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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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龟兹
作者 : 李进新
　　佛教与龟兹
　　李进新
　　一、佛教初传龟兹
　　佛教由贵霜国经丝绸之路北道传入龟兹国，但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可资借鉴，只能作大致的推测。黄文弼先生认为：“佛教最初传入新疆及我国内地者，为月氏人及安息人。……故中国内地及新疆之佛教文明最初确遵妫水大路而来。……及逾葱岭，又分两支传播，一支至库车、焉耆、吐鲁番；一支至和阗、且末、鄯善。” ①
　　羽溪了谛认为：“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内地）为早。盖龟兹为北道之要冲，如于阗于南道然，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诸国与中国间之往来，皆取北道，而必通过龟兹。据《魏书?西戎传》所载，大月氏与中国在纪元前已多少发生佛教的交涉，则大月氏之佛教经由此国时，佛教之消息，或已多少传与龟兹矣。加之，纪元前迦湿弥罗之佛教输入于于阗、疏勒，而于阗、疏勒与龟兹自汉以来，政治之交往极为频繁。今据《后汉书?班超传》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龟兹王攻破疏勒而杀其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王，可知龟兹与疏勒关系之密切，则佛教昔由疏勒方面输入自不为无理也。总之，从地理上之关系而论，佛教传入龟兹，必较中国为早，殆为当然之理。故佛教传入龟兹之时期，必与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即汉明帝时或同时或在前也。” 2但也有认为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可能更早，甚至早于传入于阗的时间。理由是《梁书?刘之遴传》的一段记载说，梁朝有刘之遴好古玩奇宝，曾在荆州收集数百种古代器物，他将其中四种献给东宫太子，“其第三种，我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元封是汉武帝年号，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澡灌是佛教僧人所用器物。“龟兹将澡灌献给汉武帝，必是表示一种重大的礼仪，很可能代表佛教徒的一种敬意。据此，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即汉武帝末年，佛教就已传入龟兹，时间还要早于和田，但因缺乏旁证，只可作为参考。” 3这一说法的确还需更多的发现加以支持。因为，如果按龟兹佛教的传入，是由大月氏、安息方面而来，而大月氏人于公元前1世纪才接受佛教。那么，这时期由大月氏人那里传入佛教的可能性便不大。是否还有另外的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于阗和龟兹是丝绸之路南北道上的两大中心。佛教传入这些地区，对塔里木盆地其他诸国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是重大的。疏勒在地理位置上处在龟兹之西、于阗之北，而且其西与贵霜、其东与龟兹等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佛教传入疏勒理应在龟兹之前，或差不多同一时期。但也无从考证。按羽溪了谛的说法，龟兹佛教是经由疏勒而传入的，约在纪元之前。这也只是推论。他又指出：“疏勒国至迟当在公元第2世纪之初期，已渐染佛教矣。” 4是因为公元2世纪初，疏勒王臣磬是个佛教徒，他曾在大月氏王迦腻色迦那里当质子。《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帝元初中（114～120年）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磬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磬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磬，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磬立为王。”根据这一记载可知，2世纪初疏勒王室已是佛教信仰者。但考虑到疏勒与大月氏贵霜的密切关系，佛教的传入似应更早。臣磬在位时，曾弘扬佛法。大月氏王为臣磬在疏勒建造了一所伽蓝。唐玄奘西行路经疏勒时还见过这所臣磬的伽蓝。据说，今喀什市北郊10公里处的伯什克然木河岸陡壁间，有被称为三仙洞的石窟寺，经考证应为东汉时开凿，其东面一洞尚有10余幅佛画像，其中一坐佛的袈裟用彩色方格绘成，背后有菩提树，是为早期佛像的特点。有学者认为这一洞窟是臣磬时所筑。 5自臣磬以后，佛教在疏勒得到了传播，历代疏勒王也都是佛教信徒。
　　龟兹，西域大“国”，即现在的库车地区，是西域佛教的一大胜地和中心，也是以小乘为主要特点的佛教地区。
　　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因缺乏史籍可考，故无定论。但至少在东汉初年，龟兹已有佛教传布，而且首先是龟兹王室信仰了佛教。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长史班超破月氏，降服龟兹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为王。自此直到唐代中期，龟兹王室多以白或帛为姓。白姓源自于古印度传说中的英雄Arjuna，该词在印度古语中意为“白”。所以，一般认为这时的龟兹王室已皈依了佛门，以白或帛为姓的西域僧人来自龟兹，而且多为王室中人。
