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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开始讲鲁迅。　　在讲完第二讲之后，同学应该猜到，今天的第三讲应该是讲鲁迅了。确实，在“《红楼梦》美学”当中，我们不可能回避鲁迅。
　　在中国美学史上，或者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两种表述来概括，一个叫：“失败的鲁迅”，一个叫：“鲁迅的失败”。我觉得用这样的两种表述，就完全可以把鲁迅的成功和失败讲得十分清楚了。
一、鲁迅是谁？
　　出走大观园的“宝玉”
　　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鲁迅是谁？
　　那么，鲁迅是谁呢？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精神导师的时候，弄清楚他是谁，尤其是弄清楚为什么历史偏偏选择了他而没有选择别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当我们面对鲁迅时，尤其要如此。大家知道，按照一般的看法，其实历史是完全可以不选择鲁迅的。因为鲁迅根本就不是学文学的，也不是学哲学的，更不是学美学的。他是学医的。而且，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来说，鲁迅的影响也不是最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所比喻的那把“时间的镰刀”，已经把每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刻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与耻辱柱上，结果，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时间为我们留下了鲁迅。哪个人不想不朽呢？哪个人不想青史留名呢？十分残酷的是，在中国，只有鲁迅战胜了时间。而很多很多人都没有战胜时间。鲁迅很光荣地留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上。博尔赫斯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中注定要不朽的作品，”就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啊，“可以穿过书写的错误，近似文本、漠不关心的阅读、不理解的火墙，不朽作品的灵魂经得起烈焰的考验。”[1]大家不难马上想到，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作家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在中国，应该说首屈一指的就是鲁迅。不过，鲁迅的作品也像那些伟大的作品一样，不如哈巴狗、小花猫那样乖巧、那样讨人欢心，它有一种傲慢的冰冷的气质，绝不讨好，但是却期待发现。而且，当我们面对鲁迅，无论他的目光多么慈祥，我们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当然，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要关注鲁迅的理由吧！
　　那么，鲁迅为什么就能够战胜时间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代表着我们民族20世纪这整整一百年的精神觉醒。浙江有一个大儒叫马一浮，说过四句我认为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呢？要“如迷忽觉”，像一个谜，突然被解开了；要“如梦忽觉”，就像做梦，忽然醒了；要“如仆者之起”，摔倒了，突然站起来了，要“如病者之苏”，像有病，最后被医治好了。凡是能够“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的，就是最好的作品。我常说，这是关于诗歌乃至关于文学的最为形象也最为精彩的表述。那么，哪个作家在中国最当得起这四句话呢，肯定就是鲁迅。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啊。
　　因此，鲁迅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触角，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现在有很多青年人讲不要看经典，就只要看那些畅销书。我说，那除非我们设想：我们都是孙悟空，我们都是试管婴儿，也除非我们设想，所有的庄稼和鲜花已经都不再开放在大地上，如果这两种设想成立，那么，鲁迅就可以不存在。如果我们还需要精神触角。如果我们还需要土地，那我们就还需要鲁迅。
　　不过，在我们的眼睛里，鲁迅的形象也有不同。他首先是句号，因为他实际上结束了一个时代。其次他是个感叹号，因为鲁迅的倒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丰碑。第三，他也是个省略号。因为在他身上、在他的著作里，都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也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可能弄清楚的，或者是无法弄清楚的。例如，鲁迅和他弟弟之间的恩冤，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第四，鲁迅有时候也是双引号，尤其在文革的时候，他是双引号。所有的人写文章都引鲁迅，除了引毛泽东，就是引鲁迅。那时候我的中学同学吵架时也不忘引鲁迅的话，什么“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2]，等等。林语堂说中国有几个可以令人会心一笑的人物，例如庄子、苏轼。在我看来，还要加上鲁迅，他们是代表着国人心灵的人物，然而也因此就最容易被心理投射所扭曲，并且因此而成为两个庄子、两个苏轼，在鲁迅被看做双引号的时候，那也很可能是被我们的心理投射所扭曲的鲁迅。第五，鲁迅还是个逗号。为什么呢？因为思想的长河、美学的长河、文学的长河都不会有终止的时间，鲁迅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的真理，所以，我们还要接着鲁迅讲；最后，最重要的是，鲁迅实际上是个问号。鲁迅未竟的事业是什么？鲁迅没能解决的难题是什么？鲁迅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或者说得干脆一点，鲁迅的失败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我在讲鲁迅时所关注的就是作为问号的鲁迅。
　　还回到前面的讲座，我已经讲了《红楼梦》。那么，《红楼梦》之后的中国美学是什么情况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容易也不容易，说不容易，是因为太错综复杂了，说容易，是因为我们只要讲三个人就可以了，这就是三个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第一个“宝玉”，我上次讲过了，就是顾城。那是一个很不像样的“宝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那是一个最真实的“宝玉”。当从那么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出走后，最有可能的就是经受不住现实的残酷的打击，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而且对社会充满了仇视的人，也就是顾城的选择。那么，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的第二种选择会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关注王国维。王国维是从大观园出走的第二个宝玉。我经常强调，研究中国人的思想历程，有两个人的自杀是必须关注的。一个是屈原的自杀，我在第一讲《失爱者的哭泣》中跟大家讲过，屈原的自杀代表着中国在一个群体社会里因为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而产生的苦恼，还有一个就是王国维的自杀。作为一个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王国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体的存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人”的发现者。我已经讲过，屈原的自杀是因为意识到社会的强大的力量的结果，是从自然的“无缘无故”到社会的“无缘无故”，在他之后，曹雪芹第一个发现了由于对于自然的“无缘无故”与社会的“无缘无故”的“瞒”和“骗”，所有人的人性因此都是不真实的，也因此，他进而呼唤真实的人性。而王国维发现的，则是个体的“无缘无故”，也就是个体在世界上的毫无保护的孤独的“被抛”状态。这个“个人”是肯定要死的，是一生下来就被判了缓期执行的死刑的，更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改判。而这个知道自己必死的“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诞生过。我们用“骗”的办法，用“瞒”的办法，用“躲”的办法两千年来拒不面对这个问题，也拒不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全部的美学问题、全部的文化问题都必须来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王国维因此而开始了中国的真正的美学。而且，由于这种孤独的“被抛”状态在王国维那个地方表现为那种被他总经常挂在嘴边的“痛苦”。王国维的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充满了个体悲剧意识的生命美学。他是中国的生命美学的最早的领军人物。王国维最早发现了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的对应，就是说，发现了个体。20世纪国内有实践美学，也有生命美学，学术界一般说我算是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其实，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是王国维，当然，后来还有鲁迅。但是，王国维的路也走不长。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吓坏了。像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一样，他从来没有就见过这样的“个人”。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得很有安全感的。我们有一个组织系统来评价我们，死了有什么可怕，“重于泰山”就行，死有什么可怕，“留取丹心”被“汗青”“照”一下就行啊，是吧？我们一直误以为“组织”的评价、重于泰山、“照汗青”都比死更值得我们关注。但是王国维第一次发现：个体的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你的一生能活八十岁吧，那相当于你有八块钱。他问的问题就跟这八块钱有关，在古代我们从来自己没花过这属于自己的八块钱，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帮我花、父母帮我们花。现在突然把这八块钱给我了，我怎么花啊？而且，这可是一次性的啊，花一块就少一块啊。王国维拿到了这八块钱以后被吓坏了。换句话说，人既然是肯定要死的。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王国维的失败也就在这个地方，尽管他是打开魔盒并放出个体生命这个美学魔鬼的中国现代的美学潘多拉。所以王国维才感叹：可爱的东西不可信，可信的东西不可爱，而他正是想找到一个又可爱又可信的东西，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于是，他觉得，那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就是王国维的最大的困惑，正是这个困惑，导致了王国维的自杀。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老实的人，这个问题既然解决不了，那么他就投河自尽。所以他说他是为痛苦而生，也为痛苦而死。可惜，这样做也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令人痛心地整个儿地让出了生命的尊严。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去多讲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的《王国维：独上高楼》（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那里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
