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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红坳村柳溪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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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田寮油站3、步行约90米.&.%24%25E6%E5%25BE%25B7%25E6%259D%%26en%3D1%24%244fdd2807026fee%24%,经过9站.html,全程约35.C2596237,到达厦岗站2,&、步行约40米;c=;l=11&,到达田寮站4公交线路;i=0,1、乘坐m216路;s=bt%26c%3D119%26sy%3D2%26sn%3D1%24%241cea15a9ddcb06c507fef5c5%24%.C公里1.%24%25E6%E6%25B3%25B0%25E8%25A3%%25AB%%25A7%%258A%%25B7%25A5%25E4%25B8%259A%25E5%259B%25AD%24%24%26sq%3D%25E6%E5%25BE%25B7%26eq%3D%25E6%E6%25B3%25B0%25E8%25A3%%25B7%25A5%25E4%25B8%259A%25E5%258C%25BA&,经过15站、从怀德村步行约2, 到达恒泰裕高科技工业园站5?iknowflg=1&newm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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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堆土之下的生活印记(图),光明新区红坳村柳溪工业园,既定命运印记 每周几个,深圳红坳村山体滑坡,脸上擦伤留浅红印记一揉就变红,时光印记摄影
堆土之下的生活印记(图)
时间:日02:20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堆土之下的生活印记(图)
深圳滑坡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75人失联 供图/新华 像深圳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红坳村在紧跟着这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农田减少,厂房林立,外乡人蜂拥而至。 大片的厂房和出租屋,只夹杂着几间商店和餐馆,这样的生活多少有些枯燥,忙于生计的人们似乎也无暇顾及悬在头上、逐渐长高至百米的渣土堆。 压力、劳累、也有希望存在,一切如常。直到12月20日,泥头车留下的那高高的土堆失去了控制,凶猛地涌了下来。 沿河路9栋 12月20日中午,身后的烟尘渐渐消散,魏鹏惊魂未定,他分别尝试着从“U”形路的两个路口走回去看看。但无论哪个路口,过不去几百米,前路就被高高的土堆挡了起来。 这条“U”形路在靠近山体的位置掉头,与一条东西向的长凤路连接,最终将红坳村南面的土地包裹起来。在这范围里,最靠近长凤路的是恒泰裕、柳溪等几家工业园。 经过一条小水沟后,“U”形路由水泥路面变成了石子路。在这交界处,一片楼房依附于工业园存在,专门出租给那些小厂子或是园区里的工人。 魏鹏租用着其中的沿河路9栋,一层是他的家具生产车间,二层几个房间是自家和工人们的住处。如今,这座楼房逐渐歪了下去,只有四五六层还露在泥土的外面。 魏鹏用了一分多钟跑到了安全的区域,但在沿河路9栋里,并非人人如他这般幸运。 事发时,江西人黄为宝正在熟睡中,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儿子黄小龙将他摇酲。两人跑到楼房的一层时,门口已被泥土封住。黄小龙再想转身时,双脚已被泥土困住,他最后只说了一句:“爸爸,快往上跑……” 身边不时还有尖叫声,魏鹏正犹豫着要不要爬上土堆看看,已经有人冲了上去。来自河南的王永权站在上面,举着喇叭,大声喊着父母和姐夫的名字。 他家的废品站在距离滑坡位置更近的平房区中,王永权抱着女儿冲了出来,但父亲和姐夫却因为搀扶着腿脚不便的母亲,被身后的土堆追了上来。 此后,王永权又再次来到现场,尝试着用GPS定位。他央求一位救援人员说,自己准确记得自家位置,一定要试着救救自己的亲人。然而,生命探测仪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红坳村变迁 在体育馆的安置点,魏鹏遇见了重庆巫山老乡向太木。最初公布的失联名单里,有5个巫山人,向太木的父亲、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里面。