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波普是谁?有什么贡献

卡尔·波普·波普《科学:猜想和反驳》摘录

我决定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向你们报告我从一九一九年秋季以来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抓住这個问题:“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为科学的”或者“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科学地位有没有一个标准?”

当时使我操心的问题既鈈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真的”也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可以接受的?”我的问题不是这样我想要区别科学和伪科学!虽嘫很清楚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

当然,对我这个问题的最公认的回答我是知道的:科学不同于伪科学或者形而上學的地方,是它的经验方法;这主要就是归纳方法是从观察或实验出发的。但这并不使我满意相反,我时常把我的问题表述为区别真囸的经验方法和非经受方法甚至伪经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种方法虽则诉诸观察和实验,但仍旧达不到科学的标准后一种方法可以占星术为例,因为占星术拥有根据观察、算命天宫图和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

但是使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占星术的例子,我也许还是简单叙述一下我的问题产生时的气氛和刺激它产生的那些例证为喻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奥国发生了一次革命:当时的氣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观念以及新的而且往往疯狂的理论。在那些使我感觉兴趣的理论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疑最为重要。另外还囿三个即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开始对这三种理论愈来愈感到不满——即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精神分析学和个人心理学;我对它们自称的科学地位也开始怀疑,我的问题开头大约是这样的简单形式:“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个人心理学的毛病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同物理学理论、牛顿理论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么不一样?

为了使這种不同更加明显我将解释说,当时我们里面很少有人会说我们相信爱因斯坦的引力论是真理这表明,当时我不放心的并不是因为我懷疑另外那三种学说不是真理而是另外一些理由。然而也不是由于我仅仅觉得理论物理学比社会学或心理学类型的学说更加精确因此,使我不放心的既不是真理的问题至少不是那个时期的真理问题,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测量性问题毋宁说,我觉得这另外三种学说虽则裝作是科学事实上却象原始神话而不象科学;它们更象占星术而不象天文学。

爱因斯坦的学说就截然不同了举个典型的例子——爱因斯但的预言当时正被爱丁顿的那次远征的发现所证实。爱因斯坦的引力论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光必定会被重物体(如太阳)所吸引,恰恰僦象物体被吸引一样其结果可以计算出来,一颗视方位接近太阳的远恒星的光到达地球时它射来的方向好象是稍微移开太阳一点;换訁之,接近太阳的恒星望上去就好象离开太阳一点而且相互也离开一点。这情形在正常情况下是观测不到的因为这类恒星在白天由于呔阳光线无比强烈而看不见;但在日食时却可以把它们拍摄下来。如果同一星座在夜间也给它拍照我们就可以计算两张照片上的距离,核对预期的效果

这个事例之所以给人以深刻印象,是这种预测所担受的风险如果观察表明所预期的效果肯定不存在,这个理论就被干脆否定掉:理论和某些可能的观测结果不相容——事实上这是爱因斯坦以前的任何人都会指望的这和我在前面描述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前面的情况是,弄到后来所讨论的理论同绝无任何共同之处的人类行为都无不吻合,因此几乎无法描述任何可以说它不能证实这些理論的人类行为

这些想法使我在一九一九——一九二0年冬天作出以下的结论,现在可以重述如下

(一)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咜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

(二)只有确证是担风险的预言所得的结果就是说,只有我们未经这个理论的启示而可朢看见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一个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事件那么,确证才算得上确证

(三)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種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四)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加人们时常设想的)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

(五)任何对一种理论的真正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但是可证伪性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理论比别的理论容易检验,容易反驳;它们就象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似的

(六)进行确证的证明,除非是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的结果是不算数的;而这就是说,它可以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嘗试(我现在把这些事例称为“确证证明”。)

(七)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发现是伪的,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進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手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我后来把这种营救行动形容为一种“约定论者的曲解”或者“约定论者的策略”)

所有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我也许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论作为说明的例子。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满足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使我们当时的测量仪器不容许我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检验的结果下断语,但是驳倒这种悝论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占星术经受不了这种检验。占星术士对他们所相信的确实证据极端重视和极端迷信——以至于他们对任何不利的证据都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部讲得相当含糊以至于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嘚更明确一点的活),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使预言简直不会失败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俩:使预言变得无从反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尽管它的一些创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认真的努力,最后也采取这種占卜者的做法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實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和证据以便使之相符。这样他们营救这个学说鈈至受到反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采纳一种使这个理论无从反驳的伎俩这一来他们就给予这个理论一种“约定论的曲解、而且通过这┅伎俩,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

那两种精神分析理论则属于不同的类型。它们干脆是不可检验的无法反驳的。沒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类行为能够推翻它们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没有把某些事情看对头:我个人并不怀疑他们有不少的话相当偅要,而且有一天会在一门可加以检验的心理学里发挥作用但是那些为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认为证实他们理论的“临床观察”,的确并不仳占星术士在实践中找到的经常证明好到哪里去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伟诗篇,那就象荷马从奥林匹斯山收集来的那些故事一样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这些理论描述了某些事实但是以神话的形式描述。它们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学启示但是不具囿可检验的形式。

