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是谁规定的？什么时候就开始实行了？_百度知道
一夫一妻制是谁规定的？什么时候就开始实行了？
到中华民国时,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最后确定一夫一妻制还是在1949之后.一夫一妻制又称“个体婚制”或“单偶婚制”，是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的配偶关系的婚姻家庭形式。它是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一夫一妻制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从单纯的收集自然界的产品，到利用自然条件来增加产品和主动进行创造性的生产，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使生活资料出现剩余，一些人占有或支配较多的财产，人们的社会地位出现了差别。另一个结果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女子逐渐下降为附属劳动力，这就引起了两性关系的变化。男子地位提高了，便希望由他们来支配财产，并使自己的后代继承这种“权利”。要使这一意图付诸实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废除“母权制”；二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也就是需要建立以男子为中心的，配偶关系稳定的婚姻制度。
由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存在着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从总的发展来看，大体有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是父系血统的确认。也就是男子要求认定确实是出自于本人的子女。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资料看，确认父系血统表现为很多有趣的形式。比如我国永宁纳西族的“认子”仪式，在男子确认女方所生子女是自己的后代以后，于女子生产满月时，携带礼物到女方家族探视。女方家族要举行一个仪式，将这种关系公开化。再比如在美洲、欧洲和亚洲许多民族中存在过“产翁制”，也就是女人生育，男人“坐月子”，男子用这种形式表示他是子女的生父。
第二是居住地的改变。也就是由原来的“男从女居”改为“女从男居”，{通俗地说就是由男子“嫁”出去，改变为把女子“娶”回来。从有关资料看这种改变是相当不容易的。有些民族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比如中国若干民族保留有“两头走”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在双方家庭的轮流居住；久而久之过渡到只在男方家庭居住。而许多民族采用了激烈的手段，这就是“抢劫婚”。男方氏族纠集一批人抢回外氏族的女子，强迫与本氏族的某一个男子成婚。我国古代重要文献《易经》有好几处生动地描述了抢婚的情况，比如“屯卦”里讲到，一队全副武装的男子，骑在马上来往飞奔，寻找到女子后强抢回家，被抢的女子在马上拼命呼救，一片凄惨的景象。
第三是买卖婚的发生。从根本上说，个体婚制的产生和确立，不再是由于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而是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发展的结果，即这种演进的基础不再是自然条件而是社会和经济条件。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财产观念不断加强，物质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包括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财产的支配权逐步由男子掌握，他们也就利用这种权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用财产交换、占有女性，自然也用这种优势来奴役女性。
总而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按照恩格斯所说，形成一夫一妻制的直接原因是财产继承关系的需要。财富的占有者和支配者要求由他们的子女来继承他们掌握的财富，这就需要确凿无疑的血缘关系。，确认这种血缘关系，自然要求配偶身份的明确化、固定化，尤其是妻子必须确定和专一。
可见，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所以，最初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一夫一妻制。第二，一夫一妻制与原始婚姻关系不同，它已经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而且，由于它在产生之初就是对女方而言的一夫一妻制，解除这种关系的权利操纵在男方手中。第三，从发生来看，个体婚制是与身份和财产的继承制度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夫一妻源于财产继承的需要，而财产继承制度又巩固了一夫一妻制。
正如恩格斯所说：“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 一夫多妻制（polygyny）一种多偶婚制。指一个男子同时娶有几个女子为妻的婚姻形式。始于母权制后期，为父权制婚姻形式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也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最初择妻范围多限于姊妹，进入阶级社会后，性质改变了，择妻范围也扩大了。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封建主公开实行以纳妾为主要形式的多妻制，并以妻妾的多少作为财产和地位的象征。据称乌尼奥罗人（Unyoro）一般酋长须娶妻10～15人，否则与其酋长地位不相称。伊斯兰教国家和民族，按《古兰经》规定，一个男子可以娶四个妻子。我国的汉族、回族、藏族、门巴族、独龙族和佤族的部分地区，在解放前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家庭中，最初的元配夫人多为地位较高的主妻。一夫多妻或纳妾制大多盛行于古代文明民族中。——摘录于《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　　定义　　在文化人类学中，一夫多妻是一种一个男人同时有多于一位妻子的婚姻习俗。这习俗是多配偶制的通常的形式。一个男人可以同时与多位女人结婚，或一个已婚男人同时与多位女人结婚。相反的形式是一位女人同时拥有多过一位丈夫，即一妻多夫。　　在生物社会学中，一夫多妻的人类学意义已被借用指一种交配系统。其中一位雄性与多过一位雌性有比较稳定关系，但那些雌性只与一位雄性有关系。真社会性昆虫里，这代表了昆虫群体中有多个皇后。　　值得留意是在人类和动物中，雄性或雌性可以与其他伴侣交配。一夫多妻是指组织起社会的一种正式和长期的关系，而不是对实际行为的详细表达。　　人类的一夫多妻　　大部分人类社会（特别是古代的）都容许一夫多妻，包括古代犹太、传统中国、穆斯林、很多非洲和波利尼西亚文化。　　