。他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是持欢迎态度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因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解放。九月，胡思杜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编在二班七组。学习了一年之后，提交了一篇思想总结毕业。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刊登了这篇思想总结的部分内容。 　　胡思杜在这篇文章里说，他的父亲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表示了要和父亲划清界线的态度：“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可是，政治认识归政治认识，亲子之情毕竟是亲子之情。所以他在这份思想总结里还是坦率地承认：“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 　　一个曾经留学美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真可以看做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成功的一例吧。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胡适日记： 　　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 　　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封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 　　这也是他收到思杜最后一封信，因为不久之后大陆就要发生反右派斗争了。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时胡思杜是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的讲师，同时还是唐山铁道学院中国民主同盟支部的秘书。他积极响应了这个号召，当《人民日报》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不少意见。 　　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内容大半是胡思杜一个人说的。报纸上刊出了他这样一些意见： 　　唐山铁道学院讲师胡思杜谈到高等学校领导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三反以前，一些年长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肯定是十分严重的，三反中矛盾暴露了，几年来经过许多政治运动，许多老教师的思想是进步了，而学校领导还是以老眼光看人。学校中盛行青年教师路线，而对有经验的教师疏远，脱离了基本群众。而这些青年教师经验不足，却担负教学改革的重责，后果实在可怕。曾经有一位机械系的教师根据部里发下的苏联教学大纲压缩修改了，交给管教务的青年同志说，这已经超过学生负荷能力六分之一，希望他到部里去力争缩减。结果这位青年同志不知教学甘苦，到部里开会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六分之一，倒增加了百分之八，以致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年年精简课程，多少学生闹病。 　　胡思杜还谈到唐山铁道学院四个院长、副院长都是党员，而且都是铁道部派来的党员。教师们曾提出一个教授当院长，提了两年未批准。胡思杜认为铁道部领导不了解知识分子的脾气。他们希望有一个教授当院长，就如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人当自治区主席一样。另外，在唐山铁道学院中有一个非党教务长与院长发生争论，党员院长就声色俱厉地说：“你坚持，你得负责！”请问这样一位非党教授如何负责？一句话害得他一年多抬不起头来。 　　胡思杜还提出党员教师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一切工作岗位上要起带头作用，而高等学校一般党员教师在业务中的带头作用是不够好的。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怎么在教学工作中起得了骨干作用。他又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停于呼口号阶段，号召多，做得少，这与会议过多有关。最近他们学校工会调查了一位担负社会工作等情况的教授的时间：社会活动占四分之一，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占四分之一，各种会议及行政工作占二分之一。这证明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不务正业”，只有四分之一时间放在他应有的工作上面。胡思杜建议高等学校应有“三天无会日”。 　　胡思杜还认为唐山铁道学院领导上对教师的情况若明若暗，了解不清楚，因之许多问题解决不了。院长（兼党委书记）很少下到系里和教研组和教师谈谈心，也很少征求教师的意见，教学工作盲目性很大。他希望这次学校中能边整风，边下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摸教学工作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教师思想有什么矛盾。他说过去既然欠了这笔账，愈早还愈好。他希望党委书记亲自动手，不要仅仅依赖支部同志搞。一般支部同志多是年轻人，经验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掌握不了，在教学工作上又无实际体会。 　　胡思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不可能知道，一场反右派斗争正在从容部署之中。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秘密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其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下卷） 　　刊登在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的这一篇“本报讯”，就是执行这五月十四日《指示》的一个行动。