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的位置：&&&&&&悍妹——你的名字叫吉娜·卡拉诺
悍妹——你的名字叫吉娜·卡拉诺
& & & 在亚德里安布罗迪翻拍《铁血战士》、岩石续拍《地心游记》的年代里；
& & & 在我以为女性动作片已死，米拉乔沃维奇、凯特贝金赛尔独当一面的年代里；
& & & 在我以为女性动作片已死，却发现其实是被凯拉奈特莉、西尔莎罗南染指的年代里；
& & &&在仅存的米歇尔罗德里格兹被《速度与激情》写死，刚出现的詹妮弗劳伦斯却为了动作片减肥的年代里；
& & & 在我已经看淡了米歇尔威廉姆斯为梦露打硅胶，一米五的金卡黛珊成了丰满代言人却忽略她老妹科勒的年代里；
& & & 我几乎已经接受了以瘦为美的霸王条款，放弃了在BBW以外寻找心水美女~~~
& & & &吉娜卡拉诺出现了！！！我哭了！这才是真材实料足金足两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石破天惊的猛女！原来体育界还有一道曙光叫无限制综合格斗，原来她也是人才的摇篮，原来她除了输出兰迪库卓也可以输出吉娜卡拉诺。我内牛满面。& & & &感谢索德伯格，感谢他大无畏的《制胜一击》，否则吉娜再演十部《血与骨》我也不会注意到，收回为《传染病》吐给他的口水，并且深深道歉。虽然《制》票房杯具了，但永远活在我心中，我一定第一时间购买正版蓝光，并且跟进每次洗牌，逢人必荐！一切都因为——吉娜，吉娜卖肉为生的塔图姆在她面前不堪一击博学多才的伊万大概知道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抬手不打笑脸人”可惜德州大妞不知道一把年纪还来发挥余热，殊不知伊万的下场在向他们招手哦，怎么能缺了年度劳模敬业乐业的态度帮他在海报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希望吉娜一直这样漂漂亮亮的拍电影，虽然演不过梅姨，但谁又希望跟梅姨上床呢趁着还在好莱坞，拿不定主意就多跟米基洛克叔唠唠愿意静静的死在三角锁里
--------------------猪头误我楼主
第一张图是红警3
--------------------起步就得是大师级
是呀是呀，超喜欢她
--------------------猪头误我
HOHO，让我对红警的印象大为改观
--------------------猪头误我
口味很重啊，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刻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哈哈，不重不欢
--------------------猪头误我
这部影片真的不错 蒙太奇 很棒，配乐延续了传染病，不过 因为剧本所以超越了 传染病&
--------------------qq：
的确。个人不是很喜欢传染病，但大爱本片，满意剧本音乐，更因为女主角
--------------------猪头误我
Gina在MMA中比赛脸部总是保护得很好，个人觉得她不善于地上的缠斗~
现实社会就是这样，男人要孔武有力，女人要抚媚娇柔，当女性成为动作片主角时，唯一的卖点可能就是外貌，客观上讲Michelle Rodriguez还是蛮符合动作片的~
Heywire总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看Soderbergh自己介绍也说风格类似《谍影重重》，节奏却完全与之相反，没有快速的镜头剪辑，没有紧张压抑的配乐，这实际上是给影片主角Gina更多的空间展现真实的格斗技巧，但是奈何主流观众早已经习惯 《谍影重重》《碟中谍》这种靠拍摄技巧取胜的类型，反而对真实动作兴致缺缺~
--------------------I hate Monday!
肌肉很发达
--------------------请对电影艺技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说来惭愧，吉娜的比赛没看过几场，发现没有了电影式剪辑的搏斗显得很平常，估计是俺太缺乏体育细胞了。非常不理解男人为了追求肌肉猛打激素，却没法接受一个稍微强壮一点的女生，找凯拉奈特莉那种人去演动作片有意思吗？一向很迷恋这种强势的女生，罗德里格兹俺也非常喜欢，听说她在《速度与激情6》里回归俺很欣慰。《制胜一击》大巧不工的格斗设计其实蛮有新意，但平心而论故事比较平庸，也有些硬伤，但谁也不能做到十全十美，更不能用《黑暗骑士》的标准苛求一切动作片；不过依目前的成绩看，吉娜的大银幕之路还任重道远呀~
--------------------猪头误我
那是必须的！
--------------------猪头误我
说实话，国内人开动作电影始终还是停留在电影层次，喜欢类似黄飞鸿那种绚烂的技巧，如果是生活在国外的话会经常接触拳击，MMA，UFC，WWE之类基于真实世界中比赛，所以才会有当初《谍影重重》那股热潮，而泰国著名的《拳霸》系列在中国的追捧和西方的冷落就是最好的证明
--------------------I hate Monday!
