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学习有什么区别
大学中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学习有什么区别
09-08-24 &匿名提问 发布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金融学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金融学是专对金融货币流通市场上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如期货 股票 债券 保险 银行 风险投资等等）。大学里所见的一般性经济学专业主要偏向学术研究，其研究的面很广，课题很大，所以一般不针对具体实用的经济学科领域。 但是从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衍生出了很多新的经济学分支,比如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non-market methods分析方法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扩展)等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金融学发端于经济学，但如今已经从经济学中相对独立出来，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同时,现代金融学依然停留在现代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内. 其特点是从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入手（行为金融学考也虑了非理性行为,比如锚定效应）, 构建考虑时间和不确定因素的市场均衡体系, 考察金融系统在资源跨期配置中的机制和作用. 金融学开创了经济学中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比如说金融资产定价中常用的无套利分析, 实际上比经济学中的供求分析更specific，在市场中更容易实现．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预期的概念在金融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金融学考虑了市场中的随机因素, 因此市场主体的预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依赖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相对精确的分析. 从program的角度来说: 1, 国外大学开设的和金融有关的master项目五花八门,但是都是偏向应用的,课程也不尽一致.这些program大多都在商学院,偏向实证分析.经济系很少见到开设类似项目,虽然也有.有一些master program是培养可以进行技术分析的专业人员的,所以对数学应用能力要求较高,比如数据处理,统计计量分析,比较高级的软件等等. 具体内容,大家还要看具体学校开设的具体项目的介绍和她们的课程结构. 2, phd program. 国外一些大学的商学院会培养金融学博士.但是绝大多数经济系都可以培养金融学博士,虽然其名称可能是经济学博士.金融经济学,金融计量学,这些项目课程都是高度数理化的,还有宏观金融,比如说国际金融之类的,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时候也被归入宏观经济学研究.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公司金融,这个领域有点交叉的意思,可能也可以称为公司财务.涉及金融学和管理学的许多东西. 我这里说的不能很清楚,因为个人了解也有限.大家可以参考钱颖一教授的三篇文章.此外每个学校的program都有偏重,大家申请前看清楚,虽然都叫finance,但是内容可以千差万别. 经济学专业 主干学科：经济学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 从业方向：能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从事经济分析、预测、规划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金融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金融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相关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金融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具有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业务的基本能力； 3．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4．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经济学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管理、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商业银行业务管理、中央银行业务、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等。 金融学发端于经济学，但如今已经从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学科．现代金融学也象经济学一样，从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入手（行为金融学考虑了非理性行为），构建考虑时间和不确定因素的市场均衡体系，考察金融系统在资源跨期配置中的机制和作用．但是金融学有区别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说金融资产定价中常用的无套利分析，实际上比经济学中的供求定价分析更具有一般性，在市场中更容易实现．金融学区别与经济学的另一个的特点是前者考虑了市场中的随机因素，因此市场主体的预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概念比金融广得多 金融是经济的一小个分支，只是有自己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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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报考，看书看到经济学，财政学，金融有点晕，求解疑，对了还有市场营销，谢谢了
提问者采纳
经济学可从事经济有关的工作，财政学可进财政局，市场营销可进大公司的营销部门，金融可进银行上述专业大学毕业后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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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专业对口的比率特别小，你选的专业以后不一定是你就业的方向，学校很重要。当然要看自己喽
，，，，我不明白这些专业有什么区别而已
市场营销基本就是搞销售的。。
，，，，，，，，， ，
好吧(∩_∩)有点不靠谱
嘿嘿，见谅
你好，想用空闲时间开个䋞店吗？
不想，谢谢
解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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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哪些专业属于经济金融，财政学属于经济金融吗？财政学的报考人民银行，能通过审核吗？以前有通过的人吗？_百度知道
哪些专业属于经济金融，财政学属于经济金融吗？财政学的报考人民银行，能通过审核吗？以前有通过的人吗？
我不需要经济类专业的分类及解释，那些我都明白。我需要的是哪些专业被人民银行划归为经济金融。
提问者采纳
财政学肯定属于经济金融类啊，考银行的公务员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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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专业
随着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类学科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类学科在各类学科中脱颖而出。每年报考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成千上万，前仆后继，犹如万马之奔腾，场面蔚为壮观。
财经领域六大专业，即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财政学。其中前三大专业一般的院校亦有开设，后三大专业常在重点院校开设。
1.经济学专业
经济学专业可以细分出很多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等。由于在本科阶段侧重基础学习，大多数高等院校仅设有经济学专业，只有少数几个实力雄厚的重点院校才设有各个分支方向的专业，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贸易经济专业。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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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的质疑雷建炎1．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德）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 ...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 的质疑
1．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
（德）恩格斯说：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是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186-187页）