印度　　印度自古时号称实行一夫多妻，《摩奴法典》中有相关记载，但据历史记载只有帝王才实际上奉行一夫多妻。例如维查耶纳加尔国王Krishnadevaraya就有众多妻子。　　中国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过程中，富有的中国人常拥有超过一个正式伴侣。通常是一位妻子加若干妾。皇帝、王和诸侯在与第一妻子结婚以后从一位到上百位妃嫔。　　在中国妻子之间分等级：在家庭及社会妾侍的阶层比正妻低。中国皇帝的正妻是皇后，其它妻子称妃嫔等。当老婆开始代表妻子后，小老婆/“侧室”便可以指妾。除非遗嘱订明，否则妾侍的子孙通常没有资格从父亲获得遗产、土地或财富。　　日本　　古代日本皇室及贵族亦奉行一夫多妻制，男子除正室外尚有多名侧室。　　韩国　　古代韩国亦有一夫多妻制，在李氏朝鲜时代，等级森严，两班贵族不能与中人、平民或贱民结为夫妻，等级高的男性只能纳等级低的女性为妾，她们所生的子女亦承袭母亲的阶级，对亲生父亲及父亲正室所生的兄弟姊妹要视为主人侍奉。妾生之女多数亦会嫁给官员为妾。　　除了极少数例子，如李氏朝鲜中宗李怿在位期间，文定王后之兄尹元衡之妾郑兰贞（被封贞敬夫人）外，妾不能被扶正为正妻。　　欧洲　　不过古代希腊和罗马和主流基督教从未认同一夫多妻。早期摩门教派则是显著例外。由16世纪至20世纪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主导令至至少在名义上一夫多妻在世界的尺度上只在少数国家被承认。尽管很多由穆斯林主导的国家仍然保留容许一夫多妻的传统伊斯兰法律，伊斯兰开放运动继续挑战这些法律的认同性。马来西亚是首个伊斯兰国家废除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他们在1990年代停止让已有妻子的男人再婚，但对于已有四位妻子的男人，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受新法例影响。　　经济上的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明显地不可以包括大部分男性，但可以包括大部分女性。只有男性中富有和拥有不错政治权力的才能支持多过一位妻子，或者像伊斯兰中这些男性被容许多过一位妻子。其他男性拥有一位妻子或甚至没有妻子。假如这对社会没有产生不稳定，这便需要社会的特别习俗。不过这并不是只是一夫多妻独有的问题：一些男性和女性在一夫一妻社会中从未得到配偶。　　现代一夫多妻　　虽然一夫多妻婚姻不被现代大多数社会认同，一夫多妻行为依然常见。它以同居情妇的形式而保存下来，这些情妇或公开或秘密地受到有钱男性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一名男子可以有另一个（或更多）的家庭，拥有着法律上不承认的妻子，供养她及其所生育的非婚生子女。在某些地区，妻子不仅知道丈夫的情人，而且帮助他挑选和他身份地位门当户对的人选。另一种现代一夫多妻制的表现是一系列的一夫一妻制，通过不断的离婚和再结婚，允许伴侣经历多重的而又合法的夫妻关系。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副总理曾说，由于战争太多男丁死亡，车臣的人口减少, 正研究把一夫多妻合法化。“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一夫多妻的想法），因为我们国家有数百万名孤独的妇女。”　　现今的非洲大陆，许多国家都实行一夫多妻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夫多妻制越来越成为有争议的话题，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象突尼斯这样的非洲阿拉伯国家很早就从法律上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贝宁这样的黑非洲国家前不久也宣布取消了这一落后的制度。 　　塞内加尔是一个被西方看作民主实行较好的国家，但却是个一夫多妻制比较顽固的国家。塞内加尔总统瓦德2000年在通过新宪法之前虽然提出了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条款，但拒绝取消一夫多妻制，并认为它是“不能禁止”的“古老传统”。更有甚之，在非洲，还有公开为一夫多妻制辩护的国家元首。比如，当联合国200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斯威士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太多的原因之一是一夫多妻制时，该国的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竟然公开在电视台出来唱反调。原来，一夫多妻制在这个国家是完全合法的，男人娶几个老婆都可以。这位今年才37岁的姆斯瓦蒂三世国王从18岁第一次结婚至今，已经有了9个老婆和两个“未婚妻”。而他的父亲老国王索忽扎，根据他正式的自传，在1921年至1982年统治期间，一共娶了120个妻子。由于斯威士兰百姓中的艾滋病携带者接近人口的40%，是非洲最高的，因此该国国王的讲话让国内外一片震惊。据非洲网了解，在现在的非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中，实行一夫多妻制的部长不少，甚至个别国家的总统也是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制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或许最引以为异的是伊斯兰容许一夫多妻制。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伊斯兰教并不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可的制度。穆圣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只有一个妻子。他二十五岁娶了卡蒂嘉(Khadija)，直到他五十岁那年卡蒂嘉逝世为止，他都是奉行一夫一妻制的。　　一夫一妻制才是正常的，一夫多妻制只能算是例外。　　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一夫多妻制曾在某些时候及某些地区被人们所滥用，但在某些情况，它实在有它的好处。在若干情况下，它可能会是一种折衷的婚姻制度；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好安排。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战乱的时候，许多妇女的丈夫或爱人都会战死沙场，她们便会无人照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蒙古帝国西征、鸦片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引致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失去了丈夫或爱人，使她们和子女都绝了入息来源，没人照顾和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坚持每个男人只准娶一个妻子，那么数以百万计无依无靠的女人又怎样呢？她们是没有希望会得到丈夫的。说得率直一点，她们如要保持贞操，会老而无子，孤寡一生；如果她们心甘情愿做人的情妇，她不会得到法律上认可的权利，她的儿女也只能以私生子视之，得不到保障。