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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材料一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材料一&&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段独白：“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材料二 &“近五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人文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画出一个新时期来。”——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材料三&&& 18世纪启蒙学者高举理性与科学的大旗，猛烈抨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法制，强调发展科学、张扬个性，追逐功利、享受生活，建立“理性王国”。不难看出，启蒙运动实质上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延续，是人文精神的继续弘扬。——摘自高九江《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材料四&&&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黄宗羲、顾炎武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请回答：&&&&&&&&&&&&&&&&&&&&&&&&&&&&&&&（1） 材料一欧洲出现了什么社会思潮？（2分）推动这一社会思潮不断向前发展的有哪三大事件？（3分）（2） 材料二中梁启超所归纳的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分别有哪些重大史实。（6分）（3）欧洲的人文主义起源于什么时期？（2分）你怎样理解材料三中“启蒙运动实质上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延续，是人文精神的继续弘扬”这句话？（2分）（4）依据材料四及所学知识指出“中世纪”和“近代社会”分别指什么社会，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为什么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欧洲启蒙思想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5分）
题型：综合题难度：中档来源：不详
（20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1） 思潮：人文主义。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欧洲启蒙运动。（5分）（2） 史实：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是学习西方的器物；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6分）（3）时期：人文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它为启蒙运动所继承与发展，人文主义发展到启蒙运动时成为理性主义，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4分）（4）“中世纪”指封建社会，“近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原因：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未能形成引起社会变革的阶级力量；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5分）试题分析：（1）根据所学知识，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思潮，再联系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两大事件。（2）注意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三个阶段：学造器物----仿行制度----提倡思想解放，具体是指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是学习西方的器物；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3）结合所学知识，古希腊是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联系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等；再注意比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时人文主义发展为理性主义，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4）结合所学知识，“中世纪”指封建社会，“近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再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为什么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欧洲启蒙思想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点评：材料解析题答题技巧按照略读材料——分析题干——细读材料、提取信息——组织答案的过程解题。高考大纲与去年相比考试范围并没有做调整，只是在考试说明中替换了几道例题。从更换的例题来看，2012年高考将继续加强对考生整理材料，完整、准确、合理解读材料信息并结合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略读材料主要是粗略地阅读材料，了解材料的大致内容，特别是试题如有导语应给予关注。分析题干主要是对问题进行分析，分析时应注意题干中的提问项、限制项等要求。细读材料就是带着问题在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在细读材料过程中还应注意材料与教科书所学知识的联系（既可以是时代背景，也可以是相似事件的联系），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教科书所学的知识结构和分析角度分析材料、组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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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材料一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主要考查你对&&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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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美德即知识”——人文主义的升华：
（1）代表人物：苏格拉底。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2）思想主张：①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②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想，美德来自于知识；& ③主张“认识你自己”，教育可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3）意义：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苏格拉底对“人”的探索：苏格拉底是与智者学派同时代的哲学家。这一时期，智者学派的思想比较兴盛，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人们贪图没有节制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享受，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同时，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也带来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于是苏格拉底针砭时弊，批判雅典的政治领袖，批评颓废的社会风气，在寻找人的价值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苏格拉底对于“人”是什么作了如下回答：（1）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思想力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就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的地位。（2）人的灵魂（理性）是至善，德行即智慧，智与德是合一的。（3）一切罪恶都来源于人的愚昧无知，即使像勇敢、节制之类的优良品性，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心灵来指导，也不能使人为善。因此一切使人德行完善的只有知识，因此，“美德即知识”。（4）人之所以要求知，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5）人要在理性的支配下去追求和生活，“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他对理性的尊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与18世纪的启蒙思想的特点极为相似。苏格拉底：
1、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受业。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终身信奉。亦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早年学过雕刻手艺，后弃而从事探索伦理哲学，坚持“认识自己”是人类的第一要务。关于他的前半生，人们所知不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的《云》上演（前423），剧中将苏格拉底描写为开“思想店”的诡辩家，据此可知当时他已有名。传说特尔斐阿波罗神托所有言：世间不再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他自奉俭约，招收弟子，但不收学费。常在雅典街头与人辩论诸如正义、勇敢、德性、节制、真善美等课题，旨在寻求和确定其一般的概念。反对智者派的唯我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真理应有其客观标准。每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论辩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便得名为苏格拉底的讽刺或反诘法。2、他主张德性就是知识，所谓“知道合一”。苏格拉底还鼓吹灵魂不死或灵魂轮回。他所说的概念在本质上并非来自具体事物，勿宁说是具体事物来自概念（灵魂中所固有的东西）；人的认识即知识的获得，只不过是对此概念的回忆，这是西方早期的一种唯心论先验论。苏格拉底主张有知识、有德性的少数人治国，对民主政体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激进民主派，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被以安尼托为首的民主派控告，罪名有二：一是不信官方宗教、企图另立新神（他的“灵迹”），二是败坏青年。在法庭上虽否认他犯有任何罪行，但终被判处死刑（饮鸩）。