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台儿庄之第30军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讲武堂》特推出《抗战名师》系列文章，以纪念当年为了国家民族，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的忠勇将士。第五期——第30军以疲惫之师在台儿庄顽强死守，为友军合围、重创日军创造有利条件，开创了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首次战役胜利。邵亚川油画作品《血战台儿庄》"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完了，老子就来填！"这是曾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在徐州会战期间，向所属第30军第31师师长池峰城下达"死守台儿庄"强硬命令的时候所说的话。台儿庄战役闻名中外，正是在第30军不计伤亡、顽强死守的情况下，为友军合围日军并予重创，创造有利条件，开创了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第30军凭此入列"名军"，当之无愧。叛军的转变第30军与第59军源自一脉，都属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这些部队全都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眼中的叛军。反蒋联军战败后，这些部队为了谋求生路，开始想起一切可用的办法。比如张自忠领导的部队，他们拒绝南京方面的收编，退入山西寻求自保，事后在不得已的情况被迫接受张学良东北边防军的改编。和张自忠所部不同的是，第30军的前身——第2方面军第2师、第11师在吉鸿昌的率领下主动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吉被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第11师改编为第30师，第2师改编为第31师。第22路军成立后并不太平。该路军只有两个师，但为照顾资历高的军官，又在路军下面增设了一个军的番号，这就是第30军，军长由第31师师长张印湘兼任。在这个团体中，吉鸿昌、张印湘，以及时任第30师88旅旅长的彭振山各有想法，可说是完全不同的三个派系。内部不团结，就容易被外来势力各个击破。部队成立仅一年，吉鸿昌就被外调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失去了兵权。吉鸿昌一走，"三国演义"转成"两方恶斗"，先是张印湘于1933年被军政部以"鼓动旧部、违抗命令"为由撤职逮捕，接着成为第30军继任军长的彭振山也在1934年被军政部以"违抗上命"为由撤职关押（两人都在1935年被枪决）。第22路军番号撤消，第30军因此成为无主"游魂"，部队内部军心涣散，动荡不安。就在这个时候，西北军老将、时任第26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接纳了第30军。孙连仲（-），河北雄县人，字仿鲁。他出身富农，读过高小，又跟父亲经过商，这使他在1914年加入西北军的前身——第16混成旅当兵后，很快就就被提拔为炮兵正目（班长）。一年后，孙连仲参加军内考试，他因流利地背诵出"五十二条精神训条"，得到了冯玉祥的刮目相看，并提拔他当排长。能得到冯玉祥的青睐，孙连仲自然在军中如鱼得水，他不仅在十年中当上了卫队旅旅长，还位列冯氏"十三太保"之一，其身份地位，在西北军众多军官中非同小可。第30军的真正缔造者孙连仲中原大战失败后，孙连仲收容四个师的部队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改编，成为第26路军总指挥。但孙连仲没有想到第26路军成立不久之后，主力部队就被参谋长赵博生等人带去参加红军了。第26路军因此实力大损，濒临于被撤消番号的危险境地。就在此时，第22路军的瓦解使孙连仲找到维持所部的希望，他当即致电军政部，表示愿意收容整顿第30军。军政部正为第30军的烂摊子感到棘手，既然有人愿意出面接受，也就顺水推舟地批准了。就这样，孙连仲以第26路军总指挥兼第30军军长的名义，开始了对第30军的改造。西北军是一个大团体，下面自然有不少小派系，比如孙连仲和吉鸿昌就不是一路人。为了改造第30军，使这支部队改姓"孙"，孙连仲就必须从自己仅存的一个师--第27师里抽调可靠干部接管第30军。为了顺利入驻，还必须拉拢一些第30军的老人。孙连仲首先看中了第30师旅长张金照。张与孙的连襟冯安邦是至交，于是由冯出面，得到张的支持。接着，又通过老部下池峰城与第31师旅长乜子彬和康法如的交情，将乜、康两人也拉了过来。有了三名旅长和若干团长的支持，孙连仲开始正式改造部队。他先是自兼第30师师长，从张金照旅抽调干部担任另外两个旅的军事主官，随后主动辞去师长兼职，提拔张金照担任师长，另调池峰城接任第31师师长。最后再通过军政部颁布整理师规定的机会，缩编各师建制，裁汰大量30军旧部人员，成功将第30军掌握在自己手中。华北御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平津守军第29军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时，第30军接到了开赴保定备战的命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了集中精力指挥全军，于8月25日辞去第30军军长兼职，保举第42军副军长田镇南继任军长。田镇南（-），河南项城人，字柱峰。他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田作霖官至冯玉祥西北军的中将执法处长。田镇南从小跟随父亲征战四方，使其军事阅历不断得到加强。他在保定速成学堂第2期步兵科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教官、部队长、参谋官，在军中有文武全才之名。田镇南与孙连仲是在1925年相识的。当时还是师长的孙连仲正与直系军阀李景林部作战，而田镇南则以绥远督统署参谋处长的身份被督统李鸣钟派到孙部协助出谋划策。孙连仲当上军长后，就将田镇南调到自己麾下，成为一名十分信任的幕僚长。第26路军成立时，部队在维持建制、军饷补给等方面都存在困难。田镇南跟随孙连仲奔走南京、北平等地，一方面取得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任，一方面结交两地权贵以及眷属，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将第26路军维持下去。之后又是田镇南积极协助孙连仲收编第30军，因为他对该部十分熟悉，这使他成为第30军继任军长的合适人选。在孙连仲之后就任第30军军长的田镇南1937年8月，第30军奉命在涿州以南布防。田镇南接到命令后，以第30师担负房山防务，第31师担负明顶山防务。8月5日，日军对第30军阵地发起进攻。守军第31师初次与占据火力优势的日军交锋，完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好在师长池峰城带着督战队亲自到前线压阵，总算是在阵地上坚持了两天连夜，但部队因损失过重而撤往涿州休整。守备房山的第30师伤亡同样重大，当第31师撤退后，孙连仲为免该师被日军包围，便命田镇南将第30师也撤回涿州，集中第30军全部力量来固守城池。田镇南考虑到第30师损失要比第31师要大，所以决定将该师调到位于涿州附近的赤土村休整，由第31师独力承担涿州城的防守任务。对此，池峰城表示顾虑重重，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任务，并召集所部旅、团长开会商讨城防部署事宜。当池峰城对与会军官下达坚守涿州的命令时，所部高级军官却纷纷表示反对，尤其是第92旅旅长刘德恒反对最激烈。刘德恒为了给第31师留下种子，竟然在日军进攻涿州之前擅自率领部队撤出涿州。导致池峰城只能以第91旅孤军奋战，涿州仅仅守了一天就告沦陷。