　　公元1世纪至3世纪是佛教在龟兹的传播发展时期。到3世纪中期，龟兹佛教已进入隆盛阶段，魏正元年间至甘露年间（254～258年），出家为僧的龟兹王世子白延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首楞严》、《须赖经》等大乘经典和大乘方部《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以及小乘部经《除灾患经》。西晋时的帛尸梨密多罗原为龟兹国王子，本当继承王位，却将王位让与其弟，自己出家为僧，永嘉年间（307～313年）游化到中原。帛尸梨密多罗善长咒术，在内地建初寺译有《大灌顶经》、《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等。他是最初将密宗咒法传授到内地的西域僧人。
　　西晋惠帝时（290～306年），龟兹僧法立和法炬（姓帛）共同翻译了4部12卷经典，除《大方等如来藏经》为大乘方等部经外，其余3部都是小乘经典。法立去世后，法炬又独自译出了40部50卷经典，大部分也是阿含部小乘经。惠帝时的白远（字法祖），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祖籍龟兹，少年出家，曾师从龟兹国僧人。他译有大乘方等部《菩萨逝经》、《菩萨修行经》、《严净佛土经》等8部9卷，密宗的有《无量破魔陀罗尼经》、《枝特陀罗尼经》等，再加上所译阿含部经共16部18卷。 6
　　上述龟兹佛僧译经的情况，反映了龟兹与内地佛教交流的密切，大批龟兹佛僧到内地译经传道，对推动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这时期龟兹国内大、小乘并重，小乘占有一定优势，密教也比较流行的基本特点，密教不仅为王室出家僧人所善长，而且也得到王室的尊崇。
　　龟兹佛教的流行情况，见于文献记载。《晋书?四夷传》载云：“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侣近万人。”《出三藏记集》记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王宫犹如一座大佛寺，可见龟兹统治者对佛教的虔诚推崇。著名的大寺有达慕伽蓝、阿奢理贰伽蓝、那婆瑟鸡寺、王新寺、前践寺、剑慕王新伽蓝、温宿王伽蓝、致隶蓝剑寺、阿丽尼庵、阿丽跋尼庵、输若干尼庵等。最大的寺院即有名的怊怙厘大寺，又名雀离大清净寺，享有龟兹国寺的地位，也是小乘佛教的一大中心。各寺僧人不等，分别由名师高僧统领，如著名的小乘学大师佛图舌弥，统领有达慕蓝160僧、北山寺名致慕剑蓝50僧、剑慕王新蓝60僧、温宿王蓝70僧、王新僧伽蓝90僧；归他统领和受戒的还有3所比丘尼伽蓝：阿丽蓝180尼、输若干蓝50尼、阿丽跋蓝30尼道。 7佛图舌弥是鸠摩罗什幼年出家时的师父，培养了很多沙门高僧，在龟兹佛教界影响很大。
　　4世纪中后期，是龟兹佛教的重大转折时期，大乘佛教因鸠摩罗什的出现而在龟兹风行一时。因此，也称“鸠摩罗什时代”。
　　鸠摩罗什（344～413年）生于龟兹，父亲为天竺人，母亲耆婆是龟兹王之妹，7岁时便从佛图舌弥习小乘学，9岁随母赴Y宾（迦湿弥罗），12岁返回龟兹。曾师从疏勒僧人佛陀耶舍，后来遇到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遂由小乘改习大乘，20岁时受戒，成为大乘信徒。 8鸠摩罗什与莎车王子参军、须梨耶苏摩兄弟一起，在西域诸城掀起了一场弘扬大乘佛教的热潮。他回国时，龟兹王白纯亲自前往温宿躬迎，为他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请他登台说法。鸠摩罗什在龟兹“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他在Y宾时的老师盘头达多听说龟兹改宗大乘学，与鸠摩罗什在龟兹辩论了一个月，终于拜罗什为大乘师。罗什推辞，盘头达多说：“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 9鸠摩罗什博学多才，天资过人，精通佛典，屡次击败与之辩论的对手，在西域名声鹊起，深受僧众敬仰，使大乘之学迅速推广，风靡一时。各地沙门包括许多国王都前来听他讲演大乘学。著名的昭怙厘大寺（在今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就是他讲经说法之处。龟兹也成为大乘佛教的一个理论中心。
　　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后凉吕光破龟兹，鸠摩罗什随吕光父子到凉州。又于401年送至长安，后秦待以国师之礼。鸠摩罗什在内地广罗门徒聚众讲经译经，译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经》、《十诵律》、《维摩经》等共35部294卷，对内地佛教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使汉传佛教的典籍由此而大为丰富，西域佛教的许多思想也为汉地所吸收。“沙门”一词便是借用了龟兹语，表示佛教僧侣；“和尚”是借用了于阗语；“佛”则是采用龟兹语音译。鸠摩罗什作为一名佛学大师、经典翻译家和大乘学传播者，在西域乃至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随着鸠摩罗什东去中原，龟兹大乘派也迅速衰落下去。龟兹王白纯被杀，小乘大师佛图舌弥继续宣扬其小乘之说，Y宾的僧人不断东来龟兹，小乘派的势力日益强大，对大乘派加以排斥、摒弃。小乘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权威地位。玄奘路过时，记载龟兹“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当玄奘向一位龟兹高僧木叉鞠多询问，当地是否有大乘的《瑜伽论》时，这位小乘大师回答：“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 10此时的大乘经典竟被当作异端邪说横遭贬斥，可见得势的小乘佛僧对大乘学仍抱有偏见。到8世纪慧超经过龟兹时，小乘仍然盛行：“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汉僧行大乘法。” 11玄奘到达龟兹时，龟兹王设宴款待，按小乘之法以“三净之肉”招待玄奘。玄奘对此深感诧异，拒食三净肉（未见宰杀之肉，未闻宰杀之肉，不为自己宰杀之肉）。大乘信徒本不食肉，可见龟兹流行小乘法已久，故对大乘的风俗已相当陌生。