他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是：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苏格拉底本人无著作，其事迹主要见于柏拉图、色诺芬等弟子的记述；也是柏拉图大部分“对话”的中心人物。他的思想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等，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平民地位的提高和个人主义的成长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产生了反对旧思想的智者运动。智者从对物质世界的探究转向了对人类自身的关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已从对宇宙的探索转向了人类社会。所谓的智者学派并不构成一个固定的学派，也没有统一的学说，只是在思想倾向上有共同之处。1、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2、思想主张：①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②反对迷信，强调自由，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为的产物；③在社会道德方面，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强求一律。3、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格拉是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第一层：万物存在与否，事物的形态性质，全在于人的感觉。第二层：人才是社会舞台的主角。在社会生活中，人为自己立法，判断规则，确立制度。唯有人才有资格对这些人定的法则进行评估、修改和裁断。这句话的核心是万物存在与否在于人的感觉，人是世界和社会的中心。从积极意义来看，它肯定了人的价值，树立了人的权威，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自身所属社会的审判者，人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利重新规范自己的生活。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普罗泰格拉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但是，它在将人置于世界的社会中心的同时，却忽视人的包括节制性在内的道德理性，否定了制度、法律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不利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在当时来看，就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今天来看，更要引起警觉：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人不能过于自以为是。 4、影响：①人文主义的最初体现；②思想启蒙作用；③文化的发展。智者学派是希腊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他们以人的眼光去考察和认识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并从这样的新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中得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智者的启蒙作用在于对自然、社会、国家、政治、法律、道德、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规则，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明显合理化了。智者学派：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繁荣的时代。奴隶主民主制虽然有很多局限，但它和僭主政治与贵族奴隶主专制比较，毕竟要优越一些，它吸引了更多的公民（奴隶主）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在奴隶主民主制下，例如在雅典，当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是每月举行两至四次的公民大会，凡享有公民权的人都应参加大会，大会负责决定国家一切重大事情，选举或罢免政府官吏。除此以外，雅典还有由六千人组成的“陪审法庭”，处理公民的诉讼案件。在公民会议和陪审法庭上，人们常常要发表意见，要和自己的对手辩论，雅典法庭并规定每个公民须替自己辩护，不许旁人代辩。由于社会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教授智慧的教师”、即“智者”。他们向人传授说话的艺术——修辞学，争辩的艺术——雄辩术，据理论证的艺术——辩证法（辩证法一词是就它的古代意义说的，是从对立意见中发现真理的方法）。 智者们是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职业教育家和哲学家，他们周游希腊各城邦，招收学生传播知识，同时接受他们的报酬。他们不像伊奥尼亚哲学家和德谟克里特那样重视自然界，重视万物从何开始的问题，他们的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注意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注意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是和他们本身出现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严格地说，智者派并不是一个以一定的学说为基础的统一的哲学学派，他们只不过是应同样的社会要求产生出来做着类似活动的一批人而已。因为他们自命为能够使人智慧的智慧教师，因此获得了“智者”的名称。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某些智者不顾事实地玩弄概念，把哲学蜕化为概念游戏、颠倒是非的“方术”，于是，“智者”这个词又获得了一种贬义，即“诡辩者”的意思，所以，也有人把智者派称为诡辩派。 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吉亚和安提丰等。
普罗泰戈拉：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前408）原来是一个木材搬运工。有一次，德谟克利特遇见他，交谈之后，对他的智力感到惊讶。由于德谟克利特的鼓励和帮助，他开始学习哲学。他是第一个收费的教师。学生入学时，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待学成并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再付另一半学费。有一次，他向一个叫优安塞隆的学生收另一半学费，这个学生说：“我还没有打赢一场官司。”普罗泰戈拉马上说：“不行，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赢了，你必须付给我钱，因为我赢了；你赢了，你也必须付给我钱，因为你赢了。”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神》《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等。《论神》开头第一句是：“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等。”他的这些话触怒了雅典人。他的著作从抄录收藏的人那里收集起来，在广场上当众烧毁。他自己也被驱逐出城邦。他在去西西里时，由于乘船沉没而身亡。 普罗泰戈拉留传下来的最主要的哲学名言就是在《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他这里说的人就是指人的感觉。事物是什么，要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一个事物对你来说就是它呈现在你的感官面前的样子，对我来说，它就是呈现在我的感官面前的样子。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它就是冷的；我觉得热，它就是热的。风本身无所谓冷热。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我觉得坏，它就是坏的。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普罗泰戈拉的这句哲学名言在当时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在当时的希腊，传统观念是以神为万物的尺度；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好还是坏都是由神决定的。普罗泰戈拉在怀疑神的存在以后，让人取代神的地位，这在希腊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性质并不以人是否感觉它们和感觉它们怎样而发生什么变化。他把事物的性质，如冷热，看成是主观感觉的产物，否定了事物性质的客观性，这就很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之中。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1）柏拉图：& ①主要思想：关注人类社会划分人的等级，各司其职，鼓励人们独立理性思考，为理性发张奠定基础。&②代表著作：《理想国》&（2）亚里士多德：& ①主要思想：认为真理高于一切，提出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特别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 ②历史影响：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古希腊最博学的人，创立了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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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本体和基本哲学属性以及学术观念的讨论
来源：&&&点击：[8482次]&&&发布时间： 17:11:16
——为纪念汉语医学伦理学30周年
南京& 东南大学　孙慕义1
摘要：生命伦理学或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应延续道德哲学的传统并有所超越，否则难以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避免遭遇困难，应鼓励学者发挥各自特长自由选择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汉语生命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学者应该对本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特别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优秀的道德哲学和医学道德营养，有益于汉语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设；应该鼓励争论与思想交锋，通过艰苦地探究，最后建构学科体系，并关注中华民族的医疗卫生和生存的具体问题，促进汉语生命伦理学的繁荣。生命伦理学，是我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之一。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 汉语生命伦理学& 道德哲学& 生命