第30军本就是杂牌军，此次涿州作战竟然发生了一名旅长擅自带领部队逃跑的事情，让孙连仲、田镇南以及池峰城都很没面子，第30军全军官兵都以此为耻。事后，孙连仲下令逮捕刘德恒，并决定报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批准枪决刘氏以肃军纪（事后池峰城念及旧情，将刘救了下来）。第31师也因第92旅的不名誉行为，而取消该旅番号，将该旅改称为第93旅。9月29日，第30军在石家庄整补时又接到新的命令。这是新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达的，要第30军连夜出发，进入山西参战。田镇南接到命令后，连新兵都来不及接收，就带着残破之师火速出发。作战中的第30军士兵第30军本来奉命参与太原城防，但因日军第20师团直攻娘子关，为保忻口友军侧翼安全，第30军又火速开赴娘子关，并于10月16日投入到对旧关的反攻战斗中。第31师为了洗刷耻辱，作战最为勇猛，全师官兵经过三天激战，成功突入关内，并与日军第77联队展开巷战。眼看旧关即将收复，不想日军第二天增兵救援，而第31师此时却缺乏后援，池峰城考虑再三，只得咬牙下令退守娘子关。10月26日，经过连番作战始终没有得到补充的第30军终于奉命撤出战场，开赴灵石以南的仁义镇整补。两个月后又被调到河南信阳、罗山整补。第30军从1937年8月参战以来，连续作战三个月，此时全军就只剩下1800余人。对于一支随时有可能被吞并的杂牌军来说，保存部队的种子是第一要务。此次对日作战，第30军连番恶战却能侥幸"生还"，全军官兵都为此感到庆幸。经过两个多月的补充，第30军所属两个师都恢复到6000余人，其中部分为河北、河南的地方保安团充编，但多数还是以新兵为主，战斗力没有完全恢复。当时包括田镇南在内的大部分官兵都不会想到，第30军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命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保卫战，并在这次战役中以惨重的损失缔造了该军的辉煌历史。血战台儿庄日军攻占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之后，将下一个目标指向徐州。对日军的企图，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1937年12月底制定了以"第3集团军坚守济南，争取时间使战区主力部队集结于兖州地区，准备对日军展开全线反攻。如兖州反攻失利，亦可利用在徐州地区构筑的防御工事以抗击日军"的作战方针。未料负责黄河沿线防务的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将接连放弃济南、泰安、济宁等重要城市，致使日军长驱之入，山东大部沦陷，李宗仁先前制定的作战计划无形间流产。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由精锐分别编组坂本支队（以第5师团21旅团为基干）和濑谷支队（以第10师团33旅团为基干），分向临沂、滕县方向进击。根据李宗仁的最新部署，台儿庄地区的守备任务交由第30军承担。军长田镇南受领任务，以第31师为主力进驻台儿庄，第30师则暂时驻防徐州附近的茅村机动使用。孙连仲（中）与第30军军长田镇南（左）视察战场3月21日，第31师抵达台儿庄后奉命临时配属给汤恩伯的第20军团。根据汤恩伯的计划，第20军团准备对日军濑谷支队发起正面进攻，汤命第31师先行出击吸引日军主力，自率第52军和第85军在侧翼发起进攻，试图将日军一举击溃。遗憾的是，由于连降大雨，第52军军和第85军都没有按时抵达攻击发起地，致使池峰城的第31师在发起进攻后陷入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在日军的不断反击下，池峰城被迫命令部队退守到台儿庄内。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约50公里，这个鲁南小镇因铁路、公路、水陆的便利而成为进军徐州的门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中日两国军队所关注的战事焦点。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往往需要调动一个师来对付日军一个步兵大队。换言之，如果要对抗日军一个步兵联队，起码需要一个三师制的甲种军，或两个两师制的乙种军。而要对付日军一个支队级别的部队，就需要更多的军级单位加入了。而在台儿庄，中国军队只有一个不满员的师来承担防守任务，这就是第31师。而日军则是以一个支队级别的部队来承担进攻任务。两相一比较，日军全然没有将池峰城和他指挥的第31师放在眼里，他们甚至认为只需经过两、三天的战斗，就能继续南下与友军会攻徐州了。3月24日，第31师位于台儿庄外围的河防阵地改由友军第27师接替，师主力全部集中到城内。25日，日军濑谷支队派出"台儿庄派遣队"向台儿庄发起猛烈进攻，这支部队很快就占领了城墙的东北角，并有一小股部队突入城内。池峰城见状，立即命令第186团团长王震组织反击，王震集中全团轻重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随后以步兵冲锋，在经过激烈的巷战后成功将突入的日军压迫于城内大庙附近。王震在后续进攻中负伤后，池峰城又马上命令师部上校附员王冠五前往接替指挥。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第31师竟然破天荒的俘虏了五名日军士兵。第30军官兵驰援前线此后第31师各部纷纷向城外出击。第181、第185、第186三个团先后取得突破，日军进攻部队逐步败退。但随着日军援兵的陆续抵达，池峰城为确保台儿庄，命令第181、第185团占领既占阵地采取守势，命第186团迅速回撤城内，加强城防守备，第182团则集中在北站，做预备队使用。上午10时许，日军发起新的进攻。首当其冲的第185团损失惨重，团长王郁彬亲赴一线督战，虽两处负伤仍坚持指挥。由于日军有战车掩护，而31师缺乏反战车经验和装备，最终第185团不支后撤，外围阵地随即失守，第31师所属各部皆被迫退回城内据守。在前四天的作战中，第31师伤亡2800余人。池峰城为便于今后作战，将全师整编为七个战斗营。此外，田镇南已率第30师抵达台儿庄以西的顿庄闸，开始向占领刘家湖、三里庄的日军发起进攻。而日军方面也在逐次增兵，是以31师虽然得到增援，但形势仍不容乐观。3月28日，日军第63联队主力再次向台儿庄发起猛攻，并一举突入城内。而第31师此时已经连勤杂人员也全部组织起来参战。双方逐屋争夺，阵地形成犬牙交错状。军长田镇南亲自前往第30师，督促师长张金照率部向日军侧后方发起攻击。一天后，在临沂作战受阻的日军坂本支队主力奉命停止进攻，绕道驰援台儿庄。30日凌晨，日军集中第10、第63两个联队的主力向台儿庄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第31师的伤亡更加惨重。池峰城手中已经无兵补充前线，他只得通过时断时续的电话向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批准突围。对于池峰城的请求，孙连仲拒绝了，他要求第31师发扬在娘子关作战的表现，要像敢于和日军第77联队硬拼一样，与第63联队作最后一战。最后，孙连仲对池峰城大声喊道："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完了，老子就来填！"。池峰城见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不再请求突围，他挂掉电话，重新整理已经灰尘遍身的军服，带着师部参谋人员投入到这"最后一战"中。巷战中的第30军士兵第31师打到这个地步，军长田镇南也是心急如焚，他一面命令第31师副师长康法如率领未入城作战的第31师余部入城增援，一面命令第30师立即组织敢死队分批入城。得到增援的第31师残部随即又在城西地区与日军发生激战。在敢死队的浴血奋战下，终于又一次将日军击退了。31日上午，在城内已经消耗殆尽的第31师残余官兵终于盼来了友军第20军团对日军发起全线反攻的消息。那些残余官兵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们并没有时间休息，因为军长田镇南决定乘势发起反攻。