　　龟兹小乘的行像佛事活动亦有特色。玄奘记云：“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行像时，寺庙都要将佛像庄严装饰，荧以珍宝，披上锦绮，用辇车载到大会场，行像时的佛像多达数千，场面十分壮观。可以见得龟兹人对佛教的虔诚与热忱。
　　唐代时曾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有大量汉僧从中原来到龟兹，在这里建寺立庙，习修禅定。慧超即见到安西（龟兹）有两所汉僧住持的寺庙。一所为大云寺，寺主秀行，寺僧义超、明恽都是来自中原的高僧，善解律藏，“甚有道心，乐崇功德”；另一所是龙兴寺，寺主法海，虽是汉人，却生于龟兹，“学识人风不殊华夏”。汉僧保持着内地佛教的风习，奉守大乘法，不食肉。不少汉僧还在佛教石窟里留下了题名，如库木吐拉石窟题有戒朋、智月、惠超、惠灵、慧增、惠灯、法兴、法崖、思光、智净、智明等汉僧名。克孜尔石窟题有“天宝十三载”、“贞元十年”等字样的题记。表明唐代行大乘之法的汉僧，在龟兹地区也是一支活跃的佛教势力。他们与小乘法的本地佛教徒交流佛学，和平相处，丰富了龟兹佛教文化。龟兹石窟的壁画大量反映的也是以佛本生和本行等内容为题材的小乘佛教思想。
　　直到宋代以后（11世纪），龟兹的佛教仍然盛行。据宋代史籍记载，这时期龟兹与内地佛教交流十分频繁。宋咸平六年六月六日（日），龟兹僧人义修到宋朝忭京进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和佛舍利等，宋朝赐予方袍和束带。 12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二月，龟兹以僧人智圆为贡使赴宋献琥珀等。天禧五年（1021年）七月，柬官白万进上奏朝廷称，龟兹国延福等人冒充外使，邀冀恩赏，请求赐经藏、金像等。宋真宗赵恒下令追查此事，并限制龟兹“进奉人使更一、二年不许赴阙”。而后，乾兴元年五月（1022年6月），龟兹国僧侣华严到宋朝，贡献佛骨舍利及梵夹。自天圣元年至景佑四年（），龟兹僧人先后五次赴宋上贡，最后得朝廷赐“佛经一藏”。绍圣三年（1094年），龟兹国大首领阿连撒罗等三人，向宋呈献表彰及玉佛。 13可见，至迟到11世纪末，龟兹仍然是佛教统治的地区，僧侣的地位很高。北宋末年以后，宋朝政府中断了与回鹘的通商贸易关系，两地往来遂不见史册。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佛教文化
　　佛教在西域长期流行的过程中，与各地传统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富有西域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及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盛行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在佛教经典的交流传授和译经，佛教的建筑、雕塑、美术绘画以及音乐、舞蹈、娱乐等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成为我国佛教文化艺术上的一朵奇葩。
　　佛教典籍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而佛典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妙法莲花经》、《维摩经》、《楞严经》等等，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百喻经》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学艺术中的珍品。佛教经典不仅仅是宗教学说教条，还包含着大量来自于生活实践的人物传记和民间传记故事。如叙述佛陀经历的《本生经》、《本生谭》、《转法轮经》、《修行本起经》、《佛本行集经》等，都是著名的传记文学，古印度佛教哲学家、诗人马鸣（生于公元2世纪）所著《佛所行赞》是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他还创作了如《舍利佛颂》等佛教剧本。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词、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游记、文集等也都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利用文学艺术形式传播佛教深奥教义思想，是佛教传播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佛教典籍在西域被译成多种文字语言，如汉文、粟特文、古和田文、古龟兹文、古焉耆―龟兹文、古高昌文、突厥文（包括回鹘文）等。公元2～3世纪，用法卢文、婆罗谜文抄写的梵文佛经写本在西域已很流行。新疆的考古出土提供了许多这时期的佛教文书，除佛典以外，还包括颂诗、史诗、小说、剧本等，都属于佛教内容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享誉盛名的诗人、剧作家马鸣的作品残卷。 14在魏晋时期，我国佛教的译经活动十分频繁。在众多授经译经的佛学大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域人。有代表性的如：龟兹人帛延，译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以及小乘部《除灾患经》等。帛尸梨密多罗，龟兹人，白（或帛）姓，译有《大灌顶经》、《大孔雀王神咒》、《孔雀杂神咒》等，是第一个将密宗介绍到我国的西域佛僧。无罗叉，于阗人，译有《放光般若波罗密经》30卷。帛法巨，龟兹人，译有《大方等如来藏经》及三部小乘经。白远，龟兹人，译出《菩萨逝经》、《菩萨修行经》等共16部18卷大乘和密宗经典。佛图澄，龟兹人，帛姓，主持佛经的整理翻译工作，他主张译经时要直译，并认为译笔应力求质朴，不含有损言游字。鸠摩罗跋提，车师前部国师，译有《四阿含暮抄》、《阿毗昙心》等。