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生的分析判断能力。“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破坏严重，周恩来、邓小平对“左”倾错误的纠正，有利于经济的发展。A项不正确；“文化大革命”(年)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排除B、D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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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关于孔子的说法正确的有：①生活在六朝时期，鲁国人&②其思想的核心是“仁”&③晚年对《诗》、《礼》、《书》、《易》、《论语》、《春秋》进行了整理，是为“六经”，后被奉为儒家的经典&④他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A．①③B．②③C．②④D．①④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某次国际会议上发言时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这次国际会议是A．1954年日内瓦会议B．1955年万隆会议C．第26届联合国大会D．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综合题
（13分）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一l953～198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时间年均增长率（%）年4．5年4．3年11．1年3．9年4．0年5．1年8．1（1）根据表中的相关数据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年期间两次农业总产值增长高峰出现的时间及主要原因。（6分）材料二 年我国国民经济中公、私成分比较表，据此回答下列问题：所有制性质经济成分1952年1956年公有制经济国营经济19．1%32．2%合作社经济1．5%53．4%公私合营经济0．7%7．3%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6．9%0%个体经济71．8%7．1%（2）分析材料二， 指出年我国国民经济中公、私成分变化的主要原因。（2分）材料三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成分比重表（%）&&&&&&&&类别年份①集体企业城乡个体企业外资或中外合资197877.622．4&&199725．539．117．918．5（3）材料三中的“①”应该是什么类型企业？与1956年相比，1997年的经济成分有何变化？出现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5分）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年）》中说：“……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在辛亥革命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导致此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有&（&&&）①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②封建制度的终结 &③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推动&&④民国政府扶持民族工业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洋务运动之所以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主要原因是（&）A．沿用传统的生产管理方式B．局限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 C．外国资本挤压D．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下表反映了建国初粮食增长情况，根据表中数据信息得出的结论错误的是(　　)1949年1951年1952年100(基数)100(1＋28%)100(1＋40%)，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9%A．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B．土地改革使农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C．土地改革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D．土地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诗中反映的主要历史信息是A．自然灾害的发生B．农村劳动力流失C．“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运动D．农村生产力水平下降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综合题
（27分）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既是一个生活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它还曾经是一个权力组织。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中国古代）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注：指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特点）。——费孝通《乡土中国》材料二：16世纪一位英国面包师的家庭（家庭手工作坊）构成（单位：人）男主人女主人孩子帮工学徒女仆113422——根据哈罗德·帕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材料三：在英国至少从1530年开始，他们已不再认为独身是一种美德，相反，他们认为婚姻是由上帝创立的……他们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起来，过一种理想的宗教家庭生活，也就是说，宗教信徒除了去教堂礼拜与圣餐外，在家中也进行祈祷与阅读《圣经》。——引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04期（作者：蔡骐）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在乡下，家庭很小的经济因素是什么？（4分）中国古代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请结合古代政治史分析其制度根源。（4分）（2）现代家庭是亲人居住、消费和情感寄托的单位。根据材料二指出16世纪的英国家庭还有哪些更宽泛的功能？结合所学知识，阐明这些功能在现代家庭中衰退的原因。（7分）（3）材料三中的“他们”指哪类人？结合所学知识，英国宗教家庭生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6分）（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家庭，试分析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6分）您（@）目前可用积分：1552365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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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1980年四千老干部大讨论如何评议毛泽东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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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四千老干部大讨论如何评议毛泽东功过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 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 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 299、301页）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 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 “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 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 “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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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讲了一句话来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与过。他说，毛泽东是“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陈云还向大家做了解释。他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地位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只不过没有他的功劳大。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困难，可短短十几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们整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不是治国无能？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可大家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罪呢？众人鼓掌三分钟，以示赞同。 　　　　　　　　　　　　陈云给予毛泽东的这个评价算是比较中肯的，但也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所谓“毛泽东建国有功”，是指他率领军队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行为。暴力推翻政府是犯罪行为，有什么功劳可言呢？目前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文弱的书生们发表几篇官方不喜欢的文章，都会被诬蔑为“涉嫌煽动颠覆政府”，要抓起他们来治罪。　　　　　　　　陈云说“毛泽东治国无能”，他只是治国无能吗？新中国建立后的头十几年，他把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而毛泽东的宣传机器实在太有才了，竟能使自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享自由民主的老百姓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毛泽东治国无能，忽视人民生活，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打肿脸充胖子，从老百姓的口中夺取粮食去支援“世界革命”等等原因，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尤为恶劣的是，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等人治国有方，以致国家有了大的起色，使刘的威望大增，大有“刘主席要胜过毛主席”之势的情况下，他竟指使江青等人以极其卑鄙的手段栽赃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并致其死亡，并把全国人民拖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史称“十年浩劫"）,再一次使难以计数的人死于非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外，毛泽东还成功地导演了人民大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他一方面是亵渎神灵，另一方面是假冒神灵，以“人民大救星”的面目出现。毛泽东犯下了如此大罪过，却不可思议地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衷心爱戴甚至是崇拜。直到如今崇拜他的人还大有人在，有人说这种现象就如同一个人爱上了强奸自己的人，有学者说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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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7:07 &&
