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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料――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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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群众中努力解决四风问题”专题党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判断。什么时候群众路线坚持得好，党群关系就密切，党的事业就会顺利推进；反之，党群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执政后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作为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是党风问题的集中表现，也是其它许多问题和弊端的源头，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更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影响党群关系的最大障碍。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集中解决“四风”问题，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就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和发展群众路线这条我们党的生命线，如何“在服务群众中努力解决四风问题”，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主要讲四点学习认识和体会。
第一、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所在和生命所系。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密切联系群众都是我们党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
（一）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实践，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对思想认识、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有深刻的示范作用。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从毛泽东同志的“人民万岁”、邓小平同志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同志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到胡锦涛同志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不道出党与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和对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决定了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有稳固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始终保持政治本色。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为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美好生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斗；我们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根本保证。得民心者得天下。9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推进和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紧紧依靠人民”来完成的。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深刻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这一重要论述把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了理论指南。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13个代表，50多个党员，但是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一切相信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推翻了强大敌人，夺取了革命胜利。实践证明，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群众路线。1922年中共二大就提出，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中共中央的一个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会不会组织群众、深入群众。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开创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非常必要，也最为迫切。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它克服了敌军的重兵围堵、险恶的自然条件、党内的严重分裂这三大困难，最终取得伟大的胜利，谱写了一曲人类英雄主义的壮歌。其实，红军长征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长征途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才能领导红军排除万难，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毛泽东同志曾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些工作的对象都是广大群众。因为红军是一支以工农特别是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在党的教育下，每位红军将士都明白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就使得他们为了解除中国绝大多数被压迫群众的苦难而敢于面对任何困难，勇于奉献自己的一切。无论是在身陷重围时，还是在饥寒交迫时，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退缩，表现出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比如，受伤被俘后扯断自己肠子身亡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红三军团某炊事班的九名炊事员宁可自己饿死，也要保障全连战斗人员尽量吃饱。长征途中，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随处可见。当许多红军将士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奉献时，整个队伍就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1934年，当红军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了一段很有预见、很有见地、也很有思想深度的话：“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正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才彻底地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创造了人间奇迹。
抗日战争中的大生产运动，就来自坚持群众路线。当时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上打雷，把延川县代理县长劈死了。一些群众就发牢骚说“天打雷怎么把县长给劈死了，为啥没把毛主席打死？”安全部门听到后，就准备抓人。毛泽东说不要抓人，先把情况弄清楚。经过了解，原来是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较多，群众有意见。中共中央认真对待群众意见，闻过则改，迅即决定减少公粮征收，全党动手，开展了兵民一家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关于群众路线问题”,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载入党章,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载入党章,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形成。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尤其是淮海战役,被陈毅同志形象地比喻为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在气势恢宏的淮海决战前线和广大后方，各解放区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其规模之巨大，任务之浩繁，动员人力物力之众多，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的民工大军推着小推车运送粮食。