田镇南命令临时归他指挥的第27师向攻城日军发起反攻，第30师乘机向三里庄发起进攻，第31师则在第27师发起进攻时配合出击。战至4月5日，困在台儿庄外围地区的日军残部在得到从临沂赶来的坂本支队增援下逃出台儿庄，而仍在城内与第31师作战的日军则纷纷就歼。4月7日，城内日军全部肃清，第30军成功守住台儿庄，并在友军全力支援下创造了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此战第30军伤亡10000余人，而日军亦伤亡达7000余人。战后，军事委员会为了嘉奖在这次战役中作出贡献的部队，授予第30军军长田镇南、第30师师长张金照和第31师师长池峰城等高级将领青天白日勋章。台儿庄一战，第30军第二次大伤元气，其中第31师的战斗兵在战后甚至不满千人。尽管如此，第30军又在没有得到完整补充的情况下，奉命投入到武汉会战中。台儿庄战役负伤官兵合影坚持抗战1938年8月，只有10000余人的第30军奉命开抵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麻城、黄陂地区参战。当时日军第13师团进逼商城，军长田镇南又接到新命令急开该地，配合退守沙窝的第71军阻击日军。为了互相配合联合抗击日军，田镇南决定与第71军军长宋希濂合署办公，他命令第30师立即开赴沙窝至马鞍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第31师入驻麻城。由于时间仓促，就在第30师还在构筑防御工事时，日军第13师团的先头部队已向该师阵地发起进攻。同一时间，在麻城地区的31师也与日军发生激战。好在日军的主攻方向在71军正面，第30军阵地压力相对较轻。9月8日，孙连仲拟乘日军以两个师团主力猛攻富金山时发起一次反击，他给第30军的任务是在11日以池峰城的31师向叶家集发起进攻，张金照的30师则向郭滩、新集子发起进攻。第31师的机关枪阵地9月11日，第30军在日军猛攻富金山与800高地时突然发起侧攻，但日军反应迅速，马上抽调第16师团一部沿叶商公路进攻段家集的第31师侧背。田镇南在得到第31师的报告后分析利弊，在商请孙连仲的同意下命令所部退守方家集至赵家棚一线，同时奉命出击的第42军也随之后撤。但是，第30军仓促退到方家集时还没能部署完毕，日军第16师团一部已经在17辆战车的掩护下继续发起进攻。双方随即展开激战，配置在最前线的第182团拼死抵抗，该团有一个营在仅剩18人的情况下终于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如此日夜作战，战至15日，第31师仅有的6000余人又折损三分之一。池峰城见所部战斗兵大部损失，被迫下令放弃方家集。此后第30军在商城外围的十里铺、小界岭等地配合第71军作战，至武汉沦陷时仍牢牢的牵制住日军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21日，损失惨重的第30军终于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开赴枣阳整补。前线作战负伤徒步前往野战医院的第30军伤兵1939年3月，第30军迎来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的第三任军长——池峰城。池峰城（-），河北景县人，字镇峨。他出生农民，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投军，成为冯玉祥麾下的一名学兵。池峰城识字，加上在部队时术科成绩优秀，而被挑选进冯玉祥的卫队。有一次冯玉祥在检阅卫队时，被池峰城嘹亮的嗓音所吸引，当即赐号"镇峨"于他。池峰城就靠着这次机遇，开始走上军官的道路。池峰城不擅词令，但做事却认真负责，并能取得良好成绩，在经过十年的历练后，行伍出身的他成功当上少将旅长，并成为孙连仲的左膀右臂。在第26路军主力被参谋长赵博生带走参加红军时，池峰城仍然追随孙连仲收容余部积极整训，并兼任第26路军干部训练所副所长一职，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基层骨干。是以第30军的基层军官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学生。台儿庄一战，使池峰城成为全国军民心目中的大英雄。曾在第30军担任秘书的暴春霆回忆："池峰城到重庆开军事会议。到电影院看《台儿庄大捷》的影片，放映完时，影院的经理向观众大喊：'电影中的神将池峰城，现在就在这里看电影，我们想听他讲话吧？'一时影院内掌声如雷……他讲完话后，许多青年男女学生拿着日记本，有的拿着纪念册，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嚷着请他签字、题词留念"。正是由于池峰城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继田镇南之后的担任第30军军长的理想人选。在台儿庄战役立下大功的池峰城池峰城接任军长时，第30军得到了扩充，尤其是第27师的加入，使该军由乙种军升格为甲种军。第27师是第26路军的老底子，地位远非第30师和第31师可比。加上第27师又是全国三十个调整师之一，师长黄樵松能征擅战，得此部队助力，第30军的战斗力又更上了一个级别。池峰城指挥的第30军从1939年开始主要担负河防任务。在同年5月的随枣会战中，第30军南下唐河，阻击进犯南阳的日军，并成功设伏歼灭日军一部，受到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嘉奖。冬季攻势开始后，池峰城命他亲手带出来的第31师向盘踞平昌关的日军发起进攻。第31师新任师长乜子彬亲率一团发起猛攻，成功突入平昌关，并歼灭日军百余人。紧接着，第27师又在第31师的掩护下突入信阳，焚毁日军仓库，给日军的辎重造成重大损失。战役结束后，第30军又长期在豫鄂两省边境与日军相持。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池峰城率部先后在豫南、襄西战场与日军作战，有利配合友军完成作战任务。在次年1月的豫南会战中，第30军被作为预备队使用，池峰城虽屡次请战，但是终究没能参加战斗。1943年5月鄂西会战结束后，第30军由河南新郑调到湖北接替第18军石牌要塞的防务，与占据宜昌的日军相峙。驻守城门的第30军机枪掩体位于宜昌西岸的制高点翠福山，是日军的核心炮兵阵地之一，该地日军不断对中国军队的前进阵地实施炮击，或摧毁前沿阵地，或掩护步兵渡河发起偷袭。如此种种，促使已经担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连仲决定将这个日军炮兵阵地彻底端掉。池峰城受领任务后立即召集所属师长商议具体攻击计划，经过研究决定，这次歼灭日军炮兵阵地的任务由第31师师长乜子彬负责指挥，参战部队计有第27师80团和第31师92团、93团。1944年9月，乜子彬指挥三个团兵分三路，其中第80团团长张天胜指挥所部沿江岸发起进攻，第92团团长张紫宸指挥所部从正面突击，第93团团长禹功魁指挥所部向右翼迂回。战斗打响前，孙连仲先是命令战区炮兵集中主力的70多门山、野炮以对日军位于翠福山的观察所、炮兵阵地发起猛烈轰炸，随后三个步兵团向日军炮兵阵地发起进攻。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各部队接连攻占日军1、2、3号炮兵阵地。但当第92团向纵深4号炮兵阵地进攻时，遭到日军几个交叉火力据点的扫射，致使该团损失惨重，被迫停止进攻。池峰城原以为这次进攻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可以顺利结束，但没想到在4号阵地前受阻。他意识到，如果不能迅速将这个炮兵阵地消灭，等日军援兵一到，己部反而会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想到这里，为了保证有生力量继续抗战，池峰城忍痛命令出击部队放弃进攻，全部撤回原防。这次战斗虽然没能完全摧毁日军炮兵阵地，但也重创了日军炮兵。在之后三个月里，中国军队的前进阵地难得享受到了"太平"。尾声1944年11月，池峰城因考入陆军大学深造而保荐副军长鲁崇义（-，山东德州人，字宜轩）接任军长，但孙连仲却希望能让素有战功的第31师师长乜子彬来当军长。