米歇尔罗德里格兹第六部复活了
--------------------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
哈哈 她俩还干了一架。不过在吉娜面前瞬间觉得米歇尔太单薄了
--------------------猪头误我
最后一张照片太惊艳了！
--------------------
参与话题讨论，请先
2名成员4个主题
可用积分:0分本类热门热门群组
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歌词 串词 朗诵词有关文章，请加QQ群：
办公文秘1群
办公文秘2群
办公文秘3群
办公文秘4群
办公文秘5群
写作交流1群
写作交流2群
写作交流3群
中学生交流群
小学生交流群
教师交流1群
教师交流2群
48小时热门“拂H”名称语源研究述评
您的位置：
“拂H”名称语源研究述评
18:44:59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新建网页 2
拜占庭帝国由罗马帝国的东部疆域演化而来，故又称东罗马帝国。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至1453年覆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拜占庭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在欧洲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文献典籍中，这个帝国多被称为“拂H”，但有时也沿用对罗马帝国的旧称“大秦”，或“大秦”、“拂H”并用。在隋唐时期的典籍中，“拂H”一名使用最为频繁，也更为明确。不过，对于“拂H”这个名称的语源问题，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虽贡献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就整体现状而言，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早期的西方研究者那里，由于大量相关汉文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研究资料非常有限，故对于“拂H”语源的研究多带有猜测性质。如德经（J.
Deguignes）认为“拂H”名称乃“法兰西”（France）一名的音译，表示十字军东侵时被“法兰西”占领的地区。有学者将它考订为El
Hira，或认为它是Philistine
的译音，还有学者认为它指的是波斯。这些观点多侧重于音似，与历史事实抵牾，学术价值不大。
还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中西交往中介民族的语言中寻找其来源。艾约瑟（Joseph
Edkins）认为，“拂H”名称应源自波斯语。他推测说，波斯用这个名字指称希腊人和欧洲人，可能是因为波斯与希腊的敌对和战争。后来阿拉伯人从波斯人那里学得这个名词，在向北非和欧洲的扩张征服中，将它与欧洲人使用的Franks（法兰克人）一名混淆起来。他认为，阿拉伯人与东方进行贸易活动，对欧洲人所使用的称呼，应是波斯人早先使用的“拂H”。他没有明确说明波斯人使用的“拂H”一名具体来源于哪个词语，何以用这个名词指称希腊和欧洲，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典籍中的“拂H”名称的语源问题。
中国学者冯承钧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西域地名》“Farang”条下写道：“波斯语地中海东岸欧洲人之称，新疆之突厥语转为Firang，即欧洲语之Franks，《岛夷志略》曰佛朗，《西使记》及《元史?郭侃传》做富浪，《顺帝本纪》作佛郎。又考《西域记》有拂懔国，《往五天竺国传》有大拂临国、小拂临国，《经行记》、《隋书》、新、旧《唐书》均有拂H国，似皆出自波斯语之Farang，以名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前人考订诸说，皆可废也。”冯氏将隋唐时期的“拂H”与元代的佛朗（富浪、佛郎）混为一谈，是明显的错误；他将佛朗（富浪、佛郎）追溯到波斯语之Farang，又将波斯语Farang追究到欧洲的Franks（法兰克人），这样的看法是否有道理，值得深入研究，但他将“拂H”一名做同样的追溯，由波斯语Farang而至Franks，实际上演化成为“Franks说”。关于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下文将做讨论。
在中国学者中，冯氏不是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魏源在他之前已经接触过。魏源以为“拂H”源自“撒冷”，即Jerusalem（热路撒冷）一词的后两个音节salem；他认为《唐书》以拂H为大秦，是因为拂H在罗马东部最为著名，故被误用为大秦别名。后代史籍沿袭《唐书》之误（魏源：《海国图志》卷26《西南洋西印度天主原国》）。魏源此说有两误：一是以salem比对“拂H”，音韵不同，sa与“拂”难以比对；二是以为“拂H”之名最早出现在唐代，存在明显的时代错乱之弊。