“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老百姓们正是唱着这样的歌谣、推着小推车勇往直前冲向战场。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万斤。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比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比3的概算。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战争史上，这种百万民工支前堪称奇观，人民群众在决定一场战役胜负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是罕见的。这样的人民战争胜利奇观，国民党将军也为之动心。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后来回忆道：“双堆集战斗结束后，我和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等被俘将领被押往后方途中，一路之上，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他当时就大为感慨：“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脱离人民群众，敌视人民群众，这就是一位失败的国民党将领总结的历史教训。而恰恰是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我军才有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才造就了淮海战役的以少胜多的奇迹。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斗争将更艰苦、更复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党的最高奋斗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规模经济建设等等，都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我党坚决治污、治贪,果断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表明了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频共振的决心和态度。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总结了革命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和执政后坚持群众路线的新鲜经验，对群众路线作了进一步发展。中共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概括:一是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二是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这是党执政后对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1949年，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他们一行到达颐和园时得知中央社会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把人全部清理出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他对中央社会部的同志说，“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后来，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他很不习惯。有一天他想到郊区走一走。卫士说有纪律，没有批准不能去。毛泽东长叹一声说：“哎，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离开水，鱼就要渴死！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这是他在参加革命几十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家乡。他对陪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不要派部队去韶山，也不要派公安人员去；第二，在行动上要给我自由；第三，到了韶山，我要广泛接见群众。在韶山，有一天他竟然与三千多人握了手。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见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时，真诚的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0年4月，刘少奇来到湖南省宁乡县调查研究。一些农民说，粮食减产，经济困难，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刘少奇深入农村44天，走村串户，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印发了书面报告，又即席讲话，着重分析产生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会后，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不久，国民经济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控制，并逐步走上了欣欣向荣的发展轨道。
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一步对群众路线进行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历史转折本身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各种看法，包括对一些领导人的批评都没有受到阻挠或者刻意的打压，这些发言有的在会议简报上都登出来了。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充分吸收与会同志意见，发挥集体智慧，集思广益，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农村政策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改革，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正是人民群众的首创，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30多户农民，创造了农村改革的历史，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我党实事求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推广安徽凤阳的农村改革模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这一改革，使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10亿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值得大出特书的一笔。因此，邓小平多次讲过，农村改革不是我的发明，是人民群众的发明，我的作用只是把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总结出来，推广开来。这是邓小平坚持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建立经济特区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1978年，习仲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我国刚刚结束文革，百废待兴，广东也出现了“偷渡潮”，其中逃港最严重的就是那时还是叫宝安县的深圳。习仲勋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习仲勋到任广东两个月后就到宝安考察，调研偷渡问题。面对种种认识上的争议，习仲勋认为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深圳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试验田。