　　第三个走出大观园的“宝玉”，就是鲁迅。鲁迅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鲁迅的成功也是从发现了个体的尊严开始。但是又不仅仅发现了个体，而且发现了个体的悲剧。因此，王国维从发现个体到发现了人生就是痛苦，鲁迅的发现则再进一步，不但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而且认为痛苦就是人生。王国维发现人生就是痛苦，于是就想办法去解除痛苦。这意味着王国维并没有发现痛苦是“无缘无故”的，因此也是根本无法解除的。鲁迅就不同了。在他看来，痛苦就是人生。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是无缘无故的，你不要想解除它，它根本就没有原因，也无法解除。痛苦就是人生本身。每一个人的生存只能是与痛苦同在。这种对于痛苦的发现，应该说就是鲁迅的最大贡献。
　　相比之下，鲁迅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人格最强大的。顾城的路他当然不走，王国维的路，在他看来也是懦弱之途。是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必然要死，我们会过得很快乐。如果知道自己要死，我们会过得很不快乐。因为所有的东西会失去意义。你死了以后意义还有什么意义呢？王国维就被这个东西给吓坏了。鲁迅的回答却很简单，他说：人活着就是因为他没有意义，那我就跟没有意义共死共生。跟没有意义共死共生就是我的意义。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坟”的哲学。鲁迅说，没有必要寻找目标，作为生命的个人，也没有目标可寻找。国家历史有目标，可以实现什么、什么主义，实现什么、什么理想，个人有什么目标呢？个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坟”。所以要找寻个人生存的意义，那肯定不能在目的的角度去寻找。那么王国维错在什么地方呢？他总要去找一个有意义的目的，但是所有的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坟”而已。只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只有往“坟”走的那个过程是有意义的。打一个比方，西西弗斯的神话说的什么意思呢？西西弗斯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把石头推到山上，然后再掉下来，再推到山上，再掉下来。每个人的一生无非就是这样重复，你以为过得有意义，其实没有意义。我们只有实实在在地承认：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没有任何意义你还得过这一生。那怎么过呢？西西弗斯的启迪就在这里。他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挥汗如雨地推石头上山，而在于他把石头推上山以后，石头轰然一下滚落山底之后，他仍旧从容地走下山，再开始推石上山的无谓人生。而且，在走下山的过程当中，他还发现并欣赏着路边的野花。这，就是鲁迅所发现的东西。我觉得到这个地步，应该说鲁迅把中国文化整个儿地就颠倒过来了。红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红的。为什么呢？它已经完全地个人化了，《红楼梦》的时候还没有个人化，只是人性化，而到了鲁迅，完全地被个人化了。历史的意义被消解了，道德的意义被消解了，二十四史的存在被消解了，一切都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绝望的个人（而实际“绝望”恰恰就是对于“痛苦”的觉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土匪”？像陶渊明一样地躲到乡下去“玩玩”？通过“钞古碑”把自己诱惑到别样的世界？自杀乃至杀人[3]？“以谎言”作盾牌来抵挡黑暗与空虚？总之，他曾像王国维那样“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最终还是没有因此就畏缩不前。儒、道、佛、耶都不足以支撑自己，那他就转而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与黑暗势不两立的人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面对无数“歧路”（不知走哪一条）、“穷途”（找不着路），鲁迅不但毅然堵塞了人们为逃避绝望的人生所准备的一切退路，而且绝不问路地毅然向前走下去。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置于不施麻醉的绝望之中而且去——反抗绝望。反抗绝望，这，就是鲁迅的选择！
　　心灵黑暗的在场者
　　具体来说，就鲁迅而言，“无缘无故”的痛苦的发现、痛苦就是人生的发现，人生就是绝望的发现，使得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因为发现了无缘无故的生命痛苦，结果就发现了中国文化和这个无缘无故的生命痛苦距离得有多远，中国人始终是处在一种心灵黑暗的状态。二十四史、帝王将相、李杜苏辛、《三国》《水浒》，加起来等于一个“心灵的黑暗”。但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这么明确的判断，所有的人都在隐瞒这个事实和曲解这个事实。只有曹雪芹才开始接近这个判断，而鲁迅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一千古秘密。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再进一步，鲁迅又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他而且还勇敢地发出了“最后的吼声”。鲁迅的作品因此也就成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也就是说，“迷”的状态、“梦”的状态、“仆”的状态、“病”的状态，只有鲁迅才使之“觉”、使之“醒”、使之“起”、使之“苏”。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真正看到了“如迷者忽觉，如梦者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
　　我想，大家如果记住了上面这两句话，鲁迅的贡献就不难弄清楚了。我一开始就问过：鲁迅为什么最终会被20世纪所留下？鲁迅为什么最终竟然战胜了时间？要知道，在五四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声其实都是在鲁迅之上的。比如说陈独秀和蔡元培。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贡献其实远远在鲁迅之上，当时的名声比鲁迅也大多了，还有胡适，胡适介绍西学，整理国故。他的成绩其实在当时也在鲁迅之上。胡适是当时中国文化人的领袖，是当时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心，是真正的大人物。当时中国人有句话你们知道怎么说吗？“胡适之先生是我的朋友”。还有钱玄同、吴虞，从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角度说，他们的影响其实也在鲁迅之上，《新青年》时候，他们写小说骂封建文化，名声远比比鲁迅大。那么，鲁迅为什么能够成为二十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先行者呢？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只有鲁迅才发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这个事实。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二十世纪的中国，一般人讲存在两大主题，就是启蒙、救亡，但是我觉得存在三大主题，就是启蒙、救亡和翻身。它同时意味着中国的三大意识的觉醒。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启蒙意味着人的意识的觉醒，救亡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翻身意味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三大意识里，最重要的是启蒙，那么启蒙的目标是谁呢？无疑是“人”。相应的，救亡的目标是“国家”，翻身的目标是“江山”。启蒙的目标主要是由三个人来完成的，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救亡的目标主要是孙中山来完成的。翻身的目标主要是毛泽东来完成的。中国的二十世纪无非就是这样三大意识，而在这三大意识里，到现在在历史上最站得住的是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我们知道，从梁启超开始，他强调西方文化中人的素质的先进。西方文化，我们开始以为它的自然科学很先进，后来以为它的政治制度很先进，只有梁启超说，西方文化的先进在于人的素质。所以他说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素质：“民德、民智、民力”，而严复则强调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到了鲁迅，就明确提出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首在“立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落后的秘密就是在梁启超、严复、鲁迅的手上才被揭露的。当然，还可以讲得更清楚，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可以试着再去努力。但是在二十世纪讲得更清楚的，到二十世纪结束为止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落后的秘密被讲得最清楚的，也就是梁启超、严复、鲁迅，尤其是鲁迅。而且，在他们三者之间也有不同。梁启超和严复只注意到了群体的觉醒，所以他们说：“社会要改革要进步，靠什么呢？靠民族的觉醒”。从鲁迅开始，群体觉醒进而变成个人觉醒。他说这个社会要改革要进步，靠什么呢？靠个人的觉醒。这正是鲁迅最伟大的地方。这个个人的觉醒使得鲁迅区别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人（因此李大钊讲“主义”，胡适谈“问题”，而鲁迅却讲“个人”）。
　　不过，前面所讲的鲁迅实际上始终只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的鲁迅研究史上大家公认的鲁迅，到此为止，我没有讲我自己的发现、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我要接着告诉大家，现在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们注意到了鲁迅最重大的贡献在于重视个人，但是，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个人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去重视的这个个人呢？这却是现在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们都没有看到的。或者说都没有重点加以研究的。
　　在我看来，鲁迅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人的觉醒与信仰维度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只有鲁迅才明确地意识到了中国的个人的始终未能觉醒，是因为中国信仰维度的匮乏；而个人的觉醒，则必须有赖于信仰维度的建立。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发现。由此，我要强调，鲁迅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强调“立人”，他呵护人的尊严，他批判传统中国是“无爱的人间”，其中的出发点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针对封建毒素，什么这一切阻碍了现代化，不是的，他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信仰维度，结果导致了个体的夭折；那么，个体要诞生，靠什么呢？就靠信仰维度的建设。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结果鲁迅就发现并见证了在中国由于信仰匮乏所造成的人性颓败与历史颓败这样的两大病症。而鲁迅所写的所有的著作所针对的也就是这两大病症。由此入手，我们就不难看到，为什么鲁迅最开始强调启蒙的时候，只是启蒙的一分子，也并不是非常突出的，更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界最为领先的旗手，但是在经过了十年的沉默以后，到了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一下子就震撼了中国，而且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者和探索者。为什么呢？就在于他冥思苦想十年，终于想清楚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都是在信仰维度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人的国民性存在根本的缺憾，而自己也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一个“吃人者”。