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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与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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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与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
官方公共微信叶子龙回忆毛主席（八）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2年我离开中南海，毛泽东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与他在各地视察的时间相比，他住在北京的时间大概不到一半。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身实践。认为社会是一本大教科书，要好好地向它学习。
他的出行都是有目的的，而且往往与国家的大事紧密相连，他走到哪里，那里便成了政治的焦点和中心。
毛泽东外出视察多数是坐火车。他认为这样能更方便地了解情况。专列由三组列车组成，前面是引导车，中间是毛泽东所乘的车厢，后面是尾车。我们按毛泽东的指示行动，他说走就走，他说停车就停车。每当停车时，或请当地领导上车汇报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泽东下令。
毛泽东是从1952年开始频繁地到全国各地视察的。从那时起的近十年里，毛泽东的大部分视察活动我都要随行。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到哪里去，见什么人，事先都由我去通知，做安排。必要时我还要去打前站。
毛泽东不喜欢迎来送往那一套，他出行前一般不说去什么地方。即使说，也不让我告诉对方是哪位领导去。
毛泽东习惯于在列车上工作和休息。有时，请地方领导上车汇报工作，谈完话，他都要请他们吃顿饭，然后让他们下车，从不允许送行。地方同志常要送些当地的土特产，毛泽东一般不收。只有几次例外，其中一次是河北同志送了几筐深圳蜜桃，说是给大家尝尝鲜的。毛泽东同意收下了。记得他也吃了一个桃子，连声称赞：“深州蜜桃，名不虚传啊，好吃!”
毛泽东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说不清道不明、又割舍不了的复杂情感。在黄土高原生活、征战了十多年和两次东渡黄河的经历是他难以忘怀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好好体验黄河。
1952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到外地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
10月25日中午过后，毛泽东说要出去走走。我问准备去哪?他说：“走远一点，看看黄河去!”
我知道他想看黄河，但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前些天，我们两家吃过晚饭，他很高兴，拿起毛笔，给孩子们写了一幅字，都是非常豪放的狂草。是李白的诗词《将进酒》片断：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泉，奔腾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黄河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他嘱咐我：“你去安排一下，不要惊动很多人，也不要打扰地方的工作。今晚就走。”我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杨尚昆。他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罗瑞卿、滕代远及王东兴，我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确定了此行的目的地是河南开封一带。对铁路、专列以及沿途保卫工作进行了安排，选定了随行人员名单。会后，大家分头做准备。到晚饭后一切准备就绪。
专列经天津，第二天傍晚到达济南。在山东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力邀下，毛泽东在山东逗留了两天，游览了济南的一些名胜古迹以及曲阜孔庙。在古城徐州做短暂停田后，于29日晚上到达河南省的兰封车站。等候多时的河南省党政负责同志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上车迎接毛洋东。谈了一会儿，列车重新起动，驶进通往黄河东坝头的一股叉道。行驶不到半个小时，毛泽东命令停车休息。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战争年代就是如此，他说走就马上走，他说停就立即停下来。我理解这就叫令行禁止，来不得半点含糊。对此我们这些在毛泽东身边多年的人早已习惯了。
我走下车来，此时已是深夜，月亮在薄云中时隐时现，四周万籁俱寂，列车静卧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有些孤独。
清晨，天色朦胧，我照例起得很早。我知道，在外出旅行特别是在车上时，毛泽东的作息与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当我走下车时，发现毛泽东已在路基下面活动着身体。看到我，他说：“走!我们到那边看看去!”说着，他大步向远处的一个村子走去。
我跟上了毛泽东。他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个穷地方。陕北也苦，可是有地种，有窑洞住。这里不行，地里不打粮食，黄河如果决口，就什么都没了，苦不堪言啊！解放几年了，不知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呢!”
路边有一个打谷场，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正在掀掉盖在玉米堆上的席片。毛泽东穿过田间小路向那里走。忽然一脚踩到一堆牛屎上，他用鞋底把牛屎一点一点地抹到地里，然后在田埂上蹭了几下鞋底。还轻松地笑着说：“喔，不小心，不小心!”