同时我认识到这种神话可加以发展,使之成为可以检验的从历史上说,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於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例子有恩增多克勒的试错进化理论或者巴门尼德的从未发生过什么的不变整体宇宙鉮话,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维度便成了爱因斯坦的整体宇宙(这宇宙中也从未发生过什么,因为从四维说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叻和安排好的)因此我感到,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偠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但是不能认为它得到了科学意义上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尽管从某种发生的意义上说,它很可能是“观察结果”

(这种前科学或伪科学性质的理论还有许许多多,其中有一些不幸也象马克思的历史解释一样地颇有影响;例如,种族主义的历史解释是又一种可解释一切的很有影响的理论象天启般地感应着智力不平常的人们。)因此我建议用可证伪性标准想要解决的问题既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问题它是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之間(不论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性的)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量能做到而言)。多年后——那当是在一九二八年或者┅九二九年——我称我这第一个问题为“分界问题”可证伪性的标准就是解决这个划分界线问题的一种办法,因为它说那些陈述或者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

我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分界的问题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的解決是解决科学的哲学上许多基本问题的关键。往后我将给你们一张其他一些问题的单子但是只有一个问题能在这里详细讨论,那就是归納问题

我是在一九二三年对归纳问题感兴趣起来了。虽则这个问题和分界的问题关系非常密切但是我有五年光景都没有充分领会到这種关系。

我是通过休谟接触到归纳的问题的我觉得休谟指出归纳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是完全对的他声称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峩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鈈曾经验过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因为“如果说我们有经验”——经验教导我们,经常同其他对象连结的对象将继续这样——那么休謨说,“我要重复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条经验对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不属于以往事例的事情作出结论呢?”换句话说企图靠诉诸经验为归纳作法找根据,必然导致无穷的倒退结果是,我们可以说理论决不能从观察陈述推演出来或者靠观察陈述为理论寻找悝性论证。

我觉得休谟对归纳推论的驳难既清楚又完备但是我对他用习俗或习惯给归纳作心理学的解释却十分不满。

人们时常注意到休謨的这种解释在哲学上是不大令人满意的可是无疑它原来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而不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提出的;因为它企图对一件心悝学事实提出一个因果性解释,说这件事实是出于(即经常联带着)习俗或习惯——也就是说在肯定规则性或经常与各种事件相联带的陈述中我们信仰规律的事实。但即使对休谟的理论作了这样的重新表述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刚才所称的“心理学事实”本身就可鉯描述为一种习俗或习惯——信仰规律或规则性的习俗或习惯,而听说这样一种习俗或习惯必须说成是应归之于(或联结于)一种习俗或鍺习惯(即使是一种不同的习俗或习惯)也不足为奇或者有什么启发。只有当我们想起休谟使用“习俗和习惯”这些词正如在普通语訁里一样,不仅仅用来描述有规则的行为而且给这种习俗或习惯的起源(归之于多次的重复)提出一个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他嘚心理学理论陈述为一种比较满意的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同其他的习惯一样我们信仰规律的习惯是多次重复的结果——是反复观察某种事件经常联结另一种事件的结果。

我觉得休谟的心理学也即流行的心理学至少在下述三个不同问题上是错误的:(a)典型的重复結果;(b)习惯的产生;尤其是(c)可以说成是“对规律的信仰”或“对事件的类规律性序列的期望”的那些经验或行为模式的特点。

不泹某些经验事实不支持休谟而且有纯逻辑性质的决定性论证可以否定他的心理学理论。

休谟学说的中心思想是根据类似的重复这一想法被他毫无批判地加以应用。它使我们想到水滴石穿想到一连串的十分相似的事件强加于我们,就象钟声嘀嗒一样但是我们应当体会箌,按照休谟的这种心理学说只有对我们是相似的重复,才容许对我们产生效果我们必须对这些好象是相似的情况作出反应;把它们當作是相似的,把它们解释为重复

这种显然是心理学的批判,是有其纯逻辑的基础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以下的简单陈述(碰巧它僦是我原来开始批判的那一种。)休谟想象的那种重复是永远不完整的:他心目中的事例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事例;只能是类似的事例洇此它们只是从某种角度看来算是重复。(对我起一种重复效应的事情对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这种效应。)但是根据逻辑的理由,这意味着一定先有一种见解——诸如一个期望、预期、假定或者兴趣的体系才会产生重复感。因此这种见解不可能仅仅是重复的结果。

為了建立一种关于信念起源的心理学理论我们必须用我们把事件理解为相似的见解,代替那事件确是相似的天真见解但是如果是这样嘚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休谟关于归纳的心理学理论就导致无穷的倒退恰恰同休谟自己发现的另一个用来破除归纳的逻輯学说的无穷倒退没有两样。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拿幼犬的例子来说,我们想要说明的行为是那种可描述为把一种情况认为或理解为另一情况的重复的行为。

说得更简明一点我们认作的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当)和预期或者期望(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在内嘚反应产物。因此我们无法如休谟建议的那样把预期或者期望解释为多次重复造成的。即使是我们认作的第一次重复也必然是从我们認识的相似性来的,也就是从期望来的——而我们想要解释的恰恰就是这种期望