The discussion of academical concepts and philosophical properties ofChinese Medical Ethics theory&& && For the 30th year anniversary of Chinese Medical Ethics&&&&&&&&&&&&&&&&&& Sun Mu-yi,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China&&&Abstrac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modern bioethical or medical&&&&& ethical theory.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continuation and surpass of&&&&& traditional moral philosophy. Otherwise, it will be hard to solve the&&&&& real problems. The bioethical scholars ought to be encouraged to be&&&&& free to choose their research methods and objects. Chinese schola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ethics and shall absorb the essence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philosophy and medical morality. These will definitely benefit&&&&&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al system including the study of real&&&&& problems of medical system in China. Bioethics should be a way of&&&&& living and purpose of living.Key Words: medical ethics , chinese bioethics,moral philosophy,life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文化上、科学与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异样喧闹与嘈杂的时代，周遭的心绪浮躁、矛盾、利益冲撞和不安分几乎到了一个极端的尽头，人们从没有今天那么期盼回归安静、祥和和冷思的精神田园。　　重建文明史历来是人类的一个精神文化以及心灵洗礼的过程，作为生命文化和肉身的阅读者，我们总是很有限的，很狭隘的。我们近百年之间，一直隐隐地不安，过多地创造过程的苦闷，使我们再次陷入迷茫，似回念和观照海上的日出，那种震慑与自由感，让我们不禁感叹生物圈各种不同的复杂现象的维系与发展一直仰赖着它，那喷薄灿暌的万道朝霞，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我们如此企盼的就是如何理解它的精神圈的功能以及围绕生命科学文化存在的伦理关系。　　我们人的知识与文化生命之前与之初，即由于这种幽灵的存在而存在，它叙事着人的性与人的意识的可能性，它指向未来的元素、分子、颗粒或碎片、段落，最后归为一种具有整体特征的知识结构。1　汉语生命伦理学或当代汉语医学伦理学这个问题的问题　　生命从根本上是一组符号，作为语词它拥有了内部结构以及系统整体行为的对立、冲突与统一。我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语词来替代，“生命”哲学也涵括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之所以被我说成幽灵，是因为我凝视后，却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意义、思想与声音，那个“能指”的音位只有一个，作为生命的概念和价值的“所指”一直被变化着---不是本身的改变，或者本身在改变----；那个life只是一个声音，只是唯一的声音。　　如果再次考量和追问时间的产生或品能，似乎没有人赞同，因为时间就是没有最终“解”和最后“结”的神秘谷，但正是它托起了生命，时间给了生命以可能，并在空间中显表生命的华彩。时间和空间给与百花盛开，给与泉水叮咚，给与莺啼虫鸣，给与人类文化符号的自由与历史漂变的任意性。　　我们的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再愿意和欧几里得、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达尔文、哥德尔、高斯、普利高津等这些人一样，把“上帝掷骰子”和偷看上帝“创造世界的底牌”作为自己的科学赌博，或如斯蒂芬?霍金那样和上帝比心智。但我们必须要处理与医治，我们所遭遇的由于疾病、健康需求、医疗政策引发的伦理纠纷和以生命权利为核心的文化战争造成的伤害。　　令我们欣慰的是，我们汉语文化圈、特别是医学界和医学哲学界，在那个难忘的历史断代，发现了一门平易近人的哲学学科，它链接了生命科学技术、医学生活、经济社会、道德评价以及语言、情感和行为，这被称谓“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个历经千年思想与精神淬炼的幽灵，从此，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安宁和甜美。　　我们不是把我们的认识局限于纯粹的意义，纯粹的意义是否存在，生命是否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义，人是否就是我们感觉的那个主体。我们无法再进一步超越我们的生命意识和我们意识范围内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对于人的生命现象的认知的知识似乎已经穷极或必然穷极，我们再也不能够更换一种思维形式或取向、心智、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去重新定义生命。我们的能力不再提供给我们更超越的智慧，我们只有服从于我们的人的生命自体。　　朴素地或回归式地怀旧，已经遭到过很多人的批评，戴维斯对于美好的过去与毫无吸引力的现在给予过历史哲学的定义，“不管这个”究竟是哲学的还是社会的规避或限制性话语，或者隐藏着对于反叛传统的愤懑，都反映在他的定义中。Simple nostalgia& 不是故意把后现代作为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作为心理的寄托，以及对于眼下文化与伦理冲突的策略性消解。　　戴维斯的苦心让我们必须反思，后现代道德文化的歧路上的郁闷以及重新选择或创造的艰辛。那种焦躁不安，那种冲突后的快慰，那种矛盾与内疚的心理，那种局促与不宁，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一方面对新生文化和新的创造感到惊异与茫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适应性话语去应对各种事变。生命是由生命原体、文化体和相关体构成，生命存在，是以性伦理话题展开，然后是生殖、婚姻、生长发育、快慰痛苦、灾难福祉、战争和平、成功失意、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离合忧念，本来生命伦理与人文内容是胶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特别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和长寿、保健、卫生观念和体制、经济、财富以及文化传统融汇以后，使我们这段探索和寻觅的生命历程成为一个迷惑、期待、探究与争论的文化历史断代。时间已进入知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我们无法理解“人”的出现，并且为什么常常由于我们内在的情感断裂把人的尊严瓦解，生理的、劳动的、言说的现代人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环境与在宇宙中和历史中的位置。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我们十分关注，现代人的三个哲学上的二元性，这每一个二元性都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人生的双重角色。首先，人是一个奇怪的经验—先验二元体，这是因为对有限者的分析源于对具体的人存在，即对生命、劳动和语言的经验事实的把握。人只有通过言语、有机体与创造的对象才接近为人，人又是使一切知识成为可能先验条件，真理的话语必须先于经验真理而存在，才能保证对有限者发现的稳定性。第二个二元性是我思(Cogito)和无思(unthought)，它是经验—先验二元性给人类主体设置的条件产物，我思不再是明察秋毫的顿悟，无意识也已成为无思的一种形式，福柯的无思就是马克思“异化的人”，人的实践背景是无思，才使思想和行动成为可能，我们的生存才有价值。第三个二元性是起源的后退与回归，起源是真正的历史问题，比如人和人性的起源、社会的起源，但起源常常后退，我们只把希望寄于未来，起源就是正在回归的东西，起源通过时间变得可见，它径直退向未来，用“完成”来消灭时间，使我们从相反方向找到真理；回归，诸如医学的人文回归位于起源极端后退之中。　　人类的价值观和理想，为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道德行为提供了目标与方向，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缺陷和很易于发生冲突的世界里，因此，我们必须用规则和标准提供生活的指导方针以求指导人们如何使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符合人类的理想与价值观。按查尔斯?坎默的意见，这些指导方针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能为我们调整与其他人、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提供具体指导方针的规则；第二种则是那些指导我们思考在特定环境中应如何行动的规则。而医学伦理学恰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生活规则与原则，能使我们科学地、勇敢地面对我们的选择困境，既实现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爱，又维系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探索和建设新的社会与家庭结构模式。　　当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诞生的背景是，医学自然科学化之后的医学人文复兴和医疗公正的民众的权利运动；人类需要理性地认识生命的神圣性和处理各种纷繁的医学纠纷或道德事件的艰难，特别在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将改变人类传统以及对各种文化维度下的伦理关系提出挑战之后，必须释脱由此变革引发的种种困惑，建立新的医学伦理关系构架，从而稳定我们的生活秩序。　　医学伦理关系和现象，源自人类有疾病、灾难和简陋救治手段的远古时期，关于医学道德的思想也源远流长，但真正成为一门指导人们处理医学伦理关系和医学道德决策和行为选择的学科，可追朔到20世纪初 ，而由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学本身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健康需求，从医学伦理学逐渐扩展为生命伦理学，并传入中国，与我们的国情相结合，并融入我们的思想、社会生活与文化之中，应该始于1970年后；然而由于它的重要作用与价值，仅仅30余年的时段，就成为一门备受关注的显学。它顶天立地，充满玄疑地对生命进行思考，同时饱述对生命原始的追问和对生命延异、生命文化震荡以及对人类未来生命的渴盼、困惑与生命科学技术引发的恐惧与艰苦探究；生命伦理学使人类对肉性、精神以及灵性生命的道德哲学诠释和新的觉醒；生命伦理学是对人类伦理智慧和伦理精神最后、最高、最精致的表达、叙事、集中的体验与心理反应；它以美国文化语境下后现代伦理神学的改革为缘起，以回思、反问、追寻、批判、预测、设计和维护人的生存权利为前提，以创造好的生活和新的并且高的生命、生活质量为目的；为所有人的与智者本身的道德情感的浓缩与释放。　　生命伦理学或当代医学伦理学，背负着人类的命运，并始终针对公民健康权利的维护等重大社会与时代问题，是生命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联系的纽带，是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人文学科的核心，业已成为哲学与伦理学中的焦点学科。生命伦理学尚在演化之中，其理论与体系还极不成熟，许多基本问题还难以最后解决，而生命科学技术、药械研发、医患冲突、医疗公正和卫生改革等问题又急于予以理论与政策的回应；我们必须通过道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与训练，找到一种适合于我们介入现实和走向未来的生活方式。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生命的本然和生命的真正的可能性，尽管我们服从于多元的文化或文明所能接受的各种适合于自身的种系，我们也还是要回归生活的现实，或者是令我们每时每刻都困扰的社会情境，我们百般挑剔过物质和精神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从而压抑、忧虑，但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是在体验生命的可能性和幸福获得的艰难，我们难以找到最后的幸福和最后的没有一切束缚的自由，或是说，就人类本身来说，那是不存在的。　　我敬仰这样的一句话：“人类团结原则和最大快乐原则是我们全部的哲学根基” ，这是从康德到尼采的最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生命伦理精神原道的内核。