我抢前几步，跑到场院，两位农民停下手里的活。我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位老农民说这个村子叫许贡庄。毛泽东从粮堆上拿起一穗玉米，问：“老乡，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老年农民回答：“不咋样呗，哪年不是这样，咱这盐碱地不打粮食哩!”
这时，杨尚昆、罗瑞卿、汪东兴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以及卫士等工作人员都赶来了。老乡们看来了这么多干部模样的人，非常奇怪。
毛泽东接着问：“打的粮食够吃吗?日子过得好不好?”
老年农民回答：“比解放前强多了，托共产党的福啊!”
离开打谷场，毛泽东一行走到村子时，进入不远处的一个农家院。院里是三间草房。堂屋不大，五六个人进去就站满了。屋里黑洞洞的，房顶漏着天。一位老妇人正在灶前干活。
毛泽东问道：“老人家，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老太太回答：“孩儿他爹上集了，儿子当兵走了。”
毛泽东又问：“日子过得好吗?粮食够吃吗?”
老太太说道：“今年收成不行。俺们老两口有村上接济着，吃穿不发愁。”
毛泽东从粮食缸里抓出一把黄豆，豆子既小又干瘪。”像辣椒籽啊!”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
这时，出去赶集的老汉董宪德回来了。他问毛泽东：“俺这里的盐碱地有没有办法治?”
毛泽东说：“有办法，利用黄河水嘛！”
从老乡家出来，毛泽东径直往回走，一路无话。
回到列车，吃着早饭，毛泽东命令开车。专列在茫茫的原野缓缓行进。近中午时，走到铁路线的终点，大家换乘汽车，不一会儿就到了黄河大堤脚下。毛泽东健步登上大堤，一望无际的滔滔黄河立刻展现在眼前。湍急的河水打着旋向东奔流。毛泽东沿大堤往东走，在清代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处，毛泽东停下看了片刻，继续走向东坝尽头。然后往折回到杨庄险工段视察。一路上毛泽东与河南省委领导和黄委会的负责人长时间地谈黄河防汛及治沙和改良农田土壤等问题。回到列车时已是下午了。
毛泽东乘专列到达开封，换乘汽车去北郊以悬河著称的黄河柳园口。站在高高的大堤上，俯瞰着堤外一览无余的旷野和村舍，毛泽东感叹道：“好一个黄河之水天上来!”他问身边的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如果河水涨到天上去怎么办?”
那位领导同志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河南人民决心在主席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水涨一寸，坝高一尺，确保沿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微笑不语。毛泽东在开封住了一夜。31日一早，回到列车，开往郑州。列车起动时，毛泽东嘱咐送行的当地领导：“你们不要送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我们都能睡个好觉。”
专列上午到达郑州，毛泽东登上邙山，又一次看了黄河。接着，他来到新乡，亲自为新建成的人民胜利渠开闸放水。在回列车的路上，他说：“变害为利，这是最好的办法。”
许多回忆文章都谈到，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心情很好，并与随行人员和当地领导谈古论今。但据我的亲身体验，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视察黄河的过程中，他的表情是颇为凝重的。他最开心的一笑，是他踩到牛粪上那一刻。他对我说过：“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害苦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他始终在想着一个问题，怎么样化害为利，让黄河造福于人民。
在他的心目中，黄河是与人民连在一起的。他深深地爱着黄河，爱着人民。对人民的疾苦他充满了同情。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那是在解放初期我爱人遇到的一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下面是我爱人蒋英写的一篇文章的片断：
“建国初期，我父母住在北京西城一个大杂院里，同院住着一个姓宋的黄包车夫。一天，我下班后去看望父母，家里人告诉我老宋患了肺病，发高烧，还吐血，心情不好，有轻生的念头。我急忙过去安慰他，并让家人送他到医院看病。回到中南海已经很晚了，毛主席正在我家与叶子龙同志谈事。
“见我回来，毛主席问：“小蒋，你怎么这样晚才回家？”
“我把遇到的情况述说了一遍。毛主席听后心情很沉重，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你做得对。你们都是供给制，没有钱，就从我稿费里取些钱给他治病吧。”
“第二天，我拿着毛主席给的100元钱到医院看望老宋，告诉他这钱是组织上给他治病的，让他安心养病。老宋非常感动，一再让我转达他对共产党的感谢，但他万万不会想到是毛主席把他从重病中救了出来。数月后，老宋去世，他妻子和两个不到10岁的拍子无依无靠，我和叶子龙同志将这个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神色黯然地让我慰问老宋的家属，并再次从他的稿费里取出300元作为老宋家属的怃恤金。”
