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大跃进 浮夸风 饿死人及其它
　　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构建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成了摆在共产党面前一个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大课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共产党高层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毛派还是刘派都是从血雨腥风的战火中冲杀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共和国的坚定维护者；都是人民的保护神。
　　他们的区别是，治国方略不同。 思想根源 毛泽东提出人民共和国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刘少奇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思想实质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市场经济&。这种论点理所当然的受到毛泽东批评。但是，由于是党内领袖间的认识问题，毛泽东作了不点名的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而刘少奇不认为自己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思想是错的。他在天津毛纺厂讲话时仍大力赞扬资本家剥削有理，资本家剥削有功。他明确提出：&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他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的表现更为激进，提出了发展富农经济自由；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贷自由的所谓&四大自由&。 日，他在批发中组部《关于&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中，回答东北局时指示：&单干&和&雇工&是党的政策允许的。并批评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的&变工组&&合作社&是向集体经济方向发展，是错误的。 政治背景 当时，由于国际社会动荡不定，毛泽东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国际形势上。主抓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军事、外交、对台工作和意思形态；致力于研究马列主义，修正主义，世界共运，反帝和殖民统治等问题。 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明确一点儿说，毛泽东撒手不管了。难听一点儿说，毛泽东&放任&了。 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交给了国家主席刘少奇。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则负责协调。 社会背景 共和国于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所以形成高潮有多方面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有四个： 一、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想，也是目标。 二、这个理想和目标获得党外民主人士广泛的赞扬和支持。 三、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对党提出的建设纲领欢天喜地； 四、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在举国上下一致的热情与鼓励下，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三个法宝&，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改为&三面红旗&。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工业方面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第一台40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投产；第一台内燃发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艘排水量2.21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并投产。 交通运输方面 宝成铁路全线通车；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包兰铁路全线通车；黔贵铁路通车；兰新铁路通车； 水利管网建设 十三陵水库；刘家峡水库；海河大坝；黄河三门峡段截流； 科技方面 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还建成回旋加速器；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共和国的基础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更令人惊喜的是，共和国的&二五计划&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那时候的广播、报纸每天都有令人欣喜的新闻报道。进一步激发了举国上下一致的建设热情。 那是一个乘风破浪的时代！ 那是一个&一片欢乐的海洋&的时代。 然而，这个&一片欢乐的海洋&为后来留下了一个伏笔&&&头脑发热&。 &头脑发热&在城市的表现是钢铁；在农村的表现是粮食。 由于本文的题目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所以，本文专门讨论粮食问题。 浮夸风的起源 浮夸风的鼻祖当属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并将胸脯拍的砰砰作响。 回去以后，他就真刀实枪的开始&抓& 增产几百亿斤粮食。 其最典型的是嵖岈山人民公社。 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此风一开，就吹乱套了。 西平县城关公社则&不甘示弱&小麦亩产立刻&达到&7320斤。 《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吹捧，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并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还发了号外。 媒体一吹，全国跟风，纷纷&放卫星&了。 浮夸风重灾区是河北省徐水县，那是刘少奇负责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南一吹，河北就受不了了！尤其是&共产主义试点县&徐水，还亩产几百斤呢&&真给刘少奇丢人！ 怎么办？&努力&生产，超过河南！ 徐水县开始&大跃进&了，&大跃进&的结果终于&放卫星&了。那里的一棵大白菜就长到了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放卫星&，亩产从几百斤飙升到几十万斤！ 各个主流媒体积极配合，大报小报争相报道&放卫星&成绩。 一时间全国各地&大跃进&成绩层出不穷，几乎天天&放卫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领导人的态度 刘少奇信吗？ 刘少奇信了。 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言行，网上可查，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仅仅挑选有意思的供读者参考。