2& 理性渊源、精神历史考据、伦理地理求证以及历史哲学探析　　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H.Tristram Engelhardt)教授，曾经给予我们诚挚地建议：　　“中国在生命伦理学方面坚持正义的道德任务，首先应该重新获得和吸收其自身的文化资源，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语言重新预设生命伦理学弘扬的意义。用汉语重新铸造的生命伦理学，无疑将会对当下起着主导作用的道德观念，即那些经常不加批判的各种欧美的生命伦理学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些曾经从西方输出、传入世界各地的生命伦理学需要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需要包括对所谓的生命伦理学原则的重新审视，也包括对晚期欧洲文化革命中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俗世概念的重新审视。” 　　生命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生命学”，即“伦理化的关于人的生命问题和人的问题的学问”。它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在于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理论；他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生命现象、生命技术、医药卫生等的伦理问题仅仅是它十分表浅的研究内容之一；对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哲学化注释，是其重要的使命。应用伦理学原则与规则去解释具体生命科学实践问题或医学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所有道德哲学学派和学说的研究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假如应用伦理学存在的话。生命伦理学是一个为复合生存目的和人的或其他生命存在的思辨体系与实证策略系统，它是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和后哲学时期人类对生命悟省的标志，它尤其注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它有独特的学术品格与研究方法，它在特殊的语境下运用特殊的语言符号、赖于特殊的逻辑秩序构建人文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内在关系；由于他对灵性生命的先验自觉以及与宗教神学的血缘联系，它离不开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的营养与喂育。　　大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还是应该有区别，医学伦理学毕竟是道德哲学的应用部分，而且有鲜明的学科个性和职业特征，如果不加区分，就没有必要再搞什么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学术误解，我们多年来不喜欢搞生命伦理学的形而上学问，只是一味去进行问题研究，而又说不清辩不明，毛病就出在这里，医学伦理学应该有自己的主体理论如：美德论、价值论、道义论、公益论，与此有关的功利论、实用主义、境遇主义、次级相对论等，人道主义可以不作为原则，但很特殊，医学人道主义可以提，但不要造成混乱；公益论应该独立存在，对于医学生活太鲜明了，世界学界都趋于共识；　　基督教影响了西方文化或整个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究中，应引入一种方法，即人文地理和伦理地理学研究，它使我们明晰，我们今天的医学人文主张或生命伦理精神来源于人类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地理历史学标示了四大半岛（伊比利亚、亚平宁、巴尔干、小亚细亚半岛）、两个地中海（地中海、波罗的海）作为人类文明的心脏的道德文化功能；希腊罗马神话与基督教神谕的汇合、德国的理性主义与宗教革命（路德）、法国的辉煌（历史地理与民族心理-加尔文-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大革命-巴黎公社-人权宣言-哲学-后现代思潮）-美国新教伦理精神通过我们中华民族不情愿的鸦片战争与基督教文化渗入以及影响（科学、教育、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他的医学伦理化的民生追求等）。　　我们对于原理的思索能否集中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要寻找共同认识、理解和解读生命的道德属性，而去掉一些人们之间的差异，他在不同的道德文化的境遇之中的道德选择为什么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在人类“大同”的框架之下，又不违反大的伦理规范，同时又要给他充分的自由和自主，即使我们很多人不适应他的文化、行为选择、生存方式和道德选择的现实，甚至不同意或者感觉到不舒服，但他毕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他不伤害你什么，你只是心理上感觉不舒服，那我们不能够使我们的选择让每个人都舒服，也就是说对所有人的选择不可能都非常愿意去接受。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叫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就是恶，我们不能去伤害别人，不能伤害社会，也不能伤害团结、友好、和谐的气氛，实际上我们在微细的伦理理解上，和谐是人类的理想，但是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实现相对的和谐。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调和的技术，就是怎么使我们虽然不同，但能“和”，就是“和而不同”，就是找到一个伦理的中轴，恩格尔哈特的道德异乡人理论。我们来自不同的道德传统、道德家庭、走到一起来，但是带着各自的一种道德作风、道德习性和道德惯性，差异很大，就要有一个调和的技术，寻找中轴线，就是我们还有结合点，让我们这个世界、让人类社会生存下去，这里的中轴起到稳定方向、驱动向前运动以及和谐性的作用。有了中轴，就能稳定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教育以及促进民族的繁荣和富强。　　人类所有道德行为的选择依据，第一个是精神与信仰。不管是崇拜的或者迷信的，要信；另外要仰，佩服、敬佩、崇拜、笃信，甚至“迷信”，肯定非常觉悟化地选择、去做。　　第二个是传统。传统可能是一种文化，也可能是一种习俗，祖上的传统，从旧式家庭传下来的，子承父业。古代这么做的，旧式的中国人也这么做的。传统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很大一部分是教育和遗传。作为种族、民族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一直在传下去，这个是选择的力量。　　第三个是流行与时尚。流行和阐扬时尚有多种方式，我们存在一个文化社会的全息化问题，有时是困境，因为媒介的善恶难以筛分，但它是改造传统、颠覆传统的很重要的一种文化存在。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发展，剔除传统中不适应于新一代选择的那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最后和当现代的文化流行的语式相结合，铸成了此时此刻的新的流行。流行带有一种从众，一种心理的盲从，现在很多流行的东西都是这样，但文化信息交流环境和受众有自御的能力。这个恐怕也是一种选择的力量。　　第四个是权力和意识的控制。必须要服从权力。权力的基础是权威，这其中含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如果权力机构和权力行使人有败德行为，我们如何有机制去限制和制裁。权力控制最初可能不适应，时间长了最后没有管制反而就不舒服。权力可以制约恶习，但如果权力本身败坏，则反会助长恶势力。权力常常决定制度程序和体制，好的卫生体制就会发挥有限卫生资源的效率。　　第五个是利益。利益来自于人的需要和欲望，需要利益，比如自私这个东西，我们批判个人本位、小团体主义，我们民族和国家也是家国一体，为了大家牺牲小家，但是没有小家怎么能有大家呢？有大家可无小家，但没小家肯定没大家。利益不是个坏事情，讲究利益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功利主义是在利益基础之上，本身不坏，罗尔斯也是研究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而且承认差等也合情合理。但要利益不能极欲，也不能自私自利，急功近利，不可以损害他人利益。如果利益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就是从善到恶，如果处理好的话就可以从恶到善。　　第六个是人的本能，就是人性。这个谁也逃脱不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人性有中性的、正性的、负性的，比如“食色”就是中性的，不能算犯罪，这是为生存，追求健康也是中性的。卫生和医学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这个人的“本能”。　　重视存在和关照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是当代医学伦理学的思想根基，生命伦理学接受存在主义是很自然的。存在主义是从现象学观念中生长出来的、对20世纪人类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思潮。“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本质上不是一种哲学伦理学理论，而是起源于19世纪兴于20世纪的一股世纪性的反传统思潮。就存在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旨趣来看，存在主义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人道主义，即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境遇伦理学所主张的伦理方法，实质上就是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道德决断，以具体的境遇和实际经验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在道德判断中把实用主义和存有质疑的道德相对主义结合起来。境遇伦理学原理由一系列的命题构成，是按照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实在论和人格至上论这四条基本的“实用原理”推导出来的行动方针。