自信，是毛泽东伟人气质的一部分。这种自信来自于历史和实践多次检验过的他的正确英明，也来自于人民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对于后者，我谈两件事。一次是1953年在武汉，另一次是1958年在天津，毛泽东被成千上万的无比激动的群众簇拥着，而难以脱身。
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在一般情况下，每天的24小时他是这样安排的：中午起床吃饭，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工作，晚上7点左右吃晚饭，然后是休息娱乐时间，11点左右吃夜宵，然后马上投入工作，直到四五点时才睡觉。他没有星期天、节假日的概念。每天周而复始地工作。
1953年2月]3日，我们一家和毛泽东一家一起吃晚饭，毛泽东看到吃饭的人多，桌上的菜也比平时多了几个，不解地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搞得这么丰盛?”
江青说：“你听听外面的鞭炮声还不知道!”
李讷抢着说：“爸爸今天是大年三十，除夕夜。”
吃过年夜饭，毛泽东、江青、蒋英和我一起打了几圈麻将牌。打牌是毛泽东晚上的主要休息娱乐方式，几十年来一直这样。在延安时，开始是玩纸牌，什么弗尔豪斯、同花顺等等，后来改为打麻将，每人分一些小纸片当做筹码。
打了一会儿牌，毛泽东起身准备工作。这时，他对我说：“明天，我们出去走走。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你把杨尚昆、罗长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和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后，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了研究部署。
2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经石家庄、邢台，在郑州停留后，经许昌、驻马店、信阳、孝感，于16日晚11时多到达汉口大智门站。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主要领导人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上车迎接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但是毛泽东对武汉并不陌生，早在1918年，毛泽东曾第一次到过这里。那时，他与二十多位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船沿湘江经洞庭湖抵岳阳，再从城陵矶顺流水下，到达汉口。在大智门火车站乘火车赴京。到1927年他先后八次到过武汉。
毛泽东在李先念、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中南局16号招待所，即现在的汉口惠济饭店下榻。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乘船沿汉水上行，到舵落口后才回航，沿途巡视汉江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附近靠岸。毛泽东登岸视察了他过去从未到过的汉阳。
18日一大早，毛泽东从汉口到武昌，听取湖北省委的工作汇报，然后游览了东湖和珞珈山。吃过午饭，毛泽东在省政府副主席刘子厚的办公室，看着窗外，忽然说：“我们到外面转一转!”说完就往外走。
刘子厚的办公室在二层，背后墙外就是蛇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罗瑞卿等领导同志跟随毛泽东从省政府后门走了出去。
毛泽东等登上蛇山，参观了张公祠。在黄鹤楼附近，毛泽东看见一位做小买卖的老者在卖煎豆腐，就饶有兴味地走过去与他攀谈起来。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姑娘拉着我的衣襟，小声地问：“他是不是毛主席?”我说不是，你看错了。她说：“你撒谎，是毛主席!”说着就大声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
这一下，惊动了周围的游人，成千上万的群众顿时涌了上来。不一会儿，整个蛇山就成了人的海洋。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用双手与数不清的群众握手。在毛泽东身边的群众很自觉地手拉起手，挡一挡一浪高过一浪的人潮，保护着毛泽东。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都很着急。大家把毛泽东围在中间，一边请群众后退，一边“突围”，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了江边。此时，长江两岸已是人山人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上了渡船，我们早就汗流浃背了。毛泽东看着身边的这些气喘嘘嘘的人，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我要下不了这蛇山哩！”
吃晚饭时，毛泽东对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等同志说：“老百姓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离京赴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视察后，于10日起在天津视察。13日下午，他到一个名叫“正阳春”的饭店吃饭，饭厅在二楼，餐桌上摆了烤鸭等食品。
这天，毛泽东的胃口不佳，只吃了一点就放下碗筷。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看着熙熙攘攘的街景。
