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的原因_百度知道
中国贫困的原因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为主导的综合转型时期，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影响，尽管各因素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度还在发生着相应变化，但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都将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文献资料和实　　1.历史原因。中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发达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贫困，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却通常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导致新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那么，现阶段的贫困显然有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影响，包括人口众多、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和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户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能自拔，城镇居民亦因长期以来只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贫穷后果均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得了的，尤其是观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长期制约因素。如据有关资料，1998年在湖北农村贫困家庭中，有84.1％的劳动力仍以传统农业即种植业为谋生手段，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2.5％。（注：张在全、娄策贵：《湖北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载《统计与决策》，1999（6），11页。）再如以往水利建设中对移民生活的考虑就较少，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中国目前有300—600万库区移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注：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文版，44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虽然有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过去数十年中城乡贫困的积累却促使了贫困问题更加突出，部分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贫困之中。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历史贫困作为导致中国现实贫困问题的一个影响因素，在经历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后，其重要性正在减退，再过10—20年，历史贫困是应当从中国贫困问题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2.自然原因。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揭示过好地与差地的收益和地租的差异。对城乡居民而言，自然环境及相应条件的好坏，亦是制约其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名单，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山区、 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其中有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0％，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国中部的湘、鄂两省的贫困地区；迄今仍未脱掉贫困县帽子的几乎均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地区尤其如此，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注：唐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3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就贫困强度指数而言，1994年的宁夏为2.77％，河南为0.66％，广东为0.03％，（注：段庆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载《统计与决策》1999（6），22页。）宁夏是广东的92.33倍， 这种差距因为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愈快还在日益拉大。洪涝、地震、台风、火灾、病虫害等各种天灾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据统计，全国每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为2亿多人，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即使按1％的灾民生活困难计，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因天灾陷入贫困。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从而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致贫原因。