实质上，境遇伦理学正是这样多种理论综合构成的一种具有新质的伦理学理论，这一新的理论系统的中心坐标是个人人格，价值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行为方式则是以道德决断为主题的道德行为主义，其理论目标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伦理学。根据“实用原理”，境遇主义伦理学以“爱”为核心制定出了六个基本命题，组成其行为伦理学的行为准则系统。伦理相对主义作为哲学相对主义最深刻的回应，它不仅反映了现代哲学方法论的危机和困境，而且在实质性内容上反映出了人类道德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困惑和无所适从。作为伦理神学家，弗莱彻的境遇主义伦理学的实质是典型的相对主义伦理学，而且这种相对主义之彻底在西方宗教伦理学的阵营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伦理学的传统，抛弃了基督教伦理学绝对主义的原则系统。这种状况的形成，同样是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带来的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强烈的冲击造成的。　　尊重与宽容是处理医学关系、构建卫生医疗秩序、合理配置有限卫生资源和进行医疗卫生决策的实践理性要求。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教授以“允许原则”为生命伦理原则应对后现代社会道德多元化和善的个体意识存在差异性的客观事实，提出两种不同的道德生活观：与“道德朋友”基于共同的善理念而共享的道德生活和与“道德异乡人”在没有同一的充满内容的道德标准下共享的道德生活以维持一种道德多元化的社会秩序。允许原则和境遇伦理观念为构建卫生医疗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进路。正因为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存在才有自由权利秩序在关系中的生成。　　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就是生命伦理学脱胎于伦理神学，生命伦理学的诞生时后现代神学家对生命和人的尊严、权利问题关切的成果；也就是说基督教神学是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母体；生命神学（或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原本是生命伦理学的基督教神学文本，它本应与世俗文本（即今天的生命伦理学）合一；但由于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歧义，出现后来的分野；其世俗化也因此被很快接受。这就是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历史之后，对其理性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有权利完整地认识生命伦理学的精神传习，掌握它的语言与逻辑。只有精神的生命才是人的生命角色的本质；生命神学客观上可以帮助生命伦理学摆脱目前缺乏哲学的窘况，也是一种道的复归；对生命的教义伦理学研究是一种道德哲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生命至善与三位一体、生命至爱与道成肉身、生命至道与因信称义等的追究，都可能进入理论的核心，而不是限制在思想的外围。用宗教与世俗的道德观进行对比，以基督教伦理观与其它宗教进行对比，是否可以深刻认识很多世俗的道德原则选择的缘由，是我们在生命问题、人的困境、法律争执、政策制定时，有成熟的理论支持我们的立场；诸如“爱”和尊重、自主与公正、医疗行善和切勿伤害等，它们与宗教教义的关联对我们的思想路径已经提供了指导。若存有对比之相似的可能，人创造的“上帝”的绝对中就类比于生命的有限之中；生命是行动之结构空间与行动的时间序列、充实与形式，生命既是个别又是整体，生命的充实是形式的内容与血液，它们承载生命；对比可以透悟生命本原；人享有的是信仰的生命。　　其实，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不断地被迫接受宗教化判断的暗示。人的生命展示在生与死的行动过程中，这是历史哲学给与生活模式（艺术地描绘和物质的消费）构架和完成的机会，由此建立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等必须接受实践伦理与道德哲学原理的制约；在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生命，并用特有的伦理语言解释生命的问题和人的现象，分析善恶，获得价值，评价行为的合法性；我们追求真理，学习各种方法，寻求意义，并追查什么是意义（哲学）以及提出为什么有意义这样的问题（宗教）；最后我们回到“精神”的研究中来，借助精神科学或心理学、精神哲学或精神分析方法解决生命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生命伦理学则由此而发生。　　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强烈地影响了生命伦理学。这在恩格尔哈特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和卡尔?白舍克的《基督宗教伦理学》中有明显表述。首先，其核心原则就是爱。基督教将人与神结合在一起，信仰至善的上帝，而最高的善就是爱，要求人们抑制心灵的惯性与习惯性运作，把心灵的方向引向爱并用爱来对抗生活世界的苦难，这种爱是人的神性，它关注不幸的生命，对他们报以爱与宽容。这种爱意味着把他人当做“人”来尊重而非作为物来看待，不是爱某种身份而是爱作为生命的“人”，不因贫贱、富贵而有所分别，它强调对弱者的爱是对上帝的崇敬，而对弱者的冷漠则是对上帝的损伤。基督教除“一神一主”外，一切世人都是“兄弟姊妹”，其人人关系平等的思想对基督医学伦理影响深远。在基督教看来，耶稣传播的福音就是爱的福音，“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基督教人道主义以这一总纲作为蓝本，因此又称福音人道主义，其心理学前提是“弥赛亚”期盼，其哲学前提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关于善的理念、灵魂的转向与净化观。其次，是“因信称义”。福音人道主义就是爱的人道主义，爱就是信，因信而称义并因此而获得拯救，因信称义的实质是因恩典而信并因恩典而称义，但也不是消极地接受恩典而是对耶稣的救赎做出积极的回应。　　生命伦理思想谱系，充满鬼魅性，它是在茫茫人类精神的宇宙星河中经过积淀与筛滤的历史，最后汇集而成；我们如同考古队伍的发掘者，来整理和醇化。　　生命伦理学是属于哲学范畴的，思想家和大哲学家无一不谈论的问题、无一例外要谈论的问题就是道德现象。道德现象主要是人的现象、人的问题，因此最早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开始他们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基督教也是解决人的问题，当然这里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后来特别是在11世纪的时候完全确立了基督教的统治力量，这样的背景之下，才能有众多的能够建构自己体系的哲学巨星承继他们思想的脉络，第二个就是康德，康德和黑格尔的关系在思想上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这是与生命伦理学的建构最原始的渊源。再下面还有几个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也是对后来的思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而且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在所有哲学化的著作和语言都少不了他们的痕迹，就是这两师徒：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是第三个位点。他们进一步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基础上来讲求一个现象、现世的本质问题。而海德格尔又和尼采发生关系，因为在尼采这里，海德格尔颠覆胡塞尔，颠覆现象学的始祖，那么尼采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对海德格尔的上帝问题上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绝对的 、非常冷酷的、断然的一个手段，就是上帝死亡论，至此，哲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地震，地震之后，产生的影响在法国开花，因此法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个群体，成为第四个位点。第五个位点与我们当代社会的关系很密切，因为有了法国的思想、有了胡塞尔的影响，有了康德、黑格尔的奠基，和对原来的那样一种呼唤，所以，不管在经济上、思想上、在哲学认识上当推罗尔斯作为重要的代表，罗尔斯继承了包括爱默生、富兰克林、杜威的实用主义，而罗尔斯与诺齐克的争论，在当代经济伦理学和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上他们所谓差等正义的研究、差等的自由民主研究和差等的民主化的研究，对我们现代卫生经济伦理社会，有独特的作用，是不可缺失的。这样就构成了五个位点：康德和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法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国的罗尔斯，所以最后才走到了分析哲学，从现象学到分析哲学的过程是哲学发展很重要的质变，从分析哲学人们认识到价值问题，有了价值问题我们才认同后果论。我们现在反对克隆人，反对堕胎，要拿出一个理由来，不能光从美德论这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来解决现代的具体的临床医疗技术的问题，我们总要看看到底这个结果对这个个体和对我们社会有否伤害，是行善还是作恶？　　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哲学化的。哲学指导的三个动作，一个是我思，一个是我爱，还有一个是我会。思考就是判断，最新的目的是解决一个价值评判，价值衡量，伦理学就是要解决价值问题，确立一个价值标准，有了这个价值标准，才能判定安乐死能否结束一位老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的？是不是符合我们善的标准？有了善的标准，我们就可以为了。思考什么问题呢？思考爱不爱？因为医疗是行善的，这个善就表现在我们爱不爱这个个体，爱不爱病人？然后解决一个行动问题。所以分析哲学到了价值哲学，价值哲学包括伦理学、道德价值，最后指导行动。　　生命伦理学的西方思想渊源与谱系粗略清理应该是：古希腊古典哲学（道义论）与希氏誓言医学道德内核；迈蒙尼提斯-汉默拉比法典； 犹太神秘主义- 基督教哲学与文化（灵魂-理智-欲望-意志-实践善-《誓言》；“神学是第一哲学”，“德性就是知识”-神人合一）； 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公教、新教、正教、清教主义）；德国古典与近代哲学（大阿尔波特信仰与美德之争） ；康德-黑格尔 （义务论、 人为自然立法、人为自己立法、绝对命令与人是目的、精神哲学等）；欲望是人的主人，事物服从于心灵；批判哲学与义务论；诺斯替主 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 ； 进化论 ；生命哲学与“生命伦理学”（柏格森） ；弗洛伊德的伦理哲学；价值论与 现象学；后果论与 存在主义；功利主义 ；&& 敬畏生命观 ；法国哲学与后现代主义 ； 上帝死亡论；相对主义、次级相对论与道德异乡人论& ；境遇主义；实用主义和 美国当代伦理神学（新教伦理精神）；英美法系法律文化 ；当代分析哲学； 科技哲学；医学社会学 和罗尔斯正义论与诺齐克的伦理学；卫生经济学与卫生公平的争论& ；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中汉斯昆等后现代伦理神学，等等。　　第一个层次的是与古希腊的思想家相关，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关系不大；再就是希波克拉底，他既是个思想家也是个医生，他不直接用古希腊的伦理道德哲学作为自己医学道德的思想根源，铸成了他那样一种古老的最原初的西方化的医师道德品质形成的号召，是以誓言的形式，但也是一种有宗教感的形式，那样一种美德论和义务论的传袭集中在希波克拉底誓言里面，构成了我们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命伦理学的精神基础。