法众、法盛，高昌人，译有《大方等陀罗尼经》、《菩萨投身饿虎起塔因缘经》。鸠摩罗什，龟兹人，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和四大经典翻译家之一，共译出佛典39部313卷，因其佛学造诣的至理至深，又精通各种语言，所以他的译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仅在佛经内容的表达和措辞上，而且在文质相济、处理手法方面也相当娴熟，译风严谨，立意一丝不苟，他所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的哲学、文学、教法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还有疆梁娄玉、噩良耶含、昙摩难提、摩持、迦留陀迦、浮陀跋摩等等都在传授和翻译佛教经典方面作出了贡献。
　　译经本身也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从事译经的西域佛曾，不仅精通汉文、梵文，还兼通西域各种胡语，并大都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鸠摩罗什就是一位诗人，他的《赠沙门法和》诗：“心山育德薰，流芳万由旬。衰鸾鸣孤桐，清响彻九天”，流露出飘洒隽永的文人之风。他创作了不少的诗文，都是颂扬佛法，称赞译经事业的重大意义。佛图澄是一位擅长谶语（偈语）的大师。他的《太武殿前吟》：“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说的是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年）石勒死后，其侄石虎废石勒子自立，穷兵黩武，迁都于邺，大宴群臣于太武殿前，佛图澄即席吟咏此谶，暗示赵将亡于冉闵；冉闵小名棘奴，篡夺后赵政权，建立冉魏。此谶果然灵验。
　　西域各地流行着许多佛教故事。424～453年河西僧释昙学等在于阗参加了王城举行的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会，虚心求教于各国佛教学者，详记各家学说。后来，释昙学将在于阗所得编辑成一本书，名为《贤德经》里面有许多于阗各地的佛教故事，如《二母争子》的故事。里面的情节后来被移植到元代杂剧《灰栏记》中，演绎成了包公判案的故事。18世纪时《灰栏记》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1945年，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又据此写成话剧《高加索灰栏记》。龟兹关于“奇特寺”（阿奢理贰伽蓝）的传说，便是龟兹人自己创作的佛教故事。传说龟兹王笃信佛教，欲往天竺拜谒各地圣迹，令其弟暂摄国政。其弟乃自宫以明志，送他一个密封金函，国王西行许久以后回国。有人诬陷其弟淫乱后宫，王欲治罪。其弟让国王打开金函，原来里面装着王弟的生殖器。国王非常愧咎，释其罪，益显亲近。后来王弟用自己的财富赎了500头将要阉割的公牛，得到佛陀赞赏，以大慈悲力使他恢复男身。国王知道后，为表彰其弟忠心国事，弘扬佛陀神迹，为他专修佛寺，命名为“奇特寺”。
　　龟兹是著名的歌舞之乡，龟兹乐舞艺术十分兴旺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音乐有“歌曲”、“解曲”（器乐）、“舞曲”之分。就是说龟兹乐舞已有声乐、器乐和舞蹈乐曲伴奏三大类。三种乐曲组合成为套曲。说明龟兹音乐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具备了多样化的音乐表现形式。
　　龟兹佛教乐舞最为流行的有四种乐曲，即《善善摩尼》、《婆伽儿》（解曲）、《小天》（舞曲）和《疏勒盐》。“盐”为龟兹古语，有时也写作“艳”，意为“曲子”。善善摩尼，据《乐书》卷158记载，诸胡曲调有“摩尼佛曲。双入调也”，由此看来，很可能也是一种佛曲。流行的乐曲还有如《苏幕遮》、《太平乐》、《北庭子》、《伊州》、《醉浑脱》、《亢利死让乐》、《远服》、《金华洞真》、《万宇清》、《感皇恩》、《摩多楼子》、《舍利佛》、《圣明乐》、《胡谓州》、《穆& 砂》、《三台》、《于阗采花》、《昆仑子》、《柘枝》、《轮台》、《突厥三台》、《达磨支》、《舞马》等等。这些龟兹乐曲传入内地后产生了深远影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凉州乐（实为龟兹乐之声为之），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欲所知也。”《乐书》列举了29种中原流传的佛曲，其中有18种曲调由龟兹传入内地。足见龟兹乐的盛行及其对中原乐曲的影响至深。
　　龟兹乐使用的乐器十分丰富，属于弹拨类乐器有竖箜篌、凤首箜篌（或称弓形箜篌）、筝、曲颈琵琶、五弦琵琶、阮咸等；吹奏类乐器有筚篥、横笛、排箫、洞箫、笙、贝等；打击类乐器有羯鼓、答腊鼓、腰鼓、鼗、毛员鼓、大鼓、铜钹、拍板等。乐器的来源不一。四弦阮咸、排箫、笙和鼗鼓是由中原汉地传入的，曲颈琵琶、五弦琵琶、箜篌以及一些鼓类是从印度或西亚传来；龟兹人本身还创造了一些乐器，如筚篥及一些鼓。筚篥是古代音乐中很重要的一种乐器，在乐队中起着定音的作用，常常担任乐曲的领奏，被称作“头管”。一千多年来，这种乐器传衍未衰，我国内地的“管子”和新疆民间的“巴拉曼”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龟兹人博采东西方乐器之长，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乐器具有音域宽广、节奏性强、流畅委婉等特点。演奏起来，具有十分辉煌的音响和荡人心魄的威力。唐杜佑在《通典》记有北魏宣武帝时（500～515年）龟兹乐的演出情况，称：“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笛、胡鼓、铜钹、打沙锣、胡舞，铿锵镗镗，洪心骇耳。”