农夫和&&蛇&&的关系，证明毛泽东镇压敌人是对的。&&&&&&&&.毛泽东再转世，毛泽东再加残酷的镇压敌人，拥护的人理解的人更多！痛殴落水狗，历史和现实证实了不可故名学霸王更加正确。.最恨毛泽东的九种人！张志新是陶铸的内弟媳原文地址（发布于此，请朋友们核实！）张志新案还有很多秘密没有被曝光。张志新，30年出生于天津。天生丽质，解放前受过较好的教育。很有文艺天赋。48年曾经参加了蒋总统当选的庆祝大会。父母都是教师出身。 有三个哥哥，三个妹妹。张志新在建国后，曾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表现突出，在那个年代，也的确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因为当时国家急需俄语人才。张志新被保送到人民大学学习俄语。但一直不是党员。在人大学习期间，结识了后来的丈夫曾真。也许正是曾真的出现改变了张志新的命运。因为曾真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曾真的姐姐就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陶铸的妻子曾志。张志新是否真的爱过曾真，不得而知。但与曾真结合后，张志新事业发生了“飞跃”。我们从张志新被捕前的履历不难发现。她升迁的很快。1955年国庆，张志新与曾真结婚。同年，张志新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张志新与曾真同时被调往辽宁。27岁的张志新成为沈阳市委宣传部干部。1962年，32岁张志新再次升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正处级。也是这一时期，张志新先与沈阳某文艺界男士发生婚外情。后与沈阳军区政委有染。有文章说，曾真体弱多病，正值盛年的张志新存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嘿，总归不是个理由吧。从张志新的升迁速度上看，我们很难不把她与陶铸曾志相联糸。张志新的政治态度恐怕也受到陶铸一家的影响。张志新果真说过一些豪言壮语，也就找到了出处。随着陶铸的倒掉。殃及到张志新也是有可能的。张志新借裙带关糸发迹，后在文革中丑事被揭发，以及郎当入狱。似乎是一种必然。文革后，张志新案率先被平反。但向公众隐瞒了诸多信息，比如她的婚外情问题。比如她的高干背景。张志新案台前幕后都藏着玄机&&&&(华国锋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日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日，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 苏铁山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我们在对“张志新案”进行重新了解时，发现陈禹山们在编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有意掩盖了如下重要的事实：　　1、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2、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3、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4、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5、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6、1975年第二次判处张志新死刑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据查，当时判处张志新死刑的依据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工作六条》。&&《公安工作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7、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报批过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据查，当时判死刑的审批程序为，基层法院判死刑须层层上报至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院判死刑，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上报最高法院前，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然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了解，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审批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林彪、“王张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辽宁省在文革中没有因反对“王张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张志新的那些言论（请对照我当年的言论），也不是因为张志新坚持《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观点（本人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有意遗漏的，张志新用谩骂的语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触犯了《公安工作六条》，这才是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当时对张志新的判决是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愿给张志新“平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据我们所知，当年参与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至少几十个人，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来表示“忏悔”。　　所以，我们认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不是一份认真、严肃的按照时间顺序、逻辑过程、因果关系、事实真相形成的“案情报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艺作品”。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　　在陈禹山们的笔下，“张志新是被冤杀的”，而“冤杀张志新”的，则是毛泽东主席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三十年来，这种“说法”经过“传媒”传来传去，似乎已成为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恰恰是被歪曲的历史。三十年了，应该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　　关于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陈禹山们日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了五段话：　　第一段话： “她，叫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为坚持真理，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投入监狱。”　　第二段话：“‘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看了这份材料暴跳如雷，吼叫‘这样的人得整起来’！”　　第三段话：“审讯就这样结束了。面对这样一位‘犯人’，林彪‘四人帮’便祭起他们那套法西斯‘法宝’来。他们给张志新同时加上脚镣手铐，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她……。”　　第四段话：“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被拉到公判处决大会上陪斗，并被用海绵堵住嘴巴，同两个要被处决的犯人一起绑赴刑场陪斩。”　　第五段话：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张志新毫不动摇，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咬牙切齿地说：‘判无期（徒刑）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间还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经过了解，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均发生在日前）与毛远新完全无关。因为毛远新最初知道“张志新案”的时间是在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研究“张志新案”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当时有关部门指定给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张海妮曾经明确辩称，日前毛远新根本不知道有“张志新案”。正直的张海妮律师是公正的，因为她知道，1970年6月前，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张志新案”时，毛远新因车祸受伤而未参加会，因此不知道有“张志新案”；因为她知道，按照当时的死刑报批程序，只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会上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办理，无须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　　既然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与毛远新无关，请问陈禹山们，前四段话所指具体是谁？