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必须戳破_新浪教育_新浪网
南大教授：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必须戳破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有事生非》等。
　　王彬彬不介意别人说他以批评扬名：“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文_张莹琦 南京报道摄影_杨
　　四年前，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一波巨大的争论中有些狼狈。他未曾料想，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轰动”国际。
　　争论始于一篇文章。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最初发表在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2010年3月底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演变成公共议题，学界如同刮起一阵旋风。国内乃至国外的学者被席卷进来，或站队发声，或中立围观。
　　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存在抄袭。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调查，紧接着六七十名国际学者联名担保汪晖没有抄袭。王彬彬有些吃惊，“事先，我知道文章会有‘轰动效应’，但没想到‘轰动’得如此厉害，更没想到‘轰动’出了国界，‘轰动’到了欧美。”
　　《反抗绝望》是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名著。文学教授王彬彬说，不少学生写论文都会引用这本书，“不看就觉得跟不上形势”。但他读了之后很快发现，这本书不但文理不通，还至少抄袭了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
　　四年后，这场风波重回大众视野。《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及后来发表的另两篇批评汪晖的学术文章，被收录进了王彬彬的新书《有事生非》里。“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学者丁东形容王彬彬是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不愿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佶屈聱牙。他本来想以一己之力，为端正学风呐喊一声，收到激浊扬清之效，结果招来无数咒骂。”
　　同济大学学者王晓渔回忆起四年前的学界激辩，仍有感慨――联名担保的六七十名外国学者，是否真的对照着看过汪晖的那本书？虽与王彬彬素未谋面，但就事论事，他认为王彬彬做得对。
　　7月11日，南京大学校园外，王彬彬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汪晖事件”后，他曾收到过恐吓信，也接到过谩骂电话，而如今回过头去看，他摇摇手中的折扇，表示早已云淡风轻。他说这件事带来的麻烦也许存在于晋升之路，但他几乎没申请过课题经费，也不去申报什么称号，“不走这条路，不就简单多了吗？”
　　暑期不看世界杯足球，也不去旅游，王彬彬说自己没什么爱好，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看看文史类书籍，写写批评文章。谈及学术界的沉疴，他的语调明显提了上来――“荒谬”，是他重复最多的词，“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城里，上海滩上，冒出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所谓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到他们一夜之间膨化成这样，我往往目瞪口呆。他们或许以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在新书《有事生非》里，他这样写道。
　　他批大学学术体制弊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胜的，一辈子写一篇真正的论文就可以了，如果写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没有意义。”他批研究生招考的条件限制：“逻辑上是荒谬的，北大毕业的(学生)一定就比南大、南师大毕业的强吗？”
　　也因批评文化界名流，这些年树敌不少。王彬彬自评有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缺乏现实感的“书生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军说，跟王彬彬相识十余年来，觉得他可爱的细节很多，但不方便告诉记者，因为“可能涉及到批评，总有人要不高兴了”。
　　王彬彬不介意别人说他以批评扬名：“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南都周刊X王彬彬
　　我捅了“马蜂窝”
　　南都周刊：“汪晖事件”中，学界只是激辩，最后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回过头看，有没有失落感？
　　王彬彬：没有失落，在中国这很正常。我的本意不是要达到现实的结果，是让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把真相揭示出来。这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
　　南都周刊：你收录在新书里批评汪晖的三篇文章，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王彬彬：这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汪晖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关系。他被人称为学界领袖，地位非常高，如果他是第一名，那么第二名与他的差距会很大很大。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就是神一般的人物，好像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个思想库，年轻人写论文，一定要引用他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内心其实有想法，读得莫名其妙但是不敢说，有一个原因就是怕人说自己没学问。所以当大家突然知道这个神一般的人物原来是这么回事，当然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个事情本身也值得学术界反思，整个学术界、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把这样一个人捧上天？汪晖的文字极其晦涩，而且文理不通，一句话，主谓宾、定状语就是不通的。