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提出：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它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对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制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蒋学模 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版）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因为它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直接关联着社会各阶级的最基本的利益----经济利益。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和当前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各个阶级无不从其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决定其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所以，资产阶级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也有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16页）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生产关系本身还有什么“发展规律”好研究的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具有强烈阶级性”的东西能够称为“科学”吗？
对于批评、反对意见，中国“经济学家”居然倒打一耙：
“鉴于有人想通过批判《苏联教科书》来建立一种‘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超越阶级利益而为全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怀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名为批判《苏联教科书》，实际上要否定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是，要求政治经济学不要再去研究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这倒是一个很大的原则性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第14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像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这是樊纲先生在一篇题为《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的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结束自己的存在了。然而世界上果真有没有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吗？”（同上，第158页）
“要求生活在阶级利益尖锐对立的社会里的经济学家，找到一种能够调和阶级利益的皆大欢喜的理论观点恐怕是办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价值理论应该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了吧，那么，有没有如樊纲先生所主张的具有普遍的、一般科学意义、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价值理论呢？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样的价值理论是没有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是最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樊纲先生不予认可。”（同上，第159页）
“经济学理论有没有阶级性，涉及这个学科发展大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一个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寻求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目标会把人引入迷津。”（同上，第160页）
“与自然科学相反，从观念形态上反映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的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则有明显的阶级性。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特定的社会制度，总是有利于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科学也由于它对某种社会制度的肯定或否定而表现其阶级性。有人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超脱阶级利益纷争，以追求全社会利益为己任，充当阶级利益仲裁人的职能。这也是不可能的。对于阶级利益尖锐对立的特定的社会制度，你不是站在这个阶级一边，便是站在那个阶级一边。主观上或许认为自己兼顾了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维护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事实上站到了统治阶级一边。”（《高级政治经济学》第393页）
中国“经济学家”装腔作势、狐假虎威。
《苏联教科书》不是《资本论》。《苏联教科书》与马克思、恩格斯毫无关系。凭什么说批判《苏联教科书》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实际上要否定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
中国“经济学家”顽固坚持“以俄为师”，成了名副其实的“俄奴”。
“价值理论应该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这完全正确。
“有没有如樊纲先生所主张的具有普遍的、一般科学意义、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价值理论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样的价值理论是没有的。”
事实与中国“经济学家”的自作解人恰恰相反。价值理论本来就没有什么阶级性。他们自己不懂装懂、画蛇添足。
什么叫价值理论？
“假定有人从秘鲁银矿获得1盎司白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出1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司银像以前获得1盎司银花费一样多，那么在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值10先令的1蒲式耳谷物，就和它以前值5先令时价值相等。”
这就是价值理论。就是“具有普遍的、一般科学意义、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价值理论”，就是“为全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样的价值理论有什么阶级性呢？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都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从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因此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9-140页，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浙江财经学院的王寿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孕育与当代的变革》中说：
“1931年底，年仅28岁的沃兹涅辛斯基刚从经济学院毕业就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他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请问中国“经济学家”：
（1）《苏联教科书》是根据“年仅28岁的沃兹涅辛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孕育”出来的，它能代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
（2）马克思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公开宣称过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阶级性”？
（3）既然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为什么你们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不宣传无产阶级去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拥有中国企业股权，反而跟着拼命反对所谓的“私有化”呢？
（4）连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自己都说：“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是一种毁灭人的人性的制度，把人变成奴隶的制度。”可是，在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已十年后，你们为什么还要把“苏联所实现的‘模式’”，把“一种毁灭人的人性的制度，把人变成奴隶的制度”称之为“构建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不声称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就一律是资本主义。相反，只要声称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不管它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坚持“消灭私有制”还是坚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都一律册封其为社会主义。