这一下可捅了“漏子”，楼下的一位妇女看见了毛泽东。她立刻大声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我连忙跑过去，把窗户关上。毛泽东不高兴地说：“莫关嘛，我毛泽东不怕看!”说着，又把窗户打开，而且把两扇窗户都打开了。
这时，外面楼下已经有几百人，远处大批群众不断聚集过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饭是无法吃下去了。有关领导同志一面通知派些警卫人员来，一面劝说毛泽东离开窗口。但毛泽东仍不为所动，站在那里向欢呼的群众招手致意。
很快，几十名年轻战士跑来了。我们大家护送毛泽东走出饭店，好不容易才使他上了汽车。但是汽车根本就开不动，人们把汽车围在中间，鼓着掌，欢呼着，跳跃着。汽车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缓缓挪动，很长时间才开起来。
在汽车里，毛泽东说：“下不来的黄鹤楼，出不去的正阳春啊!”
人民群众对领袖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大大增加了毛泽东的信心。同时，他始终不渝地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中国人民能够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
他对人民群众一往情深，对群众运动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过热、过火的现象，他也从不批评和指责。而是通过各级组织去耐心地引导和做工作。他相信自己的同时，也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1958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毛泽东频繁地到大江南北视察。他的足迹深入到工厂的操作台和农村的地头。他了解到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浮夸风、放“卫星”的问题，他不是一点都不了解。他到过亩产一两百斤的稻田，也亲眼看过亩产10万斤的地块。他都看到了，他的心里是清楚的。对于一个比一个高的“卫星”，他认为那是“一首诗”。他也曾说过，诗是美丽的，但诗不是现实，做诗不同于做实际工作。做实际工作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
毛泽东酷爱游泳。邕江、湘江、钱塘江、长江、大海，只要能游泳的地方，他都不会放弃。除了纯粹的爱好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他的性格有关，他喜欢与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危险搏斗。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一往无前地奋斗到底。毛泽东曾十数次畅游长江，1956年他第一次横渡长江时，很兴奋。上岸后，当湖北省一位负责同志告诉他，这次游了30华里。毛泽东高兴地说：“飞流直下30里，我战胜了它!”此后不久，当他又一次在长江游泳时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面对滚滚的江水，毛泽东想的更多的是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
1953年2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19日登上停在江边的海军“长江”舰。并随舰到九江，然后又来到为“长江”舰护航的“洛阳”舰视察。毛泽东说：“打了几十年的仗，国家现在很穷，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会逐步强大起来的。太平洋上不太平，如果我们有了强大的海军，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要把我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21日上午，毛泽东分批与两舰的官兵合影。然后，分别为两舰提笔写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22日凌晨，毛泽东在南京上岸。24日中午，在下关，毛泽东东登上“南昌”舰，观看鱼雷艇演习，并第三次写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
看过海军部队的实弹演习，回到住地，毛泽东与湖北省一些党政领导在休息室聊天。我禁不住向毛泽东诉说了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毛泽东说：“再过些年，我们的海军就谁都不敢小看了！”
毛泽东十分关心长江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除了黄河以外的又一块心病。