过去，鲁迅只发现自己是旧文化的对立面，是旧文化的批判者，但是从《狂人日记》开始，角度却不同了，他发现自己也是旧文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所以不但要批判旧文化，而且要批判自己，这样，鲁迅就从过去的充盈了自我的崇高感的鲁迅转向充盈了自我的罪感的鲁迅。我要说，这个时候的鲁迅才是鲁迅。五四时期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4]，可是后来鲁迅终于发现自己的血液究竟也并不干净，而且，甚至还有罪。我在讲《红楼梦》时专门讲过，中国的从曹雪芹开始的一种自我罪感非常值得注意，“共同犯罪”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说，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犯了无罪之罪，而鲁迅则标志着这一自我罪感的完全成熟。其具体特征，就是发现了人性自身所蕴涵的那种“无缘无故”的罪恶。鲁迅的作品，显然是接着曹雪芹去讲的。而鲁迅说，有吃人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在吃人，谈的也是“共同犯罪”。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对于生命是一个中间状态的强调。鲁迅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5]在个体诞生之前，人们供奉的是“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6]，这无疑是在用“棺材钉”钉死自己，使自己萎缩为失却生命力的“末人”（传统文化所谓“圣贤”、“善人”、“君子”其实都是“末人”），而“中间物”强调的却是“现在”、“当下”、“有限”、“缺陷”、“偏至”、“环子”、“桥梁中的一术一石”、“速朽”，等等。这意味着：重要的不在于成为什么，而在于成为的自由。就个体而言，一切都无一例外地是中间物，一切都是有限，一切都是“由此到彼”，一切都是中断与无可奈何地逝去。与其躲进“普遍、永久、完全”三件宝贝中，不如“化为泼皮”、“寻野兽与恶鬼”、做“速朽”之“野草”。因此，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能够勇敢地说出“无出路”，就在于在无路之路中夺路而走，在歧路中夺路而走。而究竟是天堂在前还是地狱在前，却根本不予考虑。“走”已经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成了目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蕴涵于这漫无目的的“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这意味着，既然生命是一个中间状态，因此生命不可能是为“什么”、“什么”而献身，不可能是为“什么”、“什么”而奋斗，生命不可能用任何外在的意义来界定，诸如用“立德、立功、立言”来界定，生命就是一个过程，生命的过程要靠生命的过程本身来界定。显然，这种对于生命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倒退！因为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大，而鲁迅却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是个过客、是个中间物。这实在是一大“倒退”，但是，正是借助这一“倒退”，鲁迅才真正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站稳了脚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自我神话终于破产，“生命的绝望”这一千古以来始终被遮蔽着的残酷事实也终于水落石出。大家去看鲁迅的《野草》，这部浸透着鲁迅的全部人性分泌物、全部审美眼光、全部价值判断的杰作之所以被称之为鲁迅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恰恰就因为，它是鲁迅所完成的这次中国文化史上的最伟大的“倒退”的见证。
“为什么偏偏是鲁迅？”　　再进一步，鲁迅为什么最终会被20世纪所留下？鲁迅为什么最终竟然战胜了时间？还有其思想背景方面的原因。这同样也是我们在追问“为什么偏偏是鲁迅？”时所必须回答的。而且，我想，这对于每一个后来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全盘普世价值化。我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讲法，可能跟你们所接受的政治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可能你们会有抵触情绪。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去超越历史的，我们只能看谁被历史留下了。谁战胜了时间，换言之，谁是历史的领跑者，然后我们就紧跟其后。而鲁迅就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领跑者，而他之所以能够领跑历史，就是因为坚持了彻底的全盘普世价值化。他甚至说，不看中国书，因为看中国书就会使人消沉。很多人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觉得一个民族要现代化，就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东西。中国人最喜欢讲的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尽管被少数民族侵略过几次，最后不都战胜了吗？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讲“文化中国”。走出这个文化迷途的第一人就是鲁迅。鲁迅指出，，那是因为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碰到过强大的对手。过去战胜我们的那些民族都是弱者，都是在文化上落后于农业民族的游牧民族，他们虽然在马上很厉害，但是在文化上是不行的。我们五四时候碰到的就不同了，那是最强大的民族，他不但有现代的科学技术，而且背后还有最现代的文明。面对这种文明，我们当然要保护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文明有它的普世价值，它有全世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于这个普遍真理，我们不能拒绝。所以鲁迅的成功，第一点就是心悦诚服地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坚决彻底地全盘普世价值化。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一定要坚持，我们中国特别喜欢讲“中国特色”。其实在很多场合我都讲，这四个字是二十世纪中国始终不能很快进步的拦路虎。我们总强调“中国特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遇到什么问题，回避搪塞的办法都是，“哎，中国特色，西方可以这样搞，但我们不能这样搞。”结果我们就走了一条全世界都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有什么必要这样走呢？全世界都成功了，我学它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还要走一条全世界没走过的道路呢？西方的现代化花了四百年时间，我们有什么理由再花四百年去摸索呢？所以我经常说，最高明的人都知道：只有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失败却未必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喜欢讲，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可是，那要付出多大代价呢？那要淹死多少人啊，那要战死多少人啊？我们干嘛要这样做呢？难道我们已经奢侈到了可以不计学费的地步吗？而鲁迅就从不强调“中国特色”，鲁迅开辟的这条道路，我认为才是最正确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原因，就是鲁迅的文化谱系。一个人要成功，与他所选择的文化谱系密切相关。鲁迅的成功，也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自己作为精神伴侣与导师的文化谱系。我经常跟同学们说，我们学美学包括学文化，都有着某种成功的必备条件，这就是：你以谁为师，与谁为友。过去，中国学人的精神谱系无非就是三大传统。第一大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这个传统里面现代的因素极少。第二大传统，是西方古典主义传统。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那一套，也是局限极大。第三个传统，是苏联的革命文化传统，这根本就与现代文化背道而驰。在我看来，就是这三大传统影响了我们中国过去的一百年。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不进反退，它们难辞其咎。而鲁迅却从来不跟这三大传统对话。他所接受的就是西方以宗教精神为背景的现代文化传统。正是这个传统造就了鲁迅。所以，文化谱系的选择非常重要。
　　第三个原因，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鲁迅为什么会成为“鲁迅”呢？不是一个学哲学的人，也不是一个学文学的人，而是他这样一个学医的人，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这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吗？其实，非专业倒反而让鲁迅少受那些雾烟瘴气的“思想”“文化”“文学”的影响与束缚，反而让鲁迅可以直接面对自己所面临的生命困惑。其实，在中国谁要想成功也很容易，你只要“最老实”就行。中国文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老实。屈原最老实，他直接面对自己的生命困惑，并且，倘若无法解决，那么他宁肯自杀，结果他的自杀成就了他的千秋美名。王国维也最老实，他也直接面对自己的生命困惑，同样，倘若无法解决，他也宁肯自杀，他的自杀也成就了他的百年业绩。鲁迅也最老实，看一看鲁迅的书，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的问题都是他自己的生命困惑。他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也是在大家都没有苏醒的时候率先苏醒。而这种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和在大家都没有苏醒的地方率先苏醒，就造就了鲁迅的成功。
　　要追问“为什么偏偏是鲁迅？”，还有两个原因不能不提。一个是他的童年经历，他的童年跟曹雪芹一样，本来很幸福，但是鲁迅很小的时候他们家就家道中落，一般而言，家道中落无疑是坏事，但是有时候家道中落也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社会的炎凉。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愤怒出诗人”，包括什么“乱世出英雄”，我都并不这样认为。其实挫折会使大部分人被压垮。它只能使少部分人被百炼成钢，更多的人则是百炼成废铁，但是鲁迅和曹雪芹都是百炼成钢的。简单说，这让鲁迅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也在大家都没有苏醒的时候率先苏醒。
　　还有一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鲁迅的多病。鲁迅多病的身体，导致了他看人生看得比较别人要更冷峻一点儿，也要更深刻一点儿。别人总是看得很乐观，而鲁迅就看得很悲观。大家知道，疾病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可能偏偏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那句最著名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7]，不就出自作者大病初愈以后再次看到美丽的江南的那一瞬间吗？在大病初愈的人眼里，世界真是无限清新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学美学什么时候最好呢？应该是在病得快不行的时候啊。很多人得了重感冒时都会躺在床上想，“啊呀，我这一生过得真不怎么样，我很多想做的事都没做，我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我很多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却不敢说不敢做，”于是接着就下决心：“我病好以后一定要说，一定要做。”那个时候的人真是人啊，可惜，病一好了以后，又不行了，还是俗人一个。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也是这样，你看他得病的时候看这个世界的吃人，杀人，放火，看得何等清楚？但是等他的病一治好，他却去高考去了。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吃人的世界。当然，鲁迅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将疾病中的眼光坚持始终了的。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失败的鲁迅