大多数女人都不会喜欢这两种途径的，无论如何，她们总希望有合法的丈夫和家庭，得到安全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一夫多妻制不失为一个折衷的办法。她们需要面对现实，宁愿几个女人共事一夫，也不想完全没有丈夫。形势如果有此需要，那么确立一种获得公众认许的一夫多妻制，不是比偷偷摸摸，瞒着第一位妻室去养情妇好吗？　　无可否认养情妇式的一夫多妻制在欧美是普遍存在的，所不同者在于西方人对他的情妇及情妇所生的子女并没有法定的义务，而穆斯林丈夫对他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妻室及她们所生的子女有着完全的法定义务。　　除了战祸的环境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况，可以看到伊斯兰的一夫多妻制是一较佳的制度。例如第一位妻室残废了或者身染慢性疾病。当然有些男子是可以忍受这些情况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确有潜在的危险。在若干情况下，第二次结婚可能是三方面都认为是可接受的办法。　　有些情况是妻室全无生养，而做丈夫的却很想有孩子。根据西方的法律，如果太太没有生养，做丈夫的是毫无办法的，他只好忍受没有子嗣的命运，不然他便唯有跟太太离婚以便另娶他人。但如一夫多妻制获得认可，经有关各人同意再结一次婚，那么离婚的是便可避免。　　还有些情况是婚姻触礁，做丈夫的爱上了另外的女人。这种事情时有所闻，一般称为三角恋爱。根据西方的法律，如果丈夫不跟第一位妻室离婚，他是不能跟第二位结婚的。但第一位妻室可能不希望离婚，她可能不再爱她的丈夫，但仍可能会尊重他～为了维系家庭，得到保障，为了她自己和儿女。同样第二个女人也未必想破坏男人的第一个家。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有关男女自然会认识到一夫多妻制的好处，因为离婚或偷偷摸摸的养情妇都不是解决事情的好办法。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的例子，是因多数的西方人都有一种错觉，一心只想着一夫多妻制代表了齐人之福，享不尽温柔美艳，而不去考虑其有用的一面～替西方的社会问题带来可行的解决方法。我说了这么一大堆，目的并非鼓吹一夫多妻制，并非叫人们去滥用这个制度，而是希望人们在未认识清楚它的作用之前，不要胡乱去加以谴责，因为这种制度，亦可能会对社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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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法律颁布起开始实行的。
国务院规定的新中国成立後开始实行
中国婚姻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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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党内情妇干政的先驱:安子文的一段桃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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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43 发布在
&&&&聂元梓：中组部长与他人妻子暧昧关系&&&&来源：博客 &&&&革时期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在其回忆录《聂元梓口述自传》中透露了自己与丈夫吴溉之的婚姻史，同时也在文中曝光时任中组部长安子文一段鲜为人知的的桃色往事。据聂元梓称，她的丈夫常与安子文等中－共官员打牌，安子文常带一位名叫邓觉先的有夫之妇前来，二人关系暧昧，非同寻常。文革前夕聂元梓揭发安子文，而这位名叫邓觉先的女子在文革爆发后被康生处理，至今“不知道下文”。以下为《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八章小家庭骤起大波澜部分摘录。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改变，和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了婚。&&&&我和吴溉之是通过唐天际认识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太行山工作的时候，就认识唐天际，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担任着晋冀豫军区的司令员。他的爱人耿希贤，和我是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同学，年龄比我大一些。我们关系很熟。到北京工作以后，我那时候孩子们都大了，因为是单身，经常到一些老同志老熟人家里去看望他们。1965年夏天，我到唐天际、耿希贤家里去玩，在那里认识了吴溉之。&&&&吴溉之也是一位老红军，他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后来又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担任过平江游击总队党代表、县苏维埃主席等职务，参加过长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当时也是单身。吴溉之认识我以后，就一直保持了联系，我们来往得比较多。同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当时，吴溉之已经是67岁了，他是1898年生人，比我大20多岁。我所以和他结婚，是因为吴溉之是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这个人很老实。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能有一些依靠。我对吴溉之很尊重。再说，他是一个老同志，老红军，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会有帮助，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找一个父亲，给我在政治上找一个可以指点指点的人。没有想到，和吴溉之结婚以后，我却被卷入了另一桩麻烦里面。&&&&牌桌上下的暧昧&&&&吴溉之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和中组部在一起办公。我认识他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中组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里去，有的时候是在一起聊天，有的时候几个人打打麻将。那时候打麻将，也不赢钱，就是争个胜负。&&&&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还有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邓觉慧30多岁，已经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吴溉之丧偶以后，邓氏两姐妹常到吴溉之家里玩，邓觉慧曾经表示愿意与吴溉之结婚。