从1953年至1956年，毛泽东多次到武汉视察。与有关领导和水利专家谈建设长江大桥，谈南水北调和三峡大关工程。其中建设三峡大坝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1953年，毛泽东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谈长江开发和防洪问题吋，毛泽东说，可不可以在三峡把长江拦腰卡住，毕其功于一役?林一山表示没有想到这一点。毛泽东叮嘱林一山等，要把长江规划搞好，让长江更好地造福中国人民。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飞到武汉，视察了长江大桥，然后第一次横渡了长江。回到住地，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地质勘探科研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刚刚游了长江，十分高兴。当晚即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一段话，我至今刻骨铭心地记着：“我们必须抢时间、争速度，走到时间的前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的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把革命事业干到底。”
1957年9月儿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观看钱塘潮，这天是农历八月十八，潮并不是最大，毛泽东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毛泽东对杭州情有独钟，除北京以外，解放后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杭州，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杭州。几乎每年都要去一两次，一共去了四十多次。他走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我多次随他去杭州，有几次住的时间还很长。
每三天必登一次山，南高峰、北高峰、五云山都是他常去的。有一次，他说要走远一点，让我把车调来。并嘱咐只带一个警卫人员，其他人一律不要带，上车后，毛泽东说，去莫干山。莫干山在杭州西北的德清县，路程大约有五六十公里。
听当地老乡说，上莫干山的主峰，要翻好几座山，上下各六十里，年轻人也要爬一整天。我心里打鼓，走到半途，我对毛泽东说，主席，已经走了很远了，路上的情况咱们都不熟悉，恐怕不安全。再说，回去晚了，要挨批。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做事就要做到底嘛，还没到达目的地，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谁批你，让他找我广说完，毛泽东大步向前走去。
回到住地，天已经完全黑了。罗瑞卿见到我，立即发作起来：“你们去哪里了，也不打招呼，出了问题谁负责!”
毛泽东接过话茬：“一切责任由我负，与你们无关!”
罗瑞卿说：“主席，您也要理解我们，万一出点事，我们无法向党、向全国人民交待啊!”
毛泽东指着罗瑞卿：“你个罗长子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好了，这次就算先斩后奏，下不为例!”
像这样先斩后奏的事我遇到过很多次。1956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到机场为结束访华的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提出要找个地方吃饭。我们拗不过他，就到北京新街口一家饭馆吃羊肉泡馍。我们一共七八个人，每人要了一碗羊肉泡馍，还要了一瓶白酒。毛泽东不喝酒，也没吃几口泡馍，而吃了不少红辣椒。饭后结账出了问题，大家谁都没有钱。饭馆老板对我说：“毛主席到我这小店吃饭，请都请不来，哪能收钱!”
毛泽东却坚持付钱，回来后还问过一次。工作人员高智特地骑自行车到饭馆补交了饭钱和粮票。
我知道，毛泽东并不喜欢吃羊肉。在陕北时，偶尔改善生活，吃一次羊肉。伙房也总是给他做些他爱吃的红烧肉什么的。他之所以非要在外面吃饭，仅仅是为了不受约束地自由一下，仅此而已。
我以为，这体现了毛泽东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大胆地走自己的路，有骨气，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这种性格使他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为所动，始终挺立潮头。
1956年年底，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国际国内的事情是充满矛盾的。苏联出了个贝利亚事件，又批判了斯大林错误，中国出了高岗、香港出了九龙事件，现在又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伊士问题，世界问题多得很。出这么多问题，社会主义还搞得成搞不成？会不会崩溃？我看崩溃不了。
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最强调的就是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即使对当时的盟国苏联。我见过到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发脾气，就是因为赫提出与中国搞共同舰队。那次是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在中南海吃饭时，毛泽东就与赫鲁晓夫争执起来。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毛泽东很少与别人面对面地争得面红耳赤。送走客人，毛泽东对我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李鸿章。什么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我们么。这是原则问题，没有什么条件好讲，半点也不能让!”
