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丰县的历史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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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丰县的历史渊缘
作者 : 白光华
　　中国佛教与丰县的历史渊缘
　　作者：白光华
　　江苏省丰县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接壤之地，是黄淮平原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大县之一，地沃产丰，历来为富庶之乡。古言云：“丰沛收，养九州；丰沛不收，还养亳州。”可见其农业生产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样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先后孕育诞生了汉高祖刘邦及其四百余年大汉基业；汉相国萧何及其后人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南朝?梁武帝萧衍、南朝?西梁宣帝萧等历代帝王将相群。据不完全统计，按其籍贯所属而论，丰县衍生了西汉、东汉、三国蜀汉、南朝刘宋、南朝萧齐、南朝萧梁、南朝西梁、五代后梁等各个历史朝代的68位称孤帝王。“千古龙飞地，历代帝王乡”的盛誉，使蕞尔丰县在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影响，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增添了最具辉煌的篇章。中国的封建文明崛起于从丰县中阳里昂首走出的一介布衣――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丰功伟业之中。封建时代各项典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无不受到汉人、汉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无不渗透着丰县这块沃土的神奇气息、风土民情、宗教礼俗以及物产丰歉、思想崇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薰染。西竺佛教的传入及中国佛教的形成均与丰县有着不解的渊缘和羁联。
　　一、中国佛教与丰县之缘
　　所谓中国佛教是指源于西竺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和影响后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活动。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三大学派（儒、释、道）之一，原形成于古印度的天竺国，由释迦牟尼创立，距今约2500余年。就历史时代而言，相当于中国伟大思想家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按照中国古代人的理解，佛是如同中国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那样的“圣人”，具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行、各种神通的“神人”。“佛”是梵文Bud dha音译“佛院”的简称，意思是“觉”、“觉悟”，是包函着对佛教真理的大彻大悟和启发引导更多的人达到觉悟的境界，从而达到觉性圆满。只有“佛”才具有这样的“觉”，具有引导别人的能力，故又称之为“无上正觉”。在佛教创立之初，能够被称作“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佛教创始人悉达多，又称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佛教徒们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与“佛”是同意义的。“佛”又是什么？佛则是佛教徒们对释迦牟尼的称号，是指充满智慧、品德高尚、能启迪人生的导师和圣人。之后，在其发展演绎过程中，佛的概念被逐步神化，变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神；而在被之为称“佛”的人数和空间上，也从原有的人间世界的释迦牟尼一个，发展成“无量世界有无量佛”，使佛成了真正的超人间的神。再后来，在无量世界无量佛中又突出塑造了一个“阿弥陀佛”的形象，使阿弥陀佛成为人世间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诸佛中“最尊贵、第一的、无比的……诸佛之一”（《阿弥陀经》卷上）。“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即此佛是圆满的，集中一切佛的智慧和神通，可以代表一切佛；再之后，又演绎形成了“三世佛”。对“三世佛”的理解有两种概念：一是在时间上，“三世佛”指过去世燃灯佛，现在世释迦牟尼佛，未来世弥勒佛；二是在空间方位上，东方为琉璃世界药师佛，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此，佛教中关于佛的理解、传说和信仰就从一个佛发展到无量世界无量佛，再到三世佛，由量化到无量化再到量化，形成了更具“可理解性、可信性、可操作性”的组织体系，从而构成了佛教对于“佛”的信仰体系。从以上的演绎过程可以看出：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南佛、藏佛、汉佛）的一系列发展变化，无不充满着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演绎，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信仰理念。
　　佛教产生于西方天竺国，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又名身毒国。在大月氏国东南数千里，其俗与月氏国相同，修浮图（浮图即佛，又作浮屠）之道，不采伐，遂以成俗。“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其道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另外，尚有后世的《魏略?西域传》、《列仙传》、《山海经》、《魏书?释老志》、《拾遗记》、《历代三宝记》等书，将佛教传入的时间追朔至西汉成帝（刘骜）、哀帝（刘欣）、武帝（刘彻），甚至达秦始皇时代、战国时代，此均不可信。按作者所处时代和现今佛教徒间递传下来的说法，仍以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较具参考性。按照这一传统的说法，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太史傅毅回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遣中郎将蔡音、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佛求道。