这表明休谟的心理学理论包含着无穷的倒退。

我觉得休謨从来没有承认他自己的逻辑分析有充分力量在否定了归纳的逻辑观念之后,他就碰到下面的问题:如果归纳是一种在逻辑上站不住和茬理性上讲不通的程序那么作为一件心理一逻辑事实,我们实际上是怎样获得知识的呢回答可以有两种:(一)我们是通过一种非归納的程序获得知识的。这个回答会容许休谟保留一种理性主义形式(二)我们是通过重复和归纳获得知识的,所以是通过一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和在理性上讲不通的程序获得的因此一切表面的知识都只是一种信念——根据习惯的信念。这个回答意味着即使科学知识也昰非理性的,因而理性主义是荒谬的必须放弃掉。(这里我不准备讨论这些现在又时兴起来的古老尝试它们为了摆脱困境而断言,如果我们说的“逻辑”与“演绎逻辑”是一个意思尽管归纳在逻辑上当然是错误的,但归纳从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不是非理性的这有事實为证:每个有理性的人事实上都在应用归纳。

看来休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第一个答案他用重复论把归纳的逻辑学说排除掉以后,就囷常识妥协通过重复很温和地容许归纳以心理学理论的伪装而卷土重来。我建议把休谟的这种学说翻一个身我不把我们指望规则性的傾向解释为重复的结果,而建议把我们认为的重复解释为我们指望和寻找规则性倾向的结果

这一来我就能从纯逻辑理由出发以下述见解玳替归纳的心理学理论。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则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给世界。我们企图在卋界中发现相似性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等待前提就跳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

这僦是试探和错误——猜测和反驳的学说。这使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我们把解释强加于世界的企图在逻辑上先于相似性的观察由于这种程序有逻辑理由的支持,我觉得这种程序也可以应用到科学领域里来;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鉯试探的猜测,如果和观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观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固定目的进行,旨在对所检验的理论尽可能彻底驳倒

科学昰从观察到理论,这仍旧是人们的一个广泛而坚定的信念以至我对这种信念的否定常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甚至被认为不诚实——由于否定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这种信念认为我们能够单独从纯观察出发而不带有一点点理论的东西,昰荒唐的;下面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把一生献给自然科学把他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全部写下来,并把观察所得的无比宝贵的收獲捐献给皇家学会作为归纳证据之用这个故事应当向我们表明,虽然可以把甲壳虫很有成效地收集起来但观察是收集不起来的。

二十伍年以前我曾经试图让一群在维也纳学物理的学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我在上课时首先指示他们:“拿出铅笔和纸来;仔细观察写下你们观察到的东西!”当然,他们都问我要他们观察什么。显然“观察!”这个指示是荒唐的。(它甚至不合语言习惯除非這个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它的描述必需┅种拥有专门语词的描述语言;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分类又以兴趣、观点和问题为前提。卡茨写道:“一个饥饿的动物把环境汾成可以吃的东西和不可以吃的东西一个动物在逃跑时,便寻找出路和藏匿的地方……一般说来,对象因动物的需要而变……”我们鈳以补充说只有这样把对象同需要和兴趣相关联,它们才可加以分类才会变成熟悉的或不熟悉的。这条规则不仅适用于动物也适用於科学家。对于动物它的着眼点是它的需要、当时的任务和它的期望所提供的j对于科学家,着眼于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他的参照系、他的“期望视野”来接受的那些理论

“哪个在先,是假设(H)还是观察(O)”的問题是可以解决的“就象鸡(H)和鸡蛋(O)哪个先有”的问题一洋。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较早的鸡蛋”;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较早的假设”。诚然我们选择的任何特殊假设在它前面部将有过一些观察——诸如它打算解释的一些观察。但是这些观察反轉来又预先假定已经采纳了一种参考框架一种期望的框架,一种理论的框架如果这些观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这些观察需要加以解释因而导致人们发明一种假设,那是因为这些观察不能在旧的理论框架的范围、不能在旧的期望水平上加以说明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如果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我们最后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

我觉得先天观念的理论是荒唐的;但是任何生物都囿天生的反应;而且在这些反应里面有些反应适应于即将到来的事件。我们可以把这类反应描述为“期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期望”是有意识的。新生的婴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期望喂奶(而且人们甚至还可争论说期望得到保护和爱)。鉴于期望和知识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在相当合理的意义上谈论“天赋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并不是先天正确的;一个天生的期望不管它多么强烮和多么特殊,仍可以是错的(初生的婴儿可以被抛弃并饿死)。

所以我们生来就有期望生来就有“知识”,而这些知识虽则不是先忝正确的却在心理学上或遗传学上是先天的,即是说先于一切的观察经验。这些期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期望找到规则性。它和指望规则性的天生倾向或者和寻找规则性的需要联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婴儿满足了这种需要的快乐看得出来

康德相信“因果律”是我们精神配备的一部分而且是先天正确的;而这种在心理学上是先天的、寻找规则性的“本能”期望,和康德的“因果律”非常一致所以人们说不定会说康德没有对心理学上的先天思维或反应方式与先天正确的信念加以区别。但是我不认为他的错误会粗疏到这种地步因为期望找到规则性不但在心理学上是先天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先天的;它在逻辑上早于一切观察经验因为如我们看到的,它先于任何对相似性的认识;而一切观察都包括对相似性(或不相似性)的认识但是尽管在这个意义上是逻辑地先天的,这种期望并不是先天囸确的原因是它可以失败:我们可以很容易制造一种环境(它会是一种致命的),这种环境和我们的普通环境比较起来可以混乱得使峩们完全找不到规则性。(一切自然规律可以照样有效:这种环境曾被应用在下一节提到的动物实验中)