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再来看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深心了。标题上写的是“河北高等学校教授……”，似乎是综述全省的事，实际上除了唐山铁道学院的胡思杜之外，只找了河北农学院的两个教师作为陪衬。所谓河北全省也者，不过列举了两所学校的三位教师。再看全文一千八百字，农学院的两位说的合计不过六百字，而胡思杜一人说的超过了一千字。可以说这一篇就是为了胡思杜发的，就是为划他做右派分子做准备。看来，是事先已经内定要划胡适的儿子为右派分子，才布置这一次采访的吧。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开始，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提出：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按照这个指示，新华社记者又来采访胡思杜了。胡思杜不知是计，果然又大吐毒素。新华社唐山十四日讯： 　　人民日报最近开展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斗争以后，唐山铁道学院有不少教授、讲师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发表了许多奇怪论调。 　　唐山铁道学院民盟秘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胡思杜（胡适的儿子）对记者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四篇社论、头条新闻，各报也转载了，这样做是脱离时间和脱离群众的。整风开始才不过四十来天，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懂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只看到北京、上海鸣起来了，我们这里十句话只说了二句，最多不过五、六句，还有四、五句话没有讲，而且这四、五句是更重要的话。他又引用一个老教授说的话：我这个铁树还未开花！我们耽心，人们又会用右派的法宝来压我们。 　　他说：葛佩琦、王德周是反动言论，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是胡说八道，但是储安平、章乃器主要是思想毛病，应该像若干历史决议中对王明的处理一样，肯定其正确的一面。储安平说的“党天下”虽然影响极坏，但是否有值得党吸取的地方？我看有合理的成分，应该注意“党天下”这个趋势。我们学院不是“党天下”，却有七、八成。四个院长是党员，教研室秘书、系的助理也是党员，党员说了算，成了院长、秘书、助理专权专政，就连一个印刷厂也要搞一个只会摺讲义的党员当主任。十二个总理可不可以来个非党人士的副总理，这是个问题，值得研究。 　　他又说：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载了复旦大学的新闻，这样会影响我们民盟的团结，大家感觉不出共同监督的味道。（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有了这许多材料，足够把胡思杜划为右派分子了。新华社唐山八月十九日电讯《唐山铁道学院斗争孙竹生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中，说孙竹生的许多右派活动胡思杜都有份： 　　唐山铁道学院师生员工，揭露了一个图谋篡夺学院领导权的右派分子孙竹生。孙竹生是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学院民盟支部副主任委员。他披着专家和学者的外衣，在大放大鸣期间，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五月下旬，在中共唐山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孙竹生和唐山铁道学院另一个右派分子胡思杜（胡适的儿子、讲师）把整个座谈会闹得黑云乱翻，怪论百出。孙竹生恶毒的把党形容成奴隶主一样。他咒骂学院的党是一个“独夫”统治的宗派小集团，党员是些唯唯诺诺的人。 　　孙竹生全部否定学院几年来教学工作的成绩和肃反运动的成就。他说：“唐院一切都落后了，把全国闻名的一流学校堕入三流，目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向盟员布置调查对学校“三反”、“肃反”有意见的人，号召他们向民盟提出来，民盟组织替他们“伸冤”、“报仇”。孙竹生利用部分师生对在唐山建校的不满情绪，企图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迫使院委会通过成立了排斥党委领导的“建校促进委员会”，要求把学校迁到北京。 　　五月底，民盟支部召开了一个支委扩大会。根据孙竹生的建议，成立了“领导思想”、“党群关系”（包括三反、肃反）、“迁校问题”、“体制问题”等四个小组，由孙竹生本人和右派分子胡思杜等分别负责，企图搞垮学院里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孙竹生提出了他们关于学校体制问题的意见。他主张院委会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他以后更正为常委会），决议不必经过院长批准，但可以允许院长有一次否决权。院委会还应受学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的监督，对于不称职的院长，这些监督机构（学生代表会除外）还可以建议上级把他罢免。孙竹生在提出这个反党纲领的同时，一面公开咒骂党委，一面密令民盟职工小组长林芷，盗窃了全院职工的职务、工资花名册，狂妄的提出哪些人要撤职、降职、降薪的名单；并和他的心腹胡思杜拟订了十一个教授分别负责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安排计划，准备撵走共产党员，而他自己就要担任他提出的所谓常设机构的头头。（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八月二十九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其中报道说： 　　唐山铁道学院从开始到现在，召开过反右派斗争的大小会议一百多次，有的大会参加人数达到了一千多人。