　　南都周刊：这件事算不算是你学术批评生涯中的重要节点？
　　王彬彬：那也谈不上。这件事对我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就是可能处境比以前更差一些。因为你捅了一个马蜂窝以后，得罪了很多过去捧他的人，当中有一些文化界大牌。牵涉到很多利益关系、面子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东西很难去确凿地说，只能说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平添很多障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踩到地雷。
　　大学问家都把话说得平易
　　南都周刊：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里，你表达了对文理不通的痛恨，觉得话都写不通的人没有治学的资格，为什么揪住文法这一点？
　　王彬彬：严格来讲，语文问题不仅仅是学风问题，甚至是人品问题。一个人写文章，是要给别人看的，那尽量要把话说得准确。文理基本通顺，这是我们对一个完成了高中教育的人的要求，理论上，做到这一点，才是合格的公民。大学问家如果连话都是不通的，逻辑是荒谬的，那还谈什么深刻的思想？
　　南都周刊：故作晦涩是学术界的通病？
　　王彬彬：对，就是唬人嘛，忽悠。大学者，大学问家，古今中外，都是把话说得非常平易的。深刻的哲理一定用平常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一个人只有把某种理论某种观念完全理解透了，完全融进了自己的血肉，才能用很平易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学术界有这种毛病，一定要把话说得越别扭，就显得越深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是一只小狗”，大家都听得懂，但是有人会说，“那是一具狗的幼体”。
　　南都周刊：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追求这种文风？
　　王彬彬：我们的学术方式是从西方过来的，中西学术有不同的理路，西方人思考的方式，跟中国人是不同的，比如西方人会认为，逻辑的推演推到极端，可以跟现实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中国没有这种传统，我们往往把西方纯思辨的东西套到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荒谬，走了一种极端。
　　南都周刊：有人说你的很多批评文章里，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不放，而且也有学者公开说文风是习惯问题，不是学风问题。
　　王彬彬：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说这是习惯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候喜欢把话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这就没有是非问题，只有优劣之分，但如果说我习惯写不通的话，这不是胡扯么，好比说，我就习惯闯红灯。至于错误，人都会犯错，但得看看这个错误是不是你研究范围内的常识。比如我不是专业的驾驶员，交通标志可以不懂，但如果我是公交车司机，看不懂标志，那怎么行？
　　专批名家是我的治学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批评王蒙和王朔深通世故又极为世故，早年写那篇文章的起因是什么？
　　王彬彬：那是1994年写的，当时就是一种感觉，对那样一种人生观念、人生态度提出一些自己的不同意见，主要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如果作家过于圆滑，会影响文学创作，因为文学创作需要一种赤子之心，需要作家心灵当中有一块始终是抗拒世俗的，不然创作的理由在哪里呢？好的文学一定是反抗世俗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专门批评文化界名家？
　　王彬彬：我的本行就是文学批评，难道研究对象只能歌颂吗？那么多人已经在歌颂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人来批评呢？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这个不正常，那就只能说我们整个环境不正常了。这些年来，很多被吹得很响的人，就是学术泡沫。不是说很好很好只是有一些局限，而根底上就是很差很差。一篇文章、一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常识性错误，那还能说是一个好东西吗？我们学术界最近几十年来就有大量这样的学者。
　　南都周刊：因为你批评的都是名家，所以有人说你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出名。
　　王彬彬：学术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治学的方式。再说，我怎么没有好好治学呢，又不是主要写这些东西，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只不过平常我写了100篇文章，有3篇是骂人的，但别人看来我就只写了3篇骂人的文章，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以批评来出名是笑话，因为有人要找一些理由来抵抗你，“想出名”是最容易找的理由。
　　南都周刊：虽然树敌很多但还是继续做批评，是专业使然还是基于一种责任感？
　　王彬彬：要说责任感也可以吧。文化共同体里面有这么一些人，其实问题很严重，但又掌握很大的话语权，然后被年轻人仿效，你必须要戳破他。
　　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
　　南都周刊：文化批评圈里，你好像是独来独往的，这是刻意为之么？
　　王彬彬：这是对的，我从来不拉帮结派。因为文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又不是江湖、黑社会。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化事业是个体的活动，不是踢足球、打篮球。如果在观念上相同，互相见面赞美一下，就已经很好了。
　　南都周刊：学术界还有什么问题？
　　王彬彬：学术界的问题很复杂。主要是在大学。大学的学术体制问题很严重，最严重的是用理工科的方式来管理一切。理工科我也不太懂，有很多量化的要求，但是扩展到整个文科那就不对了。文史哲，是要在脑子里消化很久的东西，应用科学就不一样了，如果是有价值的，早一天表达都是贡献。人文的贡献本来就不是立竿见影的，怎么可以那样要求呢？
