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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没有说“民主不好”的资格
“现代社会，人的政治本性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国家，国家的命令也是每一个国民应当服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民众和国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展开斗争，而只有言论是可以把那种理想性的原则拿来作为标准，能够要求世俗的国家也好，人民也好，都要以此为标准来改善自己，于是历史就会慢慢的前进。”
（减去袁训会的提问）
完蛋。不仅如此，这些话背后还有潜台词，那就是像中国社会现在这样挺好，中国政府不必过多去考虑民众福利。
（且在政治上也是高度民主自由）（有资料显示，中国在今年底就极有可能达到四万亿）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和理性仍旧是我们最需要的。西方国家是在启蒙和理性已经成体系，并且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这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在西方，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表达，而且是在整个体系已经固化，想动摇也动摇不了这个前提下，后现代思潮再怎么高谈阔论都没关系。汪晖这套东西，他拿到外国去说，我也没意见，但是拿到中国来说，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嘛！人家是吃肉已经吃腻了，减肥，我们这些贫农，这些打工的，连饭都没有吃，连馒头都吃不上，他却说要减肥，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越的专访时所言：“当你愤愤不平、你认为一个事情严重伤害你的时候，……我觉得要靠心中这样一种深刻的感悟和你自己生命的勇敢”，把自己“调试到”“最好的境界”。对这类
“自己走的路和别人不同，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相反，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当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走，保留自身特色也无可厚非。尽管走上这条路的，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它终究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而且一旦走上这条路，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很难退回去的，印度、埃及、俄罗斯都退不回去了。不能因为你走得不好，摔跤了，就说是路不好。”
你看说得多好。而一个人话说得好，不是因为别的，往往是因为说得有道理，说得符合逻辑。这倒是中国政府包括那些对内对外发言的人们需要学着点的。别一张口就让世人笑话。
更好的民主
8月28日《南方周末》“阅读”版刊载了单世联一篇好看的文章《“独特的”德国史》。
初读没什么特别感觉，读下去，渐入佳境。特别是读到谈匈牙利人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这本书时，无论是卢卡奇所言还是单世联的“读后感”，对我们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甚至有一种受到启蒙的感觉。单世联认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多是‘独特道路’论者。”然而，德国的近现代史告诉人们，所谓德国的“独特道路”是走不通的，不然希特勒也就不会失败。这种“独特道路”所走的结果，就是使人民丧失理智，推崇直觉，绝望之后产生轻信，这时，也就如卢卡奇所说，只会“期待奇迹的发生，盼望‘上帝派遣的天才’来拯救德国”，于是，这种“非理性主义终于在希特勒身上达到了它的恰当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卢卡奇看来，“希特勒的崩溃不是简单的失败，不是单纯的制度更换，而是整个发展路线的终结”。其实，完全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不仅是发展路线的终结，或许，真的一开始就错了。因此，虽然德国人无暇自哀，外人却不能不为其哀之。
那么，错在哪里呢？对比一下那些在英、美之后发展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史就可看到，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德国选择的是后者，而一些西方国家选择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换句话说，德国人没有认识到，无论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要比法西斯专政好。
“法西斯”是一个外来名词，在中国，说的最多的是“封建专制”。可再一想，德国的“历史局限性”实在不值得奇怪。法西斯主义点燃的二战战火又熄灭了大半个世纪，可直到今天，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或叫法西斯主义），难道不仍然是有意无意间实际上在选择或是倾向后者吗？也就是说，对于德国这种惨痛的教训，有些外人虽也哀之，却没有鉴之。
当然，德国似乎“错”得更早一些。当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西方世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成为流行趋势，德国人不知道这是西方有些人在已经获得了资产阶级民主之后，对现存的这一民主还有不满甚至“感到失望的一种表达”，是在要求“更好”的民主。而在还没有获得这种不是“更好”的民主的德国，不是先争取达到这一步，即也先实行这一尚有许多缺陷的民主（其实，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民主制度永远也做不到尽善尽美），然后再“感到失望”，再进行批判，反而把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看做是他们实现自己“独特”民主、走“独特道路”的一种障碍，并加以批判。
我们当然不能说德国人民天生就喜欢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不好”或叫不够完善的方面受到已经在享受着这种民主的人进行批判时，就以为这种民主真的不是好东西，因而不想要这个民主，或说想要“更好”的民主，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卢卡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即使在个别情况下主观上是真诚的，但在客观上也注定会在许多方面受到法西斯主义蛊惑宣传的影响。”而历史证明，正是如此。故容我在这里化一句“最高指示”并反其意而用之：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不去占领，法西斯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领；或者说，德国，不让资产阶级民主去占领，也就只好让法西斯主义来统治了。而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人们又能获得什么呢？