他们首先揪出了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急先锋胡思杜，接着，就拖出了披着专家外衣而密谋策划向党进攻的右派头目孙竹生和王柢等。这些右派分子异口同声否定学校几年来的巨大成就，把学校说成“一团糟”，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们骂党委是“死水微澜”不能领导学校，要实行“教授治校”、“真理治校”，要建立“院务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还挑拨青年教师与老年教师的团结以及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并声言要搞“大民主”，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等等。这些反动气焰曾嚣张和狂妄一时。现在，这个以孙竹生为首的右派联盟在全院师生的连次反击下，已经彻底攻破，他们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仇视的真面目，和企图篡夺学校党的领导权的阴谋，都被戳穿了。 　　………… 　　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却大胆地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孙竹生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 　　胡思杜完全没有预料到顷刻之间这翻云覆雨的变化。他震惊了，这时，他未必能够预料到右派分子将承受二十二年的屈辱和折磨，但是，他厌倦了，他回想起自己一生走过来的道路，想起了爸爸和妈妈，觉得只有一死才是解脱，就在九月二十一日悬梁自尽了。 　　过了很久，在美国的胡适才听到了一点传闻，但是他不敢（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写给苏雪林的复信说： 　　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 　　真是可怜下父母心，连儿子存殁的确讯都没法知道。他当然宁愿这是谣言。不过长时间毫无音信，也不能不使他想到凶多吉少了。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条记有：“先生也谈起‘思杜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看来，这时他已经想到了这并不是谣言。在不久之后的五月十四日，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又记有这样一条，胡适和他谈起思杜早年的一些事情。胡适说： 　　一九四六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六月八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第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道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 　　六月二十四日胡适写给茅泽霖的信里也提到了这个淘气的儿子，说： 　　我的一个儿子在一个大学里全部不及格，又在另一个大学里不及格，始终不毕业。 　　可见这时他在言谈和书信中间，都流露出对思杜深深的思念之情。在胡颂平的这本书上，到了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还记录了这样一条： 　　先生谈起男人的平均高度，说：“我在美国当学生时的身高五尺六。现在标准是五尺七了。祖望比我低两寸，思杜比我高两寸。我的父亲是很高大的，肩膀宽，背厚，思杜有点像祖父。” 　　可见他还在时不时想起这个失去了联络的儿子。不过这思念也不会很长久了，一个半月之后，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就以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北。 　　（选自《万象》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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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转折”(组图)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匿名 阅读：154次
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左一）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左二）、英国首相丘吉尔（左三）并肩而坐。　　“蒋介石自己其实对美国没有迷信，他也在日记中不断批评美国。他心中清楚英、美的‘善举’都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蒋介石非常明白，英美是不可能因为‘善意’而放弃不平等条约的。”
　　—周锡瑞
　　早报记者 罗昕
　　3月13日，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做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围绕“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这一主题进行学术演讲。周锡瑞在演讲中出示了历史档案中著名的开罗会议“三巨头”合照。镜头中，蒋介石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并肩而坐。
　　“抗战之前，人们不能想象蒋介石能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可是从开罗会议开始，中国被定位为‘强国’。”周锡瑞如是介绍。在他看来，1943年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转折点。同时，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成就突出，并对之后的抗战胜利产生影响。
