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前校长：平均主义让中国大学千校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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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平均主义”让中国大学千校一面
　　今年8月，昆山杜克大学即将迎来建校后的第一批学生。
　　尽管要到8月1日才关闭招生的大门，但目前的招生情况与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的预期有差距。
　　这位曾在武汉大学做了5年校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2012年9月受聘担任中外合作办学的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近日，刘经南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他仔细分析了今年招生不理想的几个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招生网站今年3月才启动，已经比较晚了，很多学生都已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准备出国读书。
　　昆山杜克大学今年只设置了3个硕士专业，分别是全球健康学、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这些“起码超前了5～10年”的新专业能否吸引更多学生的兴趣呢？
　　刘经南说，今年2月，他们去国内各大985高校以及少数211高校做宣讲，尽管宣讲会“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但是刘经南坦言：“因为专业比较新，大多数同学都不太理解这些专业。”
　　中国优秀高校大学生对专业的理解与昆山杜克大学的专业设置初衷到底有多远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刘经南也无法给出答案。
　　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过于固化
　　现在很多高校设置专业是赶时髦，“什么专业热门，就设什么专业”。刘经南说，但是几年之后，这个专业就可能过剩。大学的专业应该“有适度的超前性”。
　　刘经南认为，应该选择5～10年以后热门紧缺的专业。“那个时候你就有5到10年的准备了”。而培养人才的水平，在同一领域就会走得比较前、比较远。这样的专业设置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刘经南看来，现在国内高校设置专业太细，过于职业化、专业化。最近20年来进行过3次专业大调整，使得专业面有所拓宽，原来有1000多个专业，现在减少到300多个。
　　另外专业设置过于固化，设置之后就不再变化了。学校的自主权不多，即使学校有自主权，很多专业设置也不被社会承认，学生难以就业。
　　刘经南说，西方高校的很多专业是跨学科的，这些专业的设置并不是面向职业的，而是面向问题，面向需求，面向前沿。
　　他认为这样的专业设置很灵活，可以随着问题和需求而变化。比如医学物理专业，现在解决医疗问题越来越需要这种专业人才。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专门的医学物理师这个职业。这些人需要有很深厚的物理学科背景，又要有医学背景，能够使用高精尖的物理设备，去发现病人的疑难杂症。他们不是医生，但要懂医学，又要懂这个设备。但现实中的大部分医生只具备医学背景，这是不够的。
　　尽管昆山杜克大学的首届招生不令人满意，但是刘经南并不觉得这是坏事情。
　　他说：“总有人要去走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按国内的这种招生方式，就体现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和新尝试。”
　　社会承认的是处长不是教授
　　刘经南从系主任成为院长，从院长成为副校长，再从副校长成为校长，他经历了中国高校行政体系的“漫长升迁”。尽管做到了这个体系的核心位置，但他意识到这种行政体系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他说，学校中心从校领导开始，从目前学校的组织架构来看，最看重的并不是一线最优秀的教授和学者。
　　学校的行政官员们瞄准了每个干部岗位手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能保证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但是没人去研究大学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是否脱节。“行政体系的存在，更多满足政府的需求，而不是学科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学校的老师们只要对政府负责，就可以得到更好发展。高校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政府的需求。如果把政府的管理体制移植到大学来管学术，这显然很不科学。“大学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教授的地位也应该比别人高。”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刘经南“经常比较郁闷”。他发现，每当学校要提拔一批干部，有些岗位在校内公开竞聘时，很多做学术的教师，包括一些有名的教授也来竞争这些行政职位。
　　这些教师的想法让刘经南很诧异。
　　他们说，获得这个职位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工作。身份既是教授又是处长，到外面去办事更方便，“因为社会承认处长不承认教授，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刘经南说，这就是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使得教授不能安心治学。
　　所以他后来觉得一定要打破这种体制。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松散共同体，应该让教授去自主发展。“衡量学术主要靠教授，而不是行政化的体系。”
　　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影响学科创新
　　过去，学校要举办一个活动，因为没有钱，需要一级一级打报告等审批，“招多少人收多少费，把这些管得细细的”。
　　刘经南认为这影响了学术自由，如果打破院系结构实行“教授自治”之后举办纯学术活动就比较方便，要相信教授们能在法律框架内举办好学术活动。
　　首先需要的是打破院系结构。
　　刘经南说，院系结构是以学科为背景组织的。而新的研究型大学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面向需求来设置架构体系。这种变化体现在，这段时期可能是这个专家在负责，负责人并不是通过固定的换届来更替，而是通过问题的导向发生变化。
　　刘经南形容这种专业变化犹如变形虫，其发展是网络化膨胀的，是非线性的。
　　而行政化体系下的高校专业设置是面向学科，面向专业，面向职业。这样的结果能使专业和学科形成稳定性。长期的稳定就形成壁垒，形成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院系的壁垒、学科的壁垒。它的发展是线性过程，影响了学科发展的创新。
　　刘经南认为，高校的资源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而应该向特色优势学科集中。
　　他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根深蒂固，所有院系都想获得最多的资源，互相攀比，按人均、生均，这都不太科学。由此造成的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显示不出特色和优势，产生同质的竞争是最惨烈的”。
　　昆山杜克准备走美国私立大学的运营模式
　　社会上关于中外合作高校的非议之一就是认为中外合作高校是借国际名校在国内圈钱，刘经南认为“这是极大的误会”。
　　他说，作为非营利性的大学，昆山杜克每招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是6.5万美元，学生学费是2.3万美元，还有很多学生可以拿到奖学金。
　　这其中的差额都是由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来填补。基本比例是学校出40%，政府和杜克大学各出30%。