岑仲勉在其研究中多次涉及“拂H”名称的语源问题。当时学术界通常认为此名最早见于隋唐，具体言之，见于裴炬《西域图记》。他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此名最早见于6世纪初叶。他在1933年发表的文章里说：“拂H之名，考古者大率推始于隋、唐，然其实梁已见之。《法苑珠林》三九云：‘案《梁贡职图》云，去波斯北一万里，西南海岛有西女国，非印度摄，拂懔年别送男夫配焉。’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梁元帝职贡图》一卷，知‘贡职’乃‘职贡’之倒。元帝生当6世纪中叶，已有此名，则传入最少在6世纪初，于时东西罗马之分，已百年矣。”他比同侪学者较早注意到这一记载，显示出他学术视野的开阔和思维触角的敏感，后来的研究证明其见解确实不误。他以此为依据，结合于阗与梁的关系，从于阗语中寻求“拂H”的语源。他说：“拂H之初译，余曾推原于梁武帝《职贡图》之拂懔，其语原当为于阗文之hvaram，此云右，即西也，犹近世称泰西、西洋而已。中古时于阗为我国与西方之介人，故译语与之有关。”后又在其著作《突厥集史》及《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一文中有所发挥，尤以后者为详：“《梁四公记》虽作于唐人，然溯拂H之名于梁武帝时代，与《元帝职贡图》同，则认拂懔为梁代创译，似无大误。梁偏处江南，对西域交通有困难，往来之国无多。检《梁书》五四、《西北诸戎传》，其来之最早及最频者厥惟于阗，天监九年（510）、十三年（514）、十八年（519）及大同七年（541）均有使来。……东汉后于阗为西北强国（见《梁传》），轩之使，想多习其言。故谓‘西方’一词，到此时改以于阗文hvaram（右也，西也）之方式出现于汉文里面，直意中事。……
论其音读，拂字切韵p‘įuət，已带轻唇音素，依h→f之例，则hvaram可分作fvat
lam两音组，与拂懔(H)相对，比之各家所提，最为密合。”将中国典籍中具有明确所指（即东罗马帝国）的“拂H”名称归于意义宽泛的于阗文hvaram，似有些远离实际。以常理而言，作为中介民族，于阗对远族名称的使用多半为语音转写，通常不会采用意译；若为语音转写，其语源为何？况且，如果说“拂H”源于于阗文hvaram，而hvaram只是表示一个方向，那么，它为何不可用于指称处于同一方向的西方大国波斯？
杨宪益认为“拂H”一名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出现，他认为《汉书?武帝纪》记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事，值得注意。皇子弗陵即后来的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即公元前94年，此时正是武帝开拓西域、中原与西方各国建立联系之时，黎轩既指以拜占庭为中心的黑海方面的希腊殖民地，皇子名弗陵当与此有关。他又进一步考论，认为“陵”或“林”字在汉代似有“C”音，所以，弗陵为Byzantium或Byzan的对音。将黎轩等同于拂H，不唯立论与史实不符，而且有明显的时代错乱之弊。
一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进展，此类见解已归于消沉。但这些探索性的观点，显示了人们在这个方向上付出的辛勤劳动，在学说史上有其意义。
以现在的研究进展情况，即使以下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也是各具优劣，需要仔细加以分析。
Franks说最初为布列施耐德（E.
Bretschneider）所主张。他认为，Franks为日耳曼民族之一，公元3世纪时占领莱茵河下游，建立法兰克王朝，查理大帝时代占领欧洲大半领土，为一大帝国，其声名远播，伊斯兰教徒称欧洲人为Ferenghi，大概即来自Franks一名。他认为“拂H”一名古音非Fu-lin，而读作Fu-lan，与《元史》等史籍所载的“佛郎”（Fo-lang）相同，均为Franks的对音。后来，他对此说表示怀疑：“唐代的拂H，初见于7世纪初叶裴炬的《西域传》，指拜占庭帝国，或伊斯兰教作家记载中的Rum国。”但他未对“拂H”的词源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Franks说为张星R所接受并加以发挥，成为一家之言。张星R认为，法兰克人在西欧的统治确立以后，势力渐盛；“隋唐之交，西亚北部游牧民族屡向西迁徙……诸民族虽西迁，其与东方之交通，或仍不绝。多瑙河西即法兰克民族之势力范围。诸小族震于法兰克人之兵威，加以当时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之君长，表里为用。教皇利用法兰克人之兵力，法兰克君长利用教皇之宿望，以收服人心。教皇遣派教士于四方，或即称来自法兰克国也。用大国之名，印入诸小国人之心中，以作护符。由此法兰克之名，远播于天涯海角。中国人拂H之名，闻自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或突厥人及向西迁徙诸民族，似觉有理。拂H之名，初见于梁时。梁在南方，此名必自海道传入。玄奘《大唐西域记》拂懔国附于波剌斯国节内。玄奘之得此名，必闻自印度人或波斯人者……故拂H领土境域，或指东罗马而言，至于名字之来源，吾意以为起始于法兰克族也。”
Franks说的最大弱点（或曰障碍），是据以立论的时间存在致命的错误。此说设定“拂H”一名出现于隋唐之际，而现在所知的史实是，拂H之名初见于中国典籍为4世纪初叶，并非隋唐之交。就目前所知，中国史籍最早提到拂H之名是在公元313年。《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前凉录，凤嘴外，还》：“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皆拂H（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此时法兰克人尚未出现于欧洲历史舞台，故以法兰克人在历史上的出现及其与诸族关系来说明拂H之名的起源和传播，于史实I格不通；而且，中国史籍中的拂H之名所涉及的事实，多限于罗马帝国旧壤之东部即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地中海东岸的亚洲领土，以罗马帝国西部指示希腊化东部，未见相应之例证。故张星R对此说阐释虽详，但明显偏离鹄的。
Polin说最初为雅凯（Jacquet）、波提埃（Pauthier）所主张，认为“拂H”是希腊语πόλιν（希腊语πόλις的宾格，意为“都城”，拉丁转写为polin）的音转，是拜占庭人对其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惯称。
此说因受到两位重要学者裕尔（H. Yule）和沙畹（E.