这是典型的唯心论而不是唯物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实实在在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学科，否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明确价值计量尺度的社会科学，从而也就否定了它自身。
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其实都来源于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1943年，以斯大林的名义发表《政治经济学讲授中的若干问题》；1951年苏联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2年以斯大林的名义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不过是斯大林在为自己的独裁专制歌功颂德，制造政治经济学理论依据罢了。事实上全都是斯大林在剽窃他人之作，全都是沃兹涅辛斯基之类的御用文人在充当“枪手”。他们不敢如实介绍配第、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等经济学巨匠的理论著作，而是一概予以封杀，一切仿佛都成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被他们读成了“资本主义论”！
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中说：
“如果有人想抹杀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则界限，断言经济学没有阶级性，要经济学家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那同样会成为笑话。原因也很简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阶级性决定了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经济学。”（第553页）
“追求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一般科学意义的理想，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不能不宣告破产。”（第554页）
难道马克思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人吗？难道马克思经济学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东方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而是“古代经济学”吗？
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却胡作非为。他们将配第、斯密、李嘉图、魁奈、富兰克林等经济学家统统打入另册，称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是，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证明：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工人的工资与商品的售价毫无关系，它只与资本家的利润有关，工人工资的高低与资本家利润的大小成反比。无论从推动人类社会更快发展还是从公平、人道的伦理道德方面考虑，都应该不断提高工人工资，直至消灭雇佣奴隶制，使工人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例如斯密说：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72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斯密还毫不含糊地指出：
“一由钱财通常管理得漫无秩序的富人管理，所以管理上自亦漫无秩序；一由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在这样不同的管理下，相同的目的，却需要大不相同的费用。所以，征之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人做成的作品，归根到底比由奴隶做成的作品低廉。”（第74页）
2．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劳动人民“不可能直接去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声称：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劳动人民有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有几万、几十万。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社会全体劳动者，不可能直接去占有和支配数以万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个社会中心代表全社会劳动人民去占有和支配这些生产资料。这个社会中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要采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即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来拥有这些生产资料，为增进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4版第207页）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自从盘古开天地，人类就没有离开过劳动，始终都在“直接去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不再需要社会全体人员都“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人类社会出现了大分工：一部分人仍然继续“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从事各种各样地劳动，生产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另一部分人则可以从“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成为“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管理人员，成为“直接去占有生产资料”的“复杂劳动者”。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了，以个体家庭为社会劳动基本经济单位的私有制出现了。
在中国，这种社会大分工，这种社会不可避免地分裂为“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和“直接去占有生产资料”两大阶级的起点，应该追溯到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时代。经过大禹治水，社会生产条件有了根本改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禹的儿子启废除了原始共产主义制度，推行独裁专制的“家天下”制度，直接继承了大禹所担任的社会首领职务。他无需再像炎帝、黄帝、尧、舜、禹那样披荆斩棘、身先士卒地“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他成了与“体力劳动者”完全不同的“脑力劳动者”、成了“直接去占有生产资料”的“复杂劳动者”、成了人上人。
正是根据是属于“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还是属于“直接去占有生产资料”，孟子才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
在生产劳动者中，根据他们直接去支配何种生产资料，怎样支配生产资料。才有农民、工人的划分；才有电工、焊工、钳工、制陶工人、石油工人、煤炭工人、钢铁工人、码头工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等更细致的划分。
所以，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社会全体劳动者，不可能直接去支配生产资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至于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社会全体劳动者，不可能直接去占有生产资料，那又另当别论。
那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以”。
那是大禹治水后就遗留下来的“祖宗家法”；那是列宁、斯大林、蒋学模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国有制”，是万万改不得的。改了就是“私有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年出现成百亿、成千亿元巨额财政赤字，必须靠滥印货币或滥发国债以敷支出的困难情况下，还是“决不能将国有企业卖掉，决不能使国有企业产权量化到个人”。在无数企业纷纷刊登“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告”后，中国公民还是不可以自由认购和持有公司股票，而只能是“培育机构投资者”、“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由证券交易所、“企业家”、“证券专家”、“独立董事”、“投资基金”、“社会中心”、“社会主义国家”、“复杂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经济学家”、索罗斯式的金融大鳄等等去代为“理财”、“投资”、“炒股”！
经过漫长的15年谈判，黑发人都谈成了白发人，2001年11月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最主要的三大原则是：