当“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出现时，一些人开始质疑：经济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界？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年已八十高龄的经济特区倡导者邓小平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要去给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一个公平的说法。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和珠海等经济特区。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认真地听汇报，并深入渔村、企业、车间进行调查，与基层干部、企业管理者、普通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亲自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整个过程中，他作风严谨，没结束考察绝不轻易下结论，更不长篇大论，只是看，只是听，满意之处，也只是寥寥几个字的评价，且一定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考察途中，他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返回时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陡峭的路。他的解释是“我不走回头路”。这一小插曲，不仅是对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肯定，也是对要坚持把改革开放道路走出下去的一种暗示。南巡回京之后，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并开始有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想法。在他的建议下，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随后又相继成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开放区，这就为后来由特区到沿海，由沿海扩大到内地的多层次开放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历史发展证明，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创造，产生了非常好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苏联、东欧剧变。这时，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问计于民，从中得出结论，实行改革开放完全正确，建立经济特区完全正确，要韬光养晦、勇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所以，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长，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日益提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倍加珍惜党的群众路线,并在回应现实中作了进一步发展。江泽民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理念,尤其是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内涵。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总结和提炼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作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任务。2003年，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灾害，面对这场严峻考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最终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改进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他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党中央通过制定八项决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坚持群众路线的重大决策和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和新的中央集体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政治理念和决心。
从党的历史可以看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无所有。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坚持群众路线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搞革命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搞建设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搞改革开放需要坚持群众路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
第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人民群众充分信任下执政的，而且执政以后，党联系群众的面更宽了，条件更好了，党群关系理应更加密切。但事实表明，党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比未执政前大大增加了，并将始终贯穿党执政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都告诉我们，执政党脱离群众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一）脱离群众必然脱离实际，导致党的理论创新丧失生机活力而从根本上失去党的先进性。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之一，就是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类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历史，脱离群众也就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社会实际。没有群众这一社会实践主体力量的支撑，就不可能对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等社会实际有全面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也将因为缺少中介桥梁和联系纽带而成为一句空话，进而导致从根本上失去党的先进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到21世纪初期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再到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这些国家原来的执政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是脱离群众、失去群众基础都是最本质、最关键的一条。只有坚定不移走好群众路线,才能始终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事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不断夯实党的长期执政基础。
（二）脱离群众必然失去民心，导致党的事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总结我们党执政60多年的经验教训，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就会失去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会失去动力源泉。由此可见，脱离群众，危害极大，一方面导致党的性质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陷入民主人士黄炎培所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疑问之中，也就是陈云同志生前所警告的“亡党亡国”。另一方面就是被人民群众无情地抛弃，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如此。
明末风云人物李自成崛起芸芸之中，转战千里，鼎盛时拥兵百万，辖地数千里，一度攻克大明帝国京城北京，逼得崇祯皇帝自尽。一个新王朝大顺似乎马上就可以建立，但在十余万满清和吴三桂联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步步失利，不过一年时间，就灰飞烟灭。这是为什么？固然，军事指挥失当，战略判断失误，导致山海关一战蒙受惨重损失，被迫撤离北京，是直接原因。但是，李自成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将领生活腐化，士兵纪律涣散，从而失去了民心。据记载，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首领进城后开始生活腐化，大将刘宗敏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不问政事。军师牛金星坐着八抬大轿遍访同乡，大宴宾朋，俨然太平宰相模样；而士兵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抢占民房，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简直与土匪无异，造成大顺政权迅速的失去了群众支持。另外，为了多弄钱，李自成的军队对已经投降的明朝官员严刑拷打，其中就包括吴三桂的父亲，逼迫他们交出自家的财产。这在士大夫当中影响很坏，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反叛。本来吴三桂已有投入大顺军怀抱之意，但此举彻底的寒了吴三桂们的心，他们心想：连自己的家人和财产都受到了李自成大顺军的侵害，跟着李自成又有什么前途呢？因而当时的百姓和士大夫阶层都对李自成的军队畏而远之，“恨入骨髓矣”。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百姓对起义军前后对待反差之大，说明起义军已彻底失去了民心，失败是必然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深深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总结讲演。