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于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摄摩腾、竺法兰两人，获得佛像、经卷等物，用白马驮回京都洛阳。明帝特为他们建立精舍居住，称其名为“白马寺”。于是，摄摩腾、竺法兰在寺内译出佛家《四十章经》，成为中土佛教最早的译著。但是，《后汉书?楚王传》载：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刘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回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可见，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即有佛事活动。那么，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所记：“汉明求法，四年（公元61年）感梦，七年（公元64年）使还”的说法应具一定的参考性。
　　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由汉明帝刘庄引进是有据可查的。刘庄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他没有脱离于丰县这块“龙飞之地”。经过西汉二百余年的进化，至东汉时期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已进入典型的汉文化时代，大汉王朝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无不体现着“汉之源”的思想理念和风土民情。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后，就走上了一条逐渐中国化即汉化的发展道路，是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为西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和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所有的经文翻译都是按照西汉经学的方式进行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如唐代高僧法琳所述：“汉魏齐梁之政，像（佛）教勃兴；燕秦晋宋以来，名僧间出。或画满月于清台之侧，表相轮于雍门之外。逮河北翻辞，汉南著录，道兴三辅，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弥殷，历金陵而转盛。渭水备逍遥之苑，庐岳总般若之舌。深文奥者，发越来仪；硕学高僧，蝉联远至。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五乘并鹜”（《广弘明集》卷11）。法琳的这段话记述了佛教自入东土以来，至南朝?梁武帝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正是由此，方能进一步揭示佛教与丰县的不解之缘。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南北朝时期梁王朝的第一任创业皇帝。字叔达，小名练儿，是西汉首任相国萧何的第25世孙，祖居丰县城内中阳里，寄籍于南兰陵（今江苏省武进市）中都里，生于秣陵县（今江苏省南京市）同夏里三桥宅。其父萧顺之，字文纬，为南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萧衍最初追随萧道成南征北战，协助萧道成成就帝业，深受萧道成的器重。齐武帝萧臣继位后，因嫌萧衍功高位重，深怀惮忌，故不委以重任实权。当齐末君主昏虐、众叛亲离之际，萧衍起兵襄阳，先后废杀了东昏候萧宝卷、和帝萧宝融，取而代之，于公元502年4月受禅称帝，定国号为“梁”，年号“天监”，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在位48年，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萧衍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虽政务繁乱，仍手不释卷，读书著述常至深夜，颇有其祖萧何之风。萧衍的家世中本多信道教，在其称帝后却转而向佛。在他任内，全国上下大建佛院，全国有2800余所，僧尼多达10余万人众，仅京城建康就有佛寺500余所，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寺院。所以后人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以繁荣发展，无疑有众多的帝王、官宦、徒众的看重和支持。但是，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些人的看重和支持，是因为它有一套完整的佛教理论体系，总能够说的“头头是道”，引导更多的人去信奉和崇拜它。那么，中国最早阐述佛教理论并撰成佛教理论专著《理惑论》的就是东汉?明帝时期的大司徒牟融著述的，故又称之为《牟子理惑论》。在这部著作中，记述了明帝与牟融关于“佛”的一段对话：“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况忽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可见，这时的牟融对佛的理解确实有着深遂的认识和完整的思绪，故而能对众人写出《理惑论》，帮助更多的人理解和认识佛的源本和宗旨。
　　那么，牟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与丰县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明?隆庆《丰县志?官师》载：“牟融，永平（汉?明帝刘庄的年号）间知丰，视事三年，狱无滞讼，为诸郡最。从祀名宦”。清?光绪《丰县志?宦绩》载：“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即司徒举荐的茂才）为丰令（丰，今徐州县也）。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司徒范迁（字子庐，沛人也）荐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状（治理丰县时的状况）。永平五年（公元62年）入，代鲍显为司隶校尉；八年（公元65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十一年（公元68年），代鲑阳为大司农。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公元69年），代伏恭为司空”、“肃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赵熹为太尉，与熹参录尚书事；建初四年（公元79年）薨，车驾亲临其丧”。由以上记载可见：牟融又是一个与丰县有着深厚渊缘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得到明帝、章帝的赏识，与他在丰县工作三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深知丰县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也就能够体谅明帝刘庄、章帝刘火旦 的所思所好，因而更加赢得二帝的赏识。由此可知：中国佛教的引进、兴盛、发展和规范都与丰县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悠久的历史。