　　刘经南以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两个学校为例，这两所学校学生规模有七八千人，刚过盈利点，学校略有盈余。这些盈利只能维持学校的发展，学校也不能赚学生的钱，只能拿这些钱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不同于公立大学的运作模式，昆山杜克大学目前采用的是美国私立大学运营模式，成立基金会，并获得一些捐款。他们准备以创新的方式来运作捐赠的基金，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财力支持。
　　这一模式在国内刚开始，因为在中国的捐赠还没有美国的成熟和普及，所以，刘经南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是不把经济压力放在第一位。”刘经南说，现阶段，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都能保证学校运作。
　　回顾昆山杜克两年来的筹备经历，刘经南说它是“一种创新和探索，是有兴趣的，也是有激情的，是一种快乐的事业”。
　　他认为在武大和昆山杜克大学担任校长的压力不同：武大的压力除了来自办学模式，还与学生规模有关系；而在昆山杜克，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以及责任带来的压力”。
　　目前，刘经南和创业团队在临时租用的写字楼里，等待这所新大学“开张”。
(责编：欧兴荣、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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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之歌！―― 刘道玉与执掌校政七年的武汉大学
中国校友会(www.cua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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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之歌！―― 刘道玉与执掌校政七年的武汉大学&&&&作者: 970113
发布于 11-09 14:59 ,970113 更新于 11-10 10:03&&&&--------------------------------------------------------------------------------&&&&.cn/
2003年第9期《人物》杂志
（文/梅雪）&&&&&&&&在风景秀丽的武昌东湖之滨，珞珈山麓，有一座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她不仅&&&&以优美的风景名扬天下，更以教学和科研的雄厚实力享誉中外。这就是武汉大学。&&&&1981年，火热的盛夏，各大媒体都以火热的调子报道：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报纸特别强调，年仅48岁的刘道玉是中国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重点大学校长。刘道玉执掌武大校政七年，以蓬勃的朝气，锐&&&&意改革，使武汉大学继往开来，阔步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写下自己人生的灿烂篇章。 面对因“文革”破坏而导致的科研和学术水平低下，刘道玉大声疾呼：“要像越王&&&&勾践复兴越国一样复兴武大啊！”&&&&1953年秋，武汉大学又迎来了新的学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20岁的鄂北农家&&&&青年刘道玉怀着激动的心情跨入了这所慕名已久的古老校园。&&&&武汉大学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1893年，洋务派实力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这就是武汉大学的源头。武汉大学是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整个校园山水相济，景色奇丽。说起武汉大学，人们就会想到“珞珈&&&&山”这个文化品味极浓的称谓。其实珞珈山原名“落驾山”。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平定叛乱后，决定继续出征，并将大营移到东湖南岸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对&&&&参加平定叛乱的人论功行赏，还赦免参与叛乱的人。这样一来，全军上下斗志昂扬，&&&&楚军在战斗中又接连获胜。后来，人们就把楚庄王设营的这座山叫做“落驾山”。闻&&&&一多就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认为“落驾山”太俗，便改名“珞珈山”。&&&&“珞”是石头坚硬的意思；“珈”是古代妇女戴的头饰。&&&&20世纪上半叶，武汉大学就已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20&&&&个系，以及李四光、周鲠生、闻一多、朱光潜、桂质廷、刘博平、杨端六、叶圣陶、&&&&高尚荫、李国平等一流学者的一流大学，是当时全国五所最有名的大学之一。那时&&&&中国出国留学生，只有这五所大学的文凭才被外国承认。武汉大学尤其被英国剑桥&&&&大学所赏识，武大的文凭可以置换剑桥的文凭。&&&&曾有一位来华旅游的美国外交官问胡适博士：“中国究竟有没有进步？”这位&&&&国学大师回答：“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就知道了！”&&&&新中国建立后，武汉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50年代初，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三大学院&&&&或停办，或划出与有关院校相关专业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中财矿业学院、华中农学&&&&院、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等。调整后的武汉大学不再保留学院，只设9个系&&&&，成为一所综合大学。1960年，武汉大学被国家确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刘道玉十分热爱这所学校，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曾在诗中写道：&&&&金秋时节进珞珈，&&&&许把青春铸才华。&&&&校园处处留足迹，&&&&文章篇篇汗水洒。&&&&但刘道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8年后自己会成为武汉大学的第15任校长。武大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界贤达就是政界名流，如二三十年代任校长的王世杰就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五六十年代任校长的李达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至于武大的创建人张之洞后来更是成了前清宰相（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而刘道玉显然太年轻了、资历太浅了。他对妻子说：“我这个人，才华平平，&&&&成果淡淡。像我这样的人，别说全国，就是在武大，找出个百儿八十也没问题。可是&&&&，现在我被套上辕了，共产党员不兴向党辞职，那就只好咬着牙往前走了。”但刘道&&&&玉也清楚自己的&&&&优势：“我这个人不能说一点优势也没有。譬如，我是农民的儿子，能吃苦，像牛&&&&一样能熬。又譬如，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有人不是常说我‘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吗？这既是缺点，也是个优点。还有一点，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其实，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刘道玉就已走上武汉大学领导岗位，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教育战线亟待正本清源，教育部日理万机，大量工作亟需人去做。1977年4&&&&月中旬，教育部急电武汉大学，借调武大党委副书记刘道玉到教育部工作，限期赶&&&&到。5月，中央即任命刘道玉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刘道玉有些纳闷：“不说是借调吗？”刘道玉志在教育，不在做官，尤其不愿&&&&为京官。