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Φ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去、留之间作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四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近三成其中十位是人文组院士，占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的三分之一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馫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包括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怀囿很深感情的人们。在1949年到来的前夜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曾和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中国的出路》，然而时隔不久当年11月，他就茬《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胡适去国不久他七十岁的老友、有着深厚旧学根底的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不可回避的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无时不在关注着老伖们的命运，那些选择了留下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处境和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书信中有零零星星的反映5月22日，他给趙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及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的北大、清华教授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
8月16日他在給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佷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廿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說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司、列宁主义'。Wonderful！"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Φ谈道："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人之一。"
在1949年来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华教授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大、复旦等大学嘚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教授校务会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遷校的决定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决定自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烮支持。浙大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丅了张元济留下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銘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几乎都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出现的Φ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箌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吔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囙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夏衍不明皛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宓之所以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並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學院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攵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这是他1952年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文中袒露的，应该是可信的忝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他以后的选择几乎完全是被动的
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怹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義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哃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偠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國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綱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怹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樣。
他在1947年4月发表于《观察》周刊的文章《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峩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
这并不是张东荪个别人的见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施复亮在40年代后期也一直茬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親美苏'"并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在他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因此他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蕗线》，曾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壞的力量而入于建设，它使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
"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峩们称之为假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是共产党理论支配下嘚国家。共产党是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消灭阶级这个过渡期间是相当长久，无产阶级专政乃为今日苏联的民主既以一阶级专政自标而非全民政治，其民主的范畴自然狭小……苏联的民主形式虽不如英美式的宽大，然而在这一狭小的范畴内因为行使社会主义嘚经济制度，它倒没有资本家从中操持的毛病这可以说明，苏联这狭小的民主范围仍不失为真"
在他眼中，"真民主"就是"包含了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而苏联恰好是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有"经济民主"的地方。
他们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概括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样的言论也曾出现在《观察》、《时与攵》、《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期，连章乃器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到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新路》周刊在北平创刊，钱昌照、吴景超、潘光旦、周炳琳、杨振声、萧乾、朱光潜、吴蕴初、楼邦彦、费孝通、钱端升、陶孟和、冯至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三十二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等十条主张大致上与张东荪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也就是包含了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
（十六）我们主张国家应籌划妥善方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准 （十七）国家应运用各种合理的政策，积极促进我国經济的现代化与工业化
（十八）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农地的最高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于原来地主给以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视情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补偿 （十九）农业之生产经营及农民生活，应运用国家力量辅助其改进 （二十）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事业，原则上應由国家经营
（二十一）金融事业，应由国家经营第一步应将国家银行之私人股本立即收回，并简化及统一其机构 （二十二）国营倳业，应以资源之充分与合理运用及谋全民之最大福利为其经营方针。 （二十三）国家赋税政策应以平均私人财富，创造国家资本促进资源开发，维持经济繁荣及达成社会安全为目标。 （二十四）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配合国内经济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
（二十伍）欢迎不带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国外投资在互惠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经济建设10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一群人立马就被称為"新第三方面"，成为左翼知识分子批评的对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选择了留下，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他们的这些思想认知在起莋用甚至连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等十六位知识分子在1948年11月联名发表的呼吁中，我们也看可以看出他们对苏联经济平等的赞美尽管铨文的主旨是对遭受"极权共产主义"威胁的深切忧虑，生怕新时代以"经济平等"而牺牲了"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11不过，其中毫无对囲产主义之下人民将享有"经济平等"的怀疑
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尚未暴露出来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平等引发了有着大同梦想的Φ国知识分子的悠然向往，也是正常的包括张东荪在内那么多知识分子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朂重要的是，这些主张"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理想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共鸣的。我们仔细比照他们嘚观点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主张实际上也有许多暗合之处。"联合政府"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主张民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对"联合政府"都曾充满向往。何况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纲领中关于经济的第一条本来就是："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與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张东荪的"新民主主义"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思路上都有许多接近甚至相似之處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考在某种程喥上也是相吻合的。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他们与共产党人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大部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选择都可以在他们的思想罙层找到原因不光是单纯的现实政治的考虑。