　　二、中华民间第一寺与丰县佛事的兴替
　　丰县传入佛教由来已久，佛事活动异常活跃和兴盛，虽历经朝代更替和兵燹水患的影响，但其佛事活动依旧是兴替不歇，或明或暗，或张或弛，或众或寡，或官倡或民办，均是一直在活动中，直至今日。据清?光绪《丰县志?寺观》载：“寺观肇于汉，而盛于梁。自梁以来，招提兰若遍天下，间有诣祀以求福者。至唐，狄梁公有淫祠之毁，识者快之。丰邑旧多寺观，水荒之后，半消劫火。”然至清末，有名可稽的寺观仍有66座，仅城区周围就有27座之多，足可见在整个封建时代丰县佛教活动的兴盛与延绵。
　　在丰境众多的寺庙中，惟城区永宁寺兴寺最早，且香火最盛。永宁寺起自东汉，兴于皇家，为中华民间寺院之始。汉?明帝永平初年，西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最初只在京都及诸王府地设寺礼祀，为皇家独享之福。丰县乃汉室祖居，祖陵设于力村疃，高祖诞于中阳里，为皇室祖脉之地。因此，倍受历代帝王之眷顾。佛兴之初，汉明帝在为自己祈佛保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寻根溯源，祈求祖上平安，源远流长。于是，便敕资在祖居地丰城中阳里县治东北二百五十步的汉高祖故居遗址建起“永宁寺”，以期佛祖保佑家乡“平安无事，永宁万年”。寺院建起后，整齐壮观，肃穆庄严，仿宫殿建式，殿堂廊庑互为照应，间次形成“七堂伽蓝”，为方圆百里之名寺。后世代有修葺，屡加变迁。按明?隆庆《丰县志?寺观》记载：“永宁寺，旧在县东北隅，乃汉卢绾故宅。国朝洪武，僧仲通改为兴教寺。今水淹塌”。清?光绪《丰县志?寺观》载：兴教寺，旧为永宁寺，在县治东北二百五十步。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改名白塔寺；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毁，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重立，十三年（公元593年）改名道成寺；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又废；唐?贞观初年，太宗曾派尉迟敬德亲临监修，并移址于城西三合里（现存石础可证）；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重兴，改名重光寺；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复改名永宁寺；建炎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公元年间），再迁城东北隅汉?燕王卢绾故宅重建；金?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僧人普净修建；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僧人文秀重修；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僧人法澍屡加修葺之； 明?洪武年间（公元年），僧人仲通重修，并改名为兴教寺。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六月，黄河从山东曹州决口，使丰县全境被淹，县城夷为平地，由县令高禄带领，将县治迁于旧城之东南三十里的华山之阳；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由县令徐冥将县治迁回旧址，即今丰城所处位置；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湖北黄陂举人任惟贤任丰县令，下车伊始，即恤鳏寡，崇节孝，抑奸贪，雪幽滞，缓征薄敛，与民休息，坐堂不设门隶，任民自行报告。行之三月，一邑帖然。此时，他则抽出精力对废毁的寺庙重新修建，并将庙址移至县西北隅，仍以兴教寺名之。至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县人渠景撤旧殿重修，迁址于县城西北隅，维持至清末，其后无兴替之记录。民国建元之后，时局不稳，兵香火渐次衰弱，寺院再无较大修葺。民国元年至民国37年（年）间，丰县境内仍有20余处佛寺，僧尼约百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8年前后，丰县原有的僧尼多逐渐还俗或迁移外地，佛寺逐年塌毁或改建、拆建成学校；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寺庙作为“四旧”之象征被拆毁殆尽，永宁寺亦在劫之列，佛事活动不复存在。
　　丰县永宁寺的兴建由来以久，“永宁”的命名亦深蕴寓意，在命名之初的指导思想上它不同于洛阳永宁寺及其它同名的寺庙。自东汉?明帝刘庄引进西竺佛教之后，最初只是在皇室宫廷中崇奉，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鼻祖的“黄老思想”和神仙方技一样，深受皇室宗亲的崇拜。佛教传入汉土后，一方面它的教理被作为与黄老之学一样“清虚无为”，一方面又认为“佛”也是一种大神，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且，当佛教传入汉地以后，其斋忏活动的仪式效法于中土的祠祀方式，因而为汉代帝王所崇尚。汉?明帝将佛像、经卷请回后，即在京城建立精舍，让沙门迦叶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居住，在此译经传法，并将其居所命名为“白马寺”，以纪念白马驮经像的故事。佛教活动很快便由京城洛阳传到了楚王刘英的封国――徐州。《后汉书?楚王传》记载：“（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时的徐州已有供佛的寺庙和各项佛事活动。在楚王刘英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其中有出家的僧人（桑门）和在家的居士（伊蒲塞）。丰县久隶于徐州，且为历代汉王的祖籍，汉明帝在为自己祈佛保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祈求祖上平安。于是便敕资在汉高祖刘邦的故居遗址上建起了“永宁寺”，以期佛祖保佑家乡祖地“平安无事，永宁万年”，这是自佛教东传以来位于中华民间的第一寺院。