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经过考虑，最终批准由参谋出身的鲁崇义继任军长。这使孙连仲与池峰城之间产生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以致池峰城在陆大毕业后没有担任孙连仲嫡系部队第2集团军的副总司令，而是被派到冯治安的第33集团军当副总司令。接替池峰城出任第30军军长的鲁崇义半年后，在台儿庄立下赫赫战功的第31师又被军政部明令裁撤，这对第30军官兵，尤其是第31师官兵来说都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们联名向军政部请求收回成命，但却回天乏力，第31师仍然在1945年6月被裁撤后了。第31师结束后，所属官兵分别编入第27师和第30师，军政部则另调中央军嫡系部队第67师编入第30军序列。军政部的这一系列做法，很明显是想削弱孙连仲对第30军的控制，最终达到改造并吞并第30军的目的。对此，孙连仲、池峰城以及新上任的军长鲁崇义又紧紧抱成一团，重归与好。然而，第30军只是暂时躲过了被吞并的命运。一年后，第30军被调到西北战场，成为胡宗南的"嘴上肉"。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30军于同月27日接到新命令，在一天后进驻宜昌着手准备接受日军步兵第97旅团投降事宜。至此，第30军的抗战使命宣告结束。从1946年开始，第30军长期在西北和华北战场与解放军作战，于1949年12月在成都起义。（文/胡博）附录第30军历任军长抗战履历田镇南（）河南项城人，字柱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期步兵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三期毕业。1931年9月时任第26路军中将总参议。日调任第42军中将副军长。日调升第30军中将军长。日升任第2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0年1月兼任豫南游击总指挥。1943年10月改兼豫南挺进军总指挥（至抗战胜利）。池峰城（）河北景县人，字镇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学兵大队步兵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第三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毕业。1931年9月时任第27师第80旅第4团上校团长。1932年1月改任第27师第80旅第159团上校团长。11月13日升任第79旅少将旅长。日升任第27师少将副师长。日调升第31师中将师长。日升任第30军中将军长。日调升第33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至抗战胜利）。鲁崇义（）山东德州人，字宜轩。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第二期、陆军检阅使署军事教导团、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1931年9月时任第26路军参谋处少将处长。1933年7月调任第42军少将参谋长。日调升第30军少将副军长。1941年10月兼任阜颖师管区司令。日升任第30军中将军长（至抗战胜利）。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军事《讲武堂》栏目独家稿件，欢迎非商业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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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三讲: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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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及其最后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一举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耻辱，是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经历过两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人民的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解放区人民政权。总之，当时的中国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是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虽然不能说抗日战争是单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历史上进步时代的主要代表，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讲将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这一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第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起进攻，第29军奋起反抗，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指导方针。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努力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卢沟桥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两党关于和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到华北抗战前线，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较大的主动性。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份按战时序列改为第18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后来改称正副总司令）。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当时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很多指战员思想认识搞不通，他们认为红军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过去与国民党进行的十年血战白打了。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当时，朱德、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向指战员做思想说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师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就明确指出，红军改编，同志们思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国红军必须绝对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贺龙也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去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红军才实行改编。