　　来自心灵黑暗在场者的声音：“人已不人！”
　　进而言之，鲁迅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失败的鲁迅。
　　说到鲁迅，我在前面讲了，他是句号是逗号是感叹号是双引号是问号，他是时间的战胜者，他是经典，他是精神触角和土地。其实，还有一个比喻应该是更恰当的：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工。联系我在前面讲到的曹雪芹、王国维，可以说，曹雪芹相当于补天的女娲，他的《红楼梦》实际上等于为中国文化再造了一个世界。中国文化的世界不是丑恶的吗？不是颓废的吗？他干脆又再造了一个世界。他用他的再造来告诉我们，还有更美好的追求。这就是曹雪芹。而王国维是什么呢？是逐日的夸父。他像去追逐太阳的夸父一样，拼命地追逐真理，追逐问题的真正解答，直到投湖而死。那么，鲁迅是谁呢？鲁迅是怒触不周山的共工。他是一个事先就知道自己必败的文化勇士。所以，他是一个后悲剧英雄。有学者指出，曹雪芹和王国维都是悲剧英雄，所谓悲剧英雄是指的他和悲剧同在，他在反抗命运的时候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在毁灭中造就悲剧，在悲剧中死亡，他们用死亡用生命换取了无限。而鲁迅是后悲剧英雄，所谓的后悲剧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后悲剧英雄是在悲剧中承受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无可投诉，毫无回报，但是竟然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全部的历史重量。这就是后悲剧英雄。鲁迅就是这样的后悲剧英雄。当他诞生的时候，这个文化已经在人性上是颓败的了，在历史上是颓废的了，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鲁迅又不可能为我们民族指出一条光明的前途，他于是就怎么做呢？就和黑暗同在。他就永远向我们揭露黑暗的存在。在这个方面，鲁迅是最老实的。这个民族的文化早就已经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经常是闭目不视，顶多是像王国维那样，发现了问题，但是却解决不了，只有自杀。而鲁迅怎么办呢？转而与黑暗同在，他永远提醒我们，说这个地方完全是黑暗。犹如置身万丈悬崖，可是中国人还是视若无睹地往前走。掉下去多少人也还是走。只有鲁迅勇敢地用他的身躯挡在这儿，并且大声疾呼说：此路不通！所以鲁迅是中国文化此路不通的第一块最最灿烂夺目的路标。这样来看，什么是鲁迅呢？在无价值之中承担无价值这一重负，无法与新世界共生，那就与旧世界共亡。我觉得，其实这就是鲁迅。因此，这是一个失败的鲁迅。他用他和这个文化的共同失败这一结果来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失败这一严峻事实。那我们怎么说鲁迅呢？我们只能说：他是个失败的鲁迅。
　　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有两个群体是最值得我们推崇的，一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是德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在信仰维度上所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哪个知识分子群体所可以取代的。而德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哲学维度上给我们人类提供的思想的光芒到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俄国有个大学者说，什么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呢？“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8]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无疑真的是不堪入目。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骄傲。这就是鲁迅。鲁迅的灵魂也“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鲁迅自己说他是“走异路，逃异地”，其实他是“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并且，他还用他的“受伤”刺痛了这个民族的每一根神经。没有谁比鲁迅的这一“刺痛”更加残酷了。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他是“民族魂”的继承者，其实并不准确，他其实是“民族魂”的掘墓人。鲁迅有一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魏连殳，大家可能还记得吧，一个穷途潦倒的知识分子。他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9]我觉得鲁迅写的这个人物就是他的自况。失败者的成功，这就是鲁迅的自况。所以我说，鲁迅是一个失败的鲁迅。
　　讲到这里，我一开始说的，鲁迅是心灵黑暗的在场者，鲁迅的作品是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就比较好理解了。
　　具体来看，鲁迅首先是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到五四为止，中国文化有两大发现，其一是发现了“国将不国”，结果我们有了救亡的体系，有了启蒙的体系，有了翻身的体系。其二是发现了“人已不人”。而且，在“国将不国”之前早就“人已不人”了。这个“人已不人”的发现者就是鲁迅。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鲁迅说，中国这个民族，无坚信，无特操；中国这个国度，是一个无爱的国度；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无爱的人间，这无疑说得非常确切。打一个比方，中国已成死水，闻一多写的《死水》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这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但是我们中国人却久浴其中，不闻其臭，不闻其烂，只有鲁迅告诉我们，它已经变臭了，它已经变烂了，它早就已经是死水了。而且，只有鲁迅才敢于去搅动这个死水，以便让沉渣浮起。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伟大。
　　围绕着“人已不人”，鲁迅的发现有二：
　　第一，中国文化“使人不成其为人”。这当然是我的概括，用鲁迅的话说，则是中国文化使人不“悟自己之为奴”。他不知道自己是奴才，他以为他自己是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雄性，他以为自己是男性；她不知道自己是雌性，她以为自己是女性；而且还洋洋得意，自以为是。鲁迅说，不以坏事为坏。不醒悟，不谢罪，而且还摆出道理来掩饰是非，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并摆出一副绝对正确的面孔。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心灵黑暗的体现。而且，从“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到“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黑屋子”，鲁迅实在堪称“爱夜的人”，并且乐于领受“夜所给予的光明”。徐复观感叹:“读完了鲁迅的作品之后……只是一片乌黑乌黑”的感觉[10]，实际上，这正是鲁迅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向“真的人”。而且，心灵的黑暗也并非20世纪的困境，而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常态。
　　例如，鲁迅经常讲“官魂”和“匪魂”。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是人为贵。中国文化最关注人。但是从鲁迅开始，他发现中国文化有雄性，有雌性，就是没有人性，有官魂，有匪魂，就是没有灵魂，还发现，中国有王国、帝国、天国、民国，但就是没有人国。从横向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肉宴席”，你吃我，我吃你；从纵向的角度来说，中国是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梁启超说得更刻薄，他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这是非常贴切的话。中国的二十四史是靠不住的，那就是二十四姓写的历史，根本靠不住。
　　再如，我们看一看鲁迅的作品就会发现，鲁迅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人已不人”这个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写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孔乙己》是写中国社会的吃人现实。《药》是写国民被“吃”之后的灵魂愚昧，《风波》是写中华民国被“吃”之后的精神病症。《阿Ｑ正传》，更是对被“吃”之后的病态的国民灵魂的最深刻的揭发。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西方一战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中学数学教师，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他预言：西方已经开始没落了。这本书叫《西方的没落》。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个月，中国人鲁迅写了《阿Ｑ正传》，也正式宣告了中国文化的没落。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真是非常深刻的。《阿Ｑ正传》里的阿Q，其实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一大发现。因为过去人们事实上都是赞赏阿Q的。我们三十六计的走为上，就是阿Q式的，我们的好死不如赖活，也是阿Q式的，我们的禅宗，还是阿Q式的。我们的庄子，也是阿Q。我们的孔夫子，虽然不是阿Q，但是孔夫子如丧家犬的时候，他还是个阿Q。所以阿Q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最隐秘的核心一角。可惜我们从来就没有发现，直到鲁迅，才在一个浙江人身上把他写出来了。这实在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在阿Q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悲剧。自以为改变了自己对于外在世界的感觉就是改变了世界。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换一句话说，“瞒”和“骗”，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鲁迅说其实中国人就是靠这个苟活的，而这种苟活，实际却使得中国人生不如死。而从深层角度看，这种“瞒”和“骗”又由于无信仰状态，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他无所适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只有自我欺骗。所以阿Q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必然。
　　再看那个少年英雄闰土。这个农村孩子真是不简单，鲁迅在《故乡》里写他也写得很深刻。必须看到，鲁迅写中国人的一个角度是我们所有的翻身小说都没有的。所有的翻身小说，都是写地主老财怎么剥削农民，然后写“杨白劳”们怎么反抗。但实际上这种剥削和反抗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太真实的，因为中国的这种阶级剥削，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存在。因为在中国所谓“阶级”的概念是我们造出来去闹革命去发动群众用的。实际上在中国哪有那么一个很完整很独立的阶级，根本没有。中国有的就是一个人统治了全中国。就是一个独夫、一个皇帝统治了全中国。他叫你存在你就存在，他叫你不存在你就不存在。而鲁迅也确实目光如炬。他从来不写斗地主，也不写翻身。也不写地主怎么剥削农民，他写什么呢？就写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心灵黑暗怎么残酷地改变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灵魂。闰土就是这样。最早的时候，你看鲁迅写他在月亮地底下，带着他去抓小动物的时候，在鲁迅的眼睛里，他是一个多么高大的少年英雄啊。那一幕写得多么漂亮！但是后来，鲁迅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喊鲁迅“老爷”，鲁迅的母亲说“啊，你不要喊老爷，还喊过去那个名字。”他却说，过去那样喊是错误的，哪能随便喊呢。“老爷”，还是“老爷”。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改变了一个又一个的少年英雄。