Chavannes）的支持而益显重要。裕尔是英国东方学家，以研究东方地理著称。他支持此说的根据是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Mas’ūdi）的记载。马苏第认为，希腊人称其都城不以君士坦丁堡，而称其为polin，与伦敦人称伦敦为town相似，但因城广大，故在表示其为帝国首府时则称其为Stanpolin。裕尔认为，希拉克略时代的罗马人称其都城为polin，“拂H”是polin的音译，隋唐时代中国人所称的拂H乃指拜占庭帝国。沙畹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尤以对西突厥史的出色研究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推重。沙畹认为拂H指整个东罗马帝国；拂H之名在公元607年裴炬所著《西域图记》序文中已经提到，并为《隋书》所引用。裴炬《西域图记》序文列举中国通西方三道，明确记载北道经由伊吾、蒲类、铁勒部，过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而达拂H，说明中国人自隋代已知悉北路。西突厥曾在568-576年间与拜占庭频繁通使，因此，中国出使突厥的使臣或许在突厥大汗廷帐遇见过这些希腊人，从他们那里闻听到希腊人自称的君士坦丁堡之称谓polin，将它音译为拂H，遂使之流传于中国。
冯承钧、齐思和等中国学者均接受“拂H”即拜占庭帝国的观点，但对于拂H的语源则所持不同。冯承钧作《拂H考》，表示不相信拂H系由πόλις（polis）而来，理由是东罗马都城附近城市以polis缀尾者甚多，不仅君士坦丁堡一城为然。冯氏认为“拂H”一名首见于《通典》所引用的杜环《经行记》。杜环随唐代将领高仙芝征中亚，于751年怛逻斯之战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此后在已经归属阿拉伯势力范围的地中海东岸游历达十年之久，故冯氏认为“拂H”一名应于阿拉伯语寻之。这里表达的见解与他在《西域地名》中所持观点又有不同；而且，认为“拂H”之名首见于《经行记》，更是明显的错误。
针对冯氏见解，齐思和认为，“这种说法似难以成立，因为东罗马帝国虽也有其他城市以polis缀尾的，但以polis（或polin）一个字来表示的，却只有君士坦丁堡一城（君士坦丁堡一名，拜占庭人极少用）。冯氏似未多就拜占庭史料加以考查。”
齐思和的观点虽在音韵上无不通之处，但问题是，东罗马帝国之民众相互间称其都城为“πόλιν”，是否意味着他们与外族人交往中也以此名称呼其国家？以都城指示国家名称，现在还没有相应的史实加以证实。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希腊人呼君士坦丁堡为polin，亦当系事实，但polin一名，果否拂H原名，尚属疑问。信如马苏第所说，polin一语仅使用于希腊人之间，而俗语中正式称呼，则系Istán-polin，犹如日本东京人士提及横滨，平时虽单称‘滨’（Hama），但与外国人相语，则无不将‘横滨’全语呼出。由此而言，中国人在突厥王庭，即使有与希腊人晤谈机会，但希腊人既与异国人谈话，则对于本国首都，决无不将首都全名Istán-polin呼出之理。”白鸟所说道理不错。不过，白鸟认为Istán-polin为君士坦丁堡的正式称呼，今日土耳其人称君士坦丁堡为Stambul或Istambul，以及马苏第的Istán-polin乃君士坦丁堡之讹，是突厥和阿拉伯等民族将君士坦丁一语讹转，这一说法是错误的，Istán-polin转自希腊语είς
τήν πόλιν，意思是“在都城里”。白鸟不懂希腊文，故有此误。
明朝天启年间（）在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碑文表明，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徒进入长安，此碑是景教徒于781年所立。景教徒来自曾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版图的叙利亚，景教碑的发现不仅对于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唐代中国与拜占庭交往史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拂H”名称起源研究中一些重要观点的提出，与景教碑的发现和研究密切相关。
首先是Bethlehem说。此说最先由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提出。夏德在1885年出版名作《中国与罗马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详细阐发了他有关“拂H”名称起源的见解。他反对Franks说，认为拂H之名最早出现于7世纪前半叶的著作如《隋书》和《大唐西域记》，那时的东方绝不可能知道Franks一名；根据吉本（E.