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为了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党员干部思想蜕变，腐化堕落，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让高级干部学习，同时印发全党，引为鉴戒。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太平天国的失败，其实也是脱离最广大群众的精英主义革命路线的失败。太平天国起自农民起义，其领导者与参与者也大多为农民，但却走上了脱离农民的精英主义道路。因为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洪秀全也好，作为领导团队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不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也无意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一如千百年来的农民起义者们一样，迷信少数人作用，迷信暴力的作用，并认为在少数精英的扶助和武力的支持下，就能够稳固政权，实现其世代荣华富贵的梦想。因此洪秀全重用洪氏、大肆封王，而诸王又拥兵自重、穷奢极侈，洪秀全自己用的夜壶都是纯金打造的。他从41岁进南京，到52岁时去世，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其间，他只出过一次宫，坐着64人抬的大轿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洪秀全都在宫殿里坐享荣华。当时的《天京游记》中写到洪秀全吃饭的情景，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直到洪秀全吃完饭，音乐才停止。在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正值壮年、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洪秀全在11年中仅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从咸丰4年到咸丰8年这5年间竟然一篇诏书也没有写，都在和他的女人们饮酒赋诗、寻欢作乐。天京内讧以后，喜欢附庸风雅的洪秀全依然在天王府中的女人堆里左拥右抱，生活腐败而糜烂。咸丰11年，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了1800人收入天王府。就在这一年，还不到50岁的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书，把权力交给他那年方13岁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同治3年，52岁的洪秀全在湘军的隆隆炮声中，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一命呜呼。这引起后人无尽的深思，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而最根本的教训，就是腐败和脱离群众。
1945年7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显然，黄炎培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2年，黄炎培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民主”成功跳出兴亡周期律。
（三）脱离群众必然丧失执政地位，导致人亡政息。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多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苏共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能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和大多数依靠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而走向执政地位的政党一样，苏联共产党也拥有一段党群关系良好的历史时期。苏联共产党曾以“和平、土地和面包”为口号激励人民群众为新生活而战斗，其领导人和广大党员更是为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形成了血肉般的党群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脱离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苏共执政后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背离群众路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
表现之一：形式主义泛滥。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说教已经充塞了苏共整个的意识形态宣传领域。苏共虽然还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走向高度僵化，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充斥在党的各种宣传话语中。
在这些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逐渐肢解，并进而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的厌烦、冷漠乃至阳奉阴违。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所谓的“夜间人”现象几乎已经普遍存在。这些人以知识分子、大学师生和官员为主体。在白天，他们时刻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高唱赞歌；而到了夜间，他们则进行秘密集会，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乃至嘲讽和抨击权贵。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长期影响下，苏共在党与人民之间挖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此外，对领导人盲目的个人崇拜成为该时期形式主义之风的重要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个人崇拜现象愈演愈烈并大有超过斯大林时期之势。例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就曾肉麻地把勃列日涅夫吹捧为“真正的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在空前高涨的领袖崇拜浪潮中，甚至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加入到了自我吹捧式的个人崇拜行列之中。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并无任何突出的战功与政绩。在强烈的虚荣心和一些人的阿谀逢迎下，勃列日涅夫不仅一步步“晋升”自己为苏联元帅，而且还先后出版了三部回忆录，每部出版之时，《真理报》等重要媒体都要在重要位置刊发书评，大肆吹捧。在全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个人崇拜风潮中，最高领导人已经同广大人民群众完全隔绝开来，成了仅能供人膜拜的偶像。普通群众了解党和领导人的途径，大多只是来自宣传机器枯燥乏味的说教以及刻板老套、毫无新意的文本。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针对领袖人物的大量虚假空泛的个人崇拜，以及阿谀奉承之风和官话套话，大大助长了党内形式主义与个人专断的不正之风，也在不断加深着人民群众对领导人和执政党的不信任感，不断恶化着党群关系。
表现之二：官僚主义日益严重。
在苏共党内，官僚主义首先表现为官僚机构及人员的不断膨胀。应当指出，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党内虽然也暴露出了一些官僚主义的苗头，却远未达到严重泛滥的程度。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从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党员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际上得到了全面恢复，由此所带来的党政机构和人员的不断膨胀以及领导干部队伍严重的老化现象，使得该时期苏共党内的官僚化程度大大加深。
在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连任的中央委员比例高达83.4%。如果去掉已经逝世的，连任比例竟高达90%。而到了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居然完全是上一届的原班人马。干部体制的老化与僵化，不仅使整个党员干部队伍暮气沉沉，效率低下，而且也在不断强化着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阻碍甚至是隔断了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特别告诫全党：“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他要求共产党要“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然而，让列宁失望而没想到的是，在他亲手创建的党执政七十余年后，他所告诫的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发生了：苏联共产党因为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被苏联人民所抛弃，导致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颠覆性后果，致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这些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表现之三：享乐主义思想不断蔓延。