被认为是西方最保守的经济学者之一，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结论》中就这样说道：“现在（闵按：指苏联解体前），谁能在支配苏联一切的暴政和专制下看到推进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着：‘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在今天，谁能认为苏联的无产者的锁链比美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或德国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无产者的锁链要轻一些呢？”（第19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遗憾的是，历史，只能事后总结，而且正如美国左派代表人物，并被称作“当之无愧的领袖型知识分子”的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在“研究历史时，人们很难进行实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下面再引此书，只注页码），更无法还原。
不过，卢卡奇的这一“总结”不仅对当今有些国家或地区仍有着相当大的启蒙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当我们受到这启蒙后，就会更加冷静地看待近十几或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西方一些左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这些批判也早已被我们翻译出版。
但我们不能糊涂。
尽管那些左派所言也不无道理，可以说，那些左派都已经或者早就享受着被他们批判的东西，只是对自己享受的这些东西仍然不满，甚至在享受够了之后又“感到失望”，才去批判。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利用一些知识分子的狂热情绪在某一时期进行的欺骗宣传总结道：“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国家制造宣传，只要有知识阶层的支持并保证不出偏差，就能产生巨大的效果。这个道理希特勒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学到了，直到今日仍在被人们所研究。”（第187页）他还认为，“公平竞争”看起来是公正的，可过去的两个世纪，美英两国都“借此可以打垮任何竞争对手”（第21页）。又比如，乔姆斯基转引别人所言，“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大师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公司的经营策略及其竞争地位都一直受到政府决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并且‘1993年世界百强中至少有20家公司，如果没有各自政府的支撑，是不可能独立生存下来的’。当它们处于困境的时候，其损失不是向社会转移，就是被政府承担。……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惯例而不是政府的偶尔行为’”（第23页）。再比如，在乔姆斯基看来：“在全球性重商主义的背景下，贸易事实上只存在于少数公司之间有严格集中的交易中，他们采取的是‘富人的社会主义’形式。大型机构运用战略联盟的形式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联系在一起，在自己的王国内部专横独断，破坏民主决策，确保自己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只有穷国和被迫开放国门的国家才被教导要求遵循这些严格的规则。”（第24页）还比如，乔姆斯基说：“对于拥有超强优势的美国人民是‘正确’的东西，对于那没有什么余地的国家来说，也许恰恰就是错误的。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世界人民是正确的东西，几乎没有可能与政策的‘主要建筑师’们的计划一致。我们目前没有、以前也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构造未来。”（第26页）尤其“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民众并不希望争夺权力的任何一方统治他们，他们需要的是‘同他们一样的、知道他们需求的乡巴佬’。因为他们宣称‘不要爵士和绅士’，因为这些人不了解‘民众的苦痛’，只会‘压迫他们’。”（第28页）
凡上面所引，只能说明，那些左派无非是想看到一个比现存的更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到一个比现存的更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还像当年的德国一样，不明事理地也跟着去批判，甚至不再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那么，德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甚至完全可以说：殷鉴不远。
即使像卢卡奇所意识到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可能导致更高级的民主，或者就叫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但是，如果在连资产阶级民主都没有或不能实现的话，那么，还是不要忙着去想更高级的民主，直说，就是先选择这“资产阶级民主”再说。尤其在一个还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的国度，又怎么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观，更不提还总是张口闭口说资产阶级不好了。
历史已经证明，依靠无产阶级是清除不了封建意识的，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能先放弃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封建意识就会乘虚而入，甚至连法西斯意识也会招摇过市，大行其道。尽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左派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甚至超过了在20世纪初被称作“十足的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参见《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导言），我还是更愿意承认，且不说无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就住在“隔壁”，稍不留神，无产阶级就很容易越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封建阶级，而且无产阶级缺乏现代资产阶级所有的那些民主见识。这并非是说无产阶级不喜欢民主、自由、平等，而是由于历史加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无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那种进步的意识。这就好比一个叫化子不可能去想一个温饱无虞的人所能想到的某些有利于世道人心的东西一样。再拿1949年前的中国为例，今天的一个无产阶级，明天一有了钱，马上就去置地、买房产、讨三姨四太。这样，他昨天还是无产阶级，一夜之间竟成了封建地主阶级。据说刚“解放”时，有不少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感觉冤得很，其缘故，就是自己原本一穷光蛋，刚有些钱，刚买些地——可是“解放”了。
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表明，他们并非如此。