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递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施行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扩大，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545.93元，其中最高者安徽省1911.82元，最低者为内蒙古1259.46元；西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714.85元，最高者为云南省2017.99元，最低者为宁夏1175.82元；由此可窥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注：尹世洪：《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34～36、19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因此，国家还应当将地区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被看成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4.家庭与个人原因。一方面，从家庭结构来看，单亲家庭，有残疾人、重疾患者、无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的家庭，往往经济负担较重，容易陷入贫困（在发达国家，单亲家庭往往成为政府救济或援助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从个人因素来看，孤寡老人和孤儿，残疾人，重症患者，受教育程度低者，或因无依无靠或因无工作收入或因收入极低，通常是贫困人口的基本成员。据统计，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全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注：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13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民政部门1997年传统的社会救济对象（包括社会困难户，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无直系供养亲属的人员和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等）为5856万人。（注：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在乡村，仅五保户在1997年就达300万人，其中，得到集体供给的有200.3万人。（注：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1995年家庭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80.3％，与1990年相比，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贫困比重增长了14.1和11.3个百分点，从而表明了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注：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载《城市管理》，1997（2）。）家庭结构的差异与个人情况的差异是任何时候都无法统一的，从而亦意味并因上述情况而导致的贫困现象不可避免，而政府在实施缓贫与济贫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亦应当考虑个人因素。　　5.失业原因。劳动者在就业竞争中失败而被迫失业，意味着丧失了收入来源，失业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活困境。近几年来，随着国有经济的调整，中国正处于失业、下岗高峰时期。以武汉市为例，由于职工失业、下岗原因而产生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该市贫困人口中的主体部分，在该市1998年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中，失业及下岗职工家庭成员占领取者总数的63％，其中7 个城区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下岗职工人数为13653人次（国有企业6007人次、集体企业为7646人次），占14.6％。（注：武汉市民政局：《关于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569号提案的回复》，2页，日。）可见，政府对城镇贫困群体的救助重点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即由传统的救济对象转移到失业、下岗职工家庭。值得指出的是，导致就业失败的原因并非只是失败者自身素质低，也有的是人际关系不良，有的是整个经济不景气导致裁员，有的则是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有的是因企业经营的失败（如破产、被兼并）等。因此，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城镇贫困人口群体的这种变化，将就业政策的调整纳入反贫困对策中，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将成为城镇最好的反贫措施。　　6.收入分配原因。收入分配对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分配不公与分配要素发生变化两个方面。行业分配不公既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也体现在工资外收入上，金融保险等行业不仅工资收入高，工资外收入也高；涉外单位与部分股份制企业则可以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待遇；而农、林、牧、渔、水利行业等则收入较低，导致部分职工及其家庭成员沦为低收入阶层，生活陷入贫困境地。二是财产所有权或资本、技术等作为新的要素进入分配领域，必然进一步拉大居民的收入差距，虽然资本与技术作为进入分配领域是时代要求和竞争、发展的需要，但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财富总是一定的，拥有资本与技术者由此而出现收入急剧扩张效应，而只能凭劳动赚取收入者所分享的份额自然减少，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走势，这是应当引起政府重视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调控的。　　导致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还有许多，如企业因效益不良而发不出工资或拖欠工资，一些亏损、倒闭企业的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得不到保障（如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统计公报，1997年年底全国共拖欠养老金30亿元（注：《中国劳动保障报》，。），家庭或个人投资失败而陷入困境，因家庭成员有不良嗜好如赌博、吸毒等沦为贫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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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贫困问题的国际背景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减少贫困乃至消灭贫困始终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主题之一。据世界银行测定，在本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仍在持续恶化，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已从1985年的10.51亿增加到13亿，并预计到2000年仍会有11.07亿贫困人口无法脱贫。（注：转引自刘朝明、张衔：《扶贫攻坚与效益衡定分...