Gibbon）著作，Franks作为欧洲各国的总称是在10世纪。夏德认为拂H指叙利亚，拂H一名之出现不可能早于636年即景教徒初至中国之时，理由是，此名初见于629-636年间编成的《隋书》。他认为“拂H”在中国的传布与景教徒入华有关，汉文典籍有关拂H的记载是通过这些景教徒传入的；西安景教碑有“室女诞圣于大秦（叙利亚）”之说，拂H为大秦之别名，故拂H即为大秦境内基督诞生之地Bethlehem（伯利恒）。夏德认为“拂H”的中国古音不是Fu-lin，而应是But-lim或But-lám,
Bethlehem一名若以两个音节表达，在当时可读作But-lim即拂H。景教徒将基督诞生地当作国家名称，犹如佛陀诞生地摩伽陀（Megadha）被当作印度的总称一样。夏德强调拂H一名与景教徒的联系，将《旧唐书》记载的贞观十七年（643年）向中国派遣使者的“拂H王波多力”考订为居于安条克的景教大主教。此后他又发表《拂H之谜》的专论，更详细地阐发此说。夏德此说的弱点，在于他对拂H之名何时初现于中国的判断上存在错误，如上文指出，拂H之名并非如夏德所说于7世纪上半叶才出现，而更在此前，有关“拂H”的最初消息更非景教徒传入。此说立论存在严重的时代错乱,难以成立。沙畹曾支持夏德的观点，后来放弃之，转而主张和支持polin说。
其次是Hellen说。该说本自17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刘应（P.
Visdelou，）。刘应注意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一段文字：“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认为“西望仙境花林”中的“花林”即Hellen，原义为“希腊”，指东罗马帝国，拂H即Hellen的译音。有学者更由此发挥，认为，“花林”和“拂H”二种译法之出现，是因为“花林”是景教徒由希腊语（或叙利亚语）直接译来，“拂H”则是经由“西胡”（粟特、康居人）转译而来。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在古伊朗语中，h音转为f，所以Hellen经粟特、康居人之口，变为Fellen，传入中土后音译为“拂H”。由于拂H古读无清唇音，f音与p音相合，所以拂H有时又译作“蒲林”或“蒲岚”。拜占庭本是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在罗马帝国时期仍然讲希腊语，是一个完全希腊化的城市。拜占庭人也就是希腊人，他们在与东方民族的交往中自称希腊，或者东方人称他们为希腊，都是情通理顺，与拜占庭的实际相符合的。所以，从语音学的角度和拜占庭的历史人文环境相结合来进行考察，拂H（Fellen）乃（Hellen）之异译，最初传入中国时专指古城拜占庭。
对于此说，我们需要指出以下事实：首先，“希腊”一词的古希腊文写法为Έλλάς，由于开头的元音Ε为粗气音，在拉丁语转写时要写成Hellas，“希腊人”Έλλην（单数）与Έλληνες（复数）分别转写为Hellen与Hellenes。如果Έλλάς这个名称是由讲希腊语的景教徒向东传播，那么，东方人听到的将是Ellas（希腊）或Ellen（Ellenes），而不是一个拉丁化的Hellas或Hellen，而Ellas或Ellen不可能转为“拂H”。此其一。其二，我们知道，中亚“西胡”（粟特、康居人）生活地区的许多铭文中出现的Fróm一词，该词对应于汉文的“拂H”，如果“拂H”经由中亚的“西胡”（粟特、康居人）东传，那么，就需要阐明Hellen与Fróm一词的关系，从音韵上，Fróm不可能转自Hellen一词。其三，将“花林”比对为“希腊”是误解。在中国古文献中，“华林”、“花林”是常见之词，表示美园佳境之意，作为一个词语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词汇并用的例证很多，如伪托东方朔作品的《海内十洲纪》记汉武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弦弩断”之事。《晋书?后妃传上?左贵嫔》：“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杨f之《洛阳伽蓝记》记洛阳“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后，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F竞。……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景教碑中的“仙境花林”与前词“众宝之山”一样，都不是专门的地理名词。
还有Ephraim说。此说由日本学者佐伯好郎（P.