第二个是犹太的神秘主义，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和犹太民族的神秘主义是不一样的，犹太民族的神秘主义是与希伯来民族传统承继了两河流域文化，从苏美尔文化到腓尼基文化再到巴比伦文化这样一种地中海文化圈亚洲海岸中流行的神秘主义，　　第二个层次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近代哲学。这个跨度很大，特别是阿尔伯特信仰与美德争论对日耳曼民族深刻的影响也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构成有重要意义，因为生命伦理学最早发源于数位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从哲学与神学的视角对生命进行考量，再结合生命科学技术、临床医学和临床医学所出现的生和死以及医患关系等问题，面临思想的挑战给予一个哲学化的回应，而这种哲学化的回应当时有两个指导，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一个就是基督教神学。宗教对人类，特别是对西方的控制，对生命科学技术、对医学的控制都是无形的，所以只有宗教的控制解脱了，才能开始后现代的文化的新的时代。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回避的叫汉斯昆，他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伦理学家和神学家，他当时是给1965年的这次大公会议草拟文件，开始就是秘书组的，后来触怒了老一代的神学家，最后被赶出了大公会议。就此长达十年的时间，汉斯昆就从事解放神学的研究，最后过程神学、实践神学、黑人神学、女性主义神学等等都是在汉斯昆的努力之下展开的，这些神学都是后现代的神学，因此汉斯昆被誉为第二位马丁路德，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也就标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相当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革命。　　人道主义一词是被无数次滥用的名词，还不如说它仅仅是一个符号，有时成为一种装饰物。我们的任务是要恢复人道主义纯粹的理念和价值。对于生命伦理学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因为理解上的偏差与混乱，使我们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产生怀疑。生命科学或医学，更应该有人道主义的的导航，否则放任自流就等于毁灭了它的人的属性或人性。人性(human nature)是说明，人类从本质来说是一类理性的动物，这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对于人的经典论证，当然遭到了休谟、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的质疑和挑战，以至于反本质主义和巴特勒等人性系统或人性结构理论的颠覆 。在医学上，这种歧义有了新的争论焦点，就是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和生命神圣论的冲突。以胎儿、植物人状态者、或智商严重低下者（比如IQ小于20），是否还具有人性的问题，是否还可算作“人”（person）,或只是生物学意义的“人”(human being),也就是丧失“自我意识的蛋白质的逻辑结构的自然体系”还是否可称谓人，这涉及到临床上的放弃治疗和安乐死的伦理争议，所以人性的问题乃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观念和意志基础，否则，如何评判和裁决临床决策，对于严重残疾新生儿的处置等问题就陷于窘境。　　法国作家弗兰西斯?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写道“科学没有良心就意味着灵魂的毁灭。”就是人道主义的语言，但他并没有阐释，良心与人之“道”的指向与法则，医生对一位患有心脏疾患的高月孕妇堕胎，是不是人之良善之道？ 　　法国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包括梅洛庞蒂、保罗利柯、萨特、拉康、福柯等，还有很多宗教学家。俄罗斯斯拉夫文化属于东正教体系，道德异乡人作为恩格尔哈特的思想之一，来自东方正教文化传统和诺斯替主义。还有史怀哲的敬畏生命观对我们生命伦理学也有喂育。次级相对主义是恩格尔哈特的一个创造。至于实用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不一样，爱默生的实用主义比杜威的还要隐晦一些。生命伦理学中很多法规直接受英美法系的影响制定的，所以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与生命伦理学紧密关联。现象学是追求人的本质的，实际上现象学对生命伦理学影响很大，来自于胡塞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师徒的争论、争议，促进了发展，比如对生命本质的研究是用现象学作为其理论的依托。尼采的上帝死亡论恐怕对生命伦理学的影响颇大，尼采实际上搞了一次思想和哲学理论的探索和实验，虽然这一探索和实验是不成功的，他说只剩人没有死了，就把上帝这一绝对权威推翻了然后解放我们人类，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来拯救人类，使人类从上帝的枷锁和奴役之下得到了最后的自由和解放，这个思想很生动、很现实、很符合人的需求。　　生命伦理学资源磅礴浩瀚如大海之波，我们还要进行十分艰苦地努力，承担这种资源的研究和发掘使命，这个使命是觉悟的、哲学的、历史的。
3 生命伦理学的惟名与误读；　　当代医学伦理学是在传统医学伦理学发展来的，是不同的阶段，包括生命伦理学，不要弄得边界不清，和我们的刚起步时对于“医德学”的理解有不同，应该把“生命伦理学-当代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视为同一学科概念；没有必要强调以什么内容为主体，发展就是发展了，只是语境场合不同，个人习惯不同造成的混乱，我们应该做一个基本的统一；大哲学界有一个误解，强调生命伦理学以“生命科学技术伦理问题”为主体，那就太险隘了。　　对于生命伦理学这一原创性的学科，不仅理论构架粗糙，尚没有共同的学科语汇与学科语言，很多概念不被学界认同，究竟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尚未得到统一的认识。学科内甚至都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少数人掌握着话语权力或译名权，或与官僚伦理媾和，控制着政策发布和学术表达机会的分配。“生命伦理学”的译名既然由“bioethics”而来它就应该包容生命问题、特别是人的问题的所有内容，我们当下就忽视了精神的“生命”这部分的伦理和人的现实权利的伦理，比如，更应该关注经济社会的中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就现在流行和公众理解的含义，“生物伦理学”或根据最初的“bio-medical-ethics”译为“生物医学伦理学”等都没有强化医疗中的公平正义和普通民众的健康权利。“生命伦理学”的译名是根据希腊文“bios”含有“生命”的意思，但在英语言中，凡是作为前缀的词汇通常都是“生物”之意，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的英文应是“ethics of life”,如“生命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fe），美国人在创立这个学科时也没有“精神生命”这个所指。但应该说，我们这个“生命伦理学”的译名很漂亮、也很精致，而我们却没能深刻和准确把握这个中文词的完整意义，要知道汉语文化中的“生命”与英语语境中的“生物”是大相径庭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公认的权威辞书，生命伦理学的词条都偏重于生物学和医学，只是淡淡地提一下“保健政策”，这虽然继承了美国神学家最初讨论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的传统，但它既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应发展和完善。要知道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精神的与社会属性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获得真实的爱、享有公义和彻底解放与自由，因此应把主要的研究内容转移到对精神、灵性与社会生命的伦理学解读、研究什么是生命的伦理价值，以及“医疗与保健政策的公正”方面。生命伦理学的生长正值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被作为选择特性的依据，后现代对普遍主义的批评，尽管减弱了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调和，而作为后现代时期的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生命伦理学却同时受到了看起来冲突的二元论的恩沐，既坚持人类普世之爱又阐扬人的生命的个性。生命伦理学不是意指游戏，也不使用符号图式表征人类的永恒条件，我们必须同时应用道德哲学的普遍化论断又照顾到每个生命体的个性差异。生命伦理学不是单纯的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虽然可以把这种争议作为学科的起跑线，而当它逐渐长大以后，就彻底改变了创造者的初衷，如同已经从幼虫变成飞蛾的蚕还是蚕又不是蚕了。
4　基本结构框架，作为学科存在的体系；　　当代医学伦理学既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就一定应该具有它特定的独立的规范的学科结构与体系，没有内在核心与结构的学科是没有生命的，也是无法发展的；并且不可能发挥其学科功能。　　生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应该分为：原理（原道）、原论（原法）与原用（原实）三部分。原理（原道）包括：元生命伦理学（生命道德的哲学与基本思想；各道德哲学学说的有益成分；生命道德本质、价值与意义；生命伦理学的精神；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渊源、语言、逻辑与原理构架等）；文化生命伦理学（人类文化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与生命伦理学相关的学科；生命伦理学的知识场域；生命伦理学的比较学等）；生命神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与其它宗教的生命伦理研究等）。原论（原法）包括：生命伦理学的学科诞生、形成与发展；基本体系；基本原则；研究对象、方法与学科价值；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技术等。原用（原实）即应用生命伦理学，包括： 医务伦理学（或称临床伦理学，包括病人权利、医生义务、医务与生命科学的职业道德、医患关系、医务道德评价等）；生命存在与死亡伦理学（或称为生命科学技术道德：仅仅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一个部分，包括生命的界定、生命质量、基因、克隆、胚胎干细胞、生殖、器官移植、美容、性以及脑死亡、放弃治疗、安乐死等的伦理研究）、卫生政策与卫生经济伦理学（卫生资源分配、医疗改革、卫生保健中的公正问题）；公共事业、人口与社会生命伦理学（自杀、吸毒、文化流行病等）以及自然环境、生态、动物权利的伦理学。　　总之，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广泛，关注领域非常宽阔，并且始终处于开放的态势；由于研究者处于不同的视角，划分方法不尽相同。综合学界的意见，可划分为理论生命伦理学和应用生命伦理学两大部分，具体研究内容和理论框架如下：　　理论生命伦理学包括元生命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理论）和文化生命伦理学。