列宁时期，时任苏维埃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为了保证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别干部的基本生活，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过“钱袋制度”，即当时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除了工资之外，还会同时收到一个装有特殊津贴的“信封”。但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特权现象并不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大了干部特权的享有人数，提高了特权标准，“特供商店”大量出现，针对党员干部的免费食堂、高级别墅和豪华汽车等也大幅推开。此时，特权现象开始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不断蔓延。
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享乐主义思想无疑在苏共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反面典型。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具有浓厚的“勋章情结”，在喜欢给别人颁发各种勋章或奖章的同时，还热衷于“自我授勋”。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获得过多达数百枚的各类勋章或奖章，以至于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葬礼的送行队伍中，仅为他捧勋章或奖章的军官就有44人之多。在1978年，勃列日涅夫甚至还获得了代表苏联军队最高荣誉的“胜利勋章”，从而成为了二战结束之后获得该勋章的第一人。
除了最高领导人，苏共党内的享乐主义思想已经逐步蔓延到了整个特权阶层。这一阶层的主体力量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干部，他们位高权重，自成一体。据俄罗斯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
在全社会一片上行下效的风气之中，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大兴享乐主义与特权腐败之风。利加乔夫曾回忆道，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配备了“海鸥”牌汽车。而当他提出自己不喜欢乘坐这个型号的车，并且想换一辆低级一点的车时，利加乔夫本人竟因严格要求自己搞“特殊”，“破坏机关风气，使其他干部为难”的缘故，受到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由此可见，在森严的等级序列之下，苏共党内的特权格局已经逐渐固化并将广大人民群众严格排除在外。
虽然从总体上看，特权阶层在当时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瓦解党群关系并进而使党的宗旨和性质发生蜕变方面却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破坏作用。
表现之四：奢靡之风盛行。
在享受勋章或奖章带来荣誉感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表现出对奢华物质生活的极度追求。除了勋章或奖章，勃列日涅夫还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同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各级官员之间的送礼之风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统计，在勃列日涅夫所收受的不计其数的贵重礼物中，仅豪华猎枪就有100多把。而在对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一次视察中，该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座纯金半身塑像。此后，阿利耶夫很快便被调到首都莫斯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的不少亲属也纷纷借助其帮助，利用裙带关系获取各种高官厚禄，享受各种奢靡生活。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就在父亲的庇护下，私藏各种珠宝首饰，长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她的丈夫丘尔巴诺夫最初仅仅是一名内务部上尉警卫，在成为勃列日涅夫女婿后，迅疾被提升为内务部政治部主任、内务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并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履职期间，丘尔巴诺夫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大搞贪污腐败。在勃列日涅夫逝世近五年后，丘尔巴诺夫最终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行被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客观地说，面对苏共后期的变质，一些苏联共产党员还是有抗争的。除后期每年有上百万党员退党外，1991年的8?19事件也是为避免苏联被瓦解进行的一次重要抗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后期对马克思主义、党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路线的全面背离，无疑是苏共最终走向败亡的深层次原因。当1991年8月被迫解散之时，苏共仍拥有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和43.3万个基层党组织。然而面对自身行将终结的命运，广大群众和苏共党员或漠然视之，或痛斥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或见风使舵转投他处，却始终无一人对此时已经蜕化了的苏共表示声援和支持。
在苏共解散前，当时的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竟高达85%。这一结果无疑和当年苏联共产党被人民群众以高选票推上执政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顾和分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看出，失败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根本的原因是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观点。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引起了全世界政界政要和学术界学人的极大关注。他在书中列举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从苏共“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2000万人时却亡国”中汲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始终把我们党最大、最根本、最核心的软实力，也就是“群众路线”这个软实力保持住，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避免陷入脱离群众的境地与风险，我们党就一定能够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这也是我们今天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所在。
第三、“四风”问题是影响党群关系的最大障碍
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党风问题的集中表现，也是其它许多问题和弊端的源头。“四风”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更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四风”的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相容，历来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其危害之烈于今尤甚，若不下决心祛除，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会危机重重。中央决定把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任务聚焦到集中解决 “四风”问题上，找准了穴位、抓住了要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四风”的严重危害，自觉行动起来，坚决消灭“四风”。