　　龟兹乐舞艺术的兴旺发达，造就出许多杰出的音乐大师。苏祗婆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苏祗婆是龟兹人，姓白，又称白苏祗婆。《隋书?郑译传》中称：“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筠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曰：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为音乐世家的苏祗婆在西域有极高的威望，入长安后，即被龟兹、疏勒、安国、曹国乐人公推为音乐的“总教习”。他的“五旦七声”和由此演化出来的八十四调旋宫之法，丰富了我国宫调式理论的宝库，对中原音乐艺术以重大影响。
　　舞蹈艺术大量反映在龟兹石窟壁画的“伎乐图”中。常见的有“碗舞”，取材于佛因缘故事，佛陀未得道前，曾在菩提树下接受一少女布施的一碗乳糜，佛陀因此得悟成道，碗舞以歌颂少女的纯真、善良和美丽。“盘舞”在举行重大佛事活动时，要用盘盛赤、黄、白色的天雨之花，向佛及众僧播撒，以象征礼赞佛陀，盘舞在龟兹舞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绳舞”，一般反映在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图、佛说法图、佛涅图中。舞者头戴花冠，胸前佩饰，神情妩媚，舞姿飘逸。还有如“狮子舞”、“胡旋舞”、“双人对舞”等。舞姿如壁画中的跷足、前掖腿、弹指、撼头、弄目，以及手形的多变、腰胯的扭动、扬眉动目等，把这些姿势巧妙地糅合在舞蹈艺术中，形成龟兹舞蹈艺术风格。
　　著名的“苏幕遮”大会，则是在每年的7月（另一说为11月）举行的大型乐舞。这种舞蹈先是由乐舞伎人作表演，舞蹈者头戴各种面具，形状有鬼神、飞禽、兽面和武士等；舞蹈进行到高潮时取皮囊盛水向四周观众泼洒，最后用绳索套钩行人。此时群情沸腾，难以抑制，不分昼夜地欢舞下去，长达7日。
　　龟兹乐舞是西域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它虽然服务于佛教，构成佛教艺术的一部分，却与龟兹人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反映出龟兹人崇尚音乐，能歌善舞的特质。直到唐代，龟兹乐舞仍然盛行不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评价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表明龟兹乐舞在西域诸地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龟兹乐不仅传入中原，还传入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并随着中外交流远播于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等。
　　龟兹地区现存的石窟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7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境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坐落于拜城东南约64公里处，克孜尔镇东南9公里的戈壁峭崖上，下面有木扎特河流过，对面是乔尔达格山。
　　克孜尔石窟共有251个洞窟，已编号的有246个。洞窟分为供僧徒礼佛和悦法的支提窟，供僧徒居住和坐禅用的毗河罗窟（即僧房）两种。其建筑形制大部分是平面长方形，也有方形的，窟门敞开，分前、后室。前室正壁凿大龛，中间有刹心（即中心方柱）把前后室分开，殿堂和中心柱两旁有甬道，供僧徒们礼拜祈祷和进行宗教仪式时“右旋”。后室作横券或纵券顶，形似隧道，依后壁凿出一长方形石床，以安置“涅佛”塑像。有的洞窟前室遗留有几排洞孔，根据出土的木构件分析，这是木建筑窟檐的遗物，窟檐上往往还雕刻有各种图案纹饰的痕迹。有些洞窟，窟顶作一面坡木结构建筑，南北壁各凿两层小龛，中心方柱开四面龛。还有些窟前室凿摩崖露天大龛，室内两旁开甬道成中心方柱，甬道后开拱形顶的后室，后壁凿大石台。个别方形石窟，窟顶凿有单独的藻井斜正重叠为覆斗形式，逐层开出，达重套井。僧房形式多样，大都宽敞舒适，有门有窗，有炕有壁炉，位置都在殿堂附近。少数长方形的僧房，窟内还有壁画。
　　克孜尔石窟建筑体现了古代龟兹建筑的特点，适合于沉积砂岩的石壁上凿建，与高昌地区石窟采用砌砖券顶的石窟形制有所区别。这种建筑形式，一般是在高敞的前殿正壁雕塑或彩绘佛像，并在前殿绘有佛陀生前在世时的故事。而在表现佛涅及其死后情景的后室，则显得低窄、阴暗，烘托了悲哀、压抑的气氛，更突出了主题，加强了艺术效果，可以说是佛教建筑艺术上的一种创造。体现了龟兹艺术家善于根据佛教题材性质的不同，结合当地人民的习尚，探索出的成功经验。
　　石窟内的壁画雕塑可谓绚丽多彩，而以壁画为主。在石窟拱形窟顶上的菱形格内，多画的是佛本生故事、佛因缘故事和供养故事，以山川、树草、兽鸟为衬托。这些画，以中间的日天、月天为界，分左右两半，前室佛龛外画着供养菩萨及飞天。窟门入口处上方大体都是画的佛说法图。左右两壁一般也画着划分为四格、六格或八格的连环式佛传教故事和说法图。上沿周围画着天宫墙栏和伎乐行列，也有画千佛的。甬道左右壁一般画着立佛像或供养人像。佛画像的佛说法图，佛的两旁有四众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优婆塞（善男）、优婆夷（信女）和菩萨形象。佛涅像画出佛涅时的形象与举哀菩萨弟子像，或在后室后壁前凿出石台，台上塑涅大像（今已不存在），后壁画佛项光、身光，以及众比丘举哀图，对面龛壁上画有“骑士守舍利城”、“八王争分舍利”等佛涅后的故事。佛立像有为托钵乞食的佛像，也有佛结跏趺坐，画出项光、身光内有千佛的佛像，在佛胸部上层画一佛两菩萨像，下层画二供养人持盘作跪状，再下为二菩萨像。塔内座佛像画有双幡复钵式塔，塔内画出小坐佛像。佛本生（佛前生）故事像，画出佛为菩萨时的各种苦行形象，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明度无极高行），用具体的故事说明这六种行为，即佛于前生作鹿、作熊、作獐、作免、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此类等行菩萨道的各种故事形像。