他正忙着安慰几乎哭得昏厥的妻子,魏鹏想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再上去搭话。 上世纪90年代,巫山人开始外出打工,深圳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其实根本不了解这里,但一个人去了,大家就都觉得好。”也是在那时候,魏鹏来到了这座沿海城市。 五六年前,魏鹏把自己的小家具厂搬到了红坳村,原因无外乎这里房租便宜而且交通方便。虽然距离市区不算太近,但附近几条高速联通着省内其他地方。“这里也相对偏僻,不用太担心扰民一类的事情。” 到向太木离开家乡的时候,巫山当地甚至已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尽管那时已过了打工的最好年月。 “老家那些地,就是勉强够个温饱。”两人离开老家后,都已不再拥有耕地,但他们并不太怀念那样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积蓄后,向太木回过家乡两年,怎奈尝试养殖业失败,他重返深圳、定居在红坳村。 外来者不断涌入,红坳村本地人也顺应形势,改变着生存方式。 30年前,作为归侨的陈平定居红坳村,那时这里还是农村的本来模样。直到改革的风潮渐近,长凤路南面的菜地被厂房取代,厂房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工业园的规模。 “有些能力的人开始盖房,租给打工的人。”陈平口中的出租屋并不缺少租客,即使周围工业园多设有宿舍,但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仍希望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一个独立的房间月租不过两三百元,价格已算得上低廉。 这股盖房的势头,不只局限于被滑坡殃及的工业园周边。在事发后警戒区的东北角,那里原本是红坳村民居的位置。如今,一片片整齐的平房已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高矮不一的出租小楼。一些墙体上还张贴着招租广告,一些搭着脚手架、正在兴建当中。 红坳村已基本没有什么土地可以耕种,唯一一片长凤路北面的田地,也是租给了来自省内其他地方的农民。让陈平颇有微词的是,随着出租楼的兴建,原本宽敞的道路变得有些逼仄。 同时发生着改变的,还有红坳村南面的那片没有名字的山丘。起初是一座采石场开设在那里,不断的开凿中,一部分山体逐渐被挖空,凹下去的一块,好似一个巨大的“容器”。 两三年前,采石场停工,人们发现“容器”有了新的作用。每日不断有卡车运来渣土,倾倒进山体凹下去部分。 山脚下的谋生者越聚越多,山上的渣土也越堆越高。 外来者的生计 滑坡发生后几天,几家工业园里的企业在政府组织下,可以进入现场查看各自厂房的情况。进场的要求很严格,每次仅限五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魏鹏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至今未能如愿。 魏鹏不是没想过进入规格更高的工业园,但他自觉还负担不起那里的租金和规模。他把打工者分为三个层级,最初是在企业做工、争取学到一门手艺。沿河路9栋的邻居小龙就是处在这个阶段,他在工厂中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用来补贴家用。 之后就是像魏鹏自己这样,开着一间不大的工厂,手下四五个工人多是同乡关系,但也常要亲自赶工。“我离那种不用自己动手的老板,还差着不少。” 王永权家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就跟人合伙买长途客运车,家里拥有全村最大的黑白电视机。此后早早就来到南方发展,收破烂赚钱的那几年,他家也赶上了最好的光景。 即使这几年行情不好了,在红坳村附近,他家同样是收硅胶做得比较大的一家,父母和姐夫负责收货,王永权的妻子在家里管账过磅。“虽然我们搬来这里没几年,可是父亲的生意关系都在”。 几家工业园周围的出租楼房和铁皮屋,恰是为了魏鹏和王永祥家这样的“小业主”所准备的。每平方米15元的月租,紧邻通往外面的道路,出入货都很方便。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聚集于此,做着家具、石材,又或是废品回收一类的营生。 但也并非所有务工者,在行当的选择上都能有着不错的运气。来自河南的洪念江每隔几天就要来红坳村收购一次泡沫塑料,滑坡发生前半小时,他和妻子刚到达山脚下的废品站,此后就再没了消息。 五年前来深圳,他经熟人介绍做起收购泡沫塑料的生意,运回家用机器分解成颗粒出售,一斤泡沫塑料获利五毛。 起初,洪念江靠一辆三轮车拉货,泡沫塑料这东西太轻,实在装不下太多分量。