　　孔乙己也是一样，其实孔乙己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而心地善良的人在中国只会得到孔乙己这样的下场。这就是鲁迅写孔乙己所给我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启示。而且，鲁迅是从什么角度写的呢？他是从全社会的冷漠的角度写的，这个民族因为没有信仰的高度，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爱。它只爱得势者。失势者它是不爱的。它只爱强者，弱者它是不爱的。顺便说一句，尽管我们经常讲自己有爱心，但实际上我们的爱是最自私的，它导致的也只是最大的失败。我们来看一看鲁迅的描写。他怎么写呢？所有的人都把孔乙己的遭遇当作一个陌不关己的故事来听。你看：“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你看就没有人去问：疼不疼？怎么治病？现在他怎么生活？不，问的都是“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同情，看到的只有刺激。而酒客在讲孔乙己的故事的时候，注意的也都是新闻的角度，而不是美学的角度，甚至不忘记炒作性的评价几句：“发昏”，“谁晓得？许是死”，把孔乙己“吊起来打折了腿”，你看，都是从看戏的角度来讲的。而且，我们看一看《孔乙己》小说里的“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种中国人拿人取笑的冷漠，真是深入到了骨髓啊。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小伙计，他平时不能乱说乱动，但是笑孔乙己却可以被特赦。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弱者，还可以笑话另外一个更弱者，无疑，中国人的冷漠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
　　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
　　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鲁迅真能写，“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而且是在别人的冷漠当中，而小伙计在笑声中是怎么逐渐地培养起自己的雄性意识与丧失掉自己的人性意识的？也存在一个过程啊。一开始只是附和着笑，但后来呢？“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这就已经非常冷漠了。后来，“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就已经是一个从人性退回到雄性的国民了。鲁迅就是这样地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冷漠的心灵黑暗的现实。
　　再看祥林嫂，像曹雪芹所写的女性一样，鲁迅在写祥林嫂时所揭露的也是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女性像野草一样，“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11]，默默生长、枯黄、萎缩这样一个严酷事实。他写的是女性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我们不拿人当人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不拿女性当人看。试看所有的女性的处境：逢年过节，妇女们都忙活得不得了，可是忙的结果是什么呢？真正拜神的时候，却只限于男人，女人不能去。我们这个民族的对女性的冷漠，可见一斑。再看女性对女性的冷漠。这是我们在看《祝福》的时候最应该去看的。这种冷漠的“祝福”才是《祝福》的最最刺痛人的地方，让你哭都哭不出来。你看，女人们怎样从不同的角度赶来，然后怎样陪着她掉泪、怎样评论，到了最后觉得不好听了，都能背诵她的话了，又怎样头疼，然后，怎样连同情也不同情了。我们会发现，鲁迅是要告诉我们，人们只想听故事，没有人同情她。所以，鲁迅说祥林嫂“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注意，“咀嚼赏鉴了许多天”，你看看中国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同情心，他是在看笑话的，是“咀嚼赏鉴”，而且，又“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那么这个时候人们的笑容呢？祥林嫂的感觉很值得我们注意：“又冷又尖”，结果，祥林嫂知道，“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在这里，女人笑女人。就是雌性笑雌性。她自己是雌性但却笑别人。最后是祥林嫂，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完全被这个社会的“又冷又尖”的“祝福”所压垮的女性，她的最大悲剧在于没有对话者。没有人跟她对话。她是一个完全被这个社会的“又冷又尖”的“祝福”所挤压出去的最弱者。因此她希望有天堂，为什么呢？她以为有了天堂，她就可以有了一个最终的情感交流者。这实在悲惨。我们看俄国小说时就可以看到，人特别孤独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跟马说话[12]。可是，在中国连一匹这样的可以对话的马都没有。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最大的悲哀。
　鲁迅也讲到中国的儿童。鲁迅讲过中国的女性，比如说在启蒙一开始，就专门讲过中国的女性问题，但是我觉得鲁迅讲中国文化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讲得不是很好。鲁迅对中国女性的观察确实也不是很深刻。因为鲁迅跟异性的交往，其实也不是很成功：他母亲强迫他接纳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跟了他一生，她就是朱安。有些人开玩笑说，鲁迅在两性问题上确实比较惨，但是我要说，还有人比他更惨，那就是朱安。鲁迅承载了一个封建的婚姻，但是，鲁迅自己毕竟在这个婚姻里还不是损失最惨重的。损失最惨重的是他的妻子朱安。朱安有一段话说得真是非常触目惊心。她说她跟鲁迅的这一生就好像一只蜗牛，这只蜗牛一生就是要想办法要爬到院子的墙头上，但是却始终没有爬上去。[13]其实，她一生的悲痛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就是鲁迅被他弟弟赶出来之后，他跟朱安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还住在我弟弟家；第二个选择是回浙江。结果朱安就没说话，她只是嚎啕大哭。于是鲁迅的母亲就跑来责怪他，说：你这样安排就等于是逼她自杀。显然鲁迅在考虑朱安的问题上也有问题，他的母亲倒是想得很周到，她说：你要是让朱安留在你弟弟家，是绝不可能的。如果回浙江，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封建社会来说，这样就等于是被休了嘛，回浙江大家不都知道是被休了嘛？鲁迅这才恍然大悟，然后才又去跟朱安谈。朱安于是就说，我一辈子就给你当保姆，我给你家当保姆，我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你能够收留我。后来朱安实际上也正是这个结果。所以鲁迅对女性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他连自己的妻子的女性成其为女性的问题都没有注意到，更没有解决。但是，鲁迅谈中国文化使儿童不成其为儿童，却实在谈得很好。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对于儿童的歧视，是以成年人为主导的一种歧视。传统怎么看呢？儿童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现在怎么看呢？“时刻准备着”的接班人。其实这两种观念都不是正常培养人的观念，不管是我的儿童还是国家的儿童，都毕竟是把儿童作为“传种”的工具和“主义”的工具，都是对儿童的最不人道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就使得我们的人性在最脆弱的地方都开始脆弱了。所以是极为不人道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的最深刻的洞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黑暗的最大挖掘。鲁迅提出的五四时期的一个最著名的命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4]。传统文化都说我们怎么样做子女，到了鲁迅才说，“我们怎样做父亲”。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让不人道的对待儿童的办法在我们手里结束？这是在曹雪芹以后的更为伟大的角度。弱者只有两个，女性跟儿童。所以上次我讲过，打仗的时候，女性跟儿童都有权利不上。为什么？两者本来就是弱者。曹雪芹写了女性，鲁迅则接着写了儿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社会的成熟，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儿童”的发现。“儿童”过去只是在生物意义上存在，因此，并没有所谓“儿童”的概念。在西方，卢梭第一个发现了“儿童”，大家去看看他1762年出版的《爱弥尔》，有学者说它是儿童的福音书。鲁迅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可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就应该看到，儿童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歌颂少年英雄，我就特别有意见。但也没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的少年英雄有政治童工刘胡兰，王二小，还有草原童工，草原小姐妹。还有农村童工，刘文学，戴碧荣，等等，赖宁也是吧？这里面，我们再看一看年龄：刘胡兰15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赖宁14岁，这种歌颂有什么必要呢？我不能不说，其实，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是很残忍的，这种残忍使得我们把儿童也当成了政治的祭品，我们没有把儿童当成人，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一部分，当成是传宗接代的一部分，当成是“主义”延续的一部分。结果儿童也成了被我们利用的工具。这是我们最最不人道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就使得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无视任何的人性底线。我们到现在为止的儿童还在忙着补锌补钙，这种教育事实上就是最大的悲哀，实际上，应该补“爱”。所以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说，最好的教材是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为什么能够无胫而走风靡全世界？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安徒生童话是最好的教材和唯一的教材。只有我们中国才不，我们用仇恨来立国立民立家。我们就是宣扬仇恨。鲁迅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是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的友谊馆，这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性史上必须面对的案例。这是少年儿童的一个集会。很多领导也去了。结果失火了。失火以后呢，老师就一声怒吼，说都不能动，要守纪律。小孩儿哪懂啊，就都不动，就看着那个红色的帷幕噼里啪啦烧着。其实老师在此时说不能动也只是要维持秩序，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小孩儿的生命更重要，后来一看火烧大了，不行了，就赶紧跑吧，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像话的大人，发出了一声在中国文化里才能听得见的吼声：“请领导先走。”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三十几位领导竟然真的就争相夺路而逃。事后证明，没有一个领导死于非命。有一个党委副书记，他地形很熟悉，于是先跑到厕所里，然后把厕所的门锁上，里面本来可以躲三十多个人，可是他把小孩儿都锁在外面了。最后他得以逃生，而且还跟别人介绍他的这次逃生经验。后来人们看到孩子们的死尸，在身体上看到了很多大人的高跟儿鞋的与皮鞋的脚印。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在中国，领导就比我们都更平等啊。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泰坦尼克号。80多年以前泰坦尼克号也曾经有一次殉难。可是，泰坦尼克号的殉难让我们中国人脸红。失事的时候，船长想都没有想就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结果发现，900名船员里面有687名像船长一样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死亡人数中50%就是他们。而且，泰坦尼克号里当时集中了欧洲的精英，但是在这次事件当中，没有一个有钱人的表现不合格。有一个欧洲最富的富人，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才18岁，他说我妻子怀孕，我能不能陪她到救生艇上去，回答说“不行”。他就马上就回到船上。还有一个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这个百货公司是很有名的，我在美国时还专门去看过。有人建议说，哦，让他先走吧，因为他很有贡献，但是他也不走，结果他太太也不走。两个人一起死了。中国人有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在泰坦尼克号事件当中，在船上的所有的世界巨富都没有去贿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未必每一次遇到的了危难，西方人表现得都很好，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泰坦尼克号上西方那些所谓的有钱人的最出色的表现。这些西方的有钱人，在生与死的关头，他们的表现竟然非常出色，而且他能够表现出人的尊严，能够不去考虑他是富可敌国的美国大富翁。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教育的成功。而我却觉得，我有时候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啊，这是一个让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可以摧毁一切，但是不能摧毁爱和信念。