　　壁画中最多、最生动的是菩萨形像。菩萨的名目很多，如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日光、月光等。取画却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特征为造型依据的。身上的装饰大同小异，头上戴着各式花样宝冠，或披或束的发型装饰，身穿璎珞，或著披巾，腹下着裙，脚踩莲花。身上装饰不像敦煌莫高窟那样一派珠光宝气，却显得清华飘逸，温文而雅。
　　壁画里的“飞天”造型十分优美。飞天即香音神，传说他们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天宫楼阁里，所以又称“天宫伎乐”或“伎乐天”。他们满身香馥，或持乐器，或撒香花，或于天宫翩然起舞。飞天的形像也是依据女性的特征塑造的，上身赤裸，体态妩媚，装饰以宝带、璎珞、钏环，下身着羊肠裙，或赤脚或穿长靴。她们舞动长绸，任意飘逸，突出了浪漫与活泼的气氛，象征着美和自由。
　　在供养人的画像中，可以看到龟兹各阶层的人物形像。供养人就是修建窟寺、敬佛礼佛的出资者。其中有“锦袍宝带”、“以锦冒顶”的国王、贵族和他们的眷属，有披甲佩剑的武士，还有双领下垂身着大衣褂的画师等等。
　　克孜尔石窟里有一“画家洞”，画的是画家作画时的图景。画师右手执笔，左手持调色钵正在作画。他平顶式的头型，留着短发，身穿与龟兹出土的供养人像极为相似的龟兹服饰，显然是位龟兹当地画家。
　　壁画中的山水、树木、花草、禽兽、水族等自然图景十分丰富，为克孜尔壁画的一大特色。重重叠叠的山上有狮、象、虎、熊、鹿、猴、免、狼、狐狸、黄羊、牛、马、驴等百兽奔跑或相斗于其间；林间有孔雀、鹦鹉、鸽、鸭、鸡、雉等栖息；水池有鱼、龟、蛇、鳅、蛤等戏水使壁画更富有天国佛土的胜境景色。
　　还有一部分反映龟兹人现实生活的图画弥为珍贵，如一幅“商旅负贩画”，画着一人一驴，驴背满驮着丝织品之类的货物；还有画一人一牛一车，车上也满载着货物，反映了丝绸之路商旅往来的情景。一幅“耕作图”，画一人赶着二牛抬扛正在犁地，又画有两人挥舞坎土曼（镢头）刨地的情景。这都是当时农耕生产的真实写照。还有如制陶、淘金、提水、狩猎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龟兹的社会现实。
　　克孜尔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第一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为破坏的原因，加之许多精美珍贵的塑像、壁画已被外国探险者掠走，窟内的塑像已荡然无存，壁画也残缺不全，剩下的壁画也面临着崖体松弛、壁面腐蚀等自然因素的威胁。为了更好地保护、发掘和研究龟兹石窟艺术，1985年成立龟兹石窟研究所，地址就设在克孜尔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库车东北约40公里的库鲁克达格山口，山下有小河流出，洞窟开凿在小河西岸的山腰中。窟群有洞窟52个，多是作礼拜的支提窟，建筑形式构造与克孜尔石窟完全相同。开凿的时间与壁画风格和题材也与克孜尔石窟大致相同。山丘上有较大的寺院遗址，并有高大的& 望台。森木塞姆窟群是龟兹东境一处重要寺院。
　　玛扎伯哈石窟距森木塞姆约5公里，有洞窟34个，仅有4个窟较完整，其余多半毁塌。其中第一窟顶上四角画出佛在鹿野苑说法，白鹿听经的图像，是其他窟群所未见的。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新城西北约12公里，现存46个洞窟，有38个窟比较完整，其中19个支提窟，19个毗诃罗窟。第24窟为其他石窟群所未见到的窟形，为七角形平面，正中有中心柱，左右开甬道，还有一巨大的讲经洞，面积约100平方米。壁画内容与克孜尔石窟基本相同。第21窟东壁下层有一幅龙舟图，反映了龟兹水上交通工具的情况。供养人像可以看到龟兹武官的形像，八国骑士“分舍利”图又反映了龟兹战士的面貌。
　　龟兹石窟壁画，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小乘有部主张法体恒有，一切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同存；而这些法又互为因果，并视涅为胜果，行禅是修持这一胜果的途径，想信弥勒菩萨来世受戒成佛。因而在造像艺术中特别重视表现佛的历史传记和前生（菩萨行）故事，渲染因缘的业力和行禅的功用。因此，龟兹地区大量石窟的出现和佛传故事壁画，是与小乘流行有密切关系。小乘主张佛不并出，崇拜一佛一菩萨（弥勒），而大乘主张十方三世有无数佛。少数晚期的龟兹石窟所绘千佛画，显然是受了中原佛教思想的影响。此外，小乘在修行上追求个人解脱，出家过禁欲生活为主，大乘则主张普渡众生，修持成佛，不强调出家。所以在如于阗这样大乘宗盛行的地区，鲜有石窟的发现。
　　三、隋唐时期的龟兹佛教文化
　　隋唐时，龟兹国佛教仍保持了兴旺，从玄奘所记龟兹国大规模行像：“每岁秋分数日十日间，举国僧徒皆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遮，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的盛景，到慧超所记龟兹国“足寺足僧”，说明龟兹佛教仍方兴未艾。而且龟兹僧侣还享有干预朝政的特权：“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但从玄奘所记唐初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来看，似与佛教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已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塔千余所”、“僧徒万余人”那么鼎盛了。隋唐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中原汉地佛教回传西域的现象。有大批汉僧从中原来到西域习修禅定。慧超曾见到龟兹有两所汉僧主持的佛寺，一所是大云寺，一所是龙兴寺。唐朝册封总理西域佛教事务的僧都统就是汉僧，驻锡于龟兹库木吐拉石窟寺。唐朝统一西域后，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西域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为密切，648年在龟兹设立了“龟兹都督府”，656年又将“安西都护府”移治于龟兹。龟兹与中原在佛教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更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龟兹佛教的文化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库木吐拉石窟艺术就是这一时期龟兹佛教文化艺术具有时代特点的代表。