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公平竞争原则。
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币在中国本土却遭到了歧视。
中国人民不能自由购买中国企业股票，实现“劳者有其股”，成为中国企业和社会的主人。仍然是“宁予外邦，不予家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真是中国人民的悲哀，是对中国谈判代表的极大讽刺。
马克思说：
“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日书信）
恩格斯说：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那个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力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日书信）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作，对其它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一样；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260页）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28日书信）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工、农、商、学、兵包括他们自己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拥有“国有企业”股权称之为“私有化”，这不足为奇。他们本来就是“骗子”、“蠢才”、“笨驴”。但中国“经济学家”居然也声称：“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社会全体劳动者，不可能直接去占有和支配数以万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个社会中心代表全社会劳动人民去占有和支配这些生产资料”、“我们决不搞私有化”、“在我国，私有化或非国有化、民营化的主张都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同改革的正确方向背道而驰的”等等。他们自己不带头去占有也不容许工人、农民去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拥有企业股权，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中唱道：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难道我们还不能拥有企业股权，做企业主人吗？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社会生产资料本来就是我们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社会生产资料始终由我们劳动者在直接支配。地主、资本家和贪官污吏并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将它们白白占为己有。我们就是要起来将这不合理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凭什么将这污蔑为“私有化”？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私有化”？
“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吕氏春秋.听言》）
让“私有化”大帽子见鬼去吧！
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吧！
所有的劳动者、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当理直气壮地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私有化”！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就是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要使每个公民都能自由拥有“国有企业”股权，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成为资本的主人，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从而成为自由的人！
3．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
“在我国，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着过渡时期的基本结束。这时候，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4版第399页）
“从俄国1917年革命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几乎所有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根本不具备经典计划经济模式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遵循，苏联在构建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时候，大体上是以经典计划经济模式为蓝本的。后来，苏联的做法被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乃形成了一种以国有制为基础，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只是计划经济的类型之一，更与经典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蒋学模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第105页）
将剥夺所有人--包括剥夺自己拥有企业股权、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还美其名曰“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真是“废品的报复”--是对滥竽充数、不学无术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绝妙讽刺！
管子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03页）
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丧失了人性。他们比“法轮功”痴迷者还愚蠢——要知道，“法轮功”痴迷者在“功德圆满”、自焚奔赴天国前，他们看到的天国全都是用黄金建造的，通向天国的道路也全都是用黄金铺设的！
既然1956年中国就“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那么，现在“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引导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就是重新回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社会状态了。那又怎么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这岂不自相矛盾，成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如果说，挥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已在亚洲和欧洲的一系列国家里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那么，战争恶魔（德）希特勒（）自然也成了“社会主义”。希特勒纳粹党的正式名称就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日，斯大林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友好同盟条约。
马克思指出：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44页）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43页）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有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09页）
“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47页）
“社会主义”不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不是“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股”；不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控制资本，使劳动者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而是剥夺全社会所有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使全社会所有人都成为无产者，都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它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苏联的解体、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现在的种种社会弊端，无一不在宣告这种不得人心、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
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社会”？
恩格斯明确回答说：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共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日书信）