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一民族传统在民族危机现实之下的再次复活，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一共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预先埋伏的部队的围剿、袭击，除2000多人突围以外，其余大部分牺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将破裂，内战有扩大的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重庆，周恩来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变”的爆发，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就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这样形势的发展就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坚持抗日作战的，这样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却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后来更加证明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的柱石。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其发展，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现他面对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这就注定了他灭亡中国的美梦最终必将破灭。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在如何坚持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形成了两条对日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路线和方针。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而且想在抗战结束以后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因而采取了片面的抗战路线，也就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依靠政府和军队来进行抗战。不注意给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权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表现的抗日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发展民众运动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其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中包括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维护抗日民族团结等十个方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目前急需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样的路线。1939年7月，是抗战两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时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们的路线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一条政治路线，也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这条政治路线，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指的是指挥官、司令官；“打败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敌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的是目标。他说这是一条“总路线”。他还说“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这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全面抗战的路线。
可以说，两条路线、两个前途。坚持和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独立自由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会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并组织了像淞沪、忻口、南京等会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最后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我国军民30多万人，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国民党的首府就迁到武汉，最后又迁至重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样作战状况，就使得全国人民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阵营里一直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争爆发以后，“再战必亡”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速胜论也有相当的市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妄想通过或者依靠国际援助来迅速地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特别是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军队，在山东峄县附近的台儿庄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大捷，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速胜论的观点又抬头。但是不久，日军南北对进夹击，军事重镇徐州陷落，这样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再次受挫。