再说，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果真高于“资产阶级民主”，那么必不是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所追求的。然而，尽管据说，“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卢卡奇的晚年坚持“一个人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才能有效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可这却是一句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话。自然，如果当真已经发现比资产阶级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又有可操作性，我们不仅不会拒绝，还一定会手舞之足蹈之，非常乐于接受。我甚至想，资产阶级也一定会向我们学习——而事实上，资产阶级也一直在学。
说到这里，倒是让我联想到20世纪的杰出人物伯特兰·罗素先生，而就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言，他可是生在当今世界上最早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英国。把他有些话的意思，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些看法整理一下，完全可以与上面那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匈牙利人卢卡奇相媲美。
比如，（爱因斯坦也曾有类似思想（见《罗素文集》卷三，第37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
<span STYLE="mso-fareast-font-family: 楷体_GB1918（356页）（375页）（376页）（375页）——（358页）
（377页）——
（个人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以至今还只能借大半个世纪前什么人的话来批判今天的现状而集体感到“脸红”）
移居美国办手续，当他们家那个五岁的小男孩听说很快就可以去美国时，居然也激动得哇哇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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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41982200912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8251;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很多人理解的毛式平等是这种心理，但这能叫平等吗？显然不能。这样永远也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平等。&#8251;
，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自由人的平等。&#8251;（老闵甚至认为，事实上只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之间才有真正的平等自由）
因为虽然老百姓的思想里边还会有不少困惑和冲突，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以上访为例，到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还是选择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来维护新的权利，解决新的问题呢？实际上，通过这种类似于拦御驾式的上访是维不了权、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跟49
，&#8251;当然，对于过去是否存在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起义这回事，秦晖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这儿，我暂且还用农民起义这个说法，这个传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底层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者、游民这些人来推翻一个政权，继而达到改朝换代的目标。
49这个时候，最得益的就是那些大老粗，因为没有文化是最好的，越是有文化的单位就越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去管。
的例子，吃饭不要钱。其实这就是一种底层的平均主义，不要什么高层文化，甚至不要识字，认为不认字的人品德是最好的。
当然，也不是说，反腐一点效果都没有，毕竟，做总比不做强，而且反腐能够把问题揭开，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将问题看得更清楚。
当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走，保留自身特色也无可厚非。
这说明中国民众的观念还是陈旧的，总认为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不是好人。
，这就是康德说的唯一权利——
儒家就讲爱有差等，而且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等级体制，一个人怎么能跟他的父亲平等呢？&#8251;他连跟兄长平等都不行。有了等级，就要讲服从，也就带来了不公平了，而公平就是正义的一个重要意涵。西方国家小孩子，几岁的时候就有公平意识，遇到不公平之事他会发出抗议：“这不公平！”中国人则不讲这些，只讲忍耐、“顾大局”。所以，我说中国要想建立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法治是比较难的。
不管他是不是出于私心，选择维权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其实有的人要求并不过分，那些要求过分的，政府不理他，他也急，政府跟他说房子不拆了，他更急，因为他盖那个房子就是为了拆的。现在很多问题的关键都是不公平，一公平，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老百姓想得便宜，政府不讲理，说拆就给拆了，而且政府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漫天要价，有的确实是漫天要价，有很多。
。我在台湾的时候，发现一旦出现不公平的事情，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话。有次我去商店买一个旅行包，130
，比如，在学校里取消政治课，开公民课，&#8251;原来有人还提出过大学里面要取消党委，这些显然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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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了很多赌债
现在没能力还了
还有高利贷
债主天天要账 骚扰的他都快神经分裂了
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报警
丈夫欠下赌债(写的有欠条），因无钱偿还，李四强行开车抵债，开走后俩月不接电话，我说先借点还他，或者车卖了还他，李四说不给够钱不给车。我该承担丈夫的赌债吗，怎样才能证明是赌债呢，车我怎么才能要回呢？车是以我的名义在汽车公司分期购买的。户主现在是汽车公司，因车被开走三个月没还银行车款，银行追回后，李四在拿着欠条找我要债怎么办？
丈夫欠下赌债(写的有欠条），因无钱偿还，李四强行开车抵债，开走后俩月不接电话，我说先借点还他，或者车卖了还他，李四说不给够钱不给车。我该承担丈夫的赌债吗，怎样才能证明是赌债呢，车我怎么才能要回呢？车是以我的名义在汽车公司分期购买的。户主现在是汽车公司，因车被开走三个月没还银行车款，银行追回后，李四在拿着欠条找我要债怎么办？
我爸欠了赌债 要和我妈离婚卖房子还债 我妈也同意
我可以阻止他们卖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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