吴溉之觉得她太年轻，两人年龄差距大，又不是共产党员，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同意。（我和吴溉之结婚以后，和邓觉先来往也熟了，我们也曾谈到过去她妹妹曾要求与吴溉之结婚的事，我问她，邓觉慧不是已经结婚，并且生了孩子吗，为什么还要和吴溉之结婚呢？邓觉先说，她可以离婚嘛。我说那孩子怎么办？邓觉先说都管着呗。当时我很不能理解邓觉慧，她自己的丈夫很年轻，夫妻两人又没有什么不合的大事，为什么要离婚呢？而且，她向吴溉之要求结婚的时候，她是并没有离婚的。）吴溉之拒绝了邓觉慧以后，邓觉慧到吴溉之那里就去的少了，邓觉先还是经常去。那时候，我不太会打麻将，主要是他们几个玩，有的时候三缺一，我也就凑个数。实际上，我是不喜欢打麻将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有时间总想学习学习，另外，我还要到北大去上班，每天风尘仆仆，经常不在家里。但是，不管我在家还是不在家，安子文都经常带邓觉先来打牌。&&&&吴溉之和安子文、肖劲光等彼此都是好朋友，来往很多，经常是相互到其他人家里打牌。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后来我们也认识了。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人员，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人也很好。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结婚以后接触到的来往较多的他的朋友圈子。&&&&在这些交往中，我就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无所顾忌，把这种关系表现得很公开。这样的情况，太不正常了。&&&&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经常是在邓觉先家里，有时候组织部派人来找安子文，都了解他的习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他们的关系一目了然。&&&&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这成何体统？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代表党中央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些老同志找他解决工作问题、安排职务，有时，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要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有时安子文的有关意见，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给那些人。&&&&有些干部想调动工作，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想到这里，不想到那里，有时也要先找邓觉先，转达给安子文，安子文还就听邓觉先的话，安子文的有关意见又通过邓觉先传达下来，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其他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他的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助一下。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不说是天天见面，也隔不了三天两头就会凑在一起，经常在一块儿打牌，另外，监察委员会和中组部就在一起办公，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挨得那么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他也是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这样的情况，一次两次地，偶尔为之还行，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是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即使是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组织部长，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组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50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党的工作怎么能让她来做？&&&&这个女人不寻常&&&&因为我和他们渐渐地熟悉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都搁在明面上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见得多了。&&&&有一天，几个人上邓觉先家里打牌，吴溉之一时去不了，要4点钟才能到，吴溉之就让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刘某某，邓觉先，加上我，正好是一桌人。我们4个人就坐一辆车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3个人在车上嘀咕家里的什么事情，开始我没有太注意他们说什么，后来就听到刘某某发脾气了，她说：“这个家我管不了，你让邓觉先管吧！”没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说，觉先你就管吧。这话都是当面的公开的，显然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刘某某是完全明白的。&&&&邓觉先经常到安子文家里去，安子文也经常到邓觉先家去。中央有事情，要找安子文没有找到，就到邓觉先家去找。多数时候能在邓觉先家里找到安子文。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还有一次，邓觉先对我讲，我还没有和吴溉之结婚的时候，她和邓觉慧经常到吴溉之家里来。吴溉之也对我讲她们的情况。我们两个恋爱，结婚，难免会问他，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和什么样的女人来往呀，一家人嘛，总要谈谈家常。吴溉之说，她们姐妹二人过去就经常到我家来，一来，一定在这里吃中午饭。有一天吃过中午饭，要睡午觉，邓觉先就跟吴溉之说，是让她跟吴溉之睡，还是让她妹妹跟他睡？吴溉之说，我一个都不要。让她们俩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至于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们两人认识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问过吴溉之，你为什么不和邓觉慧结婚呢？吴溉之说，第一她不是党员，我有些文件必须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轻，第三她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们两人结婚以后，邓觉慧还继续到我们家里来过。