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一论著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中日战争的历史方位问题，他说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一历史方位上，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的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起来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清晰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抗战的历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陷入对抗战前途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当政的国民党并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答案和说法。但是，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预测是那样准确，使人深为佩服。对这一点，1945年4月，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过程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不管战局如何变化，如何复杂，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也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我方反攻阶段。
综上所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共歼灭日军25万人，国民党也遭受了重大伤亡，最后节节败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插入敌后，展开广泛的人民战争，发动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创建了令世人瞩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从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山西平型关附近设伏，击毙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整个战争的进程来看，平型关的战役不算大战，但它却意义深远，影响全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参加了忻口作战，会战失利以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策应友军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沦陷以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当时115师一部挺进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地区，主力则进至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120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北地区，129师及八路军总部挺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八路军完成了战略展开以后，迅速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战争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这样，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就在华北大地上建立起来。在华中，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随后新四军展开对日作战，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地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就使得日军腹背受敌。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对敌作战1500多次，毙敌5万多人，牵制日军兵力30万人，八路军由不到5万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2.5万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敌后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就逐渐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此以后，日军的对华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从这时起一直到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逐渐以主要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　　随着人民武装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年，在三年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回县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和全部的伪军，人数达到70万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亿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使得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就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在于中共。所以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面对日军这种残酷进攻，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和水上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术，充实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中，敌后军民不怕牺牲，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对敌作战英勇顽强，日军就把马母当作人质，要马母逼迫马本斋投降，但马母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还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迹。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寇合围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　　在敌后军民的牺牲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1943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1944年根据地军民还展开了局部的对日反攻作战。