　　周锡瑞教授是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1971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曾执教于俄勒冈大学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周锡瑞专注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运动研究，迄今已出版多种著作，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曾获费正清奖（1987）和列文森奖（1989）。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3月18日，周锡瑞就“1943年国民政府外交”接受早报记者专访。
　　论及外交
　　1943年是质变
　　东方早报：3月13日，您在分析“1943年的中国”时重点提及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著名照片。您是否认为1943年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颇有成就的一年？
　　周锡瑞：翻阅蒋介石日记，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强调抗日、建国、自强。所以抗战始末，蒋介石在外交上的政策、意图、愿望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不过论及外交成就，1943年可以称得上达到一种“质变”。当然，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不能说1943年的外交就是独立的，和1942年、1944年其实都有联系。
　　东方早报：除了开罗会议，从时间上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1943年还有哪些外交成就？
　　周锡瑞：收复新疆其实也是蒋介石一直强调的外交成就。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1942年，基本可以说，新疆成为苏联的“殖民地”。比如那里的人不用法币（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而用卢布；在贸易上，新疆和内陆地区的贸易往来很少，却和苏联的贸易很多。
　　我看过不少有关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报道，尤其是外媒报道，是讲新疆到底将来属于谁，就有声音说会属于苏联。中国国内当然会有“中国固有领土”这一套讲法，但我们国外对“中国固有领土”这种讲法不大承认，新疆也是类似的。可以说，蒋介石收复新疆是他在年外交上一个很大的胜利。
　　再接着就是在1943年很轰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在华盛顿和重庆分别与美英签订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宣布美英两国放弃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交还租界等。这是爱国主义思想下，中国人一直的愿望。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时候“放弃”“交还”都是名义上的，因为租借区（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都还在日本人手里。英美两国为了顾及中国国内士气，还是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东方早报：那时国民政府说“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但其实“百年之痛”没有彻底解决，比如中国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表示“现未准备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九龙租借地还是悬而未决。
　　周锡瑞：对，其实中英谈判特别难，差一点就没有成功，而且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让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原本是想在1943年元旦就能签订这个新约。而中英没能谈妥的主要问题出在香港。英国不肯放弃香港。宋子文和其他外交官为此在华盛顿、伦敦花了很大力气，结果还是没有谈成。所以尽管日签订了《中英新约》，这里围绕香港问题，还是有点遗憾。
　　不过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就是为了庆祝签署新约。当然，他也想把这个看成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一个大成就、大胜利来庆祝。
　　“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主动权在国外
　　东方早报：在“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事件里，英美两国和蒋介石分别是怎样的角色？
　　周锡瑞：我个人认为，1943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动权还在国外，是由英美先提出的。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认为关键是要提起中国人的士气。尤其是美国。罗斯福从全球战略出发，为鼓励中国积极对日作战，积极扶植中国；而英国，一方面觉得不平等条约难以在战后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依赖美国；蒋介石自己，他其实对美国没有迷信，也在日记中不断批评美国，他心中清楚英、美的“善举”都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蒋介石非常明白，英美是不可能因为“善意”而放弃不平等条约的。
　　东方早报：除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其实1943年，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还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签了《莫斯科宣言》。为了这份签约，蒋介石做了哪些努力？