（一）形式主义的危害。形式主义的实质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重表面、不重实质，只重虚名、不重实效。其具体表现是：文山会海，公文旅行，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工作就是开会，会议越开越滥，文件越发越多，实际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只讲话、不督查，只当官、不做事，规章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弄虚作假，作风浮夸，实功不够，虚火太旺，讲好话挖空心思，讲问题避重就轻，为追求政绩、求升迁，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搞数字游戏，甚至搞假数字、假项目、假外资，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最终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形式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一是导致领导决策和工作失误。形式主义不注重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没数点子多，崇尚空谈，工作中处于盲目状态，必然影响党和国家政令畅通，影响实际工作，导致信息失灵，决策失误。它阻碍工作落实，使花点子、虚套子、高指标、空口号得宠；它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想问题、办事情、干工作陷入固定模式的圈子；它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迫使群众违心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它损害政府的形象，使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严重分离；它助长歪风邪气，为会议多、文电多、应酬多、迎来送往助力。不管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位，一旦形式主义盛行，就可能使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被扭曲，决策、执行行为带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普通民众的意愿、呼声被忽略，法制被冷落，甚至可能被误导，以致决策时出现重大失误。其结果会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一个单位事业的兴旺，甚至会让老百姓遭殃。二是败坏风气、涣散人心。形式主义蔓延，势必助长不说真话，弄虚作假之风，助长思想懒惰，巧于应付上级的不良倾向，影响干群关系，影响部分干部健康成长。同时破坏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势必助长一些地方和单位歪风邪气的蔓延。三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过多过滥的庆典、研讨会、评比会，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重群众负担，而且助长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等不良风气。折腾人、折磨人，是形式主义的典型害人之处。不仅损耗着大量的行政资源及财力、物力，使行政力量消退、行政成本增加，还消耗着国家公务员及民众的大量精力，同时也消磨着人们的斗志，销蚀着人们的才智……
（二）官僚主义的危害。官僚主义的实质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会当官但不善做事。其具体表现是：官不大僚不小，对上捧着个脸，对下绷着个脸；工作讲人情，办事靠关系，没点熟人就办不了事。在方法上不顾及群众，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不注重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伤害群众感情；对待群众态度生、冷、硬，对群众的困难、意见和愿望漠不关心、麻木不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冰、做事慢吞吞，盖个章要跑断腿，办个事要磨破嘴，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注意；在行动上伤害群众，在工作中“私”字当头，终日忙碌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为了自己和部门的利益。官僚主义的主要危害有：一是严重脱离群众，为百姓深恶痛绝。脱离群众，必然被群众抛弃，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共垮台即为明证。2008年发生在贵州瓮安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也是当地官员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瓮安事件起因是17岁女生跳河自杀，这原本是一件偶发事件，之所以后来不断扩大，最终不可收拾，地方官员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是催化剂和助推器。瓮安官员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是，当事情紧急之时，主要官员或者犹豫不决，左请示右汇报，没有领导指示或共同研究意见，就不敢采取措施，不敢承担责任；或者武断决策，拍脑袋下结论，不计后果；或者漠视群众意愿和要求，遇事推诿，办事拖拉，最后导致发生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说明，官僚主义一旦盛行，民心长城便会轰然坍塌，执政之基就会随之土崩瓦解，个中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二是破坏社会公平，危害和谐稳定。由于官僚主义借助权力寻租攫取大量社会资源，必然造成贫富差距持续加大，官僚主义“任人唯亲”、“任人唯财”，只讲私利，不讲公理势必会影响社会的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经年累月，容易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及不安定因素的增加，直接危害和谐社会建设。三是助长腐败滋生蔓延。实际上存在的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例如一言堂、买官卖官、领导的意见不能提、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等现象，都是官僚主义在背后发生作用。官僚主义盛行，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放弃我们这个社会被法律、道德、文化、规律等因素所支撑的健康的社会秩序，从而侵害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虽然国家不断地加大反腐力度，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十分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把权力作为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资本和筹码，大搞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鲸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享乐主义的危害。享乐主义的实质是物质主义、利已主义。其具体表现是：整天贪图享乐，只想着上班轻轻松松、下班舒舒服服，单位的事不多操心，更不愿给自己添“麻烦”，上班掼蛋、打游戏、炒股、逛网店，精力不在工作上，功夫全在搞关系上，下班就想着饭局，两天没人请就觉没面子憋的慌。在精神状态上，不再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人民的利益克服困难、奋发向上，而是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甚至沉湎于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在住房、乘车、出国等问题上搞特权；在价值取向上，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事情我做一点就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便满腹牢骚，认为艰苦奋斗已经“过时”，享乐安逸才更“现实”；在工作态度上，怕苦怕累，逃避责任，得过且过，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矛盾就缩手，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和单位工作，“镀金”思想严重，
干个一年半载就想进城；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不重实效。享乐主义的危害具体表现在：一是浪费社会财富。享乐主义者沉湎于物欲追逐，造成社会财富极大浪费。在人类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奢侈性消费、超前消费、非理性消费等享乐主义消费观对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巨大隐患。享乐主义肆意泛滥，财富的过度透支，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消耗，是人类生态危机的直接推手。二是懈怠工作精神。享乐消解意志，纵欲萎靡精神。享乐主义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感官上的快乐，必然使人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的精神状态之中，正所谓“玩物丧志，自甘堕落”。如果党内越来越多的人意志消沉了，精神萎靡了，行动懈怠了，不思进取了，那么党就失去了内生动力，还有什么力量带领人民奋斗、前进呢？三是败坏社会风气。在我国，历来讲究上行下效，总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党和政府里享乐主义盛行，那么就会带动起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扭曲，把个人的感官快乐和实际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使很多人热衷于吃喝玩乐。所以说执政者是社会风气培养、教化的主导力量，官风正，民风淳；官风不正，民风必乱。党员干部大搞享乐主义之歪风，必然毒化、污染民风，助长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