&&&&邓觉先还跟我讲，她现在住的院子（在中组部斜对面），既宽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给她安排的。从前的房子，则是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个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从来也不带他的夫人出面。邓觉先说，“那时跳舞跳得很厉害，找我的人比现在更多。我住的那条胡同，来我家的小车都得排长队。”为什么搬家，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里客人来往多，原先那个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时候她家来客人来多了，车子都搁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还要民警来安排指挥。&&&&我对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的丈夫本来是我们的一个统战对像，国家对他们一家人都有照顾，她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目前的这个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呀，都瞒不过司机去。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是经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何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中央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领导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长了……&&&&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了我见到的和听到的有关邓觉先的情况，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慨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能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这时已经是1966年初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还有一次，也是3、4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说是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部长。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了电话来，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开会。于是，就打了个电话给邓觉先，说我们去不了。可是，马上又接到了单位通知，说会议延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弄不明白。&&&&帮忙帮忙，越帮越忙&&&&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没有想到，帮忙帮忙，越帮越忙。&&&&有一天，我去找杨惠文，想听听她对这件事情的意见，在她家里，我就和杨惠文讲了这件事情，请她帮我分析这种情况，和我应该怎么对待处理它？她的丈夫白介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长）也在场，他走进我们谈话的房间，一听我讲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来听我的讲述。&&&&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找杨惠文商量呢？&&&&我和杨惠文在1937年就认识了，在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我住在山上小庙里，她比我们到得早，住在学校里，但是和我一样，她也是在等第二期开学，我们都是第二期的同学。从那以后，我们在工作中，动不动就遇到一起，总也分不开。&&&&我从太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调到屯留北方局党校学习，她也正好被调到党校学习，我们又成了同学。&&&&学习结束后，我们又一同被分配到晋豫地委，我在晋城工作，她是在阳城工作。&&&&我调到中条山的时候，我在平陆县燕家山，她也调到了中条山垣曲县委工作，又常常在地委开会见面。&&&&在晋西事变中，我们又都住在垣曲的八路军兵站，李哲人把我们两人关在屋子里，不许外出，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他计划是等形势缓和后继续派我们在牺盟会里掩蔽下来做工作。一天到晚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两个人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后来，我们两个一块儿过黄河上西安，准备到延安去。在延安，我们又是一起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又是同学。那时，她已经结婚。后来，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我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她也回了中央党校六部。&&&&1960年，我调到北大，她也调到中科院，就住在中关村，离北大近得很，还被派到北大来搞社教运动。我调到北大以后，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两三天就去一次，几乎是天天都见面。真是命里注定，难舍难分，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怎么样，命运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相逢。&&&&就这样，几十年的战斗友谊，总是不约而同地遇到一起，真是难得。她比我年龄大，拿我当小妹妹，我也爱听她的话，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什么事情都和她商量，听她的话，亲密得很。我们是抗战时期就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关系非常好，我很信任她，想让她帮我参谋参谋，结果白介夫也进屋来听，一听就不走开了，听到底了，听我说了事情的头头尾尾。&&&&杨惠文和白介夫都说，这姐妹俩，准有问题，肯定是特务。你要赶快揭发她们。杨惠文还抱怨我说，叫你不要跟吴溉之结婚你不听，你跟他结婚，结出问题来了吧？你赶紧离婚吧，不然，连你也卷进去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杨惠文是言听计从，她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我说行，照她说的办，该揭发揭发，该离婚离婚，不能把自己也陷进去啊。