前两年,他靠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但也就在这时,塑胶的行情不大景气,洪念江怕没法出手、又不敢囤上太多的货物。 而在刚来深圳不久,向太木就发现单靠工地干活,负担起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有些费力。他尝试收过一阵废品,可一元钱收来的东西,有时还卖不上一半的价格。 向太木也尝试在自家铁皮屋旁养过一阵鸡,但也只有偶尔像魏鹏这样的“熟客”才会光顾。 堆土下的家 马上就要到魏鹏的农历生日了,滑坡那天他本打算邀上几个朋友来家里聚聚。他很庆幸,自己最终取消了这个决定。 类似的聚会在务工者们的生活里并不多见,他们紧跟着深圳这座城市的速率,无暇顾及其他。初来时,魏鹏曾以为遍地是机会,“但后来我发现,这里的财富都是靠时间堆积起来的。” 在魏鹏的家具厂,晚上干到10点是常事,有时客户催得紧了,通宵赶工也不稀奇。那些临近的工业园里,生产同样会分为早晚两班。在魏鹏租住的楼房里,有两名失联者都是刚下夜班的工人,熟睡中,凶猛的土堆已经涌了过来。 工业园附近开着两家烧烤店,本想做做“夜生活”的买卖,但换了几拨老板始终生意寥寥。还有几家大排档,十多元钱一个套餐,多油、口重,全成了年轻工人们打牙祭的去处。 魏鹏这类带着家室的人通常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即使要宴请客户,也就是去往“U”形路旁的一家小餐馆。说不清什么菜系、四五个桌子,200元钱就可以摆下一桌不错的招待。 “这里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地方。”魏鹏说,长凤路的公交站只有在节假日才会热闹起来。红坳村的发展速度相比周围还是慢了些,年轻人如果觉得闷了,也就是到邻近的村子逛逛商场、唱唱KTV。 各自都忙于生计,倒也并没让在红坳村打拼的人们疏离了关系。魏鹏最初和向太木熟识,就是因为那一口熟悉的重庆乡音。向太木做废品回收那阵,到了自家门前,魏鹏也不讨价称重,就依老乡觉得合适的价钱,直接让他将废品搬走。 王永权的母亲包子和炸酱面做得最好,附近老乡都知道。每次做这些吃食,她都会特意多剁些馅儿、多揉些面团。“就是为了给附近的人也留些。” 同样,在这里亲情也未被淡漠。王永权的母亲总会在早上5点半到6点起床,然后煮上米粥、蒸些馒头,这是典型河南人的家庭早餐。“即使早上,我们也不愿放弃围坐一桌的机会。” 尽管外部有些破旧,他们仍坚持把租住的地方营造出家的氛围。王永权的父亲提出,家具都要用全新的,甚至每个房间都配有电视。 洪念江已经几年没回过老家,出事后,家人找到了他的账本,发现还欠着几万元钱的外债。但即使如此,每到过年时,他还是会给在河南的老母亲寄去几千元钱,算作一份心意。 2015年春节,黄为宝一家也没返回江西老家,但他并不觉得落寞。此时,小孙女已经两岁,一家就着远处的鞭炮声吃了顿年夜饭。“不管在哪,能团圆就是最好的。” 魏鹏觉得,他已把在红坳村生活的要求降低了不少,要抱怨的只是这里的治安。几年里,他已经丢了三辆摩托车,有时还会因为有人偷盗线缆,发生停电的情况。 除此之外,魏鹏唯一的隐忧便是来自山边那高高的土堆。去往倾倒渣土的泥头车让“U”形路上变得泥泞不堪、扬尘滚滚。一些附近的厂家和住户正常的通路,也因为大车不断而变得拥挤。 如果要找当地政府反映,需要经过多少人转告,才能联系到一位红坳村本地人。魏鹏更多时候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甚至联系新闻媒体。“别说我们了,那些大的工业园都对这土堆有意见,但最后谁说都没用。” 土堆最终“长”到了海拔185米,红坳村的海拔只有30米。 教室里的空位 红坳村北面不远处是培英学校,滑坡后的第二天,这里一些教室的位子是空着的。经过学校工作人员统计,共有40多名学生的家庭受到了滑坡事件的波及,其中5名学生处于失联状态。 根据年级不同,培英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都在几千元左右,但仍有众多打工者将孩子送到这里就读。学校工作人员觉得,这恰恰反映出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 “不光是把孩子放在老家舍不得,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王永权坚持,不同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他很骄傲,孩子自小至少吃的都是进口奶粉,连来接送的校车,也是时髦的“黄鼻子”造型。 洪念江失联的这几天,大儿子情绪始终低落,他好像有些后悔曾惹得父亲恼怒的那件事。大儿子天性聪明,却对读书没什么信心,才上到初中就执意退学。洪念江发了几次脾气,最终拗不过,还是从了儿子的意思。 学校的老师说,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近几年,培英学校学生的流动率已降到了10%以下,多数还是因为家长工作变动的原因。 