　　下面我们来看鲁迅的第二个发现：使美不成其为美。
　　在鲁迅看来，中国美学的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以美为美。美学没有发现他所应该发现的东西，也没有批判它应该批判的东西。不以罪恶为罪恶，不以羞耻为羞耻，也不以丑恶为丑恶。而鲁迅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还原了罪恶，还原了羞耻，还原了丑恶（而鲁迅没有做到的，是还原美好，以美好为美好，详后）。鲁迅把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的审美体验破天荒地带给了中国人有史以来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它意味着，通过一种在场的体验，毁去中国有史以来始终原以为“是”的牢笼，把中国有史以来就始终加以掩饰的荒谬存在真实地还原为荒谬存在，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因此而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在场者的声音。
　　我们看看鲁迅的相关论述：
　　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15]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26]
　　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17]
　　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18]
　　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19]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20]
　　而这无疑就意味着我在前面所说的从既定的启蒙者的在场体验中的退场。启蒙者事实上与传统美学异曲同工，都是通过对于自身人格优势的强调，把自己凌驾于启蒙对象之外和之上，并对之给予启蒙。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却并非如此，它是与启蒙对象共同置身“铁屋子”，不但无法启人之蒙，而且无法自救于“铁屋子”之中。彼此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惊醒”与“昏睡”之间。而且，由于“铁屋子”“万难破毁”且“绝无窗户”，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就仍旧是共同的，，那就是“闷死”。显然，这种身在其中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不仅与传统美学存在着截然的差异，而且即使从新世纪的美学革命、文学革命来看，鲁迅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所以他才强调，对于新世纪的种种所谓启蒙，自己“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只是给热衷于此道者“助助威”，内心咀嚼着的其实是与尼采一般“苦的寂寞”即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有什么比“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却仍旧不知所往和活着但却并不存在更为“寂寞”的呢？他一再提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加以疗治”，显然，他已经将自己排除在“疗治”者的行列之外，只是“暴露病根”和“催人留心”而已。恰似他在《狂人日记》的“识”中所说，“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此时的“余”也只是陈述“病情”，而早已不再以“医家”自居。话语立场和话语属性的转换，显现着鲁迅已经直接面对并进入了自身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体验，并且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
　　心灵黑暗在场者的体验：“我自爱我的野草”
　　鲁迅为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体验所做的最为精辟的比喻，是在“铁屋子”之后花费十年才找到的“野草”。在荒原与地狱之上，“野草”[21]是唯一的存在。这无疑是对中国有史以来的自身生存状态的一大发现。首先，“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与有着高大躯干、斑斓花叶和丰硕果实的乔木相比，野草的唯一存在显示着生命的荒芜。倘若生命只能以野草这样一种原始形式存在，并且作为唯一的存在形式存在，生命进化的悲哀与荒芜无疑也就显而易见。其次，“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则揭示了生命荒芜的真正根源。贫脊荒芜，始终没有生长出任何的希望，但是却偏偏以生命的外表来美化自己，偏偏以种种虚假的繁荣加以掩饰，“地面”的虚伪与无耻无疑也就同样显而易见。又次，“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生命的荒芜状态的，不仅仅是他人，而且也是我自己。以如此荒芜的生命状态面对生存，而未能为它播下乔木的种子，“这是我的罪过”。最后，“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鲁迅多次明确表示，他“是讨厌天国的”，而“只要枭蛇鬼怪”，“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而且偏偏要在地狱边生长野草。鲁迅之所以青睐野草，就在于它以直接的方式，向世界公开了生命的全部秘密。而且，如果它一旦毁灭，自然也就是与地面的荒芜同归于尽。这正是鲁迅所期待的，也正是“野草”所期待的，因为“地面”根本就不配拥有生命，哪怕仅仅只是野草。
　　应该说，鲁迅的发现令人震惊。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很高贵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是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从来都认为我们是“栋梁之材”，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只有鲁迅才第一次发现了，两千年来的国民的生命存在，其实就是“野草”，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自生自灭的命运，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自己的悲剧结局。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也无权改变。中国人过去特别喜欢讲“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后他就觉得死亡的恐惧被消灭了。中国人现在经常讲“重于泰山”，然后他就觉得死亡并不可怕了。其实死亡仍然可怕。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最严格地来比喻，就只是“野草”。这个比喻还原了生命当中的真实。而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的真实，我觉得在鲁迅之前是没有人发现的。你看看中国有谁歌颂野草呢？大概白居易歌颂过，但是他歌颂的还是那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野草，“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而不是鲁迅的“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野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进入了我们的美学，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胜利。它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的所有的价值和权利。
　　而所谓心灵黑暗在场者的声音，则是对于心灵黑暗的真实呈现。就批判现实的激烈而言，在鲁迅的时代，应该说并不以他为最，但是就对于心灵的黑暗的真实呈现而言，却无疑应该以鲁迅为尊。至于转向对内的否定一切，也应该以鲁迅为极至。勇敢地向自己也向世界说“不”，在中国的20世纪，无人能出其右。正如鲁迅所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2]。冠冕堂皇的论述和说辞，装神弄鬼的历史目的论，历史进化的憧憬、美好未来的希望，世纪初到处贩卖的廉价的“黄金世界”，启蒙者吹嘘的“新纪元”、“新世界”、“新方案”和“新蓝图”，都是鲁迅所不屑的“做戏的虚无党”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中国有史以来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剿灭“叛徒”和“异端”，每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则无非都是“叛徒”和“异端”的围剿者。而他自己，则是唯一的例外。他直面黑暗的姿态，至今仍旧让我们让人惊心动魄。人性的黑暗随着历史的黑暗的揭露而被揭露，“病史”、“病症”、“病源”也随之而被深刻展现。在他身上集中了整个时代的全部黑暗，但是却没有传递任何的假福音——一点也没有。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的诚实，只是由于他没有像那些所谓正人君子或者“帝王师”那样去“瞒”去“骗”，而是去做抚慰“叛徒”的“吊客”，去如实地呈现心灵的黑暗(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诚实”就是最最伟大的思想)，毅然以罪恶为罪恶，以羞耻为羞耻。
　　那么，鲁迅喜欢什么呢？喜欢跳蚤，不喜欢苍蝇、蚊子，[23]为什么呢？他说咬就咬呗，你还叫什么，还发表什么诗词歌赋，还写什么唐诗宋词？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尽说假话，你咬我一口也算了，还给我讲道理，为什么咬你？意义何在？还要给你讲讲三从四德，然后再咬。他不喜欢猫，而喜欢狼，不喜欢狗，而喜欢蛇，不过鲁迅从来没有提及龙。鲁迅对长城也是批判的，说：我们什么时候不为长城再添一块新砖？而我们到现在的审美意识都没有超过鲁迅。我们到现在还拼命歌颂长城，我们到现在还是秦始皇的后裔，而从来都不是孟姜女的子孙。其实孟姜女的子孙才有美学的血脉，秦始皇的后裔只是暴政的传人。鲁迅则完完全全是孟姜女的子孙，因为鲁迅他把长城叫做“壁”，也就是墙。鲁迅只改了一个字，就把长城的美学内涵改出来了，长城就是“长墙”。[24]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里我跟大家讲过，长城实际上是用好死不如赖活的方式来战胜时间的。而鲁迅还原的，也是长城在这个方面的丑恶。这本来就是中国美学的真实啊。