到1945年初，解放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作战，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中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成为对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基地。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区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这时却遭到了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并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山城重庆，这震惊了山城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八年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全民抗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线作战，并可充分利用占领区的资源来维持这种战争的路线，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果真那样，抗日战争的局面将是另一番情景。对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的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这种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那么日军必然继续会长期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还明确指出，他说任何人如果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解放区英勇战斗的9千万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错误，那是一定的。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八年作战中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来看，我们的责任更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以民族责任为己任，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面，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方面倾斜，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便集中精力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毛泽东选集四选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精辟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发展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理论创新，符合中国的实际，完整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做了一个总结，特别是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会议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我们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最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代表着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的主题是，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且积极的准备内战，妄图独享抗战的胜利果实。可以说与中共七大相比，国民党的六大是一次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加强队伍建设。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纷纷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的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由于当时的新党员大多是充满着爱国热情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富有爱国激情，抗日热情很高，但是又有组织散漫、不服从纪律的特点。为了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创办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为《共产党人》题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并且指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至此，“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团结全党完成民族抗战的神圣使命，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我们党认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通过这次整风，总结了历史经验。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使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民主，其主要的标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提出和实践。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任务，“三三制”简单地来说，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像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是有职有权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选举中，党外人士、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就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副主席，他当选副主席后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对这一政策，中共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亲自写了一篇《一个极其重要政策》的社论来宣传“精兵简政”，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名篇当中，毛泽东就这样说：他说“精兵简政”这个意见，就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提得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和选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真正实现普遍的选举，根据农民当时文盲占多数的情况，各根据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实现形式，像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烧香燃洞法这样的选举方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鄂皖边区访问的时候，亲眼看到当地的群众用手中的黄豆、绿豆、豌豆、蚕豆等作为选票，选出自己中意候选人的情况。