元生命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理论）主要研究生命伦理学的原理即道德哲学基础，与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思想渊源、发展史、基本原则与科学本质、规律、评价体系、生命伦理学语言和逻辑、思想动力以及研究方法与教育策略等；文化生命伦理学主要探究文化人类学传统、宗教、民族心理、风俗、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教育水平和自然生态等因素对生命伦理学学科的影响，同时研究由于文化偏好的不同而形成的医学选择的差异与生命伦理学和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等。　　应用生命伦理学包括医务伦理学、生命与死亡伦理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健政策伦理学、环境与生态伦理学四个分支。医务伦理学包括：临床决策和行为的伦理原则、病人及医生的权利（或权力）与义务、医患及医际关系、医务人员的道德修养等；生命与死亡的伦理学包括：生命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人体受试者的权益保护、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脑死亡、临终关怀、生命质量和安乐死等；卫生经济与医疗保健政策伦理学包括：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医疗改革、保险与医院工作、医院伦理委员会、卫生政策与法制建设等；环境与生态伦理学包括：生态与环境保护、大地或地球伦理、动物权利保护等。　　目前，学界与文化界或民间常常对生命伦理学有内容上的误读，也有理解上的不同，这将随着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发展与逐渐成熟最终趋于统一。我们如果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崭新的阶段，那么，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就是当代医学伦理学的对象和学科范畴，这更加有利于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繁荣和发展；这种认识，也是与国际上对生命伦理学的定义相一致的。　　生命伦理学或当代医学伦理学尚在演化之中，其理论与体系还不够成熟，许多基本问题还难以最后确立；由于生命伦理学诞生于西方，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和最初译介过程中的历史限制，甚至至今对有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还存在许多分歧和争论，但是，也正因此，它同时给我们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
5& 原则的解构、传统的颠覆　　哲学追求意义，神学追求信仰，伦理学既追求意义与价值，又不放弃信仰，并且作为医学伦理学，必须面对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和健康权利的公正而积极地去发现问题、剖析现象、梳理关系和解决纠纷。　　我们基于道德文化绵延不尽的传统，运用和攫取了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拉康-福柯-比彻姆-佩里格雷诺等以及神学家们的成就，建构和初步编制了我们的原则谱系，但它们的缺陷太大，过于粗糙，在现实中遭遇很多问题和难题，这是我们很少意识到的。　　原则、规则、准则和行为的规约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之一，其体现与表述的是医学生活或医患关系中的权利意识与道德情感。在西方，“自主、不伤害、行善与正义”一直被作为伦理决策的道德原则；并被美国、欧洲等许多医学组织视为医生的执业行为依据。虽然存在许多争议，但作为跨文化的医学伦理学评价方法，已经被国际医学伦理学界接受。也被我们作为舶来品、在我们暂时缺乏理论的那些年代普遍并广泛地使用。　　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可分为母原则、基本原则与应用原则。基本原则是指医学道德的最一般的道德原则，是构建医学道德规范最根本、最一般的道德根据，贯穿于医学道德体系的始终。　　基本伦理学原则，是指一些一般性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被作为伦理学规定和评估人类行为的基本理由；而由文化传统所普遍接受的原则中，国际公认“自主、不伤害、行善与正义”是最核心的，其中，“尊重个人、行善与公平原则”的《贝尔蒙报告》（关于保护人体受试者伦理学原则及准则）三原则更明确地规范了生命科学研究行为的道德操守，为医学伦理学制订基本原则和应用提供了重要参照。但是，这些原则内在道德哲学意蕴相互折视和印映，互相无法割裂，作为应用原则的保密、公正、知情同意、生命价值和最优化原则，逻辑上重叠、交错，并且存有裂隙，没有一个标准的语义标准，人们难以透悟和明晰。　　我们奉行的医学伦理学“爱”或“善”的母原则亘古不变，几乎是永恒的，不存在证明与辩护。作为应用原则的 知情同意原则，争议太多，实际上，知情同意只是一个理想或法律上不得不遵循的伦理基础，是十分含混和粗糙、难于控制、无法精确的道义让渡和制度推定，眼下，或许成为一种法律、行政、伦理推辞和托付或理想。我们其实无法使所有的病人与家属都实现真实的、彻底的、完全的知识以及理论化的认知同意，即使我们极大地尽可能地提供我们所有理论上、道德上应与提供的信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全部地理解和接受我们的诊治方案和规劝意见，知识和专业的把握，在医方。过度追求知情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还可以补充与研究、开发很多新的原则：例如：信任与希望原则； 异乡人和次级相对主义原则；临下与境遇原则；商定与宽容原则；以及拉弗曲线和中道原则（laff & golden mean ）；招叫与告解原则（confession）；应答与许诺原则（promise & assent）；节制原则（control & frugality）；有限性-个我选择（个性的选择）原则等。
6 几个重要问题和现象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以医学科学作为母体、哲学作为父体的特殊学科，不应立足于单一的或局限于某几种研究方法，而且个人的能力有限，研究内容只能有所侧重，任何人其知识背景、基础、特长，资源条件、语言模型、所处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学科角色各有不同，特别是文化情感与偏爱，决定了其所秉持的方法、习惯与取向，偏好关系是人性所决定的 。在生命伦理学或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中，应该提倡多种研究内容、多元研究风格和形成或促进各种不同特色的学派，有人既要“骑自行车也要放风筝”，有人只骑车，有人只放风筝，己所欲未见他所欲或他所愿欲，他所欲当施与人，每个研究者都有自由选择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的权利，学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学者要学会宽厚、宽容、心胸宽阔，哲学是有关精神的学问，这个世界上怎么不要精神化的高度呢？登高方望远，一览众山皆小，黄河之水天上来，登太极虚空才通达百事万物至真至善。生命伦理学是顶天立地的学问，如何只顾及物质的、感觉的、“实”、“在者”、“应该”的贪恋，而忽视关于“空”和“虚”的真理、“在”和“是”研究？人和人类文化是由虚与实共同构成的，我们如何要去排斥形而上的、精神的、对于觉悟与信仰的关注呢？而只匍匐在地上等待和享受甘露与阳光的赐予呢？其实，远不止需要理性地“放飞”，还应该创构和设计我们生命伦理学的“航天工程计划”，我们的这个工程实际上是深度地奠基，解决学科的基础，因为地面的思想的涌泉已经干涸，否则我们永远难以解救两难困境以及道德精神的危机。　　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论争与交锋的历史：古代希腊学园学派林立；中国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医的寒凉与温热派之辩；基督教的东西方“和子”之争；基要主义与后现代神学之争；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背叛；萨特与庞蒂；弗洛姆与霍妮------等等；交锋和争鸣才能培育大师，才能有新锐思想，才能推动学科发展与人类进步。　　我们生命伦理学界也要创建和鼓励各种学派，关东长白派、峨嵋派、武当派、岭南派、紫金玄武派、沪江派、燕京清华派、泰山派、大理派或华山唐城派…；都是学术伙伴与朋友。西医与中医、英语生命伦理学与汉语生命伦理学，就是和而不同的分派；毛主席说，要搞五湖四海，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不要搞一言堂；还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学术界为什么非要搞一个中心论？突出皇城根文化、排斥边缘思想，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后现代哲学和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后现代主义强调中心的漂变和重视边缘效应。　　当前需要克服的还有以下四个倾向：首先，生命伦理问题的判定权力掌握在医生手中或者有权力的医生手中、科学家或者有权力的科学家手中，他们根本不相信，道德判断可以制约医学行动或生命科学技术选择；他们凭借个人的创造冲动与兴趣、凭借感觉与业已形成的流行方式进行生命科学实验与研究，把生命伦理原则或禁令搁置一旁，或者只是在鉴定或公布成果之前，为顾盼不得不通过的伦理组织的手续，程序化或形式主义地整理一份避重就轻的报告，把几份印制好的流行的知情同意书文本附在后面（也许具体医生和实验人员根本没有遵守或严格遵守甚至几乎不理解知情同意的意义和概念）。委员会或者流于形式、或者由权威的医学家掌控，生命伦理学成为医学的婢女。汉语文化圈的医生和科学家，也有自认为熟谙生命伦理学的学者，连篇累牍地发表伦理文章，甚或对学界和社会做生命伦理学的专业讲演，他们没有最简化的启蒙的伦理或道德哲学驯养，遮蔽了生命伦理学的学科视界，蒙骗了许多善良的科学家和医生。康德认为：“实践原理是一系列命题，命题包括意志的一般规定以及一般规定之下的几条实践规则。” 在我们没有最后完全找到这些原理或这个“是”之前，我们却是几十年来运用各类命题，解决生命科学实践和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与难题，我们并没有去追究为什么几条苍白的原则背后极其缺乏哲学的辩护，那是彼彻姆和其他几位最早的“作家”们的即兴杜撰（当然他们也许煞费苦心）。而我们的医学家们把衡量善恶的先决条件看作只对自然科学或技术工作者有效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实践原理不过只是主观主义的准则，这些先决条件并没有被主体视为客观的通用的法则，它对其他的有理性的存在物就无效，他们所自认为正当的实践原理并非是客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伦理判断行为是不可靠或者错误的。“仁义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术，以至于获罪。廉洁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术，以至于暴民。” 　　其次，生命伦理问题的审议与主导条例制定，由卫生官员与科学研究、教育管理人代理，或成为伦理话语的发言人，他们以不容辩驳的说服者的身份，剥夺了生命伦理学家的权力，他们不认为停留在外在经验的内容中，在伦理环境中使用官方的暴力程序，使讨论的空间呈现的生命伦理现象被物质地化简，不顾及还有结构解密的必要，使问题被作为关系调节的对象和机会，把人文文化和制度文化混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造成人民、社会、历史必须接受的道德事实，以为如此就被事件参与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结果使道德实践程序结构本身成为行政或政治制度结构的网状思想的纽结。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制度的形式结构所证明的逻辑运算体系和过程，表面上由政府官员来完成，实际上，其是否正确，能被历史证明，要集合所有学科的思想精华与研究成就，包括生命伦理学在内的对于生命科学政策和卫生改革公正方案的制定，都是这个结构的哲学基础和精神营养。