　　“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这样，鲁迅就用自己的审美强化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卡夫卡说得多么精辟：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这是地狱里的天使的歌唱，也正是鲁迅的歌唱。当然，用鲁迅的话来说，与其称之为一般的所谓歌唱，远不如说是“叫”，他就是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25]，叫出“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没有人熟悉这种“叫”法，正如没有人知道“无所有”便是他的“赠品”，没有人知道“乌黑乌黑”就是他的所有。在《我的失恋》、《秋》、《希望》中，鲁迅对猫头鹰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并且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怵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26]其实，鲁迅的向自己也向世界说“不”，不就正是“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怵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借助于“叫”，鲁迅不识时务地向世人报告他所洞彻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发现，从而把他的体验撒向人间。领受这份财富并不容易，他也因此而成为异类。鲁迅他自己也说，他就是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就是要用这种黑色美学的方法提醒全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爱，也没有所爱的对象。
　　例如《伤逝》，如果我们知道鲁迅揭露的中国文化的现实是最黑暗最惨痛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没有爱，无所爱的悲哀。具体来说，是既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其结果，自然就只有《伤逝》。从五四以后，很多人都写过婚姻，但是我们往往都以为，封建婚姻就是爱的绊脚石，所以所有人写婚姻都是写冲破封建枷锁，追求婚姻自由。《小二黑结婚》什么、什么都是如此，但是只有鲁迅和张爱玲目光如炬，只有他们两个不可超越。其他人写的爱情故事，真是大多什么都不是。张爱玲瞩目的仍旧是男性的颓废所导致的女性的颓废，在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的时代谢幕后雌性角色的何去何从？张爱玲告诉我们说，当社会解放以后，这些颓废了的女性能不能自然地融入这个社会？这就是她所关注的问题。张爱玲重点写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昔日贵族的女儿们，当她们沦入了平民时代以后，她们会怎么样去寻找她们的爱情？你仔细去看一看张爱玲的小说，就会发现，张爱玲只要写到这个地方，她的笔就是上帝之笔、神来之笔，没有人能代替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张爱玲23岁到25岁就成了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她就是这么几年时间，是吧？那么，她为什么能成功呢？其实，就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个最根本的秘密。因此，娜拉的出走在她仅仅被看作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出走的归宿也无非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爱的意识，也没有爱的能力。没有白瑞德，也没有郝思嘉，所以一切都不可能啊。因此，我就是给你一个新时代你又能怎么样呢？充其量的本事也就是走到阁楼上，可是到吃饭时候你还得下来，你不下来，到时候一声呼唤也没有了，那你就只有被饿死。我觉得，张爱玲的揭露实在是很深刻的，那么，鲁迅的揭露呢，鲁迅对这一切的还原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所爱的对象。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以为现在要解放了，他们以为现在可以冲破所谓的封建束缚，结果他们就去冲破了。但是冲破以后怎么样呢？当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家庭，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爱，他们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把这个爱表现出来，我经常说有一首流行歌曲，那个歌词我是很赞赏的：心要叫你听见，爱要叫你看见。这就是意识，这就是能力，对不对？爱的意识，你要叫人家听见，爱的能力，你要叫人看见。可是我们中国文化从来就不造就这种人。上次我说过白瑞德，我说这个好男人有点坏。什么叫有点坏，就是有爱的能力啊，中国人是好男人有点儿乖，什么叫有点儿乖？没有爱的能力。于是他只好等着别人施舍。他说：你看我多老实啊，你还不爱我吗？这就是中国男人最拿手的一招。例如什么董永那样的故事，就是非常不可理解的关于中国男人的故事。你看中国那些七仙女，怎么就都会喜欢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男人？没道理呀！可是你反过来想也就想得通了。那都是中国男人写的。如果真的让中国女人写，她肯定不会喜欢这样老实巴交，踢几脚都踢不出一个屁的男人。有什么好呢？但是让中国男人写就肯定是这样。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真正追求一个美丽的女性，他只能是装乖。对此，我个人觉得，鲁迅还是有发现的。所以鲁迅问我们的问题是：她可以走出封建婚姻，但是她走不进幸福的爱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娜拉出走以后找到爱情了吗？娜拉是否因为找不到爱情而又要想方设法回家？或者已经在路上冻饿而死。我想鲁迅最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
　　婚前无爱。这是我们五四的一大成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的婚前无爱。但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的却是：婚后失爱。就是婚后更没有爱。两个人之间成了永恒的战争。所以，涓生那句话说得是何等得勇敢：“我已经不爱你了！”确实，冲破封建礼教的时候，他们以为冲破封建礼教后得到的就是爱，所以他两个人当时何等勇敢啊，可是冲破以后呢，两个人却发现，很无聊。爱就像手指缝里的水银，每一天都在流失，结果发现手里什么也没捧到。对此，女孩儿是死也不肯承认，但是涓生的勇敢在什么地方呢？他勇敢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们根本就没有爱。我们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上次我跟大家讲贾宝玉跟林黛玉的时候，我说他们的爱情还是两个小孩儿过家家的水平。鲁迅的《伤逝》就是写他对于两个小孩儿过家家式的爱情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只写了一个外在的毁灭，所谓爱的环境的阙失；而鲁迅笔下的子君呢，她的悲剧在于内在的毁灭，是爱的能力的阙如。是根本没有爱的能力啊。这就是鲁迅的伟大。鲁迅通过子君的失败证明，中国人不但没有爱，而且在追求爱的时候，也没有爱的能力。这就使得很多人的幻想落空了。过去以为是封建社会让我没有爱，也没有爱的对象的，我只要把这个封建社会粉碎了，翻身得解放，我就会爱了。结果发现，翻身得解放以后，还是不会爱。为什么呢？一个没有爱，无所爱，也没有爱的能力的民族是永远与爱绝缘的。他永远与爱绝缘。所以，鲁迅讲的是一个中国爱的陨落的故事。结论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爱。我们记得，《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还是认为有爱的啊，所以我跟大家强调过《红楼梦》是爱的寓言。而到了鲁迅呢，我只好说，是爱的悲剧。这真令人目瞪口呆。所以，我现在要说，《红楼梦》写到最后应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呢？只有两个字：觉醒。在中国，爱是一个神话。在中国根本就还没有爱。而鲁迅所写的，就正是——觉醒！
　　在讲了鲁迅的《伤逝》之后，我忍不住要发一点议论。我现在有一个斗胆的猜测。我觉得中国如果就将来再出现真正伟大的新的《红楼梦》，那它肯定是写婚后有爱的。它肯定是要让中国人看一看，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创造了什么样的爱的奇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首先要在生活里把这个奇迹创造出来，然后再有大作家把这个奇迹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娜拉出走以后就有救了，而我们现在的娜拉出走以后是没救的。她的没救就表现在：爱就像手指缝里的水银，每一天都在流失，结果发现手里什么都没捧着。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互相埋怨，爱的悲剧就开始了。所以，婚后无爱，是鲁迅的一大发现，而婚后有爱则是中国人所期待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创造。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鲁迅的失败
　　从“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到变成了“黑暗的闸门”
　　前面我讲的是鲁迅的成功。
　　我过去说过，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在人与价值的维度上就存在着灵魂的缺席。灵魂视角、信仰维度的阙如使得人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说得严重一点，人的问题在中国也还有待重新垂询。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没有声音没有愿望，绝不自我提问、自我怀疑、自我负责，身洁如玉，无辜如羊，就是我们在中国常常看到的场景。无非就永远是“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无非就永远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27]，至于理想的人性，在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过。鲁迅说，即使是自己，也只是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由此，人性真是黑暗到了极点，丑陋到了极点。然而人们对此却毫无察觉，这就难免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虚伪。鲁迅形象地称之为：“忘却的救主”。“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因此，如果要从历史的罪恶深渊中站立起来，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的灵魂。鲁迅的贡献恰恰在这里。正是他，率先面对灵魂视角、信仰维度的阙如，率先走进内心的荒漠并找到真实的自己，而且因自由而无所畏惧，因无所畏惧而质疑自己的生活，从而揭示生命的非存在性或者说“活着，但不存在”的真相。这样一来，中国人陶醉至今的古老文明，终于被还原为人性的罪恶与堕落，“从来如此”也转为“原来如此”，并且堵死了“从来如此”的逃路。能够令人无病而死的历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生命的黑暗被无情地还原。最终，鲁迅以自己的思考预示了中国美学的此路已经不通，预示了那个早就在中国美学的尽头等待着我们的死亡峡谷的到来。托马斯曼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而我们也可以说，鲁迅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惟有鲁迅，第一个揭示了心灵的黑暗，第一个意识到生命的荒谬存在，使我们发现了民族心灵、精神、文化的真正所在，也使我们找到了现代地平线的真正所在。