但重压之下,仍有需要面对选择的时候。向太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用来送几个孩子上学。这情景曾让不少邻居感动,觉得他虽然担子不轻,却始终乐观。 到今年暑假,魏鹏遇见向太木16岁的大女儿,询问她初中毕业后的去向,女孩却是支支吾吾。细问一下才知道,原来为缓解家里的压力,她已放弃学业出门打工了。 培英学校里,家庭受滑坡事件影响的孩子们已逐渐复课,校方也开始了心理疏导工作。但有些问题,却不是言语可以解决的。 被埋的洪念江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家在深圳的亲戚不少,可各自家庭也都有着不小的压力。两个孩子究竟是留在这里,还是返回老家,这个问题让大人们苦恼不已。 离去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那天的上午,魏鹏仍看见泥头车排队开了过去。待烟尘和尖叫声散去,队伍不见了踪影。“有的跑了,有的可能就埋在这土下面了。” 魏鹏曾经觉得,堆在身边的渣土和老家的耕地很像,都是深色的、软软的。但他没想到,有一天,这看似熟悉的土壤,会淹没自己的生活。 土堆下面原本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平房里是些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魏鹏只听说,每车渣土的价钱是两三百元,但交费的环节并不在现场完成。 夜晚时分,也常见“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指挥着排队进入渣土消纳场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后一个星期,红坳村周围冷清了下来。根据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政府鼓励受影响企业在异地恢复生产。一些租住在附近的工人已经打包行李,准备去往他处。那些还在现场忙进忙出的企业员工,也多是商量着如何尽可能地搬走厂房内的设备。 魏鹏依然要留在深圳,小到逢人称呼“老板”、吃饭前先拿茶水烫烫碗筷,大到以效率和质量取胜的商业规则,他已习惯了这座城市的一切。 向太木已经萌生去意,但他每天仍越过封锁,赶到土堆上自家的位置,只是希望再见上父亲和孩子们一面,不论生死。 黄为宝则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在附近再找份工作,尽力给黄小龙的女儿最好的环境。“不然拿什么养活我的小孙女,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血脉。” 12月26日是遇难者的“头七”,这天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在滑坡现场举行。与此同时,渣土的转运工作也已开始,泥头车经过的地方依旧泥泞,只不过是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刘汨 王晓芳 张雅 作者:刘汨 王晓芳 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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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715-12-2715-12-2715-12-2715-12-2615-12-25深圳小业主:工业园曾对渣土堆有意见 但谁说都没用
来源:北京青年报&
深圳滑坡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75人失联 供图/新华
像深圳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红坳村在紧跟着这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农田减少,厂房林立,外乡人蜂拥而至。
大片的厂房和出租屋,只夹杂着几间商店和餐馆,这样的生活多少有些枯燥,忙于生计的人们似乎也无暇顾及悬在头上、逐渐长高至百米的渣土堆。
压力、劳累、也有希望存在,一切如常。直到12月20日,泥头车留下的那高高的土堆失去了控制,凶猛地涌了下来。
沿河路9栋
12月20日中午,身后的烟尘渐渐消散,魏鹏惊魂未定,他分别尝试着从“U”形路的两个路口走回去看看。但无论哪个路口,过不去几百米,前路就被高高的土堆挡了起来。
这条“U”形路在靠近山体的位置掉头,与一条东西向的长凤路连接,最终将红坳村南面的土地包裹起来。在这范围里,最靠近长凤路的是恒泰裕、柳溪等几家工业园。