药物实验、胚胎转移、基因控制以及脑死亡的决定，是由生命伦理学界缜密、长期、艰苦的论证和反复的检讨才能够获得基本的意见；如果受制于传统文化或暗存暴力的干预，这种意见很可能是错误的。很多参与这些工作的官员，没有任何生命伦理学背景和知识教育经历，没有能力运用伦理思维去判别道德选择的是非，把生命伦理的无意识，去驾驭和比照行政的现存制度，在具体条款的拟定中，改动几个音位，最后划记一个新的谱号，基础的伦理元结构就此完成，这个连道德空间关系的局部真理都阙如的条例，怎么能作为行动的依凭。知性是一种沉思，不能用狭隘的生命科学心理解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仰，我们就现在的有限的伦理知识无法解决被理解的生命伦理和应该建立的生命伦理学之内发现的冲突。历史上，制度的暴力伦理压制人的心性伦理，酿成过多的道德悲剧，造成政治伦理的不可信任；生命伦理与制度应该有稳定的和谐，这是对生命伦理无知的政策制定人和执行者并不关注的。制度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冲突掩盖卫生体制中各种被诟病的败德行为，但对待生命伦理问题的行政暴力行为已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定式和习性，官僚主义制度伦理流毒培育了许多“精神的自动木偶”；即使他们属于始终不理解生命伦理原则的人还是在不断编造“知情同意”、“自主与公正”等谎言，人为挑起医学生活和生命科学社会的思想纷争，不断为政界和科学界添加冲突的引线，而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社会身份的位格错误。　　第三，“意义把生命赋予言语，就像世界把生命赋予我的身体：通过一种能唤起我的意向，但不在我的意向面前展现的暗中的呈现。” 生命伦理学作为学科，没有认真表达它的精神与意义，它经常或一直被人误解和歪曲，它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学科语言，被哲学和医学挟挤着生存，特别是哲学家们，总企图用傲慢的态度和歧视的语汇，想把它和那些新生的没有居家的学者招安，加之那些可怜的人又没有合法的定位，只好屈从于哲学大亨的传唤。以康德的“伦理”或以黑格尔的“道德”来分辨生命伦理案例是很危险的，即使使用最正宗的康德心理也无法解读胚胎干细胞孕育了多么巨大的生命潜质与生机；克隆技术究竟如何克隆那些基因，如何传达人体和人性信息，内细胞群为什么可以诱导出无穷的组织器官原体，哲学家既无知觉也无理觉，生命伦理学何以承担巨大的康德三问？申明一，我们必须找到生命伦理语言的变化中的意义，并且在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把语言的变化设置为一种动态的平衡。其实，在此有必要明确，对于这些新的生命科学问题，传统的哲学语言和医学人文用语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表达性后趋于消亡，它们只是被用来进行技术对话时，为了使各自学科主体在对话过程中保持尊严的一种工具，因此无法掩饰这些不过是退化之中的语言残余。哲学家凭借自己是“人”的感受和经验，凭借自己自认为无所不能的视觉洞察力去制造一个生命伦理世界，结果远离了生命世界的本真，离开了生命的大道，因为他们从来是按照哲学的规范去操作哲学的文章，离开了生命原体去说生命，只是为了做“道德文章”而制造道德语言，结局是只有话语的哲学逻辑，而没有生命的生命逻辑，那样的“蛋白质”是没有生命的，是“活”不起来的。申明二，生命伦理学如果作为一个学科，它只有属于哲学，但它有相当成分的语言是属于科学，对此传统意义的哲学家是难以认知难以进入语境与我们沟通和对话的，我们可以参与一个共时性会议，而难于产生科学情感的共鸣；因为双方对于生命过程的理解和对于疾病的省悟是不一致的，即使找到某种感觉，也只是在一个单义的横断面上。科学家能够具有哲学激情，哲学家却不会有真正的科学创造冲动与灵感；生命伦理学者应该同时具有科学家和哲学家双重创造心理，这来源于他的生命科学知识基础与经历，并且具备哲学家的深厚的理论功力以及思想觉悟和热情，那种激荡胸臆的人文气质是一般的医学或生命科学工作者所缺失的。申明三，哲学家可以为过问或关注生命科学或医学的伦理事务，学习生命科学知识和把握卫生医药事业的规律，尽可能达到透明的生命伦理意识，再去驾驭批判的和评价的生命伦理语言行为，因为生命伦理学本该是一个按照一种特殊的严格计划构成的语言观念的结构。最后，科学的、哲学的和伦理的语言作为一个紧密的融合的整体，把艰涩的生命伦理问题推给真理检验。　　第四，后工业社会的后文化时代的到来，首先是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标志的，一些本不具有先锋意图的科学家被迫参与及策划媒体传播，因为他们关于生命和人的强烈刺激信息的播放，引发了受众的心理变化或遐想，媒体则悄然的放弃了本真严肃的保护科学隐私的轴心原则，使知识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变成为某种商业目的和广告利润的奴隶。媒体主持人和编导苦心积虑地制造与采掘吸引公众眼球的材料，例如用克隆人、换脸术或变性手术作为“决定性变量” ，并装扮成生命伦理学的代言人，由对道德哲学完全无知的电视主持人、记者、科学家和社会人士演出的记述式节目，搅乱了伦理语言和伦理程式，这种歪曲后的变异的生命伦理学构建因接受者摆脱不了媒体的误导，制造了一种被公认存在的新的言语情境，其会话脚本，替代了伦理学家的批评，甚至成为了微不足道的没有独白权利的小脚色。有时，也邀请几位生命伦理学教师粉墨登场，但一般只作为一台论坛的陪衬，因为编导者只重视怎么样表述（能指）谈资，而不在乎谈资（所指）本身。生命伦理现象或案例已经变成一种悦人视听的奇观，所包容的生命伦理性状浅俗，经典哲学分析文本所蕴含的深度美学体验已让位于简单的感官震惊之中。　　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坚定的道德原则能够使大众清醒，我们在生命科学进化的今天有必要保持心境的平和。灵性的家园需要透悟的理觉和生命伦理化的情感的节制，而不是流行的戏剧式躁动
7　我们的愿景：生命、人类、伦理与爱　　回顾三十年，我们无法抹去历史的记忆，历史眷顾了我们和我们这个柔弱的学科，但我们还是要记住几乎用全部情感和精神投入这段历史的那些人、那些事：1980年，以生命伦理学为重要内容的《医学与哲学》出版；1981年6月，上海“医学伦理道德学术讨论会”；1985年，杜治政教授的《医学伦理学纲要》以及后来的《医学伦理学词典》出版；1986年，邱仁宗教授译著《生命伦理学》出版；同年，还有何兆雄、陈力行的《医学伦理学导论》出版；1988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办；同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1986年，东南大学第一届医学伦理学助教进修班举办以及后来以“生命伦理学专业”为名的生命伦理学硕士、博士学位点获批招生；还有彭瑞聪、石大璞、张鸿铸等等优秀的学者，他们对这个学科的倾尽了心血；1996年，由范瑞平翻译、王一方作为责编、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基础》；还有我们可爱的值得感谢的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丹尼尔?维克勒、达利?梅歇尔、奥?德林等国外的学术友人，他们参与并关注我们汉语生命伦理学事业，为我们培育人才和建构医学伦理学理论，参加我们的会议和培训计划，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他们与我们共同创造和谱写了这段历史。　　安静的学术品行与风格，是善和沉思的形，真理并不需要过分张扬，它是历史的必然“到场”和一定“到时”。我们发现与开挖生命的可能性，费尽心机去制造生命的欢乐，以至于去追求快乐形式的极致；那些被我们称之为幸福的内容到底应该是什么，是人的机体欲望的满足、生理的彻底宣泄，还是精神的愉悦，或是由于利他主义的奉献或牺牲所带来的宗教式的欢愉。其实，生命伦理学应该是一种对于生命体验的一种研究，用所有文化语言，诠释生命的奉献，为爱生命作出的所有奉献，语言、行为、行动现实、以及为这些善与爱的行动的辩护。　　用最浅近的思维足以表明，我们总是以经验的世界，来扩延我们的生命伦理现实，每一天以同样的语言试图解释、评价和裁决对错或责任，我们即使了解周围生命世界的需要和伦理纠纷，也不知晓我们真正裁决的凭据是什么或这个凭据的凭据是什么？我们以我们自身的“内在的”与“主观的”经验和感悟，去框定“外在的”、“客观的”现象与事件，尽管我们依托于冠冕堂皇的形式和组织制度，也只是对真理的猜测；我们始终带着内心生活的体验以及对习承传统的敬畏，或者对印象中知识的理解，推断出一系列究问历史的方法、研讨问题的语境、回应行动选择的判断以及所谓我们长期奉行的伦理原则—甚至我们认为这些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其实，我们必须明确：“任何人类知识都会包含谬误，——这是因为某些知觉是虚假的，且还可能产生臆想的、没有客观依据的概念组合，——所以我们总是面临持续不断的、永无止境的任务—摈弃错误的表象和判断，而代之以我们可以认定是对实在的正确了解的另一些表象和判断。” 　　我们应努力守望理论园地和致力于形上之思。脱释学科在襁褓期那种误译、误读、误传，规范学科，构建学术逻辑体系，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心理呼应；撰写深刻见地与高远的伦理与哲学文章。我们的宗旨是以形而上之思，用生命伦理生活或历史事件作为载体，解决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再凝神、回思、影响社会和人。而不是去挤兑或替代社会学家的使命，亲自细微的进入社会学领地，只是提供哲学辩护和人文精神，指导和影响现实问题的研究方向和科学策略。我们通过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试图完成一种对古典主义人的哲学的回归，而又是有一个研究方法、内容、价值和水准的空前超越，我们必须抵制一种媚俗的逢迎或把玩、戏说严肃而沉重的生命伦理问题的流行方式和作风，对抗大众或媒体文化中对生命尊严的侵蚀和肆虐的伤害，同时建设我们健康的、完整的汉语生命伦理学文体，并坚实地致力于精炼优质的、纯净的哲学内核。　　生命伦理学或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应延续道德哲学的传统并有所超越，否则难以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避免遭遇困难，应鼓励学者发挥各自特长自由选择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汉语生命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学者应该对本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特别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优秀的道德哲学和医学道德营养，有益于汉语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设；应该鼓励争论与思想交锋，通过艰苦地探究，最后建构学科体系，并关注中华民族的医疗卫生和生存的具体问题，促进汉语生命伦理学的繁荣。　　我们试探着去享受生活与生存事实，我们努力去适应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新的文化，但我们这些人必须比别人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先一步评价和冷思、观察人类最新的真正的文化成果，不是那些文化垃圾；不管是善的，还是极其野蛮与凶恶的，都要去审视和考量。　　生命伦理学依然是年轻而幼稚的学科，依然要仰赖哲学和医学的母体和父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进行创造与建设。我们沉默、争论、沮丧与兴奋，但始终充满遗憾与羞怯，太多的不足使我们清醒，太多的成功使我们振奋，我们正在生发一种学术旨趣，为了生命与世界的嘱托，为了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愿意终生为之付出与奋斗。年龄与时间纵然充满暴力，但它们只是对个体而言，信仰与精神在理性的宇宙中永恒的强大。它有无比的威慑力与震撼力，它是我们群体生命的一部分。生命伦理学，是我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之一。　　生命、真理与道路，永远的追求、永远的信仰、永远的精神，我们祈盼着有奇迹的出现，这个奇迹会唤起更长更久的思考，那就是：生命、人类、伦理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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