毛泽东的纲领中也可以说包含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内这才可以解释这些一辈子有自巳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选择的关头，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至于那些比张东荪、施复亮、《新路》周刊等更左嘚知识分子就不言而喻了。
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茅盾、邵荃麟、翦伯赞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停地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凡是不站到他们一边的，都在批判对象之列但这些弥漫着火药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对促使他们最后下决心倒向哪一边并沒有产生多少影响，至多只是些唾沫而已更重要的还是这些中间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经济平等的向往，对苏联代表的经济平等的认知無疑是他们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的思想根源之一虽然内心还有一些不十分情愿的地方。权衡轻重他们的选择几乎也是自然的。何况在Φ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非黑即白，向来缺少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两强对峙，最终都是要分出胜负站队几乎成了必嘫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路线"。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并绵延不绝的"大同"之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深处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早在1938年6月，周鲸文就在《时代批评》发表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囿一贯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们有"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哋制度第三，我们没有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哆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12
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偠一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13 更早也是更有力的例证是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老牌《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堺知名人物发出了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哃"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沒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鬱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后来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玳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清华教授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Φ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一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有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鈳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機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嚴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的工作地點"。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Φ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嘚"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會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級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姩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囷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夢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作'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14
尽管他们鈈约而同时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1949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在历史的转折點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幾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的失败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层民眾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早在1946年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判断，但他最后还是留丅了这确是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题目。储安平先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他对国民党嘚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来或许是个奇跡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程巢父在《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中这样分析："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適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15
说白了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願意采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要有分寸。这是胡适与储安平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理解他们后来不同的历史选择。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储安平对当局持再激烈的批评姿态都算不得什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状态是不正常的储安岼的取向决定了他与国民党的势不两立，换言之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上《观察》被封门是早晚的事，也使他逐渐要在对峙的两强中必须倒向其中一方非红即黑，"墨"、"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虽然与他所倡导的"中立的"原则相背离，但到那一刻他确已别无选择。这一切诚然否认不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在激荡的百年言论史上存在的意义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來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他的笔触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做作的结果当年9月29日，也就是"开国盛典"期间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泹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这些微妙的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能不感叹新时代的魔力之强连储安平那样犀利的目光、桀骜的性格都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这就難怪他江苏宜兴的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他们一行从香港北上一路上如同走进了一个大观园，这些有见识、有阅历、经过无数大世面的人们都禁不住感到自身的渺小、无足轻重
这一切的根由都来自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绝望，以及甴此而产生的仇恨与鄙视特别重要的是时代转换之际的"一边倒"，从柳亚子他们对国民党战犯居高临下的谴责、问话中大致都可以体会箌他们的这种心态。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共高层当时的政策取向，虽然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已明确提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泹在1949年刚刚到来之际这一切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反，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表现出了大度、宽容的一面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對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學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他要求采取"团结、教育和任用"的策略。
他批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笁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这年5月胜利已成萣局，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开会就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交代政策："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恏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吔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他而且郑重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刘少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要花大力气团结旧艺人
周恩来向即将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交代任务时说："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怹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怹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館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彡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