因此，他的人事关系、户口、家属等全留在了武汉，他也一直住在教育部&&&&大楼的办公室里，期望有朝一日重返武汉大学。&&&&当时的高教司是教育部最重要的部门，承担着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事隔二十多年，刘道玉在向笔者回顾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对邓小平主持的一次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印象仍然非常深刻。&&&&由国务院召集的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于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刚刚恢复工作才十多天的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就我国高等教育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策。&&&&刘道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一起负责会议的秘书工作，他&&&&们各选定教育界、科技界的15名代表，共计30人参加座谈会。刘道玉选定的代表包括&&&&北京大学周培源、清华大学张光斗、复旦大学苏步青、武汉大学查全性、南开大学杨&&&&石先、吉林大学唐敖庆等，都是著名科学家。&&&&尽管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但春天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特别&&&&是邓小平亲自与会，老教授们、老科学家们一个个心花怒放，畅所欲言，力陈了“四&&&&人帮”给中国教育界、科技界带来的种种危害。会期总共五天。当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时，一位尚未来得及发言的教授私下急冲冲地找到刘道玉商量，“你看看，我想讲&&&&的，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我还说点什么好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人讲，那就是招生问题。希望你明确提出否定‘十&&&&六字’生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建议恢复统一高考。”&&&&这是刘道玉深思熟虑过很久的问题。此前，他在顺义县做调研时发现，广大青年最&&&&急迫的呼声是恢复高考。这也就成为这位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位教授非常赞同刘道玉的意见。在第二天的会上，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已经开过了。”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感到有些为难。&&&&“那就再召开一次招生工作会嘛，从今年起就恢复统一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关乎中国青年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发展未来的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就在这一瞬间&&&&做出了！1977年，我国成功地恢复了高考制度。不过由于时间太晚，七七级新生是&&&&1978年春节左右入校的，后来同七八级学生一起毕业。&&&&在北京工作的短短两年时间，刘道玉夜以继日，一连参与组织了２４个全国性会&&&&议，如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高等学校科研规划会议、教材会议等等，&&&&还担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秘书长。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刘道玉以他的胆识，自始至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繁重的工作使刘道玉累病了，患了大叶肺炎，这使他更加思念武汉大学，思念&&&&武汉的亲人。1979年10月，刘道玉回到武汉。他在同济医院的病床上提笔写了辞职&&&&报告，要求回武汉大学工作。教育部批准了他的请求，立即任命他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道玉接手领导武汉大学工作时，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武大的学术和科研水&&&&平大大降低。在1980年全校科研工作会上，刘道玉语气显得有些激动：“武汉大学&&&&有着辉煌的历史，是全国五所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可是由于‘文革’的破坏，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已降至低点。已故武大创始人及任教者――黄侃、李四光、闻一多、&&&&李达、曾昭抡、郁达夫、周鲠生等如果九天有灵，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刘道玉&&&&语重心长地说：“知耻而后勇啊！要像越王勾践复兴越国一样复兴武大啊！”&&&&正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刘道玉在任武大校长后，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采取&&&&各种办法，启用和引进有识之才，扩大对外学术交流，使武大总体科研水平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是启用人才。武汉大学藏龙卧虎，有许多非常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病毒学家&&&&高尚荫、数学家李国平、光电化学家查全性、历史学家唐长孺、吴于廑、哲学家江天&&&&骥、训诂学家黄焯、法学家韩德培，等等，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要提高武大学术水平&&&&首先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此，刘道玉一一登门拜访。老教授们反映，尽管刘道玉当&&&&了校长，但他还是像刚进校那样，像学生一样尊敬他的老师。&&&&国际法权威韩德培，就是刘道玉加以重用的。在1979年的法律系筹备会上，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刘道玉就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王牌系。历史上曾有几任校长&&&&都是著名法学家，如王世杰、周鲠生等。周先生是国际法学者，周总理的国际法顾问&&&&。1958年瞎指挥把这个‘王牌系’并到外校去了。真是因祸得福，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当时被打成右派，合并时外校不要，留在武大了。我校法律系停办了21年，它好&&&&比一块透明的水晶，晶体虽破，但是幸好韩教授这个晶核尚存，不用多久又会在晶核&&&&周围凝聚出一块明亮的晶体来？？”在刘道玉的努力下，韩德培当上了法律系主任，&&&&还入了党。刘道玉还亲自到教育部，经蒋南翔部长特批，使韩德培从三级教授提升为&&&&二级教授，当时这在全国是惟一的。不出几年的时间，法律系在韩德培的带领下，&&&&教师从7人发展到70多人，两个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是全国重点法律系。&&&&刘道玉还大胆启用新人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不怕飞短流长，破格启用七○届毕业&&&&生、留日归来的何克清讲师当软件工程所副所长。七○届毕业生在高校常被人贬为“&&&&红卫兵大学生”，是“遗憾的一代”。可是，刘道玉却绝无遗憾地重用了这一代的&&&&精英人物。空间物理系的保宗悌也是其中之一。他中年有为，但是海外关系很多，&&&&政治上长期受到怀疑。刘道玉不怕冒风险，坚决送他到美国名牌大学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在那里出了成果，为国赢得了荣誉，并带了实验仪器回来了。到1984年他已是学术&&&&带头人，研究室主任、教授。&&&&引进校外“能人”也是刘道玉提高武大科研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毛蕴诗留学比&&&&利时结业回国，有四个单位要他。但是，他看到了武大惜才的报道，就给刘道玉写了&&&&封信，表示愿来武大。