Y. Saeki）提出。佐伯研究景教碑时发现，景教碑所列的75个叙利亚文和汉文双语人名中，有一人名叫“拂林”，其对应的叙利亚文字是Ephraim，因此佐伯主张汉籍中的拂H国应是“Ephraim的母邦”。正如有学者指出，景教碑上的僧“拂林”与作为国家的“拂H”只是偶然的音合，汉文史料从来没有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如德亚国”（Judea）；最重要的是，“拂H”之名在汉籍中的出现远早于景教徒来华，不能将较早出现的“拂H国”名称系于一个晚到的Ephraim上。
从总体上看，景教碑的发现虽给予中西交流，尤其是基督教入华史研究以诸多资料，但以景教碑提供的知识为基础对“拂H”名称的语源进行考证，方向偏颇，大多并不成功。
在音韵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最为圆通无碍的观点是Rum说。此说相对晚出。最初由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白鸟在1904年于《史学杂志》十五编第四、五、八、十及十一号连载长文《大秦国及拂H国考》，其中涉及拂H名称起源问题。白鸟接受沙畹所谓“拂H”之名闻自突厥的见解，认为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突厥、蒙古、满洲、朝鲜、日本）都忌以R开头的发音，故在以R音开头的字前加上A、U或O等韵母，以方便发音。Rum（Roma）一词在突厥语讹转为Urum,汉语遇到以A、U或O为首音的外国文字，通常以wo、wu、ho、ha等轻音母译出，所以汉语将Urum译为wut-rum，w与f都是唇音可以互转，wut-rum转为fut-rum，即“拂H”。
1908年，法国学者布洛歇（E.
Blochet）也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罗马说”。他不同意夏德的观点，认为以Bethlehem表示罗马帝国是不可思议的，从基督教史角度，Bethlehem的地位比不上热路撒冷（Jerusalem）；从语音学角度，“拂H”也不可能转自Bethlehem。布洛歇已经注意到Rum一词在东方语言中的讹化，如伊朗语（Pahlevi）作Hrum，亚美尼亚语作Hrom，由于h、f可以互转，所以Hrom可以转为From。他以汉语典籍中“佛郎”对Frang的事例，说明开头音f译为单独一个音节“拂”，同时以蒙古时代和林（即哈剌和林）与（Kara）-Korum对译的例子说明Rum可译为“H”。布洛歇与白鸟二人发表论文的时间相距不远，布洛歇是否受到白鸟观点的影响，不得而知，但白鸟的论文是以日文发表，欧西学者大多不懂日文，接触其研究成果的可能性不大。二人视角的相似或相近，应视为英雄所见略同。
1914年，杰出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沿着与布洛歇相同的路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伯希和认为，东罗马帝国的别名Rōm是以Frōm的形式被转为汉语“拂H”一名的。Frōm的首音f并非汉人加上去的，而是既有的；亚美尼亚语称Rōm为Hrom（Horum），中古伊朗语帕列维语（Pahlevi）中称之为Hrōm。中亚波斯方言习惯上h转为f，所以花拉子密语和粟特语转Hrōm为Frōm（Furum）。伯希和还列举三个佐证。一是486年在中亚谋夫（Merv）召开宗教会议时有Fromi教士出席，此例表明该教士为罗马人，相当于日后的Rumi一词；二是公元8世纪突厥《厥特勤碑文》中有一国名Purom。突厥语中无f、ph音，所以Frōm转为Purom或Porom；三是西藏、蒙古有著名诗篇“Phrom的Gesar”，Gesar即Kaisar的讹音，Phrom则是Rum（Rōm）的转音。换言之，Rum（Rōm）转为“拂H”的过程是，Rum（Rōm）一词进入亚美尼亚语演变为Hrom（Horum），伊朗帕列维语变为Hrōm；进入花拉子密语和粟特语转为Frōm（Furum），最后进入汉语转读为“拂H”。伯希和以其深厚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使“拂H”名称的起源得到较系统的语言学上的论证，因而使Rum说的说服力大为增强，同时也使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更高的阶段。
1919年，劳费尔（B.