&&&&回到家里，再想这件事情，我心中很矛盾。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时候，我被陆平赶到乡下去搞社教，陆平是不准备把我们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吴溉之商量过，调离北大，换一个工作单位，我还想叫安部长给我调动工作，我要是揭发安子文，我还能再见他吗？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这也是切身利害啊。吴溉之是个老好人，他也不看重安子文这件事，认为是一般的男女关系。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张仲瀚会让自己的妻子这样？&&&&对杨惠文夫妇讲这件事的以后，我心里还是有矛盾。一个矛盾就是，这是不是安部长上当受骗了？我曾经跟吴溉之讲过，要他劝一劝安部长，跟邓觉先不要太密切。我认为安子文是这样一种情况，假如邓觉先是一个坏人的话，安部长就是受她欺骗，从本质上讲，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又处在相当高的地位，他是决不会跟着她跑，决不会参加她的那一伙特务活动的。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我们的婚姻关系肯定会破裂。我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不到万般无奈，我是决不愿意再离一次婚的。&&&&我回到家里，还在想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好，没有理出个头绪来，犹豫不定，白介夫就和他们中科院的保卫科长讲了这件事，他叫保卫科长去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白介夫要向谢富治汇报此事，事先并没有跟我先打招呼。&&&&这件事情正没有头绪，新的情况就又出现了。有个我过去认识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他曾经在外交部工作，派驻国外，回国后在外交学会工作。他的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到清华看他女儿，从清华绕道到北大来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说给他听，想听一听他的意见。他一听就说，邓家姐妹准有问题，准是特务。张仲瀚是党外的知名人士，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顾得很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事来谋取什么利益，没有必要用美人计拉拢安子文。那时候人们的阶级斗争的弦真是绷得紧！我就告诉他说，白介夫和杨惠文让我对谢富治讲。郝德青说，不行不行，不能对谢富治讲，你应该去找康生。他说，你应该跟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不要去找谢富治，因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谢富治未必能有这么大的权限干预此事。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级的部长，一个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一个是国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样，与康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他就是从党内工作来考虑，毕竟康生是主管党内的保卫工作，被安排在� 茄匾奈恢蒙下铩�BR&&&& &&&&我听了他的话，真去对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了，不要他们去找谢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说，他已经跟保卫科长讲过这件事了，至于保卫科长是否已经跟谢富治讲过，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听了郝德青的意见，要正式地跟康生汇报。怎么汇报？本来我还犯愁，说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没有什么联系，是郝德青说，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这时，已经是1966年的4、5月间，曹轶欧在北大蹲点）。&&&&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检举”&&&&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为了党的利益，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他的保卫科长，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这个纸条就交给曹轶欧转交康生。&&&&曹轶欧把我口述和书面情况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说康生要与我谈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是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找曹轶欧就行。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安子文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你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这一次见康生，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这就是常说的，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我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就捉摸着怎么写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我这里，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我和康生谈话，是在写大字报以前，时间是在“5.16通知”传达以前。后来，我给康生写过两个条子。我的一个条子就是在6月初写的，主要是讲，毛主席批示，肯定了我们的大字报，并且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说看到我们的大字报了，我们还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她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好怎么好。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康生。