应该是好官都卖红薯去了，另外解决贫困的办法之一是找日本人赔我十万亿美元。中国老百姓一人分一万，不对就是真的赔了十万亿，也叫“人民公仆”分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只有喝点残茶剩饭。
当官的都回家卖红薯去了!!!!!!!!!!!!!!!!!!!!!!!!!!!!!!!!!!!!!!!!!!!!!!!!!!!!
也对我门国家主要是穷的太穷
没有 商业头脑
社会体制造成剩余价值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
人口多是一个原因，不过贪官多才是最重要的
人口太多 没有文化
历史底子加后天的人为。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说，那么新中国成立前的外来殖民统治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大跃进等都对我国的贫穷落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治理水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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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炳康：老板变身“领头雁”带领贫困乡村上演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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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村位于桐乡市屠甸镇西南方，全村村域面积4.98平方公里，人口4720人，辖33个村民小组。2006年之前，汇丰村是桐乡出了名的穷村，村内没有绿化、硬化、美化不说，村干部的工资也没有着落，还负债80多万元；村两委没有号召力，缺乏凝聚力，形同一盘散沙；公益事业无人问津，更不要说关乎民生的发展大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8000多元，更让村民心寒的是，村里连一条水泥路也没有，外村的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来。
　　而陆炳康，是村里“走出去”的杰出代表，头脑灵活、敢想敢做的他在城里经营着四个宾馆、一个桐乡市数一数二的洗脚城，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汇丰村的命运发生联系。为了改善汇丰村现状，2005年，屠甸镇政府的领导找到了陆炳康。前后两次，陆炳康都没有同意。并不是他不想回村带领村民致富，而是他觉得自己是个生意人，没有在村里工作的经验，用陆炳康自己的话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当然不敢揽那个‘瓷器活’”。而且，这样一个落后的村子要走上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当镇领导第三次找到他的时候，陆炳康动摇了，他将自己的生意委托给妻子，带着所有人的不解和怀疑回到了汇丰村，这一待就是10年。
　　人物名片：
　　陆炳康，男，1963年2月出生，200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桐乡市屠甸镇汇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2005年，经商多年的陆炳康放弃事业来到经济薄弱的汇丰村。经过10年努力，汇丰村先后获得浙江省级中心村、浙江省首届十佳平安村、浙江省级无邪教村、桐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陆炳康本人先后获得桐乡撤县建市二十周年“十大杰出贡献人物”、桐乡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桐乡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个人感言：
　　干事就得让大伙明白，干事就要干让群众满意的事，干事就要严格按照规定和制度去做，这就是我的想法。
　　群众评议：
　　汇丰村党委副书记魏明荣：陆书记很敬业、眼光长远、能力强，他是村民放心的当家人，村里的大事小情大家都愿意找他，汇丰村在陆书记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勇挑重担，扭转薄弱村局面
　　就任伊始，陆炳康到村民小组做工作，被一位老伯半路拦住。指着门前泥泞的羊肠小道，这位村民叫板新上任的“老板村官”，“你把面前的路修好，不让我们扛着车子走，什么事情都可以谈。”村民的怀疑与不满，陆炳康并不意外。多年来，由于经济薄弱，一些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村干部威信下降，日常工作都难以开展，更不用说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了。
　　“一定要把这条路修好！”他暗下决心，要改变后进村的命运，必须先改变村民对村干部的看法，重树村级组织的威信。可是，当时的村里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拿什么来修路呢？陆炳康动起了脑筋。当时，村里有2800亩土地，因“三上缴”问题，土地没有平整，难以分下去，老百姓的反应比较强烈。凭着商人的敏锐，他与附近的砖瓦厂取得联系，让他们负责将土地推平并把土卖给了厂里。这样，不仅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而且还从中赚了13万元。