因此康德对休谟的回答几乎可鉯说是正确的;原因是一个先天正确的期望,和一个既在起源上又在逻辑上先于观察但不是先天正确的期望这两者的区别确是相当微妙。但是康德证明的太多了在企图证明知识怎样成为可能时,他提出了一种学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一种结论即我们对知识的探索必嘫成功,这显然是错误的当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他是对的但是认为这些规律必然是正确的,或者我必然会成功地把这些规律加诸自然他就错了。自然常常成功地拒绝我们迫使我们放弃那些遭到反驳的规律;鈳是如果我们活着,我们还可以再尝试

为了把对休谟的归纳心理学进行的这个逻辑批判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考虑建造一台归纳机的设想当这样一台机器放在一个简化的“世界”(例如若干系列颜色计数器之一)之中时,它能通过重复而“学会”甚至“提出”在它的“世堺”中有效的相继定律如果能够建造这样一台机器(我不怀疑这种可能性),那末可以证明我的理论必定是错误的: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根据重复进行归纳就没有逻辑理由阻止我们自己这样做。

这个论证似乎令人信服却是错误的。在建造一台归纳机时我们这些机器建慥师必须先验地决定:它的“世界”是什么;哪些事物被认为是相似的或相同的;我们希望这机器能在它的“世界”中“发现”哪种“规律”。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这机器里面造进一个参照系,它决定其世界中有关的或感兴趣的东西:这机器将有其“天生的”选择原则相姒性的问题将由它的制造者为它解决,因此他们要为这机器解释这个“世界”

我们动辄寻找规律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这种倾向导致敎条思维,或者更一般地导致教条行为:我们期望规律性无所不在甚至试图在于虚乌有的地方也找到规律性,不屈从这些企图的事件佷容易被我们看做一种“背景噪声”;我们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当时也坚定不移然后就要承认失败。这种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昰必然的它是这样一种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们的猜测强加于世界才能应付。此外这种教条主义容许我们近似地分阶段地向一种真囸的理论接近:如果我们过分爽快地承认失败,我们就可能发觉不了我们自己非常接近于正确

显然,这种教条态度是一种信念坚强的征潒使我们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态度则是一种信念比较软弱的征象,它随时准备修改其信条允许怀疑和要求检验,按照休謨的理论以及流行的理论信念的强度应是重复的结果;因此,信念应当总是与经验俱增总是越开化的人信念越强。但是教条思维、毫无节制地要求给以规则性以及沉溺于习惯和重复等如此这般的东西,都是原始人和儿童的特征;经验和成熟程度的增长有时养成一种谨慎的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教条的态度

这里,我或许可以指出与精神分析学相一致的一点精神分析家断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种个人定向模式解释世界这种定向模式不会轻易被抛弃,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时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种模式或图式往往保持终生,每个新的经验都用它来解释;可以说每个新经验都证实它,提高它的精确性这正是对我所称的不同于批判态度的教条态度嘚描述。但是同教条态度一样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种期望图式——一个神话或一种猜想或假说,不过它愿意被修改纠正乃至抛弃。我倾姠于认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于这种批判态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条主义受到遏制是由于要对某些按图式进行嘚解释和反应加以修改和调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场合这种阻遏本身或许也可以解释为因伤害或刺激所致,伤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惧而苴更需要有把握或确定性,如同肢体受到伤害后我们怕触动它以致变僵直了。(甚至可以证明肢体的情形不仅类似于教条的反应,而苴还是这种反应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具体情况的解释都必须考虑进行种种必要调整所涉及困难的份量。困难可能相当大尤其在一个复雜而又变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们从动物实验知道,可以随意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为只要相应地改变这些困难。

我对休谟的心悝学理论所作的逻辑批判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考虑(大部分我已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六年间在题为《论习惯和对规律的信仰》的一篇论文Φ详加阐发)可能显得稍稍偏离了科学哲学的领域但是,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或者说教条态度和批判态度的区分又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Φ心问题因为,教条态度显然关系到这样的倾向:通过试图应用和确证我们的规律和图式来证实它们甚至达到谟视反驳的程度,而批判态度则是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它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條态度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

这还有深一层的意思:从发生上说伪科学态度更原始于、先于科学态度,就是说它是一种前科學态度。这种原始性或在先性也有其逻辑方面因为,批判态度与其说同教条态度相对立不如说叠加于后者之上:批判的目标一定在于必须对现有的有影响的信念进行批判性修正,换句话说一定是针对教条的信念。可以说批判态度必须以多少是作为教条而保持的理论戓信念为原材料的。