　　库木吐拉石窟开凿的年代并不早，早期的石窟大约凿于两晋至南北朝，唐以前也未见得兴盛。也可以说，玄奘到龟兹时库木吐拉的石窟并不多。盛唐以后，库木吐拉石窟进入了繁荣期。在龟兹石窟艺术中，库木吐拉石窟艺术是与中原艺术风格最接近的一所。 15
　　库木吐拉石窟群位于库车西南大约30公里的渭干河流出确尔达格山口处的东岸断崖上，已编号的洞窟共112个。洞窟形制与克孜尔石窟基本相同，窟形完整的约有60个左右，多为支提窟中的中心柱窟和方窟，毗诃罗窟较少，窟前地面可能有供僧徒居住的建筑，但已见不到任何遗存。库木吐拉的窟室虽不像克孜尔洞窟那样成组排列，但从一些窟内所见的“金砂寺”、“梵国寺”等窟寺题名来看，这里也是龟兹境内佛寺比较集中的地方。保存有壁画的洞窟有40多个，壁画内容以因缘故事为主，佛本生故事明显减少，种类也远不如克孜尔石窟多，反映的因缘故事，多为有关佛的神通和供养方面的内容。壁画的布置除中心柱窟和方形主室券顶外，有相当部分布置在这些窟的四壁，采取上下分层，左右分格的形式，每格一个主题，一壁绘几十幅，画面较小，因而在每层的横栏上书写有龟兹文题释，以补画面。与克孜尔石窟的因缘故事壁画相比较，虽在细节上有些变化，但这种表现手法在小乘有部造像中并不少见。其中心石窟也不像克孜尔那样绘佛说法图和涅题材，不少内容已被列佛所代替，千佛壁画也比其他石窟增多，明显地表现出向大乘佛教转变的痕迹。
　　除佛、菩萨等形像外，壁画题材还出现了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等，又有遍身画千佛和乾闼婆、紧那罗的释迦牟尼像。门内左右画出比丘及供养人像。还有许多窟是全窟顶画出密密的千佛像。这些画中的菩萨装饰一般是高高的发髻、戴小花N冠，胸前着细缨络，上身披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这是唐代画菩萨像的突出特点。一般供养人所穿的& 衫、幞头和武士头上的雉尾，也都有唐代服饰的特点。
　　壁画风格，在人物形态上不仅明快爽朗，而且生动活泼；用线上不仅劲健如“屈铁盘丝”，而且又较圆润。在边纹、窟顶或佛座下，都应用了朵云纹和宝相花纹，成为当时代表之纹饰。在山水画上，虽未达到画史中论及的“石体坚凝，杂木丰茂”，但已出现远山近水的笔法，“胶枝”式的树干林木，向背分明、“深远透空”的房室绘画，说明这时期的绘画技巧已有了进步。
　　库木吐拉石窟中还出现了一批汉风窟，形制有中心柱窟，也有地面设佛坛的方形窟。壁画除列佛和千佛外，还绘有阿弥陀佛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等经变画，佛本生图、佛涅图已不再出现，内容明显地具有大乘佛教的特点。这些壁画不仅题材与唐代流行的净土思想接近，而且人物、景物和边饰图案的造型特点，用线的圆润流畅，也都具有唐代绘画艺术的风格。另外，窟内画面一般都有用汉字墨书的榜题，具有汉晋以来中原绘画“左图右史”的传统形式。有的窟还直接绘出汉人礼拜的形象。这都是龟兹石窟中特有的现象。
　　石窟群中，留下了不少汉文题记，如在一洞窟中的四身菩萨像有“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的题记。有些洞窟书写有“惠超”、“戒明”等汉僧的题名，还有红土书写的“大德法藏鄢……画金砂寺”与回鹘文对照的题记。窟群东北的干沟内有一处埋葬僧人骨灰的两个长方形券顶罗汉洞，也发现有许多到此巡礼的唐代僧人的题名，东壁有：“法师惠灯共大德囱进。法兴礼拜罗汉回施功德兹（慈）母离苦解脱……”，在西壁书有“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等题名数行，1928年黄文弼先生来此调查时，该题名尚存，今已损毁不见。东壁南端有“大唐东京大师彦寿（？）礼罗汉骨”的题记。说明盛唐以后，汉文通行在龟兹，直至回鹘高昌统治龟兹时，汉文与回鹘文同时并用。
　　在编号为新1窟和新2窟的洞窟中，保存的壁画十分艳丽精美，新1窟窟顶中心是一组莲花图案，中心是脚踩莲花的佛和菩萨，在佛与菩萨的脚部绘有小半身菩萨像，作合掌仰坐状。新2窟窟顶壁画也是圆形构图，绘有13身珠光宝气的菩萨，姿态优美而又各不相同，除窟顶壁画外，在右壁壁龛有一坐佛塑像，保存完好，是新疆石窟中保存至今的唯一塑像，其余塑像都已被外国人盗走。这身塑像为结跏趺坐式，右肩披，双手作禅宝印，耳大唇长，水波纹发髻，底座为七层莲花座，与唐代形式相同。龛内两侧的壁画是剑拔弩张的魔军，采用绘塑结合的手法表现佛降魔成道的故事。与众不同的是，画面依据大乘经典，在魔军腹部绘出一张凶相面孔，即所谓“脐中出眼”。新2窟绘有一组伎乐菩萨图，展现了辉煌的舞蹈场面，以穹窿象征苍空，与地面坛基上的佛像相呼应，表现佛在演说妙法，而天宫伎乐在向佛礼赞。这两个窟的开创时间，约在隋唐之间，与壁画的时代相同。
　　龟兹其他地方的石窟在隋唐时期仍盛兴未衰，有些旧窟可能已被废弃，但不断有新窟开凿，克孜尔石窟的一些洞窟里有许多汉僧或游人的题记，如“天宝十三载十一□五日礼”、“大历四月”、“西（？）来僧空渊”、“道岸”、“贞元十年”等；还有一处可能是龟兹西域都护府任职的官员名“王进”的题字。这些题记似说明有些窟室可能已无人礼拜和居住，遭到了废弃。克孜尔尕哈石窟在唐时已废弃，至少没有发现晚到高昌回鹘时期的洞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以及焉耆锡克沁石窟等，在唐朝时也继续使用，并一直沿用到回鹘时代。同时在壁画题材和风格上，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唐代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