　　周锡瑞：《莫斯科宣言》主要意义在于它比较正式地宣布中国是“四强”之一。但这里头，苏联一直看不起中国。苏联觉得他们和德国打仗，打了好几年，打得比较成功，牺牲也挺大。相比之下中国贡献少，一直后退防守，没有主动的攻势。斯大林觉得中国不会是大国，英、美、苏才是大国。不过另一方面，苏联也不反对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因为它知道中国反正不会站在英国那边。我自己觉得，当时斯大林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将来会由中共领导，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立场肯定是反帝。
　　应该说，主要是美国一直强调把中国纳入“四强”之一，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因为美国希望多一个反帝的国家，这样英国就被孤立了。
　　同时，英国也有担心。他们担心中国和美国绑在一起，战后美国就可以利用中国办事。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成为“四强”，美国支持、苏联中立、英国反对，主要是这些国家在起作用。
　　东方早报：当时国民政府除了召开有关国际会议，签订国际条约，也派出不少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担任外交使节。比如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个月的北美之旅。
　　周锡瑞：对。宋美龄访美，一方面出于私人求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外交考虑。一直以来，即便在中国，宋美龄也和美国记者、外交官、传教士、慈善企业保持联系。她英文特别好，人长得又漂亮，特别讨人喜欢。
　　宋美龄访美的时候，美国舆论界有以下这么几种声音：首先，是刚刚出现的一种批评中国的声音：“不好好打仗，就等着美国人帮忙去打败日本。”再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也有所议论。同时，美国媒体强调，美国作为盟国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另一方面，其实美国在二战的时候，99%援助是给了英国、法国、苏联，只有1%给了中国。当然，这让蒋介石、宋美龄非常不满。
　　尽管美国明显的、公开的政策还是“欧洲第一”，但其实，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反正攻打美国的敌人是日本，所以美国政策应该是“亚洲第一”。说白了，应该先打日本。宋美龄当时也有点想利用美国国内的这种争论，她在美国所有的公开发言，都是这样的调子。
　　东方早报：其实宋美龄在访美期间就催促罗斯福尽快召集“四强”首脑会议，讨论战后问题，换言之为蒋介石于1943年11月参加开罗会议做了一个铺垫。您如何评价这场会议？
　　周锡瑞：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其实意识到不能把“申请援助”作为开罗会议的目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会议是不平等的，不是平起平坐。但是最后，缅甸战场的结果不是蒋介石想要的。蒋介石最后就和罗斯福说，那就给资金援助。蒋介石要这个钱也不是没有道理，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稳定法币。问题就是，蒋介石一直没有提出要怎么用这个钱。要是能比较明确地提出措施，也可能好一点。总之，最后开罗会议还是违背了蒋介石的初衷，谈判没有达到想象的结果。
　　当时（开罗会议），罗斯福最关心的是中国还能否继续抗战，因为如果中国不抗日，美国就打得更困难。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的资源援助还是有限。那美国能给中国什么？就是面子，所以有了形式上的会议，说白了开罗会议就是为了“三巨头”合照开的。比如，美方对开罗会议的会议记录，都是从中国记录翻译而来。又比如，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丘吉尔更看不起蒋介石，他只关心欧洲战场。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
　　有积极作用
　　东方早报：对于开罗会议，蒋介石有怎样的自我评价？
　　周锡瑞：可以说，蒋介石是比较满意的。一方面，他最关注的是战后的情况。开罗会议之前，他就列了一系列要求，有关战后台湾、东北的回归。结果《开罗宣言》确实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是特别大的成功。而且蒋介石有了那张照片（开罗会议“三巨头”合照），特别高兴。
　　不过，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满意。缅甸战场是开罗会议的分歧点。蒋介石主张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抽调海军力量，配合陆军进攻在缅甸的日军，但丘吉尔对缅甸战场毫无兴趣，不肯派出海军力量。蒋介石在缅甸战场的计划没有得到美英的支持，这是遗憾的。
　　东方早报：您觉得从抗战初期到1943年，蒋介石的外交策略有变化吗？
　　周锡瑞：我觉得战略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具体情况不断变化，战术方面倒有些变化。总的来说，世界大战之类的全球性战场都有同盟。同盟国这边主要是英、美、苏、中，轴心国主要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在战争中，尽管有同盟，各国的基本原则都是希望同盟打得多，进攻多，牺牲多，那么自己就打得少。所有的外交会议其实都围绕这个基本原则展开。
　　东方早报：您本人如何评价1943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之后中国抗战胜利的作用？
　　周锡瑞：我认为确实是有积极作用的，包括获取援助。我想各国在外交上都没有什么“善意”，都是考虑自身利益。不过各国的利益不见得都是对立的。外交谈判的成功就在于找出两方的共同利益。更多精彩: /1023322
金丰投资拟注入资产为绿地集团100%股权，预估值达655亿，这也将刷新A股史上最大规模借壳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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