（四）奢靡之风的危害。奢靡之风的实质是挥霍公款、铺张浪费。其具体表现是：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不重实效；在生活方式上，追求“贵族化”，吃喝玩乐，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甚至情趣低俗，出没高档娱乐场所；在遵守纪律上，不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经济工作纪律，超标准兴建楼堂馆所，超预算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违反规定购买、建造住房和配置用车，不主动控制办公经费，没有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奢靡之风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一是有损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奢靡之风盛行，与党的艰苦奋斗传统背道而驰，背离了党的宗旨，对党的形象、党的威信是一种极大伤害。同时，党员干部醉心于挥霍享乐、追求奢靡，必然引起群众不满和对立，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最终失去群众信任和支持，严重损害并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削弱整个民族的“精气神”。二是加剧社会情绪不满和对立。奢靡之风耗费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它是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滥用自然资源必然导致资源短缺，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导致国家发展危机。同时，奢靡之风蔓延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凸显社会的苦乐贫富不均，引发民众心理失衡，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而影响社会力量的凝聚。三是会助长浮躁之风。奢靡浪费之风，会激发炫耀攀比之风，会激发本已甚嚣尘上的浮躁之风。一些党员干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追求表面政绩、不问民生疾苦，乐于迎来送往、无意深入群众，长此以往，奋斗的意志势必消沉，进取的动力势必消退，由此导致不作为、乱作为，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四是败坏党风, 毒化社会风气。贪腐可能只是局部的、某些人的问题，但奢靡享乐之风若蔓延开来，将会腐蚀社会风气，阻碍经济发展，葬送我们的事业，其严重性丝毫不容小视。众所周知，奢侈挥霍的重要源头是公款消费。近些年来，在一些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资金管理权集中的领域，腐败现象之所以高发多发，就在于身处其中的党员干部十分容易把大把的财力和资源用在奢侈享受上。在公众批评最多的“三公”领域，更是孳生浪费和腐败的“重灾区”。有资料表明，2012年，我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年的10%。越来越庞大的三公消费支出引发民众的不满，严重损害了党和的形象。
第四、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真心服务群众，坚决纠正“四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基层党组织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就是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最好契机。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树立群众观点，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增强为民服务本领，把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将活动成效落实到基层“末梢神经”，让基层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员干部更可亲、更可信、更可敬，使党的执政根基建立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厚、更加可靠的群众基础上。
（一）更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阜宁县公安局东风派出所教导员王成女从警26年，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勇斗凶犯的惊险场面，没有叱咤风云、一鸣惊人的骄人业绩，她每天所做的，都是些琐碎的、平平常常的小事。但她却甘于平凡，乐做小事，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做好做活，把自己的一腔爱民情怀，倾注到每一件小事上，温暖到群众的心坎里。她在用常人难有的毅力与病魔顽强抗争、坚持工作的同时，先后资助11名贫困孩子上学读书，帮助5家贫困户度过难关，帮助11个失足人员找到就业岗位，累计支付爱心款6万多元。她没有豪言壮语，只说“把钱花在困难群众身上，我就感到心里踏实！”就是做好了这些“小事”，架设了党群、干群的“连心桥”，王成女同志获得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这一光荣称号。从王成女的生动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思想深处真正理解和牢固树立服务群众理念，才会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才会有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的高度自觉。具体来说，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干民之所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讲实话、办实事，不图形式不做假。要将钱用在刀刃上，用于造福百姓的事业上，重大项目实施之前要倾听民众意见，群众满意才是最大的政绩；领导干部要于言出必行，对老百姓承诺的事项要落实到位，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二要树立服务对象最大化的观念，急民之所急。把群众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热爱人民、敬畏人民，使造福人民群众成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管理群众向服务群众转变，切实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三要树立主动服务意识，解民之所需。按照“未雨绸缪、服务前移、提前应对、确保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主动剖析问题的深层症结，主动解决尚未暴露的工作薄弱环节，切实把服务举措前移，认真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预见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将问题和风险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在前头。具体工作上体现求实性，以群众的需求为第
一信号，深入群众，关注群众的冷暖，倾听群众的呼声，积极推行“前瞻式”服务，实现“服务前移”。
（二）改变工作作风，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群众需要我们领导干部领着干，我们各级领导党员干部都应以身作则，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带领群众干事创业并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北川县副县长兰辉，在暴雨来袭之前亲自到基层第一线巡视，顾不上刚作完手术的疼痛。因过度劳累、路途颠簸，导致病情复发，在下车到湖边自己换药时，意外落入唐家山堰塞湖而因公殉职。或许兰辉的牺牲的确属于意外，但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心系群众、为民尽责、忘我工作、务实进取、克己奉公、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操守却是实打实的。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为了华西村的需要，置家中4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于不顾，而捐出米缸中仅剩的大米，为了救村民的孩子，他背着孩子夜行小路，从农村一直奔到县城医院，终于挽救了孩子性命，为了安抚一位失去孩子的村民，吴仁宝毅然将自已最疼爱的小儿子送到这位村民的家中。时代的节点为华西人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机遇，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在老书记的带领下，始终走在时代的前端，创造了华西的辉煌。