　　作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鲁迅的“绝望”还意味着传统文化模式、美学模式的结束。它酝酿着一种真正伟大的东西，意味着一次美学的创世纪。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美学对痛苦的消解与回避，用个体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用个人对自我的回归代替传统个人渴望被体制接纳及这种接纳无法实现后的苦闷与失望；它坚决地回到个体的美学，回到由个人建构的价值、个人体验的意义、个人担当的责任、个人践履的信念、个人守护的尊严、个人坚持的自我，而且，那怕这种个体要面对存在的虚无也九死而不辞。由此，一条通向灵魂炼狱同时又重新发现未来的道路得以铺展开来，真正的灵魂深度、真正的人性深度开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最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还是鲁迅，坦率说，我认为这不是鲁迅的光荣，而是我们所有的鲁迅后学的耻辱。因为并不是鲁迅走得太快，在将近一百年以后还走在我们前面，而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我们不但走得太慢，而且，我们还在退步。我们有愧于做鲁迅的后人。我们知道，在鲁迅的之后，中国的美学实际上是三种美学形态，最早是反映论的美学形态，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作为指导的美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了所谓实践美学，就是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到了90年代，有了后实践美学，而我也被看作后实践美学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实事求是说，不管是社会美学，实践美学还是后实践美学都没有超越鲁迅。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世纪羞愧。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尽可能地接近鲁迅。当然，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我才逐渐地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鲁迅的失败。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娜拉走后怎样？》，我觉得我们要问自己的是，鲁迅走后怎样？那么，鲁迅走后怎样呢？我觉得，鲁迅走后是一个世纪的失败。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不但存在失败的鲁迅，更存在鲁迅的失败。
　　当然，我这样说肯定会让不少人很不舒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鲁迅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世纪风向标，对于我们的世纪纪念碑，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实事求是地去理解。不但要知道他的所思所愿，而且要知道他的困惑，更要知道他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因此，尽管下面我说的话可能不太恭敬，但是我仍旧是面对着一个真实的鲁迅和我所尊敬的鲁迅。
　　大家知道，在西方的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摩西，他带领一个弱小的无家的民族最后走出了困境，说到鲁迅，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鲁迅不是我们的摩西。我们这个民族也迫切需要一个人把我们带出心灵的黑暗。鲁迅是心灵黑暗的发现者，他用他最勇敢的行为证明了我们的黑暗。但是，他仍旧没有把我们带出黑暗。这样讲，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残酷的，但确实也是我们所必须直面的。是的，发现心灵的黑暗，发现人生就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发现了心灵的苦难，发现了心灵的黑暗以后，其实有四种面对办法。第一种面对办法是逃避，用同流合污的方法逃避，或者用闭目不见的方法逃避，中国的儒、释、道就是如此。第二种面对办法是自杀。因为我承担不了这个生命的重负，我怎么奋斗都没有希望，怎么奋斗最后都是失败。如果当你的生命碰到了这样的一种根本就没有办法逾越的墙的时候，鲁迅就把它叫做铁屋子。你会做什么选择呢？王国维做的选择是最诚实的：自杀。他用他的死来证明这个困惑的艰难。西方有很多大作家也如此，海明威吞枪自杀、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茨威格服毒自杀、伍尔芙投水自杀。这些人人生都很成功，但是为什么要自杀呢？就是因为人生的根本困惑没解决啊。第三种面对办法呢？是与黑暗同在，反抗黑暗。这是鲁迅所选择的道路。他选择了永远与苦难同在，选择了做共工，去怒触不周山，去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不就是默认了虚无的永恒吗？鲁迅以为：黑暗既然是无缘无故的，那我干脆跟它同在，我去反抗绝望。但是他却忘记了，当你用反抗的方式来面对黑暗的时候，其实你只证明了黑暗的不可战胜，你用自己悲剧般的共工心态去面对黑暗，你不跟它同流合污，永远去揭露它，永远去还原它，永远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黑暗，那个地方是黑暗，但是你的软弱，同时也就为黑暗所知。那就是说：你意识到了黑暗是不可战胜的！鲁迅的缺点就在这个地方。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了全世界也告诉了黑暗本身：黑暗是不可战胜的。面对无可救药的旧世界，鲁迅采取的仍旧是旧世界的斗争方式即诅咒的方式、仇恨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方式。这样一来，旧世界的不可救药同时也就成为鲁迅自身的不可救药[28]。结果，鲁迅自己就成为旧世界本身。这最终导致了鲁迅的自我分裂：超人的鲁迅批判庸众的鲁迅，启蒙的鲁迅批判被启蒙的鲁迅，总之是这一半的鲁迅对于另外一半鲁迅的批判。因此鲁迅的选择也并非正确的道路。第四种面对办法是华丽的转身。那是西方的道路。这就是西方的大作家们的发现，为什么他们要写写作呢？明明黑暗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却仍旧要以写作去和黑暗赌博，赌爱存在，赌光明在前。他们就是这样，黑暗确实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我坚信——光明在前。所以我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表示了黑暗的可以战胜。所以，西方选择的道路，永远是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而绝不与黑暗同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西方看到了但丁，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雨果，看到了卡夫卡。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命运都是失败，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命运都是失败。但丁曾经是一个政治家，他失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一个政治家，他被沙皇手下弄到刑场上做假枪毙，一枪过去，几秒钟以后他才知道他没有死，结果他成了最伟大的文豪，意识到了只有用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还有卡夫卡，卡夫卡宣称他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最弱者。巴尔扎克说，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卡夫卡说，不，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29]卡夫卡在他父亲的那个高大的威权面前，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但是，他所意识到的软弱，实际上是指的无缘无故的苦难的强大和不可战胜。所以他的《审判》，他的《城堡》其实都是讲的那个苦难是无缘无故的，你没有任何可能去战胜他，这就是《审判》，这就是《城堡》，你怎么可能进这个“城堡”呢，你永远也不可能进。但是你就不进吗？卡夫卡告诉了我们一个东西：爱的坚忍。一定要用爱去守候，一定要相信爱的力量最终能够进入“城堡”，最终能够战胜“审判”。
　　很有意思的是，鲁迅没有做到，鲁迅是中国的尼采。但是大家知道，尽管尼采在西方是杀死上帝的人，他宣称“上帝死了”，但是尼采还说过一句话，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尼采说，在上帝死后，我们将如何安慰自己？尼采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仰和爱。可惜当我们看西方的时候，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们却看不见真正的西方，我们看见的西方就是反传统，就是杀死了上帝，就是反宗教，但是我要一再反复强调，西方人可能会反宗教，但是没有一个西方人敢反宗教精神；西方人可能会有很多人反神，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反神性；西方人可能会反对信教，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信仰。我们中国人学不会这三个东西。从鲁迅开始我们就学不会，这样，我们看到，对于这三个东西的误解，就是鲁迅的最大的缺憾。鲁迅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直面苦难。也就是说鲁迅选择了反抗。他选择了永远与苦难同在，选择了做共工，去怒触不周山，去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不是默认了虚无的永恒吗？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里，在但丁的眼睛里，在雨果的眼睛里，在卡夫卡的眼睛里，这个苦难都不是不可战胜的，有一个东西最终可以战胜它。那就是：爱。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可战胜。但是假如说你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当你背对苦难的时候，你就面对了光明，那个时候，什么样的阳光会照耀着你呢？爱的阳光和信仰的阳光。我觉得鲁迅没有能过这一关。鲁迅曾经介绍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可是鲁迅的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小人对耶稣的暗算上[30]。这显然是一个纯中国式的对耶稣受难的理解。而西方人怎么看呢？耶稣怎么看呢？我们看一看耶稣怎么看，耶稣说，“当他被钉上十字架，身体遭受到极度刺痛的折磨时，他的心中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恳求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住，看不见真理的光明。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这些人的罪最后使他难过伤心。”[31]我们看到，耶稣本人在受难的时候，是把其中这些仇恨的成分去掉，把恶意摧残与残酷暴力变为伟大的爱与宽恕。我相信，这显然不是鲁迅所欲为，也不是鲁迅所能为。鲁迅肯定做不到，鲁迅所做出的选择，无非就是与黑暗同在，反抗黑暗。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最大缺憾。
　　这样我们就看到，鲁迅选择了反抗绝望、直面苦难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真正应该做的是背对苦难，面对光明。结果鲁迅就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归路。比如，鲁迅强调，我们要回到心里的尺度。中国有一个画家叫陶元庆要办画展，鲁迅就写了篇文章说，对于作品的美丑，不能用“密达尺来量”，也不能用汉代的尺来量，不能用清朝的尺来量，他提出用什么样的尺来量呢？用存在于现在中国人心里的尺来量[32]。我看到以后，我觉得鲁迅确实很伟大，他意识到了传统已经不灵了，但是用心里的尺来量却恰恰就错了，真正的美学是不能这样量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尺是不同的。你用人心去量艺术的美，可能吗？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个例子，是鲁迅经常讲的，他说，“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33]。而且，他跟许广平说，你只有“小毒”，而我有“巨毒”，我是巨毒之人，想把这个“毒气”除去而不能，为什么“而不能”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理解现代文明的最高的成果，也就是说，没有完成华丽的转身。鲁迅永远都没有意识到，竟然可以转身，而且因此而“华丽”。鲁迅已经很不错了，他已经意识到我一定要面对黑暗。我一定要告诉全中华民族，现在是黑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转身的办法来引导全中国人民，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失败。
　　一无所信，无所不为的末路“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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