刘道玉及时亲笔回信，并且说：“为了您作出正确的选择，欢&&&&迎您来武大访问一次，我们提供旅费，然后您再作决定。”毛蕴诗真的来了。刘道玉&&&&放下繁忙的工作作陪，介绍武大的长处和短处。毛蕴诗回北京后，辞谢了亲友的盛意，&&&&毅然决定来武大。刘道玉亲自跑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终于把他要来了。&&&&他来后，开了两门课，写了有价值的论文，工作非常突出。&&&&杨小凯是湖南的一位工人，“文革”中坐过牢，在牢里自学，对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有较深的造诣。刘道玉费了很大气力，才把杨小凯请来武大。很快，杨小凯&&&&就发表了译著、专著和几十篇科研论文，颇受国外学术权威赏识。他后来又到美国&&&&留学，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已成为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教授、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知识分子很重感情，历来“士为知己者死”。刘道玉深谙这个道理，他说：&&&&“我这个人本事不大也不多，可真情不淡也不少！”&&&&“问君能有几多‘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位教师改动了李煜《虞美人》&&&&最后两句中的一个字，以此来描述刘道玉在武大知识分子身上倾注的由衷之情。正是&&&&凭着刘道玉这股真情，武大很快就配置了合理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从而为科研快出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刘道玉有一个观点，“天才出自勤奋”这个判断要加&&&&个前提才是正确的：必须在最前沿的信息环境中勤奋。如果在低层次的信息环境里呕&&&&心沥血，充其量呕出个低水平、重复的“遗老遗少”，就像婴孩被狼叼走后养大，再&&&&勤奋也不过是狼孩级的智能。&&&&为了取得全球最先进的信息，他大搞国际性的校际关系学。武汉大学同美、法、&&&&日、英、加拿大、奥地利、德国等20个国家90多所著名大学有学术交往关系。他们给&&&&各关系大学每月寄去《武汉大学学报》和本校教授们的学术专著，引来了寄自世界最&&&&先进大学的专著、论文及其他最新资料。以少换多，以后进换先进，何乐而不为？&&&&武大出国留学、开会、访问的几百名人员，都是很“扒家的孝子”，“厚脸皮”要，&&&&省下钱来买，带回或寄回大批图书资料。他们不花国家外汇获得的前沿信息，多得&&&&难以统计。&&&&然而，这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不管图书资料来得多么快，也是半年以&&&&前的信息了。在这信息化的世界里，还得有更速效的“软件”。&&&&刘道玉想起一个传为佳话的活动。自1951年起，在德国美丽的巴登湖中的巴伐尼&&&&亚岛上，每年都要举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会晤。为了加速培养青年科学家，德国、&&&&瑞士、瑞典、法国等许多国家不惜重金，选送智能最高的大学生去听他们的讲演，&&&&会晤那些学术大师，获得最前沿信息和最新方法论。&&&&“是的，会晤！”刘道玉立即决定，“要千方百计把武大有才干的人，特别是&&&&中青年佼佼者送出去‘会晤’，到世界级大学及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去会晤那些国际&&&&驰名的学者，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送出去？谈何容易。那时，中国国力还很贫弱，缺少外汇，教育部分配给武大&&&&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名额是每年４名；出国进修人员1982年10人，1983年5人&&&&，1984年没有。几年来允许公费出国的总数只有27人。&&&&可是，武大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派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有35人，出国进修、留学、&&&&讲学的有280多人，搭在别的出访团里出去的有13人，还有让出国进修的学者就地&&&&参加国际会议的有25人，大大超出了国家所给的指标？？去的大学是：美国的耶鲁、&&&&哈佛、斯坦福、圣地亚哥、伊里诺、麻省理工学院等；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法国的巴黎一大、三大、六大、里昂一大、中法学院及里尔科技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全是世界名牌大学。参加的国际会议也差不多全是世界著&&&&名学者参加的最高规格会议。近400名武师生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了大量的最新信息&&&&，学习到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难道刘道玉有三头六臂？？当然没有，但刘道玉有自己的高招。当时，武汉大学与&&&&世界上三十几个名牌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武大送出的人，由对方负责经费；他们&&&&派人来，武大虽然也负担经费，但这就是用人民币换外汇了。而且武大出去的人多，&&&&对方来的少，以少换多。武大教师还与外国同行进行了广泛的科研合作，如与日本&&&&合作研究软件工程，与法国合作研究中法书面语言自动处理等，由对方提供经费让&&&&武大的学者前往共同研究。&&&&还有一个途径是靠武大人的才学，申请各种基金。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亚洲基&&&&金和美中学习交流委员会基金，日本的星岛基金和学术振兴会基金，以及前联邦德国&&&&的洪堡基金会基金，武大大都申请到了指标。刘道玉还得到法国想扩大影响、提高世界&&&&上掌握法语人数的信息，立即把武大法文专业升格为法语系，使武汉大学成为全国中&&&&法交流中心，一下赢得了法方十分友好的反应。法方从1981年开始免费接收武大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使武大在法留学生成为全国人数最多的高校，令各大学羡慕不已。&&&&此后，法方同武大开展科研合作，并给武大赠送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这项交流取得了&&&&双方都十分满意的成果。&&&&启用人才、扩大学术交流，这些都是手段，要提高武大的学术水平，关键的还是&&&&要大力加强科研。当时，武大有个古怪的以不搞科研为荣的风气。有些第一流学者，&&&&“皓首穷一经”，到六十岁还要打基础，还嫌著书立说过早。刘道玉认为，高校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必须搞好科研，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但有人担&&&&心，这样搞是“多中心论”，会不会是“同时抓两个兔子，一个也抓不到？”刘道玉&&&&决定从自己做起，“同时抓两个兔子”――既当好校长、又搞好科研――那不是比万&&&&言报告更有说服力吗？&&&&刘道玉在中学时代读过介绍诺贝尔的故事，从此就对诺贝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立志&&&&要当个化学家。1953年，刘道玉如愿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但1955年肃反，他还在读&&&&三年级就被抽出来搞专案，停学了一年。然后再接着往下读，推迟了一年毕业。尽管&&&&这样，他的毕业论文还是以较高的水平被《武汉大学学报》发表。这时，我国第一流&&&&的化学家曾昭抡被错划为右派，从北京发配来武汉大学，灾难却使刘道玉得了个大福&&&&――得了一位名师。&&&&在曾昭抡的指导下，他又发表了元素有机化学论文。&&&&1962年，刘道玉留学前苏联，专攻有机氟化学。因反抗赫鲁晓夫的反华政策，&&&&于1963年被逐回国。回国后，担任了学校的副教务长，并在曾昭抡的指导下，&&&&编著了一本国内还是空白的《有机氟化学》。25万字的稿子刚审定发稿，“文革”&&&&就来了，出版告吹。漫长的动乱，他进不了实验室，倒是因为他咒骂戚本禹而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劳改了三年。&&&&三中全会后，正当刘道玉准备大干科研的时候，又走上领导岗位。