　　有了13万元启动资金，再加上自己从家里拿出来的资金，陆炳康开始行动了。2006年，一条宽4米、长约1公里的水泥路修好了。修路的日子，陆炳康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浆。就这样，到2007年时，通组道路已达20多条，到2008年时，所有通组达户道路全部修好，彻底改变了全村“通行难”的状况，村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路修好了，大伙的气也顺了许多，更为本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修路，陆炳康向村民们递上了他的第一份成绩单。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他全面分析本村的发展形势，充分利用政策，争取项目资金，开展新农村建设，建设农贸市场、商业街、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业，千方百计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同时，积极拓宽思路，大力扶持农民发展蔬菜、湖羊养殖等优势产业，实现农村土地整村流转，引进规模种植养殖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就业。数据显示，2013年，汇丰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43亿元，工业总产值1.6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611元，村级固定资产超5000万元，集体可支配资金406万元。
　　服务群众，让老百姓得到真实惠
　　村集体经济富裕起来了，陆炳康考虑的是怎么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如今，一个规划面积680亩的中心集聚点已集聚农户近400户，并配套建设了农民公园、卫生院、幼儿园、游泳池、文化活动中心、农贸市场、商业街等。走进汇丰佳苑，这里的楼房豪华别致，这里的道路宽阔笔直，这里的路灯新颖气派。走进农户家中，宽敞整洁的房间，漂亮时尚的装饰，透着一股城市的气息。短短几年时间，汇丰村不仅摘掉了市级贫困村的帽子，还一举跨入了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行列。
　　新村建起来后，陆炳康首先想到的是村里的住房困难户。张玲宝一家是全村有名的贫困户，夫妻俩一个残疾、一个有病，上世纪80年代造的两层楼房已是摇摇欲坠。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村里包办一切为其造房子，从建筑材料到泥水瓦匠，再到简单的装修，连门窗都是陆炳康牵头帮助出资安装的。2010年春节，张玲宝一家住进了宽敞、明亮，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的新房，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陆炳康还为他们在新农贸市场里找到一处免租金的小超市，为他们找好了生计。
　　为村里60岁以上老人提供每月一次的免费理发服务、为参加城乡基本合作医疗保险的村民每人每年补贴100元、为每家每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困难户建造新房、在菜市场喝茶不用掏腰包、农田灌溉费由村里全额支付、春节长假自家门口天天看大戏、全国首创村民学院、为村民解决一切生活配套问题……整整10年的村书记生涯，陆炳康一直践行着“让老百姓得实惠”的信条。
　　谋发展，让村民做乡村旅游事业的“股东”
　　“这里将结合于谦墓和于谦故里的历史文化，建起二十四史清官园；那里规划一座水库、一片竹海，还有招商引资的精品园项目等，为百姓提供集爱国主义教育、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去处……”陆炳康告诉记者，到2016年初，占地6000亩、规划八大景点的汇丰新村将焕然一新，全面展示汇丰村创建“浙江省历史文化旅游村”的成果，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为桐乡建设中国旅游强市注入活力。
　　这就是陆炳康的新计划——发展乡村旅游业，为村民找到增收路子。“路通到哪里，绿色长廊就跟进到哪里。”在陆炳康的规划中，汇丰村要发展乡村旅游绝不仅仅是种树这么简单，他要打造的是一个真正的“森林公园”。村干部王建发告诉记者，陆炳康花了2年多时间做出了一份厚厚的《汇丰村旅游规划》，那段时间里，经常能看到陆炳康一个人走在田间地头，一会儿驻足沉思，一会儿用笔认真记录着什么；有时候一大早，他就会跑到办公室，跟其他村干部商量自己昨晚构思的新方案。
　　6000亩土地不是一个小数目，要让农民把赖以为生的土地交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由村里出资，村里1153户人家，每家出1人，陆炳康带领大家分批前往长兴县水口乡参观，切身感受乡村旅游的繁荣。“与那边相比，我们村的交通更方便、房子也更气派，而且我们还有正在建设的教育基地、廉政文化园，到时候这些都会成为资源，搞旅游是绝不会赔本的。”许多村民一回来，便决定在土地流转协议上签字。
　　用了2年不到的时间，汇丰村6000多亩土地便全部流转成功。植树造林、景点建设、招商引资，所有规划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汇丰村旅游开发公司，等公司开始盈利后，每年产出的效益还会按土地面积、人口进行分红，到时村民都是公司股东。” 在陆炳康的心里，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画卷已经铺展开来，为了让村民的素质跟上未来旅游业的发展，陆炳康还建起了全国第一家村民学院，通过培训的村民未来将成为乡村旅游事业的“股东”。
来源:嘉兴在线—南湖晚报&&&&作者:&&&&编辑:胡剑娟&&&&责任编辑：王晓晔您好， []|
一个城市白领的贫困乡村“下访”记
[导读]中国农村的问题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劳动力老化，农民的养老，农业童工，农村青年的“性福”，农村合作医疗变相坑农……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
甘肃通渭县马营镇黄家渠村老人冯富的老伴年近八旬，为了生计每日要跪在地里去干农活才能勉强度日，常年劳作导致她的双腿已不能直起，膝盖上的绑腿满是泥泞。 （蔚然/图）云南丽江永胜县一位八十多岁的农妇靠捡破烂为生，儿子和他同住一个村，靠种地连养孩子都很难。于是，老人一直独居，靠街坊邻居给的米饭或在镇上小餐馆拣的剩菜过活。 （蔚然/图）“我宁愿割了××，也不会犯那个错。”青海丹麻镇一个农民告诉蔚然。这位农民今年37岁，7年前妻子上山割草，被雷电击中。他虽然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但也没有能再娶到一个老婆。蔚然问他：“会不会偶尔有犯罪冲动？”他铁铮铮回答：“农民有许多难处，但我们农民还是很本分的，也是有廉耻的。”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最大的票面是两毛钱”。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不少于一万个贫困的村庄。农村行走刚刚开始，他就被人民网评为“2007最具社会责任十大博客”。