经过一条小水沟后,“U”形路由水泥路面变成了石子路。在这交界处,一片楼房依附于工业园存在,专门出租给那些小厂子或是园区里的工人。
魏鹏租用着其中的沿河路9栋,一层是他的家具生产车间,二层几个房间是自家和工人们的住处。如今,这座楼房逐渐歪了下去,只有四五六层还露在泥土的外面。
魏鹏用了一分多钟跑到了安全的区域,但在沿河路9栋里,并非人人如他这般幸运。
事发时,江西人黄为宝正在熟睡中,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儿子黄小龙将他摇酲。两人跑到楼房的一层时,门口已被泥土封住。黄小龙再想转身时,双脚已被泥土困住,他最后只说了一句:“爸爸,快往上跑……”
身边不时还有尖叫声,魏鹏正犹豫着要不要爬上土堆看看,已经有人冲了上去。来自河南的王永权站在上面,举着喇叭,大声喊着父母和姐夫的名字。
他家的废品站在距离滑坡位置更近的平房区中,王永权抱着女儿冲了出来,但父亲和姐夫却因为搀扶着腿脚不便的母亲,被身后的土堆追了上来。
此后,王永权又再次来到现场,尝试着用GPS定位。他央求一位救援人员说,自己准确记得自家位置,一定要试着救救自己的亲人。然而,生命探测仪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红坳村变迁
在体育馆的安置点,魏鹏遇见了重庆巫山老乡向太木。最初公布的失联名单里,有5个巫山人,向太木的父亲、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里面。他正忙着安慰几乎哭得昏厥的妻子,魏鹏想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再上去搭话。
上世纪90年代,巫山人开始外出打工,深圳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其实根本不了解这里,但一个人去了,大家就都觉得好。”也是在那时候,魏鹏来到了这座沿海城市。
五六年前,魏鹏把自己的小家具厂搬到了红坳村,原因无外乎这里房租便宜而且交通方便。虽然距离市区不算太近,但附近几条高速联通着省内其他地方。“这里也相对偏僻,不用太担心扰民一类的事情。”
到向太木离开家乡的时候,巫山当地甚至已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尽管那时已过了打工的最好年月。
“老家那些地,就是勉强够个温饱。”两人离开老家后,都已不再拥有耕地,但他们并不太怀念那样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积蓄后,向太木回过家乡两年,怎奈尝试养殖业失败,他重返深圳、定居在红坳村。
外来者不断涌入,红坳村本地人也顺应形势,改变着生存方式。
30年前,作为归侨的陈平定居红坳村,那时这里还是农村的本来模样。直到改革的风潮渐近,长凤路南面的菜地被厂房取代,厂房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工业园的规模。
“有些能力的人开始盖房,租给打工的人。”陈平口中的出租屋并不缺少租客,即使周围工业园多设有宿舍,但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仍希望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一个独立的房间月租不过两三百元,价格已算得上低廉。
这股盖房的势头,不只局限于被滑坡殃及的工业园周边。在事发后警戒区的东北角,那里原本是红坳村民居的位置。如今,一片片整齐的平房已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高矮不一的出租小楼。一些墙体上还张贴着招租广告,一些搭着脚手架、正在兴建当中。
红坳村已基本没有什么土地可以耕种,唯一一片长凤路北面的田地,也是租给了来自省内其他地方的农民。让陈平颇有微词的是,随着出租楼的兴建,原本宽敞的道路变得有些逼仄。
同时发生着改变的,还有红坳村南面的那片没有名字的山丘。起初是一座采石场开设在那里,不断的开凿中,一部分山体逐渐被挖空,凹下去的一块,好似一个巨大的“容器”。
两三年前,采石场停工,人们发现“容器”有了新的作用。每日不断有卡车运来渣土,倾倒进山体凹下去部分。
山脚下的谋生者越聚越多,山上的渣土也越堆越高。
外来者的生计
滑坡发生后几天,几家工业园里的企业在政府组织下,可以进入现场查看各自厂房的情况。进场的要求很严格,每次仅限五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魏鹏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至今未能如愿。
魏鹏不是没想过进入规格更高的工业园,但他自觉还负担不起那里的租金和规模。他把打工者分为三个层级,最初是在企业做工、争取学到一门手艺。沿河路9栋的邻居小龙就是处在这个阶段,他在工厂中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用来补贴家用。