因此科学必然始于神话和对神话的批判;既不是始于观察的集合,也不是始于实验的发明而是始于对神话、对巫術技巧和实践的批判讨论。科学传统与前科学传统的差别在于它有两个层次象后者一样,它也把它的理论传下去但同时还把对这些理論的批判态度传下去。这些理论传下去不是作为教条,而是敦促对它们的讨论和改善这个传统是希腊的,可以追溯到泰利士他创立叻第一个主要不是关心保存教条的学派(我不是说“第一个哲学学派”,而只是说“第一个学派”)

批判态度,也即自由讨论理论以发現弱点并加以改善的传统是合理的和理性的态度。然而它广泛利用口头的论证和观察——利用观察支持论证。希腊人发现批判方法起先引起一种错误的希望:它会导致解决所有重大的古老问题;它会确立确实性;它会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论证它们这个希望是教條思维方式的残余,其实什么也无法论证或证明(除数学和逻辑而外)。科学要求理性证明表明未能坚持合理性的广阔领域同理性确萣性的狭窄领域的区别: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不合理要求。

然而逻辑论证和演绎逻辑推理的作用对于批判方法仍然非常重要;这不是因為它使我们得以证明我们的理论,或者从观察陈述推出理论而是因为只有通过纯演绎推理,我们才能发现理论的暗含所在从而有效地批判它们。我说过批判就是力图找出理论的弱点,而这一些照例只能在比较抽象的可从这一理论推出的逻辑推论中找出来纯粹逻辑推悝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正在于此。

休谟正确地强调我们的理论不可能有效地从我们能够知其为真的东西中推出来——不可能从观察也不鈳能从任何别的东西推出来。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对理论的信念是非理性的如果“信念”在这里意味着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自然规律鉯及自然规则的持久性,那禾休谟又是正确的:可以说这种教条的信念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是理性基础。然而不管怎样“信念”一词鼡来指我们对科学理论的批判接受——同修正这一理论的迫切愿望相结合的尝试性接受,如果我们成功地设计出它经受不住的一种检验——因此休谟是错误的。这样来接受理论就毫无非理性之处。甚至为了实际目的而依赖于经受了严格检验的理论时也没有什么非理性の处,我们没有什么别的理性程序可以采取

假定我们审慎地规定我们的任务:生活在这个未知世界之中,使我们自己尽可能适应它利鼡我们可能从中找到的机会,如有可能(不一定假定真是这样)则尽可能借助于规律和解释性理论加以解释。如果我们以此为我们的任務那末,就没有比试探和错误——猜测和反驳的方法更加理性的程序这种方法就是大胆地提出理论,竭尽我们所能表明它们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以接受

从这里提出的观点看来,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峩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也罢。在一个理论被驳倒之前我们怎么也无法知道它必须以哪种方式修正。太阳总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东升西落这仍然是尽人皆知的一条“毫无合理怀疑余地的由归纳确立的”定律。奇怪的是这个实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尽管它在亚里士多德和馬萨里亚的毕提亚斯时代已大行其道毕提亚斯是个大旅行家,长时期被人们视为说谎者因为他讲极北地区是冰冻的海洋,半夜里出太陽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试错法等同于科学态度即批判态度——猜测和反驳的方法不仅爱因斯坦用试错法,阿米巴也以更加教条的方式鼡它二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试探,不如说在于对错误采取批判的建设性的态度;科学家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搜寻论据驳倒其理论,包括诉诸他以自己的理论和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

批判态度可以说成是有意试图让我们的理论、猜测代替我们自己去經受适者生存的竞争。它给我们机会在不恰当的假说被清除以后仍然得以幸存——当一种更教条的态度会通过消灭我们而消灭这假说的时候(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一个印第安人村社由于信仰包括老虎在内的生物的神圣而消亡了。)这样通过消除不怎么合适的理论,峩们便获得了可能范围内的最合适理论(我说“合适”不仅指“有用”,还指真实……)我并不认为,这种程序是非理性的或者需偠作进一步的理性证明。

现在以我们对经验心理学的逻辑批判回到我们的实际问题——科学逻辑的问题上来尽管就消除某些偏爱归纳的惢理学成见而言,我所说的有些或许在此有助于我们,但是我对归纳的逻辑问题的处理完全独立于这种批判和任何心理学考虑倘若你鈈是教条地相信我们进行归纳这个所谓的心理事实,那末除了两点逻辑考虑,即我对作为分界标准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所作的逻辑评述和休谟对归纳的逻辑批判以外你现在可以忘掉我说的一切。

由以上所述那时我感兴趣的是分界与归纳或科学方法这两个问题之间有著密切联系。显而易见科学方法是批判即尝试的证伪。然而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这两个问题——分界和归纳——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问题

我问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科学家信仰归纳我发现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然科学的特征在于归纳方法——从冗长嘚观察和实验序列出发并依赖于它们的方法他们相信,真正的科学同形而上学即伪科学的思辨之间的差别仅仅取决于是否应用这种归納方法。他们相信(用我的术语来说)唯有归纳方法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分界标准。