　　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新闻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日《人民日报》） 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刘少奇惊喜的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日《人民日报》） &&。 毛泽东信吗？ 毛泽东不信。 就在吴芝圃拍胸脯的时候，毛泽东就不相信。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一位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堆积的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毛泽东还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 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那时，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所以，吹牛是要&上税&的。 这样就出现了不顾农民死活，拼命收粮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河南饿死人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吴芝圃大刮&浮夸风&和&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从农民手中强征过头粮，后又安排民兵阻止农民外出讨饭! 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中央高层注意。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先后派人到信阳调查情况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气愤地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毛主席和党中央立即派李先念、陶铸等领导人去处理，对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下辖几个县的责任领导干部分别給予严厉的撤职查办和刑事处置，煞住了这股恶风。吴芝圃本人也在19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离了河南省委。 当时吴芝圃就&信阳事件&先后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出现大批非正常死亡，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文革期间，河南造反派把吴芝圃从四川抓回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 1962年1月，吴芝圃在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 不过，吴芝圃的下场还是很光荣的！ 日下午，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并为吴芝圃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七千人大会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弄得上上下下的干部们怨声载道。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基层干部，对各级领导甚至对党中央怨气冲天。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现象。如果不迅速的纠正，人心就散了。不仅如此，中央也发现了深受&五风&的损害，国家经济可能出现危机。于是就有了七千人大会。 在1961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们建议把会议扩大到地委一级，毛泽东接受这个意见，并提出干脆扩大到县委领导，于是就有了日至2月7日、长达27天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是邓小平准备的。日，邓小平在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的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 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就是分组讨论刘少奇报告稿，讨论很热烈，也很激烈。 由于基层干部有诉不完的苦，发不完的牢骚，说不完的话，毛泽东建议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在北京过春节，春节期间不休会。赢得全场热烈鼓掌。 毛泽东风趣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气氛极为热烈！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民主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大会。
　　所以说&最民主&，是一次下级干部给上级乃至党中央、毛泽东提意见的大会。 所以说&空前绝后&，是我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样的大会。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史料，在1958年11月至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共产党不曾有第二位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不余遗力地为纠正&五风&而奋斗。 中共党史一个诡异的阶段是，大跃进期间，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活动记录。没有工作活动记录，也没有讲话记录。一片空白，好像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人间蒸发了。 这些人的后代们怀念他们写的书，均没有大跃进这段。比如：毛毛在回忆她父亲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就是空白。 真的空白吗？大家都知道，那是不会空白的。记录呢？ 庐山会议 日&&3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彭德怀反党事件。 对于这件事，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不能容忍，予以报复，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持这种说法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彭德怀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谁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不会不清楚。他们怎么能把矛头指向二线的毛泽东呢？实际上，彭德怀&意见书&是指刘少奇的。因为，当时刘少奇在一线领导工作。从历史资料看，刘少奇与彭德怀早有宿怨（渊源可以追溯到红军长征时期）。 庐山会议开幕后，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其中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农业、综合平衡以及团结等问题。 彭德怀于7月14日将&意见书&呈送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意见书&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对&意见书&中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同意&意见书&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为此还作长篇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但刘少奇针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给彭德怀戴了三顶&帽子&。他说彭德怀是魏延的脑袋（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军事力量搞政变）；冯玉祥作风（伪君子）。不过，事情也就过去了。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准备下山。 李银桥回忆： &&&回到住处，毛主席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们正式通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主席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争吵。回来学一遍舌。毛主席发了火，写了批示。后来，在毛主席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但此决定却没执行，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议》。还有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由此可以看出，庐山会议是大有诡道的。 疑问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参加庐山中央全会。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席全委会？这既没有历史资料佐证又没有毛泽东的解释。不过从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一点儿端倪。 庐山事件主角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尖锐对立。彭德怀揪住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错误不放，得理不饶人。