　　三、丰县佛事的继承与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不再是原有的印度佛教形式和基础。尤其传至第六世，由神秀、惠能二人将佛教分裂为南宗、北宗之后，佛教的指导思想、活动方式、宗教理论、生活理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带来信教徒的分化与裂变。人们都知道“柑橘化枳”的故事，原本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柑橘甘美可口，酸甜适度，而移种于淮河之北以后，便变得酸涩难吃，无法入口。于是，人们才明白植物的性质会随着水土、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先人们便在《周礼?考工记》中郑重地记上一笔：“橘逾淮而北为枳”。告诫后人：在移植植物时要注意品种、水土、气候等客观条件的变化。
　　文化的传播同样需要有一定的“水土气候”，这个“水土气候”就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每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吸收，都如人体对食物养份的吸收和利用一样，有一个分辨、选择、排斥和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东汉末期，西方佛教传入中土后，对于悠久文化传统和稳定心理结构的汉民族来说，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尤为突出。神奇，崇拜，改造，融合，光大，使五光十色的佛教活动按照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实践，演化为各种各样的信奉方式，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中国式的佛教活动。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和传统文化，才使得佛教思想和佛教活动得以在中国各地、各阶层绵延不绝，欲禁不止；正是这种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思想、佛教活动，早已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之中，而不再是单纯的西方佛教了。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任何客观因素和政治力量都难以从根本上摒弃这种思想活动的存在与发展。中国古代有个“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是说尽管有想使禾苗快速成长的愿望与行动，但时令不到，行为不当，只能是事与愿违；同样，“因噎废食”亦是不可取之道。只有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才能寻找到适合于时代的气候和适合于时代的心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希望和信心的人，才会想到世界的彼岸去寻求可以希冀的宁静和安乐。“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是乎只有这里才是宁静之地，极乐世界，这同样是一种有失偏颇的思想认识。
　　丰县的佛教活动延绵千百年而兴替不已。进入新时代之后，于1968年前后县内各处庙宇拆毁殆尽，各种佛事活动均以停止，但一些信教徒仍以自己的方式在私下从事礼佛活动。1985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得以改善和宽松，县内的佛事活动有所抬头，佛教信徒（居士）逐渐增多，从农村促动县城，逐步形成了居士林组织和场所，但多为城乡的老年人。他们受传统的佛教理念影响较深，以积德行善、消灾祛厄为寄托，或居家或相约，习礼诵经，祈佛庇佑，渐次形成新时期的崇佛、习佛活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丰县佛事活动复苏后，主要形成城南、城北两个中心点。城南地区以华山、套楼、刘王楼、张五楼等乡镇所属的农村为集中活动区；城北地区以马楼、首羡、顺河等乡镇所属农村为主要活动区，或自居家中或相约一地进行诵经礼佛活动。1991年农历12月8日，在城北马楼乡王楼村王明修（原名王昌勤）的倡导下，在其家中举行第一次有组织的礼佛活动，参加者有19人之众，开始了全县性的佛教活动。日，经过进一步组织和酝酿，在王明修家中选举产生了丰县第一个“居士林”组织机构，推选杨俊峰任林长，史先钊任副林长，王明修为名誉会长，另有相关委员7人。这次活动有来自全县22个乡镇的36名代表参加，其中首羡小毕庄代表就有15人，山东鱼台县王庙的代表1人，并将以后的活动日期定于每年的农历2月8日、2月19日、4月18日、6月19日、9月19日、10月8日、11月8日、12月8日，定期举行佛事活动，成为未经政府正式批准的有组织活动。日，该居士林进一步完善其组织机构，分别设立了宣传组、法务组、礼佛组，宣传组组长李自安、刘秉端，法务组组长邱修义、周脉浦，礼佛组组长孙基田、张善缘，改王明修为副会长，参加人员已有100多人。日起，由杨俊峰、王鹏等开始向县宗教局及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丰县居士林的活动情况，并积极呼吁县政府同意其进行合法活动。1995年5月，佛教信众已达2000余人，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县宗教局予以明示：佛教活动县政府未予批准，目前尚属非法活动，应立即解散其组织机构，并停止聚众活动。以此，信众各自居家自行安排，少有聚众活动，继而转入积极呼吁合法化的活动。
　　至2000年之后，丰县的佛教信徒已近万人之余，由于没有合法的组织和合法的道场，信众的呼声日趋于高。日至21日，杨俊峰、张先品、洪尚辉、李自安等人相继向省、市、县有关部门和领导发出《关于申请恢复建设丰县兴教寺的报告》、《关于成立丰县佛教协会的报告》等请求，力争使丰县的佛教活动公开化、合法化。经过省、市、县相关部门的多次考察与论证，认为丰县可以恢复佛教活动，并在原有历史名刹“永宁寺”的遗址上恢复其佛教活动的场所，为丰县的两汉文化底蕴增添新的文化内涵。于是，丰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在日以苏CO600068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兴建丰县永宁寺，并请河南嵩山少林寺第34代弟子释延武法师主持兴建工作及各项佛教事务。日（农历4月18日）在释延武的主持下，召开了2000余人参加的纪念佛祖释迦牟尼2568年华诞盛会，同时正式启动丰县永宁寺的重建工作。这样，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在省、市、县宗教部门的指导下，在广大佛教信徒的共同努力下，丰县的佛教活动已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丰县两汉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相映增辉的新的历史起点。