但他一直对科&&&&研痴心不改，同时也是为了做出榜样，因此他挤时间钻业务，先后在《化学学报》、&&&&《科学通报》、《高分子通讯》、《催化学报》、《有机化学》等国内一级刊物及国&&&&外刊物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1984年８月，刘道玉还应邀到美国参加中日美金属有&&&&机和催化学术讨论会，在大会上宣读了他和助手们一起完成的论文《在二氯茂钛存在&&&&下的丁烯基单体聚合机理》，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化学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出席的有12人，高等学校只有两人。刘道玉就是其中之一。&&&&在刘道玉带领下，武大科研蔚然成风。经过几年努力，武大的学术水平就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文科方面，原来别说科研成果，就连著作都寥寥无几，到1984年底，&&&&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出版著作279部，其中不少成果是世界级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一举打破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在国外的论调。法学泰斗韩德培主持为国务&&&&院起草环境法、国际私法，具有很大的影响。中文系和计算机系搞的《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理科方面，成绩更大，1984年上半年，武汉大学在获奖上实现了“文革”后零的突&&&&破，拿了湖北省七项重大科研成果奖。到1985年为止，荣获了五项国家发明奖，其中&&&&三等奖四项，四等奖一项，是教育部综合性大学中的第二名。武大在刘道玉主持校&&&&政这几年，取得的科研成果令人瞩目，具有国际水平的有32项，属国内首创的有38项&&&&……&&&&但刘道玉并没有陶醉，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开始时容易出点成绩，往后将越来&&&&越难，跳高运动员的经验向我们提出了这个警示录：跳低高度时，成绩增长很快，&&&&十厘米、五厘米地往上升；可是越接近世界纪录，往往几年甚至一辈子也上不去一厘米！”&&&&“珞珈山，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一位出国留学生给刘道玉来信，告诉他，国内的高才生到国外，一旦进入科研领&&&&域就显得能力不足，特别是创造力要明显逊于欧美学生。这引起他的深思。他有意&&&&识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这种调查也是“刘道玉式”的：&&&&――刘道玉每天步行上班，从家里到办公室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他常常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怎么回事？？拦截者太多？？不是拦路劫财&&&&，而是“劫”信息，刘道玉呢，也乐此不疲，这不也是趁机“劫”人家信息的好时&&&&机吗？&&&&――晚上或假日，他家门庭若市。于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也就兼起客厅来了。&&&&放不了几张大椅子，就特意放几张小凳子，以免来访者无座位。从吃饭时开始，&&&&川流不息，像百货公司门市部。校宣传部长汇报工作，问前来开门的刘夫人：“我&&&&今晚是第几批？”答曰：“第十六批！”宣传部长“啊”一声告退了。他不忍心对&&&&这位说话底气不足、形容憔悴的校长再进行一次“车轮战”。夜深了，校园里已&&&&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刘道玉正好阅读各国的教育专著，研读心理学、人才学、未来&&&&学等。他思忖着：“如何通过改革，提升学校的地位？”&&&&――学生的假日野餐会向他发出邀请，他放下繁忙的公务及科研工作去了。一次&&&&学生会举办演讲比赛，题目是《改革、进取和奋起》，他不以校长身份去作指示，&&&&而是以比赛者一员去演讲。那天他感冒，所以，加了几句开场白：“真倒霉，要演&&&&讲就感冒了，今天嗓音很不悦耳，看来得奖没有希望了，争取打个及格！”顿时引来&&&&满堂欢笑。他讲了《改革与人才》，同学们也围绕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卓见。&&&&有人给他编了顺口溜：“走路有人随，吃饭有人陪，休息有人会。”所以，&&&&刘道玉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说：“别看我们的校长有点夫子味，身体瘦&&&&瘦的，头发稀稀的，面色黄黄的，视力近近的，眉间的皱折像重叠的山峰一样拱得&&&&高高的，但是，在这个弱体之内却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他能带领武大&&&&开辟一个新时期。”&&&&开拓者之歌！―― 刘道玉与执掌校政七年的武汉大学（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刘道玉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尖子生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能不承认&&&&是我们教育制度上存在弊端。教育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启迪知识，开发智力，探&&&&索规律，培养智能型人才。但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却是“仓储型”人才。&&&&在校学习，由老师往学生大脑仓库里堆装知识，学生毕业了，不过是把货从仓库里&&&&提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学生在脑子里装几本“四书五经”，科举考试&&&&时就把这些“货”提出来。提得最多的，就算是才高八斗的状元。现在，国家把武大&&&&优秀子弟交给自己，难道就培养出一批“知识仓库保管员”？！&&&&刘道玉进而把教育放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进行观察，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落后，归根结蒂是教育的落后，而教育的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观念的落后。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他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设计全新的人才观。对此，刘道玉打过这样&&&&的比喻：学校也是个工厂，是出产人才产品的工厂，但这个人才只能是“智能型”人&&&&才。于是，他开始研究创造教育学，率先在全国倡导实施创造性的教学。在80年代初&&&&，全国上下极度重视书本知识、重视文凭的情况下，能有此超前的卓越见识，殊为难&&&&得。&&&&1981年11月，湖北省召开首次高等教育学术讨论会。刘道玉这位专攻有机氟化&&&&学、没有专门进修教育学的校长，却宣读了教育学论文。按照惯例，这肯定是一篇&&&&“雇工论文”，即“秘书撰文，首长署名”式的论文。这类文章大体是报章文摘，&&&&虽无懈可击，也无论可立。所以，对于这位理科出身的校长，也要谈教育，大家开&&&&始时都颇不以为然。&&&&但刘道玉出言不凡，他把当作公理的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否定&&&&了一半，在肯定这句话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的片面性：“书本知识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学生，不一定都是优秀人才。”他提出了一个变&&&&“知识型”人才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的新人才观。&&&&也许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新颖的报告了，大家游离的注意力倏然集聚在刘道玉&&&&身上。当他讲完后，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此后，他的报告成了饭桌上、寝室里、散步&&&&中的言论中心，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刘道玉的发言讲得那么满，行文那么不拘一格，很有个性，不像是秘书写的。”&&&&“他的报告还有个特点，旁征博引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的现代教育观点&&&&及其做法，由此弄出了自己发人深省的观点，不是单纯的洋货推销员。”&&&&“别忘了，他是学化学的，擅长分解和化合！他不是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的&&&&注经派，所以一起步就有新的东西。”&&&&刘道玉的这篇文章很快在当年《教育研究》第十一期登载。