刘少奇则想借此机会治理彭德怀，毛泽东夹在中间，处理起来颇为棘手：刘少奇是毛泽东为自己准备的接班人；彭德怀又是多年跟随自己鞍前马后的彭大将军。彭德怀&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虽然存在，却已基本解决，没有必要纠缠，引以为戒就行了。因此，毛泽东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既批评了刘少奇，又批评了彭德怀，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毛泽东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这样就避免使党内矛盾扩大化，也保护了干部。 但&有人&强硬主张召开全委会，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 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同意召开全委会，但又不出席会议以表明自己的消极态度。而且，为不使彭德怀受到更严重打击，又召开政治局会议，为处理彭德怀定了调子。 不料&有人&居心叵测，根本不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所有人都可以评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评反。& 1965年10月，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对他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 & 本文引用的资料都是官方公开的，还有多少没公开的？不知道。不过，从以下的一个小故事中，可以给你一点儿线索。 & 在中国社科院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捷出席并做了报告。 会后，李捷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李捷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他说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记者：您刚才说，把有些材料写进《毛泽东传》，会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请问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 李捷：&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啦&&。& 李捷显然是在向记者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某些人，某些事，有些史料是不能公开的。 即使在编辑《毛泽东传》中，也不得不隐去一些有关的事实。 就目前已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看，关键事件的历史资料都是绝密的。 比如：反右斗争是如何扩大化的？大跃进刮&五风&为什么迟迟难于纠正？庐山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已经处理了彭、黄、张、周，会议后为何还要在中下层&大反右倾&？等等，等等。几乎都有隐情尚未公开，这些均符合李捷的解释。 李捷因参与撰写《毛泽东传()》而获得了相当的好评，这是因为他比其他的官方学者都更加客观一些。 但他为避免对&我党&不利而不敢触碰&一些禁区&，势必掩盖了一些史实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 & 欢迎扫描二维码，订阅红歌会网微信，每天精彩，不容错过。(红歌会微信号：szhgh001)
网站QQ：&&红歌会网粉丝QQ群：
(投稿)邮箱：
还不是会员？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大跃进浮夸风及饿死人的始作俑者
下载积分：1883
内容提示：大跃进浮夸风及饿死人的始作俑者
文档格式：DOC|
浏览次数：0|
上传日期： 07:55:45|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大跃进浮夸风及饿死人的始作俑者
官方公共微信的这篇博文被推荐到此博主被推荐的博文：
为什么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反思不能彻底？
以色列著名思想家塔尔蒙在反思20世纪极权主义灾难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治救世主义”概念，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宗教，是宗教与政治的组合，或者说，它把一些宗教性质的、一元化的，不可怀疑、绝对有效的关于终极、完美人性和完美秩序的假设，强制性地运用于世俗政治。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有宗教的那种绝对性和终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把这种终极性和绝对性在世俗人间加以实现。这是一种世俗版的千禧年主义或弥赛亚主义（参见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如果在一个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信念活动）分离的社会，绝对信念会被限制在一个个人信仰的领域，但是一旦它越出个人信仰领域，通过一个垄断了暴力手段的政府强行实行于世俗社会并推广到每一个人，就会造成极权主义灾难。
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整个二十世纪多少世界各地的人、多少世界各地的运动，都一直受到这些绝对信念的激发。他们为“最后拯救日”在世俗社会的来临而准备着、忙碌着、杀戮着，他们自己的所有观念和行为，都联系于某些无所不包的预定体系：历史发展的预定的最后结局，所有矛盾都解决之后达到的绝对和谐。无论雅各布主义，巴布夫主义（Babouvism），还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不管有多少不同，但全都属于这样一种政治宗教或政治救世主义（弥赛亚主义）。
这种一元化的、不可怀疑、绝对有效的假设，本质上是一种绝对信念而不是知识或意见。绝对信念是不可怀疑而只能信奉的，而知识或信念则是可以通过争论、通过事实和经验加以检验的。因此，试图通过争论或事实击败它们是没有用的。但是这样的绝对信念对于信者的重要性，它影响人、改造人的力量之大，却怎么说也不会过分。
塔尔蒙的这个观察有助于我们解释中国大跃进时期发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
大跃进的许多经验层面和事实层面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因此60年前后有许多的所谓“调整”）。但是，“大跃进”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后面有“三面红旗”撑腰，而为“三面红旗”撑腰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计划体制，公有制，社会主义必然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发达、更合乎生产力的要求，等等。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并不是知识体系（虽然以科学知识体系的面目出现），而是类似宗教的绝对信念，既然是绝对信念，就是不能反思、不能怀疑的“第一前提”，它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即使所有的事实经验都表明这个前提错了，也不能怀疑，因此，与这个前提相反的经验事实再多，也奈何不了它。作为信仰，它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不能通过事实加以反驳。“信仰”的主要特点就是不能通过经验加以检验（比如上帝是否存在）。而知识的前提如果被经验事实否定，是可以放弃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反思大跃进的失误就不可能是彻底的。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了惨重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饿死三千多万人，即使当时的各级领导不可能知道这个确切数字，但是饿死人很多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使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纠左，反浮夸，但也不能怀疑它大跃进的后台老板“三面红旗”，不能得出“三面红旗”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信仰这个“第一前提”，只能说“好的路线方针”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否定了第一前提就等于改变社会主义的信仰本质而把它还原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检验的知识，而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就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做不到，更不要说毛泽东）。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先确定一个不可怀疑的前提（即使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它是虚假的或者是错误的），然后环环相扣地进行逻辑推理。你只要承认了其前提的绝对正确和不可怀疑，那就不得不被它牵着鼻子跟着它走。