丰县刘王楼有没有拿回家做的零活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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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丰县的历史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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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丰县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接壤之地，是黄淮平原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大县之一，地沃产丰，历来为富庶之乡。古言云：“丰沛收，养九州；丰沛不收，还养亳州。”可见其农业生产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样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先后孕育诞生了汉高祖刘邦及其四百余年大汉基业；汉相国萧何及其后人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南朝•梁武帝萧衍、南朝•西梁宣帝萧等历代帝王将相群。据不完全统计，按其籍贯所属而论，丰县衍生了西汉、东汉、三国蜀汉、南朝刘宋、南朝萧齐、南朝萧梁、南朝西梁、五代后梁等各个历史朝代的68位称孤帝王。“千古龙飞地，历代帝王乡”的盛誉，使蕞尔丰县在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影响，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增添了最具辉煌的篇章。中国的封建文明崛起于从丰县中阳里昂首走出的一介布衣――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丰功伟业之中。封建时代各项典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无不受到汉人、汉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无不渗透着丰县这块沃土的神奇气息、风土民情、宗教礼俗以及物产丰歉、思想崇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薰染。西竺佛教的传入及中国佛教的形成均与丰县有着不解的渊缘和羁联。&&& 一、中国佛教与丰县之缘&&& 所谓中国佛教是指源于西竺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和影响后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活动。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三大学派（儒、释、道）之一，原形成于古印度的天竺国，由释迦牟尼创立，距今约2500余年。就历史时代而言，相当于中国伟大思想家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按照中国古代人的理解，佛是如同中国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那样的“圣人”，具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行、各种神通的“神人”。“佛”是梵文Bud dha音译“佛院”的简称，意思是“觉”、“觉悟”，是包函着对佛教真理的大彻大悟和启发引导更多的人达到觉悟的境界，从而达到觉性圆满。只有“佛”才具有这样的“觉”，具有引导别人的能力，故又称之为“无上正觉”。在佛教创立之初，能够被称作“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佛教创始人悉达多，又称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佛教徒们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与“佛”是同意义的。“佛”又是什么？佛则是佛教徒们对释迦牟尼的称号，是指充满智慧、品德高尚、能启迪人生的导师和圣人。之后，在其发展演绎过程中，佛的概念被逐步神化，变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神；而在被之为称“佛”的人数和空间上，也从原有的人间世界的释迦牟尼一个，发展成“无量世界有无量佛”，使佛成了真正的超人间的神。再后来，在无量世界无量佛中又突出塑造了一个“阿弥陀佛”的形象，使阿弥陀佛成为人世间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诸佛中“最尊贵、第一的、无比的……诸佛之一”（《阿弥陀经》卷上）。“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即此佛是圆满的，集中一切佛的智慧和神通，可以代表一切佛；再之后，又演绎形成了“三世佛”。对“三世佛”的理解有两种概念：一是在时间上，“三世佛”指过去世燃灯佛，现在世释迦牟尼佛，未来世弥勒佛；二是在空间方位上，东方为琉璃世界药师佛，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此，佛教中关于佛的理解、传说和信仰就从一个佛发展到无量世界无量佛，再到三世佛，由量化到无量化再到量化，形成了更具“可理解性、可信性、可操作性”的组织体系，从而构成了佛教对于“佛”的信仰体系。从以上的演绎过程可以看出：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南佛、藏佛、汉佛）的一系列发展变化，无不充满着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演绎，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信仰理念。&&& 佛教产生于西方天竺国，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又名身毒国。在大月氏国东南数千里，其俗与月氏国相同，修浮图（浮图即佛，又作浮屠）之道，不采伐，遂以成俗。“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其道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另外，尚有后世的《魏略•西域传》、《列仙传》、《山海经》、《魏书•释老志》、《拾遗记》、《历代三宝记》等书，将佛教传入的时间追朔至西汉成帝（刘骜）、哀帝（刘欣）、武帝（刘彻），甚至达秦始皇时代、战国时代，此均不可信。按作者所处时代和现今佛教徒间递传下来的说法，仍以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较具参考性。按照这一传统的说法，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太史傅毅回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遣中郎将蔡音、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佛求道。