　　比如说大一点的学校，要求副教授必须有一年国外深造的经历才可以升为教授，这是条件之一。这针对有些领域可能是对的，比如理工类前沿学科，中国跟西方的差距很大。但是扩展到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还不是全世界最牛，那你不是一头撞死算了吗？去外国进修有用，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必备条件。还有量化的指标、项目，各个校长也没办法，因为社会和教育机构在要求他这样做。这是非常严重的。文科，尤其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胜的，一辈子写一篇真正的论文那就可以了，如果写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没意义了。
　　南都周刊：对此你会感到焦虑么？
　　王彬彬：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知道了就不要过于焦虑，不然怎么办呢？很多事情物极必反，一定要坏到顶点才能改变。一定要走到极端以后，荒谬性充分暴露出来，才有可能有一些改变。中国的问题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就像我们都在一辆车上，车上的人都知道这个方向是错的，但没办法，一定要开到此路不通为止，才想着掉头。所以没必要焦虑，就让这个车一直开下去好了。
　　南都周刊：当年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现在学术规范了没？
　　王彬彬：抄袭问题和学术规范是两回事，今天的学术比过去规范多了，但抄袭的现象也比过去多得多了，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现在，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压在那儿，不抄袭，怎么办呢？比如我今年必须发表两篇文章，明年才能升教授，但我实在写不出怎么办呢？过去没有这种要求，当然抄的动力就没那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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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农村的工分问题
日08:12 ◎
(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在学术专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中说这样谈论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和土地情感疏离”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怎样看待‘工分’问题。‘工分’使得分配形式抽象化，但是这一抽象化并不以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只是一种有待年终实物（粮食）兑现的数字化结算模式。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数字化的管理方式的介入，才真正导致了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并使得‘深埋’的记忆有可能复活并被反复生产。”（第262页）
　　蔡翔先生“文革”期间在安徽农村当过几年“插队知青”，因而很喜欢谈论农村和农民，但这番话有点不着边际。“文革”时期，农村一般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民出工由生产队记“工分”。但粮食兑现并不是等到年终。什么粮食收上来了，就分配什么粮食。小麦收获了，分小麦；水稻收获了，分水稻；红薯收获了，分红薯，现收现分，这怎么是“数字化结算模式”？记“工分”，这只是集体化劳动的一种计酬方式。把这种表面的、枝节的问题说成是导致“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的原因，真让人难以思议。集体化劳动，实际上就已经把每一个具体的农民与土地分离了。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总体上仍然依存于土地，但具体到每一个农民，土地又是外在于自身、与自身没有多少关系的。每一个具体的农民，都失去了对土地的监护权，用文学化的说法，失去了对土地的“疼爱权”、“抚养权”。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有无限深情。如果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就可以尽情地经营着它、呵护着它、疼爱着它。如何犁如何耕，种什么怎样种，都由自己做主。有事无事到地边转转，看见一块土疙瘩，顺手揉碎；发现有根杂草，随手拔掉；猪屎人尿狗粪，随时往地里送点。而在“人民公社”时代，每一个具体的农民，都被剥夺了这样对待土地的权利，当然，也被剥夺了这样对待土地的心思。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劳动，一切由队长说了算。种庄稼，经验是十分重要的。而经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种田高手，总是年岁较大的老农。而那时候的队长，却又总是苗正根红的年轻人。这些队长，自己没经验，一般也不屑于向老人讨教。全队的人，都听队长的号令，怎么可能不与土地“情感疏离”？当然，导致这种“情感疏离”的根本原因，还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那种“结果平等”的分配方式。只要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哪怕每天实物兑现一次，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也必然会“疏离”，这个道理简单至极。(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蔡翔先生意在为那个时代的集体化辩护，但却对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并不了解。就说工分计酬制吧，也是经过了许多折腾，才基本定型的。读罗平汉的专著《农村人民公社史》，可对这一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蔡翔先生这样的人，神往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平均主义，是那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结果平等”。但这样一种平等，其实也并非当时最高决策者的初衷。当时的决策者，是考虑过怎样在集体化的劳动中避免平均主义的。