之后就是像魏鹏自己这样,开着一间不大的工厂,手下四五个工人多是同乡关系,但也常要亲自赶工。“我离那种不用自己动手的老板,还差着不少。”
王永权家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就跟人合伙买长途客运车,家里拥有全村最大的黑白电视机。此后早早就来到南方发展,收破烂赚钱的那几年,他家也赶上了最好的光景。
即使这几年行情不好了,在红坳村附近,他家同样是收硅胶做得比较大的一家,父母和姐夫负责收货,王永权的妻子在家里管账过磅。“虽然我们搬来这里没几年,可是父亲的生意关系都在”。
几家工业园周围的出租楼房和铁皮屋,恰是为了魏鹏和王永祥家这样的“小业主”所准备的。每平方米15元的月租,紧邻通往外面的道路,出入货都很方便。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聚集于此,做着家具、石材,又或是废品回收一类的营生。
但也并非所有务工者,在行当的选择上都能有着不错的运气。来自河南的洪念江每隔几天就要来红坳村收购一次泡沫塑料,滑坡发生前半小时,他和妻子刚到达山脚下的废品站,此后就再没了消息。
五年前来深圳,他经熟人介绍做起收购泡沫塑料的生意,运回家用机器分解成颗粒出售,一斤泡沫塑料获利五毛。
起初,洪念江靠一辆三轮车拉货,泡沫塑料这东西太轻,实在装不下太多分量。前两年,他靠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但也就在这时,塑胶的行情不大景气,洪念江怕没法出手、又不敢囤上太多的货物。
而在刚来深圳不久,向太木就发现单靠工地干活,负担起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有些费力。他尝试收过一阵废品,可一元钱收来的东西,有时还卖不上一半的价格。
向太木也尝试在自家铁皮屋旁养过一阵鸡,但也只有偶尔像魏鹏这样的“熟客”才会光顾。
堆土下的家
马上就要到魏鹏的农历生日了,滑坡那天他本打算邀上几个朋友来家里聚聚。他很庆幸,自己最终取消了这个决定。
类似的聚会在务工者们的生活里并不多见,他们紧跟着深圳这座城市的速率,无暇顾及其他。初来时,魏鹏曾以为遍地是机会,“但后来我发现,这里的财富都是靠时间堆积起来的。”
在魏鹏的家具厂,晚上干到10点是常事,有时客户催得紧了,通宵赶工也不稀奇。那些临近的工业园里,生产同样会分为早晚两班。在魏鹏租住的楼房里,有两名失联者都是刚下夜班的工人,熟睡中,凶猛的土堆已经涌了过来。
工业园附近开着两家烧烤店,本想做做“夜生活”的买卖,但换了几拨老板始终生意寥寥。还有几家大排档,十多元钱一个套餐,多油、口重,全成了年轻工人们打牙祭的去处。
魏鹏这类带着家室的人通常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即使要宴请客户,也就是去往“U”形路旁的一家小餐馆。说不清什么菜系、四五个桌子,200元钱就可以摆下一桌不错的招待。
“这里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地方。”魏鹏说,长凤路的公交站只有在节假日才会热闹起来。红坳村的发展速度相比周围还是慢了些,年轻人如果觉得闷了,也就是到邻近的村子逛逛商场、唱唱KTV。
各自都忙于生计,倒也并没让在红坳村打拼的人们疏离了关系。魏鹏最初和向太木熟识,就是因为那一口熟悉的重庆乡音。向太木做废品回收那阵,到了自家门前,魏鹏也不讨价称重,就依老乡觉得合适的价钱,直接让他将废品搬走。
王永权的母亲包子和炸酱面做得最好,附近老乡都知道。每次做这些吃食,她都会特意多剁些馅儿、多揉些面团。“就是为了给附近的人也留些。”
同样,在这里亲情也未被淡漠。王永权的母亲总会在早上5点半到6点起床,然后煮上米粥、蒸些馒头,这是典型河南人的家庭早餐。“即使早上,我们也不愿放弃围坐一桌的机会。”
尽管外部有些破旧,他们仍坚持把租住的地方营造出家的氛围。王永权的父亲提出,家具都要用全新的,甚至每个房间都配有电视。
洪念江已经几年没回过老家,出事后,家人找到了他的账本,发现还欠着几万元钱的外债。但即使如此,每到过年时,他还是会给在河南的老母亲寄去几千元钱,算作一份心意。
2015年春节,黄为宝一家也没返回江西老家,但他并不觉得落寞。此时,小孙女已经两岁,一家就着远处的鞭炮声吃了顿年夜饭。“不管在哪,能团圆就是最好的。”
魏鹏觉得,他已把在红坳村生活的要求降低了不少,要抱怨的只是这里的治安。几年里,他已经丢了三辆摩托车,有时还会因为有人偷盗线缆,发生停电的情况。
除此之外,魏鹏唯一的隐忧便是来自山边那高高的土堆。去往倾倒渣土的泥头车让“U”形路上变得泥泞不堪、扬尘滚滚。一些附近的厂家和住户正常的通路,也因为大车不断而变得拥挤。
如果要找当地政府反映,需要经过多少人转告,才能联系到一位红坳村本地人。魏鹏更多时候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甚至联系新闻媒体。“别说我们了,那些大的工业园都对这土堆有意见,但最后谁说都没用。”