请陈禹山们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逐条认真的回答。若不做回答，我们可以认为陈禹山们编造事实，并故意用模糊的表达方式，实现欲加之罪的目的。　　上述第五段话，这段话根据陈禹山后来的讲法，实际所指是毛远新，这段话根据我们的认真了解，发生时间在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时，而这段话的内容则完全是陈禹山们编造、拼接起来的，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其中有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所说的话，也有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的话，其中特别关键的“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这些话就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事实是，当时毛远新除了对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表示同意外，仅说了一句话：“判了无期还这样嚣张”。――这一切已被当日常委会议的现场情况、原始记录、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审理“毛远新案”时的相关情况定格在历史中。　　《光明日报》日刊载《人民的法律为何保护不了张志新同志》，作者马荣杰。该文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　　这段话，要请马荣杰先生明说究竟是谁“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先生拿不出证据，无法自圆其说。　　《南方周末》日刊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作者朱建国根据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　　这段话也为陈禹山所言，但与上述第五段话就有明显不同，这两句都不是真正的原话。再有，明明开的是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怎么又变成了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了。况且，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从未研究过张志新案，毛远新从未主持过辽宁省革委常委会研究过“张志新案”。就是日辽宁省委常委会研究“张志新案”的那一次会议，也是由黄欧东书记主持，毛远新作为副书记，根本“不够资格”主持这次会议。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责任问题，怎么能信口胡说呢！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2008年2月采访任仲夷当年的秘书张岳琦，张岳琦谈到任仲夷1979年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时克服阻力平反张志新案。张岳琦特别谈到杀张志新的是毛远新。凤凰卫视将张岳琦的原话打出字幕“后来毛远新批示说杀了算了。”　　这段话要请张岳琦先生说明，毛远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批示说杀了算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毛远新从未批示过这样的话，张先生也拿不出证据，也无法自圆其说。　　“历史风云网”载《历史解密：张志新文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一文，作者陈少京记下了陈禹山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做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　　任仲夷已去世，但任的话也是“欲加之罪”。　　那末，究竟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呢？　　我们认为应该对“张志新案”负责的是一个组织系统（这里不涉及“张志新案”处理的对错问题）：　　1、张志新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张被同干校的女干部告发“现行”问题，被送到干校没有行动自由的“学习班”。此间张的“婚外情”问题被大字报揭发。此后张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日张写下遗书，被发现后严加监管。此后，张继续口头、书面多次发表“现行”言论，并多次被批判。日张志新被逮捕。　　2、1970年5月张志新被第一次判处死刑。这次死刑报到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6月前），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日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　　3、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4、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黄欧东当时是排列在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曾绍山因事未主持这次常委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这里，必须说明，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对省高院的死刑判决建议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并无判死刑的权力。　　5、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6、毛远新是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参加了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也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正的说，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责任。这是因为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所以日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曾绍山因事不在时，是由黄欧东主持。若黄欧东不在，则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距离”主持辽宁省委常委会还“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周恩来总理口头指定临时负责辽宁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参加辽宁省委会议的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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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是刘少 奇的杰作&& &&一九五八年元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主席，苏联的工厂里和集体农庄里的集体食堂我看很不错，既节省劳动力，又卫生，我国可以不可以也搞集体食堂？&& 毛泽东听后迟疑了一下说：国情不一样，有的在苏联行的通，在我国就不一定了。　刘少奇说：我们可以先搞几个试点，不行就解散，这项工作我来做。&&毛泽东说：我不主张。你要搞试点的话，搞一个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第二天，刘少奇找到朱德说：朱老总，集体食堂的事你知道了吧？&& 朱德：啥子事？&&刘少奇说：苏联的集体食堂是个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我国推广。我向主席提出了我们也办集体食堂的建议。&& 朱德：不晓得、不晓得。&&&&刘少奇：你见了主席呀，再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 朱德：嗯，我问下好喽。他谈起了其他事情。&&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 陆定一说：南方放一个、北方放一个，有代表性。&& 刘少奇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开始前，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 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就不错。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刘少奇：主席，我讲的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谎言。&&毛泽东摇摇手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啊！&& 刘少奇：主席说的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少奇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在全国到处乱跑，到处乱说：主席同意了他大办集体食堂的建议。并向多人吹嘘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 　在此期间，刘少奇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建立了集体食堂，吃了大锅饭。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见，他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 现在，政客们常常用大锅饭作为贬义词指责毛泽东。朋友，当你了解真实情况后，你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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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04 &&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一个失败的执政者。作为革命家，他功高盖世；作为执政者，他罪恶滔天。&&&&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对毛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总是囿于传统思维，为尊者讳。重大治国理论和原则问题的躲躲散散，打“左”灯往“右”拐，造成今天意识形态建设的混乱，进而各种“极左”、“文革”余孽沉渣泛起，使改革开放事业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推进前行！&&&&中国的发展建设事业如果没有彻底的思想解放，政治改革进行不下去，经济改革也将步履维艰！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变革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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