工分制开始于人民公社之前的合作社时期。一开始采取的是“评工记分”的方式。同一合作社的人集体出工，但每人的工分并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是各人在劳动中的表现。“评工记分”如果做得好，对“结果平等”多少能起一点遏制作用，但却难以做得好，更难以长期坚持。同一集体中人，总难免沾亲带故，“情亲而弊生”，在发言时要做到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其一。其二，评工，那可是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问题，争吵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评工记分”，往往弄得评议工分的时间比下地干活的时间还长。罗平汉说：“常常是早早收工开始评工记分，评到半夜也评不清楚，社员之间为工分争论不休成为常事。”劳动表现本无客观标准，所以需要众人来“评”。但既无客观标准，“评”就必然变成“吵”。“评”的时间超过“工”的时间，还严重伤害邻里、乡亲间的感情，当然难以为继。所以，公社化后，工分开始固定。固定工分的依据，通常是两条：性别和年龄。男性壮劳力，一天10分工；女性壮劳力则一天6分或8公。未成年者和老人，所得工分则相应减少。同一年龄段者，每天所得工分相同，于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便一个样了。
　　公社化时期，在计酬方式上，也有别出心裁者。据罗平汉介绍，陈永贵在大寨，就发明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制度。这种方式是，日常出工时，记工员只负责记录每人每天干的是什么活，不记工分，每月进行一次集体评比；评比前先选出这一月的“劳动标兵”。“标兵”的工分确定后，其他人则以标兵为参照，自报这一月应得工分。如果众人认为自报合理，则按自报记分。如果众人认为自报不合理，则在评议后予以更改。1966年3月，《人民日报》报道了大寨的“自报公议”计酬方式，并以编者按的方式予以充分肯定。于是，这种方式被一些地方仿效。但这种方式，与先前的“评工记分”并无大的差别。弄出了一个“标兵”，似乎有了客观标准，但各人与标兵的距离却并不“客观”，最后产生的，也只能是“大概工”，并不能避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何况，“文革”开始后，政治思想表现也成为“评工”的一种依据，农民干活的热情就更没有了。
　　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公社化初期，本来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公社内部便必然“一平二调”，社员在全公社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弄不下去，便改成以大队为核算单位。这样也弄不下去，毛泽东才忍痛决定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蔡翔先生说年终才“实物兑现”，那是很可笑的说法。年终，是生产队算每家每户的盈亏账。队里全年粮食总收成按官价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全队一年总收入，再将这理论上的人民币，除以全队工分的总个数，就得出这一年队里的工分值，即每个工值多少钱。队里的总账算出来了，每户的账也就清楚了。(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当代作家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写的是“文革”时期晋北农村的状况。在晋北，一个工有时值七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理论上可挣得七分钱的人民币。而娶一个媳妇要2000元。一个男子，不吃不喝不穿，也要干100年才可能讨上老婆。所以许多男子都只能一直“棍着”。在男子心目中，两样东西世上最好：油炸糕与板鸡鸡（女性私处）。他们常挂在嘴上的是：“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文革”期间曾在安徽淮北插队的蔡翔教授，听到过类似说法否？
(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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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学术界彻底江湖化黑帮化了
15:43:22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王楠 　　
　　王彬彬：我不喜欢战斗，确实不能容忍
　　本报记者 叶铁桥 雷宇
　　4月12日下午，在南京大学逸夫科学管理楼19层的办公室里，40天前发表文章批评学者汪晖涉嫌抄袭的王彬彬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你和你所批评的汪晖都研究过鲁迅，因此也有人认为此次论文风波不过是派系之争，利益之争。
　　王彬彬(以下简称王)：不看事实，反问动机是没有道理的。我跟汪晖没打过交道，也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又不在一个学校，丝毫构不成利益之争，而且，抄袭剽窃问题跟什么派系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青年报：那您为什么要选择汪晖这本书而不是其他人的书，也许其他人的书抄得更厉害？
　　王：这是因为我考虑到了一个因素，就是汪晖这本书影响特别大，20多年来，这本书成了一个神话，成了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楷模。
　　我认为，汪晖之所以成为汪晖，主要靠这本书奠定了地位。没有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的巨大声誉，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汪晖，怎么可能当《读书》杂志主编10年，怎么会有今天这么高的学术地位？
　　如果当时他的博士论文获得的评价很普通的话，他也许不会迅速地膨胀为今天这样。
　　如果在你的研究领域里，有一本被视为经典的东西，一印再印，是专业的必读书，你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说出来？难道不说出来是对的吗？大家都不说，你想想后果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后果是什么？