土堆最终“长”到了海拔185米,红坳村的海拔只有30米。
教室里的空位
红坳村北面不远处是培英学校,滑坡后的第二天,这里一些教室的位子是空着的。经过学校工作人员统计,共有40多名学生的家庭受到了滑坡事件的波及,其中5名学生处于失联状态。
根据年级不同,培英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都在几千元左右,但仍有众多打工者将孩子送到这里就读。学校工作人员觉得,这恰恰反映出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
“不光是把孩子放在老家舍不得,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王永权坚持,不同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他很骄傲,孩子自小至少吃的都是进口奶粉,连来接送的校车,也是时髦的“黄鼻子”造型。
洪念江失联的这几天,大儿子情绪始终低落,他好像有些后悔曾惹得父亲恼怒的那件事。大儿子天性聪明,却对读书没什么信心,才上到初中就执意退学。洪念江发了几次脾气,最终拗不过,还是从了儿子的意思。
学校的老师说,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近几年,培英学校学生的流动率已降到了10%以下,多数还是因为家长工作变动的原因。
但重压之下,仍有需要面对选择的时候。向太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用来送几个孩子上学。这情景曾让不少邻居感动,觉得他虽然担子不轻,却始终乐观。
到今年暑假,魏鹏遇见向太木16岁的大女儿,询问她初中毕业后的去向,女孩却是支支吾吾。细问一下才知道,原来为缓解家里的压力,她已放弃学业出门打工了。
培英学校里,家庭受滑坡事件影响的孩子们已逐渐复课,校方也开始了心理疏导工作。但有些问题,却不是言语可以解决的。
被埋的洪念江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家在深圳的亲戚不少,可各自家庭也都有着不小的压力。两个孩子究竟是留在这里,还是返回老家,这个问题让大人们苦恼不已。
离去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那天的上午,魏鹏仍看见泥头车排队开了过去。待烟尘和尖叫声散去,队伍不见了踪影。“有的跑了,有的可能就埋在这土下面了。”
魏鹏曾经觉得,堆在身边的渣土和老家的耕地很像,都是深色的、软软的。但他没想到,有一天,这看似熟悉的土壤,会淹没自己的生活。
土堆下面原本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平房里是些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魏鹏只听说,每车渣土的价钱是两三百元,但交费的环节并不在现场完成。
夜晚时分,也常见“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指挥着排队进入渣土消纳场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后一个星期,红坳村周围冷清了下来。根据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政府鼓励受影响企业在异地恢复生产。一些租住在附近的工人已经打包行李,准备去往他处。那些还在现场忙进忙出的企业员工,也多是商量着如何尽可能地搬走厂房内的设备。
魏鹏依然要留在深圳,小到逢人称呼“老板”、吃饭前先拿茶水烫烫碗筷,大到以效率和质量取胜的商业规则,他已习惯了这座城市的一切。
向太木已经萌生去意,但他每天仍越过封锁,赶到土堆上自家的位置,只是希望再见上父亲和孩子们一面,不论生死。
黄为宝则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在附近再找份工作,尽力给黄小龙的女儿最好的环境。“不然拿什么养活我的小孙女,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血脉。”
12月26日是遇难者的“头七”,这天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在滑坡现场举行。与此同时,渣土的转运工作也已开始,泥头车经过的地方依旧泥泞,只不过是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为化名)
文/记者 刘汨 王晓芳 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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