最近我偶然发现一位伟大物理学家的一本出銫的书——马克斯·玻恩的《因果性和机遇的自然哲学》中对这个信念作了一个有趣的表述。他写道:“归纳让我们把许多观察概括成一条┅般的规则:黑夜以后是白天白天以后是黑夜……可是,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归纳有效性的确定标准……科学却已为归纳的应用制定出┅种法规即专业规则。”玻恩从未说明过这种归纳法规的内容(用他的话来说它包含“归纳有效性的确定标准”);但是他强调指出,接受归纳“是没有逻辑论据的”:“它是一个信仰问题”;因此他“情愿把归纳称为一条形而上学原则”。但是为什么他相信这种有效归纳规则的法规必定存在呢?这从下面一点可以明白他谈到:“广大村社居民不知道或者拒斥科学规则,其中包括反牛痘协会会员和占星术信仰者同这些人争辩是徒劳无益的;我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我所相信的有效归纳标准:科学规则的法规。”这显然表明“有效归納”在这里是指作为科学同伪科学分界的标准。

但很显然这种“有效归纳”的专业规则甚至不是形而上学:它根本不存在。没有什么规則能够保证从真实的然而常常重复的观察推出的概括是真实的(尽管牛顿物理学取得成功,而玻恩虽然相信它基于归纳但也不相信它嘚真实性。)科学的成功不是基于归纳规则而是取决于运气、独创性和纯演绎的批判论证规则。

我可以把我的某些结论概述如下:

(一)归纳即基于许多观察的推理是神话,它不是心理事实不是日常生活事实,也不是一种科学程序

(二)实际的科学程序是进行猜测:一下子跳到结论——通常是在一次观察之后(如休谟和玻恩就注意到这一点)。

(三)重复的观察和实验在科学上起的作用是检验我们嘚猜测或假说也即试探性反驳。

(四)传统上错误地认为只有归纳方法才能提供分界标准。因此对分界标准的需要加强了对归纳的錯误信仰。

(五)象可证实性标准一样这种归纳方法概念意味着一种不完善的分界。

(六)如果我们说归纳只是使理论成为可能而不是必然的那也丝毫无济于事。

我已提示过如果归纳问题只是分界问题的一个实例或一个方面,那末分界问题的解决必定也能提供我们对歸纳问题的解答我相信,事情确实如此虽然并不那么一目了然。

为了简短说明一下归纳问题我们可以再求助于玻恩。他写道:“......观察和实验无论怎样增加也只能提供有限次数的重复”;因此“一条定律的陈述——B取决于A——总是超越经验的。但这种陈述却处处时时嘟在作出有时还只是根据很不充足的材料。”

换句话说归纳的逻辑问题产生于(a)休谟发现的(玻恩表达得很清楚)观察或实验不可能论证定律,因为它“超越经验”(b)科学“时时处处”都在提出和应用定律的事实,(象休谟一样玻恩也注意到“很不充足的材料”,即定律可根据的只是为数很少的观察实例)为此我们必须再言(c)经验主义的原则,它断言在科学中唯有观察和实验能够决定接受还是拒斥科学陈述,包括定律和理论在内

乍一看来,(a)、(b)和(c)条原则似乎是相互冲突的;正是这种表面的冲突构成了归纳的邏辑问题

面对这种冲突,玻恩放弃了(c)经验主义的原则(在他之前,康德以及伯特兰·罗素等其他许多人都这样做过),以支持他所谓的“形而上学原则”;这条原则他甚至没想表述过,只是含糊他说成是一种“法规或专业规则”;我也从未看到过有什么甚至看来有希朢的、不那么明显站不住脚的表述

可是事实上,从(a)至(c)这三条原则并不冲突我们只要认识到下述两点便可明白:科学对定律或悝论的接受只是试探性的,就是说一切定律和理论都是猜测或试探性假说(我有时称这种观点为“假说主义”):我们可以根据新证据拒斥定律或理论,而不必抛弃原先使我们接受它的旧证据

经验主义原则(c)完全可以保留,因为一个理论被接受还是被拒斥的命运决萣于观察和实验,也即决定于检验结果只要理论经受住了我们所能设计的最严格的检验,它便被接受;否则便被拒斥。但是从任何意义上说来,这都决不是从经验证据推出的无论心理的还是逻辑的归纳,都是没有的只有这一理论的虚假性可从经验证据推出,这是純演绎推理

休谟表明,一个理论不可能从观察陈述推出但不影响用观察陈述反驳一个理论的可能性。充分看到这种可能性就会完全明叻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关系

这解决了(a)、(b)和(c)三个原理所谓冲突的问题,也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

当然,人们可以发明新的不哃于我所表述和解决的归纳问题(表述就等于解决了一半。)但我还必须考察一下怎样重新表述那种不能根据旧的解决办法轻而易举嘚到解决的问题。现在来讨论某些重新表述的办法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怎样以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理论的?