日《人民&&&&日报》也摘要发表。刘道玉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思想，不再是吹皱一池春水的乍起之&&&&风，而是汇进全面高教改革的强劲之风。&&&&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思想，刘道玉和他的同事们在对中外高等教育史的反思中&&&&，以武汉大学为实验基地，大胆革新教育制度，设计了有利于创造型人才加速成长的&&&&六个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前四制在国内&&&&是武汉大学首创，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各校都在探索，武汉大学有自己的特色。&&&&为了使学生合理地组织知识结构，根据学生的能力差异和不同特点，并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武汉大学在全国首创了学分制。学校制定了包括必修、指导选修和&&&&自由选修三部分的“松动性”教学计划，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甚至跨校选课；一&&&&些提前修完学分的优秀学生可以提前毕业。&&&&实行的结果，诚如刘道玉形象描绘过的：“肚子大的吃得饱，腿子长的跑得快。&&&&”但在传统教育者眼里看来，武汉大学的学生乱了套：一些学生不上或少上某些课；&&&&文科的学生跑到理科课堂上去了；校长在上面作报告，学生可以站起来打断提出异议&&&&……这样的学生行吗？&&&&文汇报》日头版发表专讯：武汉大学学生连年涌现尖子，“据统计&&&&，该校七七级至八○级的四届本科生，在全国近50种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共1570篇，&&&&出版书籍14本，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879名学生考取研究生，其中有130多名学生考取&&&&出国研究生。”&&&&《中国青年报》也在头版头条报道“武汉大学教学改革起步不凡”：“该校1982&&&&年以来的各届毕业生，均有百分之二十以上考取国内和出国研究生，八四届毕业生考&&&&取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不少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展科学研究并取得成果。在上&&&&学期举行的湖北省四十多所大专院校创作、科研成果评奖竞赛中，该校学生有82人获&&&&得85项奖，占全省获奖人数的一半以上。”&&&&一位在武大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年轻女记者激动地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当然，不是一个学分制就能取得这些成果的。武大首创的导师制，把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作为课余导师，每个导师指导若干名学生，&&&&发挥教书和育人的双重功能，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单一功能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促进了学生的冒尖。&&&&经济管理系八一级学生余紫秋，在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搞调查研究，二年级&&&&就冒尖了，应劳动人事部和全国劳动学会之邀，出席“全国劳动制度改革讨论会”，&&&&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这在当时全国大学生中是极罕见的。&&&&由于高考制度不完善，一些有特殊才能和特长的学生往往学非所长，学非所爱，&&&&妨碍了人才成长，为此，武大实行了主辅修制，鼓励学生在取得本专业学位的同时，&&&&修第二专业；尊重学生志愿，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常规，允许确有特长又适应本专业学&&&&习的学生转系转专业。&&&&鄂西山区土家族子弟田贞见，1979年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武大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录取。可是，学生物不是田贞见的兴趣所在。对他来说，与其在实验室里解剖&&&&兔子，不如写小说更有意思。他每天脑子里想的，手上写的都是科幻小说。但旧的教&&&&育体制往往是一榜定终身，校与校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难以再调整。在痛苦多日以&&&&后，田贞见终于拿起笔向校长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刘道玉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相反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理解：“兴趣是成才的重要动力和诱因。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枯燥无味的，是被迫的、是痛苦的、是少有成效的。”在刘道玉的关心下，这位“不&&&&愿当兔子”的学生终于被批准转入中文系。&&&&那时，刘道玉收到许多校外有创造性素质的青年们的来信。他们当中有的是自学&&&&成材，有的是电大、业大学生，有的是外校想转专业的学生，因为条件限制，他们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刘道玉根据他的创造型人才观，设计了插班生制&&&&度。凡是自学到大学二年级水平的社会在职人员，电大、业大及外校学生愿来武大插&&&&班者，通过灵活的考核，可以前来武大插班。通过这个制度，一批非重点大学中出类&&&&拔萃的学生、以及社会上自学成才并有突出建树的青年，获得了到武汉大学深造的机&&&&会。对此，刘道玉回忆说：&&&&1983年9月，我将一份申办插班生制度的报告送到了教育部，时隔半年，没有回音&&&&。我亲自跑到部里去汇报，但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无先例，待研究后再答复你们”。&&&&这一等又是３个月。不得已，我再次进京。我向部领导阐述道，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应当允许失败。何况试行插班生制度并不一定会失败，难道统招的大学生个个&&&&一定都能成才吗？？领导觉得我的话有道理，表示同意，但还要通过国家计委批准。我趁&&&&热打铁，径直找到国家计委。计委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是位热心快肠的四川人，他当即表&&&&态说，“愚公可以感动上帝，你刘校长的改革精神也会感动我们嘛！”结果当年就拨给&&&&武汉大学90个国家计划分配指标。一项崭新的改革之举，才终于得以实行。&&&&当时武汉大学还经常举办“珞珈”系列讲座，如“珞珈泰斗”、“珞珈新星”、&&&&“珞珈女杰”等，学术交流极为活跃。这对于提高武大学生的学术境界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刘道玉的高教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舆论纷纷称：“珞珈山，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许多外校学生则说，武汉大学是高校中的深圳。对于那时武汉大学&&&&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笔者直到今天仍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当时笔者外校的一些同学&&&&纷纷羡慕我们得了个这么好的校长。&&&&日，刘道玉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改革与创造&&&&型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思想鲜明、新意迭出。&&&&文章提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加强综合教育，重视智能的培养，造就&&&&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创新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产生变革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创造型人才，就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国民经济。”