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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零点敲钟错30年？
&&每年央视春晚彩排的时候，零点敲钟总是作为最神秘的环节迟迟不肯揭晓；在大年三十儿晚上的直播现场，零点敲钟也最让主持人提心吊胆，甚至还出现过朱军的“黑色三分钟”。从这些细节都能看出，零点敲钟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过近日却有网友提出，办了近30年的央视春晚零点敲钟时间其实弄错了，真正的农历新年时间应该是大年三十的当天23时整，这一观点马上引起热议。&&&&网友：钟敲晚一个小时&&一位叫“李圆梦”的网友发帖称，央视春晚的新年钟声已经敲错了30年。这位网友表示，由于春节是我国传统的农历新年，那么计时的方法也应该延续古代为最多人接受的“十二时辰”的计时方法。因为远祖所定的时辰是从当日的23时至次日的1时，2个小时为1个时辰，所以正确的农历新年时间也应该是大年三十当天的23时正，这就是大年初一的开始。&&这位网友的观点一出，立即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赞成和反对的两派也吵成一片。有网友称“长知识了”，也有网友称“有道理，农历交春时辰应该是子时(23时至次日1时)”，还有网友表示“现在已经中西合璧得不知本源了”。同时，批评央视的网友也有，称“央视沿用30年的错误方式，也不知错就改，死要面子”，“现在的人根据央视晚会的倒计时来放鞭炮，所以把子时才是新一天的开始给忘了”。&&&&赵忠祥：当初也有过争议&&随后，记者就网友们的观点采访了担任过多年央视春晚主持人的赵忠祥。赵忠祥告诉记者，这样的计时方法在很早的时候也产生过争议，但随着春晚成为一种形式，零点敲钟也就被接受了，“可能大家都习惯了这样一种方式，在零点的时候庆祝新一年的到来”，赵忠祥还开玩笑地表示，“如果用复古的方式，可能大家还接受不了”。赵忠祥表示，对于“十二时辰”的计时方法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也是很古典、很尊重传统的人，但我也没有提出异议。我认为零点敲钟是按照西历的方法而来的，央视也有道理，起码我自己是习惯了。网友们讨论这事儿我觉得也挺好，这也是普及知识，但是多年的习惯大家都可以容忍吧。”&&&&专家：习惯可以接受&&对此， 记者采访了一位历史学专家赵教授。他告诉记者，网友们的这种说法是按照古代的计时方式而来的，古代的确是将大年三十的子时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子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晚11时（23时）至次日1时前这段时间，二是指半夜12时。古时候是以滴漏计时的，都是比较模糊的时间。”他还表示，时间是永恒的，时间观念是人为确定的，敲钟这一形式延续到现在，也是为了制造一种节日氛围。现在通用的计时方式都用新历，“要是用旧历的话可能很多人的观念反倒不能接受了。”&&赵教授表示，尊重传统固然不错，网友的想法也有道理，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大可不必纠缠。&&&&本报综合报道&&相关链接&&农历记时法&&之一&&农历记时法&&中国古代主要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分为若干时段，日出时叫旦早朝晨，日入时叫夕暮昏晚，所以古书上常常出现朝夕、旦暮、晨昏、昏旦并举。太阳正中时叫日中，将近日中的时间叫隅中，太阳西斜叫昃。&&古人一日两餐，朝食在日出之后，隅中之前，这段时间叫做食时或蚤食；夕食在日昃之后，日入之前，这段时间叫晡时。日入以后黄昏，黄昏以后是人定。《孔雀东南飞》有“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的诗句，就是对这段时间的确切描绘。人定以后就是夜半了。《诗经》上说“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鸡鸣和昧旦是夜半以后相继的两个时段名称。昧旦是天将亮的时间，又叫“昧爽”。古书还常提到平旦、平明，这是天亮的时间。&&古人对一昼夜有等分的时辰概念之后，用十二地支表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小时的本意就是小时辰。十二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现代对照，子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晚11时（23时）至次日早1时前这段时间，二是指半夜12时（24时）。在特指半夜12时，子时又称子夜。按上述方法类推，丑时是指1时至3时前这段时间，或特指2时。&&现代人用到时辰主要是在出生时间上，所谓生辰为子时，就是出生在晚11时（23时）至次日1时前这段时间里。&&到了近代，人们又把每个时辰细分为初、正。晚11 时（23时）为子初，半夜12时（24时）为子正；1时为丑初，2时为丑正等等。这样，就等于把一昼夜等分为24小时了。&&古代的更&&之二&&古代的更&&19时至21时为一更&&21时至23时为二更&&23时至1时为三更&&1时至3时为四更&&3时至5时为五更&&闰月过生日&&之三&&闰月过生日&&生在闰月，过生日的机会会少很多，那么什么月份的闰月更罕见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由于定气方法的采用，冬季设置闰月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夏季及其前后几个月，如农历三、四、五、六、七月闰月设置则较多。在公元1821年到2020年的200年中，共有农历闰月74个。其中闰正月、闰十一月、闰十二月一次也没有，而闰五月最多，达16次。&&天文学家计算过，我国如果继续执行阴历，将在2263年出现闰正月，在3358年出现闰十二月。因此民间有“千年等了个闰腊月”的说法，比喻很难发生。&&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过农历生日，会非常困难的呢？一是闰年生于闰月，二是闰年生于罕见的闰月，三是任何年份生于大月（30天）的三十，这个是最难过到生日的。&&子：23时至1 时&&丑：1 时至3 时&&寅：3 时至5 时&&卯：5时至7 时&&辰：7时至9时&&亥：21时至23时&&午：11时至13时&&未：13时至15时&&申：15时至17时&&酉：17时至19时&&戌：19时至21时&&巳：9时至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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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丑读史录9 积毁销骨 千载商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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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丑寅卯独个数是什么意思？或什么数字？或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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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
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
作者：朱大可
导语：1985年8月，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以“酱缸文化”的概念继鲁迅之后再次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该书随即引发两岸阅读热潮，迄今30年一版再版。著名评论家朱大可先生认为，反思力的存在，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但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这30年，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更严重的是，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很多自作聪明、自欺欺人的“鸵鸟”，遮掩或者无视问题存在，加剧了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而“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也未来得及出示有效疗法。宗教和美育，曾被当作改造国民性的良药，但在引导者都出了问题的当下，这两种疗法也陷入困境。“柏杨难题”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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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 />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例证。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官方数据是4，698例，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这种现象就是“SARS效应”。以上述比率为基础，再放大10，000倍作为加权，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SARS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
但中国的实际情形，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全部视若罔闻，最后，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陈贤妹所救，但已回天无力，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对“SARS指标”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在19人中间，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这就是“小悦悦指标”。它虽然源于单一“样本”，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做了严厉的控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子”）。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母”）的负面容貌。
据说，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除了扬沙踢腿，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脑袋埋进沙里，以为看不见猎手，猎手就不复存在。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在中国很多，而他们营造的“沙窝生活”，无助于难题的解决，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
“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在仁波切、大法师、上师、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尽管事实尚待澄清，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导师问题成堆，他们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国早期，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弊端”，试图以“美育”取而代之。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艺为药剂，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体、美、劳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除了建筑、雕刻、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还应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关键正是“社会组织的演进”。假如“社会组织”已经腐化，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正在陷入“主体性危机”。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一旦沦为官僚机构，被各种谎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上一代人（教师）的品质。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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