建立在经济、科技、教育落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用吴敬琏教授的话说，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远在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建立了“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古籍《帝王世纪》中记载：
神农氏，姜姓也。……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财，民各得其所，交易而退。
湖南炎帝陵内的《炎帝圣迹图》中，也有专门歌颂炎帝首开市场，“日中为市”的巨幅浮雕。
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没有国家，没有政府，自然也就没有了许多繁文缛节、清规戒律。那时一不会有“政府审批”，二不会有“汇率管制”，三不会有“优惠政策”，四不会有“打击走私”，五不会有“反倾销调查”，当然更不会有“经济学家”劳神费力、冥思苦想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在今天的“经济学家”看来，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所以必须有种种的“知识”去规范、包装市场。可是，在我们祖先的眼中，市场就是自由、公开交换物品的地方；苍天之下，人人平等，市场无所不在；交换物品，是人才会具有的意识和技能，自由交换，是天经地义的公理，是最基本的人权。
自炎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就始终存在。
据郭沫若等专家考证，商朝就以重视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而得名；春秋时的管子更是明确提出“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搞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中国“经济学家”顽固坚持“以俄为师”，致使我们中国社会发展完全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1852年，英国经济学家琼斯（）在其《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谈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时，就是以我们中国的落后的社会现实作为对比的：
“这里最好指出这样一点，即这个事实（由资本预付工资）怎样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说，怎样影响劳动的连续性、知识和力量…… 向工人支付工资的资本家，能够促进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第一，他使这种连续性成为可能，第二，他对此进行监督和强制。世界上有人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徘徊街头，寻找主顾，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人们的偶然需要，就是说有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服务，或者需要他们所制造的物品。最早的传教士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劳动不可能在任何长时间内连续地劳动。他们必须像出租马车那样在街头招揽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他们就不得不闲起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成了资本家的工人，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工资，那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他们现在能够连续地劳动；第二，出现了这样一种代理人，他的职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连续地劳动……
资本家…..所拥有的资财允许他等待主顾……
因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致因为等待或寻找那个必须消费他们所制造的物品的主顾而中断。
但是，因此就成为可能的、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由于资本家的监督而得到了保障和增加。他预付他们的工资，他应当得到他们劳动的产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权就是留心监视，不让他们工作中断或懈怠。
既然劳动的连续性因此得到了保障，那末单是这个变化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就非常大……
生产力增加一倍。两个从早到晚连续劳动一年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可能多于四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所生产的，因为后者要把很多时间消耗在寻找主顾和恢复中断了的工作上面。”（第37-38页）
“关于在中国由于劳动者依赖他们的主顾的收入而造成的状况，你大概可以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中国展览会上看到一幅极其引人注目的图景，这个展览会在伦敦展出了很久。展览会充满了对手工业者的描绘，他们携带着自己的一套简单工具到处寻找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就得闲起来。这里明显地呈现出，在他们的情况下，必然没有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劳动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有见识的观众都能看出，这里也缺乏固定资本和机器，它们不见得是劳动生产率的次要的因素。”（第73页）
琼斯已经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者必然占有资本，成为资本家，即“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而还没有实现工业革命，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亚洲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将来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世界各大洲可能会逐渐接近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积累的储备的所有者将是同一的；但是在各国的发展中……这种情况至今还从未有过，为了探索和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者怎样逐渐地从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主顾的支配下，转到用资本的预付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企业主的支配下。也许，这种情况同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的情况相比，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必须仍然把它看作生产发展进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阶段直到现在还是先进国家的发展的特征。亚洲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第7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3-472页）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评论中国社会状况时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待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第87页）
对于中国现在究竟处于人类社会的什么发展阶段。我们不妨套用（俄）普列汉诺夫的一句名言：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206-208页）
恩格斯说得更直截了当：
“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202-203页）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关心古老中国的发展方向。19世纪末，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资本主义征服中国。他说：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日书信）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铺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日书信）
历史诚如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中国。可是，中国尚未实行普选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中国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中国社会生产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中国“经济学家”却硬要拔苗助长，自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其结果就如同宋襄公举起了“仁义”大旗，尽干些作法自毙的蠢事。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在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说：