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也向康生报告了。&&&&这以后，到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都要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是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离婚的原因。我这一生，命运多蹇，连婚姻都这么不顺利。我并不是“女强人”，两次结婚，都是希望能够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两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已经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对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离婚之事大做文章，诬蔑我是“大破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直到90年代中期，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拿此事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给我这无法愈合的伤口上又添新的创伤。难道，时隔30年，人们对于往事、对于历史，仍然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准上，而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长进吗？）&&&&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与吴溉之有关的事情，就是关于抄吴溉之的家。在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经写道，我为了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带领红卫兵小将去抄吴溉之的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间，吴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红卫兵们要去抄他的家，就要我领路带着他们去。北大的学生，后来担任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头头的牛辉林对我说：红卫兵这回抄家抄到你的头上了，你什么态度？我说，抄就抄呗。反正没有反动材料。牛辉林说，那你必须带路，否则你就是不想让红卫兵抄家。牛辉林当时可能不知道，我已经与吴溉之离婚。这样，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够拒绝这样强硬的要求呢？我是被迫给红卫兵带路的。无可奈何地，我和红卫兵们一起坐着汽车，我让陈葆华陪着我，把他们带到了南长街，告诉了他们门牌号数，他们冲进去乱抄乱翻，我连汽车都没有下去。我心中那个乱啊！怎么说，这里也是我曾经和吴溉之生活过的地方啊。我对吴溉之，没有任何怨恨，离开他，当时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在吴溉之受冲击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对红卫兵说过吴溉之一句坏话。吴溉之被单位审查批判，一位帅大姐找我谈过话。我对她也没有说过吴溉之任何坏话。我也没有表态。关于安子文，关于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他们与吴溉之的关系和来往，对不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没有谈过。因为这些事情不属于单位和群众应该过问的问题。吴溉之本人，我认为他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没有说吴溉之的任何情况。至于单位和群众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应该在单位揭发，我不阻拦，但也不愿意听些什么，根本不介入。我觉得应该保吴溉之，但是，这话只能向领导谈，也不必向群众说什么。&&&&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狱，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接受审问，专门来了一批人，就问我揭发安子文和邓觉先是什么事情，我就把我了解的情况讲了一遍。来人没有反驳我的话，他们走后，也没有下文。他们也不继续问了。过些日子，又来了一拨人，把上述问题又问一遍，我就再讲一遍。&&&&张仲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邓觉先怎么样了？我一点儿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下文。我知道，审问我的录音，都会拿给安子文听，拿给邓觉先听，那他们能够指出来，我说的哪些是造谣的，哪些是诬蔑的，他们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啊。我没有说错嘛。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看报纸，看有没有给邓觉先平反的报导，我始终都没有看到有关的消息。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张仲瀚的消息，说张仲瀚在文革中受到冤屈，为他平反，说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军官，为我党做过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功劳。可是说到张仲瀚的时候，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邓觉先。我想，如果张仲瀚在文革中都受到那么大的冲击，那邓觉先肯定也是在劫难逃，一定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为什么就不提到她，即使是讲张仲瀚的时候，也应该提一笔呀。这件事，对我始终是个谜，事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我检举邓觉先这件事情，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审案人员就这件事情审问我的时候，他们是只问我，只听我说，不反驳，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时候，我的罪状里没有与邓觉先相关的内容……&&&&这件事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团。我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邓觉先和安子文的关系很暧昧，并且对安子文的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证实的，并非我在凭空捏造。