Laufer）出版名著《中国-伊朗编》，基本赞同伯希和的观点，但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劳费尔认为，其转化过程应为：Rum（Rom）先转为Rim，根据是，目前俄语里的Rum为Rim，波斯帕提亚语中的Sairima与帕列维语Rum是同一个字；中古波斯语rima或rim进入中亚语言（或许为帕提亚语）后转为Frim或Frīm，再转为汉语即“拂H”。劳费尔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大概是因为他对汉字“H”比对Rum抱有疑虑，所以要从rīm这个音节中寻求“H”的渊源。其实这个比对是不成问题的。
年间，白鸟库吉发表《拂H问题的新解释》，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汉文“拂H”名称转自Frōm的观点重新加以申说，进行了细节上的论证，使Rum说更具说服力。在这篇长文中，白鸟重新肯定了他本人从前的见解，也肯定了伯希和的观点，但对劳费尔的见解则表示了异议。白鸟赞同伯希和所提出的《魏书》中的“普岚”即“拂H”异译的见解，认为“普岚”二字古音读作p’uo-l&m，“岚”的读音中并无lim音，如此则劳费尔主张的“拂H”为Frim（Frīm）对音的观点并不正确。由于“F”音作为一个单独音节在汉语中读为“拂”毫无疑义，故“拂H”源自Frōm（Furum,
Forom）的说法能否成立，关键是róm或rum能否音译为“H”。白鸟举例说，蒙古汗国首都和林即哈剌和林，原名Qaraqorum
(Karakorum),又作Xaraχorum，《元朝秘史》读作“和剌豁鲁”，（在―删去）欧洲使节柏朗嘉宾记为Caracorom，卢布鲁克记做Caracorum，马可?波罗记做Caracoron，可见rom、ron与rum均可对应为“林”(“H”)。至于Frōm（Furum,
Forom）与“普岚”的对应问题，白鸟举出Lumbini的汉译例证。Lumbini
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汉文典籍中分别译作“临”、“岚毗尼”、“岚@尼”、“岚毗”、“蓝毗尼”、“林微尼”、“流弥尼”、“流衬”、“龙毗尼”等，可证Lum对“临”、“岚”、“蓝”、“林”、“流”、“龙”等，实在是由于汉语文字不能用单一字标出此音，只能用此类音似的文字；其结论是，“拂H”名称来自Rum的伊朗语转音Frōm（Furum），“隋唐时代华人之用‘拂H’、‘拂林’、‘拂临’、‘拂懔’等文字译音，魏代华人只用‘普岚’二字译音者，推原其故，亦不过因rum一音节不能使用一个适当文字标音，始有此结果而已。”
不过，伯希和、白鸟等学者虽将“拂H”之名的出现提前到南北朝时期，但没有注意到《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前凉录，凤嘴外，还》更在此前的记载，即张轨时（313年）“西胡”献拂H金胡之事。沈福伟虽注意到这一条记载，但他接受polin说，将这里的“拂H”与君士坦丁堡联系起来，使自说陷于牵强难圆之境。盖拜占庭改称君士坦丁堡发生于330年，此后才成为罗马帝国的东方明珠，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能以polin（πόλιν）之名外传，也不会发生于330年之前。
从Rum说的角度，《前凉录，凤嘴外，还》提及“拂H”名称则不成问题。公元初的两个多世纪，是罗马帝国向外扩张尤其是向东部扩张最力的时期，一度到达两河流域，其东部版图规模就是在此一时期奠定。3世纪危机以后罗马帝国西部势力逐渐衰弱，并于
476年覆亡于日耳曼蛮族入侵的洪流。帝国西部的覆亡凸显帝国东部的重要地位。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帝国东部，融会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东正教和罗马政治观念以及东方（如波斯）文化因素，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表现出自成一格的独特性，形成一个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新型帝国。但对东部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而言，这个东部帝国仍然是罗马帝国的正统，承续着帝国的光辉和使命，故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民众自称为“罗马人”，新都“君士坦丁堡”称作“新罗马”。
对于东方各族，特别是波斯而言，帝国东部的继续存在，象征着罗马帝国仍然存在。所以，从公元1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影响一直是持续的，东部帝国的振兴不过是此前数世纪罗马帝国影响的延续，“罗马”仍然是一个响亮的名号。
《前凉录，凤嘴外，还》提到的“西胡”应即粟特人。粟特人是伊朗人种的一个分支。从公元前1500年他们就生活在中亚的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亚历山大东征时在河中地区的胜利，导致粟特人向东部迁移，从河中地带到中国西部边境的广大地区，粟特人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据点。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两次西域探险以后，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进，建立许多侨居地和商业据点，成为联系中亚和中原腹地的最主要的中介（人种―删去）之一。4世纪初，在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已达近千个。3世纪中叶以前，粟特人向西部的扩张受阻于贵霜帝国。3世纪中叶贵霜帝国灭亡，粟特人获得向西发展的大好机会，成为丝绸之路上商业活动的主导者。伴随着粟特人在东西交往活动中的活跃，粟特人将“罗马”之名以“拂H”（Frōm、Furum、Forom）的音读方式传入中原腹地，进入汉文文献。
拜占庭帝国以罗马帝国的正统自居，与外族交往中当仁不让地以Rum自称，使“罗马”之名传布于四方。这方面的例证颇多，此处可列举显例数则。例一，6世纪初叶拜占庭帝国商人科斯马斯（Cosmas）记载，5世纪末一位拜占庭商人索帕特鲁斯（Sopatrus）从海上经商到锡兰（斯里兰卡），与锡兰王见面时被呼为“罗马人”。例二，波斯萨珊帝国的“王中王”对拜占庭皇帝的称呼quaisar
i Rum（“罗马凯撒”）或βασιλεύς
Ρωμαίων（basileus
romaion，“罗马皇帝”）。例三，576年拜占庭使节瓦伦丁出使西突厥时，无论是瓦伦丁一行还是突厥人，都是以“罗马人”（Ρωμαίοι）称东罗马帝国使节。例四，即使在东罗马帝国失去控制的领土如小亚，也常常被外族称为Rum（Rumi）。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卷上称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下的小亚作“芦眉国”；奥斯曼土耳其人取代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小亚后，《明史》卷332称这一地区为“鲁迷”。“芦眉”、“鲁迷”均为Rum（Rumi）一名的异译。可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方向上，东方各民族对东罗马帝国、甚至其旧壤的称呼，都脱不开“罗马”这个名称，只是经由不同民族传播，这个名称的读音发生变异，导致同一名称书写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对于拜占庭帝国事物，隋唐时代的中国史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记于“拂H”名下。
从历史事实和音韵角度，Rum说做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较之其他学说更具优越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的证据也愈益充分。它获得很多学者的赞同，被广泛接受，是不难理解的。
以上介绍见K.