“1852年，马克思写道：‘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在英格兰），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恰好40年之后，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到：‘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惟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选权都已实行了很长时间。这些国家大都是共和国，那些不是共和国的国家有时比共和国还要民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的那两个国家--英国和德国，工人是人口的大多数，工党正在执政或多次执政。在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已掌权多年。然而，这些国家都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短期看来也没有这种希望。至今为止，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小打小闹的）改良都未能产生社会主义。”（第540-541页）
在奴隶社会，奴隶丧失了一切人权。他们被视为“会说话的牲口”，成了奴隶主可以任意转让、买卖甚至杀戮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了初步人权，他们可以对资本家说“不”，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他们不再是资本家可以任意转让、买卖、杀戮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由于工人一无所有，他们如果不想饿死，除了自愿出卖自己为资本家劳动，为资本家增殖财富，他们别无选择。所以，比起古代奴隶，工人是自由的，可他的自由是可怜的、有限的。工人与奴隶的区别仅仅在于：
工人不是某个资本家的奴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奴隶。
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资本论》1-301页）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256页）
“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42-262页）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
从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至今还不到150年时间，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能不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方面”、“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工人不再担忧衣食无着而被迫劳动，他们的人权得到了切实保障。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吗？不就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
“至少在欧洲，英国是一个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日）
勃朗科.霍尔瓦特不肯承认英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掌权多年的以及不是共和国却比共和国还要民主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那么，请问勃朗科.霍尔瓦特：
你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又是怎样的呢？
难道硬要像列宁、斯大林、希特勒那样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才能叫做社会主义吗？
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拟提出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方案”？
古人云：天地者，人之本也。
生命是自然界不断运动的结果。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人的思想是自然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所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如何改革，如何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高级政治经济学》第六章第三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中国“经济学家”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所谓现代企业，是相对于单个业主制古典企业而言的公司制企业。检诸经济学文献，较早定义‘现代企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A.D.Chandeler）。他认为，‘由一组支薪的高中级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就可以恰当地被视为现代企业。’钱德勒的这个定义，揭示了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作为企业雇员的经理阶层替代企业主行使了企业的主要管理职能。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企业管理重心从‘老板’向‘经理’转移的复杂背景，进而说明为什么要把公司制企业视为一种新型的‘企业制度’。我们认为，只有从了解现代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入手，才有可能较为深入地把握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第136页）
“所谓‘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是初始的资本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通过民主投票选举董事会。董事会是企业法人产权所有者和相应的剩余权利索取者，通过市场交易选择经理阶层。经理阶层是高级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又是部分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拥有者（从而也具有企业所有者身份）。”（第138页）
“可见，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颇为神奇的功效：经过复杂的产权交易形成了特定的治理结构之后，出资人所有权的内在性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反而还会因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和‘管理科学’而提高资本效率，增加资本收益，使资本所有权得到强化。这一点，正是我们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因。”（第140页）
“据认为，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可以在两个方面产生出超额的经济收益。一是分工收益，即持有不同条件禀赋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通过分工而各自获取的超额收益。二是规模收益，即他们随着所参与的企业活动规模扩大而各自获取的超过边际规模增加的边际收益。用现代语言表述，这些随代理制企业产生而出现的超额收益可以统称为‘代理收益’（Agency Benefits）。正是这种在古典企业中所没有的代理收益的增多，才使股份公司得以获取了长足的发展。
那么，是不是说所有代理制的企业都必定具有高于单个业主制企业的效率？是不是说形形色色的‘公司’都必定优于‘工厂’呢？不一定。现代企业理论正确指出，代理制的实行既能产生代理收益，同时也能产生‘代理成本’（Agency Costs）。”（第141页）
“以上对现代企业制度‘一般’的分析表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要循‘现代’之名，还要求‘现代’之实，更要具备或创设一系列‘现代’的市场和制度条件。第一，必须形成‘现代’的产权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在此前提下，企业内部各种主体的权益和分工协作关系才能得到相对明确的界定，才能够具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外在特征，也才能成为高效率企业的代名词。第二，必须具备‘现代’的外部市场条件。一方面，更为发达的市场体系是现代企业制度赖以形成的前提。没有‘现代’的市场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就无法经由‘一系列市场契约’组合而成，即使勉强建成，也只能徒具现代企业制度之名。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又是协调企业内部矛盾，确保其正常运行的保障。没有竞争性市场体系作为现代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没有它与内部治理结构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作为市场发育不良指数之一的市场交易成本就势必转化为企业内部高昂的代理成本，使企业在实际运营中步履艰难。第三，必须以‘现代’的产权关系作为基本制度基础。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只要它尚未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真正成为具有排他性、可让渡性、可分解性的社会化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连同作为它产生发展前提的现代市场体系也就无从谈起。
总而言之，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实施深刻的产权改革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所遵从的仍然是产权--市场--企业的‘内生’逻辑。”（第143-144页）