我认为，揭发安子文的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没有错，邓觉先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把我看到的疑点说出来，结论要由党组织来决定。但是，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这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是以为邓觉先是“特务”的却是应该反思的。在“文革”前夕那种特定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社会氛围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从保卫党的纯洁性出发，造成的后果却是使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这不但是伤害了他人，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就更加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是适得其反了。&&&&如果当时我便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还会不会有揭发此事的动议呢？很难说。因为当时，我们做基层工作的人，不了解上层的情况，而对于下边，即便是生活作风问题，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如果不是涉及工作问题，而只是生活上的一般来往，不违背组织原则的话，也许应该另当别论。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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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20 &&
有一天吃过中午饭，要睡午觉，邓觉先就跟吴溉之说，是让她跟吴溉之睡，还是让她妹妹跟他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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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32 &&
不遵守传统文化，不遵守伦理道德，不遵守法律，是这个组织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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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33 &&
看来一直以来都是乱七八糟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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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12 &&
张仲瀚是党外人士,怎么能当新疆建设兵团的第二政委呢? 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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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01 &&
共妻不道德,还道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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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5 &&
&&&&看来聂元梓也是受害者，当年很多风光一时的什么红卫兵造反派其实都是个人崇拜，专制，权力斗争的工具，牺牲品，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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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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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50 &&
他们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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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36 &&
&&&&张仲瀚()河北沧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河北沧县（一说献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八路军一二O师津南自卫军司令员、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1944年冬奉命随三五九旅南下，任支队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旅长、师长。&&&&张仲瀚是120师重要的知识分子出生的干部，新疆军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长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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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3 &&
&&&&聂元梓 这娘们 ， 绝不是好鸟 。就会 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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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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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13 &&
看了就晕死了！高级干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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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帖]党内情妇干政的先驱:安子文的一段桃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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