Shiratori, A New Attempt at the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15, Tokyo: The
Toyo Bunko, 1956, pp. 186-187；中译本见白鸟库吉：《拂H问题的新解释》，《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1939年，第258-259页。
J. Edkins，Fu-lin,
a Persian Word,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1 (1886), pp.109-110.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页。
岑仲勉：《课余读书记》，《圣心》1933年，第2期，第12-13页。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74-675页；《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3-224页。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第229页。
杨宪益：《汉武帝与拂H》，载氏著：《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46-249页。
E. Bretschneider, Notes on
Chinese Mediev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 Chinese Recorder, vol.
IV (1875), p. 8, note 31.
E. Bretschneider，Medieval
Researches, vol. I,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910, pp. 143-144, note 391.
张星R：《拂H原音考》，《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1-187页。
Jacquet, Origine de l’un
des noms sous lesquel l’Empire romain a connu a’ la China, Journal
Asiatique, 2ème série, IX, 1832, p. 456 M. Pauthier, Examen
méthodique, Journal Asiatique, 3ème série, VIII, 1839, p. 398,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
I,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 p. 44；IV,
p. 8, note 1.
E. Chavannes,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ou-kiue (Turk) Occidentaux, T’oung P’ao,
vol. 5 (1904), pp. 38-39.
又见沙畹：《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304页。
冯承钧：《拂H考》，参见《景教碑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6页。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7页。沈福伟与齐思和观点略同。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白鸟库吉：《大秦国与拂H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49页。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sic & Münich,
Shanghai-Hongkong, 1885, pp. 283-293.
中文译本见朱杰勤：《大秦国全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F.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0
(), pp. 1-31; vol. 33 (1913), pp. 193-208.
P. Visdelou，Monument
du christianisme en Chine, Supp. à la Bibl. Or. de M. D’
Herbelot, 1780；参见K.
Shiratori, A New Attempt at the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ibid.,
刘增泉：《古代中国与罗马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马小鹤：《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123页。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6, p. 78.
M. Kordosis, The name Fu-lin (
= Romans), Istoricogeographica, IV (1994), Ioannina-Thessaloniki,
白鸟库吉：《大秦国与拂H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38-40页。
E. Blochet, Notes de
géograghie et d’histoire d’Extrême Orient：Fo-lin
= Ρώμη,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3 (1908), 2ème série, pp.
359-366. 张星R认为Blochet坚持Rum说“并无证据”，此论不知何本。参见氏著：《拂H原音考》，《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79-85页。
P. Pelliot, Sur l’origine du
nom de Fu-lin, Journal Asiatique，1914,
pp. 497-500.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2-263页。
《东洋学报》第19卷（1931年）第3号，第20卷（1932年）第1号。中译本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243-331页，但其中后一部内容付阙。英译本见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15, pp. 165-329.
《魏书?高宗纪》：太安二年（456）十有一月，“哒、普岚国并遣使朝献”；和平六年（465）夏四月“普岚国献宝剑。”同书《显宗纪》：皇兴元年（467）九月“高丽、于阗、普岚、粟特国各遣使朝献。”
白鸟库吉：《拂H问题的新解释》，《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259-269页；英译本见K.
Shiratori, A New Attempt at the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15, pp. 193-195.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85页。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82.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2,
3-4 (1948), p. 608.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p. 606.
J. W. McCrindle, tran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New York: Burt
Franklin Publisher, 1897, p. 369，note
E. K. Chrysos, The Title
Βασιλεύς in Early Byzant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mbarton Oaks
Papers, No. 32 (1978), pp. 35, 70.
R. C. Blockley, trans.,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man, 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Publications) Ltd, 1985, pp. 171-173.
M. Kordosis, The name Fu-lin (
= Romans), ibid. pp. 171-178; L. Boulnois, The Silk Road，p.
159, note 2;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 128；克里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5-76页；夏鼐：《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第3-4页；张广达：《拂H国》，《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版《中国历史》第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33-234页。
编辑：李花子
　相关文章
未找到相关文章。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