　　王：抄袭最严重的危害，是遮蔽了学术的来源，让后来者不能清楚知道思想的来源，这对整个学术发展都是损害，也是对读者的损害，当然，还侵犯了原作者的权利。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汪晖也是我国学术规范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这样的人，是要为整个学术界垂范的，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学者，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在内心里更不能接受。这就像警察偷东西，虽然警察犯法原则上跟任何人犯法一样，但给人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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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南大博导王彬彬:中国当代作家无人摘诺奖
10月8日，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揭晓，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也将毫无悬念地再次让中国文学界波澜起伏。近年来，不但多位中国候选作家铩羽而归，还引来顾彬等汉学家的炮轰，所以，每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在即，中国当代文坛就会众说纷纭，风声鹤唳。
10月6日楚天都市报报道 10月8日，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揭晓，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也将毫无悬念地再次让中国文学界波澜起伏。近年来，不但多位中国候选作家铩羽而归，还引来顾彬等汉学家的炮轰，所以，每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在即，中国当代文坛就会众说纷纭，风声鹤唳。
谈起这个现象，南京大学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冷眼有加。作为本报与湖北省作协主办、卓尔控股·汉口北批发第一城协办的中国首届“屈原文学论坛”的受邀嘉宾，他昨日接受了本报专访，直言中国当代作家尚无人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
国人误读了顾彬
在世界背景下谈中国当代文学，顾彬是最合适的“切入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界而言，这位德国汉学家无疑是个“冒犯者”，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近年来被广为传播，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也因此毁誉参半。但在与顾彬有过思想交锋的王彬彬看来，顾彬其实非常可爱，国人对他有所误读。“顾彬并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他只是说某些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特意在南京大学为自己辩解过。顾彬对中国诗歌赞誉有加，认为部分诗人世界一流。”王彬彬笑称，顾彬自己就是个诗人，“他听说南京梅花山的墨梅开，非常兴奋，还说要以此为题写一首诗。”
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多有批评，包括“德国文学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庸俗”、“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运用不好”等言论，多少对志在全球的中国当代文学有所打击。王彬彬认为，作为外国学者，顾彬的偏颇和局限很明显，但有些言论确实命中要害：“除了海外华人，顾彬似乎是第一个说中国作家语言运用不好的外国学者，他这么说很需要胆量，也值得我们重视。”
“诺奖”更像一面镜子
顾彬引发的争议，根源在中国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尽管不少中国作家表示并不在意这个奖项，但它仍像一块阴影笼罩在众人心头：贾平凹、余华、莫言、苏童……国内一个又一个作家声名大噪，为何至今无人将那1000万瑞典克朗收入囊中？
王彬彬认为，国人没有必要把诺贝尔文学奖极端化，它并非一无是处，但也不值得狂热追捧，它更像一面镜子，让中国当代文学看清自己。“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尚无人能获这个奖。”王彬彬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当代文学除了数量什么都缺——好的语言、好的情调、好的思想，“中国的文学标准非常混淆，有些作家既想占‘纯文学’的名，又想发‘俗文学’的财，这种浮躁的氛围与国外的纯文学界有很大差距，不利于作家出好作品。”
文学过“小年”也不错
当群星闪耀、新潮涌动的时代过去，文学也回归寂静的状态。近年来，在文坛风生水起的，常常是某作家打起版权官司，或是某作家身陷抄袭丑闻，一部作品万众瞩目的景象，早已停留在读者的记忆中，佳作“歉收”的文学“小年”，近年来倒是常常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
王彬彬对此倒不悲观。他认为，真实的“小年”比虚假的“大年”好。他指出，近年来影视剧作、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虽然盖过了纯文学的风头，但对纯文学而言，“小年”是危机也是生机，“红火的通俗文学，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难免粗糙，纯文学应该从这两方面用力，闯开新的境界。”
王彬彬纵谈文坛新旧事
在文学评论界，王彬彬的尖锐是有名的，他曾在《文坛三户——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这本“关于评论的评论集”中，直指金庸、王朔、余秋雨是“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招来三位作家的书迷反攻，但王彬彬对此毫不在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也谈起近年来文坛一些现象，点评中不乏犀利。
事件：贾平凹的《废都》开禁
王彬彬：无论对这本书评价如何，当年禁掉它都是不对的。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要不产生公害就不应将其封杀，这才是文明的体现。
事件：金庸受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王彬彬：这根本不算个事，有些作家连什么是文学恐怕都不懂吧？金庸受聘当然很正常了。
(本文来源：
作者：范宁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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