要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像兰辉、吴仁宝同志那样，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点，始终做到全心全意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努力改变工作作风，加强与人们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做到亲民、爱民、为民。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时刻将群众挂在心上。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下基层前，要增强问题意识，做到实事求是看待问题，客观公正审视问题，冷静平和面对问题；下基层时，保持清醒头脑，深入基层“拜群众为师”，主动查找问题；下基层后，立说立行解决问题，努力让群众看到成效。要把工作重心放在服务，切实履行自身职能。服务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能闭门造车想当然、关起门来搞服务，要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走村串户、访民问计，了解需求、听取建议，把牢基层脉搏，找准工作定位。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群众最需要、反映最迫切的问题入手，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让群众切实感到变化、得到实惠。
（三）健全服务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四风问题”。“四风”问题不解决，难聚发展正能量。要抓住要害，深挖根源，加强制度建设，对“四风”来个釜底抽薪，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从根本上解决“四风”问题，要靠制度，必须从“体制”和“结构”入手。某种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就要重视研究解决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就要重视研究解决结构性问题。解决问题的初期，强调思想教育和观念更新无疑是必要的，但实际解决中困难重重，甚至举步维艰，这背后往往会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经济问题背后是经济结构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腐败问题背后是权力结构问题。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就是构成这一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比例，这是其本质属性。结构决定功能，事物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就是什么样的，不改变结构的外部干预，只能短时间起作用。沿着完善制度的路子解决“四风”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必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优化“权力结构”，重点应在四个方面用力：
一是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制度无约束力，是权力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党务公开，解决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健全执法过错、违纪违法责任追究等制度，保证公正司法。继续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铲除“四风”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有了这些刚性的制度制约，才能避免改作风“一阵风”，让好的作风得到弘扬、让不良作风受到遏制，从而让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得到有效巩固。
二是加强监督的制衡力。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权力运行千变万化，只有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才能编织抑制“四风”的严密法网。必须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结合起来，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执行好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制、问责制等党内监督制度，使之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注重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应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和水平，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得到行使。继续拓展群众监督的渠道，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平台和条件。重视舆论监督和网络监督，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充分发挥网民的监督作用。
三是加强党务、政务公开的自净力。如果说“四风”是“阴魂”，公开就是阳光。党务、政务公开是置“四风”于死地的利器。列宁说过：“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就是要让群众“知道一切、判断一切”，让权力拥有者时刻感到党和人民在监督，以公开防止“暗箱操作”，让“四风”无处藏身。必须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不断扩大公开的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透彻的公开。要以公开的力量倒逼党员干部自我净化，推进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权力运行和治理方式的转型。
四是加强惩治的威慑力。“严刑重典者成，弛法宽刑者败。”新中国建国初期，对贪腐分子的严格惩处，在保证官员廉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遏制“四风”滋生蔓延，必须保持惩治“四风”的高压态势，让任何人都不敢触碰这根“高压线”。“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谈话提醒、诫勉、教育，要重重地给其一个刺激，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而对那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贿赂、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则要严格依法惩处，绝不能以过去的贡献抵消罪责。要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任何腐化分子逍遥法外，决不让他们得到丝毫不法之财。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严厉惩处, “老虎”、“苍蝇”一起打，绝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
（四）创新服务方式，增强密切党群关系的时代感和实效性。正确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保障。当前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迫切要求我们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科技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有的放矢地开展群众工作，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互联网、手机等日益成为人们表达意见诉求、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不断丰富与群众联系沟通、互动交流的载体，掌握民情、回应民意、汇聚民智。
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对我市各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只要我们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精神、市委要求，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切实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以补精神之“钙”、除“四风”之害、祛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制，教育实践活动就一定能取得扎实成效，就一定能够凝聚起盐城新一轮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加快实现“三先”追求、“四城”定位和“六大发展”的总体布局，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在新起点上推动盐城科学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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