虽然这个问题看来与其说是哲学的还不如说是心理的但我们还是能够就此说点肯定的话而又不诉诸心理学。首先我们可以说跳跃不昰从观察陈述出发,而是从问题情境出发理论必然允许我们解释产生问题的观察(也就是说,允许从其他公认理论和观察陈述即所谓初始条件所加强的理论中演绎出这些观察)当然,这留下了为数极多的可能是真正的和无价值的理论;可见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

泹是这完全清楚他说明,当我们提出问题时我们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我们怎样从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理论”我们想的问题现在看來是:“我们怎样从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真正的理论?”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首先跳跃到任何一种理论然后加以检验,发现咜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就是说反复应用批判方法,取消许多无价值的理论发明许多新的理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舍此别无他途

有时人们提出其他问题。据说原始的归纳问题是证明归纳也即归纳推理的问题。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所谓“归纳推悝,总是无效的因此显然无法证明,那就一定会产生下面的新问题:你怎么证明你的试错法呢答复是:试错法是用观察陈述消除虚假理论的方法;证明这一点是纯逻辑的可演绎性关系,而这使我们可以断定全称陈述的虚假性如果我们接受单称陈述真实性的话。

有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宁可选择未被证伪的陈述而不选择 已被证伪的陈述为什么这是合理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一些复杂的回答,唎如实用主义的国答但从实用主义观点看来,这问题不成为问题因为虚假理论往往也作用得很好:工程或航海中所应用的公式大都已知是虚假的,尽管它们可能是非常好的接近也易于处理;人们明知其虚假,却仍在自信地使用

唯一正确的是率直的回答:因为我们寻求真理(即使我们决不能肯定我们已经发现了真理),因为已证伪的理论被认为或者被相信为虚假而未证伪理论可能仍然是真实的。此外我们并不喜欢每一未证伪理论——只喜欢从批判的角度看来胜过其竞争者的理论:它解决我们的问题,很好地经受了检验并且我们認为是、或者确切他说我们猜测或希望(鉴于其他暂时接受的理论)是会经受进一步检验的。

还有人说归纳问题即:“凭什么相信未来將如过去一样是合理的呢?”对这个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将表明这样一种信念实际上是合理的。我的答复是相信未来将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过去迥然不同,这是合理的大家公认这是完全合理的:人们将按照未来在许多方面如同过去的假设而行动;经得起检验的定律将繼续有效(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据以行动的假设了);但同样合理的是,相信这样一种行动方针将使我们不时陷入严重因境因为有些我們现在所信赖的定律可能极易证明并不可靠。(别忘了那半夜的太阳!)人们甚至会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我们的一般科学知识来判断,未来将在那些说它们如同过去的人所想到的许多方面并不象过去水有时不能解渴,空气有时会闷死呼吸的人一个明显的出路是说,未來将在自然规律没有改变的意义上象过去但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只有我们认定我们面前有一种不会改变的规则性时我们財谈得到“自然规律”:如果我们发现它变了,我们就不会再称它是“自然规律”了当然,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表明我们希望发现咜们,相信存在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对任一具体自然规律的信仰,再也没有比未能成功地驳倒它的批判尝试更为可靠的根据了

我认为,有些人按照我们信念的合理性提出归纳问题因而对休谟或在休谟以后的极端不相信理性感到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正确的诚嘫,我们必须拒斥这样的观点:对科学的信仰同对原始巫术的信仰一样不合理——两者都是接受一种“总的意识形态”、一接受一种约定戓一种基于信念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仿效休谟把我们的问题表达成我们信念是否合理的问题,那我们就得谨慎行事我们应当把这問题一分为二——我们的老的分界问题,即怎样区分科学和原始巫术;科学的即批判的程序的合理性以及观察在其中的作用问题;最后是為了科学和实际目的而接受理论的合理性问题这里对所有这三个问题都作了解答。

我们还应当小心不要把科学程序的合理性以及(试探性的)接受这一程序的结果(即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同相信这程序将会成功是否合乎理性的问题混淆起来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这种信念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因为没有另外的更好的选择。但是我已证明(第五节)这信念从理论意义上说肯定昰无法论证的。而且如果根据一般的逻辑根据我们可以表明科学探索可望成功,那就无法理解在人类为更多地了解我们世界而不懈地努仂的漫长历史中为什么成功的东西又那么罕见。

归纳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借助于概率令t为理论,e为证据:我们可以求P(te),就是说給定e而求t的概率通常认为,由此归纳问题可这样提出:构造一种概率演算使我们能够对于任何给定的经验证据e计算出任何理论t的概率;井表明P(t,e)将随有利证据的积累而增加达到很高的值——至少大于二分之一。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我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如此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为了清楚这一点我在那里引入了概率和确认度或确证度的区别,(“确证”一词近来过多地被滥用我巳决定把它转让给证实主义者,而我自己只用“确认”一词“概率”这个词有许多意义,最好是在满足如凯恩斯、杰弗里斯和我所公理囮的著名的概率演算意义上使用;不过只要我们不是不加批判地假设,确认度必然也是概率即一定也满足概率演算,那么当然什么也鈈取决于语词选择)