“培养尖子人才，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起主导作用。”&&&&在今天，创造型人才、创新思维对于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已在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在80年代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总结武汉大学教育改革实践中就&&&&能得出这种有见地的思想，实属不易。&&&&文章认为：“学校是人才工厂，它以人为自己的加工对象，而人才是它的最终产品。&&&&任何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学校，如果培养不出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出&&&&色的。”文章对中国当时“容易窒息人们的独创精神”、“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成长”&&&&的“比较机械、呆板”的教育制度提出批评，并就此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掌握高深的专业知识的关系，要响亮地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出合格人才、出成果服务的。二是要正确处理好学习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当前，要把培养学生的智力放在首位，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发展个性和才能。三是要正确处理尊重个人志趣与服从需要的&&&&关系，应当克服教学中的平均主义，尊重个人志趣，贯彻因材施教原则，让那些有个&&&&性、有才华的学生冒出来。四是要正确处理管与导的关系，要提倡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反对强迫命令、迷信盛行的恶劣作风。&&&&这篇文章是刘道玉教学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它的许多思想是崭新的、超前的、&&&&大胆的，使人有一种如饥似渴、如沐春风的感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刘道玉和武汉大学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大量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这样写道：&&&&《改革与创造型人才》我反复读了几遍。您的许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这十几&&&&年未动过感情的青年，却在您“真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数不多”&&&&二十二个字前流下了眼泪？？这是既辛酸又喜悦的眼泪。辛酸的是误人子弟，喜悦的是&&&&有了希望之光。&&&&刘道玉谢绝了中央拟任命他为武汉市市长的决定，但他却当了两届武汉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架起了校市合作之桥，为高校教改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春，中央拟任命刘道玉为武汉市市长，并派中办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到武汉东湖宾馆约见刘道玉，征求他的意见。但刘道玉不以为喜，反以为&&&&忧：“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但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工业、农业、市政管理等&&&&都不熟悉，我热爱教育工作，自己的长处也在这个方面。”无意为官的刘道玉婉辞了&&&&中央的好意。见两位领导有些意外，刘道玉耐心地说：“湖北乃鱼米之乡。目前市民&&&&普遍抱怨鱼米之乡，有米无鱼，如果我出任武汉市市长，恐怕会既无鱼又无米。请中&&&&央慎重作出决定。”两位领导说：“这件事我们也只是奉命征求你的意见，无权作出&&&&决定。”&&&&“那我就上北京反映。”刘道玉连忙说。&&&&“你真是怪人，别人是跑官要官，你却辞官。”两位领导笑着说。&&&&后来中央同意了刘道玉的请求。刘道玉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多数武汉人都还记得，1983年春曾风传我要出任武汉市市长，事出有因。但是&&&&，我却坦言陈词，谢绝了的确是堪为要职的委任。其实，成我之愿的还是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曾表示：“道玉同志既然不愿当市长，那就不要难为&&&&他了。他热爱教育热心教育改革，我看就让他留在大学搞吧，反正大学也缺少得力的&&&&改革领导干部。”知我者，总书记也。我十分感谢耀#邦同志的开明，他没有用“铁的&&&&纪律”来约束我，使我得到了“解放”，从而得以追求我的“创造之梦”！&&&&市长虽然被谢绝了，但是紧接着成立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刘道玉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也就是市委、市政府智囊团的首脑，而且连任两届达&&&&七年之久。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武汉地区的专家作用，开发智力资&&&&源，把咨询与决策结合起来，动员各界人士进言献策，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为武&&&&汉市改革、开放、发展服务。&&&&风景秀丽的武昌东湖之滨，是一片充满智慧、遍布英才的土地。这里科研机构密&&&&集，&&&&技术力量雄厚、技术设备先进，是中国第二智力密集区。区内聚集有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在内的几十所高校，54家科研设计单位，十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700多家技术开发机构，7万余名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当时，受武汉市政府委托，市咨询委员会正在开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大讨论。刘道玉认为，要讲战略，发展高新技术、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这是最大&&&&的战略，应当依靠东湖地区的智力密集优势，建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小区，并把这一小&&&&区建设成为“华中硅谷”，以带动武汉地区乃至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仍然走的是大量消耗资源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发展工&&&&业着眼于量的扩张。对发展高新技术形成普遍的共识，并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刘道玉还在改革开放不久就提出&&&&发展高技术产业，足见其眼光之宽。&&&&刘道玉提出的建立东湖小区的建议，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极大兴趣。&&&&通过调研，咨询委员会向武汉市政府提出了《关于武汉市激光工业、光纤通信、生物&&&&工程三个基地和信息中心的建议》。199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东湖开发区已形成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信息、激&&&&光技术和机电一体化六大支柱产业。媒体纷纷称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华中硅谷”。&&&&刘道玉不仅自己为武汉市献计献策，还动员武汉大学教师为武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80年代初，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武汉荷花洗衣机厂调研，了&&&&解到当时牌子很响的“荷花牌”洗衣机产品积压严重，仓库里都塞得满满的，他感到&&&&困惑不解：“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会销售不出去呢？”