庐山会议也好，七千人大会也好，原来都是要反“左”，这样做具有充足的经验事实方面的依据。即使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反“左”。但一旦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反思（纠左）危及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前提，风向就会立即发生转变，变为反右，也就是捍卫大前提（社会主义原则，“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神圣性。
按照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的第一前提，人民公社就是符合社会主义信仰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公有制，而“人民公社”就是公有制的体现。人民公社原则上绝对正确（即使步子有些快），这样，对于“一大二公”的反思也就不可能彻底，只能半途而废，对它的纠正也就只能达到“公社的规模不要太大”“步子不要太快”这样的程度（对“大跃进”的反思也是如此。“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连刘少奇也不敢否定）。毛泽东之所以振振有词地坚持“三面红旗”是有道理的，否定了这个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当毛泽东听到有人提倡分田到户的时候勃然大怒，说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当时包括刘、邓、周在内的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人达到怀疑社会主义大前提的水平。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在毛泽东面前败下阵来：因为毛泽东的前提正确！（我不否认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彭德怀的较量中取胜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他的前提正确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看来，大跃进、大饥荒、“一大二公”的错误，从根子上看就是那个时代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前提（比如计划体制、公有制等）的错误，是基本原则和信念本身的错误，具体的跃进指标（比如钢产量，亩产等等）及其造成的后果，不过是其在事实层面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它是宗教性质的信念，因此这个原则是绝对不能动的，即使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其谬误，也依然不能动。按照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员就必须相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相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样也就不可能不在原则上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即使遭遇的挫折再多再大，也不能彻底否定。正如《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所说的：“‘三面红旗’固然与毛泽东既不了解经济活动的规律，又过分自信，盲目轻率有关，同时与他坚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坚持计划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念，这里也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当总结三面红旗的时候，‘大跃进’这面旗帜，虽然被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越退时，毛泽东便以‘从长期来看，应该是跃进的’为理由，为‘大跃进’这面旗帜进行辩护。总路线，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出发，也应该是多快好省的，因为过去只注意了多快，没有坚持好省才出了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可以是正确的。人民公社，只是搞急了，试点不够，其优越性是肯定无疑的。……这些理论观点无疑是影响当时深入反思、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4页）。所以，反思来纠正去，结果也不过是：可以不再提15年赶上英国（一度曾经改为10年、7年和2-3年），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仰中必然内含赶上和超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内涵，改变的只是赶上的时间而已。即使刘少奇斗胆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借一个农民的话说的），但“人祸”再多也是“执行”中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奉着刘少奇本人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三面红旗”。依据参会者袁宝华的回忆，“大家对‘三面红旗‘没有怀疑”，“你问人们是不是觉得人民公社办早了？也都认为这是执行中的问题。当时认为人民公社是好的。至于说有问题，也是干部的作风不正造成的。”（同上，第342页）还有周恩来，“对大跃进这面红旗也没有怀疑，总要跃进。”虽然三年两年不可能跃进到超过英国美国的程度，但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看眼前的两年三年。”（同上，第343页）
这样也就不奇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和林彪的讲话虽然侧重点有差别（刘以检讨和反思失误为主，林彪以捍卫“三面红旗”的原则为主），但却没有根本不同，这也是当事人的感觉：1962年1月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了一句犯错误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成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话。”（袁宝华的回忆，见上书，第342页）
更加荒谬的是，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很多人自己承认不了解社会主义。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回忆说：“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6页）那么，如此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会像基督徒捍卫上帝信仰那样捍卫社会主义呢？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不是知识，不必通过深入研究并反复检验之后才能被信之为“真理”。这很多教徒的情况一样：并不怎么了解宗教经典，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徒；而一旦成为信徒之后，怀疑和反思就更加不可能了。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等新一代领导逐步否定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关系，也部分否定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必然关系。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么？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另外可以提出的问题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这个“真理”么？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从不可证实和证伪的信仰变成了可证实和证伪的知识么？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