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于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摄摩腾、竺法兰两人，获得佛像、经卷等物，用白马驮回京都洛阳。明帝特为他们建立精舍居住，称其名为“白马寺”。于是，摄摩腾、竺法兰在寺内译出佛家《四十章经》，成为中土佛教最早的译著。但是，《后汉书•楚王传》载：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刘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回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可见，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即有佛事活动。那么，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所记：“汉明求法，四年（公元61年）感梦，七年（公元64年）使还”的说法应具一定的参考性。&&& 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由汉明帝刘庄引进是有据可查的。刘庄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他没有脱离于丰县这块“龙飞之地”。经过西汉二百余年的进化，至东汉时期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已进入典型的汉文化时代，大汉王朝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无不体现着“汉之源”的思想理念和风土民情。&&&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后，就走上了一条逐渐中国化即汉化的发展道路，是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为西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和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所有的经文翻译都是按照西汉经学的方式进行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如唐代高僧法琳所述：“汉魏齐梁之政，像（佛）教勃兴；燕秦晋宋以来，名僧间出。或画满月于清台之侧，表相轮于雍门之外。逮河北翻辞，汉南著录，道兴三辅，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弥殷，历金陵而转盛。渭水备逍遥之苑，庐岳总般若之舌。深文奥者，发越来仪；硕学高僧，蝉联远至。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五乘并鹜”（《广弘明集》卷11）。法琳的这段话记述了佛教自入东土以来，至南朝•梁武帝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正是由此，方能进一步揭示佛教与丰县的不解之缘。&&&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南北朝时期梁王朝的第一任创业皇帝。字叔达，小名练儿，是西汉首任相国萧何的第25世孙，祖居丰县城内中阳里，寄籍于南兰陵（今江苏省武进市）中都里，生于秣陵县（今江苏省南京市）同夏里三桥宅。其父萧顺之，字文纬，为南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萧衍最初追随萧道成南征北战，协助萧道成成就帝业，深受萧道成的器重。齐武帝萧臣继位后，因嫌萧衍功高位重，深怀惮忌，故不委以重任实权。当齐末君主昏虐、众叛亲离之际，萧衍起兵襄阳，先后废杀了东昏候萧宝卷、和帝萧宝融，取而代之，于公元502年4月受禅称帝，定国号为“梁”，年号“天监”，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在位48年，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萧衍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虽政务繁乱，仍手不释卷，读书著述常至深夜，颇有其祖萧何之风。萧衍的家世中本多信道教，在其称帝后却转而向佛。在他任内，全国上下大建佛院，全国有2800余所，僧尼多达10余万人众，仅京城建康就有佛寺500余所，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寺院。所以后人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以繁荣发展，无疑有众多的帝王、官宦、徒众的看重和支持。但是，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些人的看重和支持，是因为它有一套完整的佛教理论体系，总能够说的“头头是道”，引导更多的人去信奉和崇拜它。那么，中国最早阐述佛教理论并撰成佛教理论专著《理惑论》的就是东汉•明帝时期的大司徒牟融著述的，故又称之为《牟子理惑论》。在这部著作中，记述了明帝与牟融关于“佛”的一段对话：“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况忽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可见，这时的牟融对佛的理解确实有着深遂的认识和完整的思绪，故而能对众人写出《理惑论》，帮助更多的人理解和认识佛的源本和宗旨。&&& 那么，牟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与丰县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明•隆庆《丰县志•官师》载：“牟融，永平（汉•明帝刘庄的年号）间知丰，视事三年，狱无滞讼，为诸郡最。从祀名宦”。清•光绪《丰县志•宦绩》载：“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即司徒举荐的茂才）为丰令（丰，今徐州县也）。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司徒范迁（字子庐，沛人也）荐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状（治理丰县时的状况）。永平五年（公元62年）入，代鲍显为司隶校尉；八年（公元65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十一年（公元68年），代鲑阳为大司农。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公元69年），代伏恭为司空”、“肃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赵熹为太尉，与熹参录尚书事；建初四年（公元79年）薨，车驾亲临其丧”。