4年来，蔚然走了一千多个村庄，记了上千篇日记，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出版了《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以下简称《粮民》）上集。前不久，《纽约时报》以《贫富悬殊的中国》为题，发表记者迪迪·基尔斯滕·塔特劳的一篇“中国来信”，报道了这本书。该文指出：“现在中国明显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感觉，这种紧张局势成为伴随着中国经济壮观崛起而抬升的必胜信念的一个阴影面。”《粮民》称不上精致，甚至因为涉及村庄太多，而有些浮光掠影；对于中国人来说，贫困也并不是农村的新话题，但书中的确揭示了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劳动力老化，农民的养老，农业童工，农村青年的“性福”，农村合作医疗变相坑农，农村建设流于形式……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粮民”语录●兄弟你知道不知道，蜂蜜才是真正的绿色糖业啊。如果有花粉被农药污染了，蜜蜂出得去就回不来了，被毒死在外面了。蜜蜂不会有什么工厂生产糖的污染，你说是不是天然绿色糖业啊？可现在国家很少关心养蜂的政策，其实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很大失误。养蜂需要流动，需要跨越东西南北，才能产出更多蜂蜜来，可我们最怕流动，怕的不是辛苦，而是那一道道的关卡，一个个的收费站。——四川威远一个养蜂人●你说我能有办法跳出这个穷窝窝吗？我也出去打过几年工，每年下来还是个两手空空。现在给村里放羊，吃饭在家里，倒还能落下几个钱。可这只能够种庄稼买肥料的，哪有钱娶个媳妇？我们这山坳里的，三十几岁就已经等于给结婚“判死刑”了。农村寡妇、离婚的比女孩子还条件高，因为她们受过苦了，不会再嫁到这样的穷地方来。——青海祝家台魏老三●前几年一窝蜂地搞这个示范那个示范，你们去看看哪个示范不是劳民伤财？有多少个示范能直接让我们农民受用？毁了好多好地，现在成了烂摊子。——河南一个农民●我八十多岁了，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想着国家能给我们农村这些老人，有一个退休养老什么的，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年纪还要苦撑。——安徽绩溪县瀛洲乡瀛洲村一位老人●我儿女不缺，就缺养活我的。你说他们不孝顺？不是，他们要是孝顺了我们，那他们的儿子、女儿们就要成了社会上的负担了。我们有口饭吃就能活，他们可不行啊，上学要钱，穿衣要钱，走路要钱，就是睡个觉也要钱（上高中住校）。现在儿女们的负担太重了。——甘肃天水麦积区一位坐在路边剥玉米皮的老奶奶“你是哪个单位的？”日，蔚然“万村行”的第一站从青海开始。蔚然选择的是个笨办法，也过于“走马观花”，他甚至没有可能在一个村子多停留一点时间——中国一共有68万个行政村，就算一天走一个村庄，全部走完也得需要差不多两千年。如果他想25年走一万个村，他得一天走两个村。每走进一个村子，蔚然最为头疼的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组织派他来，也没有介绍信，他辞职后也没有单位，办他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会”，那是为了“有个单位”而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像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一百多家。”一个公民不经官方到村里“调查”和“帮扶”，是“非法”的。蔚然只好先在“良心里自认为行动是合法的”，他和骗子的最大区别是，骗子最终是要钱的。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就走向下一个村子。有一个村支书觉得他“敏感”，村主任把他留下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带着他走了附近四个乡镇。“就算你是骗子，我们的穷苗寨有什么可骗的？”村主任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一间屋子，蔚然觉得“既尴尬又温暖”，儿子晚上还放心大胆出去打麻将了。有县乡干部对他说，你在我们这里玩几天没有问题，我们陪你天天喝酒，至于帮扶农民的事就别提了，“这些人帮扶不起来的，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穷人。”那个干部认为，农民贫困是因为“脑子不行”。到了村里，上年纪的农民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多年来在村里不大见到干部的身影，除了计划生育干部。自费在农村走了4年，蔚然总被农民当做“国家的人”，他从农民口中听到最多的感叹是：“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他遇到一个乡干部跟农民吵架，“政府免了你的农业税，还给你种粮补贴，你不交税了，就不是纳税人了。”蔚然差点儿跟那个乡干部“干”起来：“只要一个人呱呱坠地，他就是纳税人，每一包奶粉、每一粒药中都包含了税收，作为乡干部这样说话，有没有常识？”蔚然惊讶的是，农民毫无怨言：“政府和中央领导很好，日子过不好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我们翻不了身，下辈子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就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四口人勉强糊口。老人早就干不动重体力活了，只能依靠捡破烂，给儿子减轻些负担。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三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七十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三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三位老人的“医疗保险”。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一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没“性福”，谈什么幸福？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三十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另一个40岁的光棍娶了比他大10岁的低智妇女，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外出打工去了。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还债、种地、照看孩子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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