　　龟兹乐舞在西域以至整个唐朝具有特殊的地位，为“胡乐之首”，如玄奘所说“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伊州乐、高昌乐都受到其影响，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库车苏巴什古遗址（即著名的昭怙厘寺址）曾出土了一件舍利盒，是1903年由日本人大谷光瑞探险队掘出，现存日本。这具舍利盒表面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盒内仅盛骨灰，一直没有为人们所注意。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发现颜色层内有绘画的痕迹，经剥去表面颜色，才露出盒上绘制精美的图像。这具舍利盒盒身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盒身周围绘有一队造形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图像大部分清晰，形象鲜明，是一幅极为罕见的反映龟兹音乐舞蹈艺术活动的珍品。据日本学者研究测定，这具舍利盒是7世纪的遗物。像这样精致而华丽的舍利盒，很可能还是一位当地德高望重的高僧所用。后来，法国人伯希和在苏巴什遗址又发现了6具舍利盒。
　　这具舍利盒所表现的乐舞图，共有21位乐舞伎，乐队由8人组成，前面是两个儿童抬一面大鼓，一位鼓手正舞槌击鼓，其后是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乐手们的装束完全是龟兹世俗男子的形象，身穿翻领紧袖花边长袍，腰系联珠纹式的腰带，下穿长裤，足登高皮靴，裤带上佩一把宝剑，留着短发。6个舞蹈者，三男三女，在手持舞旄的一对男女的引导下，依次牵着手做出不同舞姿。随后是一位舞棍的独舞者，接着是乐队，最后又是一个持棍的独舞者，并有3个儿童围绕其旁。6个舞蹈者和两个独舞者都头戴假面具，身着甲胄般的采色服装。面具形象有披肩方巾的英俊武士，盔冠长须的威武将军，竖耳勾鼻的鹰头，浑脱尖帽的人面和戴兜状帽子的老者。两个独舞者，一个面具似猴子，另一个头部画面较模糊，但仍像竖耳猴面，都拖着长尾巴，一幅生动的假面舞图画。
　　这种假面舞是西域普遍流行的配乐舞蹈，在魏晋南北朝就已盛行的“苏幕遮”就是一种戴假面的佛教乐舞，又称“乞寒节”，“土俗相传之，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人民之灾也”。 16这幅乐舞图显然与“苏幕遮”有一定的联系，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龟兹世俗乐舞娱乐生活的真实写照。图面所展示的热烈的场面，丰富的舞姿，华丽的服饰以及各种乐器，可以说，是唐代西域乐舞艺术兴盛发达的一个缩影。
　　乐伎图在高昌、龟兹的石窟壁画中占有很大比重，仅从壁画中反映的乐器就达24种之多，乐舞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姿多彩。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不仅有反映佛教寺院组成的乐舞团体，而且还有为国王宫廷演奏的乐队。哈喇和卓汗宫遗址的奏乐壁画，画面上有5位乐师，头戴三叉冠，身着棋格图案的宫廷乐服，前排二人手弹琵琶，后排三人吹奏笙、箫、笛，均面视前方。从演奏的神态看，似在宫廷为舞蹈表演伴奏。柏孜克里克石窟有一幅“三童子奏乐图”，十分精美，二童子蓄乳发，挂项圈手镯，裸体，头顶独角兽，一奏阮咸，一吹横笛，情态天真可爱。交河古城发现的鬼子母锦画中，也有一个演奏弦乐的童子，乐器据考证是“火不思”。火不思是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一种四弦弹拨乐器，也已流传到了高昌地区。这幅画的年代不晚于9世纪初，说明唐代高昌地区乐舞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深入民间，广为流传。
　　佛教乐舞反映的是佛国天堂的美好胜景，佛教提倡音乐，是为了用音乐之声陶冶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更容易受到佛的教化，向善从善，敬佛礼佛。在佛教盛行的西域，佛教音乐艺术与能歌善舞的西域民间歌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西域独特的音乐舞蹈艺术，真实地反映了西域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特别是译经授经活动达到高潮，僧人往来十分频繁。西行求法的著名唐僧玄奘，遍游西域各国，讲经论法，拜师会友，宣扬大乘教，回国后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而且撰写了历史名著《大唐西域记》，对新疆各地的佛教、民族以及风土人情等作了详细、生动的记载。唐代长安西明寺僧人慧琳（736～820年），本姓裴，为疏勒国裴氏王族后代，他“精通梵汉、综贯玄儒，在唐代西北耆旧中，当首屈一指”。他撰写的《一切经音义》共100卷，对佛教中的深奥义理和词句翻译等进行注音和释意，是研究古代佛学以及历史音韵、训诂、地名等有珍贵参考价值的文献。于阗高僧实叉难陀（651～710年）曾在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两次被下诏邀请到长安译经，武则天亲自为他所译《大乘入楞伽经》作序。第二次来到京城，受到中宗皇帝的隆重接待，亲自出城门远迎，京师僧人则倾城出动，让他乘青象入城，实叉难陀共翻译了19部107卷佛经。去世后骨灰护送回于阗国，于阗人起塔供养，长安僧人也筑起7层佛塔，号为华严三藏塔，以纪念这位于阗译经大师。达摩战涅罗（法月）东天竺人，曾在龟兹生活多年，于730年被安西节度使吕休林表荐入唐朝。他将自己所有方术、医药、梵夹、药草、经书等贡献于唐朝。741年回国时，因遇内乱，遂留居于阗，直到去世。龟兹僧人地战湿罗（真月）曾随同其师达摩战涅罗同赴长安，师徒共译出《普通智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