由以上记载可见：牟融又是一个与丰县有着深厚渊缘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得到明帝、章帝的赏识，与他在丰县工作三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深知丰县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也就能够体谅明帝刘庄、章帝刘火旦 的所思所好，因而更加赢得二帝的赏识。由此可知：中国佛教的引进、兴盛、发展和规范都与丰县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悠久的历史。&&& 二、中华民间第一寺与丰县佛事的兴替&&& 丰县传入佛教由来已久，佛事活动异常活跃和兴盛，虽历经朝代更替和兵燹水患的影响，但其佛事活动依旧是兴替不歇，或明或暗，或张或弛，或众或寡，或官倡或民办，均是一直在活动中，直至今日。据清•光绪《丰县志•寺观》载：“寺观肇于汉，而盛于梁。自梁以来，招提兰若遍天下，间有诣祀以求福者。至唐，狄梁公有淫祠之毁，识者快之。丰邑旧多寺观，水荒之后，半消劫火。”然至清末，有名可稽的寺观仍有66座，仅城区周围就有27座之多，足可见在整个封建时代丰县佛教活动的兴盛与延绵。&&& 在丰境众多的寺庙中，惟城区永宁寺兴寺最早，且香火最盛。永宁寺起自东汉，兴于皇家，为中华民间寺院之始。汉•明帝永平初年，西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最初只在京都及诸王府地设寺礼祀，为皇家独享之福。丰县乃汉室祖居，祖陵设于力村疃，高祖诞于中阳里，为皇室祖脉之地。因此，倍受历代帝王之眷顾。佛兴之初，汉明帝在为自己祈佛保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寻根溯源，祈求祖上平安，源远流长。于是，便敕资在祖居地丰城中阳里县治东北二百五十步的汉高祖故居遗址建起“永宁寺”，以期佛祖保佑家乡“平安无事，永宁万年”。寺院建起后，整齐壮观，肃穆庄严，仿宫殿建式，殿堂廊庑互为照应，间次形成“七堂伽蓝”，为方圆百里之名寺。后世代有修葺，屡加变迁。按明•隆庆《丰县志•寺观》记载：“永宁寺，旧在县东北隅，乃汉卢绾故宅。国朝洪武，僧仲通改为兴教寺。今水淹塌”。清•光绪《丰县志•寺观》载：兴教寺，旧为永宁寺，在县治东北二百五十步。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改名白塔寺；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毁，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重立，十三年（公元593年）改名道成寺；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又废；唐•贞观初年，太宗曾派尉迟敬德亲临监修，并移址于城西三合里（现存石础可证）；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重兴，改名重光寺；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复改名永宁寺；建炎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公元年间），再迁城东北隅汉•燕王卢绾故宅重建；金•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僧人普净修建；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僧人文秀重修；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僧人法澍屡加修葺之； 明•洪武年间（公元年），僧人仲通重修，并改名为兴教寺。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六月，黄河从山东曹州决口，使丰县全境被淹，县城夷为平地，由县令高禄带领，将县治迁于旧城之东南三十里的华山之阳；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由县令徐冥将县治迁回旧址，即今丰城所处位置；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湖北黄陂举人任惟贤任丰县令，下车伊始，即恤鳏寡，崇节孝，抑奸贪，雪幽滞，缓征薄敛，与民休息，坐堂不设门隶，任民自行报告。行之三月，一邑帖然。此时，他则抽出精力对废毁的寺庙重新修建，并将庙址移至县西北隅，仍以兴教寺名之。至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县人渠景撤旧殿重修，迁址于县城西北隅，维持至清末，其后无兴替之记录。民国建元之后，时局不稳，兵香火渐次衰弱，寺院再无较大修葺。民国元年至民国37年（年）间，丰县境内仍有20余处佛寺，僧尼约百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8年前后，丰县原有的僧尼多逐渐还俗或迁移外地，佛寺逐年塌毁或改建、拆建成学校；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寺庙作为“四旧”之象征被拆毁殆尽，永宁寺亦在劫之列，佛事活动不复存在。&&& 丰县永宁寺的兴建由来以久，“永宁”的命名亦深蕴寓意，在命名之初的指导思想上它不同于洛阳永宁寺及其它同名的寺庙。自东汉•明帝刘庄引进西竺佛教之后，最初只是在皇室宫廷中崇奉，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鼻祖的“黄老思想”和神仙方技一样，深受皇室宗亲的崇拜。佛教传入汉土后，一方面它的教理被作为与黄老之学一样“清虚无为”，一方面又认为“佛”也是一种大神，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且，当佛教传入汉地以后，其斋忏活动的仪式效法于中土的祠祀方式，因而为汉代帝王所崇尚。汉•明帝将佛像、经卷请回后，即在京城建立精舍，让沙门迦叶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居住，在此译经传法，并将其居所命名为“白马寺”，以纪念白马驮经像的故事。佛教活动很快便由京城洛阳传到了楚王刘英的封国――徐州。《后汉书•楚王传》记载：“（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时的徐州已有供佛的寺庙和各项佛事活动。在楚王刘英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其中有出家的僧人（桑门）和在家的居士（伊蒲塞）。丰县久隶于徐州，且为历代汉王的祖籍，汉明帝在为自己祈佛保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祈求祖上平安。于是便敕资在汉高祖刘邦的故居遗址上建起了“永宁寺”，以期佛祖保佑家乡祖地“平安无事，永宁万年”，这是自佛教东传以来位于中华民间的第一寺院。&&& 三、丰县佛事的继承与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不再是原有的印度佛教形式和基础。