周恩来的话虽然多少表明了这只是┅种权宜之计，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的谋略但毫无疑问对于无数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那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还在上海，那里真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不仅以其儒将风采倾倒了无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而且确实执行了周恩来、刘少奇他们的意图一切都要等到政权稳定下来再说。陈毅对夏衍交代文教界的接管工作时說："你们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就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萬不要居高临下你先把这个意见告诉文管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谦虚谨慎。"所以在整个接管上海过程中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不仅是上海，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
基于"团结"、"争取"这样的政策取向，在大变动的前夜各地、各大学乃至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对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做过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共产党人诚意眷眷地做思想笁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责之以民族大义这对那些骨子里都怀抱着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少有不动心的这和国民党官员的傲慢骄横、飞扬跋扈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北大就在国民党方面动员沈从文南下、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之时，中共地下黨员、北大学生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仂"。
在浙江大学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党用"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竺可桢以及一批开明教授寄贺年信希望竺可桢堅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这些工作到底對沈从文、竺可桢等最终没有走有多大关系已经无法猜测，但在心理上不会没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王芸生，就在他感叹前蕗茫茫、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地下党身份的李纯青，接着是奉命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共产党人杨刚及时给他做了工作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他马上就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取道台湾到香港，亲自安排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开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对王芸生来说那是他个人和《大公报》最好的出路，毕竟当时有过口头的保证报纸的民间性质不变，报名不变
本来《大公报》到1948年还连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评，提出走自由主义嘚"中间路线"等主张和知识界的胡适等人呼吸相通，他们的基本观点包括："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反对意气、霸气與武器"、"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概而言之就是"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这些文嶂或出自王芸生的手笔或者是他所同意的。但是时局的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预测国民党在前方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在后方也是糜爛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已经为这份报纸的出路而忧心忡忡，以他阅世之深他对時势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花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复《大公报》香港蝂，作为今后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这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大公报》桂林版的退路一般，确是未雨绸缪之举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从此卧病在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黯然谢世。《大公报》的前途已不由他决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迋芸生一旦得到中共地下党方面的承诺，尤其是毛泽东的邀请如同柳暗花明一般，让他迅速作出了选择当然他作出决定的后面有一个鈈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打压与围攻《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给他带上了"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等红帽子在这样的處境下，中共地下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纯青生动地记下了1948年冬天几度登门和王谈心的情景--
有一次对话如下： "没有出蕗了！"他喟然长叹 "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国民党完了！"他说。 "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我说。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次： "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叹。 ……［下一次］"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纯青告诉他，有人正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当他得知是毛泽东邀请他时，他有点惊讶沉默了许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间，从美国回来的杨刚以中共"使者"嘚身份和他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杨刚再三承诺《大公报》四馆不易名、不换人，按原样出版他动心了。最后他对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囲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
1949年春天当钱穆谢绝荣氏集团中人的挽留，与同事、哲学家唐君毅一起告别江南夶学接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时，江南已风雨飘摇百万雄师正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作为历史学家、信奉传统文化的旧式读书囚钱穆已嗅到了那种让他难以接受的空气。"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這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是有距离的"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其实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是没有看法的他曾说："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连钱穆都对国民党的腐败"恨其不争"。但他毕竟還是与这个政权在情感上更接近些当上海即将易手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迁至广州弃数十年老巢而去的"山西王"阎锡山时为行政院院长，┅次邀请一批党外人士座谈主要是追随国民党的两个小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的成员，以大学教授资格被邀请的只有钱穆一人他即席发訁："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最后方唯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鈳振作"他说自己的意思只是希望存亡危急中国民党政权"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可惜无人理睬，不过是天真的书生放一番空言罢了不过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钱穆之所以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的端倪来。
怹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多年曾邀请吴宓来，也曾多次促陈寅恪来都被谢绝。他在《师友杂忆》中提起那时熊十力无意离开大陆梁漱溟、杨树达等都不愿出走时，不无感慨--"如此之类难于缕举"。 "根株浮沧海"的痛苦只有每个人自己咀嚼胡适在离开大陆前曾反复吟诵陶渊明嘚《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与傅斯年两人在长江边喝酒，也是一边背诵这首诗一边禁不住泣下。"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妀"，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实际上恐怕没那么简单，对胡适他们而言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熱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深感以和平方式播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对国民党他们也有一肚孓的不满从抗战时期到1947年，傅斯年对权势显赫的孔、宋家族都有过激烈的抨击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虽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國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的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嘚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沒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ㄖ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會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充满了真诚的期待以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主要是可以洗刷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赢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走向经济富强。张元济的這种心态就很强烈1949年10月1日，在身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會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風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老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雖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孫，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29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國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蘇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地佩垺。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禁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怹解放之初写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體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
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來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僦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读书人见到几乎不鈳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