&&&&陈丕显找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商量，希望武汉大学派些专家去帮一下，最好能&&&&派人去兼任洗衣机厂厂长。&&&&刘道玉找来经济系教师余杭，要他组织咨询小组进驻荷花洗衣厂调查，提出解决&&&&办法。经过一番研究，咨询小组为荷花洗衣机厂开出一剂“药方”――招标投标。&&&&消息传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招标投标”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怎能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试验”呢？社会主义工厂之间是经济协作关系，怎么能提倡竞争？武汉洗衣&&&&机厂厂长也担心得罪了零部件生产厂而感到为难。&&&&刘道玉了解具体情况后，对余杭说：“招标投标是一个全新的经营理念，符合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我跟你一起去做工作。”&&&&由于武汉大学在湖北省、武汉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校长刘道玉一出马，武汉市&&&&经委主任就来了，荷花洗衣机厂的主管单位――武汉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的领导也&&&&来了。&&&&在听取“招标投标”设计方案介绍后，刘道玉首先表态同意。既然他同意了，市&&&&经委主任和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的领导也没有表示反对。领导的话好说，说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但直接承担风险的却是厂长，他有些不安地问：“工厂和学校不一样，&&&&搞坏了造成经济损失谁承担？”&&&&刘道玉接过他的话说：“如果失败了，虽然我们学校没有钱赔你，然而，给我们&&&&武汉大学声誉带来的损失要超过你们工厂的损失；如果成功了，你得到的好处比我们&&&&多得多。”这话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他话音刚落，市经委主任就表态了：“刘校长&&&&都讲到这种程度了，我们就试一试。”主任发了话，厂长也就无话可说了。&&&&武汉洗衣机厂打出的“中国第一标”，一下子震动了大半个中国，投标者之多，&&&&出乎意料。开始只就3个主要零部件进行招标，工厂马上盈利120多万元。接着，洗衣&&&&机厂又主动要求把全部采购项目拿出来招标。这样一来，不仅产品的销路打开了，而且&&&&仓库里积压的产品也卖出去了，利润猛增到370多万元。新闻媒体称武汉大学咨询小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采购管理模式为“荷花模式”。&&&&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今天，招标投标迈过姓“资”姓“社”的无休止争论，驶&&&&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走进了千家万户。1993年，中共中央将招标投标作为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写进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9年８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88年，刘道玉离开了武汉大学校长的领导岗位。但他仍时刻关注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关注着武汉大学的发展。从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２年，他写出了三本有关&&&&创造教育方面的书：《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业与人生设计》。这三本书涉及创造教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方面，&&&&是刘道玉悉心研究创造教育的代表作，被业内人士称为研究创造教育的“三部曲”，&&&&从而也奠定了刘道玉――“中国著名教育家”的地位。&&&&十多年来，刘道玉的继任者们齐民友、陶德麟、侯杰昌领导武汉大学继续前进，&&&&武汉大学这颗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百花园的奇葩，正以艳丽的色彩令世人瞩目。&&&&日，武汉大学迎来了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日。经过百年的建设，武&&&&汉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水平都有了迅速发展和提高，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综合大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专门为武大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培养优秀人才。”&&&&2000年８月２日，是武汉大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日子。国务院决定，原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武汉&&&&大学。教育部副部长吕福远（现商务部部长）在会上说，四所高校合并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湖北省教育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举措，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武汉大学学科门类比以往更加齐全，学科涵盖文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教育学等11个门类，有国家重点学科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实验室5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２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７个。&&&&图书馆藏书520万册，中外文期刊１万余种（统计至四校合并时）。&&&&新武汉大学师资力量更加雄厚，结构更趋合理，有正副教授3000余名，博士生导&&&&师300余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0人，欧亚科学院院士２人。另有33人&&&&被评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４０余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统计至四校合并时）。&&&&在长达110年的发展历程中，武汉大学为中国为世界培养了一大批英才。他们当中&&&&既有卓越的政治家、杰出的军事家，更有著名的科学家，据统计，武汉大学培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成了抢手货，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到处可见身居&&&&要职的“武大人”的身影。在世界上武大生受追逐同样屡见不鲜，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一位武大工农兵学员到国外一家单位应聘，听说是工农兵学员，立即被拒之&&&&门外，但进一步了解到是武大毕业生后，用人单位欣然接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古老的自强学堂绵延至今日，武汉大学走过&&&&了110年光辉灿烂的历程。在这个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中，刘道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武汉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相信，百年学府有着辉煌的昨天，&&&&必将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责任编辑张继华？？
选自：中国校友会(cuaa.net)大学论坛 中国校友会网(www.cua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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