尤其传至第六世，由神秀、惠能二人将佛教分裂为南宗、北宗之后，佛教的指导思想、活动方式、宗教理论、生活理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带来信教徒的分化与裂变。人们都知道“柑橘化枳”的故事，原本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柑橘甘美可口，酸甜适度，而移种于淮河之北以后，便变得酸涩难吃，无法入口。于是，人们才明白植物的性质会随着水土、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先人们便在《周礼•考工记》中郑重地记上一笔：“橘逾淮而北为枳”。告诫后人：在移植植物时要注意品种、水土、气候等客观条件的变化。&&& 文化的传播同样需要有一定的“水土气候”，这个“水土气候”就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每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吸收，都如人体对食物养份的吸收和利用一样，有一个分辨、选择、排斥和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东汉末期，西方佛教传入中土后，对于悠久文化传统和稳定心理结构的汉民族来说，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尤为突出。神奇，崇拜，改造，融合，光大，使五光十色的佛教活动按照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实践，演化为各种各样的信奉方式，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中国式的佛教活动。&&&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和传统文化，才使得佛教思想和佛教活动得以在中国各地、各阶层绵延不绝，欲禁不止；正是这种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思想、佛教活动，早已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之中，而不再是单纯的西方佛教了。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任何客观因素和政治力量都难以从根本上摒弃这种思想活动的存在与发展。中国古代有个“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是说尽管有想使禾苗快速成长的愿望与行动，但时令不到，行为不当，只能是事与愿违；同样，“因噎废食”亦是不可取之道。只有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才能寻找到适合于时代的气候和适合于时代的心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希望和信心的人，才会想到世界的彼岸去寻求可以希冀的宁静和安乐。“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是乎只有这里才是宁静之地，极乐世界，这同样是一种有失偏颇的思想认识。&&& 丰县的佛教活动延绵千百年而兴替不已。进入新时代之后，于1968年前后县内各处庙宇拆毁殆尽，各种佛事活动均以停止，但一些信教徒仍以自己的方式在私下从事礼佛活动。1985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得以改善和宽松，县内的佛事活动有所抬头，佛教信徒（居士）逐渐增多，从农村促动县城，逐步形成了居士林组织和场所，但多为城乡的老年人。他们受传统的佛教理念影响较深，以积德行善、消灾祛厄为寄托，或居家或相约，习礼诵经，祈佛庇佑，渐次形成新时期的崇佛、习佛活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丰县佛事活动复苏后，主要形成城南、城北两个中心点。城南地区以华山、套楼、刘王楼、张五楼等乡镇所属的农村为集中活动区；城北地区以马楼、首羡、顺河等乡镇所属农村为主要活动区，或自居家中或相约一地进行诵经礼佛活动。1991年农历12月8日，在城北马楼乡王楼村王明修（原名王昌勤）的倡导下，在其家中举行第一次有组织的礼佛活动，参加者有19人之众，开始了全县性的佛教活动。日，经过进一步组织和酝酿，在王明修家中选举产生了丰县第一个“居士林”组织机构，推选杨俊峰任林长，史先钊任副林长，王明修为名誉会长，另有相关委员7人。这次活动有来自全县22个乡镇的36名代表参加，其中首羡小毕庄代表就有15人，山东鱼台县王庙的代表1人，并将以后的活动日期定于每年的农历2月8日、2月19日、4月18日、6月19日、9月19日、10月8日、11月8日、12月8日，定期举行佛事活动，成为未经政府正式批准的有组织活动。日，该居士林进一步完善其组织机构，分别设立了宣传组、法务组、礼佛组，宣传组组长李自安、刘秉端，法务组组长邱修义、周脉浦，礼佛组组长孙基田、张善缘，改王明修为副会长，参加人员已有100多人。日起，由杨俊峰、王鹏等开始向县宗教局及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丰县居士林的活动情况，并积极呼吁县政府同意其进行合法活动。1995年5月，佛教信众已达2000余人，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县宗教局予以明示：佛教活动县政府未予批准，目前尚属非法活动，应立即解散其组织机构，并停止聚众活动。以此，信众各自居家自行安排，少有聚众活动，继而转入积极呼吁合法化的活动。&&& 至2000年之后，丰县的佛教信徒已近万人之余，由于没有合法的组织和合法的道场，信众的呼声日趋于高。日至21日，杨俊峰、张先品、洪尚辉、李自安等人相继向省、市、县有关部门和领导发出《关于申请恢复建设丰县兴教寺的报告》、《关于成立丰县佛教协会的报告》等请求，力争使丰县的佛教活动公开化、合法化。经过省、市、县相关部门的多次考察与论证，认为丰县可以恢复佛教活动，并在原有历史名刹“永宁寺”的遗址上恢复其佛教活动的场所，为丰县的两汉文化底蕴增添新的文化内涵。于是，丰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在日以苏CO600068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兴建丰县永宁寺，并请河南嵩山少林寺第34代弟子释延武法师主持兴建工作及各项佛教事务。日（农历4月18日）在释延武的主持下，召开了2000余人参加的纪念佛祖释迦牟尼2568年华诞盛会，同时正式启动丰县永宁寺的重建工作。这样，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在省、市、县宗教部门的指导下，在广大佛教信徒的共同努力下，丰县的佛教活动已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丰县两汉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相映增辉的新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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