他感慨，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在争取知识分子。但是结果确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万阻奔赴延安，他们来到延安，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学习，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有的甚至还要拿起武器到前线作战，他们为什么这么向往延安？&就是因为延安有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围。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应该说我们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改善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生产也就得到了发展。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以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渡过经济困难，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们上面提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个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等纷纷垦荒开田，纺纱织布。由王震率领的359旅开赴延安以南的南泥湾，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一个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应该说“大生产”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使得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大为减轻，使得根据地居民生活大为改善，一方面改变了我们党工作的作风，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除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外，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科学技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些工作当中，根据地的群众与我们党结成了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军队。正如当时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样和谐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对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应该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比较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生活状况以后，就断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在共产党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同时，我们来反观一下国民党在干什么呢？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继续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另外一方面是压制民主。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国民党方面极其尴尬，既然中国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人权自由，为什么还要忍受国民党一党独裁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话语权，1943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请人捉刀写了一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大谈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彻全国，深入人心。在军事上，《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不久，国民党就在军事上，在正面战场上遭到了豫湘桂战役的可耻的大溃败。对此，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就贯以这样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在经济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负担。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以“接收”为名，贪污腐化，大发国难才，搞所谓的五子登科，哪五子呢？一是票子，二是房子，三是车子，四是位子，五是女子。这样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国民党是威信扫地，就连原来拥护他的中间党派也逐渐远离它，而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中国共产党逐渐就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取得胜利，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中国递交了投降书，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们上面讲的这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的一个充分表现。对于这一点，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当中就指出，他说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个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我们这讲的内容，与这一论断是切合一致的。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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