“综上所述，既能保持公有制的内质，又能加速市场发展而造就厂商的国有产权关系需具备两个特征：从产权主客体关系看，它以货币资本等价值形态的资本要素为产权客体，以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为产权主体；从产权主体关系看，作为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国有资本应该体现国有经济四种权利主体之间既具有排他性，又通过交易关系达成统一性的经济所有权关系。为什么惟有这样的国有产权关系能够保持并阐扬公有制的本质规定性呢？这是因为，它能够使国有经济中四种法定的权利主体都成为权责对应的现实产权主体，从而与私人资本制度相区别。为什么惟有这样的国有产权关系能够与市场兼容，从而导致厂商式企业的出现呢？这是因为，国有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排他性分解，将在国有经济内部使生产要素资本化，而要素资本化等价于市场化，从而也是国有厂商得以发育的条件。
在此，不拟提出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方案，但循着上面的思路，理应在下一步改革中抓住两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
1．进一步明确区分政府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和确保资本增值的第一级权责主体。
2、使劳动者个人成为国有资本的产权主体和资本增值的原动力。”（第146-147页）
“强调上述两点，并不是否定企业‘自身’或‘内部’改革的重要性。企业作为资本要素的聚合体，当然也是资本要素权利的聚合体。因此，在整个国有产权安排中，企业将是‘法人产权’的主体。如前述，法人产权同样也具有所有权的性质。而国有资本也只有在企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中，才能具体采取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的形式，在运动中现实地发生增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整个公有资本关系的全息缩影，不仅国有产权安排从根本上制约企业的效率，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劣也决定着国有资本的效率。不过，一旦解决了政府和个人经济身份的界定问题，明确了国有资本的初级责任和增值的原动力主体，企业法人产权制度进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第148页）
听中国“经济学家”的这些训导，同听《红楼梦》第120回中的“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有什么区别？
中国“经济学家”一不知道货币的本质，二不知道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三不知道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却沐猴而冠，自吹自擂已“创新”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比马克思的《资本论》“高级”在何处？他们自己心中有数：
不打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的招牌，他们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怎么能累计发行出近1800万册，远远超出马克思《资本论》的发行量呢？他们又怎么能获得“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委等等头衔呢？
“上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的观点，是1875年即距今一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这些观点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将近终结时的社会现实作出的逻辑推论。对于马克思的这些推论和设想，应该如何评价呢？
马克思的某些论断，由于他所设定的前提条件还不具备，因而他的某些理论观点没有被实践证实。例如，他的社会主义劳动不表现为价值的观点，是以全面的全社会所有制为前提的，而那个前提又是以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乡村都已高度资本主义化为假设条件的。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前提条件，因而马克思的设想也就没有成为事实。”（《高级政治经济学》第8-9页）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预示性的构想框架中，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同商品生产消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这是出乎马克思、恩格斯预料的，因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直接理论依据的。然而它却客观存在着，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逼得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并探索它存在的客观原因。这样就有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原因的学说。”（第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商品与货币关系时，是从他们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和推论后作出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那时，生产资料将归全社会所有，生产由社会统一计划安排，产品由社会统一分配，因此，将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联系的货币也必然消亡。马克思关于货币消灭的预言，是一种科学推断。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首先诞生于英、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成为检验马克思的科学推断的依据。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货币理论，并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货币理论创造性地用于分析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第300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第一个肯定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还需要保留货币的是列宁。
苏联的经验还证明，货币不仅在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后仍然是不能消灭的。继列宁之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者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并且指出，商品生产‘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第301页）
“马克思设想的从发达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我国现在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硬要去寻找什么共产主义因素的萌芽，只能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第387页）
够了，够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说也属于“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低级政治经济学”，惟独经过列宁、斯大林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经济学家”“修正”、“发展”、“创新”了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
究竟什么是“人民币”、“价值”、“货币”、“资本”、“股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历过工业革命，已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福利国家行列的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瑞典、丹麦、日本等等为什么还是资本主义，而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连基本社会保障体系都未建立的中国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博士不肯明确回答这些“低级”简单的提问，“博士生导师”当然更不屑一顾。可惜蒋学模教授又远不如德国爱因斯坦（）博士幸运，能找到一个司机代为回答，于是惟有：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不拟提出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方案”。
除了一件“国王的新衣”，我们从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身上还能看到什么呢？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药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说得真好！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1919年的这句名言，仍是对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的最恰如其分的忠告，也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的最恰如其分的评判。
2004年初稿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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