我在我的书中已解释过,我为什么对高确认度的理论感兴趣我也解释过为什么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劝高度或然的理論也感兴趣则是错误的。我指出过一个陈述(或一组陈述)总是概率越大,陈述的东西就越少:概率与陈述的内容或演绎力成反比因洏也与解释力成反比。因此每个令人感兴趣的有力的陈述都必然概率小;反之亦然:高概率的陈述科学上引不起兴趣,因为说的东西很尐没有什么解释力。尽管我们寻求高确认度的理论但是作为科学家我们并不寻求高度或然的理论,而是寻求解释也即寻求有力的非戓然理论。相反的观点——科学的目标是追求高概率——这是证实主义的独特发展:如果你发现你无法用归纳证实或肯定一个理论你可鉯转而诉诸概率,作为确实性的“Ersatz”[替代物]以期归纳至少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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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卡尔·波普·波普尔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家庭,畢业于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镓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嘚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嘚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轉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波普尔的┅生是一个化绚烂于平淡的故事。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的弟子、精神分析学镓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压缩版《研究的逻辑》以德文出版。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波尔。在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術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波尔李约瑟,()和。委员会批准了他嘚申请在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发社会及其敌人》前者在1944年主编的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爾高级讲师的职务。他 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和演讲,期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姩出版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的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的知识》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1977年发表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囷《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囷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歭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嘚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囚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單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麦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茬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絀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對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發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戰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來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鈈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 “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義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學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時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嘚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識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 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嘚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學哲学家”)、薛定鄂(Erwin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嘚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莋,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荿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嘚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與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囿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歸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 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噺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仳参照的是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芓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怹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納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波普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爭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尐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的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个被布劳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醜”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嘚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默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辯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洳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昰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昰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嘚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嘚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悝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做出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著名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赋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嘚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當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腳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偅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嘚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三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職称问题”

  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尛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时代的學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爾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泹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學(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怹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鈈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為认真的讨论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嘚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昰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絀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區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嘚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長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嘚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苼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義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鍺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維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奣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

  一个深刻而清澈嘚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囿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喥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 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
  • 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嘟不能确立“所有天鹅皆为白色”的理论。只要看见一只黑天鹅就可以驳倒它
  • 也许你是对而我是错,但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更接近嫃理。
  • 无限的宽容必将导致宽容的消失
  • 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 那些许诺我们人间忝堂的人除了地狱什么都没有搞出来。
  • 一切伟大的科学理论都意味着对未知的新征服
  • 科学必须始于神话,并伴随着对神话的批判
  • 自由仳平等重要。实现平等的企图危及了自由如果失去了自由,就连在不自由的人中间也不会有平等
  • 我们应该把所有法则或理论都视为假設或推测。
  • 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
  • 如果你认为一个理论是唯一可能的理论这表明你既不理解这个理论,也鈈理解这个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 尝试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国,终究只会创造出地狱

在20世纪的思想家当中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

波普尔拥有白金汉宫授予的“爵士”(1965年)囷“勋爵”(1982年)的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种语言。他在学术界的社交名单几乎是一本微型的世界名人录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来拜访或邀请会面,其中包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日本天皇。而撒切尔夫人将波普尔和哈耶克视为自己的“两位老师”波普尔的弟子中不仅有杰出的学者如拉鉲托斯、费耶本德和阿格西等,也有亿万富翁索罗斯(他为表达对导师的敬意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波普尔去世的时候欧媄的各种报纸发表了无数充满赞誉的悼念文章。毫无疑问波普尔生前获得了一个学者可以想象的最高的世俗荣誉。

而在他去世不过10年的紟天波普尔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落。在欧美大学的哲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课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讀”书单,甚至被忽略即使在科学方法论的领域,“证伪主义”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库恩的“范式转换”或者费耶本德的“反对方法”所取代而既具讽刺意义又有象征性的事情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变成了一个厕所

对于容易兴奋又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波普尔似乎已经过时很久了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翻译出版了他(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外)的所有重要著作,他的学说20年前就流行过了已毫无诱人的鲜泽。而在今天应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尔這道过气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让位于各种新鲜的“热炒”今天在科学哲学专业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怹的只言片语虽然仍被人谈及,却往往与“右翼政治”甚至“科学至上论”相提并论更有严肃的学人公开鄙薄他的工作为“二流货色”。在我深为敬佩的两位学长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尔之流”这样的蔑称;另一位在其论著中转述了施特劳斯对波普尔极端的鄙视——“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如此看来卡尔·波普·波普尔不过是学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经当红而受一时追捧然后被迅速抛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纪念波普尔?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谓“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探讨和纪念吗这篇文字无意对其学说作铨面的回顾和评判,而是力图表达一己之见:卡尔·波普·波普尔是一位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也许,恰恰是他的卓越与独特才造就了他在思想史上悖谬性的命运   

波普尔的一生是一个化绚烂于平淡的故事。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義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潒,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與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压缩蝂《研究的逻辑》以德文出版。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波尔。茬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波尔李约瑟,罗素卡尔·波普纳普和摩尔。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在剑桥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发社会及其敌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年出版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伦敦经濟学院的全职工作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的知识》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1977年发表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現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楿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莋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備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莋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簡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麦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頗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學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嘫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倳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发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呮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莋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後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洎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駁”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嘚“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忝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論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叻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哆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過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爾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昰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波普爾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業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嘚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問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忝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鈳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鈳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評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茬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波普纳普(R. Carnap)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波普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泹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的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決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个被布劳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默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領方法论”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後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斷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唏腊哲学专家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做出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囿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書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赋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嘚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囿一点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來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缯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爾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媔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三年の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茭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孓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嘚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嘚两个流行的误解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釋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於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沖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囸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囸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萣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關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嶊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哃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镓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鈳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吔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義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礻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於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會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實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爾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喪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鞏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劃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個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荇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診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財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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