在赫鲁晓夫回国前，毛泽东对他说：“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
这就是毛泽东。他知道，中国还很穷，要使中国富强起来，也许需要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即使这样，也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认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统一和团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突出的地位。
五十年代，在各地视察期间，他与祖国继往开来有关台湾、香港问题多有涉及。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历来密不可分。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与美国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有过沟通，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个联系中断了。美国增加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我们解放台湾。
对于中美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对比，毛泽东很清楚。但他决不放弃解放台湾的目标，他与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他认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所决定，和平统一的路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想法是，在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解放台湾之前，首先是不使其独立出去，脱离中国。为此，毛泽东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就是1958年炮击金门。
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从未中断过对大陆空海上和陆上的骚扰。甚至空袭我们的一些大城市，敌人的飞机多是从金门等靠近大陆的沿海基地起飞的。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国民党的飞机还“光临”过。对此，当时我军有些负责同志向毛泽东提出，靠现在的军事实力，我们完全能够解放包括金门、香港、澳门在内沿海岛屿和城市，向毛泽东请战。
此前，毛泽东观看东海舰队的实战演习。当时周恩来及中央、军队的几位负责同志在。他指出：“香港和澳门问题与台湾问题不一样，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香港是我们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窗口，实践证明，保持对我们有利，我们不仅不能用武力解放，而且现在也不收回。”
对于台湾国民党对大陆的骚扰，1958年夏天，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幽默地说：“人家来，说明他们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要欢迎呢。他如果不来，我们还要想他哩!”此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对金门进行了有限度的炮击，这是毛泽东拖住台湾策略的一部分。
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綻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让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有着大海一样的宽阔胸怀。他十分注重统一战线和党内外的团结问题。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最能反映毛泽东的这个特点。
毛泽东与民主党派多有交往。其中与许多民主人士有着几十年的友谊，尽管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各异，一些人还曾反对过他、骂过他。但他并不计较，而且始终把民主党派当作中国革命的一方面力量，采取了团结、帮助的方法。进城后，我们党内一度对民主党派有所忽视。毛泽东多次提出这个问题。1950年3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手心手背部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同时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出明确指示：有人以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的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后来，他还曾提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
毛泽东的博大胸怀，还表现在他对个人得失的淡薄。他曾对我说过：“人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马克思、列宁都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人生只有几十年，要奋斗就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高饶问题揭露出来以后，大概在1954年底或1955年初，有一次毛泽东对我说：“高岗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要负很大的责任，要是众望所归的人，他不行。”毛泽东还说，“我老了，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不当国家主席。
195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为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一个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决定说：“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柬处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內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经过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的庐山会汉，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变得不是很正常。有一种现象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对毛泽东的工作、谈话甚至想法是比较了解的。那个时期，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领导同志看见我，就会问：“子龙，有什么消息?”
我知道，他们是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在揣摩毛泽东的想法。每当此时，我就会说：“消息很多，都登在报纸上!”
毛泽东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到底为什么?”
这个时期，正逢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步入调整。1960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之年。
1961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让我通知在他身边工作的李银桥、林克、高智等几个同志来，说是要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很快到齐了。餐桌上照例没有酒肉，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蔬菜。
这一晚，毛泽东讲了很多。他首先讲到我们一组进行的小整风。
毛泽东说，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像今天我们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都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桊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等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回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听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张仪，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的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攻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人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饭后，大家回去休息了，但毛泽东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他在当天深夜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妁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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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我们经过短暂的学习培训，很快就下去了。毛泽东也于1月下旬至2月下旬亲自组织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进行调查研究。
这次到河南农村，时间长达半年。下去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同寻常的。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预感到我要离开中南海、离开毛泽东了。
1962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提出，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他说：“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还说：“我快七十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他还说：“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他最后说：“你自由了，我还要坚守阵地。你我一起这么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说了。”
谈话后，他破例把我送出门外，并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我二十七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
从此，我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再也没有回来。
我被分配到地方工作后，仍不时想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叶子龙的今天。我永远怀念毛泽东。
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世纪伟人毛泽东。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二十七年，是他把我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他是我一生的良师。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他指引着我人生的方向，我永远敬仰和崇拜他。
这本书主要写1935年至1962年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生活的一些情况，其基本内容都是我亲历亲见的。
首先，我要感谢宋任穷同志在病榻上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中共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和分管领导同志，以及有关部门对本书的编撰给予了各方面的关心与支持。书中采用的照片有一部分是我拍摄的。还有一部分是吴印咸、徐肖冰、侯波、吕厚民、叶利亚、温卫东等同志拍摄的。本书由我口述，温卫东同志执笔，叶燕、叶利亚、吕兴、李振龙同志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陕西、浙江、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有关部门和同志，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有关同志都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疏漏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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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O年七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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